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网络经济下国际分工的新形式和新格局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摘要] 国际生产网络是国际产业分工发展的最高形态。在国际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起核心作用。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向纵深发展，国际生产网络不断深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被动地、过度依赖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也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发展的最佳选择是自立发展模式，过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将会遏制东道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并会损害自立发展的根基。
一、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最新发展
新世纪之初，国际产业分工向纵深发展，国际生产网络不断深化，中国成为首选之地。国际生产网络是指共同参与某特定产品或服务制造过程的不同国家的企业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协作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跨国公司起核心作用。它们将产业或服务的制造过程进行分解，并根据不同生产阶段或功能对生产要素和技术的不同要求以及不同地区成本、资源、物流和市场的差别，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最有效率的区位配置，以获取最大利益。
国际生产网络是国际产业分工发展的最高形态。新世纪之初，国际生产网络不断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制造业中，国际生产网络继续快速扩张。2001—2004年间，美国的产业转移增加很快，转移的目的国家和地区是墨西哥、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根据康奈尔大学一项调查，2004年1—3月，美国有255家企业转移出了美国。其中，69家转移到了墨西哥，58家转移到了中国，31家转移到了印度，39家转移到了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35家转移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2001年进行的类似研究相比较，当时，只有25家企业转移了中国，实际上，美国发生的变化只是整个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一部分，中国将是最大的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将吸引全球产业转移的1/3。
第二，在服务业中，高附加值的服务转包活动开始活跃。最近几年，一些高科技跨国公司开始将它们的高收入、高附加值职业转移到海外去。这些工作包括集成电路的设计，工程，样本制作，测试，咨询，医学诊断，统计分析，汽车和航空设计，计算和设计，以及制药和纳米技术研究等。正是由于这类工作的转移，2003年，美国的高技术人员失业率开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譬如，电力工程师的失业率达到了6.2%，为20年来的最高水平。
第三，在研究和开发中，由研究开发人员工资率巨大差别所引致的新一轮国际化开始兴起。这一点有点像制造业中的国际化过程，涉及的产业主要包括新兴产业，如微电子、生物技术、医药、化学和软件产业等。据Garter的估计，到2005年，美国技术开发工作的10%将会转移到海外进行。根据另外一个研究的估计，到2008年，全球5%（大约27万个）的研究开发人员将来自低成本的印度、中国和东欧地区。
上述分析也为我国的数据所证实。譬如，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并突破600亿美元大关，而国际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最近几年则连续下降。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研究和开发基地的首选地之一，已经建立的研究和开发机构多达700多家。
二、目前国际生产网络的深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第一，国际生产网络的深化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度依赖资金和自然资源以及环境污染为代价的数量扩张型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高的集约型转变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伴随着这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是更多的制造业、服务业以及研究开发领域中的高附加值投资机会。这意味先进的技术、资本设备以及发达国家、甚或是世界市场营销网络的带入。
第二，机会难得。这种国际产业发展的机遇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都可以遇到和获得的，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际生产网络、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的建立和发展是几十年来在和平稳定环境中孕育起来的。但是，它极容易受到重大事件的影响而发生中断，如大规模的战争。
2）就对跨国公司母国的影响来讲，也很不明朗。发达国家对这种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持有强烈的怀疑和批评态度。譬如，这次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担心：“如果连高薪的就业机会都转移到其他低工资的国家之中，发达国家将来干什么呢？”
3）就对东道国的影响来讲，这种生产网络也不稳定。处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发展国家和地区都不满足于自己目前的地位，希望能够不断提升。譬如，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的国家，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进一步从事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活动。这种升级会对从事产业转移和国际生产网络建设的跨国公司形成巨大挑战。因此，这种国际生产网络能够维持多久、发展到何种程度，现在还很难判断。这需要我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充分利用这种机遇。
第三，这种网络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更有利于缓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强烈冲击。譬如，技术引进方面。如果采取传统的技术引进形式，许多技术我国可能根本引进不来：一方面，跨国公司不愿意转让它们比较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政府还以各种理由限制我国的技术进口。但是，如果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所进行的产业转移，那么，这种技术便可以进入我国，也更容易得到跨国公司母国的批准。譬如，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0.12微米芯片生产技术很难想象会通过技术引进的形式进入我国。又如，在出口方面。尽管在我国的出口增长中，来自跨国公司和加工贸易的贡献带到了60%左右，我国的出口在世界市场还是成为众矢之的。加入WTO之后，尤其是最近两年来，有关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特殊保障措施限制的报道几乎天天都有。世界上，每6起反倾销中就有一起是针对我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国的出口全部由国内企业生产，并且全部来自一般贸易，那么所面临的外部出口形势会更严峻，而且，我国的出口将难以再进行大规模的扩张。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被动地、过度依赖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也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第一，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之间，不能紧密衔接，容易造成当地产业、从而经济发展的波动或中断。譬如，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了跨国公司制造活动进一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但是，这个时候，当地的高层次价值增值以及营销活动的能力却没有培养起来，或者跨国公司的高层次价值增长活动没有转移过来，从而形成整个经济以及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断层或中断"现象，引起经济发展的巨大波动。
第二，依靠跨国公司的制造能力转移以及研究开发活动转移所建立起来的相应制造和研发能力比较零散，也很不匹配，因此，很难有机地形成一个整体，形成整体性的国家竞争优势。
第三，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体，跟随性很强。绝大部分的技术和产品都是通过引进形成的，创造性的东西较少。而在现有的技术和产品路径下，很难超越发达国家，也很难真正为人类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管理和营销文化的发展提供新鲜的血液。
三、充分利用国际产业格局深化机遇，促进我国经济的自立发展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发展的最佳选择是自立发展模式。它始终是以培育、促进民族企业成长、壮大为核心。就对外开放来讲，放宽或加强对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控制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应以不损害当地企业的成长为限；同时，跨国公司只是促使当地企业发展的一个配角，而不是相反。超越了这些限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将会遏制东道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并会损害自立发展的根基。反之，如果外国直接投资介入适度，则跨国公司还会促使当地企业的成长及经济自立目标的实现。
第一，我们要充分、有效地利用这次国际产业格局发展的机遇，促进我国制造业、服务业以及研究和开发的大发展。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格局是许多国家羡慕、甚或嫉妒的，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和保护。我们绝不能自断与世界经济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
第二，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参与国际生产网络以及加入到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之中就能自动发展起来，而必须坚持自立发展，大力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1）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当的保护。没有对当地市场的保护就没有了当地企业独特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就减少了当地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和平台。那种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不需要对当地市场进行保护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在加入WTO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发展出WTO规则允许的市场保护的新方式和政策手段。譬如，可以通过比较完善的政府采购体系来定向地提供不同产业的国内市场，变市场保护为定向的市场需求。又如，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和国家标准等来构筑无形的市场保护网络。
同时，在传统的贸易或生产保护逐渐淡出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在产品的贸易或交换，以及生产领域之外的阶段和功能上进行政府政策空间的创新和开拓。譬如，在竞争前领域中，或者在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上。如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上尽量将企业的投资社会化，从而实现对企业的间接补助和支持。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企业创新和技术升级，形成一种国家创新的工程和战略。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当地产业或制造业的有机整合，以及从低成本生产阶段上的突破和升级。
（2）积极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是我国20多年来改革和开放的努力方向，也是决定我国整个经济发展前景的最关键因素和环节。作为一个转型经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私营企业的发展长期受到压制，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尚没有最后完成；另一方面，市场开放以及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也对我国市场机制的建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我国市场，除了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利益差别以及相互博弈所造成的区域性分割之外，还有不同跨国公司以及制造、研究开发和市场营销等不同功能上相互错位、相互独立和隔绝所造成的产业上和产品上的分散化。这些都大大限制了我国整体市场的形成和规模经济的发挥。这些都需要市场力量的整合。只有在众多不同系统之上的创新才能突破和自立起来 。
（3）自觉地有意识地引导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即便是在市场体制已经完全建立并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对这种机制的运行提供一些长远的、战略性的引导和拉动。譬如，通过军事采购，或政府采购的形式提出新的高技术和高技术产品，从而资助、引导和拉动整个产业和市场的发展方向。或者将市场上潜在的产品和技术纳入到政府或者军事的采购清单中，提供大量的资金，相当规模的市场来促进或引导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拉动当地产业的发展。这是美国许多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的普遍做法。
总之，在开放条件下，实现我国产业发展与跨国公司转移来的国际生产能力之间有机融合的关键是在自主创新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形成新的综合和发展。这也是新的国际环境下，自立发展模式的核心内涵。
❷ 当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有哪些影响
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发展的影响：一、金融危机加快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有助于我国话语权的提升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英德法意日加组成的七国集团（G7），由于囊括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协调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对发达国家，也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分水岭，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为标志，G20逐步取代G7，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以前，G7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们坐在一起就可以对全球经济“发号施令”，如今不行了，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国际分工链条当中。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在相对减弱，新的力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没有这些新兴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很多全球经济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机构的一些高级职务由中国人来担任；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已有较大跃迁，基本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角色转变。当然，这一过程是比较曲折艰难的，需要经过不懈努力，才能继续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二、大宗产品价格走低有利于我国改革发展近期，黄金等贵金属价格出现大幅暴跌，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了稳中趋跌的态势，这里面固然有国际游资炒作、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美元指数变化等因素的作用，但从基本面来看，刚需不足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放缓，暂时告别了高增长期，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全球经济的低迷，必然造成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价格回落应该是迟早的事儿。由于我们是石油、铁矿石等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东西便宜了，我们进口开支节省了，企业的能源原材料成本随之降低了。过去几年，新兴经济体出现严重通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当前价格下降也使过去饱受困扰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缓和。另外，长期以来，在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下，我国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被压低，虽然在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改革没有到位。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降低，国内的通胀也相对温和，为加紧推进这方面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空间。我国应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切实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和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外需收缩和摩擦增多等因素直接冲击我国出口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明显不足，国际机构一再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包括寄予厚望的美国经济，增速从1.9%下调到1.7%。一直以来，信用卡和与之伴随的借贷消费模式风靡美国，而金融危机则给美国民众的消费理念带来巨大冲击，3年内约有500万个美国家庭关闭了信用卡账户，再加上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人还不敢大笔消费。欧洲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各国财政紧缩，如希腊，过去3年，经济萎缩了1/5，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了1/3，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美欧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他们的日子难过了，买我们的东西就少。以前我们出口增长一般都是每年20%多，现在很难保持两位数，去年是7.9%，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力争增长8%左右就不错了。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增长快，贸易增长也快，经济增长降下来，贸易增长也降下来。2012年全球贸易的增速只有2.5%，低于过去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根据WTO预测，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也只有3.3%。最关键的是，每当世界经济处于扩张期，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积极倡导自由贸易，而当世界经济处于低迷不振的时候，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祭出贸易保护的大旗。2012年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就比较猛，我国共遭遇21个国家发起的7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市场需求减弱、竞争加剧，各国贸易政策愈加“以自我为中心”，各种贸易投资壁垒明显增多。今年以来，我国遭遇的贸易保护更是由传统制造品扩大到光伏等新能源领域，使得我国新能源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复杂化趋势，贸易摩擦将贯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全过程，应对贸易摩擦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四、热钱大进大出加大我国金融风险热钱，又称游资或叫投机性短期资本，是为追求最高报酬以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热钱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牟取暴利，它在国际市场上兴风作浪，翻云覆雨，快速进出市场，制造狂热气氛，然后在高价位时悄然出货套利而走，掠夺巨额财富，甚至引发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现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都在想方设法救助经济，推出量化宽松甚至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货币在全球大规模流动。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改2012年相对平稳的态势，出现急剧攀升，其背后有大量国际热钱流动的因素，特别是造成短期内人民币快速升值，给我国出口行业等带来巨大压力。2013年1至5月，我国有4000亿元左右来自于境外热钱流入。热钱大规模流入使得我国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压力大增，前五个月我国外汇占款投放高达1.58万亿元，是上年全年的3.2倍。热钱主要为追逐利差、汇差，人民币1年期存款利率达到3.5%，大大高于近乎零利率的美元，或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2%，特别是前5个月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高达5.6%。热钱“有进就有出”，近来对美国提前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逐渐增强，热钱开始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撤退。这意味着投放到市场上的人民币规模相应减少，6月底所谓的“钱荒”，与此也有很大关系。热钱的快进快出，不仅造成较大金融风险，而且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造成了很大压力。热钱来时有冲击，走时也有风险。五、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带来严峻挑战在WTO的日程表中，多哈回合谈判始终是一项重要工作。但原定3年的谈判期限一拖再拖，如今已进入第12个年头，而且由于各方不愿妥协退让，多哈回合几乎成为“鸡肋”，谈判前景不被看好。与多边谈判陷入僵局相比，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双边谈判大有取代多边之势。奥巴马政府已经在全面推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近期又启动了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无论TPP，还是TTIP，其目的是重塑新的贸易规则，重掌国际贸易领导权，谈判排除的都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其咄咄逼人之势溢于言表。TPP协定对我国经贸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欧美之间达成协议，将成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美欧关税降至零、覆盖世界贸易量的1/3、全球GDP的1/2。很大程度上，TTIP将改变世界贸易规则、行业标准，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将被彻底边缘化。这样对我们来说，在制定新的投资、贸易等规则的时候，我们无法参与，欧美贸易和投资标准的提高，促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得不进一步进行新一轮改革。六、创新竞争力有被拉大的风险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然而，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我国创新能力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差距面临再次被拉大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带来了大量中低端技术，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由于当前我们制造业的一些传统比较优势在丧失，比如，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成本呈显着上升趋势；随着房价的飙升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推进，土地成本大幅提高；近年来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30%以上，我国出口价格优势不再；雾霾天气等使得老百姓对环保的要求日益提高，制造业环保成本大幅增加等等，一些跨国企业开始从我国回流到本土，或转战东南亚等地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外资流入我国速度开始放缓，技术引进步伐也相应放慢。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中低端技术，需要的高端技术，而高端技术欧美国家从来都是严格封锁的，我们引进不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
❸ WTO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协调国民经济发展。
2、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促进生产力发展。
3、节约社会劳动，增加生产总量，可以阻止利润下滑，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4、增收关税，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资本积累。
5、推动对外关系发展，是对外经济关系中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形式，是发展对外关系的纽带和手段。
6、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经济稳定。
7、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进口国内市场需要物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8、有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参与国际分工。
9、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创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10、有利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宏观调控和提高行政效率
《2003年春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预测：2003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达6800亿到700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到13%；其中出口额3500亿到3600亿美元，增长8%到11%；进口额3300亿到3400亿美元，增长12%到15%。贸易顺差将较上年大幅减少。全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仍将保持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
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重大障碍。
从国际收支平衡形势看，近期，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内需相对不足和供给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可能会因进口的过度增长而更趋严重。
2002年，累计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60起，其中反倾销案件45起，保障措施案件15起，涉及我国出口贸易金额达10亿美元。
WTO(或对外贸易）产生的动力：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分工扩大→促进→对外贸易→推动→国际分工→促进→经济一体化--促进→GATT→发展→WTO。
国际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二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三是国家的形成。
三次社会分工：第一次分工：畜牧部落从其他部落中分离出来；第二次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三次分工：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的产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在经济上的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大量有人身自由但失去了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人）；二是要在少数人手里积累起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大量货币财富（资本）；三是要有不断扩大的商品销售市场。
• 国际分工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工向国外的延伸。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国经济的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就形成国际分工。• 如同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国际分工也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对国际分工的发展也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及财政的影响分析
加入wto必将对我国经济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何定量估计我国加入wto的收益和成本，以使相关各方深刻理解加入wto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经济活动中各部门、机构间的复杂联系，本文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相对综合和全面地分析我国加入wto所带来的整体、结构调整、财政收入和区域性等方面的影响。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政策分析工具，它所能揭示的经济联系比部分均衡或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更为广泛。它通过比较在给定政策框架下的经济均衡状态和有一定外生冲击或政策变化下的经济均衡状态来估计外生冲击或政策变化的影响。估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影响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应用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在此所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一个针对我国经济的多部门、多区域的动态模型，它考虑了我国经济在外贸方面的一些结构特征，如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区分等。本文反映了运用这一模型的分析结果。
一，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及财政的影响
由于我国加入wto的全部方案将在5年的过渡期内逐步实现，我们在此运用递推动态的模型来估计我国加入wto的影响。我们首先建立一个未来10年在不加入wto以及没有贸易和其他改革情况下的基准增长情景，它提供了与其他方案比较的参照系。然后我们模拟与基准情景相对照的加入wto的情景。加入wto的情景在基准增长情景的基础上，假设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并且在 2005年完全实现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变化：一是工业品的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二是农产品的关税削减和关税配额机制的引入；三是分阶段取消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多纤维协定配额。由于数据和建模技术的限制，我们的模型分析只是集中于商品贸易方面，没有包括与wto成员地位相关的一些其他重要方面，如开放服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的保证等。
1．总体收益
加入wto将会使我国获得较大的效率收益。这一收益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即资源再配置效应和内生增长效应。前者指根据比较优势而重新配置资源所导致的配置效率的提高，后者则反映对外贸易的扩张和外资的进入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因为它们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和技术的引进与吸收，从而有利于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
模拟结果表明，在仅考虑资源配置效应的情况下，与基准情景相比，在2005年我国加入wto的各项承诺完全实现后，实际gdp增加148亿元(1997年价格)，即比基准情景提高1．1％。由此导致gdp增长率在2001—2005年期间年均提高0．24个百分点。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外贸和投资扩张所导致的内生增长效应，我们估计加入wto将使我国的gdp增长率在未来10年间平均每年约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
2．结构调整
整体的经济效率收益并不是在各部门间平均分配的，加入wto将导致较大的结构调整。由于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出口限制的取消，纺织和服装部门是我国加入wto的主要受益者。而另外一些部门即日前受到较高保护的部门和部分农业部门(如汽车、食用油、小麦等)受到的冲击较大，其产出水平和就业与基准情景相比都将有所减少。
3．劳动力转移
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相应的调整成本。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和替代可能是最主要的调整成本。特别是由于目前我国农业部门所占的就业比重较高，农业部门的收缩意味着部分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与基准情景相比，从2001年到2005年，大约有270万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其他部门。考虑到改革开放20年以来有1亿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由加入wto而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调整是可以承受的。
“多纤维协定”配额的取消和全球纺织品市场的扩张，对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纺织和服装行业部门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性，它们的增长将有利于解决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模拟结果也表明，到2005年纺织和服装行业与基准情景相比会增加约240万人就业。
4.收入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加入wto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整体上为我国带来较大的收益，但收入分配状况却有可能因此而有所恶化，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保护的成本会逐渐增加。虽然通过进口保护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提高农民的收入，但这却是不可持续的。加入wto将使农业部门受到一定冲击，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的收益少于城镇居民。模拟结果表明，与基准情景相比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仅提高1．1％，而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则增长1．4％。
5．地区差距
加入wto可能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通过区分广东省和其他地区的两地区模型的模拟分析，我们发现广东省在gdp增加上所获得的收益约占全国总收益的一半。
我国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由沿海地区的省份实现，其中仅广东省就占40％以上。同时，由于大量的加工贸易，沿海地区的出口部门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很弱，出口活动所需的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品主要依赖于进口。沿海地区出口部门对内地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大量便宜的内地劳动力流入方面。在这种外贸格局下，我国加入wto所导致的贸易扩张，将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沿海地区的贸易扩张对内地经济的辐射能力很弱，对内地需求的扩张带动力很小，相反，它将促使更多的生产要素由内地流向沿海地区。这将导致沿海和内地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且，由于沿海地区相对优越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条件，以及人口较为集中，从而具有较强的市场辐射力，加入wto后外资的流入也会更多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因此，沿海地区将是加入wto的主要受益者，而内地省份，特别是一些主要的农业省份，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
6．财政收入
模拟结果表明，加入wto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增长，它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是积极的，2005年财政收入将比基准情景有轻微的提高。但由于关税削减和出口增加导致退税增加的因素，财政收入的增加幅度将小于gdp的增加幅度。在2005年关税平均税率约削减40％，但由于进口比基准情景增加16％，关税收入将减少约30％。进口增加也相应导致进口增值税收入的增加，2005年它将比基准情景提高11．8％。由于增值税率较低的农产品的进口增加较多，所以进口增值税收入的增加幅度小于进口增加幅度。
由于生产的扩张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收收入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企业所得税收入则有轻微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加入wto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后，一些国有贸易公司将不能借助其垄断地位而获得相应的寻租机会，其利润将相应减少，从而导致总的企业所得税收入的轻微下降。出口的大量增加也会导致出口退税支出的增加，出口退税支出和企业生产补贴作为总的负收入将要增加2．3％。
以上收入变化的结构特征导致对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由于关税收入是中央财政收入，而出口退税也由中央财政支出，因此，加入wto对中央财政的影响是负面的。在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将提高0．91％，而中央财政收入将下降0．31％。
二、政策建议
需要指出，上述模拟结果并不是对未来的精确预测。我们的分析是基于我国的比较优势，模拟在中美双边协议的若干条款的前提下可能产生的结果。现实世界的经济运行是多种决定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未来发展也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发达国家可能采取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采取新的对策，这些都可能使国际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减弱由于多纤维协定配额取消对我国纺织业和服装业带来贸易条件改善的程度。另一方面，一般均衡分析只是描述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结果，可以反映出经济运行的趋势，而在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贸易条件变化，也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我们的分析结果只是可为决策者提供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获得利益或机会，在哪些方面可能面临挑战或负面影响的信息，以主动进行政策调整，尽可能争取到我们可能得到的利益，尽可能减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存在和较低的人均可耕地水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会根本改变。这一国情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战略选择的基本决定因素。加入wto，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是与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相一致的。在未来10-20年，我国面临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wto即是这种挑战的具体表现，它对我国经济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我国应在加入wto的同时，对国内政策作出主动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使调整成本达到最小。
2．加入wto所带来的一项重要挑战可能是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在一个拥有50％以上农业劳动力的经济中，是不可能通过对农业保护的方式来保证农民收入的提高的。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由农村向城镇转移，这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由于加入wto可以使我国在向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出口方面更加有保障，加入wto在形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压力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为这一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未来的双边与多边谈判中，我国应当注意防止发达国家新的歧视措施，以保障我国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在国内应及早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实现他们的平稳转移，减少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冲击。
3．无论从城乡收入差距还是从沿海内地差距的角度来看，加入wto都有时能使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争取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积极支持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途径。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中央政府应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减少国内市场交易成本的方式促进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加强沿海和内地的贸易联系，同时，还应该减少目前出口部门和国内经济在体制上的分割，使外贸出口具有更强的带动国内经济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内财政和税收政策应当起到更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通过加强完善个人所得税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减缓加入wto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各利益群体较为均等地享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提高，防止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4．虽然关税水平有较大幅度削减，但整体的财政收入并不会由于加入wto而减少。相对于财政收入而言，加入wto对我国财政的更大挑战是在支出方面。无论是在加入wto的过渡期还是在过渡期之后，我国经济都会因此处于重大的调整和改革进程之中。政府在改善经济环境、调整经济关系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强。这将大大增加政府在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调整方面的支出负担。具体而言，这些增加的财政支出负担可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涉外经济管理方面，加入wto会直接增加在海关管理、卫生检疫、技术和环境标准检验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管理成本；此外，由于国际经济交往的增多和可能的经济纠纷的增加，国际间协商和谈判体系及其相关支持手段的建设，也会要求一定的财政支出。二是在加入wto初期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调整将造成一定的结构性失业，这要求政府在失业保险以及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并形成相应的财政支出负担。三是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将要求政府间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这可能导致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四是在短时期，仍可能需要增加农业补贴以保护农民利益不至于受损。五是由于收入分配状况可能恶化，政府在失业救济、扶贫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出将会增加。六是伴随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而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要求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增加。
加入wto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显然，它要求一个覆盖贸易改革、国内税收改革和财政支出体制改革的综合的改革计划。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改革不仅有助于加入wto的平稳过渡，也将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❹ 1。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有什么影响
外贸依存度,也叫对外贸易系数或贸易密度，最普遍的计算方法是进出口总额/GDP，它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大小的指标之一。当一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时,外贸依存度则会提高。一般说来，外贸依存度越高，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强，反之亦然。 外贸进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决定了外贸依存度变动的基本趋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迅速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国外贸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个百分点，分子比分母增长快，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是一个正常的变化过程。 我国外贸依存度的上升，与我国比较优势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基本一致，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表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外贸发展为我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一）工业化进程加快是外贸依存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积极深化改革，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加大对外开放，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制造业。目前，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外贸持续发展，外贸依存度也相应不断上升。 （二）经济全球化是外贸依存度上升的重要原因。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加速带来的贸易转移，使得外贸依存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迅速提高阶段，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同期，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2.5%提高到59.2%，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2001—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速高11.1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20.7个百分点。 （三）贸易方式因素是外贸依存度上升的直接原因。1991年以来，加工贸易占我外贸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上，2008 年占41.1％。由于加工贸易一进一出重复计算，加之相对于一般贸易，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只体现在国内增值部分，这在相当程度上推高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若剔除加工贸易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则会大幅下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四）服务业发展水平低是外贸依存度上升的结构性原因。GDP包括服务业，进出口只是货物贸易，服务业不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相对被高估。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在GDP构成中的比重已超过75％，而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为40％左右，这是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的结构性原因。 此外，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还与统计口径、计算方法和汇率有一定关系，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结构性、阶段性的特点，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必然变化过程。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的影响： 日本韩国就是带型的外贸依存度国家，而且依存度相当高。过高的依存度是会影响到经济的，比如日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挫就相当大，他的电子、汽车行业就是受到影响最大的，在拉到我国经济的三架马车中，出口就占了相当的比重，而且出口企业，如加工制造业都是吸纳就业人数的重点企业，有很多农民工都在里面工作，所以当其他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了，我国的出口企业必然遭殃，CPI自然下降，农民工才大规模失业。
❺ 全球产业分工，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对我国沿海经济的影响
产业全球化发展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
首先,就国际分工而言,产业内部分工代替产业间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
在新的分工格局下,特定行业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占据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环节,提供着价值链上最多的价值增加量;特定行业中竞争力强的若干少数国家占据寡头优势环节,提供价值链上相对较多的价值增加量;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国家占据不完全竞争环节,提供一定的价值量;而在价值链中不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只能占据价值链中完全竞争环节,在价值链生产中提供很小的价值增加量。
因此,从产业的国际竞争角度看,国际产业分工的内部化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全球化产业的成长过程,事实上就成为不断培育和积累竞争优势,由非战略环节一步步向战略环节挺进的过程。
其次,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影响下,国际贸易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产业内贸易代替产业间贸易迅速增长,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主体,加工贸易成为国际产业分工和交换的必要形式。
随着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复出口,或者海外加工直接转口,成为各国企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中普遍采用的形式。传统意义上完全由一国生产的纯粹“本国产品”的一般贸易出口会越来越少,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会越来越大,现代广义的加工贸易成为产业全球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主要实现形式,成为现代产业分工和国际交换的重要载体。
因此,加工贸易在新的分工格局下较之一般贸易更具普遍性,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在许多情况下将变得没有实质意义。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工贸易既是发展中国家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营销网络、促进出口和提升出口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它们利用外资带动国内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
❻ 国际分工对中国的影响
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03年04月14日
>>>>>>> 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的广度扩张，及其产品、技术、人力资源等在遍布全球的分子公司之间的跨国界流动。与以往年代的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不仅避免了依赖单一或分散的国家资源的传统限制，而且体现了—种在全球范围有效利用并整合全球要素的分工体系和分工协作关系，从而令当代国际分工呈现出日趋深化的特征。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分工深化格局中，中国当前处于何种地位?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又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寻求解答的核心问题。
>>>>>>> 一、国际分工的深化趋势及其动因
>>>>>>> 国际分工既是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形成的最基本动因，也是一国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作用的最核心基础。从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创立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分工已经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历程。国际分工的传统概念已经无法完整全面地反映当代国际分工的全部内容，国际分工的动力也不再仅限于自然要素的秉赋差异。从技术条件和制度背景上看，国际分工的深化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如果说通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使用全球资源的成本降低和远距离多时空经营交易的便捷可行是分工深化的技术条件的话，那么由投资政策自由化所引致的要素流动障碍的消除则是跨国分布和组织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大大扩展，因而是企业而不是国家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制度保障。
>>>>>>>> 分工内容的多层性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首要表现。当代国际分工实际是包含着不同产业之间、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等多个层次的分工。如果说古典国际分工的边界是产业的话，当代国际分工的边界则更在于价值链，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深化的崭新结果。价值链是指设计、制造、分销、服务等—系列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是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更加专业化的细分，从而导致从最终产品的分工向价值增值全过程的分工转移。传统要素密集度决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依然适用，但是要素的涵义已经大大拓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作用趋于减弱，而技术、信息、人才和创新机制等知识要素的作用趋于增强，并且这些要素具有高度的国际流动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价值链各环节所需要素的比重不一，因而，分工可以是传统所定义的劳动要素密集型产业、资本要素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要素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分工，也可以是同一产业同一产品的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
>>>>>>> 分工主体的多元性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又一表现。古典贸易理论主要揭示了国家间产业分工，并进行相互贸易，以提高收益的依据，其对应的环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分工。直到上个世纪末，对国际分工格局的理论论述仍然是以发达国家间的水平分工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表现为：发达国家间大量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大量进行的产业间贸易；发达国家专业化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
>>>>>>> 而今天，传统分工的国别边界已明显弱化，是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成为分工的主体。分工关系从国与国转变为企业与企业之间，而这些企业中的相当部分是受制于同一个控制体系或有固定合同联系的分包商，而非外部世界市场。其核心表现是大型跨国公司日益倾向于更加狭隘的专业化，而将越来越多的功能分包给分布在全世界的独立的公司；大型跨国公司日益倾向于更加集中在知识密集、非有形的功能如产品设计、研究和开发、管理服务及营销和品牌管理等增值环节，而将更多的生产性环节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合同制造商，甚至完全退出生产。
>>>>>>> 分工实现方式的多样性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另一种表现。国际分工的传统涵义是指各国生产者通过世界市场建立起的劳动联系，世界市场是传统分工实现的必由之路，通过世界市场上的国际交换实现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联系或分工关系成为必然的途径。但是，作为与世界经济相对应的企业形式，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得市场以外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发展，国际交换的内涵大大丰富。传统上被定义为超越国民经济的交换原来只是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之间，但现在也可以发生在同一国家(跨国公司设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同一企业(跨国公司内部)、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内。于是，国际间的生产联系并不一定通过外部市场建立，国际分工的实现方式从单纯依赖外部市场上的国际贸易实现分工，转向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并存的多元格局。在内部市场上，国际分工既可能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进行，也可能通过非股权式的分包方式进行。选择何种方式更多由产业特征或企业战略决定，而不是由传统上所谓的各国生产者的行为决定。
>>>>>>> 二、跨国公司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微观基础与主导力量
>>>>>>> 产业组织理论早已揭示了社会化分工是企业优于一般手工生产和家庭作坊的全部意义，早期的跨国公司将这种有效分工的范围延伸至国际，如今，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更将生产分工深入到价值增值的各个链接点上，从而为国际分工的深化提供了微观基础。
>>>>>>> 在非全球化环境下，尽管跨国公司的生产因其跨越国界而具有国际性，甚至因跨越多国而具有世界性，但是因为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分子公司在海外各点所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当地市场或返销母国，世界各国的生产过程之间并不具有内在的生产关联性。国际分工只是发生在最终产品之间，而国际贸易则成为国际分工实现的唯一途径。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当跨国公司进入区域一体化，甚至全球一体化经营阶段，分散在海外各地的子公司不再是独立运作或仅与母公司发生联系，而是保持着与母公司及其它分子公司间高度一体化的联系。跨国公司依据不同区位建立在要素密集度之上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进行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每一个海外投资企业所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分散、独立的海外某个市场，而是整个跨国公司体系所占据的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由此，跨国公司体系内产品、技术及人员在遍布全球的分子公司之间的跨国界流动程度更强，分工联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生产过程经由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活动建立起有机的内在联系，形成了“世界生产体系”的实体部分。这里，生产的含义不仅限于制造过程，而是广义的增值过程。在制造业领域，这种增值过程包括从研发、制造、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在服务业领域，增值过程更是贯穿于服务提供的全部阶段，比如一项保险产品的生产过程就包含了后台数据处理与服务、风险预测精算和产品设计，以及后期销售诸个环节。正是由于这种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导致在特定部门或特定产业中，核心跨国公司或跨国垄断巨头对全球该产业或部门的控制加强，令国际分工超越了产业和国家的边界，而转向企业内部、产品内部。
>>>>>>>> 在跨国公司看来，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各个分支机构的国别归属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各个分支机构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确切位置。全球价值链被分为三大环节：其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其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其三是营销环节，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零售、广告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当国际分工深化为增值过程在各国间的分工后，传统所谓的产业结构的国际梯度转移也因此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因此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中又可区分为上游生产(母板及中间投入品生产)和下游生产(终端加工)，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强，从而增值能力越是强；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弱，从而决定了增值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在跨国公司体系内的角色与地位的次要性及可替代性。这也正是众多东道国积极竞争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的动因之所在。
>>>>>>>> 三、在华跨国公司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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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跨国公司正通过其经营战略和组织战略的调整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产生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以来，跨国公司在华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投资，其一是委托加工，包括：(1)来料加工(由外国总公司免费提供材料，只委托加工；(2)来样加工(从国外获得样版，在中国制造同样的货品)；(3)来件加工(国外零件到中国组装，可以拆卸方式)；(4)补偿贸易(提供中方机器设备，以生产的产品偿还)。其二是直接投资，设立独资企业、合资企业或合作企业。相比于委托加工，直接投资具有更为长远的战略意图。90年代中后期以来，扩大在华直接投资规模和系列化产品制造是跨国公司全球化运作的重要组成，从制造性投资到应用性研发机构的设立、从分散设点到系统化布局，跨国公司不断强化着中国在其全球经营战略中的地位，中国也在有意无意间已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之中。
>>>>>>> 这种纳入固然使中国在传统国际贸易之外，获得了新的参与国际分工的途径，为中国进入服务于全球市场的世界主流分工网提供了契机，但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是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基本动因，中国在跨国公司内部化国际分工系统中被作为低增值环节生产基地的结果便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极易在国际间转移、极易遭受外部需求约束和较低增值能力的影响，在中国向世界供应的生产规模急剧增长的同时，中国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并未获得同步增长。所谓中国通货紧缩输出论恰恰从一个反面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实际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
>>>>>>>> 如果说开放之初，中国在引进跨国公司时的首要目标是后者带来的资金、后者带动的出口的话，那么现阶段，我们的目标应该升级为后者所能带动的技术进步和后者对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作用。相比于资金投入和出口促进，跨国公司在转让技术和开发技术方面的贡献难如我愿。表现之一是跨国公司并不会因为我国内出让了市场而无偿出让专利技术，甚至即使国内支付了高额的专利费或技术转让费，获得的也并非是一流或前沿的技术；表现之二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所进行的当地化研发仍是受控于其全球化运作和全球化资源整合的战略需要，廉价延揽中国国内高科技人才，从事应用性研究仍是普遍的动机。
>>>>>>> 于是，从“七·五”到“十·五”规划的近20年中，尽管跨国公司的投资明显促进了电子、电器、汽车、通讯设备等这些新兴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但这些产业又在相当程度上是采用较高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即以主要部件的进口装配为典型特征，在技术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比如中国汽车工业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如一般的铸件和机械加工件，而高新技术零部件，如电喷系统、ABS、安全气囊等机电一体化产品则需进口。中国计算机产业并不具有自我开发的操作系统和中央处理器，生产商完成的主要是进口部件的组装工作。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全行业并购，既控制了国内原有产业集群和产业分工链条的形成，又将并购后的企业固化于全球价值链的某个环节，令中国的产业升级相当程度上受制于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和分工部署，国内感光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历程便是明证。
>>>>>>>> 四、世界加工厂：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
>>>>>>>> 近两年来，对中国现实分工地位的研究已经演化为有关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讨论和争辩。“世界工厂”的最初含义是指一个特定国家或区位的生产结果是向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制造品。世界工厂的形成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和生产的成熟发达，而且显示了这个国家或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能力，表现为占有世界工业品出口的相当份额。
>>>>>>>> 在19世纪的前70年里，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掌握在自己手中。19世纪末，发展中的美国也建立起大机器工业生产，美国在电气、汽车、化工、药品等制造领域对欧洲产生了极大的挑战与压力；20世纪70年代，日本迅速崛起，在众多被认为由西方坚不可摧的大企业所垄断的工业部门取得了全球性的领导地位，如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光学仪器、钢铁、造船、履带式雪上汽车、自行车、钢琴、拉链、收音机、电视机、音响设备、计算器和复印机等等，尤其是日本的电子、家用电器和汽车产品席卷全球市场，好不风光。
>>>>>>> 上述“世界工厂”的出现同时还伴随着一批主导企业和品牌的诞生及发展，由于这些企业在世界制造业领域的垄断性优势，被誉为“世界工厂”的特定国家或区位因此具有主导世界范围众多制造领域的创新产品、生产潮流和生产标准的领袖地位，例如，在日本作为“世界工厂”的年代，汽车业的丰田、日产和本田；家用电器业的松下、东芝、三菱和日立；钟表业的精工舍、西铁城和东方表等等厂商和品牌在世界市场上都是耳熟能详的。
>>>>>>> 对比而言，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的制造业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的目标仍非常遥远。尽管中国已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企业及其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度和影响力微乎其微。1985-2000年的15年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从20亿美元增至410亿美元，同期，中国出口额从260亿美元增长为2490亿美元。1991年，中国所有产业的出口中外国子公司所占份额为17％，制造业中占16％。2001年，所有产业出口的50％和制造业出口的44％来自于外国子公司。
>>>>>>> 客观估计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分工中的参与度及作用力需要跃出国际贸易这个单—的判断指标。表1显示1985-2000年间，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中技术产品方面的竞争力提高的速度尤其可观。1985年，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49％，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2％；非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则上升到87％，其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从1985年的3％提高到22％，包括通讯设备、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和计算机零部件在内的10种主要产品已在当今世界贸易中占相当地位。
>>>>>>> 然而我们不得不注意：1989年，外国子公司出口只占中国全部出口的9％，而2001年，这一比重已提升至48％；在高技术密集产业，外国子公司所占比重从1996年的59％升至2000年的81％，其中外国子公司在电子集成设备出口值中的比重增长了5倍，已达91％，仅英特尔的出口额就达4亿美元。2000年，外资企业在自动控制数据处理设备业的出口份额也高达85％，领先的IBM出口额为15亿美元，尾随其后的西格特和爱普生也各自在10亿美元上下。2000年，以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和西门子等为首的外国子公司占据了中国移动通讯业出口的96％，2001年，摩托罗拉的出口额比2000年的11．2亿美元又有所提高，达到17．3亿美元。而中国国内企业大多集中在低技术部门，尤其是玩具、旅行箱包和纺织纤维等方面。于是，以表1所判断的中国分工地位便不再可靠。
>>>>>>> 可以说，正是逐利的跨国公司选择了中国在其分工体系中承担起全球加工厂的角色，从而强化着中国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过渡的盲目自信。跨国公司的目标导向并非是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恰恰是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劳动要素密集的独特优势，将在中国的投资点作为其—下游生产性角色的固定化。200年前，当国际分工仅发生在原材料开采及加工制造之间(三次产业之间)，“世界工厂”显然比“原材料生产地”具有更强的增值能力，具有更高的分工地位。而在知识密集环节与劳动密集环节的分工体系下，在主要来自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将更多的生产性环节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合同制造商，甚至完全退出生产，让特别是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合同制造商从事生产的今天，“世界加工厂”的位置显然是极为被动且极具风险的，即便是“世界工厂”也并不是最大利益的获得者。在充当制造基地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及其品牌并没有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显要的位置，更别说是领袖的位置，这是中国目前被冠之以“世界工厂”的美名，而却截然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数个“世界工厂”的最大差异，也是最值得担忧的。只有当中国本土的企业有效吸收并转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积累起将国内生产要素与外来生产要素融合的竞争能力时，才有望使国家跨越自然资源秉赋所决定的静态分工位置，成功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自主性提升。
❼ 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哪些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一带一路”有利于构筑对外开放新格局
我国对外开放历经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开放、最后走向全面开放等几个阶段。受地理区位、资源条件、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发展不均衡，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
一带一路可以解决很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城乡市场互补问题、东西部区域市场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问题、沿海发达城市与内陆欠发达地区差距问题、市场中的就业问题等。
2、“一带一路”有利于优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计划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优化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由要素引入为主转化为要素输出与输入平衡发展，即在加大资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相关产业“走出去”力度的同时，也加强资源、能源和高新技术引入。
3、“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提高本国商品质量和完善服务体系，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具体来说，“一带一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化解过剩产能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推动低端制造业的区域转移；拉动中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带动沿海地区优化外贸结构；扩大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增强电力、高铁、工程、机械、汽车产业等相对成熟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最终在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合作与经济交流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稳步促进我国经济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4、“一带一路”有利于创新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方式
“一带一路”通过渐进式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全方位贸易服务往来等合作方式，为我国资本市场带来多产业链、多行业投资机会。
通过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及丝路基金，可以进一步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乃至世界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提高我国金融业务国际参与度和话语权。
这样既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拓展空间、扩大回旋余地，也减少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更有利于沿线各国在互利共赢理念下的优势互补，最终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稳步发展。
❽ 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我国有什么影响我国应如何应对它
经济来全球化的积极影响：经济全球化源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它促使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国际分工水品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查的提高，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为各国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1）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掌握这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现代信息技术，主导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左右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
（2）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这种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两级分化更加严重。一边是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
❾ 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发展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加快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有助于我国话语权的提升
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英德法意日加组成的七国集团（G7），由于囊括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协调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对发达国家，也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分水岭，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为标志，G20逐步取代G7，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以前，G7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们坐在一起就可以对全球经济“发号施令”，如今不行了，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国际分工链条当中。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在相对减弱，新的力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没有这些新兴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很多全球经济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
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机构的一些高级职务由中国人来担任；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已有较大跃迁，基本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角色转变。当然，这一过程是比较曲折艰难的，需要经过不懈努力，才能继续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二、大宗产品价格走低有利于我国改革发展
近期，黄金等贵金属价格出现大幅暴跌，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了稳中趋跌的态势，这里面固然有国际游资炒作、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美元指数变化等因素的作用，但从基本面来看，刚需不足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放缓，暂时告别了高增长期，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全球经济的低迷，必然造成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价格回落应该是迟早的事儿。由于我们是石油、铁矿石等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东西便宜了，我们进口开支节省了，企业的能源原材料成本随之降低了。
过去几年，新兴经济体出现严重通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当前价格下降也使过去饱受困扰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缓和。另外，长期以来，在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下，我国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被压低，虽然在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改革没有到位。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降低，国内的通胀也相对温和，为加紧推进这方面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空间。我国应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切实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和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外需收缩和摩擦增多等因素直接冲击我国出口
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明显不足，国际机构一再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包括寄予厚望的美国经济，增速从1.9%下调到1.7%。一直以来，信用卡和与之伴随的借贷消费模式风靡美国，而金融危机则给美国民众的消费理念带来巨大冲击，3年内约有500万个美国家庭关闭了信用卡账户，再加上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人还不敢大笔消费。欧洲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各国财政紧缩，如希腊，过去3年，经济萎缩了1/5，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了1/3，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美欧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他们的日子难过了，买我们的东西就少。以前我们出口增长一般都是每年20%多，现在很难保持两位数，去年是7.9%，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力争增长8%左右就不错了。
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增长快，贸易增长也快，经济增长降下来，贸易增长也降下来。2012年全球贸易的增速只有2.5%，低于过去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根据WTO预测，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也只有3.3%。最关键的是，每当世界经济处于扩张期，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积极倡导自由贸易，而当世界经济处于低迷不振的时候，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祭出贸易保护的大旗。2012年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就比较猛，我国共遭遇21个国家发起的7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市场需求减弱、竞争加剧，各国贸易政策愈加“以自我为中心”，各种贸易投资壁垒明显增多。今年以来，我国遭遇的贸易保护更是由传统制造品扩大到光伏等新能源领域，使得我国新能源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复杂化趋势，贸易摩擦将贯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全过程，应对贸易摩擦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四、热钱大进大出加大我国金融风险
热钱，又称游资或叫投机性短期资本，是为追求最高报酬以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热钱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牟取暴利，它在国际市场上兴风作浪，翻云覆雨，快速进出市场，制造狂热气氛，然后在高价位时悄然出货套利而走，掠夺巨额财富，甚至引发金融乃至经济危机。
现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都在想方设法救助经济，推出量化宽松甚至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货币在全球大规模流动。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改2012年相对平稳的态势，出现急剧攀升，其背后有大量国际热钱流动的因素，特别是造成短期内人民币快速升值，给我国出口行业等带来巨大压力。2013年1至5月，我国有4000亿元左右来自于境外热钱流入。热钱大规模流入使得我国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压力大增，前五个月我国外汇占款投放高达1.58万亿元，是上年全年的3.2倍。热钱主要为追逐利差、汇差，人民币1年期存款利率达到3.5%，大大高于近乎零利率的美元，或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2%，特别是前5个月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高达5.6%。
热钱“有进就有出”，近来对美国提前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逐渐增强，热钱开始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撤退。这意味着投放到市场上的人民币规模相应减少，6月底所谓的“钱荒”，与此也有很大关系。热钱的快进快出，不仅造成较大金融风险，而且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造成了很大压力。热钱来时有冲击，走时也有风险。
五、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带来严峻挑战
在WTO的日程表中，多哈回合谈判始终是一项重要工作。但原定3年的谈判期限一拖再拖，如今已进入第12个年头，而且由于各方不愿妥协退让，多哈回合几乎成为“鸡肋”，谈判前景不被看好。
与多边谈判陷入僵局相比，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双边谈判大有取代多边之势。奥巴马政府已经在全面推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近期又启动了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无论TPP，还是TTIP，其目的是重塑新的贸易规则，重掌国际贸易领导权，谈判排除的都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其咄咄逼人之势溢于言表。TPP协定对我国经贸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欧美之间达成协议，将成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美欧关税降至零、覆盖世界贸易量的1/3、全球GDP的1/2。很大程度上，TTIP将改变世界贸易规则、行业标准，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将被彻底边缘化。这样对我们来说，在制定新的投资、贸易等规则的时候，我们无法参与，欧美贸易和投资标准的提高，促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得不进一步进行新一轮改革。
六、创新竞争力有被拉大的风险
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然而，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我国创新能力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差距面临再次被拉大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带来了大量中低端技术，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由于当前我们制造业的一些传统比较优势在丧失，比如，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成本呈显着上升趋势；随着房价的飙升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推进，土地成本大幅提高；近年来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30%以上，我国出口价格优势不再；雾霾天气等使得老百姓对环保的要求日益提高，制造业环保成本大幅增加等等，一些跨国企业开始从我国回流到本土，或转战东南亚等地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外资流入我国速度开始放缓，技术引进步伐也相应放慢。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中低端技术，需要更多的高端技术，而高端技术欧美国家从来都是严格封锁的，我们引进不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