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应重视经济发展还是环境保护
这个问题最近应该是很热的，既然你赞成经济发展，给你提一点吧，你的对手肯定会举一个回例子答：最近中国答应在2020年碳排放量降40%-50%，你只需要从这个政策会降低国内消费水平，降低居民收入（如果要煽情一点就说降低贫困人的收入吧。。。。）来分析。面对这个论题，你只需把握一点：环境固然重要，但是经济，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最不可能动摇的东西。至于材料你还是自己搜集吧，工作量太大。。。
Ⅱ 为什么中国要致力于保护环境，但又大力发展经济呢
全国各省市都在以钱为纲攀比GDP，中西部地区，不卖资源牺牲环境，还能去干啥？技专术、人才、资金全部流向沿属海，让中西部拿什么去发展？难道你想让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越来越大吗？保护环境同时发展经济，，这，，不现实的。就和当年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差不多。因为经济转型需要技术和人才的支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世界工厂制造大国，无法转型，也就注定，无法同时保护环境。
Ⅲ 中国未来应该发展经济还是环境
绿色中国 路在何方
近代中国一直在两种力量的左右下蹒跚前行，第一是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传统惯性作用，第二是西方列强带来的工业化文明的威逼兼示范作用。自1840年以来，外敌不断入侵，国势日益衰微，列强割我土地、掠我资源、刮我财产、鱼肉我人民至中国土地上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亡国灭种之恨，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均使我国民刻骨铭心。“落后就要挨打”成了近代中国人心目中鲜血凝成的真理，也是历代仁人志士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由于中国近代历史因列强欺凌而呈现的特别的屈辱性质，发愤图强成为近代社会的主旋律，因此来自西方的工业化文明的威逼和示范作用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对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惯性的否定，一直与现代化事业相伴随，因为，这种惯性力量实际上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后者压倒前者，科技与民主的西方压倒人文的传统中国，今天概称为五四精神。启蒙也好，救亡也好，俱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启的是科学之蒙，民主之蒙，其拯救一个老大垂死的帝国的方式，也是将其造就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故有所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
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上升，作为大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救亡使命的迫切性不太强了，文化界开始传出对五四精神进行反省的声音。论者试着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常常不只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新儒家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腾飞为例证明，即使就现代化而言，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还有的说，现代化解决不了民族精神问题，说到底，西学还是为用，中学还是为体。现代化有一定成就了，不要忘记为的是什么。还有的说，人类文明主流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明称霸了近半千年，现在该是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占主导地位了。
在所有的反省中，有一个强大的共同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创新和经济飞速增长之后，西方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本身暴露出了它的根本缺陷，即不可避免的导致环境污染、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不可逆转的物种灭绝，从而出现生态危机，最终有置人类于种族灭绝之境的危险。
然而，西方的道路并非死路一条，中国传统的道路也并非金光大道。命运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残酷的：我们曾经为了救亡，大启现代性之蒙，消除传统，可等到现代性开始深入人心，传统消除得差不多的时候，又听说洋人的工业化不灵了，可是此时，老祖宗的东西已忘得差不多了。这倒也并非完全是坏事，中国智慧中有一句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实际上，真正可行的道路可能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发展，既不可能超越时间（延袭传统），也不可能超越空间（延袭西方）。我们要求第三条道路，而且我们一直走在第三条道路上。从前，我们既不搞封建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而是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既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又不搞传统社会主义，而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有第三条道路被我们走出来，在我们的脚下出现；也不断的有第三条道路，等待我们去探索。在即将走入21世纪的时候，在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可持续性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依然面临着一个新的第三条道路。我把它确定为走向绿色中国之路。
1、工业化道路以及“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修正
资本主义西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生产方面出现了以大工业为主导生产部门的新格局，在社会交换和流通方面出现了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新机制。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成为现代性的典型体现。
就其生产过程而言：它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劳动，以批量化、流水线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它以新的能源动力和富含新技术的机器，成十倍成百倍的提高劳动效率。就流通过程而言，钱加速转化为产品，产品又加速转化为钱，在这两个加速过程中，货币和产品均处在滚雪球式的增长过程之中，货币越滚越多，产品也越滚越多，于是，国民财富就越来越多。
因此，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可以概括成滚雪球式的指数增长方式。这一流程简单说来就是，以批量化生产使产品廉价，以廉价产品占领市场，以市场刺激消费，以消费刺激生产，完成一个正反馈过程。最终的结果是，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国民财富越来越多。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100年内创造的财富比有史以来此前创造的全部财富之和还多。
这神奇般的涌出的财富从哪儿来的呢？抛开一切艰深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论，让我们只追踪能量和物质流的流向就可以发现，全部以指数方式滚滚而来的财富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一是地球。
创造如此之多财富的人不再是从前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的方向改变了的人，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一分子，成为一部大机器上的零配件，执行着单一的功能。丰富、复杂、多元、有机的存在方式，向着单调、简单、一元、无机的存在方式转化。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特色是快节奏、单调周期性重复，高度组织化，分工高度专业化，追求效率、效益、有效性。追求有效性成为人类生活的主旋律，这是近代与前近代的根本区别。
这个区别首先表现在近代科学上。近代科学的精神是化简（还原）的精神，所有的事物在质上的独特性均被宣布为人类的幻觉，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世界是一个量的世界，所有质上的差异“本质上”都只是量的差异。比如坚硬的不同，只是物质密度的不同；颜色的不同，只是光波长的不同；声音的高低，只是声波频率的不同。“人们曾几何时以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一个到处是颜色和声音，空气中散发着芳香，充满着欢乐、爱情和美，满目是有目的的和谐和创造性的理念的世界——现在全被挤压在有机体的大脑上某一方寸之角中。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僵硬、冷酷、无色无声的死寂的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可以数学计算的按照力学规律运动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不再有不可还原的质的独特性，有的只是数学符号，于是，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能够达到它的最大状态。正是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支配着近代科学的走向。
这个区别当然也体现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为了追求效率、效益和有效性，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专业化、快节奏。高度组织化使得人类对人为制度和人为环境有着更大的依赖性，专业化则使个人多样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全面的自由化的发展在工业社会成为一种只属于未来的希望（比如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快节奏则显示了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重大转变，即时间的紧迫感骤然成为一个主要的日常的心理状态。“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高速度。家庭日用器械、通信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如此，那些能够在小数秒的时间内完成用人工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运算的计算机，也是如此，能量产出装置和军事装备无不如此。速度是到处受到尊崇的上帝，尽管以交通为例，它是以大量的事故和牺牲为代价的。”功率和效率是几乎所有的技术装置的基本技术指标，而它们都与是否能节约时间相关。
于是，用不着高深的经济理论就可以理解了，人一旦改变其悠闲状态变得忙碌起来，而且处心积虑忙的又是一个类型单一的事情，这个事情自然就格外地比从前办得好。这个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支配性、控制性、征服性的结构体系，一切以人类觉得合适、觉得自己的意志得到了实现为目标。至于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的自然界，我们的地球以及上面居住着的所有其它生命，工业化可管不了那么多。现代性假定，它们实际上都是死的、都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它们的价值依赖于人类主体的需要。
然而，正是包括空气、海洋、土地在内的大地，提供了工业化以来所有巨额财富的源泉。事实上，这个源泉从来就存在，而且它所能提供的应该远远大于工业化所榨取到的。大地像人类的母亲一样，源源不绝地供给人类以养料，这种供给就如清泉流水，自然而然，毫无困难。这种供给是丰富和多样化的，使人类能够全身心的沐浴在自然的养料之中。然而，就像“榨取”这个词字面意思所指的那样，人类远没有满足于自然永恒而又毫无困倦的恩赐，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破坏自然神圣的恩赐结构，径取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直至为了得到这些有利的东西，不惜破坏自然的生命构造。如同为得到一根象牙不惜杀死一头大象，为得到一个熊胆不惜杀死一只黑熊，工业化为了得到矿产不惜毁坏植被，为了得到能量不惜毁灭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在工业主义者眼里，地球就不曾有过生命，它的恰当的角色是能源库、物资库、垃圾场。
正是因为不惜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人类才得到了足量的能量和物资，以支撑滚雪球一样指数增长的经济发展。然而，指数增长的要求是一个贪婪的要求，是一种欲壑难填的要求。有位东方智者说得好，地球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但却满足不了他的贪婪。总有一天，地球会被榨干，所要榨取的东西（能源和物资）都枯竭了，而地球生态系统再生这些东西的能力也丧失了。今天人们众口一词、大声疾呼的环境问题，正是工业化这种对一切生命孰视无睹、“披生斩命”径取其中有效能源和有用物资所产生的恶果。今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剧增和资源枯竭触目惊心的四大环境问题，展示了工业化折腾地球之后不得安宁的下场。
于是我们看到，工业化及其巨大成就，实质上有两个秘密来源，即人的存在的单面化和对地球资源的不计后果（甚至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掠夺。
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始终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本身相伴随。启蒙运动时期，在一片宏扬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的启蒙话语中，曾经响起过一个非常异样而刺耳的声音，这就是卢梭对科学和工艺进步的批判。他指出科学和艺术（工艺）的进步不仅无助敦风化俗，反而导致伤风败俗的结果；他颂扬那些心灵纯朴、生活简朴的“高贵的野蛮人”，认为他们身心健康，德行高尚。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也曾有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算术级数增长，这势必造成人口对于资源需求的巨大压力。到了20世纪，对西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反思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他们中有哲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在美国这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度里，本世纪初就出现过群众性的自然保护运动，建立了不少自然保护区式的国家公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飞速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最先在美国出现并被美国有识之士披露出来。1962年出版的卡寂的《寂静的春天》，因揭露大量布撒DDT农药以致昆虫鸟兽大量死亡，春天因而成为没有鸟叫的死寂的春天，引发了美国社会中一场关于如何正确使用化工产品的争论，也引发了现代意义上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此后，环境保护运动在边缘人群中方兴未艾。
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在范围上由早先的局部问题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到了70年代，以民众觉醒为先导的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终于引起了主流社会的重视。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大会的基调报告即《只有一个地球》，将全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生态系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被尖锐的提出，依然是算计和权衡的产物，而不是因为“觉悟”。最先由发达国家提出来，并不是发达国家对工业化本身进行过道德清算，而依然是着眼于环境问题的经济后果。正因为此，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环保热情并不很高。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在地球这艘宇宙飞船上已经占稳了头等舱，享受着比世界人均水平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能源和物资，现在又要求我们发展中国家注意保护我们大家共同的环境，这是不是一个阴谋，想阻止我们发展工业化，想让我们永远处在贫穷落后的境地。
到了80年代，发展中国家渴望发展、渴望追赶发达国家的劲头丝毫未减，现代化强大的示范作用依然存在，因为发达国家并没有首先改变自己，一样的高消费、高增长，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只不过生活质量里开始包括环境质量。在一个继续走着工业化道路的世界上，发达国家追求高的环境质量，无非是要将环境熵向穷国转移。以日本为例，这是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曾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磬竹难书的灾难，今天它又成了世界头号的“环境侵略者”。它自己有着国土面积66%的森林覆盖率，却每年从森林覆盖率只有13%的中国大量进口一次性筷子，它每年的木材进口量占全世界木材出口总额的40%，这些木材意味着大片热带雨林的消失。为了能够得到木材，它有意贷款巴西修建一条从太平洋沿岸通往亚马逊林区的公路，而为了保护对全球生态有着至关作用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世界银行已经明确拒绝援建这个项目。北太平洋有超过一半的渔船是日本船，它们滥捕滥捞，造成该区域渔业资源走向衰微。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消费国，不知道有多少大象被日本人间接的杀死。
有鉴于南北之间在环境问题上观点的差异，一种新的将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思路在国际社会中开始流行。这就是今日人们日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谓可持续发展，意思就是说，发展还是要发展，但别没有后劲，从现在开始就要维护将来发展的可能性，别让我们的后代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应该看到，这是在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所取得的积极成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达成的某种妥协。发达国家的意思是，我们强调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不是不让你们发展，是说让你们的发展更能持续下去。以瑞典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于1987年出版，其中着重阐述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此报告后来成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基调报告。
在我看来，由于可持续性发展的政治妥协的性质，它的内含是无法准确界定的。事实也是如此：有的人强调“可持续”的方面，有的人强调“发展”的方面。但是对无论哪个方面，“发展”依然是今日世界的主旋律，这就常常使“可持续”变得十分尴尬。发达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不愿意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背离工业化社会的体制结构、价值观念，你搞什么可持续？无非想让发展中国家搞慢一点，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发展中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非要大搞特搞传统的工业化不可，有什么可持续性可言？只不过吸取发达国家高污染的教训，使污染速度放低一点，但污染还是要污染的。农药化肥照施不误，森林树木照砍不误，污水毒气照排不误。
客观的说，可持续发展策略是对传统工业化发展策略的一种修正，是一种让最坏的后果慢点来到、晚点出现的权宜之计，因此，它是人类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提出来之前、更好的文明形态成熟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可持续发展是在发展模式内部进行的修正，它想说的不过就是，资源包括不可再生资源还可以用，但不要用得太快，不要一下子用光，可以快马加鞭，但也要让马儿休息，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可持续发展战略之所以被认为只是对传统工业化思路的一种修正，而不是彻底的变革，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只顾及到了作为利用对象的地球的方面，而没有考虑到人本身方面的变革。刚才我们已经看出工业化有两个基础，一是现代性的人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再就是对待地球的掠夺式开发。可持续发展思想考虑了第二个方面，而且只考虑了第二个方面的一半，即反思了“掠夺式”，但继续同意“开发”，这是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第一方面，即对人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反省。在这一点上，包括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和许多科学家在内的绿色思想家有很多的论述，这些论述由于被认为远离中国现实，而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听不到这方面的声音，令我们陌生。由于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对工业化人性单面化的反思，它必定在整体上仍受工业化之本质的支配，也必定会陷于大量的自相矛盾之中。一个证据是，中国因为缺乏深层绿色思想的后援而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虽然热闹，但不免流于空泛肤浅。
2、传统中国及其生态界限
在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大搞现代化建设的近二十年里，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了几番，但环境污染量并没有随之翻番，环境质量虽然继续恶化，但没有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快速的大幅度恶化。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在拿不出多少钱的情况下（环境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总是百分之零点几，发达国家都在百分之三以上），通过强化环境管理，也使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肯定这一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取得这一成就固然是因为中国政府政策明智，重视环境问题，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生态过于脆弱的国度，中国实在是经不起严重环境污染的折腾。
这样一个生态脆弱的国土，正是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继承了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的国土和5亿4千万人民，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这辽阔的国土中，有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属无法利用的土地；森林面积只占4%，森林覆盖率为8.6%；近6亿的人口中，80%是文盲，而且分布极不均匀。从黑龙江的爱辉（北纬50度）到云南的腾冲（北纬25度）划一直线将全国分为两部分，则西北面积占64%，人口只有4%，东南面积占36%，人口却有96%。这一人口分布是环境条件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在人口密度极小的西北地区，多为山地、高原、荒漠，气候条件恶劣。十分明显的是，人口的分布与水资源的分布大致趋同：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半壁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占国土面积55%的东南半壁降水则在400-1600毫米；耕地占38%的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占径流量的82%，而占耕地40%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径流量只占6.6%。
这一人口布局与黄河流域文明的衰落密切相关。黄河，见证了传统中国的生态界限。
文明均生长于大河流域，哪里有水，文明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西方第一个哲人泰勒士说：“万物源于水”。中华先民繁衍生息的黄河流域，远古时期原来是林木茂密，水草丰富，气候温湿，土地肥沃。但历经几千年的农业开垦之后，终于成了今天的林木稀少，气候干燥，土地贫脊。
如果说工业文明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农业文明则导致了对森林生态的严重破坏。中华五千年农业文明史就印证了这一点。粗略的说，汉代的繁荣建立在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之上，唐代的繁荣则造成了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从而导致黄河流域的衰落；宋代的繁荣建立在对长江流域的开发从而生态破坏之上，而清代则开始了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最致命的一击。长江水患就是清朝直接留给我们的遗产。
当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并被动的接受调节时，人类的活动尽管具有破坏性，但这种破坏性能够被生态系统自动补偿和恢复。原始的耕作土地利用率虽然很低，但与人口相比，有几乎是无限广阔的新土地可以利用。对于刀耕火种的先民而言，当一块土地表面的肥力被用尽之后，他们就会寻找新的耕地。被废弃的土地在被再次利用起来之前，由于长期的休耕已经重新恢复了肥力。他们虽然破坏了森林，破坏了植被，但他们人口有限，破坏的程度也有限，在他们迁徙到别处时，被破坏的森林和植被会自动恢复。而且，如果人口过量，则自然会适时的实行自然选择，使人口数量自动控制在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对环境的自主性的提高为标志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与利用，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土地利用率有了提高，人群不再被动地适应环境，到处迁徙，而开始过一种定居的生活。定居的生活意味着对土地深度的开发，意味着人口的增加，于是，要求更多的耕地。毁林开荒成为农业文明指向生态环境的利刃，而深度的开垦使得森林的自我恢复能力彻底丧失。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森林植被日益减少。
植被破坏之后，直接的后果是水土流失。大雨冲走了土壤表面的肥力，使土地贫瘠；大雨接着将泥沙冲进江河，使江河湖泊发生淤积。淤积了的江河在暴雨季节不能畅通，于是引起水灾。水灾毁坏更多的良田，于是该地域文明开始衰落。
发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均由于在母亲河的上游滥砍滥伐森林、无休止的垦耕、过度放牧，使往昔的千里沃野沦为今日的贫瘠之地。两大古老的文明均已湮没在漫漫黄沙之中。
黄河文明也不例外。周代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3%，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的需求日益迫切，森林被大量砍伐。公元前215年，汉大将蒙恬抗击匈奴胜利，收复了河套地区，并向那里大量移民。汉人很快将占领的匈奴人的牧场变成农田。汉武帝先是开垦河套地区，接着开垦河西走廊。整个黄河流域均在开发之列。这期间，耕土面积有很大的增加，公元元年左右可能已经达到了5亿多亩。人口也飞速增长，到公元初年时，达到了近6000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
汉代对黄河流域的大力开发，使黄河中下游出现人口危机，而中上游的植被破坏则使黄河开始危害民生。此后朝代更迭，战祸连年，使人口锐减，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的压力，也将生态问题掩盖和淡化。晋朝统一全国时，史载人口只有1600多万。大量农田荒芜，有的重新成了牧场。这反倒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获得了一个休养的机会。这时期，也许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卷土重来，退田还牧，黄河的水患反而减轻了。
唐代初期清明的政治，使因战乱变得稀少的人口大幅度回升，至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中叶），全国人口又升至近6000万。人口的上升伴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对黄河流域的开垦达到顶峰。为了抗击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朝在西北边境实行屯田戌边政策，开垦了大片的耕地良田，唐代一下子变得丰衣足食，社会空前繁荣。但黄河流域的开发已达到其生态界限。黄河上游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唐代黄河之水已经极为混浊。
安史之乱后，这一生态界限开始显露出来。战争的破坏是一个因素，但也只是暴露本已存在的生态界限的一个契机。这时期，黄河流域人口锐减，生产力再也难以恢复。到了宋代，黄河的泥沙含量达到50%，以后每况愈下，明朝达到60%，清代达到70%。大量的泥沙使得黄河河床日益升高，有些河段甚至高出地面，成为悬河。黄河泛滥成为历朝历代头痛的大事，黄河真正成为一条害河。
也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移，涌向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开发。安史之乱也许可以看作是华夏文明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
中唐以及北宋在长江流域的开发依然是毁森林植被以辟山地，筑坝围湖以垦水田。其中以后者为最。围湖造田的直接后果是引起水灾。长江流域大小湖泊众多，它们构成了长江水系径流的天然调节器，如同人工水库一样。大量湖泊被围田，使这一天然的调节器失灵，于是陷长江流域于“雨则易潦，晴则易旱”的水灾旱灾之中。大雨季节，洪水无处安置，堤坝笈笈可危。无雨季节，无储备之水可以灌溉。
北宋灭亡后，北方人口又一次大量向南迁移，造成东南地区人满为患，人地关系处在极度紧张之中，该地区的山林、湖泊和耕地均被过度开垦。
明朝一开始也是恢复人口，向北方移民，以及开垦荒地。但明代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很快突破6000万。土地开垦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400年，人口约6500万-8000万，耕地面积为3.7亿亩；1600年，人口达2亿人，耕地为6.7亿亩。人多地少可能是明代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
明清之际的战争使人口大减，但清代恢复很快，而且由于明代人口基数已经很大，使得清代人口直线上升。清初为了鼓励垦荒而且防止动乱，取消了人口增长税（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这使得清朝人口惊人的增长。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统计人口超过两亿，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官方统计人口已近4亿。
为了养活这样多的人口，除了提高粮食单产还是靠开垦。平原地区已经过度开垦，民众便向山区蜂涌。福建和江浙向江西、两湖地区移民，江西、两湖地区向贵州、四川移民，也就是长江中下游人口向上游移民。新的移民以极其落后的方式毁林开荒，大规模地破坏山地森林植被，导致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开始成为问题，进而影响中下游的生态环境。由于上游开山导致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导致水患，结果长江中下游连年水灾。
清朝唯一加以政策性保护的是东北和蒙古。东北是满清的老家，为了保护这片故土，清朝禁止汉人入关开垦。禁止汉人进入蒙古垦地则是因为其民族隔绝政策。这些政策尽管并没有被严格地实施，但客观上还是保护了这两地的生态系统。东北的原始森林得以保存，而且直到目前依然是我国最大的森林密集地区。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步履总是与生态破坏相伴随。岁月流逝，涤尽多少朝的繁华，江山依旧沉默，只是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文化是以其“天人合一”的绿色思想闻名于世的。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环境的调和、适应、和谐，在这里，环境不仅是地理环境，而且也是社会环境、人文环境，是广义的“环域”和“场”。所谓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所谓得“天时、地利、人和”，所谓“顺天应时”，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易传·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
Ⅳ 关于中国人口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级解决措施
一些参考资料o(∩_∩)o 。。。
人口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将进一步以发展为主题，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加强生态建设，保护和治理环境，大力促进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口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重大课题。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当今世界，亚洲地区已成为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亚洲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亚洲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发展活力旺盛；亚洲人民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勤劳智慧、勇于开拓创新，曾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做出过巨大贡献。
他强调，中国作为亚洲大家庭的一员，一向把自身的发展看作是亚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贡献。新中国成立53年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还不平衡，要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进入新世纪，中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加强生态建设，保护和治理环境，大力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亚洲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全国人大愿与各国议会继续加强交流，加深了解，增强信任，扩大共识，为不断促进亚洲各国议员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计划生育.即要提高人口素质,又要提高人口水平,
二是:晚婚晚育.
三是: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也离不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的建设、环境的治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在经济运行与宏观控制中重视人口因素特别是其质量与素质因素，重视资源生态环境因素，对于不顾外部性问题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制横、抑制。 人口素质提高与人口质量保障，以及资源保护性开发与生态建设环境治理，从不同层面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和推进意义，它们是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与必要条件。 经济社会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是人类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则与指导思想。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把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增长这三者内外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妥善处理这三者的关系，有利于科学合理有效的解决人口问题、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及消除或规避其间的多重矛盾，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在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在国民经济运行规则的建立中，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如何协调处理三者关系亟待人们做出系统性理论贡献与政策贡献及可操作性对策贡献。
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环境的严重破坏，具体表现为：第一，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引起的消费需要，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开民，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的失调。第二，人类为了生存，生产众多的工业产品，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第三，人口增长造成的生态平衡的失调和生存环境的污染反过来又影响人口的素质和人体的健康。 总之，人口增长过快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直接有关。也就是说，人口增长过快是世界环境退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消除人口爆炸对环境的冲击。同时，还要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协调好人口 资源 环境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1．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
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 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 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 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
3 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4、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
5、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 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2、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
（3、 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6．总结
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高度重视和认真分析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强化工作措施，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抓紧抓实，全力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分布宏观格局，总是受到各种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长期的综合作用。中国人口分布的东密西疏的不平衡性，正是人口分布规律的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离不开自然条件，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影响着人口分布的差异。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措施：要协调好人口 资源 环境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是：东部多、西部少；平原盆地地区多，山地、高原地区少；农业地区多，林牧业地区少；沿江、临海公路，铁路沿线地区多，交通不便的地区少。人口分布这种不平衡状况，是旧中国多年来生产分布不平衡、不合理的产物。1、东部人口稠密，西部人口稀少。2、全国人口在省、区的分布，其所占的比例和密度差异很大。影响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由于我国人口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于农业生产活动，东部地区的湿润区域及平原、盆地与河谷地带的生态环境最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从而集聚和分布了较多的人口。反之，在自然条件较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西部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受到限制，人口分布稀疏得多。
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
1、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关于这个政策，我不多说了，其良好的作用应该肯定，中国30来少生育30000万人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当然这个政策有待进一步改进，如果把人口控制和国家的养老保险结合起来，这个政策的效果会更好（这个问题有待将来论述）。今后这个政策依然不能放松，要在改进中提高。
2、人口问题说到最后还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问题后我发现，在经济起飞时，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会高速增长，当该国GDP达到10000美圆/人时，人口增长就会停止，然后人口总量会稳定，当人均GDP达到20000美圆时，人口会呈现下降趋势。西方几十个发达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中国上海市人口增长已经出现停滞状态，为什么？上海市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美圆。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达到这个指标。什么时间整个中国达到人均GDP10000美圆呢？2030年前后会达到，到时候，中国人口会达到历史的高峰，---15亿左右。经济发展速度提速、社会运转速度加快、抚养成本的增加等因素在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
Ⅳ 中国的经济现状与环境问题
21世纪的中国注定要进入一个经济空前发展、体制全面转型、国家和平崛起的新时代。
资本的潮流波翻浪涌:人民币升值、股权分置改革、经济高速成长等多重因素汇合,催生了中国股市这一轮空前绝后的大牛市。牛市的发展不仅引发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催生了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资本时代。
资本时代是资产变资本、技术变资本、资金变资本、资信变资本的时代,是市场机制重置、市场理念重塑、市场功能重建的时代。中国进入资本时代,意味着经济体制与机制的全面转变。
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资本时代,其最主要与最核心的标志是资本的意志得到充分体现,资本的能量得到充分释放,资本的潜质得到充分发掘,资本的机制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一个成长模式重大转型的时代。制度维护资本的利益与边界,资本推动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社会经济就这样在资本与市场、市场与制度的共振中走向良性循环。
资本时代是全民投资的时代。全民投资、全民创业、全民创富将成为资本时代的主流,整个社会的金融意识也将在发展中得到空前提升。此时,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态将不都是实物而是价值,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将使社会资本的运动得到加速。资金变资本、技术变资本、资产变资本、资信变资本的过程既是社会经济高度市场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高度文明化的过程。中国经济能不能从大国经济走向强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资本时代能不能加速到来。
资本时代是发展升级的时代。在资本时代,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与信用意识汇合起来的资本意识将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意识;资本的生成机制、组合机制、竞争机制与增值机制融合而成的资本机制,将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企业的成长将经历从“行政宠儿”到“市场宠儿”再到“资本宠儿”的转变过程。企业竞争将经历从产品竞争到市场竞争再到资本竞争的蜕变过程。企业创新将经历从技术创新到市场创新再到资本创新的升华过程。资本市场将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辐射力、扩张力与驱动力承载起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功能,并且有效地引导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向、流量、流速与流程。
中国正在进入的资本时代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并给经济发展注入巨大活力与动力的时代,是人民群众的资本意识与金融意识空前觉醒并且以投资方式参与国家发展与财富创造的时代,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从凑合、组合走向整合并且全面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时代,是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分享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成果与财富效应并促进经济发展从投资拉动转向需求拉动的时代。让无产者拥有财富,让有产者获得发展——这一重大而又崭新的命题将在这样的发展与演进中成为21世纪中国资本时代的发展主题。
资本时代将从微观到宏观改变中国经济。从银行作为资金分配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转向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与机制的质变。资本时代的到来既是千载良机也是重大挑战。
全面进入资本时代不是局部与表层的变革,而是从理念到发展机制的深层变革。
中国进入资本时代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在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从主体上解决了中国企业的产权关系以后,银行制度的变革就成为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重点与焦点。实践已经证明并且还在继续证明,由商业银行作为资金分配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不利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发展,也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转换,而由资本市场来取代商业银行作为资金分配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其效率与效用是商业银行无法比拟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储蓄向股市的大规模迁移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优势的自然反应,是社会资源与资金资本化的必然取向,也是顺应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不仅要乐见这样的资金大转移,而且更要促进并且推动这个过程的更快发展。这是解决中国经济中流动性过剩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中国进入资本时代将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机构的行政理念。服从于市场的权威是资本与资本机制的主要特点。资本时代的到来会在市场中内在地形成对行政命令的抗逆机制,这就会反过来促进行政机制的自我收缩与行为转变。现阶段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与控制,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一是行政层次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二是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正是由于商业银行所掌握的巨额信贷资金,才使得政府的行政意志能够不断地得以体现并且迟迟不能转换管理机制与行政理念。而商业银行的行为机制与行为理念不改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与资源配置机制不健全,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支配能力就不会被挤缩,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评价机制与市场发展的内在运行机制就难以形成并有效运转。而在资本时代,这种局面将会彻底改变。
解决中国现实经济中的问题实际上有两种视角:一是把股市的发展视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消极因素,以此为依据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会出现失误走偏;二是把股市的发展视为化解中国经济内在矛盾、引导中国经济走向更高阶段的重大机遇,以此为依据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巧用市场力量实现经济良性运转。站在这样的制高点上来把握中国经济,就没有理由不欢迎中国资本时代的到来。
大牛市的生成与演绎不但形成了中国制度转型与发展转型的最好时机,而且还形成了这种转型的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最佳时点。
中国股市本轮牛市所激活的积极因素与所唤醒的金融意识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实现更有质量的发展与更有效率的跨越的有利条件。社会各方都应该珍惜这一得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顺势而为地推动中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把握市场的整体脉动,是中国进入资本时代的第一个要求。本轮牛市所改变的不仅是中国股市,而且也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的前提,是市场不受干预地演进与酣畅淋漓地运行,只有在这样的演进与运行中,市场才能找到价格的均衡点与市场的均衡点,也才能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与适宜的资源配置环境。在一个需要投资者经常揣摩政策变化与政策走势的股票市场上,不但科学与正确的价值理念与发展信念都无法建立,而且市场本身也很难产生顺畅的运行与应有的效率。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提升市场的战略空间,是中国进入资本时代的第二个要求。发展资本市场不但要成为国家战略,而且要成为国家主导战略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是市场形态的核心,资本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资本流动是市场流动的核心,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层面与每一个侧面都无不与资本与资本市场直接有关。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依赖发达的资本市场,一个民族的兴盛必须依托强大的资本时代。作为中国最优质资产蓄水池与最有效资源增长点的中国股市发展得越健康,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就会越顺畅,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与能力也就会越强。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制定市场的主导政策,是中国进入资本时代的第三个要求。中国股市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健全机制与完善制度,是全方位的制度创新与机制变革。中国股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中国股市的资源配置能力有多强,不但取决于中国股市制度创新与发展创新的深度与广度,而且还取决于政府与管理层对股市发展与制度变迁的认知程度与把握程度。在全世界都在大幅降低股票交易成本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资本市场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先机,就必须对现行的股市政策进行全面反思,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与有效的市场机制打下坚实基础。
Ⅵ 中国人口数量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资源国情和生态环境分别有何影响
中国人口总数大，对经济发展来说，利的是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使工业专成本降低，促进经济属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消费，但人口素质不高，高科技产业人才难觅，使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断增长，对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人们的节约和保护意识薄弱，对资源的需求量大，工业，农业，生活对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使中国的资源面临巨大压力。人口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多，再加上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够强，生态环境自然差。
Ⅶ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环境有哪些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 作者：陈和《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18日 02版） 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确立发展重点任务举措，首先要辨明大势、把握大局，认清我们 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是一个大判断。准确理解这个一分为二的判断，对于我们把握“十三五”发展的大逻辑，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主动全面深化改革，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 未来五年，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这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外部有利条件。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 国际环境变化趋势和基本特征继续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势。一是经济全球化整体趋势没有改变，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利益也进一步融合，面对共同挑战、维护和平共谋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将有利于世界经济在调整中曲折复苏。二是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将大幅提高，这有利于推动国际治理平等化、民主化。三是文化多样化受到更多尊重，各国坚持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展现更多制度和文化自信，发展模式多元化态势增强。四是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信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流动，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人类“地球村”、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有利于促进人类共同发展。 （二）对我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和挑战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自身演化的逻辑还没有走完，隐含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产生的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显现。一是经济低迷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世界经济原有的增长格局和增长机制，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形成，经济复苏仍主要依赖政策刺激。发达经济体债务去杠杆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政策刺激又产生和积累新风险。新兴经济体受自身结构性问题和发达国家政策外溢影响，风险增多，处境艰难。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低迷，各国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外部需求不足的状况不会有明显起色。二是技术和产业大变革背景下国家竞争力不进则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未来五年到十年，信息、生物、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可能产生大范围技术进步和产业形态变化。高端人才、技术水平等决定着这些新兴产业及其价值链分工布局，劳动力数量等传统要素地位下降。我国既面临迎头赶上的机遇，也不排除因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强化，我与其差距拉大、传统产业面临被技术性淘汰的风险。三是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强化。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贸新规则制定，提高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方面标准，并向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拓展，对全球贸易投资发展格局将产生深刻影响。国际货币和金融监管体系正在改革重构中，主导权争夺十分激烈。新兴经济体面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的难得机遇，但由于自身能力总体偏弱，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仍处于不利地位，短期内提升实质性话语权面临突出挑战。四是各类安全威胁增加。一些国家贫富差距、失业等问题严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间冲突，有可能产生较大外溢作用，给所在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带来严重冲击。同时，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能源资源、粮食、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都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潜在威胁。五是大国合作竞争关系更为复
杂。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全方位较量加强，大国关系在动态博弈中角力制衡，新干涉主义持续上升，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热点问题持续发酵。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对我遏制和施压等不利因素可能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安全形势更趋复杂。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国内环境的基本特征 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未来发展前景持续光明，这是由发展的长期支撑条件决定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变化，中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挑战，国民经济将经历调整转型的考验。 （一）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一是我国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等物质技术基础比较完备，人力资本丰富，总储蓄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具有进一步推动发展的较好条件和雄厚基础。二是我国“大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巨大，有13亿多人口的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阶段，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消费结构升级孕育巨大需求，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可观发展空间，有利于培育形成发展的强大动力。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更加明显的制度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将不断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和发展潜力，宏观调控体系持续完善和能力进一步增强，能够有效应对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更加明显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传统动力弱化而新动力生成的调整期，面临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矛盾特征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一是原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发挥后发优势的结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将不断上升，依赖低成本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塑造新要素竞争优势的紧迫性大大增强。 二是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带动力偏弱问题凸显；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城乡与区域发展还不够平衡，中西部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依然很大，老少边穷地区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这些结构性矛盾已经开始拖累经济发展，并将制约经济持续发展后劲，埋下经济风险隐患。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我国能源资源瓶颈制约加剧，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水资源等短缺问题不断显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地面沉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等生态问题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更加迫切。 四是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增多。经济增速换挡，下行压力加大，使得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风险“水落石出”，逐步显现。企业经营效益下滑，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地方政府、产能过剩行业等债务大幅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亏损企业退出带来失业压力加大，一些区域和行业面临困难增多，都加剧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五是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社会保障体系有待继续完善，收入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等问题突出。在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深刻变化的新背景下，社会矛盾和冲突易发多发，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共享发展的紧迫性大大增强。此外，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
Ⅷ 中国拿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为什么
利大于弊 中国牺抄牲的不止环境 还有很多人 还带来很多问题 但是这是必须的 它让中国短时间内完成3次的工业革命 脱贫人口几亿 至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就是对身体的危害 而贫穷则是一种更可怕的癌症 它是对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 甚至有一定的遗传性 别忘了 中国人均寿命是在增长的 当然这种方式如今不适用了 望中国早日成功运行可控核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