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林毅夫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
林毅夫
经济学家 林毅夫
姓名:林毅夫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2年10月15日
职称:教授
职务:主任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个人简历:
林毅夫,男,生于1952年10月15日,籍贯:台湾,宜兰。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
工作简历:1987-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内外兼职: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93。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96。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审议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经学会常委理事,副秘书长, 1992-
世界银行顾问,1987-90,1993-。
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
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
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96。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委理事, 1994-。
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 1995-
国际经济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
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
东、新、澳17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
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
农业经济(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副主编,1995-。
以下海外英文学术杂志编委:
亚洲个案研究(新加坡),
汉城经济学杂志(韩国),
太平洋经济评论(美国),
中国经济评论(美国),
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澳大利亚),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香港)。
以下中文学术杂志编委:
经济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荣誉:
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2000。
“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1999年6月第43卷第2期。
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1999。
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1998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1997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给奖)。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
《中国的奇迹》获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1996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一等奖。
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获1993年孙冶方奖(国内经济学最高奖)。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
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和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
主要作品: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3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6;韩文版,汉城白山书社,1996年;法文版,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98;越文版,胡志明市,西贡时报出版社,1998。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印2000年。
㈡ 赵宇的代表性论文、成果
曾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财贸经济》、《改革》、《当代财经》、《涉外税务》、《人口与经济》等刊物公开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50余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论文 4篇;主持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和省软科学课题 3项,参与省级科研课题 10余项;主编、编著经济类书籍 7部,参编 10余部;曾三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三等奖。近年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成果主要有:
1 . 论文: 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 (15000 字, 1/2).《中国农村经济》, 2007( 5)。
2. 论文: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问题 (9000字,独立 ).《改革》, 2005( 3)。
3. 论文:我国社会保障税制基本框架设计 (7000字,独立 ).《当代财经》, 2005( 3)。
4. 论文: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业税问题研究 (5000字,独立 ). 《农业经济问题》, 2004( 4)。
5. 编著( 1/3):《西方财政学》( 26万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 12月。
6. 主持省社科规划课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运行问题研究》, 2004年 10月立项,(批准号: 04CJZ15),已经完成。
7. 主持山东省软科学发展计划项目《公共财政框架下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 》 2005年 12月立项,(批准号: A200528-4),已经完成。
8. 主持山东省软科学发展计划项目《山东省公共财政框架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 》 2007年 12月立项,(批准号: 2007RKB226),在研。
㈢ 哪位高手给介绍以下经济类金融专业的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怎么写啊我的论文题目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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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求一篇中国近代史论文,有关于经济变化的的()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兴趣在于界定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问题并由此而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甚至对同一地区使用同一套资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正如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后,美国学术界对其做了否定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资料;而黄宗智和杜赞奇在1980年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得出与马若孟南辕北辙的结论后,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见解新颖独到。到了1990年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又认为马若孟对史料的运用是准确的。(注: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学术界的反复恰恰表达了美国学者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们意识形态的取向。
一、卜凯和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John Lossing Buck)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而卜凯太太赛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不仅当时获得了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至今仍是许多美国高中的指定读物,常成为普通美国人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的第一本书。(注: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讲述中国贫农王朗(Wang Lung)由苦干而变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现了卜凯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中国农村存在着平等的机会,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凯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0年受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 Reisner)的邀请担任了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的教授。1924年卜凯回到康乃尔,于1925年完成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19世纪30年代,卜凯在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后,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
卜凯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的。在他看来,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直到15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前进了,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没有进步。因此,对卜凯来说,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等。(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看法在30年代初发表后就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19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剥削关系。(注: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页。)卜凯当时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是正确的。卜凯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省17个地区2866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省168个地区近16786家农户。这些调查使卜凯对中国的农户结构与土地得出的结论为: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1英亩=6.07亩)地。(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此外,在租佃关系上,西方的佃农比例比中国要高得多:中国农民中有23%为完全佃农(不包括半佃农),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9%,但英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因此,认为佃农率高了便会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的停滞并没有其必然性的依据。(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批评的要点是认为卜凯没有把中国农村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国学者史特罗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凯从美国农业经济教科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因此没能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史特罗斯举例说,卜凯在1920年刚去金大农学院要教4门课: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农场工程,而他手头主要参考书只有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华伦(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农场经营》一本教科书。不仅他的4门课全从这本教科书发展起来,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也以这本书为基础。而这本教科书是从经济学角度谈如何经营300英亩理想规模的美国标准家庭农场,不能真正用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凯毕竟对中国农村经济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并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也有认识。例如,卜凯向国民党政府进言108条建议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调整。但卜凯显然不认为租佃率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此外,正如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第一页所表白: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注: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换句话说,卜凯认为他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责任是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因此,从卜凯开始,不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发展了起来,并且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认识也分成了两种观点。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瑞斯金(Carl Riskin)所称之为的“技术学派”。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930年代也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称之为的“分配学派”。技术学派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而分配学派的观点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注: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国革命的冲击和197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辩论
卜凯的技术学派观点很快受到了中国革命强有力的挑战,使得分配学派的观点在1949年之后一度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如果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展现为一场农民的社会革命?或者说如果卜凯的观点正确,那么中国革命便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动源。然而,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展露出来后,美国学者又禁不住要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问题的正确性又在哪里?
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不确定认识之中,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农民经济》。马的这本书写的是河北和山东,或中国的华北。马在60年代为这本书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利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并与当年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人员做了许多访谈。
马若孟认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不能只依赖于1930年代前半期的调查资料,因为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冲击的时刻;陈翰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1933-1936年所做的调查只回顾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必然会得出中国农业经济恶化和农村社会破产的结论。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围确定在1890-1949年之间,即考察从19世纪末期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到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段相对长的时段。马对满铁所调查的沙井村等河北与山东的村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卜凯一样的结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它没有其它大毛病。(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马若孟认为:首先,在1890-1937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超过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人口的压力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中国的华北农村经历了商业化,使农民受益,并在长时段里维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华北农村的地权不平均,但它没有变得更不平均。满铁的资料显示:自1890年以来,华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而佃农和雇农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这两个变项说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增多,地权分配实际上可能变得相对平均。这些变化与商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中的分家有关。商业化使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手工业的贫困农民有机会增加收入和购买土地,而农户在儿子们中间的分家则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第四,华北的租佃关系变化比较有利于佃户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华北的租佃关系逐渐从实物分成地租转向实物定额地租。而在这一时期,华北农产品价格上升,在1913-1938年间上升了40%。在实物定额租下,佃农一方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灾害年成时,佃农又经常回到实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担部分由歉收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华北的租佃关系并没有变得不能容忍。第五,最关键的是华北与中国有着竞争性市场,即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自由进入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来操纵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牟利,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籍以市场经济以获得发展的关键。在满铁资料里,马若孟没有发现华北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因素或条件。(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马若孟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以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的设施以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的农业金融机构使较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马若孟比卜凯在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卜凯是通过他的学生们在中国农村以问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数据性资料和相应的观点,而马若孟则是基于满铁调查员对一个个村庄进行长期细致的调查,其论述涉及了家庭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微观上补正了卜凯的基本思想。卜凯认为中国地主土地的拥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统治阶级,而马若孟更通过对竞争性市场的考察,证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性剥削在市场上并不存在。
马若孟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观点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评并引起了辩论。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是黄宗智。黄讽刺说,如果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是象马若孟所论证的那样为一片机会平等的土地,那么穷人之所以穷则岂不是要埋怨他们懒惰和在农业生产上不够聪明能干吗?黄宗智利用满铁的资料,举出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从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论看来,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工业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论表明,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从平均分配土地这一思路来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不见得正确。
黄宗智给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农民杨泽(音)。杨泽在1941年38岁,有35亩土地,家里5口人中3个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占有量超过了村庄人均占有量的2倍。村里能干的农民最多能种20亩地,所以杨泽应该请一个长工。但杨只是请一个两个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种。黄宗智想证明,杨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于他继承了较好的土地,否则杨也会象杜乡一样贫困欠债。可是杨泽毕竟一个人耕种了35亩。因此黄解释为:杨泽或是非同寻常地强壮与勤劳、或是其妻也参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产劳动。但杨的3个孩子分别为13岁、4岁、1岁,其妻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说杨泽因聪明能干而维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偿不可。
当然,黄宗智举证杜乡的例子要点在于说明租佃制度的剥削性,对此马若孟则以租佃契约来说明租佃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关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约形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契约,地主与佃户都协商了各自的利益,并且这些权益在几个世纪中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佃户没有为地主做非农业生产性的劳役,在契约之外并不存在强制的剥削。而在契约之内,权益则是由双方议定,具有互惠性。由于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约不合理时,佃户可以不接受而改换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马若孟看来,不能说有租佃关系就是剥削,而是要检验这种租佃关系赖以存在的法律或习惯的基础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习惯上长期遵守互惠,契约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因此,该村的租佃关系应该是合理的。(
㈤ 论文:当前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在我国转型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动矢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着最繁重的非农劳动,但他们的身份并未完全得到城市的认可和接纳,他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城市里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主要表现在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在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也无奈的感受着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他们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通过调查活动,本论文揭示了现阶段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现状,并提出了旨在提高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及特点
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纷纷从学校毕业,追随父辈的身影顺理成章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随之出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身上显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一,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文化水平很低,以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居多,其中文盲还占有一定比例,进城后大多从事艰苦行业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大为不同,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有的在进入社会前还在专门职业学校学习或接受过培训。第二,对农村和城市的认同感互换。
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农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即使在最后时刻想到的都是叶落归根,他们会把进城打工的不得已称为“背井离乡”。相反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主动自愿的追求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憧憬,希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技之长获得工作认同和实现自我价值,在城市生活是他们的奋斗目标。第三,思想观念转变。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挣钱养家是第一位的,对于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待遇条件等不会过多的挑剔,也没有融入城市的打算。而新生代的农民工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对工作岗位相对挑剔,他们已无法从事像父辈那样的艰苦工作。往往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职业规划,根本没有回农村的想法,他们想通过城市生活来充实和提升自己,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第四,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往往省吃俭用,除了工作以外,基本没有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难觅老一辈农民工土里土气的身影,他们更乐意花钱享受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追求时尚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亲睐高科技电子产品,有着一定的休闲文化生活需求,俨然和市民已无多少区别。第五,维权意识和社会主人公意识增强。新世纪“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深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有了很大的改变,加之国家对农民工利益和生存环境的重视,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利益受损时只会忍气吞声,而是学会用法律武器和舆论压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在城市赶出一番事业,或成为行业标兵,或成为创业成功者,赢得了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也开始为地方发展和农民工自身地位的提高积极呼吁和行动,作为城市一份子的主人公意识明显增强。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原因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不仅仅是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相应的一系列诸如住房、交通、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城市生活空间和政府管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一心想融入城市生活当中,而城市人则通过种种制度壁垒将农民工排挤出城市,不容许侵占他们既得的空间和利益。至此,长期的拉锯战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这就是既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
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可是,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未来则多是迷茫,自小在城市或学校中长大的他们,对农村生活不了解也没任何生存经验,就认准了城市生活这一条路。即使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徘徊,哪怕不能被城市人认可,他们也没有退路可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往往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这种生存境遇使得他们形成了自卑、心理失衡、心理挫败的复杂心理,尤其是当理想破灭、求助无望时,自杀、犯罪等一系列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和谐的问题就产生了。
(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
他们面对的困境主要是来自于城市制度壁垒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将公民人为地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并且赋予二者不同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迁移、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构成的制度屏障,人为地设置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城的成本和障碍。城市建设一方面需要农民工的贡献,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吸纳政策;另一方面在城市福利分配与享有方面则设置壁垒,采取排斥态度。这种在“经济上吸纳,社会关系和福利上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农民工被迫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第二,就业制度。很多城市为了缓解本地区的就业压力都会制定一些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政策,使得外来农民工处于就业竞争的劣势地位。在就业方面的歧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在城市供职于“低端”职业,大多数成为为酒楼、宾馆或饭店的服务员、保安以及制造加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普遍较长,工作待遇偏低且稳定性较差,更谈不上职业发展,这些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之路并不顺畅。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封闭性,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其中,或者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强,而难以纳入保障体系。这些现实情况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方面普遍缺乏保障,这必然制约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和进程。第四,住房制度。城市市民子弟由于继承了父辈们享有过的福利住房待遇,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属于白手起家,首要的就是住房难。他们面临着工资低、房价高的严峻形势,农民工只能是选择偏远的郊区或者是脏乱差的贫民区居住,不仅拥挤,而且没有安全保障。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成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奢望和梦想。由于在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房,没法改变户籍身份,只能成为城市中的农村人,随之而来的下一代上学难也使他们面临着重重困难,甚至被迫打碎他们的城市梦;另外,由于没能享受市民待遇,在医疗保障方面也面临更高的成本,除此之外,由于没钱身份,还得再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受到城市人的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挤。因此,他们的融城之路的成本异常高昂。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之路上的重重障碍,更容易使得他们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纾解,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事情来,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寻求突破,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之路扫清障碍,这不仅能够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尴尬处境,也能有助于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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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是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在从事专业研究中撰写的用以申请硕士学位的学术论文。硕士学位论文集中体现了硕士研究生在二年或三年的学术训练中积累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成果,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选择学位论文题目是撰写学位论文的前置性工作,选题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学位论文本身质量的优劣。在经济法学科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卓越学术能力的研究者往往都在选题上独具匠心,所选论题大多既能够契合时代发展的脉搏,又符合知识生产的自身规律。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能否取得预期的绩效,主要依靠硕士研究生自 卢代富,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张国华,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zoos级硕士研究生。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与学科点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规划工作也是紧密联系的。选定起点高、有创新、有意义、难度适中,符合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基本要求的论文题目,是学科点选题规划工作的总体目标。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是我国法学类国家级重点学科,拥有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经济法研究中心等重要学科基地,长期以来,在李昌麟教授的带领下,一直十分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规划作为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近年来,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随着法学硕士研究生的不断扩招,导师人数与学生人数的比例逐渐拉大;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之间的学术能力差别较大;读研的功利目的凸显等。因此,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规划工作也需要直面现实,不断探索新的完善路径。
关键词:提高;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选题仓促
由于一些硕士研究生平时对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认为开题只是“走形式”,不认真对待,因此,相当一部分硕士研究生平时不注意专业论题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更谈不上认真思考,待到研究生二年级第二学期末准备开题时,才感到时间仓促,只好“临阵磨枪”,仓促选择一个论题,而对所选题目的研究现状以及是否还有研究价值缺乏应有的了解。一些学生称:“选什么题目在效果上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并没有重点,所以选什么题目都无所谓。”
(二)消极选题
一部分学生不善于自己发现问题,仍然固守旧的学习模式,消极等待导师向其提供论文题目,在选题上丧失了主,充分调动硕士研究生的主动性是选题成功与否的关键。学者王国维曾有过“善自命题”的佳话。他在《尔雅草本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中,记载了大学者沈曾植与自己的一段对话:“方伯莞然日:‘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因相视大笑。”可见,“善自命题”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要在广泛的阅读和比较中,发现现实中存在的真问题,从而通过研究此类问题取得显著的成果。但反观目前的一些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他们在学位论文选题中连起码的主动性都没有,逞论“善自命题”。
(三)选题不当
一部分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在选题时容易出现两种较为极端的倾向:一是盲目求大、求新,忽视了自身学术能力的局限。如,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而以经济学分析为论文主题。二是选题过于平淡,拘泥于旧有的理论框架,不敢创新,无法体现开拓性。如,在既没有研究方法创新,也没有研究内容创新的情形下,把经济法学界已有定论的某些经济法问题作为论题进行探讨。
(四)态度不端
某些硕士生在选题时马虎应付、态度浮躁,抄袭严重,缺乏应有的学位论文写作态度。还有些学生对所选文题热情高涨,但往往是一时兴趣所致,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最终败兴而终,临近毕业时往往还仓促改题。这也是一种不严谨的学术态度。
(五)师生之间欠缺沟通,缺乏对于学位论文的长远规划 对于科研能力和主动性较强的硕士研究生而言,通过与导师的主动接触,有助于其选题的形成,但相当一部分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主动性较差,对导师的研究领域缺乏了解或只是泛泛知晓。师生之间欠缺沟通的总体情形直接影响到了学位论文选题的长远规划。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包括社会外界的影响因素、学术 640评价体制自身因素、导师和学生个人的因素,等等。因此针对上述问题,不能幻想在整体上和短时间内完全根治。但是,为了提高经济法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们仍可以在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规划工作上探索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弥补制度上的缺漏。、加强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选题指导工作的途径
(一)建立导师组制度 目前,我校硕士研究生导师制是一位硕士生导师指导和管理多名学生,这是历史延续下来的导师制度,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如,有利于强化导师的责任以监督硕士生自主学习,导师可以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学生能够更加熟悉导师的研究领域。但这是与当时的历史情形相适应的;在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扩招之前,一位导师一届招收三四名学生,而如今一位导师每届多则招收十几名学生,少则也要带八九名学生,部分导师还要指导博士研究生,还要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观上虽希望提高能动性,但客观上却没有精力像以前那样与硕士生紧密联系,倾注大量精力指导研究生开展经济法学术研究。因此,可以考虑将“一对多”的导师制改革为导师组制度,即由多位导师组成导师组,对研究生的学习进行指导。对于学科方向划分较少的院校的学科点,可以将硕士生导师组合为经济法专业导师组;对于学科方向划分较多的院校的学科点,如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点,可以将不同大类研究方向的导师成立多个导师组,由导师组集体管理硕士生。当然,为了防止出现集体的“不作为”,还需要辅以工作量登记和考核等相关具体制度的协调配合。这种导师组制度既有助于学生开阔学术视野,在多位导师的指导中博采众家之长,也有利于形成开放式的学术研究样态和研 641究生培养方式,还可避免导师重复指导学生而造成的学术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
(二)尽早开展选题规划工作 选择一个适当的学位论文题目非一日之功,需要在平时的学习中一点一滴地积累。尽早确定选题方向,将有助于学生在较长时间内搜集和积累相关研究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因此,提前开展选题规划对学位论文的撰写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在经济法硕士研究生一年级下学期,即可要求学生确定选题的大体方向,再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学习积累,在研究生二年级下学期初即可在之前的选题方向中确定一个更为具体的最终选题。这样就可使经济法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成为一项有的放矢的工作。
(三)导师组及时向学生推荐可选论题 一般而言,受学力和知识面等因素的限制,只有较少的硕士研究生具有自主恰当选择学位论文题目的能力。加之经济法学研究往往涉及经济学、政治理论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一些硕士研究生在选题时容易误入其他学科范畴。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有必要结合大多数经济法硕士研究生的特点,由导师组根据学科研究方向,尽早向学生推荐可选学位论文题目。这可以避免研究生选题的盲目性,有助于引导学生向未知领域探索。当然,这项工作的目的只是辅助经济法硕士研究生自主选题,并不能否定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选题中的主体地位;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仅仅是着眼于从规划的角度为硕士生的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学术指导。这也是导师组制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体现。
(四)组织学生读书小组
在经济法学专业领域及相关领域内,要提倡读经典、读论文、读时事,读多了自然就会提高学术素养,产生学术自觉性,找到合适的选题也就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可在研究生一年级成立读书小组,由导师组确定推荐阅读书目。通过阅读,可以使学生掌握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难点,以此在学科点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创作灵感,为学位论文的选脱规划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
(五)举办经验交流会
经过选题、开题以及撰写学位论文等一系列程序的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准备和写作中既有成功的经脸,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尚未开始选题的一年级和二年级硕士研究生而言,这些都是宝贵的可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因此,要发挥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传、帮、带”作用。可以考虑通过举办经验交流会等形式,请高年级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讲述自己在选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与下届研究生进行选题方面的交流。
(六)充分利用网络集道
随着教学科研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如今网络已进人学校尤其是学生宿舍。网络成为教师和学生联系、沟通的盆要集道;应充分利用网络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提供交流的渠道。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学院的“师生互动平台”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交流的网上平台。鉴于硕士学位论文选厄的重要性,可以在“师生互动平台”BBS上增设“学位论文选题探讨”栏目。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对于选题的各种问题可以发表在该栏月中,导师和学生能够通过它共同探讨某一选题的可行性,以此形成师生间的教研互动机制。
(七)开展学生课题研究计划 学位论文选题作为硕士研究生在校学术活动的一部分,必须与其平时所受的学术训练相联系。为激发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热情,提高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学位论文选题提供充分的准备条件,经济法学科点可以在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中鼓励开展自主申报学生课题的计划,支持研究生团结协作,优势互补,申报 “了圣济i清气It I与自身研究方向相吻合的课题进行学术研究。此类学生课题由导师组盲审后批准立项,学科点提供适当的研究经费。这项活动可以为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提供“孵化器”的作用。我院学科点已于今年初首次尝试了该项计划,已初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在2005级硕士研究生中,就有近10名硕士研究生将其获准承担的课题作为了其学位论文选题。
(八)提倡调查研究 经济法研究不能脱离实际,选题要和学科发展的现状相联系。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选择契合时代脉搏的真问题展开研究,应提倡开展调查研究的学术风气。这里所说的调查研究是广义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阅读专业理论书籍获得间接的知识积累;二是通过外在的社会调查实践取得第一手资料。在经济法学研究工作中,这两者都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偏废。当然,对于不同的研究方向,学生在上述两者间的着力点可以有所不同,如对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选题,更需要通过阅读大量的理论书籍,在前人的知识生产积累上进行学术创新;而对于十分强调应用性的经济法分论选题而言,不仅要阅读相关理论书籍,更需要结合实际,发现真问题。经济法学科点应当鼓励研究生根据自己选题的大致方向,进行广泛而且深人地调查研究活动,如,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点组织的经济法学术会议,或与导师一同进行社会实践,或提倡研究生在学生课题中增加实践环节的内容,等等。
㈦ 谢杰的论文学术
1.贸易、投资与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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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与中国通胀率的状态转换特征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5).
3.企业年金、金融计量、非线性计量经济学建模
[1]企业年金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研究, 《保险研究》,2010(8).
[2]企业年金替代率测算及影响其诸因素敏感性分析, 《现代财经》,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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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isturbance of Population & Higher Ecation Development: A Non-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novativ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 Proction, (EI)。
㈧ 关于家乡风土人情的论文
对家乡的调研以及和纽约城市化过程的对比分析
一.引言
我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经济领域,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非农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在总体经济中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使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过去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发展为农业与非农业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我国农村非农业经济的产值和劳动力在整个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26.72%和7.12%,到了2001年,非农业经济的产值和劳动力比重为82.47%和32.71%,分别增长了56和25个百分点。从1978—2001年,我国农村每户平均劳动力人数从每户1.64人,减少至每户1.33人,减少了18.9%。相对应的,非农业劳动力人数从每户0.13人增至每户0.65人,增长了400%。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非农业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不足7%增长到30%多。1978年,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比重分别是84.95%和7.92%,农业收入份额远远高于非农业收入。到了2001年,二者的比重则变为49.24%和45.06%,分别增减了约36和37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农村内部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非农业在农村经济中的份额逐渐增大,农业份额在减少,非农业的产值和劳动力在GDP和劳动力总数中比重越来越大。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构成来看,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在增加,农业劳动力人数在逐渐减少。相应的在农户家庭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农业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首位。1790年时的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家,13个独立州的总人数仅为390万人,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到2000年,美国的全国总人口达2.81亿多人,城市人口比例达75%。在过去的200年——300年里,美国在各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在经济方面,美国从一个依靠原材料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为特征的殖民地经济变成了最大的工业国家。19世纪初,美国小规模工业化开始,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大规模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城市结构已经定型。1920年至今,美国的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现代都市区的形成和转型,从而形成了巨型城市带,也就是当今美国的城市格局。
通过对我国的农村发展现状和美国的城市化发展历史的对比可以看出,地区的发展与产业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发展非农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是推动城镇发展的重要条件。城镇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产业发展问题。
二.案例概况
(一)莱西市:城市化的初级阶段
莱西市属于山东省青岛市。目前在莱西市小城镇经济结构中,二三产业分别占总产值50%以上和35%以上,农业比重不到15%。当地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条件,发展了六大农业产业链。
如下表所示:
农业产业链 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企业规模以及对当地的带动
肉鸡——鸡肉制品 九联,万福 肉鸡年出栏6300万只,发展养殖场180多处,带动当地5000家农户
生猪——猪肉制品 万福,希杰(外资) 生猪年出栏65万头,发展养殖场120多处,带动当地4000家农户
果品——果品加工 南南食品(外资),三丰食品,阿姆斯食品(外资) 发展果园种植面积达23万亩,带动当地9万家农户
蔬菜——蔬菜加工 万福食品,亚细亚食品 发展蔬菜种植面积42万亩,带动当地9万家农户
奶牛——奶制品 雀巢公司(外资)以及其余
三家奶制品公司 养殖奶牛6万余头,发展养殖场200多处,带动当地9000家农户
花生——花生制品 东生食品,佳德食品 发展花生种植面积30万亩,带动当地12万家农户
莱西市的农村经济以六大农业产业链为主体,形成了“公司+农户”,“市场+农户”,“公司+合作组织+市场”的模式,发展了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的企业240多家,年加工出口120万吨农产品,占整个农业产值的50%,年出口额达到2亿美元。目前,莱西是大约80%的农产品和70%的耕地被用于乡镇企业的生产加工。非农产业的发展增加了非农就业人数和农民的非农收入,近年来由务农转向务工经商的人数达到了十几万,城镇农民人均收入60%以上来自农业产业化。
此外,当地政府还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主要吸引韩国、日本、台湾等地区的投资项目。目前莱西市的外商和台商投资企业有300多家,外企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以李权庄镇的泰光公司为例,该公司在当地吸纳劳动力1万人以上,年生产耐克运动鞋800万双,年出口创汇1.5亿美元,年缴纳税收8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带动了整个李权庄的经济。在目前李权庄镇地方财政收入当中,农业税收仅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0%左右,相对应的,90%的财政收入来自于非农产业。
莱西市提出了“园区经济兴莱西”的口号,在企业布局上,规划了专门的工业园区,在共享基础设施,集中治理污染,扩大城镇规模,增加镇区人气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小城镇建设上,莱西市坚持“三高”原则,一是高起点规划,用长远的眼光规划城镇建设,打造现代化的“绿,美,净”生态小城镇;二是高标准建设,完善城镇的载体功能,打造具有现代化气息的精品工程;三是高效能管理,强化城镇管理秩序,提高管理效率。目前,莱西市的农村城镇化已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了初级阶段。
(二)纽约:城市化完成的典型
1776年,美国政治上获得独立后,开始在经济上发生转变,将南方的种植园经济转换成棉花经济,向英国出口棉花。棉花从南方运往英国,在纽约中转,使纽约的交通地位迅速上升。1803年的路易斯安娜使得密西西比河流域加入美国,新奥尔良等南方城市通过密西西比河同中西部连接起来。1825年,伊利运河通过哈德逊河将纽约五大湖连接起来,从而促使人们向纽约州和北俄亥俄州迁移,中西部变成了居住地,产生了布法罗和其他小镇。1898年,曼哈顿,布朗克斯,布鲁克林,昆士河斯坦藤岛等地区先后并入了纽约市,合并后的纽约市占地面积930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城市,人口336万,仅次于英国伦敦。到19世纪中叶,纽约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集金融,贸易,旅游,文艺于一身的世界大都会。
19世纪末,美国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食品,而且还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此时的美国经济因为工业革命的推动已经开始分化为多层次经济,制造业开始崛起,并且逐渐超过了农业,政府部门的扩大,学校科研机构的增加,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使得第三产业较工业革命前也有所增加。纽约的经济主体,已经由独立战争前的农业,转变为了工业和第三产业,其中服装、印刷、化妆品等行业均居全美首位,机器制造、军火生产、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业占有重要地位。
纽约市的地理优势也是实现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纽约市内多数河流都通大西洋,港口规模巨大,设备优良,终年不冻。纽约也是铁路交通重要枢纽,地下铁道全长1000多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快捷的地铁交通系统。纽约由三个国际机场,其中著名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承担着全国50%的进出口货物空运业务和35%的国际客运业务。纽约的曼哈顿岛是全美金融中心,美国最大的1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总部设在曼哈顿,7家大银行的6家以及各大垄断组织的总部都在这里设立中心据点。位于曼哈顿南部的华尔街是美国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象征,也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大本营和金融寡头的代名词,在华尔街上聚集了2900多家金融和外贸机构,其中包括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目前的纽约已经完成了城镇一体化,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三,对案例的对比分析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口向城镇集中,并因此促进村镇发展为小城镇,小城镇向小城市转化,大中城市的规模日趋扩大;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口流向城市的速度加快,大中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和停滞状态;第三阶段人口继续向城市集中,但速度变慢,主要以流向中小城镇为主,同时,大城市人口也向小城市迁移,由此推动小城镇迅速发展。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莱西市不可能发展成为纽约那样的特大型城市,但是,通过对比莱西市的发展状况和纽约市的发展历史,可以总结出城市化过程中的几点共同特征。
(一)吸纳剩余劳动力,发展非农产业
由城市化的三个阶段特征来看,我国正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我国将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一项战略措施。许多小城镇在实践中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产业链式化,规划建设工业园区等方式,积极探索产业与城镇建设统一发展的路子。这也正是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的必要手段。按照经济发展理论,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中国家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因此,在二元经济转换的早期,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并获得收入。
由莱西市小城镇发展过程来看,该地区通过发展六大农业产业链,规划建设工业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措施,使非农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并且逐渐的取代了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其中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带动发展了农产品的深加工产业,一方面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农产业,同时也增加了就业机会,吸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
从纽约的城市化发展过程来看,19世纪末,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农村人口以及工厂纷纷向纽约集聚,纽约的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到1921年,纽约市的人口则由建市初期的336万增长到618万。工业化时期,电力,钢铁等新技术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有力的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纽约成为全美最大的工业基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此时刚刚崛起的工厂企业中。
(二)完善基础设施以促进城镇发展
从地理位置来看,莱西市属于沿海地区,周围的交通条件良好。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高速公路的修建,铁路系统的完善,加强了莱西市与外地的联系和沟通。当地镇政府重视对工业园区的规划,创造好的区位条件、设施条件和发展氛围。同时,政府鼓励建设带动性强的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型企业。乡镇企业的集聚促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吸纳了农村人口到企业周围工作居住,渐渐形成了具有小城镇规模的生活区,其他的服务业,制造业等第三产业也随之兴起,渐渐形成了“工业化小城镇”的发展模式。
纽约是海港城市,纽约的繁荣先是以贸易为基础的。纽约的商业功能得到巩固后便控制两条贸易线,即北大西洋到欧洲的海运和通往美国内陆腹地的陆运。在全美国对外贸易中,纽约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其次,纽约在工业化时期是全美最大的工业基地。工厂企业云集于此,加快了纽约城市化进程。再之,纽约华尔街作为美国及世界金融中心更是闻名遐迩,它向国内外提供金融服务,其资金在全美和全世界都具有支配作用。在工业时代,纽约已经发展成为集金融、工业及服务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
四,几点结论
(一)非农产业是关键
对比莱西和纽约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把大量农民从田间解放出来,不再直接从事农事生产,而是进入加工性质的企业或者服务业。由于企业的大量出现,促使了原本分散的村落逐步结合成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在莱西市,“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服务型企业”的农村新型产业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二)围绕农业抓非农产业
针对我国的目前情况,发展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非农业,一方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附加收入,这在目前的我国,是值得大规模推广的。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产品生产单位的成本逐渐降低。通过农村产业链,建立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加工企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各类服务企业,都会扩大农村向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特点的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集中到一起,就形成了具有一定产业结构的城镇。
(三)产业集聚促进城镇的形成
纽约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造成了工业革命后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入,港口贸易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新型工业企业的构建,这些在客观上为工业集聚创造了条件。莱西市乡镇企业初起时期,“村村办企业”造成了企业分散的布局,这种局面在环境、用地和进一步发展方面造成了不利影响。现在,莱西市在推进城市化工程中提出了“组团发展”的新思路规划了城镇工业用地或者专门的工业园区,出台了相应的优惠原则;将企业布局和城镇建设统一在一起,初步形成了原市区和新工业区南北两大组团。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胶东半岛的辽阔大地和交通咽喉位置上,会出现一个新的由农业起步,以非农业经济推动而形成的中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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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张文兵的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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