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对经济的影响

Ⅰ 税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税务部门是国家经济的执法机构。
对经济起着平衡和杠杆的作用。

Ⅱ 票号的意思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因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又被称为"山西票号"或"西号"。山西票号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势力最大。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通常认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日升昌颜料庄在道光初年演变而成。票号有合资、独资之分，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自二三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票号

• 时期

  清代初年左右

• 本质

  信用机构

• 起源地区

  山西 平遥

• 首家

  日升昌记

目录

1产生年代

2晋商首创的原因

3形成

4发展

5业务活动

6政府政策

7影响力

8理念领先

9衰落

折叠编辑本段产生年代

折叠清初说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李自成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之后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折叠康熙朝说

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折叠乾嘉时期说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折叠道光初年说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笔者以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顾炎武《日知录》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飞钱"的会票，开始写作"会券"，后来写成汇票，近人卫聚贤先生说:"汇票亦名会券。"(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到乾隆时，还出现了期票形式，据《清高宗实录》卷1068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达苏州，共卖得银128000余两，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会票如前所述，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会票种类的发展，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但是从顾炎武《日知录》和这条史料所载，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票号未出现前，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那么，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难以为凭。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值得重视。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而且《康熙南巡秘记》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笔者以为，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暂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具有连带性。所以，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关于日升昌票号，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达蒲。据说，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当时，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又因自然灾荒不断，社会很不安定。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不仅费资费时，而且极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取名为日升昌，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关于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可能在道光初年。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捐银商号名单中，有西裕成颜料庄捐银 120两，名列榜首。(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重修仙翁庙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所立《颜料行会会馆碑记》捐助银两商号名单中已无西裕成颜料庄，(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颜料行会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说明西裕成颜料庄此时已不复存在。嘉庆只有25年，也就是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只能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后，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据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折称: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贩货，银达数百万两，"俱系会票往来"。(清档，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说明当时苏州市场已有汇票流通，而且携带汇票者多为北方商人，可见北方已出现票号。再者，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遥县文庙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银一百五十两，雷履泰捐银四十两"。(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可见，雷氏此时尚健在，但已是74岁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岁，年富力强，阅历深，此时由雷氏主持将西裕成颜料庄不失机宜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号至迟在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折叠编辑本段晋商首创的原因

1、积累比较雄厚

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2、经营活动需要

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3、商号之间需要

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折叠编辑本段形成

折叠第一、需求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山西票号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山西祁县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发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帮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运现，放开设源局者山西人居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镶局不论何时开创，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老二，祁县戴二阁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来说，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但是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土匪四起，已不安全。近人铢庵说:"时各省贸易往来，皆系现银。运转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局保送。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而保镖者遇众寡不敌，亦束手无策，故为各商所深忧。"(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下面我们举一个商人运现被盗匪骚扰的事例: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而造成很大损失。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增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并充当官吏的保镖。他的公开身份是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草原。史、乔两家深受其敲诈、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惩治其人。岂料，那些被雇来的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遁迹潜踪，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乔两家便想请故里祁县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县是戴氏心意拳故地，虽说此时始祖戴龙邦、名师戴二周已过世，但戴氏传人戴奎仍是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若是请他出山，制服"流矢儿"当不成问题。但戴奎为人性寡孤傲，商人们对能否请得动他却没把握。后来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县城戴宅，见到戴奎后，便将祁县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说来。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时，二旦又把厚礼送上，请他出山相助。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二旦无奈，只好垂头丧气重返包头。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处，此地匪患也最厉害。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留下千两买路银，否则暴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地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大弟子飞骆驼。戴奎一听是"流矢儿"的人，怒起心头，一挟一跃先将二旦放在临近屋顶，随后飘下来，对众匪大打出手，转眼就撂倒七、八人，飞骆驼见状便亲自上阵，照戴奎致命处就是一拳，戴奎轻轻闪过，未等敌手回转，已插进敌裆，大喝一声，将飞骆驼打翻在地，爬不起来。众匪见状，纷纷逃窜。戴奎也不追赶，轻轻一跃，上房将二旦接下地面，对瘫在地上的飞骆驼说了句:"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到包头找我。"便与二旦扬长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儿"战书传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从包头赶到归化时，"流矢儿"早已带来数百名弟子及各厅、旗官场要员助阵，誓与戴奎决一雌雄。"流矢儿"身高体壮，形如罗汉。他见戴奎骨瘦如柴，气焰更盛，遂顺手将场外一个三百斤重的圆椎石磙举起，扔到戴奎脚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脚一踩，将石磙就地转了两圈，猛一抬脚，已将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个"蛰龙登天"，已将石磙送出一丈开外，物落原地。"流矢儿"所带之人见状大吃一惊，"流矢儿"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动手。戴奎连破对方致命攻击，而"流矢儿"更加疯狂。于是戴奎拿出戴家绝招，趁"流矢儿"猛扑之际，顺势发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敌人左臂，呼地一下点住了对方腋下"夹窝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儿"一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只见他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二目发怔，面无人色。"流矢儿"对众徒弟艰难地说了声:"扶我回去。""流矢儿"回到家，没出七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祁县。(参见曹继植《戴拳师除霸护商贾》，《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恶棍一事，虽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经商之艰，运现之难。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折叠编辑本段发展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翙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请看下列山西票号家数统计:

咸丰十年(1861)14家

咸丰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绪元年到光绪八年(1875--1882)28家

光绪五年(1879)29家

光绪九年(1883)30家

光绪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元气。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绛、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今河南禹州)、博爱、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盂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亳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贩、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

随着山西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这种帮是以总号的所在地来区别，即总号设在平遥县的为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为祁帮，总号设在太谷县的为太帮或谷帮。平、祁、太三帮里面，以平遥帮最早，票庄的先锋日升昌、蔚泰厚总号都在平遥。兹将平、祁、太三帮票号情况统计如下:

也可以是某些票据的编号 发票办好 收款单编号

Ⅲ 晋商票号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特点、影响

1、原因：

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

晋商票号出现在明末清初，先由山西颜料商人所创，平遥日升昌票号最著名业绩是“汇通天下”，异地汇兑成其所特有的业务，当然票号也同时兼经营存款、贷款、发行私贴等业务。其分号近百家，遍及全国以至新加坡、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国。

2、条件：

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3、特点：

晋商汇兑票据最有特色的是印章：抬头章、押数章、落地章、骑缝章，设计充满了浓厚的文化艺术色彩，既有防伪功能，又体现了山西古朴、厚重、率真的民风民俗。晋商票据边框多以票号名加饰以八仙、梅兰竹菊、宝鼎、聚宝盆为设计时尚。

如笔者所藏这张晋商于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十八日在山西婷县宏道分号发放的汇帖300文，设计图案色调为蓝色，边框为票号名和“暗八仙”（即八仙用的法器），金额用毛笔书写。印章6枚各具特色，最有趣的是用一套红财神赵公明像作为花押，生动有趣。

4、影响：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

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3)票号对经济的影响扩展阅读：

晋商的文化代表：

乔家、渠家以及曹家都曾走过西口，塞外的风沙磨炼了他们不甘贫穷的意志与毅力，他们用自己饱含着汗水的业绩，衣锦荣归之后，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和古色古香、风韵犹存、遍布城乡、数以千计的庭院建筑，而且给建筑学、晋商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资料。

占地8724平方米，6幢大院，20幢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整体为“双喜”字布局，全院以一条平直的通道将6幢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中有园，既重整体美感，又具局部特色，无不造型考究，匠心独用。

全院装饰木雕300余件，几乎每件都是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院内砖雕，俯仰可见。100个“寿”字组成的照壁，百字百样，方劲古拙，灵动纤秀。

Ⅳ 票号的产生条件

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票号也被称作票庄或汇兑庄，顾名思义，即汇兑银票的处所。早期以承担汇兑业务为主，而到清初许多票号又增加了存款服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类似近代银行的功能。
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第二，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第三，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
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Ⅳ 票号的衰落

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 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从“富甲天下”到破家，晋帮在历史舞台上终于演完了这场人生悲喜剧。

Ⅵ 交通对经济的影响

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交通建设项目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是投资得以扩大的基础。投资的来源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增长，投资多少以及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受国民经济增长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投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在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多少及其增长率。投资通过其需求效应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投资生产活动中需要直接和间接消耗各个部门的产品，使投资需求增加，并且在投资生产活动中因国民收入增加还将引起消费或投资需求的不断增加。这就必然导致最终需求的增加，引起对经济的扩张作用。
然后，投资又通过其供给效应来推动经济增长，所谓投资供给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既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又包括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直接为社会再生产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供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直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则主要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设施，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投资具有创造需求和创造供给的双重功能。从这个角度考察，高速公路项目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需求效应，指公路投资活动本身对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部分是供给效应，指公路建成通车后，由于通行能力增加和行车条件改善。
然后，投资又通过其供给效应来推动经济增长，所谓投资供给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既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又包括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直接为社会再生产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供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直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则主要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设施，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投资具有创造需求和创造供给的双重功能。从这个角度考察，高速公路项目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需求效应，指公路投资活动本身对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部分是供给效应，指公路建成通车后，由于通行能力增加和行车条件改善。
带来运输费用降低、客货在途时间节约、交通事故减少等由公路使用者直接获得的经济效益，特别是推动公路运输业发展、提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效率，以及因区域交通条件改善和区位优势增加，通过不同途径对区域内社会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后者较前者来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涉及范围更广。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泽涛，2000)。在我国，计算GDP一般采用支出法和收入法。根据支出法计算GDP时，包括一定时期内最终由居民消费、政府支出所购买及使用的产品和劳务价值额、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形成额(等于固定资本和存货)及净出口。

Ⅶ 票号的影响力

有着110年历史的票号，标志着本土传统银行机构的信用建设水平与品牌实力，在票号改版革家李宏龄眼权中，票号“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李宏龄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历史趋势与现代银行的发展方向，他的责任与理想，就是要凭借“晋之信用，票号之殷实”，运用好票号尚在的信用与品牌资产，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绝大银行”，达到“运动全体，抵制外帮”的目的。然而，在清末与民初的政府监管下，票号终于没有成功转型、步入新途，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除了票号东掌、经理的思想矛盾、意见分歧等是票号改革失败的内因外，作为政府在监管的同时是否有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银行机构施以救助之责？政府在票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品牌资产的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银行的转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都给了我们广袤的想象空间

Ⅷ 中国历史票号衰败的原因

票号衰落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票号经营遇上危机。这种危机是与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相联系的。
另一个原因是：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票号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Ⅸ 国货币贬值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影响物价的上涨或下降，汇率变动后，立即对进口商品的价格发生影响。首先是进口的消费品和原材料价格变动，进而以进口原料加工的商品或与进口商品相类似的国内商品价格也发生变动。汇率变动后，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也发生变动。如本币汇率下降，则外币购买力提高，国外进口商就会增加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在出口商品供应数量不能相应增长的情况下，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必然上涨。在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中，汇率变化对价格的影响特别明显。

在资本主义周期的高涨阶段，因国内外总需求的增加，进口增多，对外汇需求增加，外币价格高涨，导致出口商品、进口商品在国内价格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整个物价水平的高涨。定情况下影响出口商品的生产部门外币升值时，将使进口商品变得更贵，从而使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出口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上升，削弱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对以国内原材料为主的出口商品生产者较为有利。外币贬值时，将使进口商品变得便宜，从而使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出口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下降，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也增强，而同时以国内原材料为主的出口商品生产者则得不到由于汇率变动而带来的好处。非贸易项目由于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而发生的资本流向的变化等，也将对出口商品生产部门的资金供求等方面发生相应的影响。

从长期看，当本币汇率下降时，本国资本为防止货币贬值的损失，常常逃往国外，特别是存在本国银行的国际短期资本或其它投资，也会调往他国，以防损失。如本币汇率上涨，则对资本移动的影响适与上述情况相反。也存在特殊情况，近几年，在短期内也曾发生美元汇率下降时，外国资本反而急剧涌入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利用美元贬值的机会，取得较大的投资收益，这对缓解美元汇率的急剧下降有一定的好处，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对对外贸易的影响本币价值下降，具有扩大本国出口，抑制本国进口的作用，从而有可能扭转贸易收支逆差。对旅游部门的影响其它条件不变，以本币表现的外币价格上涨，而国内物价水平未变，对国外旅游者来说，本国商品和服务项目显得便宜，可促进本国旅游及有关贸易收入的增加。

汇率变动对一国黄金外汇储备的影响，储备货币的汇率变动影响一国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储备货币升值，则一国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提高，反之则降低。本国货币汇率变动，通过资本转移和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减，直接影响本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或减少。汇率变动影响某些储备货币的地位和作用。

Ⅹ 清朝时候票号的功能，并指出票号的出现有何作用

等于现在的汇票，行用卡，出门不用带很多钱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