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品牌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陆』 浅谈"绿城""水城"等城市品牌建设对南宁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

鱼和熊掌怎么能同时吃，能有一个绿城都不错了，还贪心，到头来一个都做不好，广西那些**人员是扶不起的阿斗

『柒』 汶川大地震的地震波的传播速度大概是多少急······

对中国经济

“5·12”汶川大地震对2008年的中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在巨大的人员伤亡——根据官方数据估计，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超过8万人，37万多人受伤——还表现在财富受损、经济运行中断、社会系统运行受阻、数千万人心理受创，及其其他很多方面。汶川地震之后，国内外市场人士都高度关注：此次地震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许多研究机构给出了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来自对地震损失的不同评价，而判断差异则会影响到政府和相关企业在未来的资源安排或投资决策。在我们看来，如何客观、全面评价汶川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是必须首先面对的现实问题。

国内外机构普遍低估了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汶川大地震之后，国内外不少研究机构很快发布了地震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相当一部分评估报告是在48小时之内快速作出的。

如美林证券在地震当天（5月12日）就推出报告认为，大地震可能不会对中国经济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显著影响。相比今年1－2月的大雪灾，地震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小得多”，因为地震波及的面积较小，持续时间也很短。美林证券还认为，遭遇地震的四川省并非制造业中心，该省的生产总值仅占中国GDP的3.9%，四川省制造业产值占中国全部产值的2.5%。

德意志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四川省地震对内地宏观经济影响有限，因为这次地震的震中为四川汶川县，属于山区，只有少量的工厂和农业生产。然而，地震对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造成破坏，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暂时性短缺将推高受波及地区的食物及消费品价格。该行认为，地震后的灾区重建会有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但程度上较为温和。

摩根大通认为，虽然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但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有限，灾后重建可能还会刺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四川作为农业大省，养猪占全省农林牧渔总产值的近一半，地震可能会推高农产品价格，进而会加剧物价上涨形势。

其他外资机构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如雷曼兄弟认为，地震将略微削弱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长，不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地震对宏观经济最大的影响是增大了短期通货膨胀风险，随着重建工作的展开，有可能推动投资增长。但从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等历史经验看，地震不会对宏观经济层面的生产领域产生太大影响。法国巴黎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也认为，地震对宏观经济影响有限。里昂证券主席乐民信也认为，与今年1－2月发生的雪灾相比，地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

高盛公司则略显谨慎地指出，震后重建需求可能令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变得更加复杂。但从灾区的经济规模来看，如果总体宏观政策立场保持不变的话，该地区的重建对于全国整体需求乃至价格的影响应会较为有限。

国内研究机构也普遍认为，地震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大。不过，由于国内机构对国情的了解比外资机构稍多，因此对地震直接损失的估计要高一些，认为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远超年初的雪灾，并对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影响。

如中信证券估计，汶川大地震可能影响2008年全国GDP增长减少0.2个百分点，对于以两位数速度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影响显然不大。对工业生产的影响略大，约为0.3个百分点。地震将导致全国消费下降0.6个百分点，而灾后重建将激发投资，使全国投资增长上升0.3个百分点左右。中信证券还认为，地震对经济和企业盈利增长，只会在二季度造成短期负面影响，到三、四季度，一些领域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报告认为，地震对物价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预计，与年初中国南方地区发生的雪灾相比，地震带来的损失更大，特别是直接经济损失要大得多。年初雪灾造成的损失为1516.5亿元，这次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有6000亿元。范剑平认为，灾后重建将拉动投资增长，反而可能推高全国GDP增速。此外，尽管当地一些大企业生产受到影响，但其他地区为救灾加班加点生产，可以抵消这一负面影响。

西南证券则乐观估计，此次灾害造成的全部损失可能在1050亿－1900亿元之间，可能造成2－4季度经济增幅减少0.15－0.2个百分点。不考虑到其他地区可能受到的间接影响（如供货、销售环节影响和投资、财政支出方面的影响等），相关地区的间接经济损失可能在300亿－600亿元之间。

作为商业机构，券商和投行在地震之后快速推出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影响评估，这种迅速也许是客户所要求的。但从分析问题来看，这种迅速评估往往成为客户导向下的“急就章”，其准确性和全面性很值得怀疑。从地震至今的形势来看，上述机构都严重低估了地震给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对于地震这种复杂的自然灾害来说，损失评估的重点并不在于估算出几个数字，而是要对灾害影响的主要领域和范围、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

“破窗理论”无法全面评价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破窗理论”来源于法国人巴斯夏在19世纪50年代讲授灾难经济时举的一个例子：如果房屋上的一块玻璃被打破了，这固然会造成经济损失。但为了修复窗户，人们必须去安装新的玻璃，这导致对玻璃的需求增加，并拉动与此相关的其他产业，从而最终创造出新的GDP刺激经济。

“破窗理论”最近一次在中国流行，是在1998年中国特大洪水之后，当时不少人引用“破窗理论”来分析水灾对经济的影响。然而，当时有一个特殊背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掉到8%以下，面临滑坡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而特大洪灾的出现，使得灾后重建的任务大大增加，客观上恰好与宏观经济的背景相符，因此也使得“破窗理论”在国内流行起来。

在国内外多家机构对地震后中国经济影响的评估中，都能够看到“破窗理论”的影子。最典型的是，各家机构无一例外地强调灾后重建对生产和投资增长的拉动，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会抵消地震的负面影响。

但在我们看来，用“破窗理论”来评估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甚至有可能低估地震的负面影响，误导宏观政策的方向。

“破窗理论”最大的局限是：只考虑到灾难后经济活动的增量变化，而没有考虑到存量财富的损失。灾害的发生首先是对过去积累的社会经济财富的重大破坏，而灾后重建则是一种修复性的行为，假如是按原样修复的话，实际的社会财富并没有增加。但是，如果按照当期发生的经济活动来看，则体现出了经济活动总量增加。

在现有的GDP统计中，不论是统计GDP总量还是GDP增长，实质上都只是反映了当期的经济活动变化（或者当期财富增量），而没有反映财富存量的变化。因此，在“破窗理论”和现有的经济统计下，会出现“只计增量，不计财富；只计当期，不计过去”的情况，这种评估显然存在重大偏差。如果灾后重建的力度足够大，投资的行业选择恰当，甚至可能出现大灾之后投资大增、GDP增长大涨的“繁荣景象”。但这显然是一种虚假而荒唐的景象——办丧事反而办出喜事来了？！

考虑到财富存量的损失，汶川地震的经济损失恐怕要比券商们估计的更为严重。资深市场人士文国庆曾做过粗略的估算：如果按照现值法计算，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财产性损失可能达到4000亿－5000亿元。如果用单位国土财富估算，目前全国有形物质财产数大约100万亿，本次受灾面积10万平方公里，则最大可损失财产为1万亿。综合计算，本次地震的有形物质损失大约在4000亿－10000亿元之间。尽管这个估算非常粗略，但它显示了汶川地震导致的财富损失在绝对数量上非常巨大，远不是唐山地震、1998年水灾和今年的雪灾能够相提并论的。

此外，“破窗理论”其实仅适用于产业体系，但不适用于评价宏观经济。“破窗理论”所关注的灾后重建，都发生在具体的需要“修复”的产业中，在具体产业中的新增投资是多少，消费增加多少，很容易计算。但是，灾后重建所消耗的整体社会资源，在灾后重建中并不能全面反映。比如，地震之后许多工厂参与大量生产简易房、救灾帐篷等，这种紧急状态的生产占用了企业的全部资源，它固然反映了简易房、帐篷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投资和消费活动，但这种活动所占用的其他社会资源，所付出的机会成本，难以反映到现有的经济统计中来。同样一家工厂，做了这件事情，就做不了其他事情，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嘛，其中并无经济增长的成分。

因此，在地震之后中国经济所受影响的评估中，基于“破窗理论”的影响来作评估存在严重的局限，根本不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依据，否则容易导致政策出现偏差，以盲目的乐观态度应对严酷的现实。对此，负责政策制定的政府部门，尤其要面向事实，保持清醒。

地震灾害的特殊性加大了影响评估的复杂性

汶川地震之后，很多研究机构（尤其是外资机构）对震后经济影响的评估是纸上谈兵，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对地震灾害的特殊性缺乏认识。在它们眼中，地震灾害与雪灾、水灾没什么不同，不过是一些经济要素的加加减减。这会导致对地震负面影响的显著低估。

从地震灾害的特点来看，它对经济的影响有两大特性：

一是地震破坏的全面性和破坏性。地震灾害与其他自然灾害（水灾、雪灾、风灾、泥石流等）的最大不同，是它的全面性和超强破坏性。其他自然灾害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是局部的，比如今年1－2月份的南方大雪灾，雪灾的损失和影响主要集中在局部领域，如电网、物流运输等，其他领域则受影响很小，在大雪消融后只要完成受损领域的修复，经济系统马上可以恢复。

但大地震造成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它造成的人员伤亡更大，涉及到大量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房屋、水、电、通讯、能源、交通运输、物流、医院等多个领域。此外，还有很多次生灾害、潜在灾害需要预防，如汶川地震后，四川多座水库和电站，地震波及地区所有建筑的安全检查和安全评估，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可以说，地震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地震后的建设也是全方位的重建。这种复杂系统的受损和恢复，如何在经济影响评估中得到体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准确评估分析出来的。

二是地震影响的长期性。地震的全面性和超强破坏性，决定了它的影响是长期的。今年的南方大雪灾，其灾后重建时间只需要一两个月；1998年大洪灾的重灾区，灾后恢复与重建也基本上可以控制在一年之内。但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则要比这长得多。

目前，国务院初步制订的恢复重建规划包括了8年计划——“前3年”是解决恢复过程，重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群众住房争取用比较快的时间恢复到震前水平；“后5年”则是全面发展和提高时期。由于汶川地震灾区大部分地处山区，同时人口密集，这对恢复建设过程中的规划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且，空间和资源的限制，使得过渡安置规划和重建规划“双重规划”之间存在冲突。以唐山为例，1976年唐山地震后，国家提出了五年重建计划，但直到十年之后的1986年才宣布完成重建任务。

除了地震后的物质重建之外，对伤残人员、孤寡人员的安置、社会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工作。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6月23日，汶川地震的受伤人数为374171人，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累计96140人（不包括灾区病员人数），共救治伤病员2040174人次。假设伤员中致残人员只有1/4，其中的人数也高达9万多人；如按1/3计则高达12万多人。这些伤残人员需要接受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理论时间，就是他们从今年开始剩下的这一辈子。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工作等不同需求，即使是满足基本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需要为此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服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投入的过程，其难度和资源投入一点都不亚于物质层面的灾后重建。

三年对口支援将使地方经济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特有的“举国体制”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举国体制的核心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体制”的基础是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所具有的超强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但从经济上看，地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动员和协调，在相当程度上是以非市场的行政方式来进行的。

对口支援灾区，是举全国之力救灾重建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策略。从救灾阶段开始，中央已经安排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灾区的对口支援。在灾后重建阶段，中央政府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要求东部和中部地区19个省市支援地震受灾地区。对口支援期限按照3年安排，以期在国家支持下，集各方之力，基本实现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目标。这种对口支援灾区的安排，可以视为中央协调之下进行的特别的大规模转移支付。

对口支援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1）提供规划编制、建筑设计、专家咨询、工程建设和监理等服务。（2）建设和修复城乡居民住房。（3）建设和修复学校、医院、广播电视、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4）建设和修复城乡道路、供（排）水、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5）建设和修复农业、农村等基础设施。（6）提供机械设备、器材工具、建筑材料等支持。选派师资和医务人员，人才培训、异地入学入托、劳务输入输出、农业科技等服务。（7）按市场化运作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建厂、兴建商贸流通等市场服务设施，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8）对口支援双方协商的其他内容。上述对口支援内容，实际上包含了重建一个地区并发展生产的几乎全部基础工作。

对口支援灾区，相当于给支援方增加了一个县级行政区，无论从财政上，还是从物资和人力上，都对支援方是一个考验。中央要求，各支援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我们根据各地的统计数字计算发现，支援方的19个省市在2007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为21479亿元，这意味着，19个省市在2008年将要额外支出不少于214.79亿元来支援灾区。按照地方财政平均年增长20%计算，在3年的对口支援期限之内，19个省市将向灾区提供不少于781.8亿元的支援。除了财政和实物上的支援之外，各个省的支援还包括人力资源和各种服务，因此最终支援肯定会显著超过中央要求的数量。

毫无疑问，“对口支援”给支援方省市增加了一项行政工作。据了解，由于抗震救灾工作的特殊性，支援方省市都成立了专门的“抗震救灾办公室”之类的跨部门机构，协调本地的救灾支援工作。不过，这也对当地工作的行政资源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北京市，今年要全力主办奥运会，同时又要兼顾城市日常管理和救灾工作，很多部门的人力已经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其他一些这几年要“办大事”的省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问题。与此同时，各地还在压缩行政经费来支持灾区。国务院曾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压缩5%，用于抗震救灾。上行下效，各个地方也随之压缩5%的行政经费，上海市则更进一步，决定压缩行政经费10%支援灾区。据我们了解，上海市此举对其他地方政府形成了不小的压力。

地方经济受到的影响还表现在经济资源的投放上。由于震后救灾工作无所不包，各地在经济资源的投放上，必须考虑到灾区的全面需求。除了动用政府财政资源，还会动员一部分企业和社会资源参与其中，这也会使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进而对当地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在受援方（主要是四川省），在长达8年的恢复重建期，经济体系的恢复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很多受灾企业要想恢复元气，重建市场网络、物流体系，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数年的时间内，对地震灾区的经济运行不能按正常状态来对待，恐怕需要考虑灾区经济增长基本停滞的可能。

整体而言，对汶川地震的经济影响的评估，不能简单化，也不能满足于在国民经济统计框架之内计算出几个数来。对决策者而言，对地震影响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要知道，从汶川地震的受灾人口来看，中国几乎是在平地白手起家，重建一个欧洲的荷兰或是比利时，这就是现实的重建规模。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尽量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才会有某种成功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就本世纪而言，汶川地震将是最大的灾难性事件之一，对中国现在以至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具有无比巨大的负面影响。
回答者： panzhe49306022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2-4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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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的强震,全国多个城市均受其波及。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这又是中国最严重的一次自然天灾，汶川大地震震惊了整个世界，大地在震动，人们在哀鸣，无情的现实，很多画面都让人情不自禁的流泪，举国垂泪，连日来，人们发自肺腑的爱和关心，在毫无防备的天灾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通过多种的方式表达对灾区人民的情谊，自发的捐款捐物，无偿的献血。
痛定思痛、自然灾害已经是事实，活着的每个人更要好好的坚强活着，不能总停留在痛苦的现实面前，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如何重建我们的新家园，如何重新建立包括汶川及周围的受灾的市镇，灾后重建规划问题迫在眉睫，这样才能不辜负大家对灾区真切关心，对于从事多年新市镇品牌建设工作的奥古特专家们来讲，更应该对灾后新市镇建设有着更深的思考，清醒地认识到不仅局限于捐钱这么简单，广大智业机构献计献策也是一种更有用的，更有意义的捐助。
写到建立新市镇，不得不提个被大家常引用的“破窗理论”，大致意思是这样的：一小孩把邻居的玻璃砸破了，却给修窗户的工匠带来了工作机会，带来收益，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它延伸的意义确实很让人值得深思……据估计，这次汶川大地震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00—1900亿元，.让我们先把回忆追溯到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当时的直接经济损失是56亿元，灾后规划重建，经历了32年之后，人们从痛苦中走出，发展成为今天河北省的重要工业城市，这也是灾后重建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样回忆追溯1995年1月日本大阪、神户毁灭性地震，直接经济近1000亿美元，时到今日，大阪、神户的今天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需要彻底重建的城市，但是这个前提是要有合理的有效的规划和执行方案来完成。同样的“破窗理论”影响到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展。
擦干眼泪，灾难就是灾难，被砸坏的东西终归要重新建立，灾后重建是要有成本，我们要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从而让汶川为代表周围市镇的建设---特别是新市镇的建设整体规划，突破原来的局限，获得重新的生机，对此建立新市镇的思考如下：

一、新市镇建设的选址：
选址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唐山模式，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另一个就是重新选择新地址。这要结合实际情况和综合的实情分析来定。
前提是要尊重科学，通过这次地震，大家都了解到，汶川等周围市镇处在断裂带上，建议政府和国家为对于重灾的县乡重新选择地址重建考虑，重建新的房屋需要谨慎，选址必需远离震带、山坡，国家可借鉴三峡移民的方式，建同一小区，选择新址建新市镇规划，提高居住标准和生活标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从长远来讲才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如果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时难以迁出的先做加固，然后从规模上加以严格控制，合理安排，把损失降到最低。

二、确定好各个新市镇发展定位
政府为各自所建立的新市镇，震后重建不管以前是什么样，现在重新规划中一定要明确各自市镇发展的定位，它是市镇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所有建设的基础，全国人们都在时刻关心着你们的发展。
明确各市镇的特点，结合震后资源，按照规模大小和功能特色规划，人们也可献计献策给每个市镇，确好发展方向，有了明确定位后才好顺利开展接下来的工作。通过对新市镇重新形象塑造，才能吸引更多的，给人信心，人们会从各方面的人力、技术、财力共同投入来参与建设新家园。
比如以汶川县为例，建立以自强为主题，建立自强县，树立灾后自强的榜样。
…….

三、结合中国新市镇建设现状，汶川新市镇建设免走弯路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城镇建设，在执行过程中遇到过很多阻碍,有的市镇建设遇到瓶颈,有的就是市镇发展停止不前，主要表现在：
1、布局分散、城市、镇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在城乡结合部位
2、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相对不足和落后。
3、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严重。
这些对于“破窗”后的汶川周围新市镇来讲，在保证资金到位情况下，只要规划做好，避免出现已发生的问题，从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齐心协力建设好家园，在更多人瞩目和党中央的关怀下，汶川及周围新市镇建设在历史长河里一定会留下不负众望的精彩一笔。

四、完善功能，搞好新市镇的基础设施问题
举一个道路例子来说，从这次地震了解到救援被延误，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重灾的几个县交通线路单一，进出不便，道路、铁路不通，救援人员和物资无法快速到达出事点，建议新市镇规划建设时候考虑到道路和铁路都要建立网状结构，级别也可以低于干道，就算是其中的一段遭到破坏，其他也可以绕道。
地震之后，政府和市场两个共同运作，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像公共设施配套，如交通网络、供水排水、电力供应、通信保障、文教卫、社会安全保障、环境保护措施等基础设施，这是政府的责任。要提高水平建设城乡经济和基础设施，市镇基础设施是完善城镇居住、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等功能。

五、周边产业带动，积极构筑城镇发展的支撑条件
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政策优惠支持，和相关技术支持，结合地方特色发展特色产业。*产业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每个城镇建设根据自身的发展，结合当地资源，每个地方挖掘自身优势，把城镇建设与培育特色产业结合起来，重点围绕这些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培植小城镇产业基础，力争做出规模，做出影响，形成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特色，并通过延伸的产业链，把特色产业做大、做优、做名。
把城镇建设与培育特色产业结合起来，比如汶川矿物资源和动植物资源富足，旅游资源别具一格，其中有卧龙自然保护区它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部，它是和四川省命名的“科普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地可以发展成为旅游，教育基地，要积极构筑城镇发展的产业基础，业兴才能强镇。

六、市镇品牌建设
从长远看，市镇品牌发展是今后发展趋势，城市之间，市镇之间的竞争越来越突出的表现为品牌的竞争，提升也要依*城市品牌的树立与完善，灾后政府规划中也应该有这种建设意识。
市镇品牌是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好的城市品牌总会与一个代名词自然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代表着这个市镇的竞争力。比如“天府之国”成都，“小商品”义乌，“购物天堂”香港……
市镇品牌建设要根植于市镇产业，重视经济基础培育。一个市镇品牌的树立必须以一定的产业优势作为基础，以战略的眼光大力发展本城市的优势产业。实现产业品牌推动城市品牌，城市品牌拉动产业品牌，互相依托，互动发展，夯实城市的产业实力和经济基础，为市镇品牌的建设提供持之不竭的动力。
总之，震后要立足与资源现状，统筹规划，塑造全新市镇形象（整体形象、局部形象）最后不得不再提提当年云南丽江地震，震级在7级以上，也造成了重大伤亡，同样房屋倒塌无数，但是丽江到现在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后，丽江政府各部门为丽江品牌的树立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对于汶川及周围市镇重建任重道远，灾区的建设我们大家都会长期关注，我们对你们有信心，化悲痛为力量，必将除尽废墟，再现美好家园，哪怕再遥远，我们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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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奥古特品牌营销论坛： www.artbrand.com.cn/bbs
奥古特品牌营销机构首席策划-苍石先生案例提供，欢迎广大智业同仁一起来为灾区重建献言献策。

『捌』 深圳和上海未来哪个更有发展潜力

目前，从经济实力来看，上海市强于深圳的。但未来，深圳具有更强竞争力。

2017年上海GDP30133亿元，深圳GDP22438亿元，上海在经济总量上领先深圳约35%。2017年，深圳财政总收入约8600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300亿元，这个财政实力在全国范围内内来说很高了。但是，上海财力更雄厚，2017年光税收收入就达到了16200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600亿元，两者均是深圳的两倍。

基于以上三年，我认为，深圳在未来会比上海更具有竞争力。未来，对上海造成最大冲击的不是香港、北京或者广州，而是深圳。

『玖』 未来几年世界邮轮发展趋势

邮轮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整体实现平稳有序发展

2017年全球邮轮旅游将会是丰收之年：大量邮轮将载客入海，高达68亿美元的总额将全力投入全新的生产与服务。同时，全球邮轮公司计划在2017年推出26艘远洋邮轮、河轮及特色游轮，其中包括两艘即将在中国巡航的邮轮。我们认为，行业或将在明年迎来不凡表现。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全力打响“四大品牌”。

全球邮轮游行业增长稳健，经济带动效应强大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邮轮旅游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共有2320万旅客选择邮轮旅游，全行业收入规模达到385.9亿美元，同比增长5.9%，增速有一定程度放缓(近十年收入CAGR在8.0%水平)，但相对于全球旅游业3.6%的规模增速仍然领先，体现行业欣欣向荣状态。且游轮游拥有非常强大的就业及经济带动效益(来自船上及岸上服务、餐饮、娱乐、购物需求)，根据国际邮轮协会估算，2015年全球邮轮行业提供了93.9万工作机会，带来了1199亿美元的整体经济效益。

邮轮旅游产业实现平稳有序发展

去年以来，实验区努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完善邮轮港口设施，提升管理服务水平，邮轮旅游产业实现平稳有序发展。2017年，上海邮轮港共接待邮轮512艘次，占全国总量的43.3%;接待旅客吞吐量近300万人次，占全国总量的60%，继续保持“亚洲第一、全球第四”的领先水平。截至2018年6月底，上海港接待国际邮轮177艘次，邮轮旅客吞吐量达110.58万人次，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邮轮旅游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加快集聚产业要素，延伸邮轮产业链

上游推动浦东重点发展邮轮制造，实现邮轮产业新突破;中游推进上海国际邮轮服务贸易示范基地建设，扩大产业总部经济;下游着力打造邮轮服务品牌，不断激发邮轮带动效应。鼓励各区合理布局，差异化发展船舶制造、港口服务、后勤保障、交通运输、游览观光、餐饮购物等邮轮上下游产业，加快建设成为引领长三角邮轮产业链协同创新基地。

全面提升邮轮港口管理与服务水平

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优化服务流程，着力推进上海邮轮船票试点、上海邮轮口岸诚信体系建设、长江口区邮轮气象观测数据共享平台建设、邮轮气象智能化预报预警保障系统建设、推进邮轮旅游服务贸易特色示范区创建等工作。

激发市场需求，推进国际邮轮消费品集聚地建设

推动邮轮产业品牌发展，争创市级知名品牌示范区，培育邮轮服务和节庆品牌，举办“2018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上海邮轮旅游节等活动。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快上海邮轮航线向北、向南进一步延伸，丰富邮轮旅游产品。四是完善邮轮产业政策体系，自上而下突破发展瓶颈。

加强与上海自贸区对接联动，为邮轮船供、维修制造、融资租赁、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交易等关联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创新载体。进一步完善邮轮产业发展政策体系，在规范市场发展、丰富邮轮航线、提升旅游体验、培育本土邮轮、降低企业经营税负等方面实现突破，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邮轮旅游获政策红利支持

国家不断出台利好政策，加大对邮轮支持力度。审批了关于加快推动上海市邮轮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将上海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邮轮中心、邮轮母港接待量跻身世界邮轮港口第一方阵、邮轮旅游经济贡献显著增效、国际邮轮游客比例明显提升等发展目标，内容涵盖推动邮轮旅游市场培育、打造国际一流邮轮旅游产品、建立良好邮轮旅游市场秩序、提升邮轮旅游社会经济贡献等方面。

同时，明确将在邮轮签证便利化、通关便捷化、多港挂靠、无目的地游、船票船舶供应、购置税补贴、国际邮轮注册、邮轮综合保税区、航线审批等方面，积极争取邮轮发展政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