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关于日本政治格局，和日本政治发展的历史。
日本的政治以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体制为基础运行。因此，日本是以立宪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另外，日本的司法、行政我在宪法和国会所制定的法律、明文化了的法令为基础运行的。因此，日本是法治的国家。
日本国宪法规定了主权在民的国民主权。另外，在政治上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分别由国会、内阁、法院行使分立的三权。以国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行议会民主政治，由国会和内阁协作实行议会内阁制。另外，设置世袭君主天皇作为“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名统合的象征”。但宪法规定天皇没有参与国政的权力。
日本国宪法还规定了地方自治。日本的地方自治指的是全国划分为47个都道府县，都道府县中划分出市町村，由这两层地方公共团体担负自治职能。所有的都道府县和市町村都设有各自的作为议事机关的议会和作为执行机关的首长（都道府县的知事、市町村长）。地方公共团体在法律范围内有权制定条例。
日本国宪法最重要的三大原理是：主权在民、尊重基本人权和和平主义。日本政治以这三大原理及其中最基本的对个人（个人尊严）的尊重为基调运行。
所谓政体，按照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统治权之所在”这一区分方式，可区分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政治形态。然而，近代以来，法西斯国家、政教合一国家、军部独裁国家等等的出现，该区分方法已无法与现实应对。
在二战前的旧宪法下，日本的政体与国体思想一体称为“天皇亲政的神权国家（源自国体明征声明）”，是君主制国家。由于作为统治主体的君主的存在，被统治的客体就不称为国民，而应称为臣民。因而，旧宪法体现了统治主体的天皇和被统治的客体臣民的关系。现在的日本规定了：
现行宪法规定了天皇是“在国政上没有任何权力”的象征
现行宪法没有君主的规定，自然也不存在“立宪”君主
统治权在于国民，并非战前的臣民，而是国民
民主作为与大正时代的“君主”的对立概念而出现，正如日本对天皇机关说[1]的排斥那样，君主和民主也无法同时并存。
综上所述，现今日本不再以君主制、民主制来加以区分，在政治学和法学上，更多的是称其为民主主义
Ⅱ 日本政党政治的特征，并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向
随着时代变迁、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日本政党政治当前正处于新的发展变革之中。小泉领导的自民党在此次大选中的胜利，将大大改变日本的政治力量对比，带来日本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日本政党政治显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与发展趋势。
1.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对阵的格局在曲折中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构建"竞争型"两大政党政治格局逐渐成为日本政治变革和政党政治重塑的中心目标。在2003年11月所举行的43届众议院大选，以及2004年参议院大选中，日本政局逐渐形成了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对阵的格局，两大政党制效应逐渐显现。两大政党不仅在国会中占据绝大多数议席，而且围绕内政外交上的具体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主导着政策制定和舆论走向。与此同时，长期坚持维护和平宪法的日共屡遭重创，社民党也未能摆脱日渐衰退的困境，传统左翼政党的生存空间更为狭窄。这次大选，尽管也算是一个"重大意外"（连小泉跟人也没有估计到的结果），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共得到的议席超过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席位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强行通过遭参议院否决的法案。也就是说，参议院对联合政府的监督功能基本丧失了。随着公明党在联合执政阵营中的影响力下降，自民党有可能走上独立执政的道路，而民主党有可能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在未来几年，自民党"一党优位制"可能再次显现。但是，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民主当依然是一支强有力的制衡自民党的力量，两大政党竞争的总格局将持续存在，如何进一步消除旧体制影响，理顺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关系，依旧是日本政党政治变革的重点。
2.主流政党的政治保守化、右倾化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国内环境变迁、政治家世代交替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日本政坛"国家主义"重新兴起，"新保守主义"日渐抬头，并成为主要政党的共同政治理念。自民党和民主党作为同样都是保守主义性质的政党，两者的政策差别日渐模糊，在对待修改宪法、自卫队是否是军队以及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在修宪问题上，两党都主张修改宪法。据日本《每日新闻》2005年9月13日的报道，在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中，有402人支持修改宪法，占83.7%；而不主张修改宪法的为36人，仅占7.5%。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两党都打出了回归传统的旗号，强化教育的社会统合功能，推行为实现更高的国家民族发展目标而献身的国家主义。在社会经济方面，都主张推行新保守主义政策，谋求成为"更加纯粹的资本主义"。在政治外交方面，都想努力突破禁区，加速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迈进。小泉这次选举胜出，也说明了"国家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日本民众中有一定的市场，也预示着小泉在未来几年都将左右自民党甚至日本政治的走向。
3.政党日渐主导政治决策。此前，在日本政治决策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政府，而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大量吸收行政官员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政府官员在政治决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体制日益成为政治体制变革的最大结构性障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日本一些政治家试图通过提高国会议员制定政策的能力、加强国会两院对行政机构的监督功能、加强首相官邸对各省厅的领导地位、加强执政党对行政机构的领导作用等多种措施，努力提高政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党的执政能力。从目前实施的效果来看，无论是政党提出和规划政治决策能力，还是有党派归属的国会议员政策制定能力，都有所提高，主导作用在不断增强。
4.政党政治形象仍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众所周知，自民党是各种派系的联合体，在"五五体制"下，日本政权的更迭不是发生在政党之间，而是在自民党内部的派系之间进行。由于"派阀政治"、"财阀政治"、"金钱政治"的泛滥，长期以来，政党政治在日本民众中的形象与腐败相伴而行，影响了国民对政治的参与热情，严重动摇了各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为扭转这一局面，促使政党政治民主化的健康发展，日本政界采取了改革选举制度、打破与消除派阀政治等措施来强化政党政治的竞争性。冷战后，这种情况虽有所变化，但自民党的派系依然存在，"派阀政治"依然左右日本政局。这次大选，随着自民党内部派系势力的重新组合，以小泉为主要代表的森喜郎派将"一派独大"，左右自民党的政策及其发展。同时，此次大选自民党煽情的竞选策略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泡沫政治。日本政治泡沫化的主要特征是："口号政治"盖过"实干政治"；"形象政治"盖过"政绩政治"；"大众迎合政治"盖过"国策政治"。泡沫政治造就了强势小泉和强势自民党，同时也增加了日本政治大变局中的变数。
Ⅲ 日本战后经济政治的发展
1、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外部条件，也有日本政府和人民自身的努力。
2、战后初期日本实行的民主改革，推动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也对社会生产关系作了局部调整，建立起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有利于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从而将国民中蕴藏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激发释放出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动力。
3、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给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美国私人资本也大规模涌入日本。美国的扶植，使日本获得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
4、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非常重视教育。70年代中期又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在人才结构方面，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调整教育重点。由于日本长期坚持“教育先行”的战略，为经济发展保证了人才资源。
5、日本政府利用国内外各种条件，确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日本的国家干预方式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特点，都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政府根据日本的特点，一方面采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另一方面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积极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强资本输出。日本企业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吸引优秀人才，在仿造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改革创新。
日本发展速度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19亿美元，超过了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1970年，日本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均为6％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Ⅳ 请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书
你好，我觉得看《菊与刀》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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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1944年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为制定对日政策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1946 年，作者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出版，便是这本《菊花与刀》。本书出版后在日本和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的必读书。
书名“菊花与刀”，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
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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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本书作者 鲁思·本尼迪克特
本书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她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并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特征。
——日本著名评论家 川岛武宜
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无论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新加坡前总理、资政 李光耀
日本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公开的历史反思、对战争罪行的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心知肚明的。日本的政治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文化反思很厉害。
——日本华裔艺术家 傅益瑶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创始人；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8年病逝。代表作有《菊花与刀》、《文化模式》等。
目录：
第一章 课题：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报答最难承受
第八章 让名声清白
第九章 人情圈
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的获知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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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是什么
在19世纪中期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天皇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际上，政权在德川幕府手中。德川幕府是日本最后一个封建政府，首都设于江户，又称“江户幕府”，其统治基础是封建领主所有制。日本的封建领地可分为四种，即德川家族领地、大名即诸侯领地、天皇公卿领地和寺院神社。日本的领主一般不建立庄园经济，把土地分给小农经营，小农经济较为发达。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日本仍保留着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全国居民被分为四个等级，即士、农、工、商，合称“民”。这些等级是世袭的。士是统治阶级，包括德川家族、各藩的大名、天皇和武士，约占全国人口的7％～8％。
大名即诸侯亦即上级武士，居将军之下，必须效忠于将军，其领地叫“藩”。大名在自己的领地上都是独裁专制的君主，拥有很大的权力。当时，力量最大的是萨摩、土佐、肥前和长州西南四藩。武士是封建领主的家臣，居于将军和大名之下，是职业军人，有佩刀和免交租税的特权。农民是无权等级，约占全国人口的80％，负担颇重。他们没有土地，被禁止移居和种植规定以外的作物，此外还要服劳役，缴纳租税，租税占全部收入的60％～80％工和商均为无权等级。
日本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都被称为“町人”即市民，有经营某种商品的垄断权，但必须缴纳大量的捐税。商人是“四民”之末，法定为社会下层。四个等级之外，日本还有“秽多”和“非人”，是贱民。除实行等级制度以外，幕府还采取锁国政策。从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锁国令，禁止基督教再传入日本，禁止日本人与外国人接触，严禁一切日本船只和日本人出国，也不许日本人从国外归来。200多年的锁国，使日本处于孤立地位。其实，日本也不是完全关门，是低层次有限开放，与中国、朝鲜和荷兰保持有限的贸易。
第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各时代的经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的主要力量，是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日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决定日本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力量，是进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重要前提。17世纪初，随着国内统一局面的出现，日本的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作物的比例有明显增长，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不少手工业产品开始销售全国。
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大商业城市，比如江户、大阪和京都。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动摇了其根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种性质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造纸、冶铁和造船等部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冲击了日本封建等级制度，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第三，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关系变化的第一个表现是出现了新地主新地主主要是由商人和高利贷者转化来的，他们有的是通过兼并农民的土地发展为新地主，有的向封建主承包开垦新地变成了新地主。他们既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又是手工工场主。
他们虽是土地占有者，但没有土地所有权，因为土地所有权没有得到封建主的承认。此外，其工商经营又受到封建关系的束缚，故对现状不满，要求改革现状。阶级关系变化的第二个表现是资产阶级开始形成。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日本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带有某种资产阶级属性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总的来说，在日本，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已开始形成。
Ⅵ 如何认识日本的政治大国发展战略
日本所谓的“政治大国”就是要从目前的经济大国发展到“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起领导作用的国家”依仗经济、政治、外交并辅以一定的军事手段力争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建立以几个大国共同管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开创“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时代”铺平道路.
80年代初开始，日本政府为改变 “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不佳形象和国际地位进行了新的战略探索，提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口号，即在“多边管理时代”日本要以经济力量为后盾，以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保证，以外交为手段，辅之以输出日本文化，更多地参与决定世界政策，使日本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成为世界政治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外原因：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缺乏正确认识，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其政治的“先天不足”，促使其极力想成为“普通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加，使其具备了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物质基础；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变化为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提供了有利因素。八十年代初以来，日本一直把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作为最根本、最重 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三大目标：（1）与美欧平起平坐；（2）主导亚太；（3）成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既是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它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做出的适应性反应。
无论如何，既然我们没有足够实力来制约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学习如何与一个日益走向“普通国家”化的强大邻国和平相处。否则的话，当日本有一天真的成为了政治、军事大国，整个亚洲，乃至世界都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的时候，我们说不定又要为没能在更早的时候“知日”而付出代价。
Ⅶ 对日本当今政治经济的看法
在不断谋求摆脱美国，走自己发展的道路...
Ⅷ 谈一谈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解
日本这个国家比较有创新思想，所以致使日本在二战以后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经济的强大也决定了日本想要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Ⅸ 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情况
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外部条件，也有日本政府和人民自身的努力。
战后初期日本实行的民主改革，推动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也对社会生产关系作了局部调整，建立起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有利于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从而将国民中蕴藏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激发释放出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动力。
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给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日本在宪法中被迫放弃战争权，以后又以允许美国驻军为代价，换取美国的“核保护伞”，致使其军费开支相当少，能够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和平经济的发展。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开始大力扶植日本，不仅给了它约36亿美元的“特需”订货，而且将没收的850家军需企业归还给日本政府，并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援助，美国私人资本也大规模涌入日本。美国的扶植，使日本获得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非常重视教育，1872年政府颁布了全国统一的学制，强制推行小学义务教育。1947年又进行教育改革，将义务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初中。到50年代中期，全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教育率高达94％，70年代中期又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上升，50～60年代在5％左右，70年代上升到6%～7%，1980年达到7.2％。在人才结构方面，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调整教育重点。在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重点；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就把培养中级技术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点；70年代以后，日本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政府又把培养能自主开发新技术的高级人才和熟练运用新兴技术的中级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由于日本长期坚持“教育先行”的战略，为经济发展保证了人才资源。
日本政府利用国内外各种条件，确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日本的国家干预方式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特点，都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政府根据日本的特点，一方面采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另一方面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积极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强资本输出。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政府重视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甚至利用产业间谍来获取科技情报资料；同时在50年代实施审批制度，对引进工作加以管理和引导，以避免重复引进，节约外汇。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外汇支付能力加强，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才有所放松。日本引进技术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实际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的。5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主要引进电力、钢铁、汽车、造船、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部门的传统成套设备和技术。5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60年代初开始，逐渐转向以购买专利为主来引进新兴技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实现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又以引进尖端技术为主。为了对引进技术进行吸收改造，日本企业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吸引优秀人才，在仿造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改革创新。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195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45亿美元，1960年就达到近85亿美元， 1965年又上升到166.21亿美元，1970年跃升至近382亿美元。资本输出1970年累计达67.9亿美元。
长期坚持推行高积累、高投资和强化资本积累的政策，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运行机制，也是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之一。高积累的基础是高剥削率、高储蓄率和低福利。战后日本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而且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相反，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民众的家庭储蓄率(即家庭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却是最高的，由家庭储蓄形成的投资约占社会投资总额的1/3。此外，政府也进行巨额投资，60年代政府投资占到国内投资总额的24%左右，70年代上升到约30%。私人投资和国家投资两者相加，使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1955年的17 030亿日元猛增到1985年的875 610亿日元，30年内增长50倍。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保持在1/3左右，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资本的投资效率也一直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效益的前提下，急剧增长的投资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