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怎么样的
高油价时代,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了我们有效缓解能源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那么,我们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该怎么走?目前还面临哪些困难?就此类问题记者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志进行了对话。
记者:目前,我国的资源、环境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杨志: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目前资源利用效率极为低下。目前我国工业产品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都很大。主要用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单位产值污染(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倍至10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0%左右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
记者:针对这一现状,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
杨志:我国现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主要是促进节能减排。“节能”主要是通过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政策以调整企业对各种能源的使用量来实现,目的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和降低企业使用清洁能源、资源的成本。“减排”主要是通过政府对企业征收排污费或关停污染企业来实现。但是现有的具体政策却没有真正的起到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
记者:在探索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时,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合理、有效的政策?
杨志:我国应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循环经济发展的系统方针,在走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时,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这是由循环经济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共同决定的。
循环经济的发展是其技术基础的进步与经济活动的发展,而技术的进步是需要科学的指导,经济的发展需要发展观层次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正是建立在科学上的发展观,因此可以指导循环经济的发展。
记者: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十一五”时期要努力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我国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杨志:要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达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就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分析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的情况,寻找出一种可以替代目前不可持续的传统的发展方式的新途径。但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动力机制、指导方针、政策体系等一系列在循环经济的实际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仍未阐明。探索出一条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必须阐明这些问题。
记者: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7年9月提出的环境经济政策架构和路线图——在4年内构建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等7项环境经济政策。这些措施能否顺利实施?
杨志:从已经推出的政策的执行结果看,困难不少,这是由于,第一,这些政策都比较分散、缺乏协调运作思路,没有形成合理、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它们的作用远远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综合性政策的效果;第二,缺乏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通力支持及地方政府的合作的良好的制度保障;第三,没有相应的完善的法律支持与国际协调。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要结合好长短期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并能为企业所适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循环经济的具体内涵、借鉴国外的政策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在政策的问题,制定出一套中国模式的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要有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持,并与国际协调。
记者:符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如何引导企业向循环经济技术投资?
杨志:我国目前的政策主要是直接管制,实行强制手段关停污染企业。但这一政策积极作用很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没有一个合理可行的关停标准,只是舆论压力大时突击性关停;另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协调,地方政府或是“一刀切”,或是为地方利益,使污染企业“死灰复燃”。
因此我国直接管制时,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从具体的技术层面着手设立一个合理的技术最低标准并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目的性,还要通过政府部门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协同以推行一系列操作性极强的规章制度。
我们还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或发放环境补贴,限制企业的消极环境行为。
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征收税率和税种的变化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目前,我国缺乏系统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有关生态环境税收的规定不完善。现有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小,只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原矿、有色金属原矿、盐7个税目,而且按开采产量征税,造成了资源回采率低下的弊端,无法对循环经济技术的推行起到支持作用。因此政府应调整和完善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技术发展的税收政策,将目前各种有关环境污染的收费项目进行整合,开征环境税
㈡ 浅析中小企业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张广德 (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关键词:中小企业 发展模式 经营战略0 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大国,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要成为经济强国的路还很长。在2010年的两会期间,温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要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我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可低估。如今,我国中小企业已有4000多万户,这批中小企业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出口总额、交纳税收与就业人数,分别占全国的58.5%、68.3%、50.2%和75%以上。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所以,在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容忽视,尽快改变中小企业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1 障碍分析欲改变中小企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其障碍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1 自身素质不高,技术创新能力差。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发展主要集中于低技术水平和外延扩张为特征,导致其社会信任度低下,经济效益差,企业抗风险能力低。
1.3 从表面上看问题主要集中于缺乏人材,缺少技术,规模小等等问题,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着大量颇具特色的中小企业,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小而强。所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不善于利用、开发、整合资源,盲目跟进,企业缺乏从战略角度长远规划发展的思路。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管理者观念落后。
2 改进途径
2.1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历史短,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正是缘于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和技术,通过学习、引进,帮助我们尽快发展,减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差距越大,快速发展的空间就越大。在我们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也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经过长期的磨练,相对比较成熟,这些企业就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楷模,学习成本低。
2.2 借助虚拟经营模式发展。中小企业其自身规模小,小而全的经营战略将使企业误入歧途。中小企业应该对自己所涉及的产业领域进行分析,通过市场细分,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落脚点,这里,企业发展定位非常重要。发展的重点应该聚焦于建立或强化自身的优势,在产业链中,增加高附加值环节的功能,把其它低附加值环节借助外力进行整合,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使企业处于产业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关键环节。经过长期的培育,企业逐步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3 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战略。比如,企业发展初期,可以采用集中化战略。将自己有限的资金、技术、人材等力量集中于易于发挥优势的领域。通过引进、改进、创新,发挥中小企业市场快速反应的优势,在新产品开发中选择适时的进入时机,规避风险,强占市场;也可以采用市场补缺战略。根据“人无我有,人有我无”的原则,发挥企业优势,规避竞争。
企业发展中期就应该增强战略意识,长远规划,确定企业的市场地位,积累资源,培养企业的制造能力,扎扎实实,灵活多变地发展自己。例如,日本的佳能公司成功的奥妙就在于战略意图清晰,一开始就抱定“打败施乐”的战略意图。为此,企业运作初期,首先获取施乐的专利技术许可,依靠他人的技术生产产品,获取市场经验,增强企业的R&D力量,进入施乐未涉及的日本和欧洲市场,最终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
总之,中小企业规模小,并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一个完整的市场配置中,中小企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有巨大的生存发展空间。阻碍中小企业转变发展模式的症结往往是企业的管理者没有从系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没有把握住适应自己发展的市场定位,没有从战略角度看待市场变化和规划企业的发展,缺乏创新性。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企业管理者的观念更新。中小企业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增强学习能力等多种途径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就能够找到具有自己企业特色的发展之路。[2]刘淑华.论我国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J].商业研究,2000,(10).
㈢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
高投入型,即持续加大资金和资产的投入,以经济规模的扩张带动经济发展。
㈣ 中国经济发展三种模式
实际上这可以分别写上3本很厚很厚的书,概括的讲就是:
温州模式的特点,民间资本即是私营经济活跃。
苏南模式的特点,以国有企业为依托发展当地。这也是为什么江苏的GDP超过浙江,而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不及浙江的原因之一。
珠三角的特点...也许就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低成本的技术,成为加工中心。现在产业已经是2次升级了。
㈤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
12 5规划, 奔小康
㈥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快乐·······
㈦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哪些不同认识
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深化经济增长模式变革迫在眉睫。中国应清醒认识“和平崛起”的科学内涵,充分了解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入思考继续深化改革的现实基础,立足二元结构这一中国特色的核心,不断修正经济增长模式执行中的偏差,明确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探寻与国情、经济全球化结合产生的模式与路径,做好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的改革调整,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预示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基本完成了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各种可能性风险也越来越大。经济模式的焦虑,公平效率的两难,路径锁定的忧叹,金融危机的困扰,如何跨越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明确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如何更为顺利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从一般性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另外,转换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手段还是目的 是过程还是结果 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这也是深化经济发展模式变革必须探讨的。
中国经济模式变革的基本认知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会是中国明天的发展模式,尤其美国今天增长的路径更不能是中国明天经济发展必须走的路。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核心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贯彻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指导思想的提出,符合国情、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是与时俱进、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要素基础是坚实的。从增长角度分析,有的国家靠卖资源维持经济运行,有的国家靠出卖产品中的劳动力发展,究竟是卖资源可持续,还是依靠劳动力的运作可持续 资源总有用尽的那一天,但劳动力绝对不会用尽。劳动力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可再生;第二,可持续。因此,中国未来的出路不在于依靠出售资源,而在于使用性价比优越的劳动力,在于不断劳动过程在人身上积累的熟练程度和人力资本。所以中国依靠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是没有错误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大学的经济学课堂,在讲到改革开放的原因时,总是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笔者告诉读者,1978年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时,中国国土1/3面积上的人们生活水平甚至不如1930年代,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但这就是事实。如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计算到建国60年,即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如果把60年中国的新增财富,即GDP加在一起,大约是250万亿元人民币,前30年一共生产了中国经济新增财富的2%,而改革开放这30年则积累了60年98%的财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8年多,新增长的财富则是这60年的2/3。①因此,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笔者认为增长模式的制定和增长模式的执行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增长模式制定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不可能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另外,从问责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全部推倒重来,那就要问责模式制定者们的责任;但如果是发展模式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则要问责执行者为何不忠实执行模式制定者的指导思想,要从根本上进行纠正。所以当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时,就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模式制定的大政方针错了,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重大偏差。模式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则错误几乎没有办法修正,而执行的偏差则可以彻底纠正,使之符合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大方向。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增长,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发展,也有的学者评价为和平崛起。这三个词汇对经济的进程而言,实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在评价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人们一般直接用增长代替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两者兼用,只有对极个别国家——如中国,才会用一个特殊的名词——崛起。那么从理论的分析和经济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说明了经济前行的不同性质。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尽善尽美,它的经济结构可以随着市场的要求自动、内生地发生变化。而从政治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近乎完美,整个政治过程也是在日趋完善的。同时,其公民社会相对而言也更为和谐。因此,人们不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还会发生制度的质的变化,甚至制度结构都不会发生戏剧化的变动,故用“增长”这个词来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表明在那里只是存在量的增长和扩张。
对于发展中国家,学者则同时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是想说明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长的同时,经济制度、体制,即质量也是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完善的,政治方面的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也都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因此它必定会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现在经济量变的增长必然是为以后经济质变的发展进行铺垫并夯实基础,所以在提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人们并用这两个词,意在说明它们不仅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变化。
崛起,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短时期内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经济生活的制度层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个词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汇,如二战时期德国的崛起,它指的是一个帝国的崛起。但它在被用于中国经济时加了“和平”一词,变成了“和平崛起”,主要说明中国经济在短时期内总量急剧扩张,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实。通过这种快速变化的发展,我们感觉到国内整个社会生活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同时外部环境中摩擦不断、压力增大。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国内外短时间都很难适应, 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变化
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时,首先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变化了的外部的制约条件。
世界经济失衡从贫富失衡演变为经常账户失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并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但在30年期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个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经济体之间形成两极分化,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平衡”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进步,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联合国的“千禧年减贫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地位,比较特殊又比较有利。因为处理好南北关系是世界经济最大的任务,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几乎是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群体,从世界减贫目标出发,大量发达经济体的外资涌入,技术转让,它们的市场对中国开放,均具有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得到了全世界几乎一致的赞同和拥护。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失衡”却被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家逐渐表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亦即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所谓“再平衡”则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谁的贸易顺差最引人注目,谁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对象,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再平衡”概念意味着:过去的贫富“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要“再平衡”的是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能够得以克服。因此,从世界经济失衡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以外需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质疑。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的事实,是我们进行调整增长模式的助推力,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必须要放弃外需,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肯定并存,全球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中国必须适应这种常态。
社会与环境的“双赤字”日益严重。社会赤字是指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小部分人享受,而非普遍共享,即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配不均衡。世界的现实是,社会福利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这种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而如果说公平等同于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公平则说明了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共享型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成果全世界共享的内涵。与此同时,环境赤字威胁着世界的明天,例如中国目前除了青藏高原,大部分地表水都已不能直接饮用,酸雨区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面临着环境的极大压力。社会赤字、环境赤字的偿还,实际就是增加生活、生产的成本,进而也就是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世界经济的未来需要资源最优配置、福利的共享与可持续的增长。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如何减少世界经济的社会与环境“双赤字”,开始关注生态,关注环境,关注贫富差距的缩减,共享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据此,国家经济政策可以在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即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转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以共享社会财富的机制,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持续”从本质上来讲,不仅仅是同时代同地域的横向包容,更是我们和后代人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历史性的纵向包容。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生产方式,更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可持续。人类、尤其是“富人”,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够减缓和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类代际之间的和谐。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改革调整的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是动态的,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它是手段,是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孜孜追求的目标。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没有终结,过去没有,今天和明天也不会存在这种终结。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使之长久化。
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是对于未来需求趋势的把握。在上个世纪最后10年美国出现新经济的时候,人们纷纷把眼光投向以工程技术为主的IT和网络,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另外一项伟大发明:金融衍生工具,即“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技术工程和金融工程。凭借着全球化,这两个发明又向全世界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扩散。全球化其实就是市场的统一和市场游戏规则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从技术角度帮助IT业走向世界,而从金融角度,金融衍生品在全球推广,一切都证券化了。然而恰恰就是后者出了问题,使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失衡状态,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都扭曲了,造成财富的灰飞湮灭。问题是,虚拟经济的风险无法被消除,只能转移。美国虚拟经济产生的种种风险,借着全球化这条大船,很快地转移到了全世界。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已在“二次探底”声中逐渐远去,但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在新的一代美国人身上是否依然如故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的产业结构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问题,但如果美国的消费模式发生根本性转折,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必然“被”调整了。
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可以套用交通规则中的一句话:“一停、二看、三通过”。先求生存,其次站稳,最后看准,然后再下手调整,而不能在尚未看准未来需求的变化方向时,就大力盲目调整经济产出的结构。
要了解竞争对手是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如果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以低端产业链切入的话,中国的竞争对手是新型工业化经济体,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拉美、北非国家。当产业结构真正调整为以高精尖为主,以高端技术形成产业集群的时候,中国的竞争对手就远不止是发展中国家了。在低劳动力成本模式下,中国知己知彼,知道如何以低成本扩张来应对,但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高精尖行业的竞争时,中国很难清楚地知道对方常使用的手段和竞争路径,学会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SPS、TPT等是新课题,发达国家用产品标准、技术壁垒发动贸易战时,中国很难再用低成本扩张来应对,因为到高精尖产业为主的时候,价格的因素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㈧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世界命运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世界命运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使用有较好适应性的新策略、新政策。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因此需要新的发展模式,新模式中应涉及四个重要问题:一是对于不平等越来越多的担忧,包括在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市内的不平等;二是对环境的担忧;三是更加重视创新;四是将经济从以出口为导向转向国内消费和投资。
在经济建设中,对中国而言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清晰的目标,这个目标不光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还有持续提高生活水平,这种提高在环境资源上应该是可以承受的,而不要造成太多的社会压力,也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的和谐建设正在强调社会之间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人们曾经认为整体经济的发展会使所有人受益,但实际上他们的受益并不平等,这是所谓的细水长流式的经济,但这种经济模式并不一定行不通。国家必须采取更好的促进增长的模式。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即使高的增长也不能保障就业的增长,原因是生产率的增长会超过需求的增长。所以它会对富国有利,而对穷国不利。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发展从环境角度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对环境和资源造成很大压力,下一阶段随着工业的再发展才会进入知识增长阶段,这时候对环境的需求就会减少。如果中国模仿现在工业国家的生活方式,那么面对的环境压力是巨大的,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另一个事实是,出口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会饱和,而且这种高的出口增长在工业国家受到了政治阻力。中国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有理由保持这种储备,这样能够预防国际市场的波动,但如今中国的储备已经足够应对各种紧急情况了,这些都要求我们寻找新的策略。
改变卖主借贷模式
出口之所以对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有几个原因:出口提供了改进技术的基础,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区别不仅在资源上,还在于知识和创新上。出口会缩小这种差别,包括增加教育和技术方面的投资,但是这与经济结构也有关系。知识的传播通过工业部门会比较快。出口工业还帮助中国吸收了西方标准并创造自己的标准。另外,出口增长竞争,而竞争常常会提高生产效率。还有一个原因比较难解释,简单地说,就是增长能力超出了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速度。通过出口,工业就不用担心国内需求不足。国内消费能力提高需要金融体系来提供贷款然后得到补偿,当然贷款是容易的,问题是如何收回贷款,金融机构很难有办法分清楚谁是有偿还能力的,谁是没有的。
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口仍然很重要,但新的金融体制正在产生,这种体制能够提供更为广泛的消费基础,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别仍按然存在,但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学习,并创造了自己的创新体制,这种新的创新体制是“十一五”规划强调的重点之一,中国已经创造了富有活力的国内竞争环境,现在需要推出并且实施强有力的竞争法规。
那么,为什么今后出口不是那么重要了呢?旧的体制就像一个卖主借贷——把商品卖给工业国,又把钱借给他们来购买我们的商品。问题在于,既然国内有这么多的需求,那为什么要借钱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让他们过度消费呢?所以,必须推进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当然,如果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了,也会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那么,应该如何提高消费呢?中国的高储蓄率让全世界都很羡慕,在过去储蓄率一度达到了40%,这种高储蓄率导致了中国的高投资率,但高储蓄低消费又意味着更多地依赖出口。过度储蓄首先是因为中国社会保险网的不足,中国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入少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甚至少于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更强的社会安全网将使人们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一点对于农村特别重要。另一个提高消费的方式是要改进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需要继续加强,但有一个要警惕的方面,即剥削性质的金融机构和不合理的《破产法》会对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创造独特的创新体制
首先是技术创新。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加速进行,但是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仍然远低于其他工业国家。因此,城市的设计对于很多人的生活质量将有重要的意义,包括城市交通、公园等等,这些生活质量因素在GDP里是无法衡量的。虽然中国政府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在这方面的计划仍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些因素往往对市场具有外部性,容易被忽略,因此,市场没有办法协调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
其次就是创新机制。西方的机制是非常有效的,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上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扭曲也很严重。以制药业为例,有太多的资金投放在广告上,而不是研究上,而且研究的方向放在了生活药品上,而不是挽救生命的药品上,特别是挽救穷人生命的药品上。这种创新体制通过专利给创始者以垄断权,它们对垄断下的其他创新有时候是起抑制作用的。
我们需要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跟其他一样,“一刀切”的政策总是行不通的。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创新制度的一个方面,应该有一些工具的组合,包括专利、奖励和政府支持。应该更多地鼓励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比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促使人们使用知识,并且认识到现有的知识产权总体上说是朝着过度专利化的倾向发展的,而专利化就是把一个公共产品私有化了。
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模式
最后要强调的是信息对一个国家的作用,好的信息对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经常没有合适的信息来做决策。私人和政府官员都有可能提供扭曲的信息或者是部分隐瞒信息。实际上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一个错误的信息所造成的。这让我们看到了多重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活跃有责任的媒体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要发挥作用就应该被赋予各种信息的接触权利,国际上都日益认识到应该通过自由信息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在转型期间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是中国成功转型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过河”已经一半了,我们对河岸那边也看得更清楚了。市场经济模式被有些人推崇为所谓的自由市场的模式,事实上是非常极端的,在任何其他市场里都没有真正地被采纳过。比如美国的极端主义者提出社会保险要私有化,这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每一个国家对产权都有很多的限制,并且要求拥有产权者要负一定的责任。中国现在日益认识到它所选择的方式可以是非常不同的,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就会创造出何种社会来。
即使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它的国情和价值相一致,那么也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已经反映了这种新的模式,而且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将为提高中国人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水平提供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