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风险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比如我们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了60%以上。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在2013年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❷ 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影响宏观经济复的主要因素制有经济增长、货币、进出口、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指标、消费指标、金融指标。
❸ 影响中国投资率的主要因素
我国未来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以下几大因素。
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因此,在工业化过程完成之前,投资率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第二,消费结构升级加快。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环境改善,在2020年之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将从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逐步转向比较富裕型服务类消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将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为主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为主。从长远看,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客观上要求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
第三,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后,投资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有望得到根治。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职能正在不断转变,政府投资将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调节将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政府,从而使得两者的关系趋于协调,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
第四,国内较高储蓄率仍将保持较长时间。在本世纪头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保持较高水平,较高的储蓄率通常与较高的投资率相对应；随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缓,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此间的投资率也将逐步降低。
综合以上主要因素对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影响,初步预计到2010年投资率可能达到35%-40%,消费率可能达到58%-63%；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达到30%-35%,消费率可能达到64%-69%。
一、影响现阶段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
分析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变化的成因,判断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从现阶段看,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有:
1、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导致投资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段时期来,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认为加快发展就是加快经济增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官员都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做文章,但扩大居民消费方面文章难做,甚至费力不讨好,因此,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于是乎,各种开发区、科技园区随处可见,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越搞越大。结果,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
2、工业化进程导致投资比例提高。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会依次出现上升、下降和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上升,由于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投资强度要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由此必然引起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由工业品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提高,并引起消费率上升和投资率下降。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趋于稳定。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或重化工业阶段。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必要的。
3、现阶段居民的后顾之忧较多,使得消费率不容易提高。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制度正处在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下岗和失业人数增多,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使居民预期收入降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使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大,其结果,居民消费意愿降低。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为0.768和0.741,分别比1990年下降0.079和0.111。
4、城乡"二元"经济分割,使得农民收入增长长期慢于经济增长,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导致消费率偏低。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9%,而1978年该比率为38.9%。1979-2003年,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年均增长7.1%,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2.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消费倾向的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率(=100×农村居民最终消费额/支出法GDP)一路走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48个百分点。
二、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合理性判断
1、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2003年,投资率为42.9%,比1978年上升了3.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15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为55.4%,比1978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27个百分点。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1978-2003年平均为59.2:38.7,其中,"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九五"期间(1996-2000年)平均为59.5:37.5。
分时期看,第一阶段(1978-1984年),我国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调整,包括调整了分配政策,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与消费关系逐步得到理顺。这期间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4年的65.5%,平均为65.5%；而同期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4年的34.5%,平均为34.2%。这种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变化带有一定的"矫正和补偿"性质。
第二阶段(1985-1988年),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第一次通胀时期,在此时期内我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投资增长明显加速,投资率平均高达37.5%,比第一阶段上升了3.3个百分点；消费率平均为64.1%,比第一阶段回落了1.4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1989-1991年),为治理整顿时期。针对第二阶段经济出现过热状况,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投资率从1989年的37%下降到1991年的35.3%,平均为35.8%,比第二阶段回落了1.7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增长显著回落(因压缩力度过大)导致居民收入(进而导致消费)增长放慢,消费率也呈下降趋势。消费率从1989年的64.1%下降到1991年的61.8%,平均为62.5%,比第二阶段回落了1.6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92-1994年),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第二次通胀时期。从1992年开始,全国又掀起了一个经济建设的新高潮,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在此时期内,投资率平均高达41.0%,消费率平均为58.8%。
第五阶段(1995-2000年),为经济软着陆时期。针对上一阶段经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以压缩投资和控制信贷投放为主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经济于1996年基本实现了软着陆。但从1997年起,国内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在此期间,投资率从1995年的40.8%下降到2000年的36.4%,平均为38.0%；消费率则从1995年的57.5%回升到2000年的61.1%,平均为59.2%。
第六阶段(2001-2003年),为投资率迅速回升时期。随着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投资增长开始加快。在此时期,投资率从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3年的42.9%,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最高点,平均为40.3%；消费率则从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3年的55.4%,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平均为57.6%。
从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变化轨迹看,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一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基本上分别围绕40%和60%上下波动,并且波动幅度有逐步缩小之势,表明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渐趋稳定。
二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总体上,投资率呈稳中趋升之势,而消费率则呈稳中趋降之势。
三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投资与消费关系波动较大,主要表现为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这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四是消费率长期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农民消费率太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78-2003年,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平均为22.7%,低于城镇居民1.4个百分点。农民消费率太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和增长太慢。
2、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国际比较。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我国投资率为39.4%,世界平均水平为19.9%,低收入国家为19.7%,中等收入国家为22.9%(其中,上中等国家为19.0%,下中等国家为25.2%),高收入国家为19.0%。再如,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投资率分别为19.3%、14.3%和23.9%。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我国高投资率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毕竟水平太高(见表1)。
对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58.0%,世界平均水平为80.1%,低收入国家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其中,上中等国家为75.2%,下中等国家为72.4%),高收入国家为81.0%。再如,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显然,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2)。
3、我国现阶段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合理性判断。从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变化轨迹看,一方面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大量投资,再加上我国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也需要大量投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是客观需要的。另一方面,投资率长期偏高和消费率长期偏低则又是不合理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投资率偏高近20个百分点,消费率偏低近20个百分点。事实证明,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后果。投资率长期偏高,会加剧能源和运输供求紧张矛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都与投资增长过快密切相关。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效益下降。长此下去,必然是银行呆坏账增多,金融风险增大。
如果剔除经济高增长年份(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1978-2003年投资率平均为37.8%。该投资率可作为判断合理水平的一个参考值。
如何透视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
一、积累与消费的基本概念
积累与消费是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的两个主要方面,也是构成社会最终需求的两大因素。积累与消费的概念,是通过统计指标来体现的,而反映积累与消费的统计指标,则因实行不同的核算模式而有差异。
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核算体系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在此体系下,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总量指标是国民收入,即一定时期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净产值之和。积累额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储备的部分,消费额是指用于居民个人的生活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的部分。积累额和消费额之和等于国民收入使用额。由于MPS的生产范围局限于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国民收入使用额及其中的积累额和消费额,都限于物质产品,其价值形态是物质生产部门新创造价值的总和,其实物形态是全部消费资料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期准备,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始实施新的核算体系,生产的范围由原来的五大物质生产部门扩大到包括所有行业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核算国民经济运行的总量指标由原来的国民收入改为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积累和消费的指标也相应地改为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因此,积累与消费的概念随之为投资与消费所取代。投资与积累的区别主要在价值构成上有所不同:积累是新创造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即m),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这部分转移价值(即C1)；而投资则包括折旧价值,因为它是社会最终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之一。消费的概念也不一致,MPS体系下的消费是物质产品的消费,而新核算体系下的消费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消费,而且包括服务消费的价值。
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中,反映国民经济最终使用的总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其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是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建造、购置、转入和自产自用的固定资产价值,扣除销售和转出的固定资产后的总额。存货增加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存货包括生产单位原材料、燃料、产成品、半成品、在制品库存,销售单位商品库存,以及物资储备等。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中用于消费的指标是最终消费,指在核算期内为满足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对于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是指常住居民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以货币形式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和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以及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除用于消费和投资外,还包括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即出口减进口后的差额。消费、投资、净出口共同构成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其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实质上是经济运行中建设与当前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一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因此,在两者间保持合理的比例,是至关重要的。
二、怎样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一)反映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合适指标:投资率和消费率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用统计指标来反映就是投资率和消费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中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总额所占的比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投资率
投资率,又称资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GDP)×100%
2、消费率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法GDP)×100%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口径计算的投资率与消费率,能较准确地、全面地反映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它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用于建设与用于生活的比例关系,同时,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需要指出的是,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相加不等于100%,因为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除用于投资和消费外,还用于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由于净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之比很小,一般在3%左右,所以从投资率和消费率可以大致看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根据国民核算的定义,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另一部分是存货增加；最终消费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费,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费。
(二)社会上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其他方法
社会上计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方法很多,这里列举一种有代表性的方法:
1、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投资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通常的投资统计指标,指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这个指标与国民核算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在具体内容上有不少差别。最主要的差别是资本形成总额中包含了库存增加额,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包含这一项。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对应关系看,如果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转换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需要加一块减一块。所加的一块为:总投资50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完成的投资、商品房销售增值、非生产资产的所有权转移费、矿藏勘探支出、新产品试制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和未经过正式立项的土地改良支出。所减的一块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所含的购买旧建筑、旧设备的价值和土地购置费,因为它们不是核算期内所形成的固定资产(见表3)。
2、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消费率
这种方法大大低估了消费率。原因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能代表全部最终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仅是最终消费中的商品性货物消费,之外的服务消费以及实物性消费、自产自用消费和其他虚拟消费都不包括在内。比如,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5842亿元,最终消费为6705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最终消费的68.4%。这种方法的分母也有问题,因为它用的是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正确的指标应是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见表4)。
总之,这种方法,所涉及的指标在范围和内容上不完整,在概念上不确切,不能全面地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符合国际规范。
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关键在于取得可靠的基础数据。这些基础数据涉及专业统计、部门统计和有关财政决算及行政记录资料。但是,现有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来源存在较大缺口,作为测算投资和消费主要资料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存货统计、消费品零售统计、住户消费统计以及财政支出决算,其口径范围、资料内容、提供时间,都还不能完全满足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要求,这是我们面临一大难题
❹ 你知道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吗
、出口拉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中央的政策还是会从扩张财政和放松内货币两方面着手容。在财政政策上，投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再度降临，中央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可能扩大。在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下，明年的经济增长将主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来拉动。财政上将加大投资水库、铁路、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大力建设廉租房、农业基础设施等。财政投资的资金，部分可能来自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部分将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然而，地方政府目前积极准备的大型投资项目，可能会遇到融资的困难。考虑到这一点，不排除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行建设债券，筹集资金投资城市大型基建项目。此外，一定规模的减税政策也将成为明年的政策工具，增值税改革的扩大化也将成为可能。
❺ 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一、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1、推动的因素：
①西方列强的侵略，在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同时，也不断地冲击着中国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
②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
③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使实业救国具有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④实业家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力量源泉。
2、阻碍的因素：
①缺乏资本、人才、技术、市场和思想观念的准备。
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这是阻碍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③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投资方向和发展主要在轻工业领域，重工业基础薄弱，而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和通商口岸，这种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的失衡使民族工业呈畸形发展，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发展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毗邻鸦片战争的烽火与甲午战争的硝烟，在中华民族中兴办起民族产业，虽然由于经济的短缺问题与社会大的背景与形式问题的多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但仍然对中国近代化企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这一创举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另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铺设着道路。
三、总体特征：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成长起来的，饱受外国资本的压迫，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排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军阀官僚的压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1936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1949年占工农业产值的17%。──其力量之弱可见一斑。
2、在民族工业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比重大。抗日战争前，民族资本中80%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极不相称。──民族资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基础。
3、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中国民族资本缺乏独立性。
4、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这种情况，使得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它发展的办法就是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力求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他们害怕工人的觉醒和革命的发动。
5、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地租转化而来的，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兼有资本家和地主的两重身份。──他们不敢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纲领。
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自然因素、人口数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四大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的特点和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构成及其分布状况，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或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是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第二，自然资源是形成产品实体的物质源泉，其质量决定着社会产出品的效用，数量决定着社会产出品的规模。 第三，自然资源是制约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 第四，自然资源制约着生产力布局。 2、人口数量 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发展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另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又是有条件的，不仅要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还要受年龄、体质和技能的限制。而人作为消费者又是无条件的。 3、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强大武器。 第二，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高度化。 第三，能改变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的构成，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第四，它是促进生产关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有力杠杆。 第五，它是促进文化教育知识的不断更新，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的强有力的手段。 第六，为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奠定了基础。 第七，能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第八，能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使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日趋国际化。 第九，它还是一国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4、文化教育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是通过人力投资实现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一是智力投资。教育是对人的智力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各种途径中最重要的途径。教育虽然不能直接提供产品，但能提高生产产品的劳动者的智力素质和思想素质，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源泉。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能够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素质。经过教育形成的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越大，越来越成为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现代经济增长有两个趋势，一是从资本——收入比率的长期变动来看，资金相对于收入而言使用得越来越少；二是国民收入相对于国民资源(用于生产收入的土地、实际劳动量和再生产性基金的数量)而言增长得越来越快。产生这两个趋势的根源是人力资源的增长，人的能力的改进，这最终是教育的作用。 第二，教育是培养科技人才的惟一途径。为加强综合国力，世界各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发展高新技术的竞争，其实质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是人们掌握和运用最新技术能力的竞争。
❼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的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一些地区旅游警告的解除，中国的经济曲线伴随导游们的小彩旗又高高飘扬起来了。此次疫情过后，中国经济的振兴首先从第三产业开始，从商店到饭店，从旅游景区到各个娱乐场所，人气逐渐地上升。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压抑之后，会呈现一次轻微地反弹。
从宏观层面来看，疫情的出现并没有破坏中国整体的经济运行结构，市场运行机制还在正常地发挥作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中央的决策及时到位，全国各行各业秩序井然，铁路，陆路、民用航空等交通运输畅通，整个市场的物流、信息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市场的活力依旧。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市场的自足和修补功能及时地发挥出了作用。从微观来看，虽然一部分行业或部门由于受到非典型肺炎的影响，赢利有所下降，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及时出台了各项补助措施，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保证了这些行业和部门有再生产的能力。从消费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一些消费活动必须进行。随着疫情的消失，这些消费活动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因此，中国的经济今后不但不会出现萎缩，反而会出现一些上升的势头。
从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来看，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首先，投资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短短几个月的疫情发展对投资特别是战略性投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从短期投资来看，虽然上半年的疫情会促使一些国际游资退缩，但由于这些国际游资并没有其他更好的出处，因此，随着中国疫情的解除，这些资金还会再回到中国市场。就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来看，虽然延长休市等一些措施导致中国内地股市出现了一些波动，但由于中国当前的股市已基本探底，所以，这次疫情对股市造成的影响不致太坏。一些人担心，这次疫情的爆发会影响到今后国际资本向中国的转移，从而给中国今后筹集资本带来困难。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因为非典型肺炎作为一种传染病与其他传染病一样，都有一个发现、扩散、控制、预防的过程。随着疫苗的出现，非典型肺炎将会变得不具有威胁性。相反地，如果投资开发新的药品或疫苗，将会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从消费环节来看，五一长假的取消，确实影响到了一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消费是一个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上升的曲线。在消费结构中，日常消费不会因为非典型肺炎的出现而发生大的变化。其他消费可能会被延后，但不会被抑制，相反地，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日益重视，体育健身、旅游消费将会大幅增加，中国人的消费支出将会出现一次大的反弹。在疫情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动用财政准备金应付疫情，普通的消费者几乎没有为此直接付出代价，因此，不存在后期的消费资金紧张的问题。
最后，从出口来看，由于广交会正值广州的疫情发展期，展会期间的成交额有大幅度地下降。从短期来看，由于非典型肺炎的影响，一些国家也可能会对中国的食品等一些传统的消费品抱有疑虑。他们可能减少对中国这些产品的进口。但是，从结构上来看，中国近年来出口的产品中机电产品已经位居前列，其他的工业制成品也大幅增长，而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品所占的比重已有所下降，因此，一些订单的流失对中国整个出口的影响不会太大。下半年，中央政府可考虑在一些适当的地点举办各类专项的展销会，或者通过走出去的办法，扩大中国产品的出口，保证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会因出口的影响而放慢脚步。
应该看到，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中国的经济体制虽然已经有了自我修补和恢复的能力，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资本的流动、出口的增长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主动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这次胡锦涛主席参加法国举行的南北对话会议，将会为我国今后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蓄势待发，但仍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
第一，如果非典型肺炎疫情不能在上半年被彻底遏制，将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从根本上说，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但如果它挥之不去，并且持久地徘徊在中国各地，将会在中国人的心理投下巨大的阴影。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可能会最终转化为经济上的影响，从而导致中国市场低迷，经济景气指数下降。因此，重振士气，提高市场上的人气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寄希望于科技进步，尽快研制出可靠的疫苗，也要寄希望于各地的疫情能够逐渐地得到控制，至少在下半年不会再形成大范围的疫情扩散情况。
第二，从资产结构上来看，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变数仍然是中国的国有经济。现在中国的国有资产（除金融资产外）一律由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掌管，这个委员会将依照即将颁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行事，以前多头监管国有资产的局面将会被打破。但是，由于中国国有资产中相当部分沉淀在国有企业中，而这些国有企业普遍素质不高，如果处理不好，它们不但不会保值增值，反而会形成新的不良债权。因此，必须找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
第三，从现有的经济基础来看，中西部与东部沿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由中央采取统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势必会造成地区之间新的不平衡。因此，未来中央必须考虑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或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决策作用，保证各地按照本地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符合本地发展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中央在汲取税收的基础上，应该考虑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全国各地都能持续发展。
现在已经有人提出，要用非常的手段来发展中国的经济，譬如，在经过认真论证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南部边疆与缅甸和泰国一道，开辟新的直通印度洋的运河，或者将中国的首都迁往中部地区等等。所有这些对于刺激投资，拉动需求都有好处。但是，在进行各项决策之前，应该充分考虑到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应该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带动民间投资。从现阶段来看，澜沧江的梯级开发已经准备就绪，南水北调工程也已经开工，在中国境内再铺设新摊子似乎没有必要，如果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财政状况仍然没有摆脱赤字局面，政府的投资计划就应该有所收敛。如果中国的财政能够在2005年之前实现大体平衡，那么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可以考虑进一步实施中国南部边疆的国际合作开发计划，进而考虑中国的迁都问题。
总之，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态势而言，非典型肺炎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严重，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人信心指数不能下降，中国的资产结构能顺利调整，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必须保持平衡。
笔者建议，在今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应该召开一次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座谈会，通过检讨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找出应对新一轮危机的对策。从目前来看，中央政府应该抓紧做好以下事情：首先，应该制定经济紧急状态法，将现行比较好的应对非典型肺炎的政策固定下来，以帮助企业应对今后可能遇到的难题。目前，国务院虽然制定了应急条例，但其中有太多的问题值得认真梳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应急条例虽然强调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但没有与现行的执业医师法等其他相关法律很好地协调，因而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难度。从这部行政法规的内部结构来看，虽然设立了应急指挥部等机构，试图保证各地的疫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但由于这些机构与我国现行法律上规定的行政架构不相匹配，所以，其运作成本将会很高。更主要的是，这部行政法规没有考虑到特殊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因而无法指导各地特殊时期的经济工作。笔者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出台经济紧急状态法，其中规定在必要时可以冻结一般性法律中的有关规定，从而授权国务院调动物力、财力应对疫情并发展经济。其次，应该依法建立中央经济决策咨询委员会，通过民主科学决策，保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最后，中央政府应该加快人才的选拔力度，让那些真正懂得经济发展规律的专业人士掌管要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