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用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经济职能的划分与界定
政府、市场、公民是当今社会发展和社会运行中三股重要的力量。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关系。
在西方，市场的兴起是在商品交换与生产的基础上开始的，市场作为一股力量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可我们的生活，并影响着政府的改革与运行。许多国家的经济、福利等政策都是在市场力量也就是经济精英推动的结果，以至于在美国出现了所谓的经济精英政治家现象。而在中国，整个市场的出现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而不是像西方市场的推动力量来自公民社会。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呈现出市场与政府利益、权利博弈的现象，比如在房地产市场，以前一段时间内，政府关于房地产一些政策，很多是经济届人士及其学术界代言人的建议的结果。
市场的力量在一些领域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长期以来，说到“政府体制改革的原因时，总是说现在的行政体制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体制本身不存在问题，而是在面对市场时无力应对的表现。在经济界一直有一种争论，政府是守夜人还是牧羊人？说的也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面对市场时到底是以服务者还是管理者、主导者的面目出现。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本人是兰州大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希望本人浅浅的回答，能给你一些提示和启发。下面是我的一篇文章一部分,仅供参考:
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性质的重新思考
一、政府、市场的关系及性质
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学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讨论贯穿于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从未停止过。理论从最初斯密的“廉价政府”到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反对政府干预，实践中，市场化成为世界潮流，在各国不同程度的进行着，但是各国的市场化程度也表现出了巨大差异。我们从重新认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出发讨论政府的性质。
我们经常所说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指市场制度，市场制度是经济运行中市场力量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一整套运行机制、规范或制度等。人们认识到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越性之后，开始加强了市场制度的建设，即市场化过程。实际上，市场先于市场制度与市场化，在长期的经济实践中，人们逐步建立起市场制度，进行着市场化。市场化程度高不仅仅是指衡量市场化的一些量化指标的比例高，更重要的包括市场制度的完善，如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融洽程度高等。就是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差异巨大，在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各个经济活动主体或组织的自由和权益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市场的有效性与政府的有效性能相互配合好
在认识到了“市场不是万能的”之后，人们找到了政府存在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从个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当人们的一些利益无法由自身完成时，建立各种组织来实现共同的利益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企业与政府都带有组织这一本质性的特点。如果我们坚持经济学的行为主体是单一的个人，即单一的经济人假设，那么企业与政府都是个人为了实现自身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组织。或者将企业与政府都视为一种制度，都是经济人为了追求资源配置效率与个人利益而建立的制度，是个人为了自身的目标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如：政府提供公共品，居民缴纳税收，其实质就是全社会的个人为了实现仅凭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而进行制度创新与合作的结果，建立政府组织并形成政府制度。如果将个人缴纳的税收视为政府组织提供公共品的价格，那么政府制度就是一种间接的交易制度，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与分配方式，每一个个人都可以从使用公共品与缴纳税收中获益。笔者将人类建立的资源配置制度分为两种，即市场制度与组织制度，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利益个体为了自身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或方式不同，即手段的差异性，市场制度中个体的目标是通过自己选择与市场配置的方式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组织制度中个体的目标是通过实现集体或组织的利益最大化来追求个人利益，必须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相容。其中组织制度包括企业制度、政府制度与非政府组织制度等
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其目标取决于组织的各个成员。一方面，财政或政府的活动是通过既定的组织制度即政府制度来执行的，而政府制度的典型机制是政治程序（含法律程序），这是一种集体决策机制，该机制能保证的目标是满足大多数人的意愿或利益，也就是追求个体间的公平，也只有将政府组织的目标定为追求公平，才能实现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相容性，否则政府作为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各种组织的成员也处于市场制度下，市场制度采用的典型机制是个体决策机制，该机制能保证个体利益的实现，也就是追求效率。综合以上两方面，政府与市场结合并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可以保证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实现 .
假设政府的集体决策机制是政府运行或公共产品提供的唯一的必然的机制，那么政府的目标就是追求与满足多数人的意愿或利益，即追求个体间的公平。那么，任何的不顾客观存在的政治选择机制而假设政府的目标仅仅是追求效率的理论与模型，有些不切合社会实际
政府具体目标的制定、执行、监督等都是以间接方式为主，其交易成本较高，所以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应该尽量减少政府的活动范围，将政府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其必需的范围内，如提供纯公共产品与服务，并逐步通过市场与非政府组织等来提供一些准公共品
二:市场与政府结合的市场经济制度
两者结合的形式多种多样，结合形式的不同成为划分经济制度类型的标准。以市场作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市场经济制度，主张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政府仅仅提供旨在追求整体利益或公平的公共品；而以计划为主或以政府调节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计划经济制度，主张政府全面干预。实践表明，政府干预的目标与实际的干预绩效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大范围的政府干预效率并不高。有些政府干预不仅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浪费了财政资金。正如弗里德曼所言：“一个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应该”实现的目标是一回事，而这个机构实际实现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
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但并不是否认政府在经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才对政府的目标、职能范围、机制等做出更加规范的界定。公共财政正是为了发挥市场作用、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等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府制度（财政类型）。公共财政并非反对市场的作用，实践证明良好的公共财政恰恰是与市场制度配合良好的政府制度。所以，单一的市场与政府制度各有优缺点，扬长避短，最好的选择是两者的结合，即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以政府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制度，又称混合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设计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市场中的各个活动主体或组织都按照自己的目标来选择行动，追求效率或公平；在追求效率方面，市场机制更有效，在追求或保护公平方面，政府制度的作用更大；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市场机制保证个人在公平的约束下（即政府制度下）追求效率，政府制度保证个人在效率的约束下（即市场制度下）实现公平，两种制度融合形成新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督与监管者担负着制度创新的重任（这里将法律、规制、制度统称为制度
至今，主流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市场微观主体时，假设政府是固定的，而在研究政府或财政时，假设企业与市场制度是固定的，即外生的，得出的结论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尤其像我国这样的转轨国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十分不完善，与市场机制协调的政府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建立一种能解释各国经济制度的经济学说是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不否认存在市场失灵，但这不是一定采用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 市场失灵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与改革，即建立与完善混合经济制度来弥补
『贰』 试用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世界贸易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认清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很重要。朱天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腾飞的根本优势不在制度而在文化，并且这种文化优势不会在一两代人内就消失。他反驳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流行解释。比如：
1
流行解释一
基数低、劳动力廉价？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过几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中国增长之谜。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并不快，直到10年前，它们的GDP增速比发达国家还慢。
2
流行解释二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可以解释中国在1980年后的三十年，增长为什么远快于1980年前的三十年。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增长快过其他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程度要超过中国，所以改革开放不是中国的独有优势。
3
流行解释三
人口红利？中国在1982年到2012年之间，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GDP增长率是8.56%，但是总人口的人均GDP年增长率是9.07%，所以直接的人口红利是就是0.5%。很有意思的是，不只是中国人在少生孩子，全世界都有这个大趋势。
4
流行解释四
出口拉动？不是出口带动了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带动了出口，因果不要搞反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经济增长指的是长期、持续的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提高，其直接原因是：
物质资本的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
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教育、培训）
生产率提高或技术进步
我们平时讲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是需求侧的角度，只能用在分析短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应该是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的提高以及技术进步。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供给问题，而不是需求问题。对于所有的落后国家而言，不是因为消费不足才导致落后，而是生产不足。
消费、储蓄与投资
当一个国家经济不景气时，增加消费和投资都有利于经济复苏。
但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不能靠消费拉动的，而是靠投资、靠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相对较低的消费率(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反而会促成较高的消费增长率！
消费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是制度还是文化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有两个:不管是制度还是文化，最终都是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节俭，一个是重视教育，前者涉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涉及技术进步的速度。
常常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得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勤劳。但是勤劳本身其实只影响到产出的水平而不是产出的增长率。勤劳只有与节俭结合起来才会导致经济增长。
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勤俭节约的作用是提高储蓄率，而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储蓄率低的国家，其资本积累速度也慢。
高储蓄可以加快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是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从广义上讲，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健康乃至价值观，但经济学家在衡量人力资本时，通常只用教育水平作为指标。
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并不突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用于公共教育上的支出不断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显著的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加快。所以有学者指出，教育质量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哈努谢克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沃斯曼两位经济学家利用国际性的(中小学)数学、科学和阅读考试成绩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70多个国家的所谓“认知技能”指数，通过比较各国同龄的学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来衡量各国教育质量的高低。
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其认知技能指数高度正相关。根据他们的数据，所有东亚国家(地区)的这个指数都名列前茅，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二战之后除少数欧洲和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以外，只有东亚四小龙成功加入到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增长的优势不在制度而在文化，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搞闭关锁国、计划经济，再好的文化也没有用——而是说与别的国家相比，我们的文化优势要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制度优势，因为文化优势不会在一两代人内就消失。
那么，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不是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这对中国不是特别大的难题——而是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缓解巨大的环境负债、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以及推动民主和法治的建设。中国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是节俭和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帮不上忙的，而是需要政府的努力和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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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 著
中信出版社
『叁』 经济学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经济学分析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J·熊彼特从经济分析史的角度,将它定义为“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主要包括三种大的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有五个基本组成部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以及进行评估比较。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由这五个部分组成的。对这五个部份的讨论自然会引申到如何按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可以逐步深入地研究各种经济现象，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通常所采用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它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提供分析工具.
『肆』 :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原因
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于政治制度复合了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搞活经济的有利政策。
『伍』 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原因
中国的人均GDP 在过去一千年里几乎水平不变，而从1978年起GDP近乎垂直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也从此步入了年均近10%的增长快车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经过40年波澜壮阔的不平凡历程，我国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近
40年来，中国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经历
了怎样的曲折历程？经济学原理如何阐释和解读这一历
程？改革开放对未来的启示何在？本报告拟就这些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各国对比
从生产力水平看，我国近40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 6.8个百分点，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跃居世界第
一，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8788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
从经济结构看，近40年来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下降了近1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约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占比则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由
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增幅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从财政情况看，由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近40年来我国多数年份财政收支处于赤字状态，2016年虽略高于3%的警戒线，但仍处于可控范围。截至2017年末，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为36.2%，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且已连续两年下降。
从金融市场看，我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银行业信贷发放量占GDP比重超过200%，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从基础设施来看，人均电力消费从1978年的247千瓦时增
长至2016年的4280千瓦时，是1978年的17倍多，并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铁路网密度由1978年的0.5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至 1.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幅达到144.3%；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航空总客运量由1978年的154万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4.88亿人次，总量位于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
从医疗与基础教育水平看，人均预期寿命由1978年的65.8岁上升至2015年的76.1岁，增加了10.3岁；每万人专业医师数量由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5年23.1人；识字率由1982年的65.5%上升至2016年的97.4%，接近发达国家普遍99%以上的水平。
『陆』 如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问题
1、改革开放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本阶段义务教育规模迅速普及，中等教育发展迅速并取得一定成就，高等教育发展比较缓慢。
2、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并成熟，中等教育由盛转衰，高等教育大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学前教育开始兴起。
3、二十一世纪近几年。九年义务教育虽然普及，但问题重重，并有日趋严重之势；部分中等教育转向职业教育，但发展缓慢；部分中等教育通过合并等方式扩大规模，转向高等教育，但毕竟是中等教育水平；少数中等教育转向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大规模，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高质量教育仍占少数；学前教育快速发展，但发展之初便问题重重，就像一出生就有先天疾病的婴儿。
如果仅从教育规模和一些数据来看，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和成果足以让人欢欣鼓舞，但我们着实高兴不起来，广大教育界同仁在各种成就和各种问题之间迷茫、思考、探讨，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方法不断寻求改革尝试，然而问题却更多更棘手。需要举例子吗？德育缺失、教育资源不均衡、城市班额过大、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幼儿教育步应试教育后尘、教师厌教、学生厌学、上学无用论兴起、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很多教育界同仁，教育学者们，各级门，都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之道，然而形势并不乐观，很多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似乎我们永远追不上时代的步伐，以至于很多教育工作者感到力不从心，从而失去信心，变得得过且过，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就像本文开头讲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就得到迅速发展，出现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不应失去信心，我们只有一条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追赶时代的步伐，所以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去讨论我们的教育发展，是不是真的如字面上这样成就斐然，有没有发展的必然和人为的失误。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一些经济学理论是体现物性和工具性的，然而教育学更多的是研究人，本文一些地方并非把人等同于工具，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的表述方式是这样的，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问题再造一种表述方式或进行过多的解读；再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人也是工具的，因为一个社会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而实际上，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原理》马歇尔）“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描述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魔鬼经济学》史蒂芬·列维特)
『柒』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发展经济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进我国，在很长时期内，这门被为数甚少的国人所知晓的经济学科，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阶段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的理论与政策建议，不仅成为不少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而且曾经是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指针。在中国，以苏联体制为蓝本而建立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50年代中期以前尚能适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因而为推进工业化和建立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在50年代中期之后，国民经济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波折，除了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模式所固有的体制僵化和效率低下等根本性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自那时以来，中国20多年持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得以加强，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除了在长期实践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病，因而普遍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之外，客观地说，在外部因素方面，还与发展经济学内部所发生的理论与政策上的改弦更张，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所带来的强烈的激励效应有关。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是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更为贴近，所以中国需要发展经济学，那么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正因为中国实现了成功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发展经济学更需要中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甚至经济行为。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干预不是在纠正“市场失灵”和补充或替代“市场缺失”与“市场不完善”的意义上体现出它的效力，而是因为政府干预同东亚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代史上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摆脱了殖民统治，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不仅养活了世界1/4的人口，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8位的强国地位，但中国从总体来看仍然保持着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始终同经济转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革”、“发展”、“稳定”成为贯穿整个过程的不可分离的三大目标。而中国加入WTO又是在市场体制仍未完善的前提下迈出这一步的，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中国的案例是发展经济学家们未曾遇到过的，人们所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远未达到完善程度，经济转轨过程也远未完成，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征都表现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中所依赖的范畴、命题以及基本假设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离，因此，在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必须修正原有的假设条件，提出新的假设条件或增加附设条件，使之与中国的现实相适应。总之，对于推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来说，中国的案例不仅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而且具有理论上的挑战意义。
事实上，国内外不少学者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了不少新的范畴和命题，并且以中国为背景修正了某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为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远远不够，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总结。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将会成为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其理由，除了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和政策操作上的巨大成功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点之外，还在于经济理论所固有的追求完美性的倾向。虽然经济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但经济学家有着追求其理论普适性的强烈愿望，这种意向在包括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内的经济学家大家们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迄今为止的53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本人就是发展经济学家或者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就有10多位，其中如缪尔达尔、刘易斯、舒尔茨、斯蒂格利茨等人正是在亲临发展中国家并从事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才完成了他们的理论创新。多年来，一大批一流的经济学家纷纷涌入发展经济学领域，并在其中展现其才华，将他们提出的新理论放到发展中国家来检验，以验证其理论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意义。这种对理论创新的追求，也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长足进步。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一定会为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作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