㈠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别
马克思认为商品之间按相同劳动时间的比例进行交换，就得出价值（交换价值）是一种人与人权力关系上的劳动。价值是一种与总量相关的理论，表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价格只是具体的成交价，即价值（生产价格）决定价值，价格因供求关系在价格上下波动。（这种均衡关系，是建立在非单一产品模型的以平均利润率为重心的社会支配秩序均衡上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表示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来源，即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劳动，用马克思的公式来表示，假设资本家用于雇用工人的工资或劳动力价值是4小时的劳动时间，然后资本家让工人工作8个小时，剩余价值是4小时，即8－4＝4。这样的推论看似简单，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即马克思所表述的，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而只是表示人们之间支配被支配的的社会（权力）关系，因而马克思的逻辑中根本找不到西方经济学中具体蛋糕生产中的边际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转化为剩余价值，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转化为以剩余劳动或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
这一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所要得到的结论，或者说是马克思所建立的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所在，即马克思抽象掉所有的其它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把价值归为劳动，价值量归之为劳动时间，由此来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而西方经济学认价格代表的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变量，价值是不必要的概念，被实物取代，研究加入了某种生产要素后，产出与个人偏好（效用）的相对关系。
即价格理论的逻辑，是建立在单一产品模型上的逻辑。（如市场均衡，供求均衡，而不是马克思的以平均利润率为重心的社会支配关系均衡，竞争形式也不同，西经的竞争形式是一种技术为主的竞争，而在马克思的逻辑中，竞争是追求更高利润率的积累式竞争。）
㈡ 概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论的一般逻辑构图是劳动一价值一价格：旨在确立生成规定上的对象运动的连续性假说。这导致马克思把价格归结于价值，把价值归结于劳动。这样就从经济形态的全领域中把握了生产和分配，同时揭示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发生。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价值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 马克思以他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本立论基础，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及其市场经济活动，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归根结底，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历史理论。
㈢ 急求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收入分配的积极因素是，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这些积极因素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同时收入分配领域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问题，突出的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另外，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包括工资支付不规范、工资提取不规范，分配行为不规范等等。
总的来看，目前收入分配的积极因素是，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这些积极因素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同时收入分配领域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问题，突出的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另外，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包括工资支付不规范、工资提取不规范，分配行为不规范等等。整体收入分配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等方面。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够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再分配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与世界接轨存在距离。必须指出，收入差距拉大与收入分配不公不是同一概念。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大，老百姓能够认同。引发不满的主要是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前者是体制外收入如行业垄断，后者是法制外收入如贪污腐败。这些收入均属不公正、不公平收入。对这类不合理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群众当然不满。
公平和效率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当平均主义盛行时，经济效率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物极必反，当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超过某个合理的界限时，这种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同样会影响到市场机制效率的发挥。
老百姓对收入差距拉大感到无奈
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收入的外部效应”，就是指一个人对收入的满足感并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同时也取决于他的相对收入，即他与其他人收入的相对水平。大多数人具有嫉妒型的偏好函数，别人的收入与他的幸福感“负相关”，别人的收入越高，特别是相对于他自己而言的收入越多，他就越不幸福，越感到痛苦和不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绝对收入都增加了，同时人们的收入差距也拉开了。差距的拉大意味着一部分人绝对收入可能并没有下降，但相对收入下降了，由此引起了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由于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不合法因素造成的，这更加剧了人们的愤恨与不满，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重要原因。美国史学泰斗汤因比曾经指出：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治愈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却有所增加。
90年代初期，城镇居民对收入差距过大曾经产生过强烈的不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1994年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贫富差距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被调查者的72.8％，认为一般的占12.6％，认为不严重或不太严重的仅占7％，而且这一看法在社会各阶层中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认为贫富差距问题严重的各阶层的比例，工人为75.3％，干部为80.3％，科技人员为71.4％，私营企业主占75％。各阶层对贫富差距的不满程度如此之高，当时曾经引起过社会舆论的高度重视。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城镇居民一方面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市场的理念和运行规则，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性有所认识；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的消磨，初期的强烈抱怨情绪现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了无奈的沉默。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占19.7％。
城市贫困人数大幅度增加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里人的日子比农村好过，因此除了少数传统“三无”对象以外，城市里根本不存在贫困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下岗职工问题日渐突出，中国政府经过8年的探索，推出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似乎只是一条装饰线，并没有真正完全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
据民政部2000年9月份提供给国务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会议的背景材料，2000年6月份实际处于城镇低保线以下的人口是1382万，而当时领取城镇低保费的只有303万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异？民政部的解释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我在调查时发现有以下几种情形：
（1）一些城市规定凡是处于劳动年龄以内的人（男，16－60；女16－55），没有工作的一律视为获得最低工资；
（2）一些城市规定凡是发不出工资或者没有领到下岗职工生活费的，一律认为是单位对个人的负债，视同已经领取；
（3） 有的地方规定，凡是女同志带有金首饰的家庭，不在发放最低生活费用考虑之列；
（4）有的地方规定，凡是家里有电视、电冰箱等电器的家庭，不在发放最低生活费用考虑之列；
（5）有的地方规定，凡是家委会反映经常吃荤的家庭，不在发放最低生活费用考虑之列；
（6） 中央企业的职工家庭，地方政府不管；
（7） 集体企业职工家庭很难纳入低保范围；
（8） 县城关镇以外的家庭不管；
这都是比较普遍的情形，实际的条条框框比这还多得多，有的地方人们称之为“12不准”，“16不准”。 城镇低保线在实际执行时控制得非常严格，从而把许多应该救助，而政府无力救助的对象排斥在城镇低保线以外。
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被严重低估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贫困线定得偏低，不能满足贫困家庭发展的需要，使得贫困家庭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归主流社会。
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美国大约有4200万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低线是1382万人，那么高线是多少？1992年全国总工会通过对5万名职工的调查，得出全国贫困职工家庭人口数超过2000万人。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根据他们的有关调查推算，中国城镇居民有近5000万贫困人口（洪大用， 1997）。如果不以户口为标准，而以实际生活区域为标准，这个数字还要更大一些。
截至2000年底，城镇低保覆盖面虽然为100％。但是实际救助对象只有320万人，仅占到城镇总人口的0、8％，这个救助面显然太窄。美国近10年来，每年享受贫困线救助的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4.5％，印度救助的人口为6％，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享受城镇最低生活线资助的城镇人口比例不应低于6％（绝对数2400－3000万人）。尽管实现这个目标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为此努力。
腐败愈演愈烈
不合法的高收入会带来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经营、寻租活动带来的高收入会严重挫伤合法权营者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人们守法经营的意愿，诱使更多的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疏通、行贿等寻租活动来增加个人利益，阻碍了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使经济运行长期处于紊乱，低效的状态。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被打破而新体制还未建立，这时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善，由此产生的混乱使违规者有大量空子可钻。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非法经营，利用政策空子谋私利，获得了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形成了一个利用制度不健全而致富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中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有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有私营、“三资”企业的经营者，有社会上的各类不法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相互勾结，权钱联姻，彼此利益紧密相连。这个利益集团人数不多，但对各级决策层影响很大，其能量不可小视。为了维护既得的巨大利益，他们会极力阻挠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以便混水摸鱼。
垄断行业令人发指
不合理的行业差距不仅不会调动积极性，反而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攀比，加大各行业单位增加个人收入的压力，导致个人收入份额扩大以及“吃利润”、“吃资本”等结果，造成用于积累的公共收入下降，使有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资本和公共物品减少，阻碍了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
联合国亚州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大陆和欠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后得出以下观察结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势头。事实上，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不公平的现状和不平等的机会起到了坏的榜样，助长了国民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综上所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拖了共同致富的后腿，而且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两头大，中间小”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敬而远之：“两头小，中间大”是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模式，我们必须为此奋斗。
㈣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论文)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著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著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 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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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著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 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㈤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剥削理论的一个应用
戊戌六君子是指中国历史上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实行“新政”结果失败，六个主要参与者被杀。他们是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
其实我国历史有记载的政治上共有六起六君子事件， 戊戌六君子是其中的第五起。
第一起：南宋宁宗时，右丞相赵汝贵受诬陷贬黜，太学士杨宏中等六人上书辩诬抗争，被充军五百里外，这是第一次见于史书的“六君子”。
第二起：在宋理宗时，丁大金专制用事，太学士刘黼，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陈宗上书揭发丁的罪恶，当时也被称为六君子。
第三，四起都发生在明朝。明熹宗时，魏忠贤阉党乱政，御史杨琏等70余人弹劾魏忠贤，结果杨琏，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死于冤狱。天启六年，魏忠贤再兴大狱，将周起元，黄尊素等六人下狱，酷刑处死。世人将杨琏等六人称为“前六君子”，周启元等称“后六君子”。
第六起：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如，胡瑛六人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充当吹鼓手，当时也被人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中国历史的“六君子”
中国史有记载的政治上的“六君子”事件，先后有六起。
南宋宁宗时，因右丞相赵汝愚受贵戚诬陷贬黜，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六人上书辩诬抗争，被充军五百里外。这是第一次见于史书上的“六君子”。
第二起在宋理宗时，丁大全专制用事，太学生刘黻、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陈宗等人上书揭发丁的罪恶，当时也称为“六君子”。
第三起是明熹宗时，魏忠贤阉党乱政，御史杨涟以及魏大中等七十余人弹劾魏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死于冤狱。第四起为明天启六年，魏忠贤续兴大狱，将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高攀龙、周顺昌、李应升、周宗建等逮捕。高攀龙投池自杀，周起元等六人下狱受酷刑而死。世人将杨涟等称为“前六君子”，周起元等称“后六君子”。
这第五、第六两起，则发生在清末民初，即戊戌六君子和“筹安会六君子”。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实行“新政”，结果失败，维新派林旭、杨锐、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杨深秀六人遭杀害。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授意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组成所谓“筹安会”，充当帝制运动的吹鼓手，当时也被叫做“六君子”。
历史上的这六起“六君子”，前五起都是或反抗奸佞、或励行新政的忠贞之士，唯有第六起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前五起“六君子”大相径庭。更令人玩味者，第五、第六起“六君子”事件，都与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相关。是袁世凯，出卖”戊戌六君子”，投靠荣禄、西太后，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也是袁世凯，导演“筹安会六君子”粉墨登场，以便他自己黄袍加身，然而却因此走向身败名裂的道路。
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同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同
一、具体研究对象不同。
不管是马经还是西经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但是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或者说切入点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存有不同解释，但是一般认为，马经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来研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相对来说，马经更侧重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其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西经更侧重对表层的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按萨缪尔森的规定，西经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当然，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这种具体研究对象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交叉的，西经也会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深层分析，马经也会分析经济运行。
二、研究框架不同。
贯彻马经的主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经正是联系生产力来研究该矛盾中的生产关系变迁规律。马经从商品入手，以严格的逻辑得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并依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分析了资本的产生；随后，把目光从生产转向流通，剖析了资本的周转、循环和流通过程中本质和规律；最后，老马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转向分配领域，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剥削的本质，并说“资本自从来到世界，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经那里，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
在西经体系中，以供求的现实矛盾为出发点和主线，供求理论为核心，“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来展开分析。依次提出弹性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构成了微观经济学体系。大危机和国家垄断资本的现实要求，脆生了从总体上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体系，也是以总供求理论为核心展开的，卢卡斯革命以后，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成为了主流。国际经济活动的实践要求，使得微观和宏观分析体系延伸到国际经济领域，构成了国际经济学。可见，在以供求理论为核心的西经那里，看不到马经分析框架中的价值、使用价值，更看不到剩余价值，看到的是由供给、需求、效用、成本、收益、边际、均衡等概念构成的不同的分析框架。
三、方法论上的不同。
从19世纪20年代左右的李嘉图悲剧以后到70年代左右的边际革命和《资本论》的问世这段时期里，经济思想领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一个亚当·斯密或者后来的凯恩斯式的核心人物，即使出了个约翰·穆勒，也不过是个折衷主义罢了。著名经济学家樊刚称这段时期为经济学的“真空”。可以认为，李嘉图悲剧后经济学的这种分化路径中，一个主要的不同在于研究方法上，或者说，经济学说分别走上了马经和西经的道路，这种分化是以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为前提。这种研究方法的进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和边际分析的数学方法。
从此，依哲学和数学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踏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并且越走越远，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当然，时至今日，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也开始走上融合，具体方法上，都遵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现代人也在为马经的数学化不懈努力，西经细想领域中也涌现出像哈耶克这样的哲学大师。
四、利益立场不同。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疑具有一定的利益立场。马经和西经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立场的学说体系。
马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企图证明商品价值进而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的，被资产阶级占有和享用的财富理应归工人阶级所有。西经继承古典主义的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即使出现了大萧条和垄断甚至国家垄断，自由主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了个凯恩斯，呼吁国家干预，这还是在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合理性，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就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像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更是自由主义的卫道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坚决捍卫者。
五、理论形成路径不同。
马经基本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合作的结果，《资本论》的真正创作时间，大概从1844年前后马克思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开始，到1865年底，结束第三部分草稿写作，1867年第1卷的出版，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加上60到70年代对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大概40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时间集中在1850年代到1880年代这30年的时间里。
而西经是西方国家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从1870年边际革命兴起，马歇尔的集成，到1930年代张伯伦等人对微观部分的最终完成，从凯恩斯对宏观体系的开创，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萨缪尔森的综合，再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卢卡斯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前后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正因为这种创作史的路径的不同，西经比马经经历了更大的时空跨度，呈现流派缤纷的特点，并且西经的体系在内在逻辑上不如马经。
六、结论不同。
以上谈了几点马经与西经的区别。不管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和研究框架的确立，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立场和目标来确定的。那么，以上种种的不同，最终汇聚到一点，就是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的不同。
马经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要进行革命，推翻重建。至于重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老马似乎也不太清楚，没有具体安排，只是提了提“科学社会主义”。总之，马经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的结论是，要推翻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建一个没有剥削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而西经的结论相反是非革命论的，具体又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保守派的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不用干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自动实现帕累托效率均衡。另一种是改良派的干预主义，即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推翻重建，倡导政府干预的改良措施，认为，只要发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行逆经济风向的干预措施，就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均衡。自由主义西经和干预主义西经在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存在分歧，正是这种分歧，促进了西经思想在20世纪的不断进步。但是，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西经，还是干预主义的西经，立场上和结论上都是和马经唱对台戏的，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西经。
㈦ 马克思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什么区别
前者是个人理论为主，后者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基石和指导，后面不断有人传承、补充和发扬光大。
用武侠来比喻，前者可能是独孤求败（个人），后者应该可以算是少林武当（名门大派）。
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意义是什么/
马克思是第一位把工业资本积累正视为经济增长中心的现象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把工业资本区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两部分，可变资本是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相当于维持工人及家人生存基本需要的费用。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由于存在收益边际递减规律，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收入分配将不利于资本所有者，资本的边际收益下降将带来利润的下降。
马克思对经济发展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从经济学角度，而且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中分析经济发展的问题。他的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等观点都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在近百年中，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概念在淡化，两极分化得到缓解，中产阶级已经出现，并且在成长壮大。这些跟马克思经济学都密切相关。
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
考研内容哦，呵呵，祝你考研成功，我当时考研时领航的老师是这样给我讲的。（读一次不一定能理解，你把下边的东西按顺序多读几次就会明白的）
简单的说：要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价值
1：劳动力价值：是工人为产出劳动力所投入的那部分价值,比如吃穿,教育等；劳动价值是工人生产所创造的价值。
2：工人要生产出价值，首先必须要产出劳动力（即吃穿教育等），产出的劳动力才能生产，创造出价值。
3：就是说：工人只是一个载体，资本家要通过这个载体创造出价值，首先应该给它吃穿教育等，然后再让它产出劳动力，并生产出价值。
3：就是说：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应该包括劳动力价值（吃穿用）和劳动价值（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这样就是等价交换。
4：但是资本主义工资制是：资本家说付给工人的是他们的劳动价值。但是实际上是付给的劳动力价值（即吃穿用教育等），实际的那部分劳动价值都被资本家剥削了（其中也包括了你熟悉的剩余价值）。
5：因为工人往往不知道劳动力价值，而只知道劳动价值，所以当资本家说工资是支付的工人劳动价值的时候，其实是用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代替了本应该支付给工人的两部分价值的总和。所以说，资本主义工资制掩盖资本主义剥削。
这种问题怎么说都会不好理解，多看两次，应该能理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国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我国经济建设
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首先要梳理好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关系。我在这里谈一谈我对这三者的一点基本看法： 首先，我觉得要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区分开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认识局限性，这是和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是传承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但却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开放的经济学、发展中的经济学，是在认识领域上的一门与时俱进的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的《通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马克思政府干预的观点，正因如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其面世时，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理论界对其不甚理解，以为是马克思的代言人，从而遭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界的猛力批判。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放性与发展性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其他经济学派所无法比拟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事实证明：从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科学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还存在不足，很多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努力完善。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赋予了我们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这也是任何一门经济学和其它科学所要面临的问题；其次，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下去，才能成为更科学的思想体系；再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要克服满目崇洋媚外的心理，在这方面，中国有沉痛的教训，如泛市场化引起的问题：教育市场化、医疗、住房等等。 另外，为了大家能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我引用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给我们讲的课的内容共大家思考：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是有显著区别的。下面以对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分析的思路与方法为例，对两者做一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