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发展冷战因素

⑴ 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时期,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党的十九版届五中全会上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这一重大论断，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形势任务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为我们党和国家谋划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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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内形势而言，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带来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进步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升级，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会逐步发生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党作出判断，“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薄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

⑵ 苏联解体后为什么都变资本主义,而不是继续是社会主义

苏联为什么解体?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苏联的危机是在中欧和中欧共产主义制度同时遇到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每一个国 家里有许多共同的危机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匈牙利共产党在卡达尔去世以后就解体 了。齐奥塞斯库是在罗马尼亚未经审判和侦查被枪毙的。80岁的雅鲁泽尔斯基至今还住 在波兰自己的家里，受到大多数同胞的尊敬和关心。昂纳克死前本来是要坐几年监 狱的 。日夫科夫是在家里被捕的。
有一种想法把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首先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联系起来。在这方 面，波兰和民主德国事件起了特殊的作用。柏林墙倒了，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共产主义制 度倒了，无论是华沙条约组织还有经互会，还是苏联，都不可能存在了。在这方面，共 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不仅与西方的压力有关，而且与天主教会也有关系。天主教会 的首 领罗马教皇约安·帕维尔二世与里根签订了同东欧国家的苏维埃统治作斗争的秘 密协定。里根的一个顾问肯定地说，这是“各个时期最伟大的秘密同盟之一”。这些 都是很大 的夸张。梵蒂冈同白宫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协定无疑是存在的，“团结工会” 和瓦文萨在波兰取得政权给苏联造成了不少困难。但是，反向的因果关系要多得多： 苏联的危机发 展了，它对东欧国家的压力减轻了，于是，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 “温和的革命” 。
苏联的“外部帝国”在许多方面给苏联外部和内部稳定造成的困难比优势更多一些。8 0年代初，基辛格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前途时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在1982年秋 天写道：“一方面，苏联的国际政策没有取得可怕的成功。据说，不只是开玩笑，苏联 是世界上惟一被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包围的国家。卫星轨道提供的因素不是为苏联 的发 展，而是为苏联经济的衰落工作。”(《新闻周刊》1982年第48期)戈尔巴乔夫力图减少 苏联在外部世界的义务——在非洲和古巴，在中东和亚洲，在东欧国家和阿富 汗，企图 以此来增强苏联内部的能力。但是，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发展太快了，其 原因很少跟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地位有关，很少跟里根和帕维尔有关。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苏联遭到破产是在戈尔巴乔夫处于我们这条大船的船长位置上的年代，他把这条大船 引向了“改革”和“新思维”的航向。诚然，大海当时很不平静，危险时而从左边来， 时而从右边来，时而沿着航道直行。没有用更好的方式指挥大船，船长自己也不太有信 心。同时，大船也太笨重，不那么牢固，它既不能高速度，也不能载重，也不能急 转弯 。结果，船长不能驾驶，我们的大船就搁在礁石上了，它丢了旗帜，部分地损坏 了。这是1985～1991年间事件的一般的非常简洁的形象。然而，许多西方观察家做出 了更加简 洁的评价。他们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仅仅运用自己意志的力量扭转了苏维 埃帝国在东欧的航向，结束了冷战，改变了自己国家的一切，开辟了从极权主义通向 民主的道路。 正是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从阿富汗撤回了苏联军队 ，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对外政策中不是把狭隘的民族利益，而是把 全人类的价值放在 了首位。
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中有一些俄罗斯作者也写了他在推翻极权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写了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甚至还写了他在摧毁国家和他想要改革的制度以后终于遭 到了失败。的确，他一个人搬掉了苏联社会的极权主义巨石。但是，他没有控制住这块 巨石，这块脱落了铆钉的巨石向下滚去，撞坏了似乎坚不可摧的基础，冲散了许多 人和 许多机关，并把他们压在下面。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也通常把苏联和苏共的崩溃 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他们对他做出了更加尖锐的评价，但不是谈他的“功绩” ，而是谈 他的“罪行”或“背叛”。“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够摧毁整个国家吗?”前外 交官斯莫利亚科夫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喊道，“很 可能，如果 这个人是总书记的话。”把苏联的崩溃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甚至还 有许多同他一起走过整个“改革”道路的人。
戈尔巴乔夫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力图瓦解苏联，也没有承认过他的行为客观上帮助 了这场悲剧。他把苏联和苏共崩溃的全部责任通常推给叶利钦和民主派，推给国家非常 委员会，甚至推给开始由雷日科夫、后来由帕夫洛夫领导的政府。“我不能承担苏联崩 溃的责任。”戈尔巴乔夫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复过这句话。
我认为，从动机和效果来划分，戈尔巴乔夫在他执政年代的行为经过了几个阶段。在 这方面，苏联和苏共的崩溃从来就不是他的工作的明显目的，也不是他的工作的隐蔽的 目的。在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力图缓和冷战的紧张状态，加速苏联经济的发展。随后 ，他把重点转到了发展国家和党的民主上，转到了“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概 念所 包含的一切工作中。发展公开性，重新审查许多过去对苏共历史的教条主义的和 虚伪的评价，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然而，戈尔巴乔夫做得不够谨慎，杂乱无序。 他过高地 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可能出现的敌对行为。他很少思 考克服出现困难的方法，他没有依靠人民的支持，他立即着手如此多的事情，而忽视 了其中同样多 的因素和情况，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破产前的最后两年，戈尔巴乔 夫的主要动机已不是改革，而是有关他在国家和苏共中的个人权力的问题。他在这个 时期的主要功绩是 拒绝集中使用武力。整个说来，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很多，他在苏联 解体过程中的作用很大，但是不像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宣称的那么多。下面我试图列举 只是我认为最严重的戈 尔巴乔夫的错误。
错误的优先工作。早在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就不适当地安排了优先工作。工人 、农民和职员期待领导人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生活水平低的问题。这是基本环节，抓住了 这个环节，就可以牵出其他问题的整个链条。只有迅速而明显地改善特别是地方的生活 水平和质量的政策，才能保证居民对新领导的牢固支持，并为解决其他问题创造前 提。 然而，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却把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的任务放到了经济工作的 首位。而在国内政策中，把反对酗酒和争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反对“非劳动收 入”的任 务放到了首位。但是，机器制造业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是优先工作了。借 助粗鲁的行政措施反对酗酒和“非劳动收入”，不可能不引起大众的不满。戈尔巴乔 夫为了改变现 状，在1987～1988年又把民主化和公开性以及政治改革的纲领提到了首 位。这得到了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没有得到物质状况继续恶化的普通公民的支持 。在公开性和民主 化的条件下，在国家政权因为缺乏深思熟虑、匆忙行事的政治改革 而流失的情况下，国家居民的不满情绪表面化了，而且针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和苏共领 导。正因为如此，戈尔 巴乔夫从1989年末开始成了各方批评的主要靶子，不仅保守派 批评他，民主派也批评他。这是他个人的一次较大的震动。
在下面的影响和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反“非劳动收入”和反酗酒 运动停止了。通过了扩大个人劳动行为、合作行为和私人贸易的决定。城市里出现了第 一批合作咖啡馆、小吃店、饭馆。城市郊区允许自由买卖私人住宅。开始了城市住宅私 有化。增加了别墅建设。取消了许多对利用园艺经济和宅旁园地经济的限制。所有 这些 都是通向正确方向的步骤。然而，同时并行的还有不断增加的其他破坏性进程， 并且破坏性进程大于建设性进程。这里说的是轻率而匆忙地在苏联经济中引进了市场 关系，破 坏了许多过去建立在苏共威信基础上的政权制度。加强苏维埃权力的口号同 削弱“苏共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萨哈罗夫 手持这样的 大标语站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厅的入口前。然而，1989年样式 的苏维埃没有准备管理国家，它们仅仅是作为党的“传送带”而建立并开展工作的。 补偿苏共权力削 弱的建议和尝试，是增加“改革领袖”个人的权力。这种建议和尝试 是以建立苏联总统制为基础的，而且是不成功的。不依靠国家现有的党的机构，建立 某种新的比政治局和 总书记更强的权力制度，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领 袖”，只有在经济和提高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实际成绩以及在对人民至关重要 的其他所有活动领域取得 实际成绩的情况下，才能够保证全民对自己的独立的支持并 依靠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威信。但是，这样的政治资本，1989～1990年的戈尔巴乔夫已 经没有了。所以，苏共权力和 威信的削弱，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权力的削弱——不管 他是总书记还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经受来自自由派、也来自保守派的压力不断 增大的同时，在普选中接受了人民 的委任状，他陷入了政治的死胡同，怎么也找不到 合理的出口。
过分匆忙的民主改革。在实行民主化时，戈尔巴乔夫做得太匆忙。同赫鲁晓夫相似， 戈尔巴乔夫极端急躁，崇尚即兴创作。同时，从权威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从极端 集中化向分散的市场经济过渡，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际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个科学理 论问题。民主制度，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程序和传统体系，在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只 是按 照它的领导人的愿望表现出来。民主的权力结构比权威主义的权力结构复杂得多 ，做一个民主的领导人比做一个独裁者或君主要困难得多。在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制度 ，经过了 200～300年的斗争和革命，还要有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发展。号召中国人民 在本国建立现代社会，邓小平说需要100年，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在苏联，可能需要 的期限短一 些，但至少也得25～30年。戈尔巴乔夫的某些反对者怪罪他实行“反革命 政变”或建立某种“超级权力”。但是，这些怪罪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他 自己也不清楚， 并且没有比含糊不清的善良愿望走得更远。这些目的，在戈尔巴乔夫 的支持者和助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表述出来。诚然，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的机 关的权力。1990年夏 天，我曾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开始在老广场度过自己的部分时 光。党的机关，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没有实际的权力，他们只是无效地按习惯 工作。即使是苏联总统的 机关，当时也没有任何权力，它甚至还没有形成。苏联最高 苏维埃也没有实际权力，我 1989年曾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国家发展了无权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早在两三 年前就对国家没有任何影响的人和机关几乎毫无阻拦地 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都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未能扭 转国家解体的这些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弱点。意识形态是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 何大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基础。这是苏共领导人的一项困难的、但并不是毫无希望完 成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可以同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同私有制的新关系共存。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意识形态专家，他不懂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任何一种表述。 戈尔 巴乔夫掌握了极端简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没能把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代用品推向前进。在对待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管理科学方面 ，在所有 这些方面，戈尔巴乔夫都是一个极端肤浅的人。的确，戈尔巴乔夫提出过“ 新思维”的口号。然而，他没有创造出任何“新思维”。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 ，戈尔巴乔夫 没有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概念。戈尔巴乔夫宣称，苏联的发展在1985 年以前脱离了“ 世界文明的基本方向”，因此，必须将“孤立于其余世界的苏联融入 ”某个新的世界共 同体。本书的作者号召苏联公民今后要“按照世界法和文明世界的 规律”生活。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空话，并且常常是荒诞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同 苏联领导人希望把苏联 的社会主义法律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一样错误和危险 。戈尔巴乔夫号召世界各国在民族原则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关系，也是纯粹的抽象概 念。西方专家们在这些宣言 中寻找他们不可理解的“狡猾”，随后他们又惊奇地谈论 戈尔巴乔夫的“不狡猾”。但这不是夸奖。当然，戈尔巴乔夫的确给国际政策加进了 新的音调、温和和明智，而且， 他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争论的题目。事情将如何发展? 悲观主义者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装饰，“新思维”也只是一种宣传手法。但是 ，东欧的“温和的革命”和德国的 统一，已经不是宣传。西方怀着鼓舞的心情欢迎这 些事件，但也感到迷惑不解。怎样解释苏联的意想不到的让步?前景如何?一位苏联学 家写道：“由戈尔巴乔夫掌权开始的戏 剧才演了第一幕。”而第二幕便是苏联自身的 崩溃。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学家，但他有一个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意识形态司令部 。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一个司令部。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麦德维杰夫都先后 在政治局做过意识形态工作，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如 果相信回忆录提供的证据，那么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意识形态权威是他的妻子赖莎· 马克 西莫夫娜。她曾经通过了运用社会学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 无助性，甚至在西方最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中也引起了困惑和不安。罗伯特·希尔早在1 990年就 写道：“戈尔巴乔夫的困难是某些问题没有答案。”社会学家们暂时还没有提 出任何相关的建议。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充斥了陈旧的概念，赶不上生活的逻辑。 新的苏联领 导人怎样才能用新的劳动伦理替换原有的激励方法?公开性可能使作家们感 到像喝酒一样舒服，但是，对于排着长队购买真酒的普通人来说，由于戈尔巴乔夫的 禁酒而引起的 愤怒，可能比他们突然被揭发而引起的对斯大林的愤怒还要大。戈尔巴 乔夫不是因为克格勃和军队的反对，而是因为社会的抗议被抛在了后面。戈尔巴乔夫 自己承认，他应当 控制那个几乎不可能控制的社会。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戈尔巴乔夫的 坦诚。然而，社会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许多人开始提出问题：“是否想过开始这一切? ”(《美国》杂志1990 年第10期，第94页)
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已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即使是解决很少一部分，他也无 能为力了。
戈尔巴乔夫班子的弱点。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国家在科技方面、在军事领域、在 某些生产部门培养出了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但没有在领域培养出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在 普遍的意志品质和智力水平方面，斯大林周围的人弱于列宁周围的人。这种退化一直持 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仍在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 已经 没有像柯西金、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这样的人了，那些人决定了7 0年代 的政治领导水平。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人，但是，他在撵走那些不太无 能的领 导人以后，却用更加无能但却更加听话的人顶替了他们的位置，虽然这些人很 快就跟他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不会识别人。更糟糕的是，他还有一个不好的、对 一个政治领 导人来说不能允许的特点：几乎在每一次会见自己周围的人、文化活动家 、人民代表时，戈尔巴乔夫总是在大部分时间里自己说话，不给对话者发言的机会。 有时候，戈尔巴 乔夫邀请人征求意见，他自己却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 时，然后告别。他很不喜欢听消极的消息，甚至政治局委员去向总书记报告，他也不 喜欢。戈尔巴乔夫对 批评意见反应迟钝，他的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界的对话者后来也 指出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不是专制君主或独裁者，是一个可以接近的人。但他不善 于做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的 领导人。大多数会议，他都专横地主持；会上，内部的不信 任和外部的自信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他总是预言，而不是做事，推迟了许多最重要的 决定。结果，“过场走了”， 但完全是按另一个方向走的。
时间损失和无所作为。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他给改革损失了领导任期 的头两年。这是谈话和思考的时间，而不是改革的时间。有力的改革是在1987～1988年 才开始的，但进行得匆忙而且方向不同，因此效果很少。戈尔巴乔夫这几年工作极端紧 张，他什么都抓，但什么都没有进行到底。1989年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开始 采取 防御的性质。再过半年，积极的防御被让步所替代。戈尔巴乔夫既向保守派的压力让步 ，又向激进派的压力让步，还向西方的压力让步。他允许保守派建立自己的俄 罗斯共产 党，他允许激进派在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中占据决定性位置。对西方，他在 德国和东欧没有任何补偿地让出了苏联过去的地盘。一位美国政治家后来写道，“他 在我们的脚下 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戈尔巴乔夫占据苏联总统岗位，长期无所 作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威信在各个阶层的居民中迅速下降。“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他 自己制造的旋涡” 。“困难越大，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越变成形式”。“问题不在于戈 尔巴乔夫会不会失败，而在于这种失败什么时候发生和怎样发生”。“戈尔巴乔夫的 权力只是在政治领域， 而在工厂和农场里没有制度出台”。“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位 是哈哈镜的王国”。这只是1990年6月西方报刊文章的部分摘要。1990年下半年和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让 步继续进行，他的破产已不可避免。然而，由于国家机构的 力量，这种破产意味着制度的破产。在1990～1991年的条件下，对戈尔巴乔夫来说， 行动意味着采用武力。但他已 不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后来，戈尔巴乔夫说，他的 道德信仰禁止他采用武力，哪怕是在关键时刻为了拯救国家。很难同意这样的论点作 为普遍原则。但是，在1991年的条 件下采用武力，可能导致更坏的结果。因此，谈论 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过分严厉地指责他是没有根据的。然而，他作为一 个改革者，也没有根据抬举他。戈尔巴 乔夫着手医治的疾病太重且被疏忽了。早在50 年代就该着手医治了。但是，斯大林的恐怖破坏性太大，他的专横在他身后留下了政 治的、道德的和干部的真空。精英人物的退 化和消极的干部选拔，斯大林死后还在继 续。在这些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又能做什么呢 ?
苏联的崩溃与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争权力、争影响的斗争，在“改革”的最后阶段几乎成了苏 联解体的主要因素，其中叶利钦处于积极方面。戈尔巴乔夫这时好像一个看守人，他只 能喊叫并轻轻地挥动交给他的武器，但是他不想使用。委托给他的财产是相当珍贵的： 权力、党和国家。但戈尔巴乔夫觉得，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民主派都不是那么危险的 对手 ，对他们不需要射击。虽然叶利钦处于进攻的方面，他完全没有武器，他作为一 个政治家在活动，虽然他不太了解他本人为什么要进行斗争。
叶利钦从来都不认为他应当对苏联的崩溃负责。他总是宣称，1991年12月集合在别洛 韦日密林中的领导人只是确认了苏联的死亡。叶利钦把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推给了“苏 共中的保守分子”和戈尔巴乔夫。不过，叶利钦对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并没有表示遗憾， 对他来说，这些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并不是他应当捍卫的价值。他要争取的是 某种 非理性意义上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本人把叶利钦带进了莫斯科权力结构。他同叶利钦的冲突早在1989年秋天 就尖锐起来了，不过当时更多地表现为叶利钦同利加乔夫的冲突。戈尔巴乔夫还受到了 来自“保守派”方面的压力，所以他把叶利钦留在了苏共中央和部长的高级位置上，然 而他说过：“我不会让你更多地参与政治。”但是，叶利钦在1989年的社会情绪浪 潮中 回到了更大的政治。他同戈尔巴乔夫的冲突加强了，但他当时摆脱了苏联和苏共的内部 结构。叶利钦领导着“民主派”，尽量利用戈尔巴乔夫的任何不恰当的步骤对 他进行批 评。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同叶利钦的“党团”进行任何政治斗争，虽然他有 许多机会和理由。
1990年年初，不仅在人民中，而且在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中，已经形成了戈尔巴乔 夫是个不可靠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形象。他说得很多，但没有解决问题。相反，许多人 觉得叶利钦是一个更强、更具有魅力的领导人，他能够使国家走上正轨，结束贫穷和犯 罪、滥用职权和贪污受贿。西方观察家和苏联学家当时忧虑地观察到叶利钦的威信 的提 高和政治上的进展，他们觉得叶利钦是个不可预测而粗鲁的领导人，是个自负而 缺少纲领和有益思想的平民党党员。一位西方分析家写道：“苏联总有一天会落入这 个狡猾的 、爱虚荣的人手里，他有很强的权力欲和达到自己目的的灵活性。但是他的 经历不能使人相信，俄罗斯会因此而更好一些。”然而，正是叶利钦符合了大多数人 当时对强力领 导人的心理要求。
民主派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强力的政治运动，不如说是从政治公开性中产生的情绪 和倾向。如果没有叶利钦这样强而有威信的领导人的领导，这个派别便不能同虽然已经 削弱并且失去威信的苏共相抗衡。甚至“改革的施工员们”全部合在一起也不能建成一 个有活力的党和政权体制。1990年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新的人民代表也不能达到这一 目的 。但是，正是这个更多的建立在激进情绪上而不是实际政治力量基础上的民主派，摧毁 了苏联和苏共。1991年的苏联形势，使人回忆起1917年的俄罗斯形势。君主制 的破产导 致几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掌权。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在1917年夏天布尔什维 克党在首都和地方都还是绝对少数。科尔尼洛夫叛乱像紧急状态委员会一 样，加速了群 众的激进化。然而，革命的决定因素是列宁的强大形象，他领导了布尔 什维克，说服他们相信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叶利钦在1991年扮演了列宁的角 色。戈尔巴乔夫的 一些助手早在1990年就建议他亲自领导民主派，即分裂苏共。但是 戈尔巴乔夫未能迈出这一步，他既没有人民领袖的能力，也没有人民领袖的气质。叶 利钦在1991年成功地扮 演了这一角色。但是，他同波兰的瓦文萨一样，没有能力扮演 其他更复杂的角色。
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不稳固性
在观察1991年事件时，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是苏联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的毫无疑问 的表面强大，同摧毁这个超级大国的那些力量和运动的弱小的不符。苏联在一系列其他 国家中是一个不平凡的国家。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挑战，这是新的经济、 政治和民族关系体制，这是新的社会方案，它的产生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20世 纪的 面貌。似乎只有某种世界规模的非常力量才能给苏联造成严重的损失。
对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和稳固性的怀疑，早期曾经有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 消失了。当然，十月革命是有准备的，是在1917年由一个人数不太多的党完成的，领导 这个党的是一个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集团。大多数观察家当时都相信，列宁领导的 苏维埃政府会很快垮台。但是，布尔什维克震惊了世界。他们成功地在俄罗斯这样 幅员 辽阔的国家里几乎全部空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后又在严酷的国内战争中取得 了胜利。他们在最后的20年里建成了强大的国家、强大而集中的经济和装备精良的武 装力量。 苏维埃国家不仅能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且能很快恢复被战争 破坏的经济并建立核工业。在欧洲和亚洲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还在非 洲和拉丁美洲 建立了军事基地。
1990年，苏共有2000万党员。它垄断了信息，发行几千种报纸和杂志，还有几万名宣 传员和鼓动员。党控制了国家的所有广播站和电视频道。苏共拥有庞大的财政和经济资 源，领导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系统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样的国家突然开始 衰落并解体，似乎是因为不强的撞击。一个强大国家的如此命运只能证明一点—— 它赖 于建立的基础不够牢固、不够稳定，它的承重结构有缺点。如果基础可以被冲毁 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遭腐蚀而损坏，那么这可能导致大厦本身的崩溃，无论这个大 厦从侧面 看上去多么雄伟和牢固。
苏共在苏联的专政非常严厉并且无所不包，但是国家一开始就坚持住了，不仅在大镇 压中，而且在意识形态学说的压力和诱惑力中，在党的大部分和居民的广大阶层对这种 学说的信仰中。共产主义学说和建设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主要原则，不仅 建立在信仰和信任的基础上，它们也需要证明。这里说的不是阴间的事情，不是天 上的 永生，不是上帝和不死的灵魂，而是新的更加正义的生活，是在这个地球上的幸 福安康，是消灭战争和暴力，是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学说，另 一方面是 国家的强制力——这是苏维埃国家的两根支柱，它的承重结构是苏共，苏共 领导并捍卫着新的意识形态学说。
学说的主要论据，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讲得最清楚——达到比资本主义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对这种学说的期待越 多，失望就越大。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21年。如果不是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并修改 了学说本身，当时任何专政都挽救不了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改善了， 党的威信提高了，国家也巩固了。
苏维埃政权的第二次危机从1928年年底开始，持续了5年。这次危机被克服了，但不是 依靠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实行某种新的自由化，而是依靠大规模的恐怖。富裕的农民被 当作“阶级”草率地消灭了，剩余的农民被强迫联合成了集体农庄，这个工作是在 党和 国家的严格监督下开始的。在集体化中，政治动机是主要的，而不是经济动机。 因此，那些反对集体化的部分贫苦农民

⑶ 为什么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经济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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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论冷战结束对东亚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和日本有何影响

1989年冷战结束，在欧洲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在亚洲以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马来西亚共产党与泰国政府签署条约为标志。尽管冷战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遗产依然存在，但共产主义已不再被认为是本地区的威胁，就像冷战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一大动力一样，冷战的结束也同样对东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地区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对本地区内部的经济产生动态效应。冷战期间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冷战后出现的新制度以及过去的旧制度和新的环境之间产生的矛盾都会对东亚经济产生影响。
一、冷战后东亚的自由化与危机
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反共的地缘安全考虑，向东亚提供大量的援助、支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开放本国市场，长期与本地区保持着贸易赤字。但随着冷战结束特别是美国将重心转向经济，美国在东亚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因素逐步淡出。长期以来美国与新兴工业体和东盟之间巨大的贸易赤字就更使得美国国内的新保护主义者坚决要求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经济自由、开放本地区的市场。美国则采取措施如威胁提高国内进口关税等手段强压韩国、台湾和其他经济体更快更广泛地向美国产品开放本地区市场。在美国的压力下，对美国产品在本地区的贸易限制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被取消。美国则又采取措施限制对其本国市场的渗透，美国终止了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美国市场的零关税优惠政策，采取自动出口限制（VERS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迫使台湾美元和韩国韩元货币升值。除美国的压力外，全球化也鼓励着亚太地区的政府抓住机会以获得最大利润。[1] 在国内，东亚地区持续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工业扩张，并造就了一批新的商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内部变得更复杂和多样化，他们也自然要求政府实施经济改革甚至政治自由化。冷战后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东亚地区相继实行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如泰国政府为将曼谷打造成地区金融中心，采取了一些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取消了各种银行储蓄的优惠政策，减少了对资本投资的限制，改变了向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规定，取消了对外国贸易的限制，并允许外国银行向本地区购买、发行美元贷款。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金融改革措施。东南亚地区的中央银行利率普遍较高，这就使得投资者难以偿还贷款，生产者难以维持市场的竞争力，消费者也难以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国内利率过高同时也导致本地区金融机构向国外贷款大量利率相对较低的资金。然后再以高利率贷款给国内企业以获取高利息回报。这样，一旦资产泡沫爆发，银行和其他租借机构的不良贷款就会急剧膨胀，也就会导致它们的轰然倒塌。在韩国，到1991年6月底仅有6.1亿美元的贷款被官方列为不良贷款，但实际上来自独立机构的调查估计已超过这一数字的15%。[2] 到1995年泰国的短期债务上升至410亿美元，到1997年韩国公司的不良贷款估计500亿美元，大财阀也卷入债务之中，前十个债务利率最高的在359%和1214.7%之间。[3] 另外，本地区的国家外债也急剧增加，据统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外国的贷款就达到了泰国外汇储备的120%、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外汇储备的几乎200%。[4] 在政府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背景下，国内经济的发展就会因外部资本的流动和不良贷款的日渐增多而变得脆弱。这样，在冷战后旧机制（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机制）被取消，而新制度（如有效的监督干预制度）未建立，或冷战时期的旧制度被保留而又不适应经济自由化的新环境，不足以解决新自由化的经济问题，这就使得冷战后经济的发展面临危机。冷战后政府失控的金融自由化导致泡沫经济破产，最终引发1997年7月自曼谷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
冷战时期，美国为对抗东亚的共产主义，向该地区提供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开放本国市场，甚至不惜牺牲部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来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并积极推动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有地缘冷战的顾虑，于是要求本地区经济自由化，更大程度地向美国产品开放，美国再也不会将所有的好处都让与东亚了，而主要考虑自身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可以说在缺少对经济活动监督的情况下，经济活动自由化无疑是导致危机的一个最重要因素。[2] 在危机即将来临前向泰国和其他经济体未发出足够的警告，当危机袭击本地区时美国也没有像两年前帮助墨西哥那样向东亚地区提供及时的援助，而只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助泰国和其他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摆脱经济困境，而IMF坚持预算平衡、高利率和减少政府开支就使得东亚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并加深了社会的动荡。短短几个月内IMF的“疗方”就导致了泰国、印尼的失业率翻了一倍。韩国的失业率也从1997年的2.3%上升至1998年3月的6.7%。[5]
从冷战前、冷战后以及危机前、危机后美国对东亚经济的态度变化可见，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冷战使美国为了维护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不惜牺牲部分美国利益来支持东亚经济的发展，一旦冷战结束，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就再无安全考虑，而放手要求经济自由化以使美国产品尽可能地打入本地区。东亚金融危机如同冷战突然结束一样猛然爆发给东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当然，这并不是说冷战结束东亚繁荣也就结束了，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要从长远、动态而非短期静止的眼光来看待，毕竟亚太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特别是又有了崛起后的日本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 二、冷战后东亚地缘经济的一体化
冷战时期东亚地区有着相同的经历，东亚资本主义阵营都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美国以冷战为借口支配着亚太经济的发展，之后日本的投资又横扫整个东亚。本地区也大都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实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共同的经历意味着它们在应对未来经济问题上有着很多相同的挑战。[2] 这就加强了本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就推动了地区主义的发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掩盖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出现，尤其是美国通过与东亚盟友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条约，倾向于禁止东亚内部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是一旦冷战结束，多边主义开始成为东亚的主流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地区主义思想就会出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就是在1989年冷战结束的年代成立的，尽管该组织是将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但反映了冷战年代曾潜伏着地区主义的发展这一事实。
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亚地区对于政府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缺少兴趣，多数国家和地区不主张通过地区合作的方式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此时，东亚地区主义主要是基于市场引导下的经济合作，其中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公司在本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来推动。本地区缺少对政府主导地区主义的热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明显地表现出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组织集团（EAEG）遭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冷淡反应，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担心被排除于本地区所致，最后在美国的同意下，EAEC成了在APEC框架下的一个分支机构。
与欧洲和北美洲相比，东亚地区在经济合作、地区一体化方面相形见绌，自然就更不用说政治方面的合作了。历史的因素、亚太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以及本地区与外部程度不同的纽带都阻碍了它们在国际协谈中采取一个共同的声音，也阻碍了本地区内部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在东亚走向地区一体化方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它更像是一个辩论的俱乐部而非代表一方利益的谈判主体，其决议难以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其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甚至南美洲一些国家，它们自然强调自身利益而非为亚洲考虑。因此，APEC也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太经济共同体。[6] 再如东盟在1967年成立后就演变为一个反共组织，主要在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尽管也努力促进东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但东盟国家一直主要是与其他地区从事经贸往来，内部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很少，如果将新加坡排除在外，那么东盟国家内部的贸易仅占东盟总贸易额的5%。冷战后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发展较快，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本地区多数国家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仍是如此。东亚与欧洲的经济规模仍然超过本地区内部的贸易和投资。日本在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对亚太多数国家和地区至关重要，但日本在对外出口和投资上仍主要以美国为目的地，依赖本地区相对较少。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三角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都会导致东亚内部经济互动的增长，但实际上这只是毗连地区性一体化而非代表整个东亚。同样，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贸易发展也会导致外贸数字的上升，但实际上这也只是意味着香港更加与中国内地经济融为一体。
冷战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程度相对较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虽有发展但基本上仍是一个松散的合作机构，但所有这些都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发生变化。多数东亚地区的政府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不当表示愤恨，对于美国政府反对成立“亚洲货币基金”以应对未来危机的做法也表示痛恨。东亚地区的政府只有选择其他的方式方能更好地应付未来出现的危机，而推动本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应是解决本地区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冷战后至危机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得到较大发展，但它毕竟不是代表东亚地区的经济组织，东亚地区对于推动本地区一体化所扮演的角色有限，但危机后东亚政府则积极地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另外，在全球区域经济竞争中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巨大压力也催生了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东盟10+3（APT）是本地区较为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战后东盟各国几乎都是从欧、美、日引进资本和技术，发展了本国的煤炭、石油化工、家用电器等传统产业，各国出口的产品种类也极为相似，致使东盟区域内部贸易长期没有大的扩展。经济日益兴起的中国、经济强大的日本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必然为东盟带来无限的商机。1996年为参加当年3月份在曼谷召开的亚欧会议，东盟邀请中日韩三国加入作为亚洲的代表，1997年在吉隆坡东盟峰会上10+3政府首脑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举行，之后每年都定期举办一次10+3政府首脑会议以及各种部长和官员参与的会议。东盟10+3（中日韩）为解决东亚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合作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例如，东盟成立了亚洲证劵市场，这样，亚太地区的货币以公共或私人证劵的方式就可以进入其他本地区的经济体而无需再通过美国。同时，APT也为发展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日本以及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平台。目前，APT应是最好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形式，至少APT的领导人已表示此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东亚贸易自由区。[7] 由于受东亚地缘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不可能很快达到欧盟一体化的程度，但从短期来看，人们期望东亚首先能对内取消关税，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对外则保留关税以应对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竞争；从长期来看，随着东亚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内部贸易投资流动的增加以及面对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竞争压力，APT完全有可能会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组织，当然也有可能在未来会出现比APT更加统一的一体化组织，如东亚共同体。
三、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边缘化与地区经济的崛起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长期保持对亚太的绝对经济霸权，左右着亚太各国经济体的走势。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越南战争的拖累，加之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其在东亚地区的绝对经济霸权仍然不可撼动，在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美国依然保持着较大的优势。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日本在东南亚经济的渗透，美日成为东盟最重要的进出口市场，但相比较而言，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比日本从东盟进口相对更多的工业制成品。[8] 而日本则更多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更多地从东盟进口原料和能源等初级产品。 冷战后的东亚地区除了原有资本主义阵营经济的发展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作为后期国家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东亚作为“太平洋世纪”核心区域的地位。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贸易和投资机会的扩大令美国也就愈加依赖亚太市场。如1986年东亚大约36%的出口都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出口中只有23%进入东亚，但到1991年对美国的出口仅占东亚总出口的24%而美国对东亚市场的依赖则上升到了其世界总出口的27%。[9] 另外，由于美国国内储蓄难以满足基本的投资要求，美国亦愈发依赖此时期崛起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如美国向东亚的日本、台湾和本地区其他富裕投资者出售了大量美国国债，同时美国私人企业的投资也更多地来源于东亚地区。
可以说，冷战后东亚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性降低了，而美国则相对提升了对东亚地区经济的依赖性，美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中的角色在降低，美国的影响力在降低，美国作为太平洋东岸的旁观者的角色在上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随着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从十年伊战的脱身，美国开始重返亚洲，将战略重心东移，在谈及亚洲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美国回来了”，明确表示美国将比过去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投入。很明显，美国今后的战略重点将向亚洲转移。但美国向亚太的战略重心转移也主要局限于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加大了对亚太其他地区的重视。日本在东亚制造业的总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年均增长了10.8%，而从1985至1988年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年均增长达到17%。[10]
另外，据最近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亚洲的日资企业的产品返销日本的比例由1980年的9.6%上升到了1987年的16.7%，这一比例要远远高于日本海外投资9.1%的返销率。[11] 20世纪90年代东亚内部国家、地区间的经济互动在增强，“大中华经济圈（华南和整个东南亚的华人）”内部的直接投资也发展迅速，本地区内部新投资模式的发展自然会助推地区内部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东亚内部的投资和贸易互动的增强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更容易创造一个经济自立、强大的次区域经济体。据相关研究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相应使东亚经济产生1.6%的增长率，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每1%的增长率只能使东亚增长0.3%。东亚内部经济的互动性增强，也就减少了对美国经济体的依赖性。[9]
冷战后，尽管美国在东亚地区仍然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军事政治事务上依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其被经济边缘化却是不容忽视的现实，而东亚地区内部经济互动能力的增强减少了本地区对外部经济体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进一步提升了本地区经济的一体化。长期以来，受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东亚地区一直因历史、语言、领土等问题而内部存在诸多的矛盾与不和谐，甚至本地区国家间的矛盾亦会冲击经济的合作和本地区经济的凝聚力。可以说，东亚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组成，被不同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国家间的长期对立所分割的地区。然而，这种看法现在越来越不正确，尽管东亚不可能在短期内如同欧盟一样的统一，但现在东亚内部政府间增强了外交接触，而且也都意识到它们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利益。[9] 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增强，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将进一步提升本地区在区域和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而且本地区势必在经济合作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合作的领域而转向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从长远来看，东亚共同体也势必成为本地区的一种长久趋势。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4/view-4905944.htm

⑸ 苏联和俄罗斯的区别

苏联和俄罗斯的主要区别是；

1、苏联是社会主义联邦国家，而现在的俄罗斯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性质完全不同。这也是苏联与俄罗斯的根本区别。

5、俄罗斯是一个民族的名称，俄罗斯既是民族的名称也是国家的名称，而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是由15个加盟国组成的一个联邦制的大国。现在已经解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恢复了以前的名称叫俄罗斯，不过这次增加了【联盟】两个字，叫俄罗斯联盟。简称叫俄国。

(5)亚洲经济发展冷战因素扩展阅读；

苏联与俄罗斯除了社会制度不同外，其组成也有区别，苏联共有15个加盟国，实行的是联邦制。苏联解体后，15个加盟国纷纷独立，有了自己的联合国席位。

而现在的俄罗斯境内仍有车臣共和国、阿迪格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等22个共和国，实行的是联盟制。加盟国有退出的权利，而联盟国没有退出的权利，永远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⑹ 如何认识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现状与特点

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与基本趋势

1

⑺ 为什么中东地区总是那么乱

原因有以下几点：

1、宗教冲突引爆地区局势

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虽然三教出自同门，但彼此间的争执、冲突一直延续千余年。宗教间的不包容和极强的排他性，使中东地区自古就被打上了动荡的烙印。

首先，巴以问题不解决，中东难有宁日。巴以问题一直是中东地区稳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以色列凭借美国的支持，在本地区始终占据优势，其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这也促使中东地区的民族矛盾不断升级。

其次，伊斯兰教派之争使中东动荡局势加剧。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其他国家大多以伊斯兰教为本国的第一大宗教，伊斯兰教又分成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

这两大教派间的纷争、冲突千余年来未曾中断，至今仍在继续。叙利亚内战难以平息、伊拉克局势不断加剧，均源于什叶派执政的当局与反政府的逊尼派武装之间的冲突；

什叶派的伊朗与逊尼派执政的沙特、巴林之间的龃龉难以消除；甚至沙特和巴林内部也存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不能排除两国政坛出现动荡的可能性。

此外，伊斯兰教势力与世俗势力间的难以调和也使得一些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埃及穆兄会通过选举掌权，随后被世俗军方势力赶下政坛，颇令埃及伤筋动骨，也加剧了本地区的紧张局势。

2、域外势力不断插手

中东地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并且油气资源十分丰富，一直为世界大国所重视并力图将其控制。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就在中东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战线。

苏联崩溃后，一家独大的美国改变了其依靠代理人以色列制衡阿拉伯国家的常规，亲自出马向宗教色彩极为浓烈的中东地区国家强行输出西方民主模式。

美国在十几年间，两次挥兵攻打伊拉克，一次兵犯阿富汗，至于美国帮助反对派颠覆地区国家的实例更是比比皆是。

阿拉伯媒体曾披露，欧盟一直觊觎中东丰富的油气资源，也不断染指中东。据披露，欧盟曾有意大量购进卡塔尔天然气以使自身的油气供应呈多元化，摆脱过度依靠俄罗斯天然气的被动局面。

欧盟与卡塔尔甚至试图铺设一条由卡塔尔途径叙利亚再经土耳其最终将天然气送至欧洲的管道。但叙利亚出于维护与俄罗斯传统友好关系的战略考虑予以拒绝，由此激怒了卡塔尔和欧盟。

因此欧盟和卡塔尔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反政府武装推翻叙利亚现政府，除了价值观上的差异，其与阿萨德政权在现实利益上的分歧也是重要因素。

3、阿拉伯国家内部相互猜忌，难以包容对方

阿拉伯民族号称是一个大家庭，并且还成立了一个协调各国立场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但成员国间的相互指责、谩骂甚至冲突并没有因此减少。

埃及指责卡塔尔支持穆兄会，伊拉克和叙利亚则批评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资助反对派武装，沙特、阿联酋、巴林因为对卡塔尔的不满愤然召回大使，等等。

在颐指气使的以色列和动辄颠覆阿拉伯国家政权的美国面前，阿拉伯国家全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理智和大局观，只是醉心于内部争斗，使中东丧失了稳定的基础。

(7)亚洲经济发展冷战因素扩展阅读：

中东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战略资源牵动着许多国家的利益。关于中东问题的历史沿革，以“一、二、三、四”概而言之，那就是：一个祖先，两大民族，三度流散，四次战争。

一、1个祖先

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其居民称迦南人，原是阿拉伯半岛闪族的一支。约公元前11世纪，爱琴海沿岸的腓力斯丁人移居迦南。

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称该地区为“巴勒斯坦”，即希腊语“腓力斯丁人的土地”之意，一直沿用至今。

二、2大民族

约公元前1900年，闪族的另一支在族长亚伯拉罕率领下，由两河流域的乌尔迁徙到迦南。据《圣经》所说，亚伯拉罕与其妻撒拉生子以撒，他们便是犹太人的祖先。

后犹太人逃亡埃及，摩西率众出埃及返迦南，一直到二战后建立以色列国，都是源于这一支系。亚伯拉罕与其妾埃及人夏甲生子易司马仪，因被撒拉所不容，被赶至半岛，繁衍生息，他们便是半岛北阿拉伯人的祖先，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即是其后裔。

2002年11月，阿拉法特针对以色列外长内塔尼亚胡威胁要把他赶走，激动地对记者说：“我是阿拉法特，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三、3度流散

公元前1025年第一个希伯来人国家－－希伯来王国在迦南建立。公元前930年王国一分为二，北方称以色列王国，南方称犹太王国。

公元前722年亚述国灭以色列国，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灭犹太王国，史称“失踪的10个以色列部落”和“巴比伦之囚”。这是犹太人的第一次大流散。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再灭受波斯帝国支持的犹太国家，犹太人流散到南欧、地中海诸岛、北非及中亚地区，这是第二次大流散。

从公元66年始，巴勒斯坦犹太人多次发动反对罗马统治者的大起义，均遭失败。公元135年，罗马皇帝下令将耶路撒冷犁耕为田，犹太人几乎全部逃离或被逐出巴勒斯坦。这是犹太人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流散。

三次大流散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所剩无几。

四、4次战争

1947年11月，第二届联大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的分治决议，要求英国尽快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撤走其军队，然后在巴勒斯坦成立阿拉伯国（面积1.1万平方公里）和以色列国（面积1.4万平方公里）。

当时犹太人只占总人口的1/3，却得到了58％的土地。决议还规定耶路撒冷市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1948年5月14日，英国宣布结束对巴的委任统治，犹太人根据分治决议当日即宣布成立以色列国。

次日，即5月15日，阿拉伯国家对以宣战，约旦、伊拉克、埃及、叙利亚、黎巴嫩、沙特均派军队参战，战争持续到1949年7月，阿方失败，以色列占领了按“分治决议”划给阿方的5000多平方公里土地，约7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这是第一次中东战争。

1956年7月，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英、法资本）收归国有。10月29日，英、法、以联合进攻埃及，在埃及人民的奋勇抵抗下，在包括苏、美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下，入侵者于11月7日停火。此为第二次中东战争。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叙利亚发动突然袭击，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6万平方公里）、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5800平方公里）和耶路撒冷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1150平方公里），所占领土面积数倍于以色列本土面积。

战争于6月11日结束，故又称“六天战争”。这次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著名的第242号决议，要求以方撤出其在这次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此为第三次中东战争。

1973年10月6日，为了收复失地并重振阿拉伯军队的士气，埃、叙军队同时向以色列突然发起进攻，埃及收回了纵深约10－15公里的西奈半岛土地，叙则收复了大部分戈兰高地。

以军于10日展开反击后，不但收回了失去的戈兰高地，又占领了叙方77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越过苏伊士运河，包围了埃及的苏伊士城，切断了埃军前后方联系。

之后，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这是中东的第四次战争，史称“十月战争”；因发生于伊斯兰教的斋月和犹太教的赎罪日，故又称“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东当前动荡局势的成因及未来走向

⑻ 论述冷战时期日本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演变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向美国一边倒。
战后初期，日本在外无国权、内无实力的境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依附美国的前提下，重返国际社会。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军可以无限期地留驻日本，并可以出兵镇压日本的"内乱"，日本实际上仍然处于被美国半占领的状态。为此，日本全盘接受美国在日本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高歌，同美国结成反共军事同盟。
20C50年代中期，日本为给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经济上也推动重返国际社会，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日本在此期间先后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日本的经济外交首先以亚洲为目标，以东南亚为重点，体现了日本意欲提高在亚洲的国际地位，取得"亚洲盟主"资格的用心。同时它还积极扩大同美国、欧洲的经贸关系。
日本谋求外交上的自立，并非是要摆脱美国，而是要既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又不受美国束缚，从而有利于日本提高国际地位。 （二）20世纪70年代推行多边自主外交
日本多边自主外交的核心是，改变盲目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地制订日本的对外战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多边往来，发挥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作用，其主要内容是：（1）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轴，谋求同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2）恢复日中邦交，构筑远东地区日、中、美三角关系。（3）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
（三）20世纪80年代提出政治大国战略1983年7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一次正式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其政治大国的基本含义包括：（1）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以日、美、欧体制为基点，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一员在国际上发挥作用；（2）立足于亚太合作为杠杆，确立日本在亚太的主导地位；（3）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积极扩大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影响；（4）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作用，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5）在综合安全保障的原则框架内，适度增强军事实力。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了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采取了以下步骤：
（1）在政治上"战后政治总决算"。（2）在经济上和科技上努力保持国际领先地位，以增强对国际事务的支配能力。（3）在军事上放弃了战后实行多年的"重经济、轻武装"的"军事小国"路线，开始大力扩充军事力量。（4）在外交上，从政治大国目标出发构筑日本对外关系，树立新的国际形象。：A、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坚持"四方一员"的立场，确立日、美、欧三极体制；B、继续稳定发展日中之间的成熟关系；C、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促进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D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重新树立国际形象。

⑼ 2战后美国的霸权主义主要表现形式为在欧洲冷战在亚洲热战

二战后，美国的霸权主义表现为良两种形式，在欧洲主要是“冷战”，在亚洲主要是“热战”。

（1）主要原因:有：亚洲相对于欧洲来说是美苏势力范围的真空，因而较量和竞争激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优势相对明显，企图称霸亚洲；二战后初期，亚洲正处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时期，美国打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号插手亚洲事务；朝鲜战争和越南抗法斗争为美国介入战争提供了机会。
（2）结果：都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原因有：中国、苏联给予朝鲜、越南的援助；亚洲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是美国霸权不能够实现的主要因素；朝鲜和越南劳动党的正确领导；战争的非正义性等。
（3）本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公开较量。

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美苏“冷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
1、二战后美苏“冷战”对抗的原因：
（1）国家利益的不同（根本原因）；（2）意识形态的不同；
2、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
（1）政治上：
①杜鲁门主义（内容：反苏反共）出台，标志着“冷战”的正式开始；
②1948年，柏林危机成为美苏“冷战”的第一高潮。
（2）经济上：
①马歇尔计划（又叫“欧洲复兴计划”）出笼，是“杜鲁门主义”的一次大规模运用。通过援助西欧恢复经济，增强西欧遏制苏联的力量，同时加强美国对西欧的控制。
②苏联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进行反击。
（3）军事上：
①北约的建立：为了遏制苏联，加强对西欧的控制，1949年，美、英等12国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约。
②华约的建立：为了对抗北约，1955年，苏、波、捷、罗等八国签订了《华沙条约》，标志着美苏两极格局的正式形成。
3、“冷战”的影响：
（1）造成西欧依靠美国、东欧依赖苏联的局面，世界被分裂成两部分；
（2）使世界处于毁灭性的核武器威胁之下，又避免了近半个世纪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3）为争夺势力范围，两国肆意践踏国际法，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大举用兵，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