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

A. 1840到1949与1949年至今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发展脉络

1840年到1949年与1949年至今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发展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国1840年至今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三条道路的转化：

1、1840年1949年10月前，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体；

2、1949-1978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带有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色彩：

3、1979年至今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在政治经济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1)浅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扩展阅读：

1949-1978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中国走“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独立、推翻三座大山等）

20世纪50年代我国探索社会建设道路出现的曲折史实：“大跃进”或人民公社化运动。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化的标志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行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代化是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应结合本国实际，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B. 求 中国经济发展近代史，越详细越好，谢谢

近代

民国经济史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要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缓慢的状况。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民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时期曾得到发展，这表明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包围打击下，难以得到正常、自由的发展，最后走向衰落。历史表明，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为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这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

1、民国经济概述

2、民国初期社会经济的初步发展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

4、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

5、民国末期社会经济的崩溃

中国经济发展史-现代卷

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新中国建立时的经济背景和发展条件

2、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3、国民经济的恢复

4、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5、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

6、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遗留的问题

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演变

1、“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

2、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发展

3、“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艰难发展

4、徘徊中前进的国民经济

1978--199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1、经济调整和开始改革开放

2、全面改革的实施和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曲折

3、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4、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希望对你有帮助

C. 中国近代发展史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70多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索，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

热血青年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奋不顾身；青年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努力探寻改变中国命运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

在救亡图存的不断求索中，在“改造中国”的艰苦实践中，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的挫折、抗日战争的壮大，在解放战争后，建立新中国，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崛起。

(3)浅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扩展阅读

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D. 求一篇中国近代史论文，有关于经济变化的的（）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兴趣在于界定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问题并由此而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甚至对同一地区使用同一套资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正如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后，美国学术界对其做了否定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资料；而黄宗智和杜赞奇在1980年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得出与马若孟南辕北辙的结论后，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见解新颖独到。到了1990年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又认为马若孟对史料的运用是准确的。（注：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学术界的反复恰恰表达了美国学者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们意识形态的取向。

一、卜凯和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John Lossing Buck)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而卜凯太太赛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不仅当时获得了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至今仍是许多美国高中的指定读物，常成为普通美国人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的第一本书。（注：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讲述中国贫农王朗(Wang Lung)由苦干而变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现了卜凯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中国农村存在着平等的机会，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凯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0年受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 Reisner)的邀请担任了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的教授。1924年卜凯回到康乃尔，于1925年完成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19世纪30年代，卜凯在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后，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

卜凯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的。在他看来，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直到15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前进了，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没有进步。因此，对卜凯来说，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等。（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看法在30年代初发表后就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19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剥削关系。（注：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页。）卜凯当时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是正确的。卜凯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省17个地区2866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省168个地区近16786家农户。这些调查使卜凯对中国的农户结构与土地得出的结论为：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1英亩＝6.07亩）地。（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此外，在租佃关系上，西方的佃农比例比中国要高得多：中国农民中有23%为完全佃农（不包括半佃农），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9%，但英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因此，认为佃农率高了便会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的停滞并没有其必然性的依据。（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批评的要点是认为卜凯没有把中国农村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国学者史特罗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凯从美国农业经济教科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因此没能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史特罗斯举例说，卜凯在1920年刚去金大农学院要教4门课：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农场工程，而他手头主要参考书只有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华伦(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农场经营》一本教科书。不仅他的4门课全从这本教科书发展起来，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也以这本书为基础。而这本教科书是从经济学角度谈如何经营300英亩理想规模的美国标准家庭农场，不能真正用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凯毕竟对中国农村经济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并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也有认识。例如，卜凯向国民党政府进言108条建议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调整。但卜凯显然不认为租佃率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此外，正如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第一页所表白：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注：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换句话说，卜凯认为他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责任是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因此，从卜凯开始，不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发展了起来，并且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认识也分成了两种观点。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瑞斯金(Carl Riskin)所称之为的“技术学派”。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930年代也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称之为的“分配学派”。技术学派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而分配学派的观点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注：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国革命的冲击和197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辩论

卜凯的技术学派观点很快受到了中国革命强有力的挑战，使得分配学派的观点在1949年之后一度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如果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展现为一场农民的社会革命？或者说如果卜凯的观点正确，那么中国革命便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动源。然而，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展露出来后，美国学者又禁不住要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问题的正确性又在哪里？

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不确定认识之中，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农民经济》。马的这本书写的是河北和山东，或中国的华北。马在60年代为这本书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利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并与当年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人员做了许多访谈。

马若孟认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不能只依赖于1930年代前半期的调查资料，因为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冲击的时刻；陈翰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1933-1936年所做的调查只回顾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必然会得出中国农业经济恶化和农村社会破产的结论。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围确定在1890-1949年之间，即考察从19世纪末期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到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段相对长的时段。马对满铁所调查的沙井村等河北与山东的村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卜凯一样的结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它没有其它大毛病。（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马若孟认为：首先，在1890-1937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超过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人口的压力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中国的华北农村经历了商业化，使农民受益，并在长时段里维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华北农村的地权不平均，但它没有变得更不平均。满铁的资料显示：自1890年以来，华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而佃农和雇农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这两个变项说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增多，地权分配实际上可能变得相对平均。这些变化与商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中的分家有关。商业化使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手工业的贫困农民有机会增加收入和购买土地，而农户在儿子们中间的分家则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第四，华北的租佃关系变化比较有利于佃户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华北的租佃关系逐渐从实物分成地租转向实物定额地租。而在这一时期，华北农产品价格上升，在1913-1938年间上升了40%。在实物定额租下，佃农一方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灾害年成时，佃农又经常回到实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担部分由歉收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华北的租佃关系并没有变得不能容忍。第五，最关键的是华北与中国有着竞争性市场，即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自由进入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来操纵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牟利，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籍以市场经济以获得发展的关键。在满铁资料里，马若孟没有发现华北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因素或条件。（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马若孟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以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的设施以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的农业金融机构使较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马若孟比卜凯在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卜凯是通过他的学生们在中国农村以问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数据性资料和相应的观点，而马若孟则是基于满铁调查员对一个个村庄进行长期细致的调查，其论述涉及了家庭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微观上补正了卜凯的基本思想。卜凯认为中国地主土地的拥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统治阶级，而马若孟更通过对竞争性市场的考察，证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性剥削在市场上并不存在。

马若孟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观点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评并引起了辩论。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是黄宗智。黄讽刺说，如果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是象马若孟所论证的那样为一片机会平等的土地，那么穷人之所以穷则岂不是要埋怨他们懒惰和在农业生产上不够聪明能干吗？黄宗智利用满铁的资料，举出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从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论看来，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工业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论表明，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从平均分配土地这一思路来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不见得正确。

黄宗智给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农民杨泽（音）。杨泽在1941年38岁，有35亩土地，家里5口人中3个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占有量超过了村庄人均占有量的2倍。村里能干的农民最多能种20亩地，所以杨泽应该请一个长工。但杨只是请一个两个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种。黄宗智想证明，杨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于他继承了较好的土地，否则杨也会象杜乡一样贫困欠债。可是杨泽毕竟一个人耕种了35亩。因此黄解释为：杨泽或是非同寻常地强壮与勤劳、或是其妻也参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产劳动。但杨的3个孩子分别为13岁、4岁、1岁，其妻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说杨泽因聪明能干而维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偿不可。

当然，黄宗智举证杜乡的例子要点在于说明租佃制度的剥削性，对此马若孟则以租佃契约来说明租佃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关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约形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契约，地主与佃户都协商了各自的利益，并且这些权益在几个世纪中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佃户没有为地主做非农业生产性的劳役，在契约之外并不存在强制的剥削。而在契约之内，权益则是由双方议定，具有互惠性。由于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约不合理时，佃户可以不接受而改换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马若孟看来，不能说有租佃关系就是剥削，而是要检验这种租佃关系赖以存在的法律或习惯的基础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习惯上长期遵守互惠，契约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因此，该村的租佃关系应该是合理的。（

E. 中国经济发展史，1200字左右。

是论文吗？建议最好自己写
传统社会的中国经济及对其发展历程的思考
董方炜 40901008 经济学基地一班
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传统社会中，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量财富聚集在中国，在几千年的变革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史，面对这样一部丰富的历史巨篇，我们不禁好奇，这其中缠绵着怎样的悲喜纠结，掩藏着多少对错善恶，蕴含着多少文化和精神，又是怎样让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国门，投向了经济大变革的浪潮。
经济史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这个社会过程所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的一门学科。其科学性在于考察问题的客观性，在历史文献和大量数据材料中找寻其最能反应社会现实的基础论据，并用一定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演进。其重点在于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绩效，并考虑机制绩效的质与量。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史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出现的哲学或宗教中的精英与大师的思想著述会在该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奠基和指引性的作用，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所出现的大师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定了西方发展模式，孔、墨、孟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
考察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从大到小，从浅如深，从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说起，到具体发展成就和财政制度经济思想结束，并着重探讨为何中国并未走向资本主义之路。
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在攫取经济时代，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这是一种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天然的物质资料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远古社会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这种现成物资的提供限制了远古人类智力的发展。而当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启迪了原始人的智慧，开创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后，人类的社会的迅速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类社会进入了改造自然，通过自身劳动增值产品的生产经济时代，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智力大发展，经济大进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并开启了人类罪恶本性的伟大时代。
夏商周时代是由氏族部落向封建领主经济的国度，是奠定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时代。早期人类社会形成了及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社会细胞——氏族，随着氏族组织的繁衍于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部落与部落联盟，并逐渐向王权社会过渡，并最终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宝塔式结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领主制经济。不管是由于社会传统的巨大惯性还是由于文化堆积力，人类文明的最初时代所奠定的一些思维模式和体制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引导性的影响，使后世发展从未摆脱前朝前代所带来的渗入骨髓的根本性的纠缠，并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源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管理生产活动传统习俗的“工商食官”制度，即各级宗族首领控制垄断经营，不允许四人从事工商业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种传统的延递，使人们开始延续重农思维，并不断排斥工商的重要作用，使工商业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春秋时期，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日渐趋于瓦解和崩溃，相应的土地改革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引发了剥削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终于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定了以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这种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从秦汉至明清，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曲折变化，兴衰交替，呈现出“两个马鞍形”的发展态势。
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制约着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业是“人类一切经济发展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是以个体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劳动力高度密集性的集约农业，其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复种指数都很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达到了但是世界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经验知识积累量大，经验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在农业上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多粪肥田”保持了地力，使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能够利用那本来就为数不多田地养活十三亿的人口。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而且还是专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繁荣的农业经济史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家庭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历代专职郑度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形成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重农思想和政策体系，维持着精耕细作集约化农业的平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资源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随着地权变动机制和地权转移的频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呈现出不断向各类地主集中地趋势，地主占有土地，目的是投资于土地，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地租，形成租佃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制度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中国有很多无产者，即是贫农，贫农租赁地主富农土地，并定时交租，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特色，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并存发展。官营手工业在我国传统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时起，中国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这一政策影响了一个历朝历代的政策制定，对中国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限制作用。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满足皇室和专制国家的需求和生产，二是为了市场生产垄断商品，目的在于追求垄断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垄断地位和为皇室生产不计成本决定了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低下的收益这两个特点。城镇民营手工业是指由城镇中的一些个体小手工业者和豪民贵族经营的手工业，它是一种脱离农业或农民家庭而独立存在的手工业结构，民营手工业者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中国古代脱离农民家庭独立出来的民营手工业大多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已出现的中小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是极少量得存在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次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民营手工业要为专制国家承担各种差役，劳动力得不到保证，缺乏稳定的城乡市场，同时，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欠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镇手工业在官营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夹缝中艰难挣扎，发展极其缓慢。
现在我们再从整体上看一下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大不同的经济结构。个体小农经济是我国典型的自然经济，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把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满足了家庭基本需求，使之与市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上下同构，相互离散，却又十分稳定。而商品经济则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完善，但由于其特有的对自然经济依附的特性和缺乏自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同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补益，共生共存的关系，其最终也未能独立出来。
中国古代财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其曲折的演变过程中，财政管理的权益有相对集中向多极化发展，纵向配置有地方分全乡中央与地方均权发展，财政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建制中的地位日见重要。
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经济研究经济，在儒学思想出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以“富、均、庶、义”为基本标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一直被人们争论，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两种思想，但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国家不断参与宏观管理，考虑各经济问题时，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立场和利益出发。但几千年来，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变化，不断教条化。
中国历经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近代史上却不断遭遇耻辱，落后就要挨打，但几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不能自我实现向近代经济的转型，没有走向富强呢？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的自营性，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传统经济的效率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欧领主制经济，但其有效性又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和摧残。中国的传统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传统商业，但这种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并且也扩大了地主和国家的剥削范围和数量，更多的起到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作用。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在商品经济危害其自身发展时便伸出了恶魔之手，重农抑商，同时官营资本也在挤占城市手工业的市场，占用了劳动力。
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中国在发展中只是中刑法和行政法，轻民法商法，货币制度也不甚完善，长期处于欠缺流动性的情况下。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商业的专门化不只是出现了以经营为目的的手工业等，而是出现了以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以谋取利润者，由于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重农抑商，有存在“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有田方有福”的思想，大批商人购置田产，转而投资土地，成为地主。
所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未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从其中找到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但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提醒我们，稳定的制度虽然可以给国家带来稳定和长久，但内部表面的和谐不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虽然保障了封建王朝的延续，但相对于外部世界，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已严重落后，而大部分人民在政府王朝愚民洗脑政策下，不能意识到这些，而专制政府也是为了维护王权和自身利益，不思改革，目空一切，最终被西方用武力打开国门，被迫变革。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保持内部和谐，而应该在应该和必须的时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真正体现人民利益，发展经济和完善政治体制，以达到国富民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长久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F.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

一、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1.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 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输出商品，并在东南沿海地区创办了一些船坞和工厂 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经济成分。
2.自然经济的解体 （1）原因：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入侵。（2）表现：东南沿海一些地区“纺织”“耕织”分离，手工业者大批破产，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发展 （3）实质：中国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3.洋务运动（官僚资本的产生）
（1）根本目的：利用西方先进科技，维护清朝统治。
（2）内容：①自强、求富—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②筹划海防。③培养人才—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3）结果：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
（4）实质：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5）评价：积极作用：洋务派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兴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局限性：只学习西方的科技，不改变中国的制度。说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二、民族工业的发展
1.晚清民族工业的兴起 （1）产生（19世纪六七十年代）：①自然经济日益解体；外商企业刺激；洋务运动诱导。②概况：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2）初步发展（甲午战争后）：①原因：甲午战争后，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中国自然经济；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困难，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②影响：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发起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倡导实业救国论
2.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1）民国初期的短暂春天：①原因：辛亥革命影响；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促进；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一战的影响。②特点：地域不平衡（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部门不平衡（轻工业发展迅速）；短暂。③影响：为新文化运动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2）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曲折发展：①1927—1936年较快发展，国民政府基本实现全国统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出一些有利于发展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②抗日战争时期遭受沉重打击 （沦陷区日军的吞并、挤压；国统区的战时体制；官僚资本的压榨等因素影响）③抗战胜利后走向萎缩；民族工业陷入绝境。（美国商品排挤、官僚资本挤压、苛捐杂税、通货膨胀等因素）④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新生，三大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
3.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1）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民族资本主义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压迫。（2）国内政局和国际环境 （3）政府的政策措施。（4）民族资本主义自身因素：民族资本的独立性与依赖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等。
4.民族资本主义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代表近代经济发展方向，有利于经济的近代化。（2）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逐渐发展使无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阶级基础 （3）民族资产阶级倡导的立宪改良、民主共和、民主科学等主张，既推动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4）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挤压，始终未获得独立发展，没能成长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

G. 有那些纪录片或书籍讲述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成就的

纪录片《思路》《商痕》《大国复兴》《留住手艺》

书籍《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中国近现代电力技术发展史》……

H. 关于近代经济历史

财政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合体，因而是解读社会经济发展史的重要窗口。财政收入的来源决定了财政制度的性质，因而可以依据财政收入来源将财政制度分为租金型财政制度、利润型财政制度和税收型财政制度等。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等原因，中国近现代财政制度变迁挣扎于利润型财政制度、租金型财政制度和税收型财政制度之间，虽然财政包干制开启了利润型财政制度向税收型财政制度转型的大门，但由于政府财政权力始终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使转型期财政制度呈现了鲜明的租金型财政制度特征。中国未来的财政制度选择在于税收型财政制度，公开化、透明化的预算体制是税收型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演化与发展，黄金、货币与金融安全在不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组合关系，表现出不同的金融风险形式。
要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创造经济健康威长的金融条件，必须大力提高金融效率，并将提高金融效率作为全部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标和主要出发点。
经济货币化是货币金融体系发挥作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同时又是一国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货币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最显著的成果就是经济货币化水平的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