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日关系现状，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解读福田访华：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于这次访问，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助理、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瑞平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田首相访华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
江瑞平长期研究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在他看来，中日双方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背后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是最值得关注的。
他分析说，最近几年的中日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冷经热”阶段。从二00一年到二00三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冷状态，但并未对双方经济关系造成过大伤害，中日贸易递增的态势非常明显。在此期间，日本始终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第二阶段是“政经双冷”阶段。从二00四年开始，中日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迅速下降。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丧失了保持了十一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落到了欧盟和美国之后。
江瑞平说，中日经贸在两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经济关系转冷的趋向必然受到两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当前两国明确表示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避免对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各自国内的经济发展造成破坏。
他表示，此次福田首相访华，是二00七年中日外交的“收官之作”，将再次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契机，双方此前达成协议的“战略互惠关系”，也可能由此得到加强。
曾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在两国经济关系中，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而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对此，江瑞平表示，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
他指出，的确，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对华贸易、投资，在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说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则是错误的。二00六年，中国对日贸易占中国GDP的百分之七点八，而日本对华贸易占日本GDP的百分之四点九。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要高于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
在本月初举行的首届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江瑞平作为中国商务部聘请的三位专家之一参与了会议。在他看来，中日经济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日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直到目前为止，中日之间还没有启动双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江瑞平说，这种局面阻碍了东亚的整体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双方应在这一领域展现智慧。
对于中日经济关系今后的发展，江瑞平认为，二者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对方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本国国内，因此两国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协调和沟通。“这可能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中一个全新的、更深层次的领域。”江瑞平说。
B. 当前形势下影响中日关系的潜在国际因素
在国际关系充满诸多变数的过渡阶段,中日双边关系也有发展变化,在影响中日关系变化的诸多因素中,世界经济一体化或者称为经济全球化、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科技因素明显上升等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平衡”律、安全利益至上原则等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上始终发挥着作用的规律性东西始终对中日关系发挥着影响；日益明显的区域化趋势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亦越来越重要。
一、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日益明显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或者称为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正在发展中的事实，其次，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科技因素明显上升，这也将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产生影响。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经济外交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经济优先原则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1、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技术实力水平的严重滞后，在以军事实力为主要表象的竞争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因此，“各国都在寻求新的发展途径，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赛逐步成为各国相互角逐的主战场，出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需要，无论是相互之间的的双边交流，还是区域之间的多边合作，越来越不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转移。挟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的日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举世瞩目。 “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这样，经济因素就取代意识形态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
3、经济优先是否是新旧格局转换、过渡时期的特定产物，在面临有诸多历史和现实的政治问题时，因经济与政治有很强的互动关系，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政治的因素往往会左右经济而影响到双边关系。
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军事大国化成为周边邻国的一大隐忧，无疑将会对双边关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即便是以往在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的经济交往中，我们也会发现，日本过于偏向经济，而且，始终抱着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者的观念不放，并没有以平等互利为准则，只是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原料来源地、商品市场、资本输出场所，企图把对方纳入自身经济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一直在做圆不尽的大国梦。发展为大国、强国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以威胁邻国的生存与安全，阻碍、破坏邻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为前提，就违背了历史潮流。此外，日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外依存度的加深，自近代以来，常常感到“‘经济的脆弱性’和‘对资源的依赖性’的威胁”，因而往往以非常复杂的心情看待邻国的和平与发展，以邻为壑的观念时时萦绕于心。以上诸多因素往往会与久悬未决的历史问题以及在双边关系中已经遇到或行将面对的现实问题一起成为阻碍邦
C. 中日关系的恶化经济上给我国带来那行影响
经济的制裁是把双刃剑，伤人的同时伤己，所以说所谓的经济制裁也是无奈之举。
一方面，“抵制日货”的结果是中日双方都受损。以往几次我国发生“抵制日货”，多是不买日本品牌产品，但事实上许多日本品牌的产品是在我国制造，抵制它们会让日本在华企业利益受损，但它们雇用的中国员工也必然受损，日资企业为中国社会缴纳税金等公共贡献也会受损。另外，“抵制日货”还需要我们购买替代产品如国货产品、其他国家产品，但这些产品中使用日本零部件、材料相当广泛。日本企业技术水平和制造水平高，不少零部件属于其独家产品，去年大地震时由于部分日本企业停产，还曾造成全球零部件断供。这说明，国货和其他国家的产品也同样含有日本基因，我们没有能力抵制。
同样，日本抵制“中国货”，结果也是双方受损。目前，在日本市场销售的“中国货”，即“中国制造”，多数是日本在华企业制造，即便是出口到日本的中国农产品，也是在日本企业监管之下，使用日本技术、设备生产。这些日资企业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返销日本市场，赚取的利润将会回日本。日本消费者要抵制“中国货”，也带有盲目性。
事实上，中日双方经贸关系密切，相互依赖度极高，但日本依赖中国更多。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对日出口比重在下降，2012年1-7月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7.6%。中国出口市场结构目前比较均衡、多元，而日本对中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约22%。同时日本经过对韩国、台湾、香港等市场出口然后再出口到中国的份额亦很大，即迂回出口估计约占日本出口总额10%。两项相加日本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高达30%以上。因此，日本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高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如果抵制日货，将比日本消费者抵制中国货效果更大，而且日本经济早已“疲惫不堪”，“弱不禁风”，在此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抵制“日货”，极有可能诱发日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及日元危机。不过，日本接下来仍有“本钱”重建，然后走上极端道路，这将对我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显然民间自发抵制“日货”的决定不是万全之策。
更何况，中日冲突的背景后面还站着一个冷眼旁观的美国。对美国来讲，主导世界、维护美国在“全球利益”一直是其战略目标，对于任何能够打压竞争对手的机会，美国都会善加利用。由于经济发生危机，背负沉重债务，又要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深感掌控世界已经实力不逮。有相当多的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如果中国实力受到任何的削弱就等于增加美国实力。美国正在希望重振制造业，恢复国际竞争力，而两个制造业大国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机遇。从实力此消彼长的角度分析，美国将成为中日之间发展冲突的战略受益者。
有以上得出结论，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
D. 中日关系恶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对中国影响也不小，日本人抵制中国货，比咱们抵制日本货，要严重要齐心的多了。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对日本影响远比对中国影响要大。O(∩_∩)O~
E. 求中日经济关系及其走势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F. 如何看待中日政治关系走向对经济关系的影响
中日的未来很难说,应该不会再坏到哪去了,中日间的贸易很频繁,两国间的非政治往来也很频繁,再说,中国有很多日企,日本的很多东西也需要在中国加工,现在的日本年轻劳动力很少,日本的年轻人很少会从事纯劳动力的那种工作,所以日本需要从各个发展中国家吸纳劳动力.中日间的关系主要要看日本方面想往那方面发展,主要是以安培为主的政界的人.
中日两国的冲突时原生性的，是大陆中国走向海洋崛起为世界大国与日本既有的海洋大国梦想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伴随着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的变化而产生的。但事实上，在中日关系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中日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缓和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和合作，是中日之间发展的最恰当的选择。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种种恩怨。但是作为一个理智的中国人，我更希望中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希望与周边的国家能和睦相处，我们国家和人民能与日本把关系处理好。当然，国际关系是无法预测，也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果断抓住时机，积极面对，积极处理好复杂的中日关系，把这阻碍我国发展的制约因素转化为推动我过发展的积极因素！
G.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 “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H. 浅谈你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 论文(不少于1500字)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 国 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I. 影响中日关系的原因有哪些
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达到了自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但要认清的是，当今中日关系的“苦果”是日本安倍政权一手造成的。这其中有很多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2015年01月17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印度，你访问印度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在乎。可是，岸田1月17日对印度外交智库发表演讲时，不仅对钓鱼岛局势做出了不恰当的描述，称中国持续的侵入日本钓鱼岛领海，日本将会持续并坚决的回应，他还就中印领土争端表达日方立场。岸田公然声称：很明确，‘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领土，尽管其“知道这是一个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地方”。作为日本外相，以如此明确的方式就中印领土之争表达立场，这还是第一次。岸田还呼吁印度与日美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等“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岸田作为外相如此公然露骨地拿中印领土之争去讨好印度的做法令人吃惊。这样的表态只能被认为是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和大国风范。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身段放得如此之低，刻意向印度阿谀奉迎，骨子里的奴性又一次得到了释放，新德里虽然可能会心中暗喜，但对日本大概也并不会高看一眼。
记得2014年底，岸田是第一个跳出来对中日刚刚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表达不屑一顾的日本内阁成员。此次，岸田又在新德里再次用言语挑衅中国，既没有外交风度，也没有外交智慧。
当中国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这一伟大胜利的时候，作为当年战争的发起国，日本对于这一天却非常低调。在整个日本的各大媒体，发现他们集体都忽视这个纪念日的存在。这也正代表了日本对于二战的模糊认识。因为日本政府至今都认为那场战争是终站，而不是战败，所以就更不会接受“投降日”的概念了。这是一种对待历史事实虚伪的态度。不承认战败，美化二战，这就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因为在右翼分子看来，二战时同盟军对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审判，以及同盟国主导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一种屈辱。这就是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在极力否认二战战败，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根本初衷。日本的这种做法是对历史侮辱！
尤其是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右翼势力逐渐控制日本政府的决策，使得日本不断出现美化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违背历史的行为，这直接伤害了中国人们的感情，并导致中日关系达到了自建交以来最严峻的一个阶段，而历史问题正是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安倍晋三的一系列的行为和言论，让作为二战受害国的中国忍无可忍。他曾质疑过前首相村山富市向亚洲人民道歉的“村山谈话”，并称他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也曾质疑过二战时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卑鄙行为。
另外，钓鱼岛问题。日本政府公然挑起钓鱼岛争端，美化否认二战历史，造成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从扣留中国渔船和船长到“购买”钓鱼岛，日本的这种做法使钓鱼岛事件升级，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恶化，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钓鱼岛问题就是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日本高层领导人拜访靖国神社的问题。安倍晋三公然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更是在执政一周年之际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战犯的亡灵喊冤，对中国犯下滔滔罪行的战犯进行顶礼膜拜，每年都像拿一把尖刀深深刺痛中国人民的心。
日本归还掠夺我中华的历史文物、文化遗产问题。日本人垂涎我中华文化，对中国灿烂的历史文明即是崇敬又是嫉恨与破坏。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创伤、损失。中国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猿人头钙骨化石就因日本人遗失了，至今没有音讯，或许现在就在日本某个日本商人手中，以及日本军政府在侵华战争期间利用各种手段疯狂的大批的把中国的历史文物掠夺到日本，至今还未归还。
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也很大。美国重返亚太，对中日关系构成直接影响。按前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说法：“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美国最有利的地方之一就是区域经济合作“。日本在亚太地区就充当美国的打手和走狗，维美国马前马后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又是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因素。
日本媒体的恶意宣传。日本媒体是连接其政府和公众的纽带，大众传媒十分发达，日本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爱读书、读报、看电视的公众之一，同时也是最容易受到传媒诱导的公众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媒体中对华负面报道倾向更加明显，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便掀起一次“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浪潮。原因是其中很多媒体被日本右翼势力所利用，以及日本右翼刊物《产经新闻》《诸君》等刊物的恶性报道。
仅如此，日本主流媒体还在经济与信息资源等方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缺乏一定的客观性。日本媒体的恶意宣传是导致日本国民对中国民众信任感下降甚至敌视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了整体国民的右倾化加剧，而安倍晋三的再度当选则昭示了日本国内右倾化的程度超过60%，使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加艰难。
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是集邻国交往、双边交往、多边交往以及大国交往为一体的复杂性交往，又掺杂着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多重问题。目前，中日两国交往的发展进入瓶颈期，这是考验中日外交人员智慧的重要时刻。中国要始终以核心国家利益为底线，在中日交往中采取有力措施，获取主动，以建立健康、和谐的中日关系。
J. 中日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现在的中日关系已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中日关系如何发展也将取决于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态度。
21世纪初，中日关系正处在共同构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转折期。未来10～20年期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最重要因素的变化方向进一步明朗化的关键时期。“中日伙伴关系”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从目前看，其前景既有光明，也有阴影。就我国的对日政策而言，应在中日关系中力求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尽量争取实现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佳前景。
因为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和劳工赔偿、慰安妇问题、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等等问题，我国国民对日本本能的抱有一种政治上的反对和感情上的拒绝----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经济往来。
4月12日上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东京招开记者招待会要求中国政府对近日以来中国各大城市针对日本的反日抗议活动进行道歉并对中国国民严加管束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日本首相小泉在4月11日夜也对日本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公然宣称中国的反日行动是愚蠢的。中国政府必须向日本国民道歉，中国要为破坏中日关系负全部责任，中国要为愚蠢的行为负出代价并危胁要经济制裁中国。
对于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等罪行一直不予承认和谢罪的行为，哪怕有一点点良知的中国民众都不会认同。都会坚决反对。基于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慰安妇问题、劳工赔偿以及中日岛屿之争，中国民众本就愤慨难忍，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和日本首相小犬蠢一狼的言行无异于是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民众的反日情绪。现在网上的反日浪潮日益高涨亦表明了中国民众的意愿。
中国政府基于中日经济、日中友好等等方面一直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的态度。指出只有日本政府坦诚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勇于承认并承担应有的责任才会赢得世人的谅解。但是，日本政府所持的态度不能不说让人感到遗憾。
基于此，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