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接下来我们聊聊佛教对古代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再谈谈韩愈为什么要反对佛教
佛教本质上是规劝人们抄进行规范的生活的，佛陀认为规范自己的生活让人快乐。佛教对古代中国，印度，西域诸国的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主要用于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随着佛教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向世界各地，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它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因为信仰往往会导致一个地方的经济复苏而得到发展。
至于韩愈为什么灭佛呢，客观来说因为那时的佛教很不像话，因为不从事生产可以免交各种税，越来越多的内心不正的人走上出家的道路，国家经济大大得到脱累，而且佛教势力很大，佛教本来是不积财富的，而那时国家有很多人逃税漏税，在加上佛门有很大的力度提倡地狱观，钱财有很多都往佛门里投去了。经常发生刑事案件都是请出家人出面主持的，还大肆宣扬割肉喂鱼，喂虎的故事让人们自残。这些也是为什么三武要灭佛的直接原因。韩愈本身是儒家思想的人并没有了解过佛教理念，因为兴师动众迎佛骨更是把韩愈这种不满的情绪压抑到顶峰所以上表皇帝批评这件事。
② 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全面认识宗教的社会作用 两年前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肯定“信教群众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同时，提出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肯定宗教中蕴含着积极因素。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执政党认识上的发展与深化，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宗教的社会作用，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两周年之际，我们重提“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话题，目的在于启发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同时，也是为了推动宗教界更好地思考自身的责任与使命。重视宗教道德的积极作用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安保枝我认为，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进程中，要重视和发挥宗教道德的积极作用。宗教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弃恶扬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世俗道德是一致的，与我们党和政府提倡的公民道德也有许多契和之处，对引导和规范信教群众遵纪守法、洁身自好、热爱和平、服务人群、推崇公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有着积极的作用。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中都有许多弃恶扬善的具体内容。基督教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十诫”和“信”、“望”、“爱”。这十诫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不守安息日；不可不孝敬神的代表；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不可贪念他人财物。这十诫教人行善，止人做恶。信、望、爱的核心是爱，爱是信、望的具体体现，爱神爱人，而爱人又是爱神的具体体现，只有爱人的人，才会爱神；荣神益人，就是要造福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荣神。在当今社会，爱人、益人具体表现为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所处的社会，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积极投身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应尽的责任。我听过许多基督徒这样讲：一个好的基督徒必定是一个好公民。劝善戒恶是伊斯兰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不仅自己要仁慈、行善，而且还要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一个人信真主且行善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能停留于此，不能独善其身，人人都要担负起监督社会道德的义务。《古兰经》中的戒律主要有：不说假话、不混淆是非、不说违心话、不随心所欲、不听信谗言、不沽名钓誉、不夸夸其谈、不好大喜功、不狂妄自大、不强词夺理、不口蜜腹剑、不两面三刀、不近邪恶、不妄谈闲话、不懒惰、不贪财、不赌博、不饮酒、不怨恨、不吝啬、不悔恨、不挥霍浪费、不急躁、不作恶事、不霸道、不淫视异性、不显露色相。佛教宣扬大慈大悲、众生平等、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其主要体现在“三学” 、“四摄” 、“五戒” 、“六度” 、“十善”上。“三学”的内容是戒学、定学和慧学。“四摄”的内容是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指与大众同甘共苦，没有任何特殊行为）。“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称般若)。“十善”实际上是五戒的分化和细化，分为身、语、意三业的禁忌，内容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恚、不邪见。在现实生活中，宗教道德所产生的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不胜枚举的，不少教徒聚居的地方犯罪率极低，被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村；许多教徒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还有不少寺观教堂被评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界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投身于抗灾济赈、扶贫救困、希望工程等活动，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宗教心理的社会作用宗教文化出版社副总编戴晨京大家知道，宗教心理是宗教信仰者在其信仰活动中所获得的与宗教相关的各种心理体验。宗教心理的形成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的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使宗教意识成为根植于人们内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人从小在宗教环境中耳濡目染，有意或无意地受到宗教的影响或熏陶，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或自发地释放出来。二是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始终面对着无限变化的事物，始终碰到无法解释的现象，碰到各种不如意的社会问题，于是当这一切无法得到一个圆满地解释时，有的人自然或不自然地将自己的思想转移到宗教的层面，一步步地深化着宗教心理的过程。应该说，宗教心理是最复杂、最令人迷惑，也是最不好说明的一种心理现象。如果说宗教情感还带有某种自发的形式，那么宗教心理则是一种自觉的宗教行为而产生的体验，它类似某种心理条件反射。宗教心理与宗教情感，在形式上有其相似性，比如至上感、万能感、神圣感、神秘感、皈依感、忏悔感、新生感等等，都是人的心理感觉，都是一种交感性的互渗性的感觉，但两者之间有着区别，宗教情感是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交往中形成的，是自发的，而宗教心理则是通过宗教方式诱导的，是有目的的一种行为，或者说 ，宗教心理是为了体验这种心理而进行的。正是为了体验宗教心理，人们创造了各种的宗教物象、宗教礼仪、宗教艺术、宗教音乐等等，以营造宗教氛围。我们常常看到的金碧辉煌的神殿、庙宇和教堂，那种圣洁的氛围，目的在于在人与神之间筑起沟通的桥梁，引入超凡脱俗的境界。正如苏珊朗格指出：“大多数早期建筑――史前建筑，冈陵，太阳神庙――都划定一个所谓的宗教空间，这是一个虚幻的领域。” 宗教心理在宗教礼仪中有着较为集中的表现：物象礼仪包括各种物祭，是以物的形式与神沟通；示象礼仪包括膜拜、祈求、忏悔、许愿、祝福等，是以规范化的动作过程来体验人与神之间的交感；高层次的意象礼仪包括各种修行，如修持、修道、灵修、修心、修身、修功等，则在一种人造的境界中进入人神交融天人合一状态。宗教心理形成了宗教信仰者的宗教经验，使信仰者形成特定的宗教理念，它在一定时候会产生巨大的意志力和爱心，因此在宗教发展史上不断有伟大而感人的宗教者出现，他们的事迹感动着整个社会，成为千古流传的民族文化的财富。世界各国的宗教理论各有其不同，但基本内容都是指向它所信仰的超验世界或超验存在，指向人与超验存在的关系，指向在信仰环境下世界和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人为什么需要拯救，人如何按宗教规则生存等等。宗教理论 http://hi..com/%CA%AF%D7%EC%C9%BD%C4%C2%CB%B9%C1%D6/blog/item/a284313463077b3b5ab5f52f.html
③ 简述佛教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一种复杂体，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B泰勒在年的《原始文化》指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从社会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分析文化定义时认为，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 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对西方自 年至 年期间关于文化的 多种定义做了清理与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着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文化的综定义基本为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所认可，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人论述“文化”，比西方人要早得多，《周易》有所谓：“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之始，但其中“文化”一词尚未连结在一起。在中国人此时的观念中文化的含义是，通过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治理天下。到汉朝，“文化”一词正式出现，其含义也与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样。刘向《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也讲“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些都是指的与国家军事手段相对的一个概念，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到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则别有见地的解释《周易》中的“文化”一词，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这实际上是说“文化”主要是指文学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古人对文化的这种规定性从汉唐时起一直影响到清代，因此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综***上述，我把“文化”分做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所谓观念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意识形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它们或历代相沿，或不断变化，或兴或废，或长或短，既没有具体的存在物，又不是抽象的看不见，是一种中层次的文化。所谓器物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如住宅、服饰等，它们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看得见，摸的着，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
所以，当我们讨论佛教传入我国，并对我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时，就不能拘于一面，而要从观念、制度和器物这几方面去探讨。
一、对观念文化的影响
、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曾被概括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惹刂钭友А⒘胶壕
④ 藏传佛教对西藏经济的具体影响
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信徒的日常佛事、祭祀对经济生活及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影响回，藏传佛教信徒答在特定的时间内拿出一部分时间、精力及财产进行佛事和去拜见佛门大师或者到寺院朝拜，由于在一个全民信教区域内，上述也就不单单是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群体行为，这对这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会有负面甚至有阻碍的作用。
二是有关佛教文化的旅游业对经济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藏传佛教在国内外的成功宣扬，藏迷、佛教徒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以至于有了今天西藏旅游业的空前发展，这是藏传佛教的成就，更是境外藏民长期努力地结果，所以，藏传佛教是藏民的精神支柱，也是藏民的铁饭碗。
⑤ 佛教的经济形势，经营状况以及发展前景如何
佛教的佛复祖如来是不提制倡经济活动的，他不提倡劳动、经商，他认为劳动是修行的最大障碍，他提倡化斋（要饭），以化斋作为修行的一种方式，故此佛教徒遇见人一律叫“施主”。如果佛教经济前景很好，那佛教就不是佛教了，不过基督教很提倡经济建设。
⑥ 佛教产生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
阿弥陀佛。佛教是在汉朝传入中国的，汉朝之前我们祖国很穷的。
⑦ 佛教对明代经济影响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对宗教采取抑制和利用兼并的政策。
他主要希望阻断摩尼教、版白莲教与弥勒宗等权宗教组织再度变成反朝廷的起事军，并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秩序。
明朝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
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皇室特殊化行为、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明朝中期以后，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
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朝中叶之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⑧ 佛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之思想所影飨。
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兹举三点如下：
（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
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
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
（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总之，佛经文章构造形式新而美，外来语调色彩亦浓，使人赞之，自有一种调和而新鲜之感，可说是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此种新文体的创立，罗什及其门下居功至伟。唐朝佛经翻译虽盛，但若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之译者，竟无过于罗什。
（3）文学情趣的发展
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
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盘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画像的肖妙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一）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佛说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放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准是可知，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所以我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综上，我们应该知道，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⑨ 关于佛教对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影响的论文(4000字)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五十六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盘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盘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盘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 不灭论和佛教的涅盘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盘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 “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
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
⑩ 佛教产生前中国的经济情况如何
阿弥陀佛。佛教产生之前，我国那个时候是周朝。周朝人在物质上非常贫穷，精神上非常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