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

Ⅰ 如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我们要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必经之路。

现实意义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其一，这是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迫切需要。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分化调整特征更趋明显。发达国家为摆脱危机纷纷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结构性改革缺乏实质性举措，经济复苏曲折缓慢。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但结构调整步伐放缓，追赶势头有所减弱。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仍是全球经济重要引擎，但面临全球格局变化的新挑战，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在保持传统竞争优势基础上，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增强体制机制竞争优势。

其二，这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客观要求。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跨国投资目的地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国内国际经济的互动效应明显增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未来我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将更加紧密，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要求更加紧迫，必须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增强对外开放优势。

其三，这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要素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比较优势明显弱化。与此同时，我国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产业集聚等方面的能力持续增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和强化，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基础更加坚实。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为迫切，既需要通过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要素，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也需要通过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以组装制造为主的局面，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Ⅱ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什么建设为重点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信息来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积极扩大对外投资合作、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1、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我国总体上仍处于科技含量与增加值较低的环节，真正成为全球性企业的本土跨国企业数量还比较少。

2，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在基础设施、电力、工程装备、电信等行业积累了强大的产能、技术与经验。当前，随着欧美发达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全球价值链正在经历重大调整。

3、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企业可更好利用全球资源，进一步培育核心竞争力，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扩展阅读

“一带一路”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不断拓展合作区域与领域，尝试与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使之得以丰富、发展与完善，但其初衷与原则却始终如一。这是认知与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点与关键。

一、“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区域合作倡议，而非排他性、封闭性的中国“小圈子”。

1.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中国认为，只有开放才能发现机遇、抓住用好机遇、主动创造机遇，才能实现国家的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

2.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与愿景，“一带一路”以开放为导向，冀望通过加强交通、能源和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此来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

3.这意味着“一带一路”是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合作性倡议。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开放包容性特征是区别于其他区域性经济倡议的一个突出特点。

二、“一带一路”是务实合作平台，而非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

1.“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成为人类共有的历史财富，“一带一路”就是秉承这一精神与原则提出的现时代重要倡议。通过加强相关国家间的全方位多层面交流合作，充分发掘与发挥各国的发展潜力与比较优势，彼此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区域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在这一机制中，各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因此，“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具有平等性、和平性特征。平等是中国所坚持的重要国际准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基础。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才能是持久的合作，也才会是互利的合作。“一带一路”平等包容的合作特征为其推进减轻了阻力，提升了共建效率，有助于国际合作真正“落地生根”。

3.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和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属性，也是保障其顺利推进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就决定了“一带一路”不应该也不可能沦为大国政治较量的工具，更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

Ⅲ 从经济角度分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旧有市场早已被低效的国企、央企垄断了，只有构建新体制才能引入竞争。

Ⅳ 开放型经济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构建开放型经来济新体制是源城市国际化的突破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全面推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赵晋平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深刻内涵。
威海打造国际化的城市，就要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作为突破口。“威海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坚持沿海开放与沿边内陆开放联动互济，坚持制造领域开放和服务领域开放融合带动，坚持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相互促进，坚持贸易投资便利化建设和自由化建设两轮驱动，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将为打造国际化城市提供新动能和新优势。”赵晋平建议。

Ⅳ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形成什么的开放格局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版局”，“要以‘一带权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这是党中央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5)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扩展阅读：

对外开放战略举措：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工作重点。加强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间，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建立多层次的人文合作机制，推动人文领域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Ⅵ 我国为什么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一词之差，既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又意味着需要构建一套新的体制

“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主动。”日前，有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伴随我国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需要为未来几十年健康持续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谋划。
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依赖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谈道，作为一个GDP已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年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以上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今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利好正在削弱，新常态下其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强调，要看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联系。“改革进入深水期，要动很多人、部门的利益，困难在所难免。”邢厚媛认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可以通过全方位开放来促进改革，加快推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其实，以往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不规范的、支离破碎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认为，如今需我国通过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新机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等等一系列举措，来推进对经济体制各个环节、层面的改革，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谋求更长远的新‘改革开放红利期’，来助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的进步。”他强调。
从重招商到重制度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3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保持稳定的同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高达24.8%，成为外资眼中的“香饽饽”。
在邢厚媛看来，全球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60%左右，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与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显然，外资投资领域的这种变迁，可以“带动国内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符合高水平引进来的要求。”
因此，邢厚媛认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需要“从过去更加注重制造业的开放，转向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全方位开放，尤其是要分层次、有重点地着重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其实，此前成立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就已将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作为核心内容。近日，国务院又批准北京市这一全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级行政单位开放金融、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IT六大领域的试点，这是“我国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过去外资来中国主要看重的是要素成本优势，而现在则更多的看重中国市场，并且中国市场还在转型升级。”张燕生补充道，这就注定了中国会持续对外资形成吸引力，也就解释了在诸多不利因素作用下，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同比下降8%，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则保持增长3%的深层原因。
因此，新阶段，就需要政府“脱离以往注重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旧思维，转变为注重健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外资环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就需要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需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例如，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将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的内容纳入外资基础性法律。
“而对于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这些一般性内容，应该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由统一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将有利于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权威专家讲道。
另一方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外资管理体制，重在事后监管，我国需要适应外资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进行相应改革。”桑百川认为，通过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既能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还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外资活力。
当然，权威专家也强调，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全方位开放也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行业需要进行一定的安全审查这也是国际公认的惯例。我国现在需要做的是顺应开放趋势，修订完善安全审查的机制。”
健全“走出去”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巨大产能，并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并且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邢厚媛讲道，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需求下降，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贸易摩擦加重的现实，传统的对外商品贸易面临挑战。
“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都在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从传统的商品贸易转型为资本经营、跨国生产，这是大势所趋。”
“但是，‘走出去’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也是事实。例如，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依然缺乏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战略等等。”权威专家就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走出去战略的统筹谋划和指导，着眼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对企业走出去进行服务指导，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促进，“并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信用体系，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另外，权威专家认为，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也极为重要。这就不仅需要政府保障我国境外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还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以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因此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邢厚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企业自身也要进行战略系统升级，制定中长期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做好市场调研、依法经营基础上，满足东道国对中国技术、产能、资本的需求。
“同时，中国企业要创新对外投资的合作方式，采取分工合作，集群式走出去，以市场为导向，整合产业配套，形成合力，避免单打独斗。”
邢厚媛特别提到，由于部分投资国，尤其是部分不发达国家，其产业配套能力比较落后，单个企业在当地立足比较困难，企业抱团会相对容易得多。“目前，我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的众多合作园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模式。”
此外，邢厚媛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并且我国已经是不少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
“目前，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做好中观设计，做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接，为企业投资合作提供便利，营造更好环境，而企业则是更好的研究市场，确保实现盈利。”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要从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桑百川告诉本刊记者，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多途径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通过提出更多的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来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桑百川认为，“区域主义经济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重要平台的背景下，中国要通过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使得中国主张的经贸规则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桑百川看来，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依然是主渠道，我国要加以维护并坚持均衡、普惠、共赢原则。
“无论是联合国、WTO、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金砖国家、欧亚联盟，中国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主张，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此外，专家们普遍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能推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是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发挥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张燕生就认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可以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行动，理解中国的理念，能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既维护我国利益，又促进共同发展的意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一些国家正在着手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效对接，有的合作项目已有成果。”权威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宫超

Ⅶ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建设为重点……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Ⅷ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回引进来”和“走出去”更答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以开放促改革。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三个方面：一个是放宽投资准入，第二是加快自贸区建设，第三是加大内陆沿海开放。要构建新型经济新体制要有七个方面的工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全面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妥善处理大国经济关系，合理调整对外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对外开放的格局，“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扩进口与稳出口并重，这是未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Ⅸ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乘势而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现在，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机者如神，难遇易失。”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要努力扩大数量、更要讲质量，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新议题谈判。要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努力排除风险因素，加强先行先试、科学求证，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能力，筑牢安全网。要继续练好内功、办好自己事，加快市场化改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和政策，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把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Ⅹ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干部教育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一词之差，既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又意味着需要构建一套新的体制
“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主动。”日前，有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伴随我国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需要为未来几十年健康持续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谋划。
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依赖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谈道，作为一个GDP已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年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以上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今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利好正在削弱，新常态下其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强调，要看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联系。“改革进入深水期，要动很多人、部门的利益，困难在所难免。”邢厚媛认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可以通过全方位开放来促进改革，加快推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其实，以往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不规范的、支离破碎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认为，如今需我国通过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新机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等等一系列举措，来推进对经济体制各个环节、层面的改革，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谋求更长远的新‘改革开放红利期’，来助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的进步。”他强调。
从重招商到重制度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3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保持稳定的同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高达24.8%，成为外资眼中的“香饽饽”。
在邢厚媛看来，全球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60%左右，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与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显然，外资投资领域的这种变迁，可以“带动国内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符合高水平引进来的要求。”
因此，邢厚媛认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需要“从过去更加注重制造业的开放，转向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全方位开放，尤其是要分层次、有重点地着重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其实，此前成立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就已将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作为核心内容。近日，国务院又批准北京市这一全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级行政单位开放金融、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IT六大领域的试点，这是“我国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过去外资来中国主要看重的是要素成本优势，而现在则更多的看重中国市场，并且中国市场还在转型升级。”张燕生补充道，这就注定了中国会持续对外资形成吸引力，也就解释了在诸多不利因素作用下，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同比下降8%，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则保持增长3%的深层原因。
因此，新阶段，就需要政府“脱离以往注重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旧思维，转变为注重健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外资环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就需要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需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例如，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将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的内容纳入外资基础性法律。
“而对于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这些一般性内容，应该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由统一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将有利于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权威专家讲道。
另一方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外资管理体制，重在事后监管，我国需要适应外资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进行相应改革。”桑百川认为，通过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既能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还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外资活力。
当然，权威专家也强调，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全方位开放也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行业需要进行一定的安全审查这也是国际公认的惯例。我国现在需要做的是顺应开放趋势，修订完善安全审查的机制。”
健全“走出去”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巨大产能，并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并且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邢厚媛讲道，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需求下降，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贸易摩擦加重的现实，传统的对外商品贸易面临挑战。
“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都在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从传统的商品贸易转型为资本经营、跨国生产，这是大势所趋。”
“但是，‘走出去’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也是事实。例如，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依然缺乏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战略等等。”权威专家就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走出去战略的统筹谋划和指导，着眼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对企业走出去进行服务指导，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促进，“并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信用体系，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另外，权威专家认为，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也极为重要。这就不仅需要政府保障我国境外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还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以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因此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邢厚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企业自身也要进行战略系统升级，制定中长期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做好市场调研、依法经营基础上，满足东道国对中国技术、产能、资本的需求。
“同时，中国企业要创新对外投资的合作方式，采取分工合作，集群式走出去，以市场为导向，整合产业配套，形成合力，避免单打独斗。”
邢厚媛特别提到，由于部分投资国，尤其是部分不发达国家，其产业配套能力比较落后，单个企业在当地立足比较困难，企业抱团会相对容易得多。“目前，我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的众多合作园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模式。”
此外，邢厚媛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并且我国已经是不少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
“目前，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做好中观设计，做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接，为企业投资合作提供便利，营造更好环境，而企业则是更好的研究市场，确保实现盈利。”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要从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桑百川告诉本刊记者，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多途径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通过提出更多的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来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桑百川认为，“区域主义经济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重要平台的背景下，中国要通过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使得中国主张的经贸规则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桑百川看来，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依然是主渠道，我国要加以维护并坚持均衡、普惠、共赢原则。
“无论是联合国、WTO、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金砖国家、欧亚联盟，中国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主张，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此外，专家们普遍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能推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是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发挥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张燕生就认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可以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行动，理解中国的理念，能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既维护我国利益，又促进共同发展的意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一些国家正在着手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效对接，有的合作项目已有成果。”权威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