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A. 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宏观调控是为着经济市场稳定正常运行而制定，是与国民利益息息相关，是为了避免对国家经济受损，而不是针对政府，但是制约不利的市场规律因素，同样就是保持稳定，不产生混乱，这样来想到可以说是政府用政治手段来制约一些对国家不利的投资。同时这是普遍现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适用的。多去了解些资本国家曾因发展自由经济，凭着市场规律而自我调节，而不强调国家干预所导致的数次经济危机，你就会有深刻体会，宏观调控的重要意义。
1）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达到一定的目标。
（2）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首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要条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目标。促进经济增长是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中实现的。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
第二，增加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就业的情况如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是我国政府的责任。我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劳动供给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显得有限。因此必须坚持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长期将增加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落到实处，并严格控制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就业的增加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要增加就业，首先要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增加就业的基础。同时还必须提高就业弹性。为了提高就业弹性，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加快小城镇建设。
第三，稳定物价。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的波动是价格发挥调节作用的形式。但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对经济生活是不利的。如果物价大幅上升和通货膨胀，会刺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经济效益下降；如果物价下降和通货紧缩，则会抑制投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政府可以运用货币等经济手段对价格进行调节，必要时也可以采用某些行政手段（如制止乱涨价、打击价格欺诈），以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避免价格的大起大落。
第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交易所引起的货币收付或以货币表示的财产的转移。
⒈含义: 宏观调控是国家运用计划、法规、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⒉调控的主体:国家机关,主要是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⒊特点:宏观而不是微观,间接而不是直接。
⒋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
（1）法律手段，指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主要通过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进行调节经济；
（2）经济手段，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来影响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措施。主要方法有：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2、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规划、计划等，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
（3）行政手段，指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如利用工商、商检、卫生检疫、海关等部门禁止或限制某些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B. 国家政策是怎样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

这是国家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鼓励政策，相当于政策和资金扶持，体现了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关怀和照顾。

C. 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企业有哪些影响

1、企业发展在政策的引导下可以更直接、准确的了解政府的导向，也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市场，从而生产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因此，政府与企业之间又体现出相互依存的关系。

2、政府优惠扶持政策，涉及到了部门招商、税费减免、融资扶持、优化环境、用工引智等多个方面，直接或间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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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更多偏重于“门槛管理”，而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更讲究“信用管理”，政府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遵循市场规律，制定标准规则，加强监管和服务，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好服务。

国家围绕打造政府和市场“双强引擎”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大力推进“不见面审批”等“放管服”改革，发挥了为企业松绑、为创新除障、为公平护航的效用。

D.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与措施。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按照目前的GDP规模，未来几年中国只需保持平均7.2%的增速，可以实现这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概括起来，支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仍然存在五大动力。

第一是新型城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未来六、七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个一亿人口”的问题。通过将农民变成市民，拉动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消费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提振消费。

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里茨教授曾经讲过，如果把中国城镇化的机遇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相结合，就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个机遇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一机会。

第二是改革创新的红利。过去市场机制不健全，存在政府错位、缺位。市场分割，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各地方出于本位主义考虑，都在搞各自的发展规划，导致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竞争，没有找准自身产业定位和战略定位。

这种低层次重复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束缚了生产力，尤其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创造性也受到了极大抑制，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第三是技术创新的红利。中国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制造业、传统农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相当大，通过学习、模仿，并通过自主创新，把先进技术应用于传统行业，就会有很大经济发展提升空间。

比如，在精细化工领域，中国从韩国、日本等国进口，有将近1000亿美元的逆差；在高端制造业和能源进口领域，每年也要花掉将近1000亿美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进口替代，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四是人才红利。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才红利及时跟进。中国是人口大国，高素质人才很多，人才浪费十分严重。应该创新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作用，吸引海外华人归国，参与国内经济建设。

第五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如低成本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未来中国将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伴随中产阶级崛起，中国将形成一个巨大消费市场。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新的红利。

现在美元地位进一步加强，必须将人民币和美元绑定，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是好事，有利于巩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要让美国明白这个道理。在未来20年内，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要努力实现和中国经济、外贸、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相适应的地位，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美元、欧元、人民币，加上英镑、日元等货币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这一相对平衡格局就可以大大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外汇储备越多越好，顺差越高越好，这是错误的观点。同时，我们要盘活存量，通过10年或者更长时间消化，最终人民币国际化，不需要这么多美元外汇储备了。人民币走出去就是外汇，要适应这一新的人民币时代的来临。就是人民币既是本币，也是外汇，可以买世界上任何东西，这是中国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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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拉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多年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方传奇，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

2018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6%的较高增速，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超出预期，提升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国际社会公认，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之锚。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让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近年来，中国扩大开放的努力令世界瞩目。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又推出5个方面的扩大开放举措，与会各国工商界人士签署了640多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合作共赢的“蛋糕”越做越大。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今日之中国，既是品类齐全的“世界工厂”，也是规模超大的“世界市场”。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中国，释放着无尽的发展红利，对世界而言机遇无限，贡献更大。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挑战的形势下，中国秉持“和”“合”理念，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

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努力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E. 如何分析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F. 国家政策的出台会对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这里有篇相关的文章可以参考：http://biyelunwen.yjbys.com/fanwen/jingjiguanli/398418.html，打开就能看到。希望可以帮到你，内望采纳我的回答。容

G. 国家政策对经济的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刘铮）提取安全费用、提高事故赔偿标准、存回储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答……在加大隐患排查、治理整顿和责任追究力度的同时，国家更加注重通过制定并完善相关经济政策，强化对安全生产的导向作用。

这是记者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17日公布的《2006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要点》中了解到的。

“督促煤矿企业按规定提足、用好安全费用，实施、管好安全风险抵押金。在非煤矿山、危化品等其他高危行业逐步推行安全费用和风险抵押金制度。”安监总局今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

“出事赔得起、预防舍不得”是我国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将有助于建立安全生产投入的长效机制，引导企业主更加自觉地重视安全生产，加大投入，预防事故。

今年，安监总局还将配合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以下经济政策：以储量计征煤炭资源税费并与回采率挂钩；适度提高煤炭成本中资源、环保、安全、科技和劳动保险费用含量；减轻国有煤矿企业负担；完善电煤价格改革；推进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改革等。

H. 2016年影响国家经济的政策主要有哪些

2016年国经济的主要发展目标和政策基调已基本确立。总体看，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将以稳为主基调，强调供给侧供给，突出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的结合，强化市场的力量，保持政策的相对灵活性。
宏观调控：供给为主、需求为辅
近年来，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可能性增大。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内在因素，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即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面对的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因而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而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因此，宏观调控中需要综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使宏观调控从仅需求管理的一维政策，升级为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政策体系。首先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之间的组合，然后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内部和需求管理政策内部具体政策工具的组合。
针对2016年的经济形势以及稳增长的政策目标，虽然需求、供给二者都扩张，但扩张的力度不一样，需求方面是适度扩张，而供给方面则扩张力度较大，因此是以供给扩张为主的双扩张政策组合。
经济管理：坚持四项原则
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把握好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加强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备好用好政策工具箱。当经济面临滑出合理区间的风险时，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增长措施，以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坚持在区间调控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统筹施策、精准发力，推动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坚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一方面，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通过预调微调，搞好需求管理，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范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不断提高要素产出效率，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国内和国际统筹。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治理结构改革。
坚持改革和发展协调。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主动调控、稳中有为，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有力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要通过改革创新引导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着力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财政：降成本、优结构、促改革
2016年，财政政策一方面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促进适度扩大总需求，力求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消费税改革。
二是稳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坚决遏制各种乱收费，坚决不收“过头税”，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有更多可用资金;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
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按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重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创新公共服务方式，能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不再直接承办，能够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非基本需求主要靠市场解决。
四是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继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预算管理机制，将政府存量债务还本付息纳入年初预算，根据批准的限额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债务收支情况随同预算公开的常态机制。强化风险预警，督促风险较高的地区制订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新增债券安排与各地区风险程度挂钩。
工业：去产能、提效率
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化解过剩产能，与深化改革、企业重组、优化升级相结合。一是严控新增产能。进一步加大力度，根据市场需求，设定钢铁和煤炭等全国总量“天花板”。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技术改造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项目。二是淘汰落后产能。对环保、能耗、安全生产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或淘汰类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关停退出。三是优化存量产能。理顺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提高产业准入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促进企业产品升级，加快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转型转产。鼓励企业开展上下游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引导扭亏无望企业主动退出。四是开拓产能利用空间。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 +”、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走出去等，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五是创造新的就业空间，为企业人员转岗提供支撑，支持传统企业开展“双创”。
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加快结构升级步伐。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技改升级工程，支持轻工、纺织、钢铁、建材等传统行业有市场的企业提高设计、工艺、装备、能效等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扶持创新型企业和新兴产业成长。促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进一步深化，使得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推出旨在推进智能制造、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的多个行动计划。
货币：稳健、灵活、防风险
2016年，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增量，保持灵活适度，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又不随意放水。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继续运用抵押补充贷款、中期借贷便利、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继续加强对区域金融改革的支持。
推动金融市场规范创新发展。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房地产：去库存、促发展
在经济增速下行和高库存压力下，政府更加重视房地产在促进消费和拉动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政策聚焦于挖掘房地产消费潜能，鼓励需求入市，进而恢复并带动投资信心。2016年，将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的住房体制改革，把去库存作为房地产工作的重点。
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努力提高安置比例，将新安排600万套棚户区改造任务。实现公租房货币化，通过市场筹集房源，政府给予租金补贴。改进房地产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进一步落实地方调控的主体责任，实施分城施策、分类调控。
农业：由数量转质量，加快产业融合
当前，国农产品中低端供给较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农产品供给又明显不足。因此，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稻谷、小麦等口粮，保耕地、保产能，保主产区特别是核心产区的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农业生产将由数量为主，逐步转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更加满足消费者需求。
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农业支持政策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惠农政策由普惠向新型经营主体转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以农牧结合、农林结合、循环发展为导向，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建设现代的饲草料产业体系，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加快农业由生产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推进农业与旅游 、教育、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从单纯的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的拓展，大力发展比如像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农耕体验等等。
土地：有保有压、控制成本
为加强结构性改革，服务稳增长目标，2016年土地政策将强化去产能、去库存、降低企业成本、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等基调。制定配套政策，盘活企业存量土地，促进“僵尸企业”分类有序处置，稳妥安置分流下岗职工。以煤炭、钢铁行业为重点，加快去产能步伐。严把土地供应关口，三年内对煤炭、钢铁新上项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与此同时，综合考虑房地产去库存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施有保有压的用地政策。积极保障新产业发展用地，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各地可结合地方实际，纳入重点保障范围。以“先存量、后增量”的原则，优先安排新产业用地供应。多种方式供应新产业用地，差别化保障新业态用地，鼓励盘活利用现有用地。
深入研究降低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用地成本问题，合理确定地价水平，防止企业用地价格过快上涨、加重企业用地成本。创新企业用地模式，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出让方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对利用存量土地、荒废地开展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区域政策：落实总体战略，加强合作
支持各地发挥比较优势，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建设顶层设计以及各省(区、市)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实施方案，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面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支持三省市制定各自方案和支持政策，稳妥有序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协调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驱动发展和试点示范。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支持建立由北京市牵头的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市场要素对接对流、社会保障共建共享等重点领域合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认真组织实施即将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支持沿江11省市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协商合作机制，高起点高水平合作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沿江产业有序转移和优化升级，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推动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沿海沿江沿边全面开放。发挥长三角区域合作组织作用，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带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三大战略为引领，积极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等经济支撑带建设，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其他地区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做法，提高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水平。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支持有条件地区积极探索同城化。根据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探索建立毗邻省份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推动空间布局的协调和时序安排同步进行。
建立区域合作资金保障机制，创新利益分享与保护补偿机制，强化区域互助机制。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各地开展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加强区域合作的新路径、新方式，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丰富区域合作工作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