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经济发展

❶ 灾后重建中的发展机遇分析前言

距离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经半年。目前，四川省抗震救灾工作已经进入灾后恢复重建全面推进阶段。据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介绍，灾后重建投资总额需1.7万亿元，大量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和城乡住房、水库、电站等重建项目，将为工程机械、建材、钢铁等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建材
据悉，明年元旦前，四川省一批备受关注的灾后重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重大民生及社会事业项目将陆续开工。

随着上述项目陆续开工，水泥、木材、墙体材料以及砂石等各种建筑材料的市场需求将大幅提高。魏宏在本月11日举行的“四川省抗震救灾致谢暨灾后重建（香港）投资说明会”上发言时表示，今后几年内，四川灾后重建需要消耗水泥3.7亿吨、木材2000万立方米、墙体材料2100亿块标准砖、砂石10.7亿立方米。

“基于四川当地目前具备的产能，预计今、明两年四川地区将出现每年4000万吨左右的供应缺口。”业内人士分析道。“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灾后对建筑设施质量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优质建材生产商将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据介绍，今后几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成绵乐客运专线、成兰铁路、广元至南充等高速公路，西安至成都、成都至贵阳铁路、双流机场二跑道、亭子口水利枢纽工程；重大产业项目包括阿坝铝厂、德阳磷化工基地、兰州至成都原油管道工程；另外，一批学校、医院、文化体育设施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项目也将启动。

钢铁

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传统用钢大户之一汽车行业陷入低迷，随之而来的是国内钢材需求萎缩，价格也大幅回落。在此背景下，四川灾后重建项目纷纷上马，对钢铁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据统计，在今后几年内，该省重建消耗的钢材将达到3700万吨。从目前国内钢材消费的整体结构来看，建筑用钢材占到我国目前钢材整体消费50%左右，如果建筑用钢材的需求能够保证，包括四川、甘肃、陕西三省以及周边省份的钢铁企业都将受益。

中信证券分析师周希增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2007年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的钢材产量合计2747万吨，3700万吨的钢材需求相当于新增三省全年产量的1.3倍，这将极大推动三省的钢铁生产。同时，周边省份的需求也会被带动，2007年流入该三省的钢材达到1855万吨。预计周边省份的钢材产量将被带动1200~1500万吨。

工程机械

随着抗震救灾工作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包括拆除破损建筑物，需要大量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重型卡车，后期建设还需要更多设备，如混凝土机械、土石方机械等。目前，工程机械板块已经为各路资本看好。来自2009第二届中国四川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及工程车辆展览会组委会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观点，最近一段时间，四川工程机械销量较震前增加了三成。

有数据显示，5.12汶川地震将使四川在今后几年内重建城乡住房450万户、医疗卫生机构9700个、学校1.1万所、公路5.1万公里。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房屋重建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展开，四川地震灾区对挖掘机、推土机等工程机械的需求急增。同时巨大的重建需求还将导致建筑机械人才需求的增加。

化工

作为四川省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化工产业在此次地震中遭受了较大损失，尤其是磷矿和磷化工。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磷矿资源地之一，四川磷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金河-清平地区和马边地区，而金河-清平地区就在什邡市和绵竹市附近，距离震中汶川100公里之内，此次特大地震致使清平磷矿、金河磷矿、宏达集团等大型磷矿损失惨重。

在此背景下，四川省决定利用灾后重建机会调整化工产业结构，实现全面升级。据悉，当地已启动多个灾后重建化工项目。

10月8日，中国化工集团分别与成都市、新津县就中国化工集团西部基地项目正式签订合作协议，规划在四川新津县总投资50亿元以上，采用国际领先技术，重点发展特种纤维、有机硅、有机氟、工程塑料和碳一化工、环保和精细化工等产业，致力于将“西部基地”打造成投资、销售收入“双超100亿元”的特大型产业化基地。

在10月底举行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西部博览会上，四川雷波县签下总投资34.6亿元的三个大型磷化工建设项目。与此同时，四川乐山市政府与以色列化工集团合作的精细磷化工及配套项目签约仪式也在成都举行，双方将合作在资源丰富的乐山建设一个完整的磷矿产业链。

此外，为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化工产业，世界精细化工巨头瑞士西卡公司和国内同行业领军企业四川柯帅外加剂有限公司也达成了合作协议，两家公司将在新津修建占地70亩的建筑用化学材料产品基地。

有色金属

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有色金属的需求开始增加，市场需求主要集中于铜、铝等品种。

由于灾后重建主要集中于建筑领域，而该领域又是有色金属最大的消费行业。通常情况下，该领域用铝占总消费的31%，铜消费的37%。不过，专家提醒，目前中国建筑消费占的铜只10%，主要应用在线缆和水管方面；占铝消费的38%，应用在屋顶、门窗和幕墙等方面。

此外，汶川地震还给电力系统造成了是很大的破坏，特别是离地震中心比较近的临近省份，比如四川、甘肃、陕西，这些地区的电力设施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地震中受重创的电网将面临灾后重建和改造，这也将为铜、铝等有色金属市场提供一些想象空间。

❷ 如何做好灾后重建工作

谭浩俊 这次强地震，对汶川等地带来的影响、造成的损失显而易见，房屋、道路、设施等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因此，灾后重建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灾后重建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抓紧进行，尽快落实各项措施，为灾民重回家园、重新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 首先，要高起点地 做好规划工作。既然灾区的房屋、道路、设施等都已经遭受严重的破坏、严重的损伤，那么，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就必须进行高起点的规划、高标准的建设。一要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思想，对灾区建设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安排、统一实施。从本次地震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到处建村、到处建房、到处设点，特别是在一些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坍塌等地方建房、设屋，在发生地震等灾害时，不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处。所以，在灾后重建工作中，一定要防止这种没有布局、没有规划的现象再出现，必须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安排、统一实施，对过去过于分散的村庄进行合并，对建在危险地带的房屋进行强制搬迁。二要按照小康标准，高起点地做好城乡统筹规划。既然重建，就不能搞简单地恢复家园、恢复道路、恢复设施，而必须高起点地进行规划，哪怕慢一点、时间长一点。对城市来说，要按照整齐、优美、合理、科学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布局，将一切配套设施建全，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周到；对农村来说，要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对村镇建设、道路建设、配套设施建设一次规划、一次布局、分步建设，尤其是村镇规划，一定要本着相对集中、有利管理的要求，做好规划和布局工作；对学校、医院等各种社会公共事业来说，要结合山区或平原的特点，按照合理、科学、有效的要求，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切不可为完成重建任务而完成重建任务，出现建设不科学、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要提高建设标准，保证建设质量。在建设过程中，如果建设资金一时难以跟上，也不可降低建设标准、降低建设质量，宁可少建一点，也要确保质量，不降低建设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劳永逸。 第二，要实行对口支援。毫无疑问，灾区的重建工作，依靠灾区人民自己是无法完成的，即使能够完成，也会时间拉得很长很长，并给灾区人民的心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如果完全依靠中央和灾区地方政府投资，也会受财力影响，加大重建的难度，影响重建的进度。因此，灾后重建工作，必须多方出力、全国支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恢复生活。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灾区进行建设呢？笔者认为，按照扶持欠发达地区的经验，在灾区地方政府努力、中央财政支持的同时，通过对口支援，帮助灾区进行重建，可能是比较可行也比较实际的办法。一是从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灾区遭受损失的程度，有针对性地选择对口地区，由对口地区帮助灾区进行重建；二是对口支援可以是资金、物资的支持，也可以是对灾区投资项目、修建道路、完善设施、帮助灾区发展生产等方式进行，具体办法，可根据对口支援和灾区的实际情况而定；三是可以通过帮助灾区培养人才、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等方式进行。总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手段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第三，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毫无疑问，灾区重建必须有政策的支持。那么，在灾区重建过程中，应当出台哪些政策呢？一是出台强有力的金融政策支持。在金融政策紧缩的情况下，凡是涉及灾区重建的项目、投资等，都要一路开绿灯，不受任何政策的限制，都要以最大的力度予以支持；二是出台针对性极强的税收政策。对所有灾区重建项目，一律在五年之内实现免税政策，不征收任何税收，全部用于灾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必要时，还可放宽时限；三是出台其他扶持政策。 （编辑：杨日）

❸ 灾后重建发挥财政的作用

1 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加大对灾区的支持力度 帮助灾区实现灾后经济内发展
2对人民生活的保容障作用 加大财政支出 保证受灾人民的正常生活 建立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3税收调节的作用 对灾后恢复重建给予税收优惠

❹ 汶川地震后我国经济发展会怎么样

在一定情况来下 ,我国的经源济会因为此次地震而造成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限制,但是,我国不会因为地震而减缓经济高速发展的现状,根据现在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还要持续10年。我想说的是不要仅仅认为这次地震会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在夏季还有一场奥运会要召开，虽然在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奥运会之后，每届奥运会都会开始以盈利作为目标，但是，我想说的是但是，中国如果 在没有发生地震的话，很有可能不会把奥运会作为盈利项目，因为现在的中国最想跟全世界做的事情是把“中国”这个古老的而拥有优秀文化的国家推销出去，对，没错，就是以一种推销的姿态在面对奥运会，只要这次奥运会把中国的旗号打响了，对2年后的世博会又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我相信奥运会只是一个催化剂，中国真正想全球进行经济爆发的时间大概在2030年，那时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都已经迈入强国的行列。而这次地震，只是一个小插曲罢了，对中国的大致上的经济发展步伐没有影响，大概就像是一个已经在奔跑中的人，不小心被绊了一下，稍微失了一下重心，当他在 短时间内把重心调整过来后，还是会继续奔跑的。

❺ 灾后重建发挥的财政作用（政治题）

带动抄了周边城市的商业价值袭

运用公共财政手段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依法理财等指导原则.公共财政要通过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调节经济职能的有效发挥促进灾后重建

1 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加大对灾区的支持力度 帮助灾区实现灾后经济发展
2对人民生活的保障作用 加大财政支出 保证受灾人民的正常生活 建立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3税收调节的作用 对灾后恢复重建给予税收优惠

❻ 灾后重建四川产业的发展

不好意思，我走错门了 看一下亨廷顿的这篇文章吧，或许会有帮助

文明的性质

作者:亨廷顿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结果，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包括马克斯·韦伯、埃米尔·德克海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皮季里姆·索罗金、阿诺德·汤因比、艾尔弗雷德·韦伯、克罗伯、菲利普·巴格比、卡罗尔·奎格利、拉什顿·库尔伯恩、克里斯托弗·道森、艾森施塔特、费尔南·布罗代尔、威廉·麦克尼尔、阿达·搏兹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姆斯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这些作者和其他一些作者撰写了大量博大精深的著作，致力于文明的比较分析。视角、方法、焦点和概念的差异在这些著作中随处可见。然而，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

首先，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分歧。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文明化的是好的，非文明化的是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而且19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然而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多元文明。这意味着“放弃把一个文明解释为一种理想，或毋宁说是唯一的理想”，并意味着放弃一个假定：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文明化的，这个标准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即是，“仅限于少数特权民族或集团，即人类的‘精英”’。相反，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简而言之，单一文明的论点“丧失了其某些威望”，而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

多元文明是本书所关注的，但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的分歧仍然与本书有关。单一文明的观点已重现在关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世界文明的争论中。这一争论不可能持久，但探索各文明是否将变得更加文明化是有用的，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章所做的。

第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来，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被接受。一些人类学家甚至颠倒了这一关系，把原始的、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设想为代表了文化，而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和动态的社会是文明。然而，这些区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从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在德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德克海姆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

当雅典人向斯巴达人重新保证自己不会向波斯人出卖斯巴达克人时，他们用古典的形式提出了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因为即使我们倾向于此，也有许多强有力的考虑禁止我们这样做。首要的是，众神的形象和住所被焚烧和夷为平地，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此雪耻，而不是同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达成协议。其次，希腊种族具有同样的血统和同样的语言，有相同的神庙和献祭；以及我们相似的习俗；雅典人如果背叛这些将不会有好结果。

血统、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是希腊人共有的东西，也是使他们区别于波斯人和非希腊人的东西。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

根据文化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文明与根据身体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其结果有相当大的重合。然而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伟大的负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尤其包含了来自各种种族的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第三，文明是包容广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文明是一个“整体”。梅尔科继续说，文明

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文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同整体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它们的各个部分。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多于它们同该文明之外的国家的关系。它们可能更多地相互打仗和更经常地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将更加相互依赖，会存在普遍的美学潮流和哲学潮流。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意大利南部的村落文化可能不同于意大利北部的村落文化，但它们具有使自己区别于德国村落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欧洲社区也具有使自己区别于中国社区或印度社区的文化特征。然而，中国人、印度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大的文明实体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些文明。因此，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人们的认同有各种层面：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欧洲人、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文明可能包含大量的人，如中国文明，也可能包含很少的人，如讲英语的药勒比文明。纵观整个历史，一直存在着许多小的人类群体，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化，但缺乏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人们一直根据规模和重要性来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边缘的文明（巴格比），或者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或流产的文明（汤因比）。本书所关心的是，一般来说是什么决定了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

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可能而且确实重新界定过它们的认同，结果，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

第四，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博兹曼总结说，“世界历史正确地证明了下述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实际上，20世纪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都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之久，或者像拉丁美洲的文化一样，是另一个长期生存的文明的直接后代。

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们也会消失，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它们的演变阶段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详细说明。奎格利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梅尔科总结出了一个变化模式：从一个定型的封建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再从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帝国制度。汤因比把文明的兴起看作是对挑战的回应，在其发展过程中，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所造成的文明环境日益得到控制，接下来便是动乱时期，普遍国家兴起，然后崩溃。虽然所有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它们都认为文明经过动乱或冲突时期演变到普遍国家，再到衰败和崩溃。

第五，既然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单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当一个文明演变时，其政治构成单位的数量和性质一般也会发生变化。在一个极端上，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恰好重合。卢西思·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然而，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在现代世界，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最后，学者们一般在确认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在现代世界存在的文明上意见一致。然而，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总数，他们常常各执一词。奎格利认为，历史上有16个明显的文明案例，很可能还有另外8个。汤因比起先列出了20个文明，然后是23个；斯宾格勒详举了8个主要文化。麦克尼尔分析了全部历史上的9个文明。巴格比也认为有9个文明，或者11个，如果把日本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区分出来的话。布劳代尔识别了9个文明，罗斯托万内指出了7个主要的当代文明。这些差别部分取决于是否把像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样的文化群体看作在整个历史上曾有一个单一的文明，或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密切相关的文明，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后代。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人们对主要文明的身份都没有争议。正如梅尔科在考察文献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人们至少在下述看法上存在着合理的共识：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学者还加上了东正教文明，作为区别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文明。鉴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除这6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

这样，当代的主要文明可以列举如下：

中华（Sinic）文明。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一千年；或者存在着两个中国文明，其中一个在公元最初的世纪中继承了另一个。我在发表在《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把这个文用称为儒教文明。然而，使用中华（Sinic）文明一词更为精确。虽然儒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明却不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许多学者所使用的“中华”（Sin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以及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

日本文明。一些学者在一个单一的远东文明的称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然而，大多数学者不这样看，而是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印度（Hin）文明。人们普遍认为至少自公元前1500年以来。在南亚次大陆存在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相继的文明。这些文明一般被称为Indian、Indic或Hin文明，人们更喜欢用后者来称呼最近的那个文明。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印度教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中心。它“不止是一个宗教或一个社会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它经过现时代继续起着这种作用，即使印度本身有重要的穆斯林社区以及一些更小的少数文化。像“中华”一词一样，Hin一词也把文明的名称与它的核心国家分离开来，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当该文明的文化超越了那个国家时，这样做是合乎需要的。

伊斯兰文明。所有重要学者都承认存在着独特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然后迅速传播，跨越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并向东伸展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结果，许多独特的文化或次文明存在于伊斯兰文明之中，包括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马来文化。

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出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公元70O到8O0年。学者们一般认为它有三大组成部分，分布于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文明。然而，拉丁美洲有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认同。虽然拉丁美洲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后代，但它却是沿着非常不同于欧洲和北美的道路通进的。它具有社团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在欧洲的程度要小得多，在北美则根本不存在。欧洲和北美都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并且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虽然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拉丁美洲一直仅仅是天主教的世界。拉丁美洲文明结合了一些本土文化，这些文化不曾存在于欧洲，在北美也已被有效地消灭，而在以墨西哥、中美、秘鲁和玻利维亚为一方和以阿根廷和智利为一方两者之间有重大的不同。拉丁美洲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与流行于北大西洋国家的模式大相径庭。从主观上说，拉丁美洲人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上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说，“是的，我们是西方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声明，“不，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拉丁美洲人和北美人的大量文学作品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文化差别。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欢文明，或者被看作是与西方有紧密联系、但在它是否属于西方的问题上有分歧的独立文明。对于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国际政治含义（包括以拉丁美洲为一方和以北美和欧洲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说，后者是更恰当的和有用的称呼。

这样，西方就包括欧洲、北美，加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西方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国人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把自己的社会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和未来的土地；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甚至曾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这种把美国和欧洲相对立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至少直到19世纪末，美国同非西方文明只有有限的交往。然而，一旦美国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欧洲的更广泛的认同感就得到了加强。尽管19世纪美国把自己看作不同于和对立于欧洲，但20世纪美国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广泛的实体——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这个实体的领导。

于是“西方”一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以前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这样，西方是唯一的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这种确认方法是把文明从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中提升出来。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可以在地图上发现欧洲、美国和北大西洋，却不能在地图上发现西方。“西方”的名称也引发了“西方化”的概念，并促使人们产生使人误入歧途的把西方化和现代化合在一起的想法：更容易把日本没想为“正在西方化”而不是“正在欧美化”。然而，欧洲一美国文明被普遍归造西方文明，尽管这一术语有严重的缺陷，但这里仍将沿用之。

* 用“东方”和“西方”来识别地理上的区域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北方”和“南方”有被普遍接受的两极的固定参照点。“东方”和“西方”却不具备这样的参照点。问题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是东方和西方？这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何处。西方和东方最初大概是格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然而，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远东实际上是远西。对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来说．西方意味着印度，而“在日本‘西方’通常意味着中国”。见威廉·E·纳夫（从日本观点看“东方和西方”问题的回顾），载于《比较文化评论》杂志第13－14期，1985秋和1986春，第228页。——原书脚注

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除了布罗代尔之外，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都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非洲文明。非洲大陆的北部及非洲的东海岸属于伊斯兰文明。历史上，埃塞俄比亚构成了自己的文明。在其他地方，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活动带去了西方文明的因素。在南非，荷兰、法国，然后是英国的殖民者创造了一个多板块式的欧洲文化。最重要的是，欧洲的帝国主义把基督教带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大陆。在整个非洲，部落认同普遍而强烈，但非洲人的非洲认同感也在日益发展，可以想象，由于南非可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核心国家，这个地区可能会粘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文明。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第五个宗教佛教的情况有所不同。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佛教早期分裂为两个主要分支，而且它像基督教一样，没有在其诞生地幸存下来。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乘佛教被输出到中国，随后输出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在这些社会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适应于和被吸收进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国适应于儒教和道教），并压制它。因此，虽然佛教仍然是这些社会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社会并投有构成、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佛教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小乘佛教文明的东西确实存在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此外，西藏、蒙古和不丹的人口，历史上曾认同于大乘佛教的变种喇嘛教，这些社会构成了佛教文明的第二个区域。然而，佛教实际上在印度绝种以及它之适应于和被结合进中国和日本的现存文化，意味着它虽然是一个主要宗教，但却一直不是一个主要文明的基础。*

*那么犹太文明又如何呢？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很少提到它。从信仰者的人数奉着，犹太教显然不是一个主要文明。场因比把它描述为一个从早期叙利亚文明中演变而来的被抑制了的文明。它在历史上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联系，而且犹太人在几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保持在西方的、东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文明中。随着以色列的建立，犹太人有了文明的所有客观认同；宗教、语言、习俗、文学、体制以及领土的和政治的家园。但是什么是它的主观认同呢？在其他文明中生活的犹太人的文明认同程度各有不同，从完全认同于犹太教和以色列，到一般信仰犹太教和完全认同于他们居住地的文明。然而，后者主要发生在居住在西方的犹太人中。见摩德凯·M·卡普兰；《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费城：犹太教复兴运动出版社，1981版；初版于1934年），主要见该书第173－208页。——原书脚注

文章来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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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发展情况如何

回首10年，在抢救生命、重建家园、振兴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谱写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创造了一个个攻坚克难的奇迹。

有一种责任，叫先锋模范；有一种重生，叫自强不息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援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后重建被称为“世界性难题”，没有先例可循。

震后第一时刻，党中央作出指示，强调抢救人民生命是当务之急，尽力安排好灾区人民群众生活。灾后重建和发展中，党中央要求，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民生优先”原则。

有党作“主心骨”，有全国人民做后盾，灾区干部群众内生动力喷发。

10年生聚，沧桑巨变。穿行于灾区的山川城乡，一度破碎的山河已焕然一新，川陕甘41个重灾县（市、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全面超越震前水平。走近灾区干部群众，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华儿女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力量。

来源：新华网

❽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经济原因

灾后重建的六大主要任务 专家们提出，应进一步明确灾后重建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家园重建。灾后重建首先要让灾民有房住，接下来还得让灾民建设拥有自己的永久性住房。安居才能乐业，家园重建是灾后重建首先任务。 第二是设施重建。包括三类设施的重建，一类是生产与流通等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设施的重建；一类是社会活动等非经济行为，如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重建；一类是为以上两种活动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的重建。 第三是产业重建。就是要培育产业，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经济怎么搞，产业怎么聚集，怎么把企业引进来，怎么让企业发展，给当地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是要着重考虑的。 第四是城镇重建。要从区域范畴来考虑，而非就一个个单体来考虑。首先要考虑整个城镇体系怎么重新规划和布局，在此基础上，再一个一个城市，一个一个镇，一个一个农村，一个个居民点的重建。 第五是生态重建。这次汶川大地震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生态环境也要恢复和重建，为当地更好更快的发展、为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个任务也很艰巨，而且也很迫切。 第六是精神重建。包括灾民的心理重建，灾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结构重组问题，特别是要利用抗震救灾形成的一些新的值得赞赏和弘扬的精神，把它建设成一种新的文明，这是更为深层次的重建。 但专家们提醒说，灾后重建有一定的阶段性，同时要考虑可持续性。首先是临时安置性建设。应尽量做到早一天选址，早一天建设，早一天入住。在此基础上，推进新城、新镇和新村建设。要按照区域协调、城乡统筹、共同发展的要求，通盘考虑，认真分析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地位、性质与功能，明确城镇发展范围、规模、方向和作用，不断完善城镇功能。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推进新村建设，把部分居住点与行政村进行合并，把人口向中心村集中，向乡镇集中，向县城集中。与此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必须为当地更好更快地发展、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❾ 什么是灾后经济补偿性发展

是因为前期经济因受到灾乱的影响大幅下降，灾后经济得到恢复并在相关政策的影响下大幅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