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港口发展观点

A. 经济地理学：简述梯度推移说的基本观点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等四个阶段。此后威尔斯和赫希哲等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并作了充实和发展。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 梯度转移理论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区域。该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活动大都发生在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与梯度转移理论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列为不同的发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雁行形态论在生产按比较优势在国际间转移这一问题上，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有相似之处。 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梯度推进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难以科学划分梯度，实践中容易扩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该理论忽视了高梯度地区有落后地区，落后地区也有相对发达地区的事实，人为限定按梯度推进，这样做就有可能把不同梯度地区发展的位置凝固化了，把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使发达的地方更发达，落后的地方更落后。

B. 新经济地理学核心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又名空间经济学。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有经济现象时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以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又重新回归到经济地理学视角，以边际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与路径依赖为基础，拓展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全球化等经济现象，借此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中文名
新经济地理学
外文名
New Economic Geography
定义
地理学发展中的一门边缘性分支学科
学科
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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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背景兴起原因研究传统理论背景理论基础研究内容模型类别理论含义学科局限学科创新学科发展
内容简介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读者全面介绍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理论、思想及其巨大影响。
克鲁格曼通过建立各种模型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引入国际贸易，指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从而成功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新格局，建立了国际贸易新理论。同时，克鲁格曼考虑了运输费用问题，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运输成本为零的假定，提出了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克鲁格曼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为出发点，将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分析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开创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时代，被誉为“新经济地理学之父”。
本书把高深的理论进行通俗解释，使读者能轻松领略经济学大师的思想理论，同时学会用大师的智慧来观察和指导生活，借助巨人的肩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1]
产生背景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相互交叉与互动的新时期，各学科在理论互动中对区域与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交织更加明显，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了空间因素，以全新的视角，把以空间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传统经济学科统一起来，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
主流经济学以往常常对空间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以外,其研究基本上是非空间的,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知道无法把空间因素模型化,所以不去研究经济的空间问题。然而,在现实中,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家研究区位提供了一种新方

C. 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传统

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克鲁格曼对空间经济研究的传统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关系、当地外部经济以及地租和土地利用。 这一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阿尔弗雷德·韦伯(WeberA)的区位理论，另一个是中心地方理论。韦伯的区位理论，又被称为“最小运输成本理论”，运用运费差异和原材料失重特性两个指标，以费用等值线圈、结果圈作为分析工具，研究不同类型企业选择的最优区位。但是，由于它对如何做出合理决策以及行动者的决策会产生什么结果等，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使其看起来更似一个在两维平面上的区位几何学。
中心地方理论分析了制造和市场营销等中心的定位和作用，这些中心服务于假设均匀分布的农业人口。廖什(LoschA)把工业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认为市场范围的排列网络中必定有一个大城市，其周边则环绕着一系列市场区和竞争点，将中心地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结合起来，探讨工业及其市场区最优分布问题即形成一种“经济景观”。克里斯塔勒提出了“城市区位论”，揭示了城市的规模、功能和等级效应，并且将城市的规模与等级的关系概括为正六边形模型，提出了中心地系统与服务业最优布局模式。 《区位和土地利用》一书是世界知名的区域科学专家阿朗索的成名之作，其主要贡献是将冯·杜能(yon Thtinen)的关于孤立 区位和土地利用——地租的一般理论及农业土地利用的分析引申到城市，以解释城市内部的地用与地价之分布。其核心观点是：城市活动的租地竞价曲线的构建和在土地供求均衡中地价和地用的决定。

D. 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创新性

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对经济学来说是把空问概念引入经济系统；对地理学来说则是把微观经济机制引入到在地理分析中。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能否将地理学与经济学成功的融合在一起，目前尚无定论，但是不可否认，与以往理论相比，新经济地理学有其创新之处：
第一，新经济地理学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于现实。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因素和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纳入到了一般均衡的框架，成功的应用D—S模型与冰山成本相结合，解决了经济学长期以来厂商层次报酬递增与竞争性一般均衡不兼容的问题。
第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比较优势、外部性等问题内生化。新经济地理学通过将比较优势内生化来深化背景上的认识问题，为没有先天差异的区域之间发展差异寻求解释。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外部经济现在是被推导出来的，而不是被假设的，因而作为经济变化更基本的参数，外部经济可以被视为以一种可以预测的方式变化。
第三，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某些模型过于抽象，但这些模型的建立毕竟相对于传统的区位科学模型有了很大进步和改观。新经济地理学是包含非均衡力的经济学，它的核心模型是非线性模型，因而它给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理论观点，揭示了经济活动空问模型的复杂性，而且，克鲁格曼通过对有些不确定性的复杂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模型，这些都使得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更有现实意义。

E. 经济地理学完心得体会

0世纪前的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史志描述、商业地理研究和经济地理学研究三个阶段。
新近出现的跨国公司研究、经济活动全球化研究以及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反映了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经济活动的内容、经济活动区位、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经济活动与环境的关系。
企业经营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产业的划分。现代企业的跨产业部门发展已十分普遍。由于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对经济活动的产业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企业所从事的各部门经营。为此，一些学者们开始从企业组织角度来认识经济活动。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指出，经济学长期忽视区位研究①，然而，经济地理学对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区位理论有两层基本内涵，一层是人类活动的空间选择；另一层是空间内人类活动的有机组合。
区位因子则是对于生产者而言，由于场所不同表现出其生产费用或利益的差异。
市场地域大小与商品的市场价格、地域人口数量和居民收入有关。人口密集和收入水平高的地域是区位选择的最佳侯选地，特别是现代区位选择主要表现为接近消费地。
尽管在区位决策过程中，经济因子中的成本以及收入因子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有时与经济因子毫无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的一些非经济因子也在起作用。在这些因子作用下进行的区位选择一般追求的不是成本最低，也不是利润最大，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满足。
劳动、自然和资本是生产的最基本的要素，在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中通称为生产的三要素。
由于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所能提供的地租差异，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的圈层分化较显著
土地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影响因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特性以及所处的经济区位所决定。
地理惯性
资本是生产要素中流动性最大的要素。
经济活动的核心生产要素开始从资本、有形资产、一般劳动力转为知识、科技劳动力、风险资金、无形资产以及优美环境。
市场规模也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合理性，这是因为规模经济在起作用。规模经济一般分为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
社会学和管理学在对信息流通渠道的研究中发现，绝大部分对决策起重大作用的关键信息来自于偶然
生产与消费的空间分离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影响经济区位活动的包括要素投入（土地、原材料、能源、资本、劳动力）、市场（市场规模、市场战略、市场特性、其它市场条件）、区域环境（产业环境、政策环境、环境因素、可进入性）、交通。
自给性农业经营的存在是导致杜能模式与现实农业空间分布状况产生偏离的最大原因之一。
最小运费指向是韦伯工业区位论的骨架
相互依存区位论主要是研究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均衡状态的形成过程。探讨在直线市场条件下，存在两个竞争企业时，区位与市场地域的关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霍特林模式。
按照廖什的理论，区位空间达到均衡时，最佳的空间模型是正六边形。
企业家的经营手段不同可造成区位模型的变化；因政府的区位补贴或高额税收等区位政策可造成的区位变化
高级中心地按交通原则布局，中级中心地布局行政原则作用较大，低级中心地的布局用市场原则解释较合理
企业增长在战略上可分为一体化扩张和多样化扩张。一体化扩张又可分为横向一体化（水平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垂直一体化）。实现这些扩张的方法包括内部发展和外部发展（合并和合资等）。
市场进入、市场拓展和生产发展是公司发展的基本策略。
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区域总部位于少数主要都市。被称为“全球性城市”或“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地理控制点。

第二篇 经济活动区域分析
区域经济结构是指一个区域内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内在经济、技术、制度及组织联系和数量关系，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区域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式。
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进行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增值的载体。
支柱产业不等同于主导产业，因为，支柱产业虽然在本区域的经济总量扩张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在全国的同类产业中所占比重却较小，或者与其它区域的同类产业相比并不具备发展的优势，产品输出率低，因而它不能发挥区际分工的作用，也就不具有主导产业应有的功能。
如果一个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都高，那么它就是主导产业的最佳选择
所谓创新是指对资源、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的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开发出新的原材料，引入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开拓出新的市场等等。
只有具备下列特征的产业才能作为主导产业：高比较优势系数（区位熵）、高产业关联度、高需求收入弹性、高生产率上升率、高产业创新能力。
对本区域没有条件发展的关联产业，应该寻求区际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配套问题。
在构建区域产业结构时，必须考虑如何根据世界技术进步的大趋势和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走向，以及本区域的具体经济发展状况与条件，选择有巨大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作为潜导产业。
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机制有两个，一是市场机制，另一个是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对区域产业结构产生作用的途径是供需关系、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
政府干预是指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杠杆和产业政策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化进行有目的的调控，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
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是按“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交替发展。这样一个产业结构变化过程在图形上很象三只大雁在飞翔，故称之为“雁行形态说”。
由城镇所组成的线是区域空间结构中一种综合性的重要的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因而往往被称之为轴线。
区域空间结构有以下几种较典型的模式：极核式空间结构、点轴式空间结构、网络式空间结构。
依托网络空间结构，充分利用各种经济社会联系就能够把区域内分散的资源、要素、企业、经济部门及地区组织成为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功能各异、分工合作的区域经济系统。
影响区域空间结构形成与发展的机制：区位指向、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与扩散、经济影响的空间近邻效应。
集聚机制的形成源于三个方面：经济活动的区位指向、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经济活动对集聚经济的追求。
在集聚引力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在空间上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首先，集聚导致区域的极化现象。其次，集聚将加剧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与不平衡。第三，集聚是促进发达地区、城市、城市密集区、专业化地区、产业密集带等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第四，集聚还能够引发和加剧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专业化地区与一般地区等之间形成发展关系上的“马态效应”。
扩散机制的形成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避免集聚不经济。第二，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第三，部分经济活动区位指向的作用。第四，政府的政策作用。
扩散机制有就近扩散、跳跃式扩散、等级扩散和随机扩散四种表现形式。
集聚与扩散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区域空间结构形成与发展的不同阶段，集聚与扩散机制发生作用的强度不一样。其次，集聚机制与扩散机制的作用都存在一定的惯性。虽然，集聚与扩散机制的作用有一定的惯性，但是，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
空间近邻效应是指区域内各种经济活动之间或各区域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对其相互联系所产生的影响。
各种经济活动或区域的经济影响力是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呈减小的趋势。这就是地理学的空间距离衰减原理。
城市对区域发展的作用：组织和带动区域发展（城市是区域的生产中心、流通中心、服务与管理中心、人力资源培育中心、对外交流中心、创新中心）、构造区域空间结构、城市化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的演进。
城市体系就是一定区域内的一组相互依存、彼此间有较稳定的分工和联系、分布有序的城市群。
每个城市都与周围地区构成大小不等的地域单元。这些地域单元依据其中心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关系进行组合，并与各种网络结合在一起，就把区域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城市体系实际上就构成了区域的空间框架。
城市化是根源于城市发展而兴起的区域经济、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以城市为模式的演进过程。具体表现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和城市地域不断扩大。
由于在现实中城市用地往往因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等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可比性有限，所以，一般都采用人口指标来对城市化进行测度。
城市化在时间上的变化过程总体上为一条S形曲线，大致分成3个阶段，即初始阶段、加速阶段和终极阶段。
城市化在空间上的变化称为城市化的地域推进，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近域推进，另一个是广域推进。
农村工业化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开始趋于淡化，农村从自身这边努力主动地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使城乡之间在发展上关联互动。
技术创新的结果主要有，发现新的原材料或新的原材料供给来源，生产出全新概念的产品或增加产品的新功能、新品质，开发出新的消费市场，引入新的经营管理方法，产生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
制度是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
技术创新使得区域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内涵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日益被接受，即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实体性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资料的利用率。
技术创新对区域结构变迁的作用机制如下：技术创新引起产品、产业的更替；技术创新引导和改变消费需求；技术创新引发和促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增强了区域的经济竞争力。
区域经济发展是指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演进。
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目标的过程，包括了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
我们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把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资源禀赋、资源配置能力、区位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四个方面。
现代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
资源配置能力主要由经济体制、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企业的组织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构成。
区位条件只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外在条件之一，实质上是其它相关因素产生影响的综合反映，区域的经济增长状况不可能完全受制于区位条件。而且，区位条件也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所具有的好的区位条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改善对外交通条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来改善区位条件，使其向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化。
佩鲁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经济空间的某些点上，于是就形成了增长极。
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区域增长极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乘数作用和加速原理。
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是指具有推动性的主导产业和创新行业及其关联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
增长极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而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组织作用。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综合影响称为溢出效应。
加速原理说明了经济增长中收入或消费量的变化如何引起投资量的变动，即在工业生产能力趋于完全利用时，消费品需求的微小增加就会导致投资的大幅度增长。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乘数作用和加速作用是同时存在的，并且相互发生作用，即投资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变动，国民收入的变动又会反过来影响投资的加速变动。在乘数作用和加速作用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就出现了周期性变化或波动。
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胡佛-费雪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我国学者提出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部门经济区的边界划分主要考虑某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同时，还要根据该行业在资源利用、生产或经营活动所涉及的主要空间范围，共同确定边界所在。
就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国民经济的发展分解在空间上主要就是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
区域间经济发展关系理论：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学说、梯度推移学说、中心-外围理论（核心-边缘理论或中心-边缘理论）、区域相互依赖理论。
梯度推移说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兴衰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进而取决于它的主导部门的先进程度。
他提出了所谓的不发达模式，说明处于外围的国家在其殖民时代的初期就被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从而导致了它们立即陷入困境。在外围国家与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之间存在一条无限的宗主——卫星链，外围国家创造的剩余价值就通过这条链而流入到了中心国。可见，如果说卫星国地位是外围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那么，宗主——卫星联系的减弱就可以减轻结构性的不发达或更有可能使外围国家发展起来。因此，他主张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外围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中摆脱出来，否则，继续留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避免地结果就是不发达。
空间相互作用发生的前提条件：区域之间的互补性、区域之间的可达性、干扰机会。
区域分工理论：成本学说、要素禀赋学说。
区域合作包括了区域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共同市场、建立经济联合组织、协调资源开发、合理保护环境、协调经济发展政策、共同维护经济秩序、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对外采取一致的经济政策和行动以增强竞争力等等。从形式上看，区域合作主要有行业合作、区域全面合作。
行业合作包括了区域性的生产合作、商业合作、运输合作、物资合作、金融合作和综合的行业合作。
区域经济差异是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各区域之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非均等化现象。
区域经济差异警戒线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90年代初我国理论界提出的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新概念。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促进区域之间经济体制环境的统一、促成区域之间要素市场的统一、推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推动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合作、鼓励企业跨区域发展、中央政府应在继续发展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的同时注重采取措施加快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
区域之间产业转移是引起区域产业结构有序调整、协调发展的有效方式。自主选择、互惠互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之间产业转移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三篇 经济活动全球化
一般说来，一体化是指事物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各个分散的部分组合成一个整体，世界经济一体化指世界各国通过一定协议、规则使其经济活动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而经济全球化则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现象。
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来看，一体化以贸易自由化为先导向金融国际化发展，进而向生产一体化推进。
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包括科学技术、跨国公司、国家政策、金融市场等方面。
信息产业成为当代世界发展势头最迅猛的新产业，它的高速发展对国际分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一大批新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使工业本身国际化分工加深；其次，由于信息产业与生俱来的全球化特征，使各国在信息产品上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因而该领域能表现出充分的产业内部分工，从而推动了同一水平国际分工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内部运行机制的信息化将导致企业中层管理的萎缩，降低管理成本，克服企业所属工厂之间的距离障碍，推动生产的全球化管理，促进跨国公司的发展。
跨国公司的成长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产品出口、设立海外分销机构、建立海外装配生产企业、建立海外完整生产设施和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在海外设置研究与开发机构、把海外子公司纳入总公司全球经营网络等几个阶段。
跨国公司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具体表现在：第一，跨国公司加速了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跨国公司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国际技术交流。第三，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扩大了国际贸易量，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第四，跨国公司的国际金融活

F. 为什么要用经济地理的理论指导规划,经济地理的优势是什么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2）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3）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除了经济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遵循着渐次推进的模式，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希望沿海地区能够先发展起来，然后能够带动内地的发展。但是，这种基于“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收敛假说（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的良好愿望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改革开放使得全国各地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距却始终处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之中。中国的经验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对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最近十多年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和地区间差距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理论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①]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进展迅速，但相应的实证研究却比较滞后。既有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了检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作用，但却忽视了经济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中已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与既有的文献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并且尝试说明，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其次，我们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工业，是因为：（1）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是地区间差距最为重要的表现（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2）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工业可以在地区间转移，故集聚效应最显著。

我们的研究对文献构成了以下几点发展。第一，我们使用来自中国国内的数据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证据，来自一国内部的数据可以较好地避免跨国数据的样本异质性和数据不可比性。中国曾经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两个历史时期，政府政策曾经支持经济活动和基础建设的空间分散化；而改革以后的政策则倾向于优先将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同时，中国广袤的国土、多样的自然条件、巨大的区域间差距等都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多样性。第二，通过为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提供证据，我们发展了有关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将我们的研究与既有的文献作些比较将有助于说明本研究的意义。Fujita and Hu （2001）使用GDP 和工业产值数据描述了1985-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这个时期地区差距的扩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实施了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更是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Kim and Knaap （2001）关注的是中国1952-1985年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和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中早在中国政府采取地区非平衡增长政策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容易与外界交流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密度高，等等。以上两篇文献尽管已经讨论了经济集聚的影响因素，但是并没有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给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计。D émurger（2001）在有关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考虑了经济地理的因素，发现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禀赋显著影响各个省间的增长差异，同时，通讯有减少封闭的作用从而对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但这项研究并不是以工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的。Gao （2003）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于地区工业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直接验证国际贸易与工业的地区分布之间的关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这恰恰是本文的关注焦点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献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发现改革以来的工业集聚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但是，由于非常强调新经济地理的因素，这篇文章没有研究经济政策和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工业集聚的特征性事实的总结；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综合影响；第四部分提出计量模型，并对数据和变量的含义进行解释；第五部分报告了实证研究的结果；最后我们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特征性事实

由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工业生产容易产生集聚；同时，加上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往往导致工业生产在空间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集中。观察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著，地区工业GDP 占全国工业GDP 的比重在省与省之间差异日益扩大。1987年工业改革之初，各省之间工业GDP 在全国所占份额的变异系数是0.026，2001年这一指标上升到0.030.

图1和图2分别绘制了1978和2001年中国各地区的工业GDP 份额分布[②]，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20余年间工业集聚的过程。在1978年的图中，工业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现象，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业份额较低，没有超过4%；（2）东北三省的工业重要性非常明显，特别是辽宁一枝独秀，工业份额超过8%；（3）甘肃和陕西这两个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超过了2%，还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辖市尽管面积较小，但工业份额并不低。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国的地区工业布局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与1978年的工业布局特征相对照，不难发现，中国的工业集聚趋势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份额有显著的上升，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工业比重分别达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业份额达到了7.35%，福建的工业份额也有所上升；（2）东北三省的工业地位明显下降，辽宁的工业比重已经下降到5.18%，黑龙江和吉林的工业份额分别下降到4.18%和1.72%；（3）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总体上有所下降，仅四川（含重庆）的工业份额有所上升；（4）三大直辖市的工业份额明显下降，上海的工业份额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份额均已低于2%.总地来说，工业集聚的趋势还表现在，1978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仅有上海和辽宁，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有11个。到了2001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省份变成了3个，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增加到16个。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集聚主要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环渤海地区，虽然辽宁的工业份额有所下降，但山东的工业份额却明显上升。[③]从我们计算的工业GDP 份额排名中可以看到，尽管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有所变化，但是前四位的省份全都属于上述三大地区。在这三大地区中，同样存在工业比重的变化。作为仅仅有一个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依托香港工业的转移，同时凭借香港的自由贸易港优势，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政策支持，所以工业增长强劲。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历史上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石化等制造业在全国就占有重要地位。Wen （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GDP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GDP 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

三、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作用

在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里，工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例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会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地区。在中国，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好而导致的工业集聚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国的东部省份之所以逐步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距离大的港口比较近，而辽宁和山西则是依靠自然资源成为工业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第一，一些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第二，两个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例如，与周围省份（特别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浙江并不属于资源丰富的省份，港口优势也并不明显，但是，浙江的工业集聚趋势却比福建明显得多。广东和广西是另一对例子，这两个省份的纯自然条件也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广东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业中心，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两者的差异显然不是自然条件可以解释的。

超越简单的经济地理因素寻找工业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而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19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收益递增假定，强调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决定作用。收益递增假说在贸易理论里获得成功应用之后，紧接着就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Krugman 也同时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以下被认为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企业的数量多，新进入企业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给，同时他们生产的产品也更容易在当地销售，所以工业会在企业数量多的地方集聚。（2）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高，新进入企业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时，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R&D 的成本低，企业容易获得创新收益。（3）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果一个地区消费者的购买力强，那么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多，会导致本地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吸引企业进入这一市场。同时企业在本地的集聚也导致了工资的上升，消费者的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地区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4）交通运输条件。根据Krugman （1991）的模型，我们知道新经济地理学将交通费用视为影响工业集聚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交通费用不至于高到成为地区间贸易的天然障碍，那么由于工业集聚产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过由于地区间贸易产生的成本损耗，集聚就会产生，并且在收益递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强。

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并没有否定一些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中变成了间接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把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地理的差异也看作一种偶然因素，这种纯经济地理因素可以导致初始的工业集聚，然后再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的收益递增影响而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却相对比较忽视经济政策的作用（例如Wen ，2004）。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地理学完全忽视了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确切地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非常强调如历史事件之类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某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就可以被视为导致其工业集聚的偶然事件。例如，经济的开放可能会导致工业在靠近国际市场的地区集聚。再如，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加强一个地方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政府放松对于经济的干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变化改变工业布局的例子并不罕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开放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以后，墨西哥的工业就逐渐向与美国交界的地区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围的重要性则相对有所下降（Rodríguez-Pose 等，2003）。

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既可能是通过经济地理的因素起间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在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显然也是导致地区间工业布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实施的经济开放政策是导致这一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这又是因为这里距离香港这个港口、金融和贸易中心以及大市场非常近。这时，经济开放这一经济政策就通过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因素对工业集聚产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改革以后广东和广西在工业集聚方面的表现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但是，经济政策并不总是通过经济地理或新经济地理的中间变量来对工业集聚的产生作用的，一些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经济政策并不是可以任意调整的，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强作用。经济政策直接导致工业集聚的例子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省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较为彻底有关。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比较活跃，而这又反过来促使政府进行一步采取市场化、放松管制和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强工业的集聚。

一、经济地理因素

我们在这里考虑了两个经济地理的因素：沿海地区哑变量（coast ）和直辖市哑变量（city）。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著，因此，我们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工业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响。三大直辖市[④]的经济功能与一般的省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着政治中心、航运中心或者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所以我们估计这一变量的影响是负的。

二、新经济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 （1974），Fujita（1988）和Krugman （1991）为先驱的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从而挑战了新古典的传统[⑤].Henderson 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前后向关联导致的产业外部性使企业集聚在其他企业周围，另一方面强调了企业集聚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所得到的知识外部性；而Krugman 通过垄断竞争模型强调了企业集聚在消费者市场附近得到的需求联系，Fujita（1988）通过存在不可贸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样的证明。为了检验这三种不同的包含收益递增的因素，我们构造了以下指标：（1）地区企业数量比重（firm）衡量产业外部性；（2）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e ）代理人力资本的相对优势，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教育数据不完全，我们使用了万广华等人（Wan ，Lu and Chen，2004）估计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3）地区消费者需求，我们使用了人均GDP 的对数值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pergdp）来度量一个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⑥]（4）Wen （2004）使用了城市数指标来度量城市的发展，但是这很难衡量各个城市本身的发展状况，因此，我们采用了陆铭和陈钊（2004）的方法，用非农人口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urban ）来代理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作为一个地区的相对城市化水平；（5）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于工业集聚，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引入了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产出占GDP 百分比来度量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支持，并且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作为各地相对的信息化指标（com ），同时，我们用地区的公路里程占全国的比重（road）来代理相对的交通运输条件。[⑦]

三、经济政策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的经济来说，政策的差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决定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Kanbur and Zhang（2005）回顾了政策因素对于中国50年地区差异的影响，Démurger等（2002）也强调了改革以来的经济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察了两个方面的政策因素：（1）对外开放度。对外开放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接下来我们将要考察的非国有化进程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对外开放的进程有关。和既有的文献的通常指标一致，我们用出口占GDP 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与相应的全国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我们预期对外开放对工业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政府全面参与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在这一体制下，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将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在经济增长文献中，通过用扣除教育和国防经费的政府支出占GDP 的比重来度量政府消费所起的作用。在我们的数据中没有省一级的国防开支统计，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卫支出这个大类中，由于这个大类的性质与教育支出都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就用扣除这一类支出以后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gov ）来度量相对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参与程度，并预期这一变量的符号为负。[⑧]

必须说明的是，政策的调整从来就不可能在政策颁布的一夜之间完成，从而导致改革在时间上的循序渐进和空间上的进展差异，而我们使用的政策指标所具有的面板结构恰恰能够反映各类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但是，这类政策指标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观察到的真正的政策变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本身。为了克服此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偏误，对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开放指标，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来检验其是不是具有显著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之所以将关注的焦点特别集中于经济开放政策的效果，是因为这一政策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政策，也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赶超型向比较优势型的转变。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经济的非国有化进程也与经济的开放进程紧密相关。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从经济开放的角度来看工业的集聚也能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我们使用的经济开放的工具变量包括了各个地区在1978年经济仍未实施开放政策时的开放度指标（1978年的出口与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与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主要港口的距离中较近的一个（port），[⑨]这两个工具变量分别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开放的影响，实际上也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间接影响。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港口的距离是因为这两大港口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显高于排名在其后的其他港口，可以作为开放度的有效的工具变量（Wei and Wu，2001）。

五、实证研究结果的报告

计量分析的结果见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其中，我们用export作为开放度的指标。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方程2）的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假说。同时，当我们使用export78和port作为export的工具变量估计包含工具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方程（3），IV-RE ）时，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开放度指标并未显著地存在内生性偏误。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去掉了不显著的变量e ，并没有改变模型的基本估计结果，Hausman 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并且开放指标并未显著地存在内生问题。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用进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换export作为开放度指标，结果显示，Hausman 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有趣的是，当我们用trade78和port作为trade 的工具变量的时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变量之后与trade 不显著相关，这说明到港口的距离虽然对一个地区的出口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却对以进出口总额作为指标的开放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进口并不显著地受到一个地区与大港口之间的距离的影响。

通过表2中报告的几个结果，以及相应的检验，我们可以确认，方程（1）所得到的结果是稳定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讨论实证研究的发现。总地来说，无论是经济地理因素、经济政策因素还是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变量，都对产业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就说明地区的工业发展和集聚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过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依次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总结如下：

1、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我们发现，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的确有利于工业集聚。而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经济职能正在发生变化，因此，直辖市的工业份额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对更低。

2、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由一个地区企业数衡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作用均显著为正。我们发现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对工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之所以人力资本的因素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于人力资本的要求还不高。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讯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对地区的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一系列新经济地理指标是一个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数，因此其系数之间是相互可比的。从结果来看，显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的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积极作用最大。

3、经济政策的作用。我们发现，对外开放对于工业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影响，这显示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工业集聚的推动作用。有趣的是，我们在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还发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对于地区的开放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距离大港口较近的地区在我们的数据考察期间仍然有较高的开放度。同时，我们也发现，到大港口的距离对于以进出口占GDP 比例为指标的开放度并没有显著的解释力。综合起来看，可能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还不够长，所以才导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却主要对出口产生影响。[⑩]我们所考察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变量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越是不利于地区工业的集聚。
新经济地理所强调的各种经济力量的正反馈作用和收益递增性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家忽略。近年来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现象的解释。本文的检验同样也证实了这些经济规律的作用。从各国的工业经济格局状况来看，工业在少数地区集聚，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地区间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因此一些影响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也间接地对地区间发展差距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政府希望通过缓解地区间的工业发展差距来控制地区间发展差距的话，本文的结论也可提供一些政策参考。在地区工业集聚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具有收益递增作用，这是顺应经济规律的，也是很难通过政策加以调整的，其中，政府可以做的只能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来推动地区工业的发展。在政策方面，可以比较确定的是，经济开放是导致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退出也可能加快地区工业的集聚。如果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可以更快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仍然可能减缓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扩大的步伐，甚至缩小地区间工业发展的差距。

对于思考中国地区间差距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由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效应，工业集聚和地区间差距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并不是要扭转由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性导致的工业集聚，而是应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不是各个地区没有差别的发展，而是在一种错落有致、公正并有效率的竞争下的发展。

G. 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观点，

陆大道的点轴理论及其实践应用”T“字型发展战略，据此，国家重点开发了东南内沿海经济带和长江容沿岸经济带。
大意是：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都在”点“上聚集，点与点之间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而形成”轴“。点是指各级居民点和中心城市，轴是指有交通、通信干线和能源、水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束。轴线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在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员、金融等向附近区域扩散，并与附近区域的生产力要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点-轴必然发展为点-轴-聚集区，这里的聚集区也是一个点。
显然工业的整体布局是依此理论来开展的。

H. 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学术观点是什么

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宗旨是将经济地理学，即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正是从这里出发，其分析区域问题的模型框架基本上是经济学的，其理论的基石建立在三个命题之上： 其一是收益递增。其二是不完全竞争模型。其三是运输成本。
1、收益递增。由于生产规模的夸大带来产出的增加，从而带来生产成本的下降，各国或区域间通过发展专业化和贸易，提高其收益；集中是经济规模的反映，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大型的聚集地区，其规模优势远远大于某一个部门或产业的集中优势，从而为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前提。

2、不完全竞争模型。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创立的不完全竞争模型，被克鲁格曼引入到区域经济的分析当中，例如，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处于农业地区，两者的角色将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被 “锁定”，从而形成中心区与外围区的关系。

3、运输成本。假设以保罗·萨缪尔森引入的“冰山”理论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设计一个单独的运输业的存在。由这三个基石，设计出区域经济的“中心一外围模型”。这个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区域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新增长理论”。据该理论，新古典集聚理论在区域尺度上比在国家尺度上更适用。经验显示：如果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减少很慢，或者根本就没有减少，结果将导致区域的扩散或极低速率的集聚。如同“新贸易理论”引起了对空间集聚的兴趣一样，主张劳动和资本报酬递增的“新增长理论”也引起了“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集聚的兴趣。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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