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因素一方面，但主要在于政府怎样决策，经济核心无非房子，车子，日用版品。你看目前建权好的楼房有几个能买的起，车子，日用品琳琅满目都卖不出去，为什么呢，不就是手头没有钱吗。怎么能运转经济链，那就看政府决策。
『贰』 简述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政府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将人口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适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专题座谈会，统筹考虑，协调部署，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和解决人口问题，把发展经济、开展计划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贫困、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地位、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等紧密结合起来。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综合协调，更加科学地制定和实施人口发展规划。2004年初，中国政府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已经提出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为科学制定国家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2006年2月9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未来十五年的人口目标是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十五亿以内。其在人口与健康领域确定的发展思路之一，即是控制人口出生数量，提高出生人口质量。重点发展生育监测、生殖健康等关键技术，开发系列生殖医药、器械和保健产品，为人口数量控制在十五亿以内、出生缺陷率低于百分之三提供有效科技保障。
另三个发展思路包括：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结合。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关键技术，显著提高重大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加强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以中医药理论传承和发展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与多学科融合，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构建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技术方法和标准规范体系，提高临床疗效，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研制重大新药和先进医疗设备。攻克新药、大型医疗器械、医用材料和释药系统创制关键技术，加快建立并完善国家医药创制技术平台，推进重大新药和医疗器械的自主创新。
纲要称，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效防治重大疾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和全民健康水平，迫切需要科技提供强有力支撑。为此，该纲要还将“安全避孕节育与出生缺陷防治”、“心脑血管病、肿瘤等重大非传染疾病防治”、“城乡社区常见多发病防治”、“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先进医疗设备与生物医用材料”等，确定为人口与健康领域科技发展的优先主题。
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看，中国人口的现状如下：
一、人口数量
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6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出生率为12.40‰；死亡人口849万人，死亡率为6.51‰；自然增长率为5.89‰。
2005年人口主要构成情况
单位：万人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二
通过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把经济本身作为价值取向的倾向。这给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里的影响包括，一方面，价值取向由传统的比较一致性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当占主导性的价值取向消失后，价值分化会导致那些曾经占过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同当今的经济价值取向之间产生冲突和一致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重视的问题是，无论价值上是冲突还是一致，都需要回到行为上来判断，由于中国人在评价自己和他人时具有价值评价标准上的两重性特征，进而导致中国人在价值冲突时仍然可能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倾向和价值一致时表现出行动上的不一致倾向。
三
光环效应又称晕轮效应，它是一种影响人际知觉的因素。这种爱屋及乌的强烈知觉的品质或特点，就像月晕的光环一样，向周围弥漫、扩散，所以人们就形象地称这一心理效应为光环效应。和光环效应相反的是恶魔效应。即对人的某一品质，或对物品的某一特性有坏的印象，会使人对这个人的其他品质，或这一物品的其他特性的评价偏低。
『叁』 人口增长对经济有哪些影响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人口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是不同时期争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有些文献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有些则强调积极影响。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最有影响的文献当推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马尔萨斯的先验假设是，粮食生产充其量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其结果是产生大量的“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只能以饥荒、瘟疫、战争等消极手段或独身、节欲等积极手段来消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隐含：1）人口增长受到粮食供应或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约束，当因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失衡时，只能通过消除过剩人口的办法实现平衡；2）从动态来看，如果经济发展，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人口的加快增长会将消费水平重新拉回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水平，即所谓的“贫困陷阱”。一方面，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被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补充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批判，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马尔萨斯的假设也未能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
『肆』 我国人口现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不利影响
中国人口总数大,对经济发展来说,利的是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使工业成本降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消费,但人口素质不高,高科技产业人才难觅,使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断增长,对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人们的节约和保护意识薄弱,对资源的需求量大,工业,农业,生活对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使中国的资源面临巨大压力.人口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多,再加上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够强,生态环境自然差
我国水资源总量2.8×104亿m3,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68个城市中,目前有400个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城市平均日缺水量为1600万m3,北京、山东、沈阳、长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个城市缺水,说明人口的增长,需求量加大).
粮食问题、土地问题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现在世界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85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未变,则每年将短缺1亿吨粮食和5000万吨蛋白质,将会有更多国家人民不得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
造成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于耕种的土地均已开垦,剩下的若开垦则需要大量投资.实际上各个国家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是极不平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扩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区甚至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城市、交通占地的不断增加,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虽然人们还可以通过改革耕作技术和增加农业投资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获得较高的收获,但目前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
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日趋尖锐.1953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18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5.5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万人,而耕地面积每年由于工业、城市、交通占地而减少40~50万公顷,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需要养活9.8人.预计到2050年,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顷,福建省只有0.04公顷.
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16.4亿,而耕地面积则下降到7300万公顷(由目前的9600万公顷),按16亿人均年消费粮食600kg计算,我国共需粮食9.84亿吨,需每公顷产粮13.5吨,而目前粮食单产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现在需要提高粮食单产2.7倍.达此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长才是唯一出路.
能源与资源的问题
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指的是不可更新资源,包括矿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总量中的38%,发达国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气消耗占总耗能额的65.8%,煤仅占18.8%,美国石油、天然气消耗额占总额的65.6%,煤占29.3%,而我国能耗特点是以煤为主,1990年煤耗占75.06%,石油、天然气仅占19.4%.
矿产资源：我国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矿产资源需求,已使我国在允许的人均矿产消费很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每年矿石采掘量达50亿吨,年人均5吨.总量超过了美国的采掘量.不仅造成资源的紧张,而又诱发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矿产品和加工产品又被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伍』 人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好处：
1.人口密度高，劳动力资源丰富；
2.大量的人口经过教育，将来会转变为宝贵的人力资源
3.人多了，市场就大，商机也就多。
4.人口基数大，敌对国家或集团对我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国家被征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坏处：
1.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
2.人口多，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多，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就业问题突出，竞争越来越激烈；
3.人口素质低，贫困人口多；
4.人口多，住房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老龄化问题突出。
采纳哦谢谢
『陆』 人口的聚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为什么会有城市呢？城市是靠什么发展壮大起来的呢？城市已经出现几千了，是人口的大量集聚导致的。大家为了相互方便合作集聚起来，形成各种城市，比如政治城市、商业城市、军事城市等。人们集聚在一起是为了相互的生存合作方便，为了共同的安全等目的。
现代城市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密度效益与人口的规模效益。城市的发展壮大，主要靠这两个动力推动。人口高密度分布在一起，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称为人口的密度效益。大量人口集中在一个地方，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称为人口的规模效益。人口的密度效益与人口的规模效益有时是难以分辨的，把它们合到一起比较恰当。
大部分城市最初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某些地域优势或其它优势。这些区位优势相对其它地方，是轻微的优势，在这个优势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一个新城市。这些优势可能是，交通便利的优势、自然资源的优势、地形地势的优势等。在这些最初的优势基础上产生了小城市。这些城市一旦产生，一般还会继续发展。继续发展的动力，既有原来的某些优势，又有新的优势。新的优势就是城市集聚的大量人口，带来的人口规模效益与人口密度效益。这是城市继续壮大发展的主要动力。
城市人口的增多，会带来城市更便捷、更完善的交通体系。会修建更多的公路、铁路、高速公路与周围地区联系，城市如果足够大，也许会修建飞机场。这些行为都会使城市原来的优势地位继续增强。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发展。
城市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更多企业的建立、更多赢利机构的建立。这些企业或赢利机构之间，也许会存在广泛的商业联系，同处于一个城市，会使各种商业联系成本降低，这带来了城市继续发展的新优势。比如数量庞大、富裕的上海人口，是上海计划建设迪斯尼游乐园的基础。
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各种人才的到来，满足企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也有利于各种人才的就业。是互利行为。
城市人口可以共同使用公共设施，降低人均使用成本，这是城市存在的重要基础，也是人口规模效益与人口密度效益的重要体现。
满意请采纳
『柒』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捌』 中国人口分布特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人口分布特征是黑河-腾冲一线为界，东多西少。中国经济是东部发达而西部落后，东部发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一个原因是劳动力。人口与劳动力紧密相关，也与人才紧密相联。
『玖』 人口是如何影响经济的
参考以下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在特殊地、历史地作用于人口规律。”人口变动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当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将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之，将起到延缓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与破坏的作用。
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的自然变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经济发展决定人口迁移。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及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人们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以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其三，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结构。包括人口阶层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等。
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人口变动。一是经济发展使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使得对劳动力由数量的需求转向质量的需求。二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儿育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三是经济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城市化体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现代生育观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进步，提高了避孕节育技术，改善了人类生殖条件，从而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五是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能力，促进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六是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功能如养老、保障、安全等，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从微观角度看，经济发展同样对人口变动产生影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的生育决策取决于家庭收益最大化这一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将增加对高质量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家庭为了培养高质量劳动力，必须增加培养孩子的成本投入，从而产生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高，收入水平高，则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父母倾向于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养育孩子的收益减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们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再加上城市规模扩大，生活费用上升，增加家庭抚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们倾向于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对于我们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有宏观环境的变化、政策变化只有落实到微观利益机制的变化上，才会最终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生育率的自发下降，这在农村尤为明显。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在家庭这一微观层次上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把建立利益导向机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结合”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