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农业产生什么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业面临成本上涨、农产品进口增加、农业生态环境严峻等挑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发展“新常态”将对农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推动可持续发展?粮食高库存怎么办?三农领域将有哪些新改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就《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解读等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农办有关负责人回应了上述热点问题。
推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
在回答农业如何转方式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当前农业发展既有很大成绩,也有不少忧患,包括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农产品进口增加、粗放的农业发展方式带来生态环境损害。
陈锡文强调,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不能出大问题。所以今年一号文件的第一条仍是强调保障粮食安全,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优化,带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探索目标价格制度化解高库存矛盾
对于如何解决粮食高库存问题,陈锡文说,去年春播开始,有的地方就反映原有库存已满的问题。由于农产品国内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加工企业更愿意使用进口粮食,导致国内库存不断攀升。
对此,我国一方面实行了目标价格制度;另一方面,对一些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制度,关税配额之内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的实行高关税。过去一些地方执行得不严,走私情况不少。今后将更加严格管理,也减少对国内供给的冲击。
陈锡文表示,将在去年对新疆棉花和东北、内蒙古大豆实行目标价格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让市场在价格形成中起主要作用,让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逐步化解这几年形成的矛盾。
农村改革:确保改有所成改有所进
在回答关于农村改革问题时,中农办副主任韩俊表示,去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农村改革是重头戏。一系列农村改革举措、试点相继出台,如关于引导承包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关于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试点,特别是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供销社改革、国有林区和林场改革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今年要把已部署的改革抓紧落实,确保改有所成、改有所进。
韩俊强调,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三块地”的改革试点方案有关部门已经牵头落实。必须明确的是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还有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还是试点,试点任务到2017年完成。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央确立了“三条底线”,就是公有制性质不能改变、耕地红线不能破、农民权益不能受损。
新常态:挑战与机遇并存
对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农业的影响,陈锡文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率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对需求和财政收入都会有影响,对农业是一种挑战。一方面,如何生产出产品,让市场有更多需求,让农民有更多收入;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增长减缓情况下,如何保持国家对农业支持力度,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但是反过来,新常态也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大家更多地去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太关注产量多少,有利于推进农业转型、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生产结构、促进三产融合。”陈锡文认为,新常态下,青年农民带着资金、技术、管理能力返乡创业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进入新常态对农业是挑战和机遇并存,要抓住机遇,促进农业稳步发展。
⑵ 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挑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经济速度。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
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
7.7%,今年上半年为7.4%。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所决定的,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
业、物价、收入等保持稳定,经济增速低一点没什么关系,也很正常。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就
会受到影响,民生支出就难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回旋空间也会被压缩,保持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就会动摇。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增长动力的转化。转向新常态,意味着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原有动力加速弱化,新的动力加快形成。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
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原有动力减弱了,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完全形成,“创新红利”和“体制红利”的充分释放还需
要一个过程。从统计数据看,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
第
三个挑战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进入产业加快升级新阶段,是新常态的重要表现。在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多年来一直“高
歌猛进”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格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汽车销量增速也在放缓。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亮点很多,但由
于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领军人才和技术支撑不足等因素制约,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受经济减
速、增长动力转换和传统产业收缩等影响,过去一些隐性矛盾暴露出来。比如,就业。传统产业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换人”热潮兴起,如何依靠扩大服
务业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战。
挑战看似重重,新的发展潜力恰恰蕴含其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具有巨大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当,我们就能把潜力释放出来,把各种可能的风险与挑战化解掉。
⑶ 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⑷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六大问题、挑战:
第一个是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
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
第五个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方案。
第六个挑战是金融问题。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后到实体经济手中便贵了。
⑸ 面对农产品滞销农民该如何走出困境
近期,多地农产品滞销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在市场上缺乏话语权,尤其是议价权,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普通农民。面对农产品滞销,“悲情牌”往往成为舆论反应的路径。人们同情普通农民的遭遇,很多案例被媒体报道后,当事人多少能够获得一些帮助。
农产品滞销怪圈不仅在国内存在,在国际市场上,同样是一个周期性出现的普遍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农民之间会成立农产品协会,分享销售信息,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农产品滞销,最根本的方法是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农民获得主动权。
政府和行业协会适当的引导也尤为重要。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就呼吁地方政府不要盲目发展水果产业,他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农产品滞销的重要因素。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扎实市场调研的情况下,一窝蜂地在本地推动种植某种农产品,结果在上市后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政府在制定农产品发展政策时,必须对市场有理性的认知和预判。
多年来,农产品滞销早就不是新鲜话题。农产品滞销,让每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感到痛心,谁都希望为受损失的农民撑腰鼓劲。但是,靠同情做出来的生意不会长久,只有熟悉市场规律,掌握现代技术,才有可能走出“谷贱伤农”的周期律。
来源:中国青年报
⑹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新形势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⑺ 新常态下,"三农"县域业务经营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
随着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日益突显,各地农村银行机构积极顺应经济金融回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答“抓发展、控风险、推改革、强素质、树形象”的工作主线,以创建“三好银行”为推手,着力推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续深化改革,防控重点领域风险,实现更高起点、更高层次的科学发展。作为县级法人机构的农村商业银行应如何适应新常态,培育金融发展新动力,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业务转型发展已迫在眉睫。
⑻ 新常态下,如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随着新时期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机化发展增速有所回落,同时也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需要认真研究、科学谋划。我感觉,这些新情况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国家扶持政策来看,力度不断加大,但资金规模不可能像前些年那样跳跃式增长。 1.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报废更新、深松地也纳入了补贴范围,下一步,在坚持“缩范围、降定额、促敞开”的同时,开展新产品补贴试点,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需求。近几年,涉农项目的整合力度逐年加大,不少项目被整合,但农机补贴没被整合,而且近年来基本保持了237.5亿元的规模,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农机补贴政策实施成效的肯定和对农机化的重视。下一步怎么进一步完善需要继续研究。 2.大的政策方面,《农机装备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0》,去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把农机装备作为十大重点支持的领域之一,农业部、工信部已经做了多次调研、论证,报经国务院批准,由发改委、工信部、农业部共同发布实施。 3.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将农业机械化作为主要一节,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受到国家的重视,怎么将这些扶持政策落实需要研究。第二个方面,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对农机品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要求。7月30日在吉林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调整座谈会上,韩长赋部长提出九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很多需要农机装备支撑。2015年,棉花种植面积减少530万亩,玉米减少3000万亩,大豆、饲草作物增加。农机如何适应,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个方面,从农民需求看,呈现多样性。随着土地流转进程的加快,种植大户、合作社大量涌现,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对传统机械的需求是品牌化,价格因素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同时,随着人工成本的上涨,经济作物机械迫切需要解决没有机械可用的困境。第四个方面,从生态文明建设看,符合绿色环保要求的农机产品应是支持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