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程度与经济发展

⑴ 发展中的国家和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对于发达国家的定义，有多种说法，但公认的标准是：较高的人均GDP（不是GDP总量）和社会发展水平。按1995年前后的标准，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按名义汇率计算）加上一定程度的社会发展水平就可基本定义为 发达国家。近10年的发展，使8000美元这个标准已经落后了，2005年应提高到10000美元左右。

按这个定义，在这10年，有8个国家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这8个国家是：塞浦路斯、巴哈马、斯洛文尼亚 、 以色列、 韩国 、马耳他、匈牙利 和捷克

什么叫发达国家，而什么又叫发展中国家呢，从国际分工的合作之中可见一斑。

在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可以得到高尖精的产品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做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场。最终低端消费品往往不是发达国家制造的，而是发展中国家才生产最终低端消费品，发达国家主要是搞工业化引领、集约型研究和现代化信息整合的工作。而发达国家的脑力型工人必然要求更多的休闲时间、学习时间和考究时间；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当地资本家要把发达国家强加给当地资本家身上的成本都让工人来承担，因此当地工人只能夜以继日地更长时间地加班。

于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为的是让本国公民得到更多的生活休息时间，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是让工人付出更多的生产劳动时间，其中的差额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强抢来的。

什么叫发达国家，而什么又叫发展中国家呢，从国际分工的合作之中可见一斑。

在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可以得到高尖精的产品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做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场。最终低端消费品往往不是发达国家制造的，而是发展中国家才生产最终低端消费品，发达国家主要是搞工业化引领、集约型研究和现代化信息整合的工作。而发达国家的脑力型工人必然要求更多的休闲时间、学习时间和考究时间；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当地资本家要把发达国家强加给当地资本家身上的成本都让工人来承担，因此当地工人只能夜以继日地更长时间地加班。

于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为的是让本国公民得到更多的生活休息时间，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是让工人付出更多的生产劳动时间，其中的差额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强抢来的。

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发展的时间先后不同罢了，一个是现在进行时，一个是过去时。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根源及其消除

作者 佚名 摘自 未知 发表 2007-1-22 16:55:43 背景
贫困是全球化的问题，也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它影响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也阻碍了中国改革开放最终目标的实现，是当今人类共同的大敌。因此，它是世界银行在其20年发展报告中唯一作为专题两次专门论述、并在其他年份的报告中多次提及的问题。
一、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状
1、贫困的界定
贫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贫困是经济意义上的贫困，指难以将生活维持在经济上最低水准的状况。广义贫困除包括经济意义上的贫困之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如人口寿命、营养、教育、医疗、生存环境及失业等方面的状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总体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贫困的概念逐步由狭义的纯经济层面向广义的影响生存质量的多层面过渡。贫困概念界定的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在世界银行和国际权威组织的定义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显然，这里强调的是以消费水平为基础的物质条件。《1980年报告》将贫困线确定为人均年收入75美元。《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贫困，即缺少达到生活水准的能力”，并认为考虑贫困问题还要考虑人口寿命、营养状况、健康状况、儿童入学率、医疗卫生、识字能力、受教育机会等社会福利文化的内容。《1990年报告》确定了两条国际贫困线：一是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为“赤贫”；二是人均年收入370美元（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计算）为“贫困”。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人文发展”的角度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它除了包括人均收入的因素外，还包括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多种指标。这种“人文贫困”的界定方法，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一国的经济水准和生存状况，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以这个标准衡量，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体表现。
2、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状
1991－1996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9％， 但贫困人口却没有因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据联合国调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由1990年的10亿增加到目前的13亿。这些人生活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每人每天只有不到1美元的收入。在发展中国家中有8000 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8.4亿人营养不良，2.6亿人不能上学。在最贫穷的非洲地区，贫困发生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非洲6.3亿人口中，约有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 （注：“非洲贫困状况恶化”，《人民日报》1996年2月7日第7版。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10月的一份报告称，世界贫困人口中70％是妇女。贫困家庭儿童的处境更糟。20世纪80年代中，发展中国家有1 亿儿童流浪街头。
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并未缓解贫困的状况给人们以警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经济增长是缓解贫困的重要因素，但并非最关键的因素。
二、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及解决途径
1、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历史条件制约、经济基础落后、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增长、经济结构单一、发展战略不当、经济政策失误等内部因素，也有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地位不利等外部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水平低下。因为贫困人口只有获得谋生的机会，才能消除贫困；而如果没有利用和把握谋生机会的能力，或者说没有对机会的反应能力，任何机会都会从身边溜走。受教育程度低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则无法获得这种能力。
从全球不同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看，贫困人口往往集中在经济落后、通讯不发达、交通不畅、教育不普及、识字率低、观念落后的偏远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得不到基本的社会服务和人力资本投资，贫困人口不具备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无力获得足够的食物，他们的孩子就更需要早先出去赚钱以补贴家用而不能上学；他们更需要多生育，靠一个大的家庭组织来维持成员的生计，人均生活水平更低，贫困进一步加剧。这一恶性循环的源头在于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生存状况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水平低下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
2、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关键
减轻贫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1980年报告》分析了贫困、经济增长与人力开发之间的关系，指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有效地消除贫困，而人力开发在消除贫困特别是绝对贫困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详细阐述了人力开发的几个主要因素：教育、健康、营养和生育，他们各自如何影响穷人的收入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1990年报告》进一步给出了由“机会”和“能力”两个方面组成的有效扶贫战略：“一是实行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及其配套政策，促进对穷人最丰富的资产，即劳动力的需求，为穷人提供谋生的机会；二是广泛向穷人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穷人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前者解决的是劳动力数量过多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劳动力质量过低的问题，以此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从而解决贫困问题。”要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使穷人受益于经济增长的政策统一起来。其途径有：（1 ）给穷人以资产所有权。一是将存量资产重新分配给穷人，如土地改革。二是增量资本作有利于穷人的分配。特别是通过初等教育和医疗保健对穷人人力资源的公共投资，成为增加穷人资产的重要政策手段。（2 ）增加穷人所拥有资产的受益。即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收益减轻贫困。非熟练劳动力是穷人最重要的资产，非熟练劳动力收益大幅度提高，能使收入分配有利于穷人。另外特别重要的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提高穷人的资产收益，这包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这种投资能够将促进增长与减缓贫困统一起来。研究表明，农业报酬增长额的1／4、非农业报酬的3／4可以归因于良好的教育。（ 3）对穷人进行适度转让。上述无论哪种减轻贫困的方法，都有赖于穷人自身的接受和掌握能力，有赖于他们对新方式和新机会的利用，归根结底依赖于提高这种能力的人力资源开发。
人也是增长的源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健康身体的劳动者更容易获得好的工作机会，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多的贡献。虽然创业精神和管理能力在公共和私人部门都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技能、知识和工作态度。因此，必须在取得短期的经济增长与着眼于人们的长期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投资之间保持平衡。要获得增长的源泉，达到和保持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就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人力开发毫无疑问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注：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
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也是长期发展的基础。劳动能力是所有健康的穷人赖以生存的唯一宝贵的资本。因此，用教育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和穷人把握机会的能力，是同贫困斗争的最有效的途径。他使穷人有能力抓住经济增长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他们明天的工作效率，使经济的长期发展获得不竭的资源。因此，政府有必要对现行的支出格局倾向做出调整，其中包括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社会部门旨在改善穷人生活状况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措施是，扩大和改善初级教育和基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政府有必要在贫困人口集中的农村地区增加公共投资，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赋予地方当局更多的责任，持续扩大农村的诊疗所和小学数量，改进服务质量。在总结扶贫经验时，《1990年报告》指出：“任何试图在世界经济中开展竞争的国家，都有必要采取全面的教育政策，包括在高等教育、科技和专业培训方面的开支。”（注：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最成功的国家都推行一种有效的使用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并对穷人的人力资源进行投资。这两方面兼顾的方针是减轻贫困的基本战略，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是为穷人提高运用其最丰富的资产——劳动力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改善其眼前的福利并提高其利用新出现的机会的能力。两相结合可以提高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的生活水准。”（注：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两个报告得出的同样结论是：对人力资本尤其是对教育的投资，有助于铲除贫困之根源。
三、中国的贫困问题
1、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贫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自实施扶贫计划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锐减，但反贫困任务仍相当艰巨。一方面是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初步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突出；另一方面，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又产生了城市新增贫困人口。
（1）农村贫困状况：以1985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扶贫标准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为基础进行调整，1999年相当于635元。按照这一标准计算，截至1999年底，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3400万。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估计，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几千万，而是1.06亿（1998年底）。（注：杨军：“中国反贫困战略面临的困惑及调整思路”，《甘肃理论学刊》2001年1期。）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报告估计， 如果把那些虽然已经解决了温饱但极易返贫的人口算上，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可能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显然，我国农村的贫困标准是建立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水平之上的。除物质生活贫穷外，我国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社会保障和医疗条件差，生活质量差；贫困使一些儿童营养缺乏，健康状况不佳，许多适龄儿童特别是女童失学，文盲较多；信息闭塞，观念落后。
（2 ）城市新增贫困人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企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自发诱导的诸如失业、破产、收入差距悬殊等新的致贫因素的影响迅速增加，大批下岗和长期失业人员、退休职工中的低收入者等，构成了城镇新的贫困人口。1996年我国城镇贫困户数是306万户， 贫困人口1176万人，户年人均生活费收入1321元，比当年划定的城市贫困线户人均生活费收入1671元还要低20％。 （注：《中国工商时报》1997年10月10日。）近几年，随着下岗、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 我国城镇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见表1）。
附图{F102f43.BMP}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1）综合失业人数＝下岗无业人员＋失业人员
（2）综合失业率＝综合失业人数／劳动力总数
据劳动部测算，2000年下岗职工总数为2100万， 按照新的要求，2000年之后，下岗职工将直接进入失业范围，不再新设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些人中约50％左右在失业救济金用完之后，不能重新就业，他们将陷入贫困之中。
城镇贫困人口的加入，使中国贫困人口的结构更加复杂，使中国贫困问题更加恶化。
（3 ）中国的“人文贫困”：中国的城乡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人均生活支出的经济层面上，更反映在生存状况、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条件等生活环境质量上。若用人文发展指标来衡量，中国的“人文贫困”状况更加严重。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对1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排在108倍。联合国人文排序的新指标包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综合入学率、人均GDP。这一人文发展指数更能反映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 对“贫困”的理解也更为深刻。这种排序使我们看到，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不仅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更重要的是在反映综合水平的人文指标上，而后者的差距比前者更难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后者这些指标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决不仅是增长）潜力，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真正水平和综合实力。这些人文发展指标为我国扶贫、脱贫工作指明了方向。
2、中国脱贫的关键
从中国的贫困人口阶层分布看，无论是农村贫困家庭还是城市贫困人口，都集中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中。在农村，由于没有文化，无法掌握科学种田的知识，即便有了土地也得不到应有的收获，更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没有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不掌握生存技能，看不见也抓不到改变生活的机会，脱贫基础脆弱。即使是已经脱贫，但当使其初步脱贫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或稍有不测时，很快重新陷入贫困。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0％刚刚脱贫的人口又返贫。在城市，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下岗人员很难胜任对技术要求较高的新岗位，难寻收入丰厚的职业。由此可见，摆脱贫困的关键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在为贫困人口提供谋生机会的同时，更侧重于提高其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注：舒尔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有鉴于此，政府应将扶贫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巩固和提高贫困个体的生存保障和发展能力上来，增加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升他们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源的手段和能力，扶贫扶在根上、扶在点子上。政府要把扶贫和扶智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进行物质扶贫的同时增加文化扶贫的力度；在提供必要的资金、救济，使贫困人口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同时，加大提高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教育投入；在以物质投入缓解贫困现状的同时，强调“扶人”、“治本”这一根本途径。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扶贫工作中也面临着资金不足这一最大障碍。“面对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庞大的发展计划，政府往往需要在人力开发与其他项目间费力地权衡。“发展中国家应力图提高公共企业的资金营运效率，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减少军费，以及减少一些需要高投入而不太紧急的项目投资，使更多的资金能够用于向小学教育、基本卫生保健这样的项目上。”（注：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亚当·斯密说过：“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高低。”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她的人民。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既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又是它的最终目标。然而贫困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也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实现，一个国家现今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反映的很可能是其10年甚至20年前为人力开发所作的努力。（注：程漱兰等编著：《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年回顾》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7月。）
《管子·修权》里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中国的人力开发与反贫困斗争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做出不懈的努力，其中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

⑵ 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别

3.1 指导观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它的理论支撑由马歇尔提出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和当代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索洛模型)构成。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3.2 研究视角不同。经济学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由低到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本社会,主要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和财富的增长;第二阶段是人本社会,主要强调重视满足人的需要和公众福利的增加;第三阶段是社会整体综合发展,包括政治的人权和自由、经济上的生活质量提升、文化上的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全面演进过程。
3.3 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外延与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再生产理论和前苏联、东欧的一些学者论述),西方经济学的要素配置与利用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佩雷、纳克斯等人),增长的涓滴理论等。
3.4 划分依据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以生产要素利用的数量和效率为依据,经济发展方式以发展模式或处理增长问题的方式为依据。美国经济学家E.R.W.坎佩尔将发展方式称为“Models of Development Strategy”(发展战略模式)或“Approach to Growth”(处理增长问题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可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但高速增长可能带来有增长无发展问题,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分析,是无效益或零效益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跃进);从环境经济学角度分析,是经济增长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是人民不能共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经济增长;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分析,是经济结构没有改善甚至恶化的经济增长。针对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需要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
3.5 类型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两种类型。经济发展方式分为制度创新型(科斯、诺斯、施莱弗和维什尼)、知识创新型(熊彼特、舒尔茨、贝克尔、罗默、普雷斯科特和鲍易德、卢卡斯、斯图尔特)、扩大需求型(凯恩斯、罗宾逊)、福利国家型、经济结构调整型、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等多种类型。
3.6 衡量指标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指标主要有要素投入的数量及配备比例、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实现翻番的时间、人均GDP的数量。经济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如人口总数和净增率、国内发展指数、城市化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居民居住条件、每千人口医生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政府廉政指数等;教育发展指标,如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比重等;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国民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收入差距警戒线、收人阶层结构标准、贫困发生率、社会保障覆盖率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⑶ 经济发展与什么有关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内涵要比经济增长的内涵宽得多，因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就要比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多而复杂。其中，自然因素、人口数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四大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的特点和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构成及其分布状况，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或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是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自然资源数量的多少、质量的优劣不同，劳动生产率也就不同。
第二，自然资源是形成产品实体的物质源泉，其质量决定着社会产出品的效用，数量决定着社会产出品的规模。
第三，自然资源是制约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一国自然资源的构成不同，会由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产业部门。
第四，自然资源制约着生产力布局。
2、人口数量
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发展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适当的人口增长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又是有条件的，不仅要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还要受年龄、体质和技能的限制。而人作为消费者又是无条件的，从生到死整个周期都要消费。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还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有的甚至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3、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强大武器。
第二，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高度化。
第三，能改变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的构成，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第四，它是促进生产关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有力杠杆。
第五，它是促进文化教育知识的不断更新，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的强有力的手段。
第六，为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奠定了基础。
第七，能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第八，能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使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日趋国际化。
第九，它还是一国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4、文化教育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是通过人力投资实现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一是智力投资。教育是对人的智力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各种途径中最重要的途径。教育虽然不能直接提供产品，但能提高生产产品的劳动者的智力素质和思想素质，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源泉。尤其在当代，如果说科学技术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那么，教育则是推动这个火车头的动力源。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5年的统计，文盲数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相反方向变化。经济发达国家平均文盲率为2.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324美元；发展中国家平均文盲率为38.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下降为656美元；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文盲率为67.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95美元。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能够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素质。经过教育形成的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越大，越来越成为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现代经济增长有两个趋势，一是从资本——收入比率的长期变动来看，资金相对于收入而言使用得越来越少；二是国民收入相对于国民资源(用于生产收入的土地、实际劳动量和再生产性基金的数量)而言增长得越来越快。产生这两个趋势的根源是人力资源的增长，人的能力的改进，这最终是教育的作用。据世界银行1980年的报告，44个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所有收益率超过世界银行标准的可接受的最低比率10%以上，其中初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平均为22%；中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分别为17%和14%；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分别为13%和12%。
第二，教育是培养科技人才的惟一途径。为加强综合国力，世界各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发展高新技术的竞争，其实质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是人们掌握和运用最新技术能力的竞争。在这场世界空前的、全球规模的经济和科技激烈竞争中，竞争的焦点是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的核心则是人才竞争。为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发达国家都在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培养年轻科技人才。
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只缺物质资本(机器设备)，更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不能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极大限制因素。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是教育投资不足和投资效率低下。因此，必须增加教育投资，并通过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战略提高教育投资效率，使人力资源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一致。

⑷ 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的关系是怎样的

1、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收规模（总量）和结构。经济规模（总量）决定税收规模（总版额），一个地权方经济发展很快，税收也应该是迅速增长的。经济结构决定税收结构，一个地方服务业比较发达，地方财力也会增加。如果是制造业发达，中央财力会增加。
2、税收反作用于经济。通过税收经济杠杆比如限制什么产（行）业、鼓励什么产（行）业，什么产（行）业就会迅速发展或抑制，从而引导经济发展。

⑸ 经济发展包括哪些方面

经济发展包括三个方面：

1、经济量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它版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权物质基础；

2、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

(5)开发程度与经济发展扩展阅读：

经济发展的度量

经济学家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度量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用若干个具体指标组成的综合指标体系来衡量和评价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如：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T）、人类发展指数（HDI）和购买力平价（PPP）。

⑹ 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简而言之，中国对内实行改革，对外进行开放，顺应了时代潮流，采取了切实可行的经内济政容策。有关的经济政策措施讲究经济效益、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自由程度增加，民营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大增。政府投资增加，经济特区设立，其余的地区也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外资。同时还引进国外的人才、先进技术。 经济模式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大量企业私有化，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 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我国劳动成本低廉，出口的商品便宜，从而使商品出口量年年大增。 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劳动人口素质提升，生产劳动的技能提高。 公有制企业改制，经营管理机制改善。 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大幅增加。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有关经济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逐渐实施。 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推动。 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房地产等泡沫的成分在起作用。

⑺ 关于旅游开发与经济建设

参考以下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一、旅游经济的超前发展战略

世界旅游经济实践表明，各国在旅游发展方式上，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超前型发展战略；另一种是滞后型发展战略。超前型发展战略是旅游经济超越了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阶段，通过率先发展旅游业来带动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滞后型发展战略是旅游经济发展滞后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水平，即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基础设施已形成较强体系后，自行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

超前型和滞后型发展战略，是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世界各国在旅游发展道路上的两种选择，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与此同时，两种发展战略的运行环境和经济特点有着明显的差异。超前型发展战略的适应条件是：旅游的自然和环境条件较好，旅游资源拥有量大且旅游产品吸引力强。适应范围主要是：经济基础较好的沿海地区和旅游资源丰厚且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超前型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国民经济较低水平之上的，因此，该战略追求的不是本行业内在的经济效益而是旅游经济的波及效益，即利用旅游经济的综合性的特点，通过对旅游业的高强度投入，全面带动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旅游业发展的兴衰，已经不是旅游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全行业发展的问题。旅游业的作用不仅是获取外汇和回笼货币，而且已成为经济腾飞的突破口。我们常说的“旅游搭台，经贸唱戏”就是这种战略下旅游业功能的形象化说明。

我国旅游业是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从产业运行环境来看，这种产业是建立在较弱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要使旅游业在短期内形成较强的产业体系，就要加大对旅游业的资金投入。因此，从短期效益分析，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经济特性难以充分体现。如果仅从旅游产业自身效益分析，在国民经济基础较弱的条件下，旅游产业的投入，似乎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从旅游产业的宏观功能去分析，以下三点是值得思考的：

首先，从1978年以后，我国逐渐改变对外封闭的政策，打开国门，向全世界开放。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须寻找一个开放的“切入点”，而这个“切入点”就是旅游业。旅游业是一个具有特殊优势的外向型国际性产业，它的运行依赖于世界范围的客源不断的注入，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广泛地吸引世界各国的旅游者，向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旅游者通过旅游这个对外窗口，了解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以及投资的各种有利环境，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

其次，旅游业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特点。旅游产业体系的形成，涉及众多的相关产业，对旅游业高强度的资金投入，可以带动一定区域范围内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尤其对那些拥有较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旅游业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

最后，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时期里，需要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设备，从国外引进技术与设备，就必须建立一大批创汇能力大、见效快的产业，以满足技术与设备引进对外汇资金的需要。与其它产业相比较，作为外向型产业之一的旅游业，在获取外汇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外汇流入，对于急需外汇，又缺乏强有力创汇产业的国家，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举措。

综上所述，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现状和基本国情，使得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必须采取超前型发展战略，按照这种发展战略，在评价中国旅游产业运行质量时，不能就其产业内在效益去评价，而应从旅游产业外部效益，特别是从波及与连带效益去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旅游业发展作出客观的评价，提高对发展旅游业的认识。

二、旅游经济的推进式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世界旅游业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国内旅游向国际旅游延伸的常规发展模式；一种是国际旅游向国内旅游推进的非常规发展模式。所谓国内旅游向国际旅游延伸发展模式，是一种先发展国内旅游，通过国内旅游的发展，旅游地域的延伸，形成出国旅游，然后再发展国际接待旅游的模式。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延伸发展模式的引入是内聚式生活消费方式的变化。在一些国家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作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得到改变。在紧张工作和生活环境压抑下，人们需要暂时摆脱枯燥的城市生活环境，到大自然中寻求精神上的调整和体力上的恢复，于是旅游消费就成为这些国家居民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居民的旅游活动仅限于国内地域范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和旅游需求力度的增强，国内地域已不能适应旅游活动发展的需要，人们开始走出国门，去领略异国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发达国家以国内旅游为主的旅游结构，不仅充分满足了国内居民的旅游需要。而且，伴随着国际旅游需求的增长，原先用于本国居民的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也逐渐用于接待外国旅游者，从而出现了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协调发展的局面。

所谓国际旅游向国内旅游推进模式，是一种先发展国际接待旅游，再发展国内旅游，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后再发展出国旅游，最终形成以国内旅游为主、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协调发展的模式。这是一种先发展国际接待旅游，通过国际接待旅游的发展，来全面带动以城市为主体范围内的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设施的建设，逐渐形成以中心城市为重心的国际旅游体系。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居民的旅游活动开始引入，成为这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消费条件决定，我国旅游业发展只能采用推进发展战略模式。采用这一模式使得我国旅游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一是旅游业发展以基础和资源条件较好的城市为中心，由旅游城市向其它地区推进，逐渐形成我国的旅游业体系。因此，旅游城市便构成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框架。不论是旅游资源的开发、设施的建设，还是线路的设置、区域的划分，都是以旅游城市为依托的。二是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以现存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为基础，由观光型旅游资源为主向混合型旅游资源推进。因此，目前中国旅游目的地大多是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较为丰富的地区所构成的。三是旅游的组织方式，是以全程旅游路线为主体，由路线型产品向板块型产品推进，逐步形成路线型产品为基础，主题型产品与特种型产品为主体的旅游产品体系。四是旅游设施的建设以高等级为主体，由高档设施向中、低档设施推进，最终形成以中档旅游设施为主体，高、中、低相结合的旅游设施体系。

三、旅游经济跳跃式非均衡发展战略

旅游经济的跳跃式非均衡发展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跳跃式发展，所谓跳跃式发展是指旅游业发展在历史阶段上的超越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常规发展的历程，这是在时间意义上的发展；另一层是非均衡发展，所谓非均衡发展是指旅游业发展在地区布局上的不均匀状态，使旅游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地位与作用不同，这是在空间意义上的发展。

从时间发展意义上而言，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国情特点，选择跳跃式发展战略，有可能较快地跨越单一的接待海外入境旅游者阶段，而进入接待海外入境旅游者和接待国内旅游者共同发展的阶段，从而形成具有特色的旅游产业发展道路。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将成为世界旅游业发达国家，即大体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走完国内其它产业和发展中国家30～40年的发展路程，这是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这一判断的依据：一是中国的旅游经济基础国情，兼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由于人口众多，造成人均水平的诸多指标在世界各国排序中处于较低水平，表现出不发达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并不弱，1988年已居世界第八位，产业门类齐全，特别是旅游所依托的相关部门已初具规模。旅游业是天然的外向型产业，国家总体对外的实力水平至关重要，我国的国家经济实力完全能够支撑我国成为入境旅游业的接待大国。二是中国旅游业的客源市场广阔丰富。目前中国远离欧美等主要国外旅游客源产出地，使入境旅游规模受限和风险较大。但从长远看，我国拥有可替代的巨大新市场：表现在拥有大量具有血统亲缘的华裔客源；拥有以日本、东南亚等为代表的邻近国家或地区的旅游客源市场；再加上国内发达地区自然产生和“示范效应”激发的国内旅游者数量可观。多层次多渠道的巨大客源市场，将促使我国旅游业实行跳跃式发展。

从空间意义上而言，国际上旅游发达城市和国土面积相对狭小的国家和地区，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甚至主体产业者不乏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泰国、新加坡等。但是在美国、日本、独联体、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或旅游接待大国，旅游业都未成为支柱产业。在中国这样现代交通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广大的国度中，加上旅游业本身具有的脆弱性等因素，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旅游业很难成为支撑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从旅游业在国家总体发展中所处地位的判断，并不妨碍旅游业在我国某些具备条件的地区和城市可以大有作为。如北京、西安、杭州、桂林、昆明、承德、深圳等城市和地区，旅游业完全可能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可以肯定，经过多方面共同努力和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旅游业同样可以成为主导产业或支持局部地区和城市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并将对国民经济全局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⑻ 中国的四大经济特区如果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应该怎样排

经济特区是在国内划定一定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较国内其它地区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特殊政策的特定地区。在我国，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企业或个人以及华侨、港澳同胞进行投资活动并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在经济特区内，对国外投资者在企业设备、原材料、元器件的进口和产品出口，公司所得税税率和减免，外汇结算和利润的汇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属随员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续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从特征上讲，经济特区是我国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部资金、特别是外国资金进行开发建设的特殊经济区域；从功能上讲，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这既是对经济特区特殊政策、特殊体制、特殊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经济特区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实际作用的概括和总结。主要特点1.特区经济发展的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2.特区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3.对前来投资的客商给予特殊优惠和便利；4.国家给特区较多经济自主权。提出“经济特区”一词，1979年由中国首先提出，并在深圳加以实施。按其实质，经济特区也是世界自由港区的主要形式之一。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达促进特区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并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特区的经济基本特征建设资金以外资为主。经济结构以“三资”（外资、侨资、港澳资）企业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其经济运行机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为主。特区经济以发展工业为主、实行工贸结合，并相应发展旅游、房地产、金融、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中国经济特区的主要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外商独资经济中外合资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此外，还有“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其中“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是中国特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基本经验近10年来，中国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主要有：①完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投资的物质环境和人际环境。前者为基础设施结构中以通电、通水、通路、通讯、通煤气、通排污、通排洪和平整土地为主体的“七通一平”等；后者包括政治条件（政治、社会、政策等的稳定和法制的健全）、管理水平（政府的效率等）、经营条件（货币和物价、外汇管制、金融、信息服务和自主权等状况）、人口素质和市场、政策优惠（税费等）等；②外引内联有机结合，发挥特区的“四个窗口”（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政策）和两个扇面辐射（对内和对外）的“枢纽”作用；③努力探求建立一种灵活而有效地适应国际市场规律的特区经济体制模式。为此，需在计划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以及财政金融体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我国的经济特区深圳（面积327.5平方公里）珠海（121平方公里）厦门（131平方公里）汕头（52.6平方公里）海南岛（33920平方公里）实际上现在各个省、各个市都还有自己的开发区之类的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特区，只不过没有正式的国家级名义而已。意义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在于：1.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2.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3.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4.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5.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WTO规则与经济特区发展一、制度兼容、演进与经济绩效正式制度的目标取向与组织中个人的利益偏好是否一致决定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兼容，两者的兼容与否决定了组织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激励、监督费用和强化成本三方面进行。一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的成员的偏好和利益一致时，将会大大提高组织的经济绩效。组织中的成员受到一种自我激励，这种激励通过正式制度的确立而更加明确。而当博弈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一致时，它们将相互强化。非正式与正式约束的一致性将导致较低的交易成本，因为监督和强化机能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取得预期的效果。二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成员的偏好和利益有较大差异时，这种不一致性导致较低的绩效。因为首先，对立的规则与规范使经济行为者无所适从，缺乏激励。其次，由于组织目标与个人的利益偏好不一致，不能使个人自觉为组织的目标工作，监督成本高，从而导致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组织的冲突和摩擦。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制度演进中的兼容性问题的结论：一是进化过程不一定带来最佳的传统和制度。由于社会的历史初期条件的原因，最佳反应动力的结果难以从帕累托劣势的社会传统中摆脱出来，即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二是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更具演进特点。且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受不同之手——“刘易斯之手”和“斯更努之手”的指引。前者是指通过理性的共同知识、主观的认识和批判，来预设和推动制度的变化；后者指人们只通过他们过去的行为观察到其获得的效用，并强化好的行为或继承坏的行为。因此，在制度演进过程中仍可能出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一致。进化博弈论给出关于克服路径依赖，实现制度演进中的制度兼容的解决之道：一是通过引入较系统的突然变异，使社会脱离原有的低水平的均衡；二是通过政府政策性介入，将人们的行动转换到更高支付的战略上；三是积极促进低水平均衡的社会与具有不同习惯的高水平均衡的社会交流，提高原社会形成更佳习惯的可能性。据此达到新制度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较高水平上的兼容，并使两者以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达到自我强化，通过互动强化，使两者结合得更加紧密，造成一种报酬递增的机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绩效。总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一致，则无论是从激励角度还是从约束角度所需的交易成本都较低，从而导致较高的经济绩效；反之则相反。二、WTO规则与特区制度兼容、经济绩效加入WTO，中国面临WTO规则与中国现存制度的兼容问题。提高制度的兼容性，增强整个制度的经济绩效已成为当务之急，即使中国的经济特区也不例外。WTO规则的变迁、演进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双重性质，是两种正式制度的制度结晶体。但对加入WTO者来说，则明显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征，尤其对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这种表现更加明显，而加入WTO者本国原有的制度则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性。因此，两者既存在着相容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不相容的可能性。在WTO规则与本国原有的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而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当两者不一致时，或当WTO规则与本国原有制度由于各自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造成两者不能兼容时，则均对应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较低的经济绩效。现实表现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具有强兼容性，而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制度具有弱兼容性，经济绩效的差异即市场经济的发达与不发达由此引出。中国的经济特区制度与WTO规则同样既具有兼容性较强的一面，同时更有兼容性较弱的一面。说其兼容性较强，是相对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非经济特区而言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而说其兼容性较弱则是指相对于WTO制度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即市场经济不发达而言的。经济特区较强的制度兼容性与欠发达地区较弱的制度兼容性的差距，足以使加入WTO后的经济特区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其制度优势、经济绩效优势和地位的优势；并构成经济特区今后的“特”之主要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相对WTO规则而言，各国的内在制度均属“非正式制度”，就制度的兼容性强弱程度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程度更高，而其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在“非正式制度”程度上只有参差不齐之分，而无本质上的区别，经济绩效上的差异是制度兼容性的晴雨表。三、强化经济特区的制度兼容性，保持经济特区的高绩效与WTO正式制度比较形成的各国的制度虽属“非正式制度”，但各国的制度又存在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加入WTO国家的制度兼容，将面临WTO规则与本国的正式制度兼容和与本国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两方面的难题。而由于WTO制度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加入WTO国家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居于屈从地位，并应努力改变本国现存制度，以适应WTO制度，强化整个制度的兼容性，达到加入WTO提高经济绩效的目的。此点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特区概莫能外。比较而言，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WTO规则均有较强的兼容性，而非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的欠发达在制度兼容性上则明显弱于前者。但两者的制度兼容性与WTO的制度要求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需变革的制度多少不同罢了。

⑼ 经济发展观和中部崛起的关系

经济发展观与中部崛起
中经网湖北中心讯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部地区经济被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已成为全国发展的凹陷之区和关注焦点，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它同发展观有什么关系，又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加以改变，实现崛起？为此，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加以探讨，以供参考。

一、中部崛起的发展观缺失

加快中部发展，促进中部崛起，无论从战略地位、发展条件、产业分工要求考虑，还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考虑，都是极其重要的。但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直处在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发展观和发展方式上的缺失是主要方面。

其一、战略缺失。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对东部发展实施了沿海战略，对西部采取了大开发战略，近期又制定了东北振兴战略，有效地推进了全国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中部地区除国家对山西能源基地开发建设曾制定过专项规划和各省区制定的发展战略外，从未作过总体性的战略谋划。一方面致使中部地区的承东启西优势地位模糊化、枢纽桥梁作用虚拟化，使对区域的整体认同性不断下降，离心化倾向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致使中部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整体概念，不断被内地、西部或中西部地区等模糊性概念所替代或掩盖，从而有被其他地区侵蚀分解之趋势。

其二、政策缺失。在我国区域政策整个演进过程中，特别是最近20多年区域发展过程中，东部地区依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获得发展壮大，西部地区充分利用国家扶持的政策优势，加快发展步伐，而中部地区虽同东北地区有着相似的困境，但由于种种因素，一直未能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和扶持对象，这种政策的长期边缘化，必然会导致中部地区发展的边缘化而阻滞崛起。

其三、市场缺失。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国家贸易政策由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转移后，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程度的不断加深，劳力、人才、资金等要素活动的体制障碍进一步消除，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扩展，一方面使沿海地区的面向国际市场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使内地改革开放的滞后性越来越凸现，从而使以劳动聚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聚集于沿海地区，这种特殊的再工业化过程必然形成对内地传统工业的产业替代和传统工业化地区的就业替代，导致中部地区出现制造业衰退和就业萎缩，这虽是经济全球化效应在区域关系中的反映，也是中部地区改革开放滞后，不能适应国际分工体系发展需要所反映出的一种市场体制缺失必然。

其四、产业缺失。在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产业结构的三次超前转换和调整中，中部地区产业发展虽基本遵循着三次产业发展一般趋势，但也对其产业发展带来重大矛盾缺失。一是农业基础产业严重滞后，大量劳动人口滞留农村，难于转移；二是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无论所创造的产值还是所容纳的劳动力，都比全国和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三是由于中部地区长期扮演着东部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角色，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工业化程度偏低，难以形成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的要素传递网络，辐射能力较差。这种产业发展缺失，不仅使中部地区丧失的大量的高附加值流向东部地区，而且也严重的阻碍了中部地区的发展。

最后、观念缺失。由于传统发展观影响，加之地处内陆相对封闭和良好的农耕资源条件，使中部地区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小富即安、害怕风险等陈旧观念比较浓厚，使中部地区发展缺少生机。表现在一是抗压心理差，面对东西部地区竞争发展态势，中部地区不是迎难而上，积极进取，而是以一种“两头都没靠上”、“不是东西”的等靠要的失落精神状态和两头热中间冷的失衡心理来对待，削弱了中部承东启西作用发挥，使三大地区难以联动发展；二是缺少合作精神，许多城市都一味争当区域经济中心，而合作愿望不足，合作心理不健康，难以实现双赢；三是发展模式陈旧，难以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如中部地区具有优势，但农副产品多数没有进行转化和加工增值；四是软环境建设迟滞，中部地区的市场环境、司法环境、政务环境和人文环境，都远远没有达到聚集吸引内外资发展地区经济的程度。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部崛起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发展观。从区域角度讲，就是高度重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并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为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的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作出的关于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部署，就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化表述。这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不仅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开创了新局面，而且直接为中部地区崛起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其意义非常重大。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一科学发展观在战略全局上突出了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摆正了中部位置。从1980年代沿海发展战略时期到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中部地区在全国战略发展中处何地位，一直是不够清晰和明确的。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的战略划分，并按这一新的划分，作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部署，此后，在党的全会和全国人大会议上多次重申和肯定了这一新的战略部署，从而使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更加成熟和完善。这一战略部署的确立，不仅意味着我国区域结构突破了两区域划分的基本框架和战略取向上非东即西两极发展的局限性，而且克服了中部地区以往那种被约简的模糊化地位和被淹没的尴尬处境，使其作为一个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并列的独立地区应有地位作用被明确起来、突出出来，从而为中部地区正了名、定了位。

其次，这一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突出了中部发展特色，明确了中部地区的发展方向。过去由于长期被动的作为东部的资源供应地和西部资源开发替代地，以致造成中部地区资源优势不能有效发挥、充分利用。而依据于科学发展观做出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部署中所强调指出的中部地区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此后多次提出国家支持中部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力和经济优势，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加强现代农业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等发展要求，一个基本意思就是以区域统筹为基础，以区域合作为前提，以优势资源为条件，形成以“三化一改”、“三加一发展”为取向的发展新思路。这一发展思路的提出，不仅突出了中部优势，明确了发展重点，而且为中部发展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

再次，这一科学发展观在发展运作上为中部发展提供了新模式，揭示了新途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东部经济发展靠市场，西部经济发展靠政策，已成共识，中部靠什么，是靠市场还是政策扶持，抑或两者兼具，一直不很清楚。现在按科学发展观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进行重新设计，不仅形成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四区格局，而且把东部地区北部和中部地区北部的大东北地区，作为一个独立区块划分出来，形成同东、中、西三大地区相对应的第四大区块，这不仅意味着国家对东中部地区政府引导作用力度的明显加大，揭示出市场导向与政策引导相结合、共同作用于中部发展的必然性，而且也意味着东中西部地区间联合合作的时空关系和顺序，意味着东中部地区相互融合联成一体的大趋势，从而揭示出中部地区在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之间求发展的主要方向、基本模式和途径。

其四，这一科学发展观在宏观政策上为中部发展创造了新条件，提供了新机遇。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实施的是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中部地区一直处在东西部两大区域政策跳动之中求生存，发展受到限制，崛起艰难而无期。而按科学发展观进行的新的部署设计，变两区协调发展框架为四区统筹协调发展格局、变带动中部发展为促进中部崛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的局面：一是避免了东西部两区域之间协调的简单化缺陷，在政策上突出了中部地区在整体和全局发展中的平等待遇和机会。二是特征上变带动发展为促进崛起，这里既包含着对中部地区现有发展实力的充分肯定，又蕴含着以追赶东部发达地区为目标，并期望早日赶上东部地区的政策选择力量。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中部崛起的思路构想

既然科学发展观对中部崛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价值，中部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发展观，那么，应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促进中部崛起呢？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战略措施，主要是：

1。东向发展主导战略。东部是世界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是中部崛起的主要动力源。在当前相当长时期内，只有把中部建成东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基地、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劳动力输出基地和旅游休闲基地，主动融入东部地区经济，真正形成东中部地区产业分工合作体系，才能接续产业断链，填平发展断层，才能使中部地区在区域分工中有效发挥综合优势，使其承东启西的地位作用由虚变实，提高其经济质量效率水平和竞争实力。当前，除大东北地区国家正式把其作为一个统一战略区加以规划布局外，还有意识的引导珠江三角洲地区向湘、赣、闽、桂、及港澳等东中部地区拓展，形成“9＋2”合作机制，引导环勃海地区向山西、河南、内蒙等地拓展，形成包括京津冀在内的“5＋2”合作机制，加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已扩大到中部的皖赣地区，已经形成了东中融合的大趋势。只要在现有基础上加以调整完善，加大战略推进力度，打通和拓宽要素流动通道，延伸合作空间范围和领域，就可使东中联为一体，发挥分工优势，实现中部的跨越式发展。

2。大十字国土开发战略。中部地区经济大都沿长江、陇海轴线和京广（京九）及京哈轴线分布，形成大十字型集聚构架的两大经济带。加快这两大经济带发展，将十分有利于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就京广（京九）—京哈线而言，该线覆盖了我国整个中部地区，也连接了环渤海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沿线地区老工业基地遍布，农业生产基础良好，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增长潜力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及经济效率。就长江轴线而言，目前长江的开放开发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及下游沿江地区，还没有真正延伸到长江中游地区，加快长江中游沿江地区建设发展，使长江轴线中下游地区联为一体，不仅可以重振长江战略，使中部5省直接获益，而且还可大大提升中部地区的整体实力。

3。大城市圈、大城市群战略。从中部地区人口密度的要求、发展效率及工业化、信息化的要求、服务业成长及经济一体化和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考虑，发展大城市圈、大城市群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长江国土轴、陇海内陆轴、京广（京九）内陆轴三大轴线交会的近30万平方公里的中部三角梯型地区，不仅是中部5省经济精华集中区，集聚着5省近40％的人口、近50％城市和近60％GDP，而且中部地区五个特大城市———武汉、郑州、长沙、南昌、合肥均在其内，并初步形成武汉城市圈、长珠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皖中城市群、昌九城市群等，已经开始孕育着以武汉为主核，以郑州、长沙、南昌、合肥为次核的超大型城市群体系雏型，只要进一步优化结构，重点突出长江、京广（京九）、陇海三轴线建设，提升龙头城市———武汉、极点城市———郑州、长沙等的实力，充分发挥武汉、郑州、长沙、南昌、合肥等大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加快芜湖、岳阳、黄石、九江、株洲、洛阳、开封等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全面提升其综合竞争力和互动合作能力，就可促使以武汉为核心的中部三角地区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之后的我国第四大城市群，同时以此为基础，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类型城市群经济合作网络，把核心城市发展、轴线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结合起来，以此推进中部地区崛起，必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互惠互利合作战略。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已进入后WTO时代的环境条件下，中部地区要崛起，必须走合作发展之路，始终坚持互惠互利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持续保障要素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有效流动，提高企业商家投资经营的动力，才能持续保障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开展区域合作过程中，提供各项服务和维护各有关方面权益的积极性。目前，中部地区跨行政区之间的合作远未达到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程度，许多政府行为不能适应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要求，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推动。一是要进一步强化以武汉为核心的中部市场部署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要素优化组合新机制，打破市场壁垒、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障碍，完善区域市场的基本框架，培育以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区域大开放、大流通、大市场的格局；二是要以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依据各自资源优势，产业基础，交通条件和城市经济实力的比较优势，对区域内的资源实行统一整合，优化配置，共同开发，推动区域内各产业的合理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激活中部地区内的资源存量，形成规模效益；三是联手培植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名优产品、企业集团，形成特色产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中部崛起是一个过程，就当前而言，除以上几大战略外，还必须在具体措施上采取有效行动，以创新环境、强化基础、加快发展、推进崛起。

其一、统一规划行动。统一规划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前提条件，只有统一规划，发挥整体优势，克服一省一市一地自我发展、自成体系的模式，才能消除内耗，避免趋同，增强协调，实现目标。为此建议由国家统一编制中部崛起的空间发展规划，促进人口、资源、产业合理流动和集中配置，形成能自动抑制盲目发展的机制。

其二、设施诱导行动。生态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中部崛起的环境基础和物质前提。只有中部省区都加强交通、信息、能源、铁公空运和水运港口、河道堤岸、防洪设施建设，强化内外联系，形成四通八达的完备的高速传输网络，才能确立中部在全国中心枢纽地位，发挥中心枢纽作用，保证崛起目标实现。

其三、科技兴业行动。高科技是产业革命先导，是发展现代工业、推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崛起的基本途径。因此，建议在以科学技术、现代管理、市场信息、电子商务、金融支持、产业带动为手段，发展光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时，加大长江、京广沿线科技开发区建设力度，并向周边地区拓展延伸，形成若干条高科技开发区链，使中部地区广大农村居民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参与高科技产业零配件生产，这既缓解就业压力矛盾，又为中部发展奠定产业现代化基础。

其四、金融投资行动。资金是中部崛起的精血和动脉，促进中部崛起，首先要搞活金融，实现资本的最大注入。因此，要在中部地区建立完善的以央行为主导、各商业银行、政策银行配套的金融体系，同时设立促进中部崛起基金，开办中部发展银行，大力发展证券市场，吸引外资银行、金融机构在中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中部成熟的金融社会信用经济格局，促进国际资本向中部地区迅速集中。

其五、政策引导行动。主要包括制定促进中部崛起的宏观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外资力量参与中部地区发展；通过财政补偿政策平衡中部与东部之间利益再分配，充分调动有利中部发展的企业和个人行为的积极性；加大对中部基础设施投入，引导要素向中部地区流动；加大对中部地区研发经费分配比例，提高中部地区自主开发能力；加大中部地区就业培训和人口流动力度以及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政府采购力度等实际措施等，以支持中部经济发展，促进中部崛起。

其六、革除旧观念行动。中部崛起不仅要经济繁荣，思想文化上也要繁荣，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发扬中华文化，弘扬长江文化，用文化上的革新来提高思想素养，消除离心倾向，改变小生产本位意识，树立中部一体、全国一体、内外依存的整体观、开放观，推动中部经济的崛起与繁荣。

总之，只要我们牢牢把握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采取正确的战略行动，就一定能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一改中部凹陷之忧和被边缘化的困难局面，而使崛起大目标早日实现。 (R03)

⑽ 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不仅有违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也与科学发展背道而驰。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各级领导干部都懂，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些地方，虽然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度增长，但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同步递增，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使之难以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拉动。此外，有的地方在项目投资、城市改造、道路建设、土地开发中，只注重政府政绩和投资者、开发商的利益，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在城市规划、新农村建设中，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新思路”、“大手笔”，形象工程屡禁不绝，而用于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等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足，城市困难群体问题和贫困地区“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和谐因素增多。出现这些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忽略了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下大气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下大气力做好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当前，尤其要倾力做好涉及民生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