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简述中日经贸关系
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是密切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向着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总体上保持了良好态势.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努力实现中日经贸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同各国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活跃的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又是日本经济发展所特别借重的。近年来日本对我国出口大幅上升，中国已成为日本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总额继2002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2004年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在科技、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日本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社会上有人提出“抵制日货”，这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做是完全不妥的。在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盲目抵制日货，就会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既不利于双方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也不利于我们很好地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最终会损害我国的整体利益，影响我国的发展大局。我们应当立足于维护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促进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是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稳定健康的政治关系又是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条件。在新的形势下，中日经贸合作优势互补的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中日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利益交汇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于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今天比过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使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难局面。如果这种不和谐的政治关系持续下去，必然有伤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日本应当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将自己的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营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氛围。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时代潮流。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日经贸合作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达到了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的程度。21世纪的亚太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随着亚太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建立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日两国作为世界和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应当深刻认识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重大意义，努力协调和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和问题，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日经贸关系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中日两国都应该登高望远，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积极推进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努力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2. 中日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现在的中日关系已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中日关系如何发展也将取决于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态度。
21世纪初，中日关系正处在共同构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转折期。未来10～20年期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最重要因素的变化方向进一步明朗化的关键时期。“中日伙伴关系”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从目前看，其前景既有光明，也有阴影。就我国的对日政策而言，应在中日关系中力求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尽量争取实现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佳前景。
因为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和劳工赔偿、慰安妇问题、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等等问题，我国国民对日本本能的抱有一种政治上的反对和感情上的拒绝----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经济往来。
4月12日上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东京招开记者招待会要求中国政府对近日以来中国各大城市针对日本的反日抗议活动进行道歉并对中国国民严加管束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日本首相小泉在4月11日夜也对日本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公然宣称中国的反日行动是愚蠢的。中国政府必须向日本国民道歉，中国要为破坏中日关系负全部责任，中国要为愚蠢的行为负出代价并危胁要经济制裁中国。
对于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等罪行一直不予承认和谢罪的行为，哪怕有一点点良知的中国民众都不会认同。都会坚决反对。基于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慰安妇问题、劳工赔偿以及中日岛屿之争，中国民众本就愤慨难忍，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和日本首相小犬蠢一狼的言行无异于是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民众的反日情绪。现在网上的反日浪潮日益高涨亦表明了中国民众的意愿。
中国政府基于中日经济、日中友好等等方面一直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的态度。指出只有日本政府坦诚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勇于承认并承担应有的责任才会赢得世人的谅解。但是，日本政府所持的态度不能不说让人感到遗憾。
基于此，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府。
3. 中日两国的经济的交流怎么样呢
中日经济关系日益密切，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回顾35年间的中日经济关系，一句话概括，在人、物、财、信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建立起了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仅仅35年间，就实现了举世罕见的这种密切的经济关系，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一衣带水这个地理上的条件，另外中日双方互补性的经济结构是值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
地理上位置上的自然条件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近距离。日本同美国地理上远隔万里，经济关系却亲密无比。接着再看一下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这个经济互补关系也并不是自然存在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以石油和煤炭为中心的矿产资源供应日本，以换取日本提供的资本和消费财。从8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为了寻求廉价优秀的劳动力，正式向中国直接投资。中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日本提供资金和技术的这种结构，是发达国家日本和发展中国家中国所创造出的经济合作体制，它形成了两国经济关系的互补性。这种基本的互补关系也随着两国经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而发生着变化。
35年间的中日经济交流，可以说是在地理位置和经济互补性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基础上，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而努力创造和完善的过程。
带来中日两国间频繁经济交流的充分条件有两个。他们是重要的政策因素。其一就是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政府提出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从80年代起又实现了改革开放路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90年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口号，开始实施市场经济化的转化，进而加入WTO。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同中国政府提倡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
另一个因素是日本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进行的全面合作。日本政府，民间企业、各类团体等在硬件方面和软件方面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硬件方面，如港口、铁道、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管道、地铁、医院等的建设。软件方面，提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人才、传授国际商业惯例和习惯、推荐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等。援助的核心内容包括亿日元贷款为主轴的ODA项目。在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存在着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发达国家，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有益的。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经济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总结，即20世纪70年代在贸易扩大的基础上，中日双方都在努力地更多的了解对方国家。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合作全面展开。90年代以后、投资和贸易互动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两国经济关系也从两国的框架融入到世界关系的框架中。两国经济关系从从前的以贸易为中心的垂直性业务扩大，90年代后在投资引导下的水平业务扩展，即实现了从量的扩大向质的发展方向转换。
4. 急求1949年以来 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发展概述及1972、1979年以来中日经济联系、发展、概述
建国后由于没有和美国建交，日本又和美国穿一条裤子，所以1972年以前双方没有专什么交往属。1979年到1989年是两国二战以来第一个“亲密期”，中国放弃对日索赔。日本则给中国提供了大量无息或低息贷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低谷，但双方在民间还是有经济联系的。进入新世纪，中日经济进入第二个亲密期。虽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不断出现，两国关系一度很冰，但经济热一直没有退下去
5. 简述中日经贸关系现状和前景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向着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总体上保持了良好态势.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努力实现中日经贸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同各国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活跃的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又是日本经济发展所特别借重的。近年来日本对我国出口大幅上升，中国已成为日本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总额继2002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2004年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在科技、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
中日经贸关系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日经贸关系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日益紧密，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日益发展，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中日经贸关系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成为全球经济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是中日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去年日本对华投资已经达到30％，中日贸易也达到了创记录的高水平，这就说明由于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市场的因素可以超过政治的影响，因此中日两国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可以而且应该得到全面的发展。
第二，中日经贸关系在亚洲经贸一体化的情况下得到开展和发展，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在经贸方面联系密切，特别是通过一条条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合作，使得东亚各国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像汽车产业，由于汽车的零部件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这样一些国家生产，最后汽车的组装在日本或者在中国，但是总体是由一条跨国的生产链完成的，由于各种各样的生产链和跨国链的形成，各个国家的产业关系形成一个产业链，组成一个大的网络，所以中国和日本经济的发展成为这个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东亚的经济进程，两国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密切。
第三，两国关系在一种比较好的情况下发展。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保持着强劲的发展，而且未来还将保持8％、9％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也有一个复苏，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会在这样比较好的情况下发展，有更多的商机、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对中日经贸关系，今后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因为它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而这个大背景形成了中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市场因素。再加上中日两国经济关系，中日两国的经济形势都不错，就保证了今后中日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
6. 中日关系现状，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解读福田访华：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于这次访问，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助理、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瑞平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田首相访华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
江瑞平长期研究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在他看来，中日双方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背后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是最值得关注的。
他分析说，最近几年的中日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冷经热”阶段。从二00一年到二00三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冷状态，但并未对双方经济关系造成过大伤害，中日贸易递增的态势非常明显。在此期间，日本始终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第二阶段是“政经双冷”阶段。从二00四年开始，中日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迅速下降。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丧失了保持了十一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落到了欧盟和美国之后。
江瑞平说，中日经贸在两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经济关系转冷的趋向必然受到两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当前两国明确表示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避免对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各自国内的经济发展造成破坏。
他表示，此次福田首相访华，是二00七年中日外交的“收官之作”，将再次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契机，双方此前达成协议的“战略互惠关系”，也可能由此得到加强。
曾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在两国经济关系中，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而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对此，江瑞平表示，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
他指出，的确，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对华贸易、投资，在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说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则是错误的。二00六年，中国对日贸易占中国GDP的百分之七点八，而日本对华贸易占日本GDP的百分之四点九。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要高于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
在本月初举行的首届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江瑞平作为中国商务部聘请的三位专家之一参与了会议。在他看来，中日经济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日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直到目前为止，中日之间还没有启动双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江瑞平说，这种局面阻碍了东亚的整体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双方应在这一领域展现智慧。
对于中日经济关系今后的发展，江瑞平认为，二者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对方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本国国内，因此两国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协调和沟通。“这可能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中一个全新的、更深层次的领域。”江瑞平说。
7. 求中日经济关系及其走势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8. 中日经济之间的差异
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均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尽管两国的制度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而中国在处理政治稳定与产业结构换代这对矛盾时的作法与日本则完全相反。
日本银行放贷与企业投资中的过度竞争与企业投资中的过度竞争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而中国企业则侧重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一个大量吸引外资，以进口和出口同时急剧扩张、大进大出为特征的世界工厂。这个模式使中国过去二十多年里实现了飞跃的经济增长，显示了巨大的活力。
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制造四个结构性条件，这可能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面临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巨大风险。
第一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2003年中国GDP的美国市场依存率已经接近10%。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经济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美国必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下回应这些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但是如果中国不理睬美国的要求，任中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必然推动美元危机的爆发。一旦爆发美元危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经济必将受沉重的打击。在目前的美元本位币制度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资产，而美国却用不着储备黄金。与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最关键不同是现在各国大量储备的美元不受任何实物支持。在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没有任何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而在美国本位制下，美国却制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特点是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风险的出发点。
由于美国不用储蓄就可以借债，美国积累了大量的对外债务。由于美元作为各国储备关键货币的地位，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对那些拥有对美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中央银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它们都把这些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或股票以及房地产。仗着美元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这一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举债来消费。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的背后也没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已经累计积累了3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3万亿美元的货币进入拥有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银行系统，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美国经济学家邓肯预言，这个由美元纸币搭起的经济大厦早晚要倒塌。它将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国为什么几千年来人类总爱用黄金而不是纸币来作为保值的最佳手段。
一旦人民币或是由于国际压力或是由于美元危机急剧升值，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模式马上就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在未来的五年内也像日本在80年代一样对美元的汇率升值50%，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恐怕在顷刻之间就会大打折扣。中国至今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这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到时候是像今天的日本还是像今天的墨西哥。
第二，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被认为抢走他国的工作机会。积极吸引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甚至建立地区总部，世界工厂的崛起已经在国际政府经济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销反应，为了维护世界工厂的运转，中国必然需要一个与其生产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供销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尽管这可以为其他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但也可以使中国与许多国家的经济磨擦和冲突骤然加剧。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与他国争夺能源和资源，而是说中国应该考虑资源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资源争夺水平上如何能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或者反过来说，在追求一定的发展水平上如何能降低与他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冲突。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将产业结构进行了巨大的调整，由资源型的钢铁、造船和化工转向资源节省的家电和汽车。而中国侧重制造加工型的发展模式在日益间的较量。
第三，中国提高了本国GDP的贸易依存率，并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中国GDP贸易依存率在近年急剧上升，2002年还在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这伴随巨大的风险。
日本一直把GDP贸易依存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第四，中国和日本相比，在处理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时采取完全相反的作法，这种以政治稳定为代价追求经济结构升级的做法隐含巨大的政治风险。日本长期以来以稳定为优先目标。尽管从70年代以来，日本面临一系列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却始终以稳定为主，特别是注意保护对就业有直接影响的农业和零售业。当然日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本经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却依然如故。中国则显出一种大刀阔斧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换代的魄力，中国不仅在开放程度方面远远把日本抛在后面，而且在经济结构上在低、中、高技术产业同时追赶，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与此同时，应看到，中国对社会保障付出的努力远不及日本。三农、下岗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已经成为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加入WTO协定中，中国在农业与零售业方面作出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让步。
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调整，从长远的角度看会严重束缚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滞后的结果是收入不平等过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公平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而国内需求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而且使得中国GDP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GDP对贸易过大的条件下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项目，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这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又会反过来很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下岗问题以及东北问题，不仅仅是解决不平等，也是在为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可能发生变化提前做准备。
恶化的国际能源条件下必然遇到巨大的增长瓶颈，中国和印度，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之中国发展模式伴随的以上四种趋势如果合流或者在更深刻层次上的互动的话，可能给中国经济在最近的将来带来严重的挑战。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以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靠大进大出维持的世界工厂模式，不仅在国际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抗拒外部冲击的能力，并埋下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年的日本虽然在第一种趋势上与中国相似，在第二种趋势上与今天的中国相比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到了80年代 已经成功的降低了在能源方面对石油的依赖，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面临的第三种和第四种趋势。换言之，日本模式的国内风险无论是在GDP的贸易依存率代表的抗拒外部冲击方面还是与社会保护紧密相连的政治稳定方面的风险，都要比中国模式小得多。
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一路下跌，这对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弱势美元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的急据增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减税在2003年剌激了美国的经济复苏，使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大增，大手大脚花钱。
弱势美元对中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第一，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当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随之贬值。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商品在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二，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的经济复苏导致美国购买力的增强使美国从中国进口了更多的商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空前的幅度。这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飞速增长。
外汇储备的增长，导致了中国货币发放大幅度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理，出口的企业必须把赚取的外汇在指定的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例如为了兑换1900多亿美元，如果按照大致1美元兑8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中国的银行不得不增发15000多亿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就使得中国的银行系统被突然注入了大笔可供信贷的资金。以上不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都来自美国，而是说美元贬值这一因素至少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美元的相关性。
当今，中国政府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非常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因为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里应付国际政治经济严重挑战的一场预演。
至今为止，中国在一个以稳定汇率（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与不开放资本账户为特征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造了一个发展速度与日本相似的经济奇迹。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带来了日本经济的逆转一样，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真的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体制在监控方面的弱点可以成为直接威胁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死穴。
9. 近几年中日政治经济等关系发展
现在的中日关系已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中日关系如何发展也将取决于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态度。
21世纪初，中日关系正处在共同构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转折期。未来10～20年期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最重要因素的变化方向进一步明朗化的关键时期。“中日伙伴关系”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从目前看，其前景既有光明，也有阴影。就我国的对日政策而言，应在中日关系中力求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尽量争取实现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佳前景。
因为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和劳工赔偿、慰安妇问题、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等等问题，我国国民对日本本能的抱有一种政治上的反对和感情上的拒绝----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经济往来。
4月12日上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东京招开记者招待会要求中国政府对近日以来中国各大城市针对日本的反日抗议活动进行道歉并对中国国民严加管束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日本首相小泉在4月11日夜也对日本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公然宣称中国的反日行动是愚蠢的。中国政府必须向日本国民道歉，中国要为破坏中日关系负全部责任，中国要为愚蠢的行为负出代价并危胁要经济制裁中国。
对于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等罪行一直不予承认和谢罪的行为，哪怕有一点点良知的中国民众都不会认同。都会坚决反对。基于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慰安妇问题、劳工赔偿以及中日岛屿之争，中国民众本就愤慨难忍，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和日本首相小犬蠢一狼的言行无异于是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民众的反日情绪。现在网上的反日浪潮日益高涨亦表明了中国民众的意愿。
中国政府基于中日经济、日中友好等等方面一直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的态度。指出只有日本政府坦诚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勇于承认并承担应有的责任才会赢得世人的谅解。但是，日本政府所持的态度不能不说让人感到遗憾。
基于此，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府。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如有需求，请追问。
10. 中日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分析
第一章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本章将以史实与数据为依据，考察中日经济关系在过去50多年的发展历程。重新考察这段历史，就是要从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中理清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考证两国经济往来在各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对两国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考证两国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奠定基础。
第一节 复交前的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复交之前，经济往来比较简单，主要是贸易往来，而且此一时期的贸易往来受到了政治限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中日来说，贸易往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其象征意义也更大。
一、50年代的两次贸易协议与两次贸易协定
1、第一次贸易协议。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当局曾与新中国有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然而由于冷战的需要以及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禁运限制了两国贸易的发展。1952年6月，由日本绕道西欧经过苏联访问新中国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代表日方贸易团体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代表中方贸易团体的南汉宸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简要民间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到该年底各出口3000万英镑。随后的11月，根据第一次贸易协议日本“巴商事”株式会社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38万英镑的进出口合同，然而日本当局不予批准，第一个合同最终未能履约。由于日方执行美欧的“封锁禁运”，导致了两国贸易迟迟没有进展，中方两次同意展延协议。尽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也仅仅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
2、第二次贸易协议。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日中议联” 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日本的贸促运动逐渐兴起。同年9月，“日中议联”接受中国贸促会邀请，组团参观访华。访华期间，双方经过20多天的谈判，于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这次协议仍然是同类物资交换的易货贸易协议，协议金额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万英镑。本次协议在14个月期间，完成了总额的38.8%，比第一次协议的执行情况已经大大改善。
3、第一次贸易协定。第二次贸易协议签订后，中日民间友好运动升温，鸠山、石桥两届内阁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第一次贸易协定于1955年5月4日在东京签订。与以往不同，此次协定是中国具有民间和政府双重性质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期间签订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鸠山为首的日本内阁首次对协定表示了支持和协助，此次贸易得以由两国国家银行支付清算。称为协定而不称为协议，正是因为已经与官方发生了联系。协定的贸易额仍然是3 000万英镑，依然是甲乙丙类物资同类易货原则，为期一年并在一年届满之后因协定中的双方互设商务机构问题没有进展再延长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贸易协定总额的67.2%，第二年完成77.7%。
4、第二次贸易协定。岸信介上台后，采取了敌视大陆的政策。谈判第二次贸易协定的日本通商使节团迟至1957年9月才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由于双方在中国在日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上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节团再次访华才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此次协定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的原则，协定金额发生了变化，即一年内各方出口3 500万英镑。然而，由于1958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 的发生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该协定仅履行了一小部分。随后，中日贸易完全中断。
二、60年代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三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经分离”——政治上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经济上同大陆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不过三届内阁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届内阁期间中日贸易情况也有变化。1960年，对华持敌视态度的岸信介因为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招致人民的反对，被迫下台。其继任者池田勇人对华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间贸易开始恢复。1962年11月，中日双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了《备忘录》，其中规定：双方开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个五年内，列出双方有计划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3 600万英镑。此外，双方还同意互设常驻机构、互派记者。1963年6月，中日间第一个成套设备合同签订，并使用了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随后又签订了两项大型合同，但由于日本受到台湾和美国的压力，不再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而最后这两笔合同也因“吉田书简”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后，对华政策再次转向，中日间贸易受到影响，因而未能在1967年备忘录第一个五年结束后续签贸易。尽管佐藤上台前后，中日关系处于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复交日本中小贸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往来。
从表一来看，中日贸易额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当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贸易额却有很大的增长，尽管1964年佐藤上台后对华采取了较为敌视的政策。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对华政策较为友好的池田内阁同中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合同，这些合同的相当部分得到了执行；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1960年代初期严重恶化，使得中苏贸易受到了极大影响。此时中国需要的进口的大部分物资和产品都转向从日本获得，因而中日贸易额较大。
表一、复交前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历 年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50 21 26 47 19 39 58
1951 0.9 11 12 5 21 27
1952 3 1 4 0.6 14 15
1953 6 3 9 4 29 34
1954 20 14 35 19 40 59
1955 58 25 83 28 80 109
1956 64 63 128 67 83 150
1957 59 55 114 60 80 140
1958 32 48 80 50 54 105
1959 — — — 3 18 22
1960 — 0.1 0.1 2 20 23
1961 21 14 36 16 30 47
1962 31 42 73 38 46 84
1963 64 64 129 62 74 137
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
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
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
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
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
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
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
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页，189页）
第二节 复交后的中日经济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因而发生了变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联大第26届大会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后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终于实现了北京之行，中美双方于27日发表了“上海公报”。这两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冲击又是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巨大的。
多年以来，日本一直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发表将访问中国的讲话之前几分钟才最终得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美国的“越顶外交”给日本带来的所谓“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时也正因为美中关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获得了美国的允许而与中国建交。田中组阁之后，迅速与中国接触，并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去除了中日发展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碍，从此中日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代。
复交之后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中日复交到90年代初期，两国发展经济关系，同时也考虑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国间被初期的友好所暂时掩盖的问题以及两国发展之中产生的新问题均浮出水面，经济关系中“友好”的因素越来越少，逐渐走上常轨。另一方面，尽管复交之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迎来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从复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经济关系
复交初期，双方的友好关系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个层次上迅速发展，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双方往来频繁。良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环境，双方经济合作大大发展。
（一）、贸易关系。
1、政府间贸易协定、长期贸易协议的签署和贸易混合委员会的成立。复交之后，两国政府立即根据联合声明着手进行两国政府间一系列协定的谈判，在经过多次磋商之后，中日政府间贸易协定终于在1974年1月签订。这一贸易协定是中日间第一个正式的“政府间”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则中的“政府协定”终于实现，两国贸易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在这一协定的基础上，在中日两国政府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贸易大幅度增长。
中日两国贸易协定的签订揭开了中日贸易的新篇章，为了巩固两国间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是实现日本经济界人士就长期贸易协议问题提出的设想和建议，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宽和土光敏夫率领日中长期贸易访华团到达北京，并最终于16日中日双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协议。该长期协议“期限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规模为各方出口金额累计100亿美元。日方在头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术设备70亿美元至80亿美元，建设器材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中方在头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炼焦油、动力煤出口，原油从700万吨逐渐增加至1500万吨，煤炭从50万吨逐渐增加至370万吨，后三年的数量另订。” 1979年3月，长期协议委员会双方负责人举行定期会晤，签订了会谈纪要，一致同意将协议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协议13年期间，将原定目标金额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亿美元。后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双方也对协议的内容做适当调整。
根据中日贸易协定，中日双方政府还组建了贸易混合委员会，自1975年开始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通过接触、协商，更好的解决了双方贸易过程中出现的如贸易平衡问题、产权问题、关税问题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该委员会通过定期协商、及时解决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助于两国贸易更加健康的进行，推动了两国的贸易往来。
2、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
复交以来，在良好的氛围下，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贸易规模逐年扩大；在贸易结构上，由于双方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还是垂直分布。
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10亿多美元，1975年达到了近40亿美元，1981年几乎达到了100亿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跃升至200多亿美元。中日贸易在双方的贸易总额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以1985年为例，按照中国外贸部的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592.1亿美元，中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7.8%左右，占中国外贸对象国首位；按日本海关通关统计，1985年日本外贸总额3051.4亿美元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6%，为日本外贸对象国中第二位。
从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贸易规模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友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府间各项协定的签署也极大地便利了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自70年代逐渐走上正轨，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建设需要进口大批物资。早在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中国失去了东欧的技术和设备来源，日本就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1979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又一次形成进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来源。80年代以来，中国轻工业开始加快发展，日本在此期间向中国大量出口消费品和工业原料，1983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只有55亿美元，1985年就达到了150亿美元。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自从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
在双方的进出口结构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矿产品、服装和农产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产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对日出口占到了对日贸易的40%还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达近30%。日方主要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从中日贸易长期协议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贸易结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能出口的产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资源、初级产品，而这些能源正是缺少资源却十分需要资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样，日本对华出口以钢铁及设备为主也正是由于中国要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两国的贸易交往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表二 复交后初期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年 份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 口 合计 日方出 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72 411 626 1038 608 491 1100
1973 841 1107 1945 1039 974 2013
1974 1142 1982 3125 1984 1304 3289
1975 1403 2403 3806 2258 1531 3789
1976 1222 1816 3039 1662 1370 3033
1977 1356 2108 3465 1938 1546 3485
1978 1718 3105 4823 3048 2030 5079
1979 2764 3945 6709 3698 2954 6653
1980 3993 4915 8908 5078 4323 9401
1981 4597 5380 9978 5095 5291 10387
1982 4860 3746 8608 3510 5352 8863
1983 4457 4620 9077 4912 5087 9999
1984 5354 7374 1272 7216 5957 13174
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
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
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
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页）
（二）、投资关系
日本对华投资始于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逐步增长，但是总体看来，投资件数比较少，项目规模也比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两次小高潮，但是这两次均属于小规模的试验阶段，投资量不大，而且投资主要集中在饭店、旅馆等投资易于短期收回的的行业和领域，而这两次小高潮也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件数仅1404件，合同金额总共32.9亿美元，实际执行了27.5亿美元。这一投资规模不仅在同期日本对外投资所占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投资中也无足轻重。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少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单个国家所吸收的日资。日本对华投资不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投资的硬件条件不够完善，而且初期也将投资的主导对象定位于港澳和海外华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对直接投资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顾虑。
（三）、政府开发援助及其他资金合作
1、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3 300亿日元，年利率3%，偿还期包含10年宽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期间表明日本政府决定从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间，向中国继续提供第二批日元贷款，总额4 740亿日元。
2、其他资金合作。除了两批低息日元贷款外，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了一些临时政府贷款和少量无偿援助，而且在两国金融业和民间财团中也有广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开发贷款和中方在日本发行债券。能源开发贷款是日本政府为了鼓励成套设备出口设立的信贷资金，由专门设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两次与中国银行签订备忘录，两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亿日元的贷款，这两次贷款用于中方采购中方为开发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器材。此外，为了开辟筹措资金的新途径，在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和有关银行的协助下，中国自1982年开始在日本发行债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福建投资企业公司首次在日本发行了私募债，后来中国银行、中信、福建投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等公司陆续在日本发行公募债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发行债券19次，合计金额达3650亿日元和2.5亿美元。” 这些资金合作扩大了中国的资金来源，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经济关系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在各个方面高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
（一）、贸易关系
1、贸易规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短暂的“平成景气”之后，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6年以后，日本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经济刚刚有了起色，但是却在不久后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日元大大贬值，国内经济再度萧条。在这些情况下，国内需求减少，进口增长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减少。日本从中国进口却较小地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有较大幅度上升，中日贸易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日本外贸增长速度。拿2001年来说，日本对全球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是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 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1996年，中日贸易年增长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贸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速。
从贸易额来看，199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02.5亿美元，1995年达到578亿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亿美元大关, 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则迅速突破了1 500亿美元。1993——2003年，连续11年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过韩国和台湾地区，自1995年以后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伙伴，2004年最终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图一和图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贸易、美日贸易的变化情况。很明显，中日贸易在不断上升，美日贸易在下降，中日贸易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
图一（Fig.2-2(1)）日本对中美出口情况
图二 (Fig.2-2(2) )日本从中美进口情况
（表格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www.jetro.go.jp）
另一方面，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都很大。“199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出口仅占2.1%,进口占5.1%,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5.6%和13.8%。” 2000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首次达到10%，2003年则超过了15%。对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占14.3%,进口仅占6.9%,而2000年分别上升到16.7%和18.4%。2001年以来，出现了新情况。尽管中日贸易额在不断增加，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却在降低（如表三所示）。这表明中日贸易关系中持续了几十年的中方对日的依赖——在相当的时期内是严重依赖——出现了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对日方的依赖性逐渐降低。
表三 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中国进出口总额A 对日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
2001 5096.5 877.22 17.2 1
2002 6207.7 1091.1 16.4 1
2003 8512.1 1335.7 15.7 1
表四 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日元，%
年度 日本进出口总额A 对华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
2001 913947 107903 11.8 3
2002 943364 127074 13.5 3
2003 989241 153689 15.5 2
转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载《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一期
9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强劲发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扩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产品和资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资金相对过剩,也使日本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为了减少与美国、欧洲的经济摩擦,日本企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又逐步从欧美转向东亚地区。中国及时地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设厂。由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增加,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及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同时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反销日本,也促进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家电等制成品的对日出口;其三是双边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扩大,对开拓中国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促进了民间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和双边经济交流。
2、贸易结构。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绝对数量还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但是在整体出口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的主力是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中国服装占据着压倒多数的日本服装市场份额。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及游戏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长。档次较高的机械、机器类产品如复印机、照相机、精密仪器类产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续旺盛。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行业间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的转化，甚至部门内生产程序分工的出现，都标志着双边贸易正在向水平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尽管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产品和钢性产品居多，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机电仪器产品、弹性产品较少，中日双边贸易结构优化的潜力仍然很大。
此外，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来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1990—1999年,中国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共5280项,总金额达163.22亿美元。日本在中国技术引进国别中,始终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连续3年居第二位。90年代从日本技术设备的大量引进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
表五 1990年以来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方统计 日方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89 81.47 65.16 146.63
1990 88.71 40.55 129.27 120.54 61.30 181.83
1991 102.52 100.31 202.83 142.16 85.93 228.09
1992 116.99 136.80 235.80 169.53 119.47 289.02
1993 157.80 232.5 390.3 205.65 172.73 378.38
1994 215.70 263.20 478.90 275.66 186.82 462.48
1995 284.60 290.05 574.60 359.22 219.31 578.53
1996 308.70 291.80 600.58 405.50 218.90 624.40
1997 318.20 289.93 608.58 420.66 217.85 638.51
1998 296.62 282.07 578.99 368.96 200.22 569.17
1999 323.99 337.68 661.67 428.80 233.35 662.16
2000 416.50 415.10 831.70 552.95 304.38 857.33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各年版
（二）、投资关系。1991年以后，在中国吸引的外资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日本再次形成了对华投资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国批准的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当年批准项目数为1 805个，协议日资金额为21.73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7.1亿美元；1993年批准项目数为3488个，协议日资金额为29.6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13.2亿美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93.2%、36.2%和185.9%。1994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项目为3 018个，协议金额为44.4亿美元，实际投入20.75亿美元，协议金额和实际投入分别比上年增长50.5%和57.2%，居中国引进直接投资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第一个高峰，达到了44.67亿美元。1996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和协议额虽然比上年分别下降了40.9%和32.4%，但是实际投资额也达到了36.8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8.7%。主要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对华投资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除以及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到新世纪之初投资再次出现高峰。200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4301亿美元；据中国外贸部统计，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2745个，合同金额53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41.9亿美元。2003年实际使用金额则达到了50.5亿美元，2004年前10个月的直接投资使用金额就接近了这个水平，达到了47.2亿美元。
根据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统计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增长趋势。据日本大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申报额统计（大藏省只统计一亿日元以上的申报项目），1995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达到了770件，投资额达4320亿日元（44.73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分别比上年度增加了21.1%和74.4%，约占日本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8%和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36.5%。首次超过对东盟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投资国。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4066件，金额达到157.1亿美元。此后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度为761件、838亿日元，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下降到1.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0%多。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有起有落，但在对华投资国别和地区中始终处于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