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前各代相比明朝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是大量印经国外粮食作物

① 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急用)

中国古代的经济

洛阳一高高级教师 张忠淼

一、相关知识链接

1．主要相关内容：古代农业的发展，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古代交通、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古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古代经济制度，古代经济中心南移，古代的工程建设，古代边疆经济发展（参看民族关系）等。

2．知识体系整合

革新生产工具

①商周：懂得施肥

②春秋战国：进入铁器时代，普遍使用铁农具，推广牛耕，创制桔槔

③魏晋南北朝：曹魏创制翻车、水碓、水磨。深耕细作，积粪肥田

④隋唐：创制筒车、曲辕犁

兴修水利

①战国：修建芍陂、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灌溉工程

②魏晋南北朝：曹魏兴修渠堰堤塘；北魏孝文帝下令水田之处通渠灌溉

③隋唐：隋朝大运河可用于农田灌溉，唐朝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

农作物新品种和种植面积 扩大

①商周：“五谷”都已种植

②西汉：西域的葡萄、苜蓿等传到内地

③唐朝：茶园规模大，茶成为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商品化提高

④明清：从国外引进高产的玉米、甘薯；棉花普及南北，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专业生产区域

垦荒扩大耕地

①春秋战国：大量垦荒，私田不断发展

②魏晋南北朝：江南大量垦荒，水田扩展；北方农田缩小，畜牧业扩展

③隋唐：江南围湖造田、烧山造田，圩田、梯田扩展

各时期农业发展特点

①春秋战国：进入铁器时代，新兴的封建农业生产发展

②魏晋南北朝：士族庄园、寺院农业发展，南北农业趋于平衡

③隋唐：南方农业进一步开发，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④明清：粮食产量大增，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农产品专业化、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重要农学著作：北朝的《齐民要术》和明朝的《农政全书》

主要手工业部门：金属冶炼、纺织、陶瓷、造船、煮盐、印刷、酿酒、制漆等的发展（略）

革新生产技术和工具

①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商朝青铜业规模大；西周青铜制品趋向生活化，日用器具数量大，更加精美。商周出现原始瓷器

②春秋战国：进入“铁器时代”，发明铸铁柔化技术。青铜制造业工艺创新，发明金银错技术和雕铸技术。漆器中采用夹苎技术。学会用曲造酒

③汉代：发明造纸术，蔡伦改进造纸书，纸的产量大增

④魏晋南北朝：孙吴培育八辈之蚕；冶铁业发明百炼钢技术和灌钢法；造纸技术进步，纸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

⑤隋唐：冶铁业采用切削、抛光、焊接技术，造船业能造使用推进器的战舰和世界上最大的海船，陶瓷业创制唐三彩和秘色瓷。发明雕版印刷术。丝织业学习波斯先进技术

⑥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⑦明清：丝织业使用“纱绸机”，印刷业推广双色套印技术，出现彩色印刷品

著名产品和产地

①商周：商朝的司母戊方鼎和人面纹方鼎

②春秋战国：春秋的莲鹤方壶；战国的随县编钟，山西的池盐、四川的井盐、山东的海盐

③魏晋南北朝：曹魏的丝织业中心襄邑和洛阳；北魏的相州以造军刀著称；南方盛产青瓷，北方创制白瓷；洛阳、长安、建业、扬州是造纸中心

④隋唐：丝织品有绫、绢等十几类，每类又有许多品种

⑤明清：苏州是丝织业中心，松江是棉织业中心，芜湖是染织业中心，佛山是冶铁业中心

①商周：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青铜业发达

各个时期发展特点

②春秋战国：进入铁器时代，冶铁业兴盛

③隋唐：分布广，规模大、产量高，分工细、品类繁，技艺高

分工细密，促进了地区和行业的社会分工

④明清 规模扩大，产量大幅度提高

丝织等行业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发展

总结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战国的《考工记》，明代的《天工开物》

①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者称为商人。商的都城商业繁荣

②春秋战国：中原成为商贸中心，中原市场可以买到四方的物资。诸侯国都城临淄、邯郸等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

③魏晋南北朝：南方商业相对活跃，北方商业因战乱一度遭到破坏，北魏以后有所恢复发展

市场发达

城市有政府管理的市场“市”，市中有柜房和邸店

唐后期城市出现夜市

农村普遍出现定期举行的“草市”

城市繁华

④隋唐 长安、洛阳是全国商业中心，城中有东西两市，营销全国各地，物资，还有许多外商。

扬州、益州是长江流域商业中心，唐朝后期扬州商业地位超过长安、洛阳

市场扩大，大量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投放市场

⑤明清 北京、南京是全国商贸中心，出现几十个大的商贸城市

商品生产向农村延伸，江浙工商业发达的市镇兴起

①汉朝：开辟丝绸之路后，同亚、欧各国的丝绸贸易发展起来。长安、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城市。同邻国朝鲜、越南贸易频繁，先进的铁器等输到朝鲜、越南

②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外交通发达，许多波斯、新罗商人来华经商，对外贸易超过前代。长安、洛阳、扬州、益州聚集大量外商。登州、扬州、广州是著名的外贸港口

③明清：明朝郑和下西洋进行的海外贸易，不计经济效益，难以持续进行。清朝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只保留广州一地对外通商，阻碍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货币的演变：商代的贝币——秦朝半两钱——汉代五诛钱——唐代开元通宝——明清纳银代役，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主要货币

魏晋南北朝：南方商业相对活跃，北方遭到破坏

各时期事业发展的显著特点 隋唐：商业全面繁荣

明清：国内贸易繁荣，对外贸易萧条

①夏商周都城是全国的交通中心，修建通往各地的大道。商周建立邮驿传递制度

②秦朝兴修灵渠5，沟通长、珠江两大水系。统一车轨，修建弛道

③两汉开辟了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了对外贸易

④隋朝开通纵横南北的大运河。扩充弛道，北方修筑两条大道

⑤唐朝以运河、长江为中心的水运发达。交通要道上的私家店肆发展起来。对外交通发达，除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外，还开辟了通往朝鲜的陆上交通线，通往韩国、日本的海上交通线

①战国兴修都江堰、郑国渠、芍陂等大型水利工程

②秦朝修建万里长城、灵渠、弛道

③隋朝兴建两都，广设仓库，开通大运河，扩充弛道。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

④金代建造卢沟桥，闻名中外

⑤元朝都城大都气势宏伟

⑥明朝修筑长城，兴建三重城墙的北京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原因：①北方人民南迁，带去劳动力和先进技术；②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③南方统治者劝课农桑的政策

表现：①江南农业进一步开发，三吴地区最发达。洞庭湖、鄱阳湖、成都平原成为重要产粮区。②南方商品经济比北方相对活跃

影响：为后来经济重心南移打下基础

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原因：北方战乱，南方相对社会秩序稳定

表现：①江南土地面积、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江南成为重要产粮区；②江南商业繁荣，扬州、益州商业地位超过北方的长安、洛阳

影响：为后来实现经济重心南移创造了条件

南宋时我国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北方。江浙长期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

①西周实行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其特点是土地归周王所有，奴隶主贵族享用、经营土地，井田上奴隶集体劳动

②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技术推广，生产力显著发展，导致井田制瓦解，以土地贵族私有、封建地租剥削、农民家庭个体生产为基础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秦国商鞅变法首先确立了土地所有制

③秦始皇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的土地所有制成为我国主要的土地制度

④北魏、隋唐为限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发展农业生产，推广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其特点是政府把手中掌握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但并未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体地位

⑤北宋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导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⑥明清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土地集中十分严重，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表明

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

①春秋：鲁国实行“初税亩”，齐国“相地而衰征”，开始征收土地税，从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私有权

②汉代：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规定平民百姓向国家承担土地税、人头税、徭役和兵役，其中土地税较轻，人口税和更赋（即代役税）较重

③隋唐：实行与均田制相联系的租庸调制，其中的“庸”允许农民纳绢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生产发展

④唐后期：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开始实行新税制——两税法，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人口税为主的赋役制度

⑤明代：通过“一条鞭法”改革，对赋税制度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赋役征银，二是将人丁银的一部分分摊在田亩中，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⑥清朝：先后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最终废除了人头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其特点是士族地主和佛教寺院凭借政治特权，强占大量土地，控制大量依附农民，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和兵源，威胁中央集权。南北朝后期，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下降和灭佛斗争，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逐渐衰落下去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发展

大量产品投放市场

国内市场扩大

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

出现数十个较大商贸城市

农村工商业发达的市镇兴起

手工业的行业分工、生产规模扩大、旧的手工作坊难以适应

表现

明朝丝织业中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机房）产生

清朝手工工场规模扩大、分工更细、部门增多

特点：发展缓慢，仍处于萌芽状态

发展缓慢原因：腐朽的封建制度从各方面阻碍其成长

儒家、法家都提出“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孟子“民为贵，君为轻”、“仁政”；

春秋战国 商鞅“重农抑商”）

秦国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政策，促进了封建经济发展

隋唐：以“重农”、“富民”思想为指导，沿用北魏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使农民得到一定土地，减轻了农民赋税徭役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唐太宗提出“存百姓”的思想，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促进了唐初经济的恢复发展；武则天、唐玄宗继续推行唐太宗的政策，使唐朝出现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北宋：王安石变法提出了新的“理财”思想，以限制特权地主的势力，改善农民处境，发展农业生产为突破，以克服财政困难。变法实行的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措施，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了显著成效

①封建统治者严厉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设置关卡、征收重税，限制手工业的规模，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②进步思想家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发展工商业，震动了思想界，顺应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③开明政治家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了“一条鞭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④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均田免粮”口号，反映了农民要求平均财富和获得土地的愿望，表明了农民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

二、学习方法指导：

1、学习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要求是：探究古代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状况、特点及产生的重大影响，并从中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教训。唯物观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生产力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最根本的动力，生产关系的变革、调整则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社会经济发就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近年来的高考强调考察学科主干知识和社会热点问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既属于古代史的主干知识，又与当前的热点现代化经济密切相关；因此，近年来的高考中，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有关内容就成为经常涉及的考点，我们在高考备考中，对于中国经济史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2、中国古代经济中的知识多而杂，尤其是各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就，很多涉及学生平时不熟悉的事件，需下大力气牢记知识，切忌一知半解，模糊不清。为提高记忆效果，还需要在记忆基础上归纳分类，前后联系，应特别关注先进生产工具、先进技术、先进经营方式的创新。

3、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发，应坚持唯物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原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的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应正确把握经济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互相联系，正确把握经济发展各个环节（如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经济效益等环节）之间的联系，正确把握经济各个部门（农业、手工业、商业）之间的联系，从联系中认识经济发展的前因后果和客观规律。

4、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对经济发有重要影响。古代封建社会的农本思想、重农抑商政策、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本质上反映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土地私有、地租剥削、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正确认识上述经济思想、政策、制度的关键就在于认清封建生产关系的上述特点。抓住这个关键，有助于进一步认清提出农本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根源及历史作用，有助于进一步认清封建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演变规律。

5、复习中国古代经济史应特别关注与我国当前现代化经济建设联系密切的如下问题：古代的生态环境变化、古代商品经济、古代的农业发展、古代的经济政策、古代的区域经济发展。

三、重点难点突破

1、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起新的先进生产关系，取代旧的落后生产关系，而新的先进生产关系确立必然又会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一条客观经济规律。中国古代经历了以下三次生产关系的变革：（1）第一次是父系氏族到夏制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显著发展，迎来了青铜时代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公有制生产关系难以生产力发展，先进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发展并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虽然以黑暗的奴隶制度剥削代替了氏族公社的平等合作关系，但是打破了氏族公社狭隘闭塞状态，组织起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实现了体力与脑力劳动分工，大大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夏制建立，标志着我国进入农业文明的时代。（2）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显著发展，迎来了铁器时代，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逐渐瓦解，以土地私有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剥削方式，以农民家庭生产为经营方式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发展并确立，封建生产关系与奴隶制生产关系相比，提高了劳动者农民的地位和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运动确立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以后一直到宋元，封建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主要起推动作用。（3）第三次是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社会衰落，商品经济显着发展，封建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障碍，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手工业的丝织业等部门产生了以商品生产力为目的，以雇佣关系为剥削公式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生产关系相比，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一是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工人的地位和生产积极性；二是它所进行的商品生产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摧残，明清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处在萌芽状态，发展十分缓慢，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自然经济依然占优势地位。

2、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原因，除了上述三次生产关系变革所起的推动作用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王朝推行的开明经济政策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封建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进行调整和改革。如商秧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了封建经济，为秦的统一打下了经济基础，隋唐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缓解了土地兼并，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劳动时间，为了隋唐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劝课农桑，轻役薄赋为唐朝的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开辟了正确方向；明朝的一条鞭法丁役分摊在田亩和纳银代役，不仅有利于农民的农业生产，对商品经济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2）封建王朝的“大一统”和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为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如秦、隋、元结束长期分裂混战，秦汉、隋唐、宋元为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措施，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古代各民族 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民族融合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汉唐“和亲”政策的典范“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向边疆少数民族传播了汉族先进文化技术，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把西域的农作物品种带回内地，促进了内地汉族经济发展，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间互相学习先进技术，使各族、各地区经济得到了共同发展，宋辽、宋夏、宋金先后议和，结束了双方长期战争，也为双方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4）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活跃，不断学习外国先进生产技术，也对国内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如唐朝对外交往中学习了波斯丝织工艺，促进了国内丝织业发展；明朝引进美洲的高产农作物新品种玉米和甘薯，大大提高产量。

3、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治、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

（1）古代三次生产关系大变革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也引起了社会政治文化等方在发生重大变化。夏朝奴隶制经济发展，奴隶主阶级力量壮大，他们为维护其经济利益以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封建在起奴隶主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奴隶制经济发展又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奴隶制的文化由此而兴起、发展。

春秋战国封建经济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壮大，他们为维护其经济政治利益发动地主阶级改革即变法运动，通过变法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经济发展，文化领域各种势力斗争激烈，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产生了对也影响深远的法录、儒家地主阶级思想。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发展，城市工商业者队伍壮大，封建统治者则加重了对工商业者的税赋税 制，城市工商业者因此而掀起了抗税斗争，另一方面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工商业者要求的反封建民主启蒙思想兴起。

（2）唐朝社会经济高度繁荣为国家强盛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带动了文化繁荣，带动了对外关系的活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从而把唐朝推向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和全盛时期。尤其是唐的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了周边国家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国先进经济文化不断外传，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华文化圈。

（3）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城市工商业者为主的市民阶层影响扩大，反映城市市民思想感情的宋词、元曲、话本等文学形式兴盛起来。

（4）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割据，既有深刻的政治原因，也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土族压国经济和寺院经济势力强大，凭借其政治特权控制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实际上构成一种地方割据势力，严重妨碍国家的政治统一。

4、关于古代农业生产发展问题

（1）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属于农业文明时代，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和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带动着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状况又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封建王朝兴衰，所以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都以农为立国之本，高度重视农业生产。

（2）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关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产品主要供自己享用，商品化生产程度低下，唐以后尤其明清时期由于农业产量的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显著增长；二是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奴隶制度下主要是奴隶主监管下的奴隶集体生产，封建制度下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个体生产。

（3）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恶劣，水旱灾害频繁，个体农民无力抵御自然灾害，政府组织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对农业生产发展至关重要。

（4）我国古代人多地少，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国家头等大事。为解决吃饭问题，古代劳动人民不断革新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实行精耕细作，如：创制翻车、筒车、曲辕犁、推广牛耕等，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农业产量。

（5）古代解决人多地少矛盾，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途径是加紧垦荒，扩大种植面积和此举对增加农业总产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长期过度垦荒尤其是烧山垦田、田湖造田破坏了人态环境，对农业生产又造成消极影响。

5、古代手工业发展问题

（1）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相有更强的商品性，但并非所有的手工业生产都属于商品生产。古代的手工业生产有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官办手工作坊，其生产规模大，但产品主要供宫庭、官府享用，不属于商品生产。第二种是分数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其大部分产品自己享用，不属于商品生产生，另一部分产品市场上出售属于商品生产。第三种是专业手工业者个体经营的手工作坊，面向市场生产，属于商品生产，但它的生产规模小。

（2）由于封建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封建时代的手工业生产中，专业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商品生产受到严格限制，发展困难重重，而官办手工作坊的非商品生产占有较大比重。唐朝以后专业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显著发展，尤其是明清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在此基础上，丝织等行业的手工作坊转变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将手工业商品生产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3）古代手工业行业众多，门类很细，其中的金属冶炼、纺织、陶瓷构成三大主要行业，丝绸、瓷器和茶叶三种产品又成为我出口贸易的三项主要产品。

6、古代商业发展问题：

（1）由于封建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封建时代商业发展的环境十分恶劣，但由于下述原因，封建时代的商业冲破重重阻力，所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是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二是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巩固，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三是封建王朝实行开明的统治政策适度放松了对商业的限制，如唐朝比较开放的对外政策，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明朝实行一条鞭法 银代役对内商业发展也起到了刺激作用。四是国内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国内商贸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古代商业发展的主地表现一是大量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投入市场，市场交易量的扩大。二是多种商业机构，商业市场和商业交换形式的产生：如唐朝的“柜房”、“邱店”“夜市”“草市”，明清长途贩运贸易发展等。三是货币发行量的扩大，货币种类的增多。四是对外贸易的发展。

（3）古代商业发展对社会经济发产生过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些大商人勾结官行、地主、国集居奇、哄抬物价，还对贫困在姓进行高利代剥削，但总体上说商业市场手活跃为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打开了销路，有利于丰富提高人民的生活，传递了各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商业的发展还为手工业中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7、古代的交通运输业和工程建设

（1）古代交通运输业和工程建设的重大项目都是由国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兴办的，一般都由强大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兴办。如秦修长城、灵渠驰道、汉开辟丝绸之路、隋修大运河和长安城、明修北京城等，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还反映丝织业的兴旺发达。唐朝海上交通的发展还与唐造船业的进步有密切关系。

（2）古代统治者修建驰道、运河等交通设施，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国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交通输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汉唐的丝绸之路对发展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关系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朝修建有大运河长期成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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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明朝农业

明朝是从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的一个统一王朝。这时，中国传统王朝社会经历近1600年的周流演变，进入了它的后期。明初种种传统发展的极致和以后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气象，相互交错，扑朔迷离，使明朝的历史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面性格，很难用简单的定式来标志。
相对而言，明朝社会经济的变化，要比政治的变化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明朝的帝王，几乎无一例外，在他们即位时颁布的《登极诏》中都表示出“除旧布新”或“革故鼎新”的愿望，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并不多见。经济上则不同，明朝创立之初，统治者通过复兴农村经济，建立了牢固的自然经济体系。它既保证了明朝前期经济的稳态发展，又为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16世纪以后，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民营作坊增多，国内外市场繁荣，商业资本活跃，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在市场上更广泛行用，这一切都昭示着明朝的社会变迁。
包括明朝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农业是主体，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均受其影响和制约。明朝建立之初，社会是一片残破景象，明太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劝课农桑，使农村经济恢复了活力。其后明朝的农业经济不断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新变化、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农业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更普遍的传播和种植等方面。可惜的是，在农业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统治集团腐败的速度也与日俱增，大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农村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佃农抗租、奴婢索契以及各种秘密结社活动，已形成一股股的潜流，明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高寿仙同志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读本科时，就选定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86年，他又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许大龄先生，专攻明史。先师许大龄先生治学态度严谨，史料功底扎实，对学生悉心指导，循循善诱。高寿仙同志入门以后，勤于读书和问学，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毕业之后的十几年来，他在做好编辑等工作的同时，一直抓紧时间潜心治学，孜孜不倦地从事明史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受到学界同仁的好评。
现在，高寿仙同志以历年发表的成果为基础，撰写了《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一书，并问序于我。读完这部30余万言的书稿，我觉得是一部比较优秀的学术著作。概括言之，有以下特点：
一是充分把握前人成果。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层层递进的过程，不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就很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本书中不仅有一篇回顾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文，在探讨有关问题时，对前人成果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和清理。比如，在讨论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问题时，作者首先对有关的成果和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梳理，然后才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推测。再如，关于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问题，日本学者的先行研究较多，从内容和注释可以看出，作者对先行研究比较熟悉，能充分加以借鉴并能提出批评。这些学术回顾和评论，既提高了内容的学术信息含量，也为自己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比较扎实的立足点。
二是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首先系统地、充分地搜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作者长期沉潜于明史领域，广搜博览，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为立论打下坚实基础。比如，关于义男和雇工人的区别、雇工人的法律地位和万历“新题例”的历史意义，前人讨论颇多，作者通过爬梳资料，考察了其源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引用的文献，涉及到实录、政书、方志、笔记、文集、小说等等，堪称广博翔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献基础，全书内容丰富、扎实，体现出一种踏实、严谨的学术风格。
三是努力提出独特见解。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先师许大龄先生曾有“五新”之说，即选题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新和观点新。本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新的领域或问题，这方面已积累了相当多的学术成果。但作者对各个问题的探讨，却力求出新，提出不少新的见解。比如，关于明代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额问题，一向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通过对有关资料和观点的系统梳理，对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额都提出了自己的新估计，很值得注意。再如，在讨论地方精英时，将其划分为“职役性地方精英”、“身份性地方精英”和“非身份性地方精英”三种类别，并探讨了它们的递嬗变化，很有启发意义。
四是积极开展学术评论。健康的学术评论，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外学术界很重视学术评论，我国过去也曾有过学术争鸣的良好氛围。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学术评论不甚活跃。作者对学术动向和理论动态一向比较关注，先后发表过一些学术评论和争鸣文章。本书收录了对傅衣凌、黄宗智、李伯重等几位卓有成就的明清经济史家的评论文章，有赞成，有商榷，这种积极开展学术评论的精神，对学术发展是有裨益的，是值得提倡的。
在明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有许多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希望高寿仙同志以此为起点，再接再厉，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来。

王天有
2006年初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前 言

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农业一直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绝大多数人口也都生活在农村。其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未能随之相应下降。直到今天，农村仍是大多数人口的居住场所，“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但“三农”问题的形成，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各种新因素和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体制交互作用的结果，必须放到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予以观照和考察。
明代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方面，农业生产力已达到或接近传统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另一方面，在农业经营和生产关系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或以前不太明显的新因素。特别是商业性作物的广泛种植，为工商业的发展和市镇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动力。从明代后期开始，作为核心经济区的江南地区进入了“早期工业化”阶段，无疑是以其发达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到明代后期已趋于定型的这种农村发展模式，直到今天还有其现实意义。
笔者上大学前长期生活在农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均以明史为主攻方向，所以对明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一直抱有兴趣。十几年来，曾先后为一些大型学术著作或科研项目撰写明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并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评论。但由于事务丛杂，特别是近几年来主要精力均用于编辑工作，再加上兴趣不专，心有旁鹜，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浅尝辄止，未能深入下去。近来利用业余时间，将自己关于明代农村社会经济的文字部勒成编，目的是整理一下自己对这方面一些问题的看法。书中多数内容都曾经发表过，但收入本书时，对部分内容做了较大的补充和改写。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农村社会经济史涉及到很多方面和很多问题，本书只是围绕其中一些方面和问题，集中加以论述。
第一章讨论的是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额问题。这方面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对有关学术成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尝试性的看法。据笔者估计，洪武末期的耕地面积约为466万顷，弘治末期增至558万顷，万历末期增至916万顷。与耕地增加的趋势相对应，明代人口也增长很快。笔者推测，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人口总数将近70000万人，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增至约1.91亿人。明代将近90%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总体城市化率与宋代相比无明显提高，但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等地，明代后期城市化水平则达到较高程度。
第二章论述了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问题。经过战乱的长期摧残，明初农村社会经济十分凋敝。统治者颁行了一系列劝奖垦荒的政令，并大规模地开展军屯和民屯，使田野荒芜、人民稀少的局面迅速得以改观。此后各种形式的垦荒活动仍不断进行，农耕区的面积不断得到扩大。明代水利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各地兴修的众多小型水利工程尤其引人注目。在农业技术方面，明代缺乏突破性革新，但仍有明显进步，南方一些地区充分发挥传统农业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一套效率较高的集约化耕作体系。在工具使用、土壤改良、选种育种、间作套作、施肥追肥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改进。按保守的估计，明代后期江南的亩产量，比宋代大约增加了50%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明代中后期，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经营格局被逐渐突破，经济作物的种植日益普遍，形成了一种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以及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较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模式。不过，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交互作用，明代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灾害的发生频度日益增加。
第三章论述了土地形态与生产关系问题。明代的田土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官田所占比例，包括军屯田地和王府庄田在内，就全国而言大约将近30%。在江南等地，官田的比例很高，如苏州高达68.58%，松江高达84.52%。有明一代，土地占有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政府直管官田出现了民田化趋势，二是皇庄以及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等庄田出现了膨胀化趋势，三是地权分配出现了集中化趋势。明朝初年，由于地主势力受到打击，各地都有不少荒田可以开垦，自耕农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但自耕农经济本身十分脆弱，明代中叶以后，在赋役负担、土地兼并和自然灾害的共同冲击下，自耕农阶层越来越萎缩，地权日益集中于勋贵和缙绅地主的手中，庶民地主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乡村社会分化为地主与佃雇农两大社会阶层。明代地主占有的土地，绝大多数都通过租佃方式经营，当时的佃户大致可以分为钦赐佃户、官田佃户、佃仆、一般佃户四类，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就一般租佃制而言，国家法律不再承认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佃户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前代相比有所上升。农业雇佣关系在明代也很普遍，与前代相比，雇工的法律地位没有明显变化，过分强调万历“新题例”的意义是不妥当的。当然，在实际社会生活层面，明代后期雇工的待遇似有所改善。
第四章论述了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问题。根据明朝社会政治结构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将当时的地方精英划分为三种类别：一是职役性地方精英，包括实行粮长制地区的粮长，由政府推行的里甲和保甲等基层组织的首领，如里长、老人、保长等等；二是身份性地方精英，即通常被称为“绅士”的那些人士，包括生员、监生、举人、进士以及科举和非科举出身的各类官员；三是非身份性地方精英，前两类之外所有能在地方社会发挥支配作用的人士都包括在内。明代前期，政府在全国推行里甲制，这虽然是自上而下赋予地方社会的统一的行政性组织，但却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容纳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和组织。政府的意图，是依靠里甲制度规范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形成以安分守法的地主富民为乡村社区领导层的社会政治秩序。但这一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在人口流动性提高、贫富分化程度加剧等因素影响下，明代中后期里甲体制逐渐解体，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在各类公共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乡村的主要支配阶层。不过，绅士阶层日益广泛深入地涉足地方公共事务，并不说明国家权力从地方社会的全面后退和抽离，而是意味着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威之间的互补关系的不断加深。
第五章收录了一些回顾性和反思性文章，有助于使人了解与明代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有关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动态。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上用力颇勤，成果丰硕。本章第一节将日本60多年来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分为三期，概述了各期流行的主要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希望这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傅衣凌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大师级人物，经过长期、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富有创建性的认识模式，大大加深了学术界对前近代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的认识。本章第二节对傅氏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概述，提出一些商榷性意见，并特别指出傅氏晚年观点的理论意义。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学者黄宗智通过对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史的研究，提出“过密化”、“过密型增长”等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本章第三节由两篇文章组成，都是阅读黄氏著作的一些感想，基本观点是认为黄氏触及到了关于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难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近20多年来，李伯重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发表了大量厚重成果，厘清了许多具体的经济事实，纠正了以往的不少错误观点，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本章第四节针对李氏的看法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商榷性评论，目的是希望进一步加深对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认识。关于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和村社结构的性质，历来存在着不同认识。本章第五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粗略梳理，并谈了一点个人看法，希望有助于全面理解传统中国的农村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
长期以来，经过中外学者的艰苦努力，在明代农村社会经济史方面业已积累了十分丰厚的成果。笔者在从事研究时，虽然力图比较充分地把握和吸收前贤的有关成果，但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所能披览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在探讨某些问题时，笔者尝试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并对前贤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这些看法是否成立，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评判。本书各个章节的初稿，撰写时体例要求不一，且前后间隔较长，此次虽尽量加以统一，但仍难尽如人意。总之，此书只是笔者的一个初步探索，疏漏、偏颇甚至荒谬之处定然不少，尚望方家教正。
最后，交待两个技术性问题：其一，本书遵循国际学术惯例，除标题外，文中凡提到其他学者，包括予我以直接教诲的师友在内，均直书其名，简称则曰某氏，一律未加尊称或头衔，请毋以为不敬。其二，本书页下引文，只标注了文献名称、卷数、页数等信息，至于详细的版本情况，请查阅书末所附“征引文献”。

③ 与以前各代相比,明朝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是

明朝与前各代相比，经济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明朝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版芽的经济形态。有权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机户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④ 明朝文化的主要特点

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明朝：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治
明朝虽是汉族政权，但政府却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先是实行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对归顺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授予世袭官职，由他们自行管理所辖地方。后来又实行「改土归流」，把土司辖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范围，这有利於国家统一的发展。

明朝：中华各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在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明政府主要设置军事机构镇守，例如设置都司和卫所，以巩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另外，明政府也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如移民屯垦、贸易互市、兴建学校、推行儒学等等举措，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明朝政府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从而实现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清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更进一步稳固发展
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由於满族统治者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稳定边疆，并对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了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和政策，使民族关系、民族融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感。

清朝：体现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清朝前期以强盛国力所奠定和巩固的中国疆域，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加，在晚清时期受到外国侵略时，中国各地区民族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对列强作出抗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清代的民族政策与以前历代相比有那些独特的地方？
从顺治帝起，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首先肯定了汉族文化的先进，采取了向汉族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习俗、文化，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等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在顺治帝之时，几乎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连顺治帝的亲生母亲都不支持他。这或许是顺治帝抑郁而终的原因。
但事实证明顺治帝的作为是对的，康熙不仅继承了顺治的政策，还亲下江南，拜明孝陵，以安汉族人的心。从那时起，一品大员，如上书房大臣等，一改无汉臣的历史，重用汉臣。如张廷玉，历三朝，居首辅四十余年。这些做法是空前绝后的。

理藩院

清代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只设官员兼管，不设专署。清于崇德元年(1636)设蒙古衙门，由承政、参政主管；三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1644)，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雍正时定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乾隆改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改为理藩部，清亡遂废。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康熙二十六年(1697)，修定《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以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户口、耕牧、赋税、驿站、贸易、宗教等政令。另有司务厅、银库、饭银处、当月处、督催所及满、汉、蒙、俸四档房掌衙署日常事务。理藩院所辖，先后尚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则例馆等机构。此外还派司员、笔帖式等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定期轮换。
理藩院的历史作用

首先，理藩院执行了清代比较成功的统治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清朝是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鉴于明末对周边地区无力顾及的历史教训，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清前期的封建帝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极为重视。他们把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看成是统治中原的“屏藩”，认为“摇惑我外藩”，就是“坏我屏垣”，就会使“疆圉”“不靖”，而“边境一日不宁，内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这势必要危及到全国统治的稳定性。正是基本这种认识，康熙帝在位61年总结了大量的统治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经验。他认为，统治西、北边疆地区的宗旨在于“治之得其道”。他特别指出要加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针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贡物他曾议论：“贡物何足珍贵，正鉴其诚敬之心耳”。为了表示对统治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康熙还把“柔远能迩”当做“敬天法祖”的实际内容写入遗诏中，令后代子孙永志不忘。雍正帝即位后，亲自为理藩院书写匾额：“宣化遐方”，并在统治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中提出要“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乾隆皇帝当政时期，尽管他认为“驾驭外藩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从而采用了“宽猛互济”、“恩威并用”的方针，但同时也仍然主张“从俗从宜”、“不易其习”。总之，清代前期统治西、北边疆地区，实际上是采用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针。

其次，理藩院促进了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17世纪中叶，理藩院的活动保证了清朝的顺利入关，对清朝统一全国起了促进作用。由于明朝腐败导致的中央政权力量削弱，我国17世纪中叶陷于分裂状态，这种分裂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值得称颂的现象。一方面，因为这种分裂战争连绵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东来，沙俄也时刻窥伺我国北部的大好河山。如果分裂形势继续下去，就可能给这些侵略势力以可乘之机。所以，尽快恢复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内各民族人民的休养生息，符合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要求，而且对于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和沙俄侵略势力也有着重要意义。历史证明，统一的历史使命由清朝承担了。清朝所以能承担这一重任，除了别的因素外，漠南蒙古已经成为它的可靠后方和重要的借助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与理藩院有密切关系。理藩院设立后四个月，其官员就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稽户口，编牛录，谳庶狱，禁奸宄”。仅一个月就编成了牛录，造好了甲士清册。这既稳定了漠南蒙古的社会秩序，也为清朝提供了兵源。理藩院设立后八年，清朝入关，漠南蒙古诸部纷纷率师相从。同时，在清朝入关之际，理藩院及时地把清军入关和进占北京情况通知漠南蒙古各部，使他们时刻有所准备。虽然，清军入关后在统一过程中使用了残酷的暴力，对社会经济发展一度造成影响，但是，清朝统一全国的历史意义是无论如何不能抹煞的。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和巩固的时期。有清一代，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与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曾进行长期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理藩院充分发挥了维护统一的作用。有些前已述及。又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当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札萨克图两汗发生冲突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亲往喀尔喀七旗莅盟，竭力促使他们“尽释旧怨”而“交相揖睦，共享升平”。这年八月，阿喇尼又召集喀尔喀两翼汗传达康熙圣谕，令其“同归于好”。当噶尔丹发动内乱、喀尔喀蒙古各部率众南奔时，理藩院立即将情况上奏康熙帝，并负责安排喀尔喀蒙古各部生计。正是在理藩院组织安排下，通过多伦会盟，我国北部边疆很快出现了安定局面。康熙皇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应当说，这种北部边疆的坚固状况与理藩院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又为彻底粉碎噶尔丹内乱、抵御沙俄的扩张侵略准备了条件。

理藩院除在政治军事方面促进了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巩固外，还程度不同地促进了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经济交流，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多伦会盟之后，理藩院派遣官员去山西等地准备耒耜，帮助喀尔喀蒙古于膏腴之地种植农作物。理藩院还按照清代帝王的意志，协助组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建立“常平仓”，贮积粮谷，以备赈济，“其收放实数”，“每年秋后造具印册报院”。仅漠南蒙古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3盟26旗就额存谷246100多石。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吴喇特镇国公达尔玛机里弟属下游牧地方，因风雪之灾，人畜伤损。理藩院派遣官员按户赈济，共计大小15385口，6个月时间用米7240.1石。在救灾过程中，理藩院官员因地制宜，在有河流的地方帮助蒙古人民造船、结网、捕鱼。此外，理藩院管理的驿站把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联成一体，这对西、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多少起了一定作用。

我们在评价清代理藩院、基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时，应当说明，理藩院终究是清朝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它维护的是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利益，维护他们对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受“厚敛重徭”的剥削，被“纳之于阽危之域”，生活极为贫苦，遇有灾荒，清朝经理藩院虽有赈济，但由于上层王公们“苟且塞责”，广大劳动人民“并不得实惠”。统治阶级需要的“纳赋”、“贡徭”像两根绳索，把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紧紧捆绑住，使他们难以逃脱“重赋苛役”的苦海。因此，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迫于饥寒，以致离散”的现象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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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少数民族的杀戮以及满族是明朝人的证据
很多人的对于清朝的残暴不满，指责清朝杀戮太过。可是纵贯所有封建王朝，那有不沾血腥的呢？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

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很是洋洋得意啊。
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

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军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攻克了阿台的古埒城,屠城。还把人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和父亲塔石误杀了。

再说满人本来就是明朝子民，怎么能用日本来比拟？

明成祖永乐年间,东海女真部分南移,同建州女真经常发生战争.建州女真被迫向南向西迁移.

宣德时期,童猛哥帖木儿为东海女真杀害.其弟凡察,其子童仓,董山率部西迁,经佟家江(今浑江),进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于呼兰哈达山(又叫烟筒山)下,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筑城定居下来.

正统时期,明政府为了笼络建州女真,任命阿哈出的孙子李满柱为建州卫指挥使,凡察为建州右卫指挥使,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建州三卫"之称由此而来.建州三卫是明政府设立的地方机构,既管军事,又理民政,"抚绥属部","看守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委任,可以世袭,要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承担各种义务."有所征调,闻使即从,无敢违期"①.正如清太宗皇太极所云:"我祖宗与明朝看边,忠顺有年."这生动地反映了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卫所的亲密关系。
① 《左传》卷二十二,昭公九年.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

明初,太祖朱元璋颇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1370年),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八年(1375年),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理辽东25卫,138所,二州一盟.

永乐七年(1409年),在黑龙江特林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所辖的著名卫所有建州卫,海西卫,兀者卫,囊哈儿卫等.成祖朱棣派遣宦官亦失哈到奴尔儿干都司进行慰问与巡视,增进了边区民族与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迁都北京后,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从洪武到正统年间,先后在东起库页
岛,西至斡难河,北自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等广阔地区,建置了184卫.这对东北边疆的开发建设,以及边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东北女真等民族,明政府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政治上,明政府委任部落酋长,首领充当卫所长官,申明职守,给予敕书,又称玺书."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①.各卫所要对明政府履行各项义务."时以朝贡",卫所官员要定期进京述职,奏报地方治乱.建州,海西女真每年冬季从开原入京朝贡,贡品主要有人参,貂皮,海东青,马匹,珍珠等地方名贵土特产.

⑤ 历史方面的问题

古代埃及: 第一王朝：公元前年～2850年。从美尼斯到卡，共有八位法老。
第二王朝：公元前2850～2686年。从霍特普司克摩伊(Hotepseknemoui)到卡斯克摩，共有六位法老
古王国或孟斐斯帝国(公元前2686～2181年)
第三王朝：公元前2686～2613年。从纳特里克特—吉塞(Neteriknet-Djeser)到胡尼(Houni)，共有五位国王。焦瑟统治时代是权力和胜利的开始，此时出现了以沙卡拉的阶梯金字塔建筑群为代表的恢宏壮观的石头建筑。该建筑群的设计师、作家兼学者的伊姆荷泰普成为史书上首批出现的伟人之一。这一时代是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得以发展的时期，君主坐于孟斐斯，分派各省总督统治全国。
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2494年。从斯内夫卢(Snefrou)到斯克普斯卡夫(Skepseskaf)，共有六或七位法老。从金字塔的雄伟程度来判断，斯奈夫鲁、胡夫和哈尔夫的统治时期为这个时代的顶峰。在达夏尔，梅顿和基萨修筑的金字塔显示出王朝的治国有方、经济繁荣。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2345年。从乌斯卡夫(Ouser)到乌纳斯(Ounas)，共有九位法老。最著名的是萨胡蕾(Sahoure)和吉德卡雷—伊塞西(Djedkare-Isesi)。
在第五王朝，“太阳崇拜意识”迅速发展，在沙卡拉的乌尼斯金字塔墙上刻著著名的金字塔铭文。第六王朝：公元前2345～2181年。从泰蒂(Teti)一世到女王尼托克里斯(Nitocris)，共七位国王包括佩比一世和活了上百岁的佩比(Pepi)二世。
虽然第六王朝文治武攻显赫一时，曾组织过远至非洲南端的军商远征，但一些省督不断膨胀的全历史中央集权的孟斐斯备受威胁，而引发了内乱。
第一过渡时期(公元前2181～1991年)
第七王朝：只统治了七十天。
第八王朝：公元前2181～2130年。共有八到二十七位法老，但名字无文献可查。
第九王朝到第十王朝：北方公元前2130～2040年。共有六位法老，有三位名叫凯蒂。
第十一王朝：南方公元前2130～2040年。共有三位法老。
蒙图荷泰普二世在公元前2050年统一全国，从此第十一王朝的底比斯君主统治了整个埃及。这虽然使他们的故乡底比斯城地位越来越重要，但仍然不足以取代孟斐斯。底比斯的统治者适时尚须来回旅行，并在十二王朝时在通往法尤姆的入口处修建了行宫，和诸如伊蒂—塔维的小城。王朝在不放弃底比斯的同时向北转移权力中心，显示出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逐渐恢复。
中王国或底比斯第一帝国(公元前1991～1786年)
第十一王朝末期：公元前2060～2000年。三位蒙图霍特普法老，第一位在公元前约2040年统一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1786年。七位法老名阿门埃玛特(Amenhemat)或塞索斯特里斯，最后一位统治者是女王塞贝克内菲卢雷(Sebekneferoure)。
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稳定总是和动乱是互相交替。各省分权势力和其他历史上至今仍然不明的势力，毁灭了从第十二王朝传续下来的底比斯政权，埃及分裂成许多的诸侯国。
第二过渡时期(公元前1786～1567年)
第十三到第十四王朝：公元前1786～1674年。约有四十位法老，其中有几位名叫塞贝霍特普。一些法老同时在法老的北部、中部、南部统治。从公元前1730年开始，这些国王只不过是西克索法老的封臣。
第十五到第十六王朝：公元前1674～1567年。第十六王朝被称为“小西索克”王朝，只存于三角洲东部。“大西索克”王朝有五位法老，包括一位基安(Khyan)和两位阿拉比(Apopi)。
第十七王朝：公元前1674～1567年。十位法老统治底比斯及周围地区。他们是西索克的封臣。最后三位法老塔阿(Taa)一世、二世和卡莫西斯(Kamosis)，开始和北方的西索克人斗争。
新王国或底比斯第二王国(公元前1567～1085年)
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67～1320年。从阿赫莫西斯(Ahmosis)到霍朗赫布，共有十四位君主，其中有四位图特摩斯，四位阿门诺菲斯。王后阿谢普苏、阿肯纳吞(Akhenaton)和图坦卡蒙，都属于本王朝。
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320～1200年。九位拉美西斯王族法老，包括拉美西斯一世、二世和塞蒂一世、二世。
第二十王朝：公元前1200～1085年。十位君主，除了第一位名叫赛特纳克特(Sethnakht)之外，其余都叫拉美西斯。
第三过渡时期(公元前1085～715年)
第二十一王朝：公元前1085～945年。在塔尼斯统治的有斯门代斯(Smendes)，普苏赛奈斯一世和二世。在底比斯统治的有埃里霍斯(Herihor)和皮纳杰姆。
古埃及文明是指在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地区，时间断限为公元前5000年的塔萨文化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历史。
公元前三世纪的曼涅托，将从美尼斯开始至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止的埃及历史分为三十个（或三十一个）王朝
古巴比伦王国:
据历史学者推断，约在公元前四千年代，居住在这一带的苏美尔人已有较为发达的文化，不仅发明了文字，而且发明了用于书写文字的“泥板书”。苏美尔衰落后，巴比伦城兴起。巴比伦第一王朝约始于公元前1894年，到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时（前1792～前1750），征服南北诸城并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完成两河流域的统一。以后历经第二王朝（公元前16世纪中叶～前1530）、第三王朝（约前1530～前1157）、第四王朝（前1157～前729），于公元前729年为亚述所灭。公元前626年，迦勒底人占领巴比伦，建立新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王国在尼布甲尼撒二世（前605～前562）的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公元前538年，存在88年的新巴比伦王国被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
公元前3500年进入文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是两河文明的鼎盛时期，《旧约全书》称其为"希纳国"（Land of Shinar）。两河沿岸因河水泛滥而积淀成肥沃土壤，史称"肥沃的新月地带"（南美的那个和"金三角"齐名的地区堪称"罪恶的新月地带"）。由于两河不象尼罗河一样是定期泛滥的，所以确定时间就必须靠观测天象。住在下游的苏美人发明了太阴历，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作为计时标准，把一年划分为12个月，共354天，并发明闰月，放置与太阳历相差的11天。把一小时分成60分，以7天为一星期。还会分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解一元二次方程，发明了10进位法和16进位法。他们把圆分为360度，并知道π近似于3。甚至会计算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及一些锥体的体积。
文化
（4000BC）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住在两河流域下游的苏美人(Sumerian)最早发明了表意和指意符号的象形文字，使得两河流域进入历史时代。 到了公元前二千八百年左右，苏美人的象形文字发展渐趋完整且后来广泛被巴比伦、亚述人及波斯人所应用，因为这种文字大多刻在砖、石或黑色的玄武岩，泥板上，，"起笔重而印痕较深"，成尖劈形，形似木楔，所以被称为 楔形文字，又称为钉头字或箭头字。
古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与算术非常发达，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巴比伦人就发明了 六十进位的方法，而且知道如何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新巴比伦（公园前626年开始）的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s）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座花园传说是当时的国王尼布甲尼撒大帝为其妻子而建的。据说空中花园就是在缺水干旱的沙漠地带中建起一座山，山上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神奇得令人叹为观止。
并发明了太阳历，把一年划分为12个月，共354天
并发明闰月，放置与太阳历相差的11天
把一小时分成60分，以7天为一星期
还会分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解一元二次方程，发明了10进位法和16进位法
他们把圆分为360度，并知道π近似于3。甚至会计算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及一些锥体的体积
他们是已知的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最早发明了表意和指意符号的象形文字，因为这种文字大多刻在砖、石或黑色的玄武岩、泥板上，"起笔重而印痕较深"，成尖劈形，形似木楔，所以被称为楔形文字
《汉谟拉比法典》则是古代西亚现存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之后的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是在两河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
古代希腊:
希腊人从那里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从那里学到了神学，并将它传播于世；阿拉伯人从那里学到了建筑学，并以此教化了整个中世纪野蛮的欧洲。
由此可见，古代巴比伦文明能被称为四大古代文明之一所仰仗的不单单是空中花园。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除了现在的希腊半岛外，还包括整个爱琴海区域和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亚平宁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公元前5、6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的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古希腊建筑的概貌
雅典卫城一隅 在建筑方面，古希腊人的遗产可以认为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希腊建筑所包含的形象模型。这些模型首先包括一系列装饰物术语、雕塑以及风格，多多少少被全盘接受，或者断断续续被使用和废弃。即使失宠，也不能轻率断定它们已经从西方建筑师们的数据库中完全消失了。希腊建筑留传于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希腊人对建筑的本质看法。建筑形式总是让人被动地接受，而关于建筑的本质看法只能意会于心，而本能经常发现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地方。人们知道要恰当设计一个建筑物的维度，就必须遵循一定的数学比例。这种观点是希腊人的，不管在本质上，还是在选择适当的比例上。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现身，有时建筑形式的完美性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些偏爱的形状。
现存的建筑物遗址主要就是神殿、剧场、竞技场等公共建筑，其中尤以神殿为一个城邦的重要活动中心，它也最能代表那一时期建筑的风貌。古希腊人的生活受控于宗教，所以理所当然的，古希腊的建筑最大的最漂亮的都非希腊神殿莫属。古希腊人认为，神也是人，只是神比普通人更加完美，他们认为供给神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比普通人更加高级的住宅。所以，希腊最早的神殿建筑只是贵族居住的长方形有门廊的建筑。后来加入柱式，由早期的“端柱门廊式”逐步发展到“前廊式”，即神殿前面门廊是由四根圆柱组成，以后又发展到“前后廊式”，到公元前6世纪前后廊式又演变为希腊神殿建筑的标准形式——“围柱式”，即长方形神殿四周均用柱廊环绕起来。希腊神殿建筑总的风格是庄重典雅，具有和谐、壮丽、崇高的美。这些风格特点在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表现。
古希腊建筑的特点
根据所遗留下来的希腊建筑，我们可以归纳出古希腊建筑的几大特点。
第一特点是平面构成为1：1.618或1：2的矩形，中央是厅堂，大殿，周围是柱子，可统称为环柱式建筑。这样的造型结构，使得古希腊建筑更具艺术感。因为在阳光的照耀下，各建筑产生出丰富的光影效果和虚实变化，与其他封闭的建筑相比，阳光的照耀消除了封闭墙面的沉闷之感，加强了希腊建筑的雕刻艺术的特色。
第二特点是：柱式的定型。共有四种柱式：1. 陶立克柱式，2. 爱奥尼克柱式，3. 科林斯式柱式，4. 女郎雕像柱式。这四种柱式是在人们的摸索中慢慢形成的，后面的柱式总与前面柱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贯穿四种柱式的则是永远不变的人体美与数的和谐。柱式的发展对古希腊建筑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对后来的古罗马，欧洲的建筑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特点是：建筑的双面披坡屋顶形成了建筑前后的山花墙装饰的特定的手法。古希腊建筑中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等装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
第四特点是：由平民进步的艺术趣味而产生的崇尚人体美与数的和谐。古希腊人崇尚人体美，无论是雕刻作品还是建筑，他们都认为人体的比例是最完美的。大建筑师维特鲁威转述古希腊人的理论：“建筑物……必须按照人体各部分的式样制定严格比例。” 所以，古希腊建筑的比例与规范，其柱式的外在形体的风格完全一致，都以人为尺度，以人体美为其风格的根本依据，它们的造型可以说是人的风度、形态、容颜、举止美的艺术显现，而它们的比例与规范，则可以说是人体比例、结构规律的形象体现。所以，这些柱式都具有一种生气盎然的崇高美，因为，它们表现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豪与高贵。
第五特点是：建筑与装饰均雕刻化。希腊的建筑与希腊雕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希腊建筑就是用石材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从爱奥尼克柱式柱头上的旋涡，科林斯式柱式柱头上的由忍冬草叶片组成的花篮，到女郎雕像柱式上神态自如的少女，各神庙山墙檐口上的浮雕，都是精美的雕刻艺术。由此可见，雕刻是古希腊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雕刻创造了完美的古希腊建筑艺术，也正是因为雕刻，是希腊建筑显得更加神秘，高贵，完美和谐。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段时期。这一时代是古希腊世界的全盛时期，各城邦都得到繁荣的发展，而地处海湾、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业方面日益发达，并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在雅典，国家不设国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
此外，对外战争的胜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繁荣的局面。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和波斯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引起希波战争，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而战后许多希腊城邦成立海上同盟，以防御波斯侵略，雅典成为盟主。此后，雅典的经济和政治日益欣欣向荣，也迎来了古希腊文学的黄金时代。
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古代希腊的典范，而且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典范。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人类历史的首创，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现代西方国家语言里，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言中的“民主”一词，都是从古希腊语的“demokratia”一词演变而来。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一词，由“demos”和“kratos”两部分构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区”，“kratos”的意思是“统治”、“管理”，因此所谓“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或者“人民的管理”。
雅典实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十将军除外）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雅典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通常为一年，而且大多数的官职，不得连选连任，以避免结党营私。雅典还实行委员会制，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作出决定，由集体负责。而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避免了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为了保证民主政治不受侵害，从克利斯提尼时代开始，雅典还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选举出可能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数超过6000，就会被放逐到国外，10年以后才能返回，从而使政治野心家无机可乘。
古代罗马:
古代罗马国家是以罗马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罗马城位于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流域。罗马城是由七个山丘上的村落联合发展而成的，到公元前六世纪周围筑起城墙，这就是罗马城。
罗马国家中的外来移民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叫做平民，是自由人，但没有政治权利，也不能分得氏族的公有地。许多平民因还不起贵族的债务，而被沦为债务奴隶。
公元前509年，罗马建立了奴隶制共和国。从贵族中选出两名执政官处理政事，任期一年。共和国的一切大权都把持在贵族手里。执政官和一切高级职务由贵族担任。那时候的罗马共和国是贵族专政的奴隶制国家。
罗马不断扩张，先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到公元前二世纪，它已经占有地中海周围从西班牙到小亚细亚的许多地方，称霸地中海上。
罗马常把被征服地区的男女老幼全部卖为奴隶。罗马奴隶主认为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经常随意打骂和买卖，甚至将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罗马奴隶制共和国里，各行各业都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们除了做工之外，有的还被强迫训练成角斗士，同猛角斗来供奴隶主欢乐，在城市里专门设有奴隶市场来买卖奴隶。当时的奴隶数量之多，价格之低，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公元前73年到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领导奴隶举行大规模起义，破产农民大量参加，给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在此前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之争非常激烈，经过几次争夺，屋大维最后取得胜利。公元前27年，他当上了罗马皇帝。从此罗马进入奴隶制军事帝国时期。帝国的最初二百年国家繁荣，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湖。
一世纪，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犹太人中间，出现了传道者。他们宣传“救世主”会来拯救贫苦人民，后来又说耶稣是“救世主”，即“基督”，耶稣在巴勒斯坦传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耶稣是个宗教传说人物，但是劳苦大众得到精神安慰，因此纷纷信仰耶稣。这就产生了基督教，它是今天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
三世纪，罗马帝国出现危机。人民起义频繁，经济凋散，官场腐败，争权激烈。395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北边的日耳曼人纷纷进入帝国。五世纪，他们先后在西罗马帝国原来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些国家。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被废除，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

⑥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1、地区性的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出现。各地市场联系密切，地域分工趋势显见。
2、城乡商业繁荣，普通集市的广泛分布。
3、各地商帮活跃。明清时期，不仅从商人数增多，而且出现各具地方特色的不同的商业集团即商帮。
4、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慢慢减弱。

⑦ 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

• 明代的历史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明朝长达2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弄清其历史特点， 不仅对深入研究明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整体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明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其发展特点如何，不仅直接关系着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此后的发展道路，其间蕴涵的深刻教训和启示，需要认真总结和汲取。

  
  明朝历史的发展特点，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1.制度建设空前完备。明朝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开创新制的特点。仅以政治制度为例，如经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权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为主体，地方以各省“三司”为主体的官制结构；永乐后，又形成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司礼监体制；还逐渐形成了旨在统一事权以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督抚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体系既大大简化，又体现出明显的相互制衡的特点，皇权及统治效能皆空前加强。中叶后又形成凡高级官员人选、各部门重大决策等，首先经有关衙门提出建议或会官“廷议”，再由内阁“票拟”处理意见，最后上请皇帝裁决的制度，从而，在保证皇权独断的前提下，使决策程序具有了“集思广益”的特点。又如，在空前完备的科举和官办教育体系基础上，永乐后，科举和学校功名逐渐成为决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据，从而把选官的公平原则贯彻到当时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不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养，而且大大扩展了统治基础，增强了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的凝聚力。另外，明朝在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都高度完备、独具特色并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2.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总体说来，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随着粮食品种的增多特别是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植桑、种棉等经济作物的普及推广，农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和经济原料作物产区，涌现出一大批因工商业而兴起的著名市镇；广大农村的集市贸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区间商品流通十分活跃；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强劲；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团崛起，在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东南发达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较多地采用了雇佣关系，也即人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萌芽。
  3.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流动加快。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贵族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而至明代，非贵族地主的数量及其在地主阶级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为主体的缙绅地主外，在经济发达地区还出现了少量的经营地主。市民阶层也伴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空前繁荣而兴起；与此同时，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进一步提高。社会流动速度空前加快，学校和科举几乎成为非贵族地主乃至平民获得政治身份并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尤其是以科举考试博取身份特权，再以身份特权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会风气丕变，思想文化异彩纷呈。首先，出现了普遍重商、“竞相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人必有私”观念和拜金主义流行。其次，程朱理学衰微，王氏心学风行，天下之士由谨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贵疑”、“自得”、“厌常喜新”乃至追求个性解放。其三，文学界提倡“独抒性灵”，以小说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两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学风经历了由朴实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实的变化。史学中野史尤其是私修当代史空前繁荣，标志着史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为代表的实用科技的发达标志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新水平；明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锐察觉到中国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与不足，而积极向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学习，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现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风盛行。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谏为中国历史所罕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胜数”，如洪武时茹太素、正统时刘球、嘉靖时沈练、天启时杨涟等，皆为著名谏臣；至于正德许天锡的“尸谏”、嘉靖海瑞的“备棺而谏”、万历雒于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财、气”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二是在遇到重大决策分歧时，群臣往往集体进谏，如正统时谏阻英宗亲征、成化时劝谏宪宗合葬钱太后于裕陵、正德时谏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礼议、万历时争国本等，皆为显例。其中，成化时劝谏合葬钱太后于裕陵和万历争国本还取得了最终胜利。尽管他们用以谏君的信念和依据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其试图以群体力量限制君权的意向和不懈努力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6.对外政策崇尚睦邻友好，但总体保守、落后。朱元璋确立的对外政策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努力营造以“厚往薄来”为特征的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睦邻友好关系，二是严禁中外商民自由贸易。永、宣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虽是中国远洋外交和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本质上并未突破上述基本原则，其目的仍是通过宣扬明朝国威、建立南洋及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秩序，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前来朝贡，故终因所费不赀而被迫停止。中叶后，东南沿海居民生存压力不断增大，违禁甚至武装下海者日趋增多，嘉靖时“倭寇”中的大部分实为中国沿海商民。在此压力和朝贡贸易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明廷不得不在隆庆时“准贩东、西二洋”，有限度地允许东南沿海人民出海贸易。这虽在客观上为民间海外贸易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间，但总体看来，其对外政策仍是保守、落后的。万历三十一年，当为开发南洋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二万五千余华人在吕宋惨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时，明廷甚至采取了坐视不管的态度。
  综上所述，明代是一个传统与创新交织、保守与开放并存，表现出明显“转型”趋向的时代，但因其新生因素远未达到全面突破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故最终随着明朝的灭亡而宣告“转型”的失败。

  
  

• 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自1911年清朝宣布逊国，以《清史稿》之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清亡后清史研究的里程。迄于今，已历90余年，清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以近20余年的研究为极盛。即以清断代史为例：先有戴逸的《简明清史》，后有郑天挺的《清史》、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册）、杜家骥的《清朝简史》、李治亭的《清史》（两卷本）等书相继问世， 已是前70年数倍之多！论文之多，更是以万计。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清史研究之盛，远远胜过前70年的总和。
  清史研究成绩斐然，但其中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以《清史稿》和肖一山《清代简史》为代表的历史观点及对清史的评价，固不足论；而“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极左思想泛滥，贬斥清史，亦不足怪。直至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价值观念大变化，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原有认识包括对清史的评述，都已改变了许多。然而，在清史研究中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而不能正确解读清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清史，准确地给清史定位。例如：一说满族为“异民族”，视清朝为“异国”；当初努尔哈赤起兵，向明朝挑战，指为“犯上作乱”；一说满族离开其居住地，进入中原，就是对“中国”的“侵略”、“进犯”，是满族贵族对汉人的“民族征服”；一说清朝统一全国，“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它“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一百年”；一说清初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即使如康熙朝“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谓康熙盛世纯属子虚乌有，是“被某些学者捧出来的”！
  至于近代时期，清朝更是一无是处，几乎没做一件好事！除了那些内反清朝统治，外反西方与日本列强侵华的仁人志士及死难烈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人！
  学术之争，本属学术研究过程中正常现象；持不同观点，无可厚非。但我们认真分析上述诸多观点时，便不难发现，在这些观点的背后，却是隐藏着如前已指出的某种民族偏见或陈旧的史学观念，给清史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清史，给它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呢？
  任何一件事的好坏，评价一个人的是是非非，总是比较而言的，即相互比较而后知。这就是比较的方法，再简单不过。这同样适用于对清朝的认识。一方面，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以清朝与它的前代明朝，再上溯到明以前历代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达到或超过其发展水平，又做了哪些“前无古人”之事，同样，它又做了哪些不如前代甚至倒退之事，另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相比，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它对后世有多大影响，只要认真比较，清朝的历史真貌就会显现出来。
  如所周知，清朝的前身——史称后金，是由女真——满族创建的，在联合汉、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变为强大的清王朝。满族的先世，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世居东北地区的肃慎族，其后，又有勿吉、挹娄、靺鞨等族相继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都是肃慎族的延续，直至北宋时期的女真人，才是满族的直接先世。约当17世纪30——40年代，明末东北诸部女真人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所统一，始形成满族共同体。不可驳辩的事实是，满族及其先世，从来就是世世代代生息在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把它视为“异民族”、“异国”，排斥在中国之外，这不单是民族歧视，而且是一个原则性失误！如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各建一代王朝（北魏、辽、金、元）一样，满族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又同他们一样，疾驰中原，一统天下。明清角逐近半个世纪，一个胜利了，一个灭亡了，这是明末社会诸矛盾及民族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局。评述两王朝的兴替，既不能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斥责清朝夺权非理，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场，为其辩解合理，要的是客观的立场，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发展趋势，探索这场大变动的内在原因。当我们肯定农民大起义反抗直至推翻明朝统治天然合理时，同样，也应肯定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反抗明朝的统治，甚至向它争夺统治权，也是合理的。这实际是对社会变革的认同，使我们的认识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看问题就会较少差误。
  自清朝定鼎北京，迄至逊位，有国长达268年。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 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前，约近200年，清朝所做的一切，实集历代之大成，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前代，把我国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发展高峰。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清承明制，建立一套臻于完善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而它自创的一些机构，使其体制独具特色。诸如理藩院、军机处、南书房、内务府等，为历代所仅见；六部满汉复职制，实为它的独创；八旗制融军政为一体，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清制，严密、完备，井然有序，历代如宦官之乱、后宫干政、外戚专权、朋党祸国等祸患，在有清一代基本没有重演，最高统治集团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社会亦获安宁。
  坚持以农业为“国本”的治国方略，大力垦荒，不断扩大耕种面积。雍乾之际，全国耕地已达10亿亩，为历代垦荒之最！大规模治理黄、淮，广兴水利，投资之巨，又为明代所不及。储粮备荒，减免钱粮，康熙和乾隆两朝共五次蠲免全国钱粮，创中国历史最高记录。自康熙五十年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取消人头税；雍正时，改革赋税，摊丁入地，同具划时代意义。经济长期保持繁荣，人口迅速增长，财政稳步上升，乾隆鼎盛，最高存储8000万两，常年在7000万两上下。清朝已建立了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
  清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独特的八旗制组织军队，辅以绿营兵，在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及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展示了它的威力。如，平吴三桂之乱，收台湾，击沙俄，驱准保藏，西北激战70年（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西南荡除土司分裂势力等等，内反分裂，外反侵略，国家统一，固若金汤，其武功之盛，与明朝劳而少功恰成鲜明对照。
  文化繁盛，远迈前代。主要集中于康、雍、乾、嘉四朝，160年间，诗词创作，各成流派，直追唐宋；小说、戏剧新发展，以《红楼梦》为代表，堪称千古绝唱！戏曲又胜元杂剧，书法、绘画独树一帜；经学、理学、史学、考据学等，学派林立，著作山积！《四库全书》集古今之大成，传统文化大总结，为文化繁盛的突出标志。
  清朝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变革之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儒家“大一统”的理论指导，将国家的“大一统”发展到了极限。突出反映在民族观念的时代飞跃，即抛弃历代所坚持的“华夷之辨”、“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以康熙帝废长城为标志，实现了自皇太极以来所倡导的“满汉一体”、“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政治目标，将世代隔离汉族与“三北”广大地区游牧民族的长城废弃而不用，从此边疆与内地形成一体，真正成为一家，困扰历代2000余年的所谓“外患”、“边患”，一劳永逸地彻底根除！这与明代设长城为限隔，同蒙古、女真战斗不已相比，简直如天壤之别！
  清朝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明以前，历代设治与直接行政管辖，多限于长城以内；只有少数王朝，如汉、唐、元等突破长城之限。多数王朝，以明为例，在长城外边疆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官其酋长，因俗而治，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清朝彻底打破传统惯例，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设置机构，派驻军队，因地制宜，实行不尽相同的管辖机制，统辖于中央。例如，在东北地区，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衙门，而在其汉人集中之地又设府、州、县管理。在内外蒙古设盟旗制管理蒙古族；在西北设伊犁将军管新疆，在天山南路实行伯克制的行政管理体制，皆受制于清朝派驻各城的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在西藏，设驻藏大臣，代表朝廷监管西藏军政与财务。在西南，废除千百年世袭土司制，改土归流，由中央派官管辖地方。清朝所辖，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共有55个民族接受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管理。其疆域之辽阔广大，在清以前，除元朝，再没有一个王朝拥有如此广袤的疆土！而清朝将中国的疆域推向了极限，直接为当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无与伦比。仅就疆域而言，清朝将多民族凝聚成一个巩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即使有多少错误，清朝也应该倍受赞扬！
  清朝管辖广大疆土，保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长期稳定，尤其康乾盛世持续百二十年，堪称清朝创造的一个奇迹。
  总结清代（近代前），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民族及其疆域的“大一统”。故可以认为，清史者，大一统也！当然，到了近代，清朝走下坡路，积弱成弊，在西方列强的淫威下，中国失去了很多。如，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华民族为此蒙受奇耻大辱。自乾隆后期，约当18世纪末，中国亟需变革、开放，与世界对接时，清朝一概拒绝，连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拒之门外！在延续百年后，一场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竟被打入血泊之中，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只有等待辛亥革命把它打倒！
  嘉道之际，中国已经由强变弱，而道光以后，则由积弱而衰败。无须讳言，清朝不能推卸责任，但其历史性的贡献也不能抹煞，它在前中期所实行的治国方略及各项政策如民族政策等，对于我们仍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无论其经验与教训，都有借鉴意义。清朝遗留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厚，认真加以总结，不失为研究清史的一大目的。
  

⑧ 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特点是什么

1、唐朝

封建经济繁荣，科技文化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许多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如赵州桥、雕版印刷术、测量子午线、唐本草等等。不仅影响到亚洲的文化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形成“中华文化圈”。

文治和武工配合最为出色的一个朝代，声誉最大的朝代，文治逊于宋朝，武治逊于秦。商品经济繁荣，国泰民安对外开放程度高，民族融合、政治稳定、中外交流频繁，文化传播程度高，科举制得到完善，殿试选拔国家政治人才，唐诗成为主流文化。

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刑为五刑。唐朝律法将谋反、谋叛等反对朝廷的行为定作不得赦免或赎免的“十恶”大罪，对朝廷的延续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关土地私有权的条例，维护了经济基础。

2、宋朝

文治第一个朝代，四大发明出其三，就是南宋的时候其科技水平，是其他朝代所不及，现代考古有关于宋代的粮食生产情况的研究。宋重文轻武，巨大的国力发挥不到军力，国家战略一直处在被动防御，经历契丹。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3、元朝

封建经济继续发展，三大发明开始运用，科技文化继续领先世界。中国古代疆域最大的一个朝代,本人觉得元朝生存的要领始终是少数民族的本性,进攻不断的进攻,和多少少数民族一样只有两种结果,被汉文化吞并或者丢失少数民族的本性后被消灭.元朝的结局两者兼有.

4、明朝

取消相权，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封闭，扼杀文化的活力，一切的人成为皇帝的奴隶。明朝的灭亡是人祸，说白了是腐败，一个腐败且没有活力的时代，消亡是迟早的事。文化的毁灭，文人的堕落，导致中国文明在蒙古统治时期大规模倒退。

明朝赶走蒙古人后，虽然明太祖洪武黄帝有计划有步骤的企图恢复中国文明。但也没有完全成功。明朝只能称为部分的恢复了中华文明。和宋朝比，明朝文明要落后很多。明朝知识分子也的素质也比宋朝差很多。

5、清朝

清朝专制主义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又急转直下而消失，给后人留下清除帝王崇拜文化心态的使命。清朝满洲族统治对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有巨大贡献，她在民族地区的多种体制政策颇有成效。鸦片战争之前社会经济文化具有前近代因素，可以与近代社会相衔接。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形势下，汉人和清朝之间，出现“外忧”与“内患”“反帝”与“反清”先后论，难得有圆满的解决方案。自清朝开始的反帝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传统的中华中心论纠缠在一起，有着正负两方面作用。

传统科技继续发展，出现了总结性的科学巨著，但继而转为停滞。伴随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反封建民主思想诞生了。.看似很有包容其实也很封闭,继承了明朝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同时闭关锁国,使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最后亡国。

⑨ 与明代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相比，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有

简单抄

③政府压制→历届政府一袭贯支持
错在不是历届都支持，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了1936年以前都是压制它的。

④国内市场→世界市场
国内市场是因为明代中后期实行海禁政策
世界市场是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强行卷入

⑩ 从国外引到中国的农作物有哪些帮忙写一下(包括年代或朝代)，谢谢！

玉米、甘薯、烟草
玉米和甘薯在清代传入中国后不断推广种植，使不适宜稻麦生长的贫瘠土地得到了利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这对于养活更多的人口，腾出更多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历史书上讲的。
下面是搜索来的：
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土地开发和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摘 要]美洲作物之引种中国大多发生在明清时期，其中既有玉米、番薯、马铃薯这样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类油料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番荔枝等蔬菜果树，也有烟草、陆地棉这样的嗜好作物和衣被原料，总数接近30种。虽然它们传入时有先后、途径不一，但在不长的时间中获得了相当快的发展，不少在今天的作物构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究其原因， 与明清以来人口激增导致的人地矛盾加剧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美洲作物的传播与发展不仅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求，适应了人们对营养和享受多方面的需要，对充分用地和养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的现有农作物中，至少有50多种来自国外。宋以前我国引入的农作物大多原产于亚洲西部，部分原产于地中海、非洲或印度，它们大多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这些早期传入的农作物多为果树和蔬菜，鲜有粮食作物。中唐以后，随着国家经济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不断有新的农作物引进，其中美洲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作物的传入，不仅增加了我国作物的种类，同时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及饮食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说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专指原产美洲的作物，原产世界其他地区的作物，即使是经由美洲传入者，也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

一、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

1492年，哥伦布重新发现美洲，引发了欧洲人对这块所谓“新大陆”的注意。在美洲成功殖民后，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进而在南亚的菲律宾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农作物开始传入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到南洋各地，并进一步传到中国。美洲作物的引种与传播成为明清时期我国农作物引进的一个显著特点。

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番薯、豆薯、马铃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

玉米（Zea mays L.），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我国古代称番麦、御麦、玉麦、苞米、珍珠米、棒子等。至迟明代传入我国。嘉靖三十四年（1555）《巩县志》已有“玉麦”的名称，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则见于三十九年（1560）甘肃的《平凉府志》卷11：“番麦，一曰西天麦，苗叶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炊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此外，（明）田艺衡《留青日扎》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均有记载。

番薯（Ipomoea batatas（Lam.）L.），旋花科甘薯属栽培种，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又名金薯、朱薯、玉枕薯、山芋、甘薯、地瓜、红苕、白薯、地瓜、红薯等，原产中、南美洲，主要用作粮食和蔬菜。宋元以前中国文献中屡见“甘薯”的记载，但那时所说得甘薯是薯蓣科植物的一种，而我们现在所说得甘薯则是旋花科植物，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自它被引种到中国以后，因其形似我国原有之薯蓣科得甘薯，有人便称之为甘薯，久而久之，甘薯一词几为旋花科的番薯所独占。

豆薯 (Pachyrrhizus erosus(L.) Urban)，豆科豆薯属中能形成块根的栽培种。一年生或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又名凉薯、地瓜、土瓜、沙葛、新罗葛，是一种既可当水果又能当蔬菜的作物。原产中美洲，后由西班牙人传入菲律宾，可能后来从新罗经海道传入我国福建[1] 。中国西南、华南地区和台湾省种植较多。

马铃薯（Solannum tuberosum L.），一年生茄科茄属草本植物。我国亦称洋芋、土豆、山药蛋、地蛋、荷兰薯。原产南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为印第安人所驯化。大约1570年传入西班牙，1590年传入英格兰，1650年左右传入中国。

木薯（Manihot esculenta Crantz），大戟科木薯属栽培种，世界三大薯类之一。起源于热带美洲，16世纪末传入非洲，18世纪传入亚洲。中国于19世纪20年代引种栽培，遍种于长江以南，其中以两广、福建台湾为最。

蕉芋（Canna elis Ker.），美人蕉科美人蕉属栽培种。别名蕉藕、姜芋，原产安第斯山脉。公元前2500年在哥伦比亚驯化，1821年传入日本，1948年引入中国，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有少量栽培。

花生(Arachis hypogaea L.)，原产美洲。我国亦称长生果、落花生、落地松、万寿果、番豆、无花果等，是一种人们喜爱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分小粒型和大粒型两种，小粒型最早记载见于元末明初贾铭的《饮食须知》，大粒型是清代引进的。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s L.)，菊科向日葵属一年生草本油料作物，亦称西番菊、迎阳花、葵花等，原产北美。在中国的种植最早见于1621年（明）王象晋所著的《群芳谱》，称西番菊。1688年（清）陈淏子《花镜》始称向日葵。

辣椒（Capsicum frutescens L.），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名番椒、海椒、秦椒、地胡椒、辣茄。原产中南美热带地区，1493年传到欧洲，1593～1598年传至日本。传入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是经由古丝绸之路传入甘肃、陕西等地；一是经海路引入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中国关于辣椒的记载始见于（明）高濂《遵生八笺》（1591）：“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辣椒一名最早见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柳州府志》。
南瓜(Cucurbita moschata Duch.)，一年生草本植物，葫芦科南瓜属。别名番瓜、饭瓜、倭瓜、回回瓜、金瓜等，原产中、南美洲。元末明初已见于贾铭的《饮食须知》：“南瓜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说明元代我国已经引种。

笋瓜（Cucurbita maxima Dutch. ex Lam. ），葫芦科南瓜属栽培种。别名印度南瓜、玉瓜、北瓜，原产南美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等地。中国笋瓜可能由印度传入，19世纪中叶安徽、河南等省方志有记载。

西葫芦（Cucurbita pepo L.），葫芦科南瓜属栽培种。别名美洲南瓜，原北美洲南部。17世纪后期已见于陕西、山西等方志。

佛手瓜（Sechium ele Swartz），葫芦科佛手瓜属栽培种。别名瓦瓜、拳头瓜、万年瓜、阳茄子、土耳其瓜、棒瓜等，原产墨西哥和中美洲。18世纪传入欧洲，后传到东南亚，1916年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现华南和西南等地有栽培。

番茄（Lycopersicon Mill），茄科番茄薯草本植物。亦称番柿、六月柿、西红柿、洋柿子等。原产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带。我国最早记载见于（明）王象晋的《群芳谱》：“番柿，一名六月柿，茎如蒿，高四五尺，叶如艾，花如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来自西番，故名。”

菜豆（Phaseolus vulgaris L.），豆科菜豆属栽培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又称四季豆、时季豆、芸豆、四月豆、梅豆、联豆、架豆等, 具有粮食、蔬菜、饲料等多种用途。原产中美洲。16世纪初传入欧洲。中国自明后期曾多次引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清代《三农记》（1760）都有记载。南北皆有种植，栽培面积仅次于大豆。

莱豆（Phaseolus lunatus L.），豆科菜豆属栽培种。别称棉豆、荷包豆，原产中美洲。16世纪初传入欧洲。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入中国。

菠萝（Ananas comosus (L.) Merr.），凤梨科凤梨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果品栽培植物。别名凤梨、王梨、黄梨。原产南美巴西，很早为印第安人驯化。16世纪初，热带各国相继引种。亚洲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引入印度（1550），后又传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在17世纪初（1605）由葡萄牙人将菠萝苗带入澳门，后经广东传入福建和台湾。广东《东莞县志》（1639）和台湾林谦光的《台湾纪略》（1687）都有黄梨的记载。约在18世纪末传入广西，19世纪初传入云南。

番石榴（P. Guajava L.），桃金娘科番石榴属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原产美洲墨西哥和秘鲁。 （南宋）周去非《岭南代答》（1178）称黄肚子。清代《南越笔记》称秋果，《植物名实图考》称鸡矢果。台湾在200年前已有栽种，现主要分布在台湾、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云南等省区。

番荔枝（Anona squamosa L.），番荔枝科番荔枝属半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名佛头果。原产热带美洲，明末清初传入中国。最早见于《台湾府志》（1614）。现主要分布在台湾、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区。

番木瓜（Carica papaya L.），番木瓜科番木瓜属小乔木栽培种，又称木瓜、乳瓜、万寿果，原产墨西哥南部，18世纪后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种水果。清代传入我国，《岭南杂记》和《植物名实图考》均有记载。我国南方各省都有种植，尤以广东、台湾最多。

腰果（Anacardium occidentale L.），漆树科腰果属乔木，又称槚汝树、介寿果、鸡腰果，果仁是营养丰富的美味食品。原产巴西东北部，16世纪由葡萄牙人传入非洲和亚洲。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台湾和海南，1984年海南栽培面积达1.1万公顷。云南西双版纳也有少量种植。

可可（Theobroma cacao L.），梧桐科可可属常绿乔木，世界三大饮料作物之一。原产南美洲亚马逊河上游热带雨林地区。17～18世纪传入东南亚，1922年传入我国台湾，1954年引种于海南省。

油梨（Persea Americana Mill.），樟科油梨属常绿果树。原产中美洲。13～15世纪墨西哥西部和南部已有栽培，20世纪初传入亚洲。中国1918年开始引种，台湾、海南、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均有栽培，其中以台湾、海南为最多。

人心果（Minikara zapotilla(Tacq.)），人心果科人心果属热带常绿果树。又名吴凤柿，原产墨西哥和中美洲。福建于1900年由华侨自新加坡引入，种植于漳州、厦门等地；广东于1910年引入，分布于湛江、汕头和珠江三角洲各县市；台湾于1920年自爪哇引进，嘉义、台南、云林均有栽培。

蛋黄果（Pouteria campechiana(HKB)），人心果科蛋黄果属热带常绿果树。又名蛋果，原产南美秘鲁。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由印度尼西亚华侨带到海南繁殖，50年代在广州栽培。

西洋参（Panax quiquefolium L.），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栽培种，别名五叶参、广东人身、花旗参。原产北美。1976年后在中国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及陕西等地先后引种成功。

烟草（Nicotiana tabacum L.），茄科烟草属叶用一年生作物。原产中南美洲，人类已有1500多年使用的历史。后经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传至欧洲和世界各地。传入我国是称“淡巴菰”，这是印第安语烟草的音译。我国最早纪录烟草的文献是[明]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此物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闽、广之间。”烟草的别称还有相思草、金丝烟、芬草、返魂烟等.

二、美洲作物的发展及其动因分析
美洲作物的引种和传播是明清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成就。下面仅以部分重要作物为例对其传播过程和发展动因作一番简要的分析。

关于玉米传入我国的路径与时间，学术界长期存有争议。有人认为最早的记载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甘肃《平凉府志》；但据近年研究，早在明初兰茂（1397-1476）《滇南本草》即有记载[2] 。此外，16世纪后期云南《大理府志》和《云南通志》均有玉米种植的记载。因此，玉米很可能是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再从云南传播到黄河流域；当然也可能从中亚细亚循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越河西走廊过平凉而进入中原；第三路则可能经中国商人或葡萄牙人经海路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玉米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过了先边疆后内地，先丘陵山地后平原地区的过程。如道光《遵义府志》谈到“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间民只知种秋禾、玉米……”。平川地区居民即使地头屋角、田畔园圃“偶种一二，”也只是“以娱孩稚”或作为果蔬辅助食品（乾隆《霍丘县志》）。因此，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指出：“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但19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激增，玉米种植不仅继续向山区拓展，也逐渐走向平原地区。嘉庆《汉中府志》说：“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宗。粟利不及包谷，今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植物名实图考·卷1》亦说：“又如玉蜀黍一种，于古无征，今遍种矣。”从各地方志先后记述的情况看，19世纪中期，玉米种植已遍及大江南北绝大多数省区，各地有关玉米的称谓多达99个。[1] 晚清至民国时期，玉米发展成为中国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作物。1936年中国玉米种植面积达693万公顷，总产量1010万吨。

经过长期发展，玉米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三大种植区：北方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夏播玉米区、南方山地丘陵玉米区。玉米种植比较集中的地方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这些省区的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约占全国的80%。1983年中国玉米播种面积已达1882万公顷，总产6819万吨，分别占世界的14.6%和15.2%，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玉米生产国。[2] 2000年玉米播种面积进一步增加到2306万公顷，总产10600万吨，播种面积和总产分别为第三大生产国巴西的1倍和2倍。[3]（P258）

一般认为番薯传入我国有两条途径：一是陆路，由印度、缅甸引入云南；二是经由海路，从菲律宾传入福建或由越南传入广东[3]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大理府志》已有“紫蓣、白蓣和红蓣”的记载。此外，《云南通志》记有“红薯”并指出云南6个府州都有种植。1582年陈益从安南（越南）将番薯引入广东东莞，不久林怀南也将甘薯从越南引入广东电白。关于番薯传入福建，《闽小记》记载云：“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明）苏琰所撰《朱蓣疏》亦谈及万历十一至十二年（1583-1584），有人将番薯从海上传至晋江。万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泉州一带发生饥荒，“他谷皆贵，惟薯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曰朱薯”（龚咏樵《亦园胜牍》引苏琰《朱蓣疏》）。番薯引种活动影响最大的还是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将番薯引入福州，经其子陈经纶上书金学曾巡抚倡议种植，收到显著效果。《农政全书》曰：“今番薯扑地传生，枝叶极盛。……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18末至19世纪初期番薯栽培向北推进到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向西推进到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最终遍及全国。1985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甘薯种植国，其种植面积617万公顷，约占世界总种植面积的61%。[4]

马铃薯传入中国是在17世纪前期，可能从东南、西北和西南几路传入。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Henry Struys）访台，见到栽培的马铃薯，称之为“荷兰豆”。《致富纪实》则说：“阳芋，出俄罗斯。”（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和康熙《畿辅通志·物产》均有“土豆”的记载，说明北路传入的时间可能更早。康熙福建《松溪县志》（1700）记载：“马铃薯，叶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马铃薯的重要性18世纪后渐趋重要。《植物名实图考》说：“阳芋，黔滇有之，……疗饥救荒，贫民之储。……闻经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四川《奉节县志》也谈到：“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尤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植物名实图考》卷6）。到19世纪我国东西南北不下10多个省均有马铃薯栽培。2000年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达472万公顷，总产1325万吨，种植面积为世界第二。[3]（P263）

番茄大约于17世纪传入菲律宾，后传到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栽培的番茄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从欧洲或东南亚传入。番茄引种之初长期作用观赏植物。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进入菜圃，20世纪初上海等大城市郊区菜开始栽培食用。大规模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现已成为中国主要蔬菜之一。

花生原产南美巴西[4] ，16世纪初传入中国。明嘉靖《常熟县志》（1538）和王世懋《学圃杂疏》均有明确记载。《三农记》卷12亦云：“番豆，乃落花生也。始生海外，过洋者移入百越，古因此名。初时为果，今湖田沙土遍植。”花生最初在广东福建一代种植。据《广东新语》的记述，清初已普遍种植。《滇海虞衡志》更称“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高、雷、廉、琼多种之”。17世纪花生栽培渐至浙江，《衢州府志》、《山阴县志》、《瑞安县志》等均有记载。18世纪以后花生种植有进一步发展到湖南、江西、四川及我国北方地区。近代以前我国花生种植品种皆为小粒种。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传教士将大籽花生引入山东蓬莱，使蓬莱成为大粒花生的主要产区[5] 。因其种植便易、耐贫瘠，而且产量高，颇受农民欢迎，很快被推广至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其中尤以冀鲁豫等省为最。如郑州、商丘一带，过去很少种植花生。自1894年美国大籽花生传入后，往日“荒丘之区，向所弃之地，今皆播种花生”。[5]（P34） 1900-1929年山东、河南、江苏、湖北等省的一些地方花生的种植面积已经占到整个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表1 花生在河北等省农田面积种所占百分比（1900-1929）
年度 河北 山东 河南 江苏 湖北 湖南
1900 10 0.1-0.2 10 — 10-15 —
1915 20 15-35 10-15 — 15-25 5
1920 20 10-45 20-40 32-34 20-25 10
1924 20 10-50 40-50 40-52 25-30 18-20
1925 12 19-39 26-35 22 17 28
1929 12 11-39 26-47 22 17 28

资料来源：John L. Buck: Cost of Growing and Marketing Peanut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5,No.3, 1929(9).

1914-1918年，全国17个主要花生生产省区种植面积达1390万亩，年产花生5085万担，1931-1937年种植面积增至2251万亩，年产量5380万担。[6]（P195-196） 总之，民国初期至抗战前，山东、河北、河南为我国最重要花生产区，其花生播种面积和产量常年占全国的45-55%。20世纪80年代，我国花生种植面积在100万亩以上的省区发展到10个，即：山东、广东、河北、河南、广西、辽宁、四川、安徽、江苏、福建，其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90%以上。花生单产也由1949年每公顷的1012.5公斤增加到1985年的2010公斤，36年单产提高了98.5%。

向日葵作为油料作物早期只有少量种植。1980年向日葵的种植面积增加到84.47万公顷，总产90.98万吨，成为超过芝麻和胡麻的第三大油料作物。

烟草于16世纪中后期和17世纪初期经由南北两线先后传入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