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过快，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最低工资是一把双刃剑,调慢了无法保证低工薪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调快了可能使一些企业承受不了导致某些劳动者失业。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背景下,应该本着慎重适度的原则来安排上调的幅度。
2. 提高最低工资对劳动市场带来什么影响用经济学角度解答
（1）提高后如果仍然达不到均衡工资的水平，求大于供；
（2）达到均衡工资，供求内平衡；
（3）高于均容衡工资，供大于求。
由于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曲线是向后弯曲的，故最低工资越高，收入效应越大，消费者愿意提供的劳动时间也会越少。
从宏观分析，企业有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就业量，使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实际工资；当最低工资上升时，企业将进行裁员，减少工资支出，这是劳动市场出现失业。
3. 工资过低对就业、经济、社会有什么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断提高，但由于过去基数很低，加之汇率有较大幅度上升，因此，到目前，尽管东南亚各国的工资成本由于货币贬值大幅下降，但从绝对水平来看，我国的工资成本在国际比较中仍有优势。低廉的工资成本既有助于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从而为实际汇率的稳定提供重要保证，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出口，大大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近几年来，我国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进出口贸易大体平衡而略有顺差，均与相对低廉的工资成本而形成的国际竞争力有关。同时也要看到，由工资成本形成的价格优势只是相比较而言。
在国际贸易中，工资水平过低，意味着一国的劳动者要以相对较多的劳务支出去换取别国相对较少的劳务支出。这不仅使本国劳动者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一定影响，还会造成劳动力稀缺资源的流失，对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就产品的生产来说，工资成本的降低会增加企业利润，但就一个国家来说，工资优势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只能是相对的，并不是越低越好。目前我国的工资成本还没有对汇率的上升构成压力，一方面表现为相同质量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售价格过低，劳动者所得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表现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由于工资过低而出现流失，从长远看会有损于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工资绝对水平与发达国家已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只能使工资水平降得更低，不仅无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且还会带来一些其它的负面效应。
4. 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对产业经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分析
基于国内外对最低工资的经济效应分析的基础上，笔者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对最低工资政策的利弊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一）最低工资制度的正效应
1.有利于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
确立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最低工资，就是保证和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按照收入的高低消费群体可以划分为高、中、低三类。凯恩斯认为,收入越高其消费倾向越低,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一般小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最低工资的受益人群，他们的消费欲望特别强烈，除了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之外，提高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消费空间。随着最低工资的逐年提高，将对这部分人群的生活状况有较大的改善，促进了他们的市场消费，拉动了内需，有利于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当市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增加时，市场的状况比较景气，也会导致企业扩大规模，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2.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8，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认为：今后中国将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的严峻挑战。如果目前城乡家庭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的收入差距将会急剧扩大，基尼系数将会从1999年的0.437上升到2020年的0.474。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这些农民工从事的都是些工资低廉、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的职业，很容易被城市边缘化。很显然的结果是，这部分人群的收入较低，和其他城市人群的收入差距悬殊。而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首先,就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来说,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市场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垄断市场。在这种买方垄断条件下实行最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数量都会增加,农民的整体福利会得到改善。其次,从要素间替代关系来说,目前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还缺乏弹性,这些劳动者的工资上升不会导致出现过快用资本或高技能劳动力来替代的现象,且要素替代弹性较低,因而农民非农就业收入会因最低工资保障而提高,由此可见,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直接结果就是增加农民收入,这显然有利于改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使社会各成员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实质体现着劳动者的权利和价值问题。不像其他标准，这个标准涵盖的都是弱势群体，比如遍布在各个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社会初次分配时就已经处在弱势地位，而在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方面，他们多数也被排除在外。作为劳动者，他们的权利只能体现在微薄的工资上。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具有与资方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这样的一个薪酬体系中，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就具有了一种尊重劳动者权利和价值的延伸意义。
3．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产业机构优化是指产业协调发展、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具体来说，产业结构优化是指产业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包括数量比例关系由不协调不断走向协调的合理化过程，产业结构由低层次不断向高层次演进的高度化过程。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质是要实现资源在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产业经济协调、稳定、高效发展。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如果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则企业招不到人；如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则意味着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利润减少。这就要求低效率低产值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转变为先进制造业，加大高科技产业的比重，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用人成本的增加，直接减少了劳动力对资本的简单替代，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最低工资制度的负效应
1.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1）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的决定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完全剔除了市场经济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这个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双方都是现行市场工资率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是决定实际工资水平和劳动就业量的唯一因素。在劳动力的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时，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工资率为均衡工资率，而此时通过市场实现的就业就是均衡就业量。当工资率高于均衡率工资时，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存在劳动力过剩，与需求形成缺口，此时为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劳动力的需求者对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他们会要求降低现有的工资水平，虽然劳动力供给方不愿意接受劳动力价格的下降，但是由于存在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不得不接受。当工资率低于均衡工资率时，劳动力需求超过供给，存在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供给方对于劳动力市场价格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他们会要求提高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劳动力需求方为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不得不接受这一价格水平。
（2）最低工资制度的对就业的影响
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质是国家和政府用行政的手段干预工资水平，提高工资率，是政府干扰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方式。 在完全竞争性的劳要素市场.如果最低工资高于均衡工资，劳动力的供给会大于劳动力需求，企业愿意招的劳动者人数少于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数量，社会将会出现失业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和劳动力的需求曲线D相交于点E,此时供需平衡，共同决定均衡工资W0，此时的均衡就业为L0。 如果政府实施了最低工资政策，确定了最低工资水平W1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那么此时整个社会的就业水平由劳动力的需求决定，均衡的就业为L1,它显然低于没有实施最低工资政策时的水平L0，此时减少的就业量为L0－L1,它取决于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以及最低工资高于均衡市场工资的幅度。如果整个经济的就业水平呈上升趋势，那么这种就业的下降就表现为工人的替代或是解雇。当工资水平为W1,社会的劳动力供给L1′,因此会存在劳动力的超额供给，其超额供给量为L1′－L0，其大小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和工资的上涨幅度。 因此,高于均衡工资的最低工资政策,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来说,将会带来的失业量是L1′－L1。
2．最低工资制度对整个社会成员福利的影响
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的消费者的厂商，当价格由W最低提高到政府规定的工资时，那些接受政府的工资率的厂商，其消费者剩余减少了图2中的A区域。那些因工资率提高，选择不接受，而选择减少就业量的厂商，其损失为图2中的B区域，所以消费者剩余总的变化为
3．最低工资制度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
市场中的劳动力根据其知识背景和技术水平的高低，可以分为初级劳动者、中级劳动者和高级劳动者。对于那些中高级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工资主要是由市场的供求决定，最低工资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而对于那些低层次的非熟练劳动者来说，最低工资标准表面是提高了他们的福利。但是隐性的结果是，工资福利的提高的直接结果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减少，企业很可能会减少对劳动者的需求，转而用机器设备替代工人；或者雇佣高技能的中高级劳动者，这样这些低层次的非熟练劳动者就面临着失业。
从长期来看，最低工资制度会阻碍低技能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增长。对那些因实行最低工资标准而失业的工人来说，等于关闭了通过工作实践来提高劳动技能水平的大门，由于这部分劳动者本来就生活在贫困之中，不太可能有能力去参加职业培训、学习等活动来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因此，最低工资制度会阻碍这部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增长。有调查显示，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再就业的机会会变小。因此，从长期来看，最低工资制度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长期化趋向会产生催化作用。我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都陆续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可能这一现象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但是最低工资制度对低技能劳动者人力资本增长产生的阻碍作用，无疑也会对此雪上加霜。
5. 降低工资对总供给和总需求有何影响 宏观经济学
降低工资会使总来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因自为工资较低时，对于任一给定的价格水平，厂商愿意供给更多的产品(产品价格既定，工资低即成本低从而利润高)。但降低工资就是减少人们的收入进而降低消费需求，从而会使总需求曲线左移。
6. 就业率低对于经济的影响
在经济学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增加失业率解读：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向下内倾斜的，劳动力价容格越高需求量越小，限定最低工资标准后，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比均衡工资水平高，必然引起企业劳动力需求量减小，从而导致就业率下降，失业率增加。
通俗说法：工人工资提高，企业的成本就会增加，影响企业产品的市场销量，销量减少的话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产能，也就要裁员。另外，当工人工资上升到一定程度，企业就会趋向于购置机器设备来代替人工，机器化生产规模加大，导致裁员。
失业率是指一定时期满足全部就业条件的就业人口中仍未有工作的劳动力数字旨在衡量闲置中的劳动产能，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状况的主要指标。
7. 设定最低工资会有哪些经济影响
最低工资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政策规定，可以稳定劳动力市场，促进经济发展。
8. 影响工资的有哪些因素
最低工资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劳动力保护法规，许多国家已经实行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比如美国、日本、泰国、法国等。
虽然经济学家经常提出实施最低工资制的弊端和消极影响，提醒人们注意观察实施最低工资后的实际效应，从而引出了把最低工资作为“扶贫”措施是否具有实际效应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在大多数国家中仍然没有取消最低工资制的迹象。
最低工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在最低限度内支付的足以维持职工及其供养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资。我国《劳动法》中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从经济学理论上说，根据传统的劳动经济学供求模型分析，把工资增加到均衡水平之上就会导致低就业。虽然较高的工资有可能提高生产率，减少旷工和跳槽，但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而强迫企业提高工资，那么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大部分被工资增长的部分所抵消。
在存在不完全信息的劳动力市场上，最低工资可能会增加就业。由于不完全的流动性，企业面对的是一条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实施最低工资制意味着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就阻碍了企业增加雇用员工。近年来劳动经济学中许多统计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对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即使是积极的，也必然是微乎其微的。
在经济学界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比如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加文·莱特教授从经济史的角度指出，最低工资制在美国南方的经济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低工资制促使南方进行了许多变革，使不少就业者从低收入行业转移到支付高工资的新兴行业上来。另外有人认为提高最低工资的一个优点是，通过扩大低收入者的实际收益以及就业者之间的工资差别，加强了对工作努力程度的促进和激励。此外，有效的最低工资也可能提高生产率，使劳动力需求曲线右移，从而抵消最低工资可能导致的任何失业。
目前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在经济学家中间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看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有数百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并未能够从理论上支持最低工资制，但也不足以从理论上完全推翻这一政策措施。在此期间研究方法的微小变化对研究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之一是对青少年就业效应的时间序列分析（一般而论，青少年是低工资群体，最有可能受最低工资制的影响）。
这些分析在控制了每一年份中影响青少年就业的其它变量的条件下（比如可能影响青少年就业的成人失业率），来估计青少年就业如何随着实际最低工资水平而变化。美国经济学家曾使用1949－1994年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16－17岁青少年的就业率（该年龄组中的就业人数除以同一年龄组中的人口）没有影响。但是利用相同的程序分析了1954－1993年资料，结果其就业效应是负的。
另外一项研究估测了青少年就业率与总就业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与假设相一致，即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最低工资的上升将会减少青少年的就业机会，并且强制性工资增长的幅度越大，就业降低的幅度也就越大。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最低工资制具有就业正效应呢？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多项研究表明：在就业无弹性（无论工资如何变化，对就业量都不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最低工资的提高将有助于增加低工资工人总体的工资报酬。
那么，最低工资制是战胜或减少贫穷的有效武器吗？迄今为止的多数研究表明这取决于有多少人受益于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并且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真正属于弱势群体的。根据美国九十年代初的一项研究结果，最低工资提高所增加的工资报酬中，只有19％进入贫困家庭。因此，最低工资制经常是一种事与愿违的相当迟钝的“扶贫”工具。
由于中国大陆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投资和财政支持以及不同的税收政策，客观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巨大的地区性差异又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素质、劳动力使用效率和劳动力价格方面的差距在很长时期内都无法得到弥和。所以不同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央计划经济中的政府意志和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政府明确宣称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来，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较前明显活跃，并且其流动规模与流动范围均显著扩大，不少贫困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寻求各种就业机会，填补了少数高速发展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中国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两亿之多，同时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事实上存在阻碍劳动力自由迁徙和择业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隔，因此即使在城镇地区普遍实行最低工资制，也并非一种保护全体公民之就业权利以及保障劳动者获得合理薪酬的普惠方式。在此制度安排下所实施的最低工资制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一种生活保障方面的歧视，因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几乎无法享受到这一貌似公正和体恤低收入阶层的政策所带来的实际收益。而这种歧视恰恰是由应当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政府通过貌似合法、合理的政策手段而推行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最低工资制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就业者，他们是缺乏竞争优势的劳动供给方和低端劳动力市场中的主要储备资源。实施最低工资制应当考虑到地区差距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不能一概而论地大面积推行。同时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表明最低工资制已经有效地改善了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效果尚不确定的政策措施，而不能先入为主地相信，实施最低工资制就一定能够改善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状况，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9. 工资与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
所谓经济起飞，是指一国在工业化初期的较短时间(20-30年)内，克服了那些阻碍和抵制该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旧的势力，突破了传统经济的停滞状态，并实现了基本经济和生产方法的剧烈变革。这一重要概念是罗斯托1960年提出的。罗斯托认为，经济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最重要的阶段。欠发达国家只有实现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而一旦起飞，也就意味着人均国民收入开始了急速持续增长，并且，在产业革命的先决条件基础上，大规模的工业制造业兴办起来，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资本和劳动力进一步支撑了工业化。农业技术的改良、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生活的变化等“排斥因素”和工厂数量增加、工资提高等“吸收因素”，促进了劳动力的加速流动。这一切都表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剧烈的突变或质变，跨出了传统社会的循环圈，进入了经济大规模持续增长阶段。
罗斯托认为，要实现起飞决非易事，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第一，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第二，有能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第三，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保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一和第二两个条件与工资成本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为低廉的工资成本，是资本积累率不断提高的基础；同样，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及所形成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整个经济的不断增长就有了依托，从而经济的起飞就有了现实的依据。正如罗斯托所说的：“当工业浪潮涌现所要求的其他条件成立时，特别是工业企业家涌现，现有工业技术被充分掌握，以及具有了最低限度地组织培养一支工业劳动队伍的能力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奠定了与较发达经济进行有效竞争的基础。”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迅速向前发展，中国基本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起飞。可以预见，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展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还将持续快速增长，并最终实现起飞。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论证，特别是在进入持续增长的条件上。徐长生教授认为，从时间上看，“中国经济起飞的全过程大致要持续30--40年”，“理由主要有三点：1)中国拥有12亿多人口，潜在的国内市场容量巨大，而且中国地域辽阔，东部、中部与西部之间，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需求呈阶梯性和连续性特点，从而可以大大推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终所面临市场需求不足这一瓶颈约束；2)中国的国内年储蓄率已超过35%，利用外资已位居世界第二，二者合一，可以便今后十多年中国保持近40%的投资率(总投资／GDP)；3)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成本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仍将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的一个武器。”显然，上述三个理由正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起飞的三个重要条件。
上述三个条件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应该说，它们之间密切相关。因为国内市场容量的扩大，需要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去支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其实质就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样，国内储蓄率进而投资率的大小也与人们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显然，在这三个条件中，工资水平的高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的确，劳动力成本低或工资水平低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起飞条件和优势资源。这种优势资源表现在：第一，为中国许多产品的市场竞争提供优势。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轻工、纺织、服装。在全球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划分中，至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中，中国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形成中国产业竞争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劳动力的低成本也是吸引国外投资者到中国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外商到中国投资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这就形成中国加入国际分工的一种模式或切入点。第三，也是中国从依托劳动力的资源优势逐步深入到国际分工过程中，透过学习，在国际分工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位置。因此，劳动力的成本低廉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和起飞条件。
正是借助于这一条件和优势，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及对外贸易方面有了飞速发展，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正是借助于低廉的工资成本这一条件和优势，使资本积累不断加速，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廉价劳动力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和巨大的市场，形成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产品加工和制造基地；但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并不强，产业结构也不太合理，而且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相对较小。所以，中国即使劳动力很低廉，也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太多的份额。中国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要想在外贸中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就必须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扩展。这些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相当大，仅靠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空间容纳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贸易结构的变化和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都是紧密相连的。这些结构变化，在收入方面的表现就是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是劳动力价格或工资水平的提高。因此，适度的工资水平，即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工资水平应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
工资水平问题是个收入问题，收入问题不仅有收入差距的问题，还有个收入水平的问题。当前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其劳动报酬即工资增长得快不快，工资水平高不高，自然成为大家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工资水平一直比较低，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低工资、低消费的结果：既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也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尽管改革开放后，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总的来说，仍然不高。可以说，还是属于低工资水平。目前，低工资制已经影响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影响到经济起飞。比如对消费的影响，即是一个最具典型性的问题。近几年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一直是我国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扩大内需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驾强有力的马车。但目前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显得强劲，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则显得不足。一般来说，一国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消费倾向和购买力水平。其中，购买力水平的高低对最终产品的消费、从而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再比如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受到歧视，他们不仅工资水平低、工作待遇差，与企业主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且由于主要从事低技术水平的简单加工业生产，这使得在这些部门就业的劳动力难以持续得到发展。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年年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打工的农民工有几千万，但他们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跟城里人仍然是“两张皮”的关系，被市场所分割。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不仅未来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难以形成，而且未来还可能出现一方面是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危机，另一方面却是相当多的农民工难以进入产业技术工人的行列，难以融入工业化进程之中。
显然，工资水平高低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起飞，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的大问题。那么，从目前看，中国的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我们看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是高资本投入。从统计资料中我们看到，在绝大部分年份里中国的投资率都维持在 35%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40%。而支撑高投资率的主要力量则是高储蓄率。我们知道，储蓄率的上升是与最终消费率的下降相对应的，消费需求不旺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的快速增长。显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中重要原因是消费率偏低，而其深层次原因是广大人民收入水平增幅缓慢。其他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在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之上时，GDP中劳动报酬份额的增长将明显加速。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这意味着人均收入或工资水平也会相应有一定幅度提高。然而，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GDP增幅一直较高，而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上升或持平的年份不多。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说明我国积累率已经过高，工资水平偏低呢?众所周知，积累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到工资的增长，影响到消费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起飞。
工资作为收入问题对经济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结构的极不合理问题。衡量收入分配的差距、，国际上一般以基尼系数为指标，基尼系数越大，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表现在：一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三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四是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也过大。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是工资外收入（包括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以及非法收入。这些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仍然是靠低工资作为其收入来源，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之势。最典型的实例是普通劳工与私营企业主之间，一方是持续的低工资，而另一方是由持续的低工资带来的财富的积累，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毫无疑问，较低的工资水平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工资问题还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因为工资起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从我国目前来看，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多年来的失业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2000年，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15.9%，而其就业人员却占50%，属于过度就业；第二产业产值占50.9%，其就业人员仅占22.5%，使用的劳动力较少，虽然有就业的空间，但由于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较高使许多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受到限制；第三产业产值占33.2%，从业人员占 27.5%，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50%以上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同，对劳动力的成本或工资水平要求也不一样；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农民工缺乏有效的保护，工资被压低，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而垄断行业在获得垄断利润、垄断工资的同时，还阻隔了就业，以致在全社会形成不了均衡的工资，工资差距所形成的诱导机制的功能丧失，工资对劳动力配置的功能大打折扣，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提升也就受到了严重影响。
上述三个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却都和收入分配政策相关，亦和工资水平相关。这就引出本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经济起飞阶段，我国工资水平是否合适，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
四
法国经济学家帕斯卡尔·拜伊和阿莱因·穆尼耶曾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各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各不相同的问题，其答案可能就是本文的主要假设(如果能得以证实的话)，即工资成本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或许只有从工业化与工资关系结构的联系中，才能找到解释不同国家特有的工业化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关系近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转型或许可以成为解释工业化迅速向新的地区扩展的原因。”这一论断虽然未被证明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理由，但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工资水平给各国经济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工业化道路模式尽管不同，但从其工资变化中，确确实实反映出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这种特殊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他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其工资水平的变化，就深刻反映出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亦充分体现了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有内在性的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关系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收入效应使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且收入差距较小，而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在促进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就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时，又促使经济进一步增长。“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消费品领域和相关的服务。由于实际工资、以工资为收入的人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和提高等三重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具有了内生性。”这可以说是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写照。
反观中国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笔者感到：二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很快，GDP的增速类似于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起飞时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又不具有很好的协调性，突出表现在上述三大结构不合理方面，即积累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的结构不合理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一是目前的低工资制度仍然受到传统体制下行政配置资源的强大惯性的影响，二是目前的低工资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压抑，以致使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不仅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还可能从某些方面束缚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延缓经济起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笔者认为，首先在理论上，我们应深刻认识工资这一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时，我们还应深入到经济体系内部，认真探寻能够有效保证经济起飞的工资调节机制。在实践上，一方面我们应加快改革步伐，破除传统体制对经济的束缚，破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健全并完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力价格在市场上能正确反映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把握工资关系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便在国家范围内就利润／工资之间的比率以及消费品生产／资本货物生产之间的比率进行调节以期保持平衡，从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一种有机的联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工资关系，应该是让更多的人融入到工业化进程中，使工薪收入者在整个从事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使一、二、三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不仅如此，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工资关系应是以提高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为目的，工薪收入者的格局应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阶层”的形成不仅能从分配的结果上较好地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还能在保持效率的前提下，促进共同富裕，同时又为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奠定基础。
总之，正确认识工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确定适度的工资水平，以保证经济最终实现起飞并顺利进入持续增长阶段，也就是笔者所思考并希望得以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水平，不仅能合理引导劳动力有序的流动，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对企业的积累，对城市、农村的发展，以至于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迁将是十分有利的。
10. 调整最低工资对社会有那些影响
各市（州）人民抄政府，省直各部门袭：经研究，省人民政府决定对全省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现予以发布。一、调整后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一）每月450元（每日21.51元）；（二）每月550元（每日26.29元）；（三）每月650元（每日31.07元）。二、调整后全省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一）每小时4.90元；（二）每小时6.00元；（三）每小时7.10元。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各市（州）劳动保障局应尽快重新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具体标准，经当地人民政府确定后于10日内报省劳动保障厅备案。二OO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