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国文化产业对经济的影响
1、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非意识形态部分.
2、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人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经济、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是哪个基本领域.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应.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4、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掌握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共建和谐社会. 对文化这个慨念,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就经济方面而言,在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的报告里,既把文化看成是一系列的活动,如文化产业,又把文化看做是一系列的态度、实践和信念等.
B. 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文化有什么关系
以下内容供你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演讲人：林毅夫时间：11月4日地点：北京大学·北京论坛
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西方为例，Maddison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希望能帮到你。
C. 文化对中国的文化经济带来了哪些好的或坏的影响
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它绝非是被动的，实际上，它同经济永远处于互动的过程之中。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或推动或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该区域的文化特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该区域的文化内涵与外在经济环境相协调时，它会成为促进和推动该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要素，否则文化会成为该区域经济增长的阻碍。那么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经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文化与经济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是一种有形态的存在,是一个有结构的实体.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亲族主义、祖宗崇拜、等级身份制度和注重人伦价值.其中,文化的封闭性、家庭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持续性与延续力；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等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对经济产生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有利或有害，而应对具体的文化观念和因素进行分析。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且一些文化观念具有转化的可能，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文化的因素。
D.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文化和经济有什么影响
中国发展越来越强大了，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文化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近年来非常强大的中国就影响了全世界。
E. 中国古代经济对文化的影响
1。私有制的建立，特别是封建制度的建立，主要是自然经济，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内化是在封建容社会发展壮大起来的
2.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二是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而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三是农耕经济的早熟促进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
F. 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一目“科技战略的发展”.
一、建立科研机构。1949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逐步建立了由中央各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组成的科学研究体系。二、制定科技发展规划。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同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大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制定实施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远景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十年规划”（即《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两个规划的实现，使我国科学技术有了较全面的发展，为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遭受严重破坏，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阶段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有：第一颗导弹和氢弹爆炸成功，南京长江大桥落成，“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杂交水稻育成等。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文革”以后，我国的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这一阶段，我国科技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制定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邓小平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得到重视，知识分子政策得以落实，我国科技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2.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以此为指导，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展开。3.1995年，党和政府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科技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新阶段。
第二目“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第一，党和政府作出发展“两弹一星”战略决策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敌视中国，想要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60年代中苏关系也急剧恶化；美苏两个大国的争霸，导致世界局势紧张。中国面对非常恶劣的国际环境，为了冲破美苏两大国对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垄断，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以巩固国防，维护中国的安全，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第二，“两弹一星”计划的重大成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和苏联的核垄断；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导弹实验成功，加强了国防力量；第一枚中国自行研制的火箭发射成功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宣告中国进入了航天时代。教师应使学生深刻理解，我国在核科学的发展中，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造福的一贯立场。第三，中国在“两弹一星”之后，不断向更高的科学高峰攀登，在核科学和空间技术上硕果累累，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第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和“神舟”5号飞天的巨大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成为世界航天大国。
第三目“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属于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科学，意义重大。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影响和作用尤为重要，是我国高科技发展的代表。
G. 中国经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论及这个当前世界范围的讨论热点前，有必要先对“影响”做个规定。这里所说的“中国影响”可能有积极和消极、主动和被动、近期和长期、重大和一般的影响，也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影响之分。因为我们不能抽象而简单地谈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影响力”是国家力量的组成部分。通过影响，可以保持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维持其合法的正当权利、扩大国家利益、扩散其国家价值，等等。一个国家自身的变化对世界会产生客观影响，比如一国，尤其是规模巨大的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自行车社会转变为汽车社会的过程就是对世界经济、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的过程。中国经济在规模上已经是世界第四。从八国集团（G8）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从美国到欧洲，到处都在谈论：没有中国参与管理，世界经济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再比如，中国以发展为中心的长期战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变化（如冰箱、空调和汽车的普遍）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十分显著了。中国对世界的这些影响，是中国变化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不一定是中国故意要向世界施加的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随着中国经济更大范围和更有力地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分工，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工业化时代以来在西方世界普遍认可的“普遍”生产和生活方式，若为中国人同样地采用，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比如，中国的私人汽车拥有量达到世界之最时，中国能承受吗？世界石油和环境能支持吗？
也许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但外部世界在感受和利用中国发展带来的机会的同时，已经开始不安地提出问题，“中国威胁”的各种论调大都也源于此。
从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人类安全的角度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积极主动也好，消极被动也罢，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国挑战”。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战略家、政治家、思想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力排众议，建议世界更深入地接纳中国进入全球体系的原因。现有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法则几乎都是在中国没有参加或者参加不足的情况下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些国际性的东西，都是在中国（以及印度等）对世界影响不大的情况下由西方世界主导而形成的。如今，中国进来了，这些国际规则需要适应新的形势，问题是如何和平地、共赢地让新的国际制度具有“中国因素”。
章百家先生曾写了著名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一文。文章发表后，其标题为许多人所引用，“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甚至成为一些人的口头禅。前面已经指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问题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即使过去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比较简单的情况下，中国的任何变动所产生的影响似乎都可能超越国界。何况如今中国不再是个封闭国家，国家的自主性已经受到全球化的重大影响，“改变自己”和“影响世界”不一定是简单的因果或者前后关系。
这里存在着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人们面对和回答：中国外交政策的生成和决定是否需要更多地考虑对世界的影响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改变自己”？中国是如何“改变自己”的？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哪些方面？中国在“改变自己”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对世界的影响？除了“改变自己”的“影响世界”方式，中国还有哪些影响世界的方式？中国能否在影响世界进步的方式上有根本性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复制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这篇小文无法容纳这样一个大题目，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变化的世界影响问题。当中国按照世界进步的总趋势改变自己、同时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进步做出贡献的时候，中国就会深入和长期地影响世界。
H. 论述移民对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中国没有黄忠认了，全是混血
I. 经济发展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哪些就三个方面来阐述
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有：1、经济的飞速发展能够改变人民的落后思想专、例如：改属革开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要解放思想、无论做什么都要大胆探索、2、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剧增的文化物质需求、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人们追求的是高水平的文化教育、讲究的是先进的教育理念、3经济的腾飞让人们抛弃祖先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例如：现在基本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脑、什么都是用网络、渐渐的人们的书法就越来越来差、导致最后来就不写啦、还有雷锋精神影响啦几带人、但是、就如今的形式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雷锋精神啦、只是知道有个人叫雷锋、这就是我认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