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对目前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做一个宏观环境分析，就是它面临的经济环境，机遇和挑战。
非常好，期待中。
❷ 文化背景，环境，经济，科学技术，法律，政治，对医药行业的影响各举例
就我国的来食品卫生源现状可保医药行业的每年两位数增长
再一个中国人的饮食油腻热量高，泌尿系统、心脑血管病理发作概率高且无法治愈，对药品依赖度非常高。
你知道到2014年中国人口红利期结束，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漫长的人口老龄期，对于老年性疾病的逐年递增就能说明这一情况。
所以中国未来的医药行业和殡葬业有超过地产成为中国支柱产业的趋势
❸ 我国目前人口环境的变化趋势,对我国医疗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会日益严重，会对医疗行业产生更多的要求。
❹ 医疗体制改革对经济影响
应该是有利的
❺ 国内目前的政策和外部环境对于大数据医疗有什么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吗
卫生部部长陈竺最近撰文提出了全民健康十二年的“三步走”规划，即到2010年，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框架，使我国进入实施全民基本卫生保健的国家行列；到2015年，使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和保健水平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到2020年，保持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地位，东部地区的城乡和中西部的部分城乡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国情的选择，不过针对医改核心问题，我们建议分两步六年进行：
第一步(2008~2010年)：定预算、搭框架
第一步可以先制定《卫生法》，确定政府投入比例和各级政府分担比例；加快目前的复合型医疗保险体系建设，增加政府投入，在2008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所有农村
(1)制定《卫生法》，确定政府投入比例和各级政府分担比例。教育有立法，也在文件中确定了政府预算等投入占GDP的比重。卫生牵涉到每一个人，投入应该更多，可明确从现在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GDP的0.85%分步提高到5%。
(2)加快目前的复合型医疗保险体系建设，增加政府投入，在2008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所有农村。到2010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体系覆盖所有城市居民(而非现在预计的到此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面推开”)。目前新农合重点应该从覆盖面扩大转到提高政府支付比例和报销比例上，否则，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户因无力自付而使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会大幅下降，这几年初步建立起的新农合制度面临风险。同样地，对城市社区也应更多补贴需方，不能让初步建立起的社区医疗机构和设备空置，只要有病人，少补点供方都是可以的。这些改革可以通过国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配套办法解决，划定最低线，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多补，差的地方由补贴达到基本线。
(2)公共卫生体系核定人员编制、项目，实现全额财政拨款，充分利用中央和各省级转移支付，实现部分项目免费制，如生产、部分慢性病、重大疾病和传染病。
(3)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专门医疗机构管理委员会，管理区域内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的领导和财务都由该委员会确定，并对人大常委会负责。各级卫生行政机构转变职能，强化监督责任，非营利医疗机构的财政拨款等不再通过卫生行政机构或投资方，并建立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听证制度。
(4)改革税制，提高直接税占地方财政的比例，减少间接税所占比例。即减少地方政府对大量医药企业流转税的依赖，而引导他们关注企业利润，进而从根本上整合目前数量超常但效益不高、创新不足的医药企业。
(5)基本药物制度、非营利性医院的考核制度、医保支付和约束机制的调整等在这一阶段也应逐步建立或深化。
(6)减少政府直接的定价和采购，改革目前基本药定点生产和医疗器械统一采购制度。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定点生产“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的企业，卫生主管部门回收医疗器械采购权。不过这一制度未必会有好的效果，原因一方面是政府定价下，即便企业因为有优惠而愿意生产，但统一配送成本也非常高，必将致使很多地方没有这些基本药品，于是其他药品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而如果定价过低，则这些基本药就会越来越少地被生产；另一方面，政府很难统一成本标准、认定生产厂家，市场公平可能被打破。另外，卫生行政部门收回医疗器械采购权看似应对市场高回扣和无序状态，其实很可能加剧公立医院的任意采购(因为基本还是由它们上报采购申请的)、医药采购成本增加、将现实利益更多地向行业管理的卫生部门转移，进而职责更加不清，管办难以分离。而这些都会加重医改的体制障碍。
其实，基本药物的生产完全可以鼓励已具有生产批准文号的企业竞争，不定点生产。同时可逐步提高医疗保险对基本药物费用的给付比例。而医疗器械的行业监督除了集中采购外，更重要的是合理配置区域卫生资源和公立医院财务制度改革。不能让上述这些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再任意干预企业和市场行为，否则就是良好的愿望也很可能带来更大更复杂的问题。政府负责采购决策和监管；委托企事业机构执行。政府官员不得参与执行，以防以权谋私。
第二步(2011~2013年)：开放市场、完善法律
(1)在政府继续加强复合型医疗保险体系资金投入的同时，大力鼓励社会各类保险机构的参与，争取让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分担比例达到25%、35%和40%(目前为18%、30%和52%)。特别是大力提高对城镇非就业居民和中西部农村居民保障中的政府出资比例。
(2)改革公费医疗制度，适当降低政府对需求者的出资比例，增大个人出资。改变目前政府卫生预算中1/4用于公费医疗，使其出现部分过度消费的局面。减少的出资用于上述部分。
(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专门人士按区域整合制定卫生资源规划，并初步指定现有公立医院留存的比例，如70%留存并成为非营利性医院，15%转为社区卫生机构，15%许可社会资本兼并整合。并以法律和条例等方式确认各级、各地政府对这部分非营利医院的最低财政投入，并保证逐年增长。
(4)对非营利医疗机构实行预付制和总额控制，在各级人大专门医疗机构管理委员会主导下科学核定医院收支规模，而非仅仅是政府主管下的收支两条线。对收支规模过大的三级医院要在年初减缩其业务收支规模的预算收支核定数；对于收支规模过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要在年初扩大其业务收支规模的预算收支核定数；对于二级医院要按照惠民医院模式改造，接受改造的二级医院可以核定较大的业务支出数和较小的业务收入数，核定的收支差额由政府预算补助。
如果实际业务收入大于核定业务收入，超收部分上缴国库；如果实际业务收入小于核定业务收入，政府没有补助的责任；如果在实际业务收入等于或少于核定业务收入的情况下，实际业务支出小于核定业务支出，经过收支挂钩检查合理，减支部分留医院使用无需上缴。
(5)实现主要公共卫生项目的免费制。
关节点：“魔鬼在细节中”
以法律形式确定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支出比例，防止实施过程中的软化。如果只是多部门出台文件，而文件又是不同利益部门不同的想法，最后出来的文件可能“削足适履”
目前进行的工作和上述我们的建议中，有下面一些关节点必须注意：
1.目前仍有约4亿城乡居民没有纳入医保体系，在坚持目前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必须加快政府投入，减少个人负担比例，否则初步建立起的城乡医保制度面临危机。
2.前几年虽然在新农合和社区卫生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对卫生资源的“挤动”效应有限，应着力分步进行体制改革，不可迟疑。
3.通过改革部门预算制定体制推动政企分离和管办分离。把公立医院的人事和财务权从卫生行政机构分离出，全国已经作了些探索，不通过卫生行政机构任命公立医院领导和不通过其取得财政拨款是根本解决方式，目前应深化部门预算体制，把这部分资金从卫生行政部门预算分离出来。目前管办分离的一些试点中，医院管理公司和卫生部门实际上是两张桌子、一班人马，此做法的有效性值得讨论。
4.对于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等常规性项目可按服务对象数量来编制预算；对于传染病等突发性项目可建立专项准备基金予以支持，如医疗救助基金和公共卫生风险防范准备金。从“养人办事”向“办事养人”转变，降低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成本，最大程度提高资金效率。
5.以法律形式确定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支出比例，防止实施过程中的软化。据悉“两会”代表曾多次建言，应尽快通过人大程序确定。如果只是多部门出台文件，而文件又是不同利益部门不同的想法，部门协调政策带有妥协性，最后出来的文件可能“削足适履”。
1997年和2000年中央的几个相关文件和十六届七中全会及十七大精神是立卫生法大法的基础，包括医疗怎么服务、是什么体制、医院是什么样的架构、架构之间各是怎样的关系、互相之间属何种性质的竞争，以及转诊体系是怎样。还包括如何筹资、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谁来办、有何规定、各个部门有怎样的权益与责任等，特别是各级政府间职责和筹资负担比例，都急需以法律形式落实下来。
6.急需对公共财政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深化改革。各省筹资卫生资金的结果很不均衡，这与目前税制有关，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不与居民收入多少相关，而与居民消费水平密切相关，筹资能力受各地消费档次和数量直接影响。其造成的结果是，虽然贫穷家庭在卫生支出绝对数上不及富裕家庭，但在所在家庭收入比例上却远高于富裕家庭。从这个角度看，地方税制必须从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另一方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省以下财政体制基本还延续着以往的包干制，且任务数直接受上级政府影响，这不但造成经济上的中央地方矛盾，往往也因责权不一而不愿承担自己的公共产品提供职能，一些地方甚至出现GDP和财政收入高涨，而某方面公共产品人均增数下降的状态。
7.适当提高医疗价格有必然性，但其前提应该是针对扭曲体制性改革基本完成和国家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完成，否则要么如一些地方试点的那样难以落实，要么最终无法达到解决看病难与贵的目标。
8.医疗卫生行业有较强专业性，发达国家经验显示，就是政府监督强有力，控制费用快速增长也不容易。各种形式的医疗卫生行业协会应该起到更好的平衡和自律作用，仅从医改方案争论来看，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得还很有限。
医改能否成为新经济增长方式突破口？
2008年，在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下，虽然改革阻力仍存，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必须深化，它也能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公共产品提供增强的一个推动力和突破口
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存在，利的方面在于财政等资金相对充足、医疗改革形成一定共识、领导认识冷静而充分；不利的方面在于各部门、各阶层存在利益固化和分化趋势、社会表达机制尚不通畅、非理性的声音时常过分渲染、对如何保持政策延续性和协调能力还有不足等。
人们良好的愿望自然是政府补贴得越多越好，可是一则短期补贴增长速度很难大幅提高，二则补贴不是免费午餐，必然有成本付出，必然有财政出处，最终仍是百姓之财。所以，补需方时不仅要注意卫生费用分配，更要从根本上尽快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分配格局，扭转目前压低劳动力、资本和资源价格成本而换来高利润，进而更多依赖出口和投资增长的不良方式。使国民收入分配中流向百姓的份额增大，这同时也可以改变过分依赖政府资金的投资体制，促进产业升级，为政府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卫生等公共产品铺平体制道路。这也根本上符合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
本质上看，我国长期的医疗卫生供给不足也跟上述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连，不但财政支出偏向工业投资，比如我们很多的国债项目也将大量资金偏向滞后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这是现实的选择，成绩也不小，但一方面这些领域长期有明确效益，可以采取市场化或社会化运作完成，另一方面导致对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其实健康、教育是一个国家利润最高的领域，能大大推动一国内需提高和社会发展，而人民获得健康保健和受教育的权利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很难找到理想的模式，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换种角度看，医改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行政体制和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建立一个完整社会政策体系的一部分。目前的首要问题：一是政府通过法律明确承担的公共责任，二是政府支持和制定“市场机能扩张性政策”，三是尽力避免部门利益，增加协调和透明机制。目前，医改方向和基本路径已定或延续而动，更需要关注的一是方案能否再思考再论证，增加更多理性而深入的意见，二是2008年“两会”后政府各部门的具体政策走向，有时细节决定成败。
2008年，在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下，虽然改革阻力仍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必须深化，它也能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公共产品提供增强的一个推动力和突破口。我们并不寄希望于一揽子解决方案，但不可否认，在现有物质、人力和智慧下，本着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应该能做到方向正确、统筹得法、策略得当，或小步快走，或可大步时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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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我国经济状况对中医药的影响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具民族特色和发展优势的产业，是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最有可能取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然而，在这个产业竟出现了“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的局面，究其原因，中医药产业的人力资源是关键因素之一，因为企业的成败取决于经营企业人才的优劣。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中医药人力资源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振兴民族产业。
一、学科特点因素
(一)思维方式因素。思维方式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中医学从它诞生的《内经》起，就浸润了浓厚的儒、道文化色彩，其整个理论体系充满了宏观(整体观)与思辨(辨证论治)特色，其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主要依靠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息息相通、水乳相融。中医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医学科的发展：一是对人文和哲学科学先进的研究成果非常容易接纳和吸收，中医理论在其发展历程中，移植和吸收了各个时代的先进的人文和哲学科研成果内容，如阴阳、五行、气及阴阳学说等，都是从中国哲学中吸取而来的，中医学体现了医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度融合和统一；二是中医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医与现代自然科技文明的嫁接，而更注重于传统文化知识的培养与教育。中医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给中医教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理论和自身的发展没有象西医那样随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突飞猛进，不仅使中医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延缓了，而且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因素。按照民族、区域、社会、历史等原因形成的研究习惯来划分，方法论大体分为两大体系。其一是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在整体上把握对象的方法。它多以哲学方法、系统方法以及最新出现的模糊集合、模糊识别方法等为基础。我国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就是运用这种宏观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其二是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把整体分为若干部分来研究的还原性研究方法，多以物理学、化学、数学方法为基础。这就是西方西医所习惯采用的研究方法。中医学和西医学由于其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形成两个不同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两者理论体系的截然不同又决定了两者基础课程教育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医学模式。西医学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为基础课程，重点训练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加其对感性知识的获取能力，其医学研究方法是比较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学以文学、历史、哲学为基础课程，侧重训练学生的思辩思维能力，培养其对理性知识的认知能力，其医学研究方法是具有中医特色的“时空－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模式。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单靠某一种方法进行科学研究，难以达到探寻科学真谛目的，因此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高度综合的倾向，产生了以自觉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研究方法的改变势必导致两种医学模式在理论研究或者临床实践上的结合。这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形成和培养将产生重大变革的影响。
(三)教育模式因素。中医教育模式有两种：一是师承教育；二是学院教育。这两种教育模式均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师承教育是中医教育的最早模式，它是由中医学的人文思想和其经验医学的学术特性决定的，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医的学术体系中，“师带徒”已经成为中医传承的关键。虽然中医师承传统的带徒式的教育方式，为中医学的生存、传承、发展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传统师承方式由于少数人、小范围的限局性，无法适应现代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的、敞开性学院教学的需求，不利于中医学主动融入到大教育、大卫生的体系中去，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长期发展下去，其传承的相对局限和单一性可能导致中医阵地的萎缩和市场的丢失。另外，传统的师承教育特点难以承担中医事业培养多元化和复合型人才的重任。
中医教育模式因素直接影响到中医药人力资源的质量，产出的中医药卫生人力数量过多或过少、质量好与坏，不仅会影响中医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市场，也会影响到市场对中医药的认同感。因此，只有把师承教育和学院教育这两种模式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医药人力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才能适应中医学科的市场竞争。
二、供需平衡因素
中医药人力资源供需平衡因素包括两组供需关系：一是中医药卫生服务的供方和社会对中医药的需求构成的供需关系。在这组供需关系中供方提供的医疗服务量(病床总量、门诊总量、病床使用率等)受社会需方(包括人口总量、城镇人口比例、老龄化和14岁儿童以下人口比例)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供方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数量取决于社会需求量的多少，如果过多或过少提供医疗服务，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或不能满足人们的医疗卫生的需求；二是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它们构成中医药人力资源的第二组供需关系。中医药教育机构是中医药卫生人力的生产者，中医药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决定了中医药卫生人力的基本情况，中医药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中医药卫生人力质量的好坏，而中医药卫生人力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医药卫生供方产出状况。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对中医药人力的需求是中医药教育层次、规模、结构确立和优化的基本依据。因此，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是辨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医药教育产出的中医药卫生人力，应当满足和符合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方的要求，这样二者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不至于造成人才的浪费和无谓的损失，才能符合人力市场规律。但是我国近几年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服务这组供需关系的实际情况却违背了人力市场的供需运转规律。从1999年到2004年，全国实际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每年呈递减趋势，平均每年减少5729人，平均减幅为0.75％。而中医药每年各种层次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人数却在不断增加。这种现象表明中医药高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并未按照中医药卫生人力服务供方对中医药人力的需求相吻合，出现较大的偏差，不符合按照教育与人力市场需求的关系规律。
中医药卫生人力的产出和需求牵扯到中医药教育市场、中医药卫生人力市场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给市场，如果这三个市场的衔接和运转过程不畅通，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提供中医药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将会导致中医药人力资源的供需平衡，从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社会经济因素
(一)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社会因素。中医药人力资源的规模、储量、结构是由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的需求所决定的。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的提供的中医药人力数量却取决于社会对中医药的需求量。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的社会因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口因素、医疗观念因素和医疗保险制度。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老年人口比例和少儿人口比例)、城镇人口比例。
(1)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是卫生服务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增长与卫生人力资源需求呈正比例关系，但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中医药卫生服务的需求影响有多大呢?为了考察人口增长对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程度，我们把1999年——2004年人口增长情况与中医药人员数量的增长情况进行比较。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而造成对中医药人力需求的影响因素，我们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对人口增长、中医药人员增长数量情况进行比较，排除2002年的人口增长统计数据非正常因素，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人口增长600万左右，中医药人数增长数为2人，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300万人，但中医药人员数则为负增长。
(2)人口结构。人口年龄结构比例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卫生服务的需求，而人均年龄与人均医疗费用密切相关。根据《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三次国家服务调查分析报告》调查分析结果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住院率为80‰，14岁以下少儿人群的住院率为52‰，中青年组住院率为30‰；从门诊数量看，两周就诊率65岁以上组接近300‰，14岁以下组为430‰，中青年组平均为160‰－180‰。根据最新人口老龄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在未来15年里，老年人每年增加590万人，到202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将达到2.5亿人，人口老龄化必将导致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求的增加。
(3)城镇人口比例。由于经济水平、文化程度、交通条件和医疗观念等因素的差异，城镇居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卫生服务利用等高于农村居民。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城市(镇)化步伐也随着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将成为城镇居民，根据预测，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我国城镇居民的比例将达到50％－60％，为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中医药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必须考虑人口城镇化水平这一重要因素。
2、社会医疗观念。社会医疗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医药的认同；二是对疾病的看法。虽然社会医疗观念属于文化认识范畴，但它对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求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年轻人为适应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产生的心理压力不断加大，导致很多人群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而西医对此疗效不理想，所以人们越来越重视饮食营养、食品安全、美容美体、整形护肤、健身、养生等中医药保健，老年人对中医药的认同感要较其他人群要高，社会医疗观念的变化会促进和带动了中医药卫生服务的需求。
3、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家对医疗卫生市场的宏观干预，是一种解决医疗卫生消费的制度，由于医疗保险制度是利用社会医疗保险的渠道组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这将势必改变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人们医疗消费的方式，我国目前医疗保障制度有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家属半劳保医疗、其他各种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等，这些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减轻人们对医疗的负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医药人力资源市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国际上一些国家对中医药治疗疾病的认同，也在逐步把中医药治疗纳入政府和社会的医疗保险范围，这对中医药人力资源走向国际市场起着极大地推动作用。
(二)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经济因素。综合国内外多年来的卫生服务研究结果，经济因素对医药卫生人力资源的影响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不仅呈明显的正相关，而且还表现出一定的增量效应，人均GDP每增长1％，卫生服务消费则增加1.04％；二是在影响医疗服务的诸多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在不同年龄，职业，性别，文化程度，婚姻及就业状况等组别中均是第一位影响因素；三是经济因素不仅影响卫生服务的需方，而且对卫生服务的供方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就卫生服务需方来讲，经济水平决定了居民的就医意愿，就医能力，就医地点等；就卫生服务供方来讲，经济水平决定了卫生服务的设备、卫生人力、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经济因素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影响宏观观测指标可以从人均GDP和卫生费用占GDP比例测得。
综上所述，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发展的市场因素既有市场供需平衡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它们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
四、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区域差异因素
(一)城乡差别因素。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的统计，1997年至2001年，全国农民卫生总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6％左右，即20％的城市人口占用了80％的医疗资源和设施，80％的农村人口只占用了20％的医疗资源和设施，城乡在医疗卫生领域已经形成了巨大“剪刀差”。随着“新农合”医疗试点和不断推广，中医药人力资源出现了巨大的需求市场，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激励政策让中医药卫生人力流向农村，培养中医药人力资源的高等院校也要密切关注农村医疗市场，大力培养适合农村的中医药人才。
(二)东、中、西部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的中医药人力资源区域差异导致我国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人口拥有中医药卫生人力的不均衡。2002年－2004年，东部地区的中医药人员数量大幅增加，西部地区却急剧减少，数据表明西部地区的中医药人力资源大量流向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城镇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状况、中医医疗环境、中医药人员待遇等因素可能是吸引西部地区中医药人员的主要原因。为减少区域差异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影响，应当进行卫生事业改革，制定有效的区域卫生规划及卫生人力总量控制政策，以重新配置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分布。政府应当在尊重各省市区的中医药卫生人力的发展规律基础上，通过卫生改革和政策引导，使继续增长地区的中医药人力资源流向继续下降的地区，或使在可能增长的省市区减少增幅，而在预测中医药人力可能下降的地区要通过人才流动保持适当增加态势，从而使全国各省市区之间的中医药人力资源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发展趋势当中。
综上所述，只有当我们全面了解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因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从政策、体制和教育源头等方面去调控和解决这些影响因素，从而振兴民族产业，使我国的中医药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❼ 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未来医疗行业发展会怎么样
医疗行业非常暴利，现在许多人知道的只是说医生拿红包什么的，我做过医疗行专业的工作，是利用买属来的软件加上别人约到医院会诊，非常暴利非常有发展，但是那时候我领导还是觉得赚的少，不停的裁员不给我们上保险，非常黑，只能说这行很厉害，有发展。
❽ 经济危机对医疗方面有多少影响
几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