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经济模型分析台风对经济的影响

1. 急急急！用总需求总供给的模型分析我国自然灾害（如08年雪灾、汶川地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谢谢

这个比较麻烦，画图更是难于做到，只能略略提示几句：

首先，注意到大地震发生专后，道路属、房屋等基础设施破坏很大，需要重建。这会拉动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增加国民收入，同时物价上涨。

其次，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工厂和商店等受破坏，无法营业，会减少总供给，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减少国民收入，同时物价上涨。

第三，由于许多工厂、商店等无法营业，居民收入随之减少，这会减少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左移，减少国民收入，同时物价下降。

最后，概括起来，一场大的灾难，既有拉动需求，增加收入的作用，也有影响生产，减少收入的作用，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另外，还要注意上述分析的前提是假定其它条件不变。

2. 简述经济模型分析方法的步骤

1、对经济现实进行归纳，形成抽象的概念；
2、概括和总结概念间的相互联系和基本规律；
3、进一步地把概念符号化；
4、建立模型，对模型求解并对结果进行解释。

3. 怎么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的影响，以贸易总额和GDP的比值为变量，分析对GDP的影响

首先你要把对外开放程度可量化性，采用一些数据或者虚拟变量，时间序列什么版的。如权果按照你说的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为变量，就建立单变量方程，采用Eviews或相关软件建立模型。建立完模型要进行拟合优度分析，变量显著性分析，方程显著性分析等等，如果检验的统计量的值都比较符合要求就建立好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了~~具体的就有点复杂了，我只能说大体步骤了~

4. 试用你学过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减税对宏观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

减税一般会认为加宏观经济的发展， 因为税少了， 买东西便宜了， 更愿意消费了版， 随之销售，生产，运输权等环节都会得到发展。

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可以推动企业去库存及去杠杆，而杠杆降低、三角债减少，可使企业流动性得以增加，推动货币二级市场与资本二级市场流动性增强，商品市场也能因此更加购销两旺。

(4)如何用经济模型分析台风对经济的影响扩展阅读：

重要举措：

2018年8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减税降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举措。

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对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给予税收减免、对涉农贷款量大的邮政储蓄银行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3%税率缴纳增值税。

5. 如何用回归模型对经济作数量分析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一方面，经济增长的规模、 速度、质量、结构决定着税收总量、增长速度和税收结构。 另一方面，税收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通过税率、税负、 税收优惠等在投资、消费、 分配和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可以说市场经济越发展，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就越密切。 过去长时期里，我国税收制度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税收政策取向以收入为首要目的，调节社会经济关系效应不明显， 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矛盾比较突出。为此，中央提出： 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充分发挥税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各级税务部门以加强税收分析为重点， 从完善经常性税收收入分析方法入手，不断拓宽税收分析思路， 实现了由税收进度、增减情况等简单对比分析，向宏观税负、 增长弹性等征管质量情况分析的转变。 尤其是利用税收与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时间序列、 回归模型等数量方法，来判断税收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等，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 业内学者也对税收分析给予热情关注， 一些凸显数量特色的论著先后出版发表。 税收数量分析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出现了喜人景象。但总体上看， 由于起步较晚， 国内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受到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特点；税率、税负、 税收收入等数量概念清晰，与相关经济变量联系密切， 适宜运用计量模型等数理方法进行研究。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税收数量分析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先后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50多篇相关论文； 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等省部级以上课题； 有的研究成果被推荐供全国人大和有关政府部门决策参考， 以及受到近百位专家学者的评价引用或文献参考。 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依据税收经济数据， 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从经济基础理论角度， 简要介绍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税收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税收分析的基本概念，税收数量分析的基本方法等。 第二章是关于税收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分析， 着重讨论税收与GDP总量、税收与投资、消费、进出口、 物价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旨在通过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第三章是对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税负的变化特征、 以及产业税负、地区税负等， 并通过对不同类型国家税负的借鉴比较， 对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进行评价；提出我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估计。 第四章是从结构关系角度，探讨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包括税收与产业结构、税收与区域结构、 税收与所有制结构之相互影响等。 第五章侧重讨论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包括税收与政府关系，促进循环经济， 以及税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支持；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税收乘数与我国税收乘数效应等。第六章是从计量角度， 讨论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预测与估算问题，介绍了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等多元方法、 以及博弈论原理在税收数量分析中的应用等， 并给出各种方法的应用例证。 注重数量分析是本书所追求的写作特色，比如说： 1.在分析税收与GDP等指标关系时， 本书不仅运用了常见回归模型等，还引用了岭回归分析法， 解决了GDP、居民消费等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并借助软件筛选岭回归系数， 解决了税收模型中自变量系数与实际意义不相符的符号问题。 2.在讨论税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本书运用了典型相关分析法， 选择了一组税收经济变量和一组居民消费变量， 即所谓两个典型变量，进而通过典型变量的研究， 揭示两组变量之间影响关系。无疑，这比只考虑单个变量关系， 信息量之凝聚，结论之相对全面，均具明显优势。 3.在结构关系分析中，作者构造了“协调系数’’指标， 用以反映产业税收贡献与经济贡献的协调程度。定义： 产业税收协调系数。产业税收比重／产业GDP比重。 协调系数明显大于1或小于l时，说明税收贡献与经济贡献不协调， 否则基本协调。类似地，还有地区税收协调系数等， 为客观评价产业、地区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是否协调提供了参考。 4.聚类分析法应用。对地区税负作聚类分析， 结果使一些较发达地区与较贫困地区聚成一类， 由此反映地区税负的不平衡。实际上， 一些多因素多指标的分类问题，应用聚类分析方法非常方便。 聚类分析还可以对于其他方法确定的数据分类进行检验， 也可以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取得更好的分析效果。 5.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都可以简化数据结构， 即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 但主成分分析重点在于从观测变量到主分量的变换上， 将主成分表示为原观测变量的线性组合。 因子分析的重点在于从公共因子和特殊因子到观测变量的变换上， 将原观测变量表示为新因子的线性组合。 本书给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的例子，共10项指标， 用两个主成分就可以拥有原10项指标93.7％的信息量。 而因子分析通过‘旋转”，载荷结构的实际意义进一步合理解释。 进而可计算出因子得分，排出地区位次。 6.关于博弈论原理的应用，本书给出两个例证： 一是税务稽查与偷税逃税的博弈分析，结果：无论是静态模型， 还是动态模型，遏制偷逃税，关键在处罚力度。 二是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比例的博弈分析， 这实际上是对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问题的一个数量诠释。 从讨论得结果来看，似乎难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博弈解”， 由此映射出现行财税体制的一个难题。 以上所提及的一些方法并非本书的创新，但就税收分析的应用而言， 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也使我们有所启发。 说明将数理方法应用于税收分析， 推进税收分析的数量化科学化是可行的。

6. 用你学过的经济学知识,使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分析一个现实经济现象。

谷贱伤农

对于农产品来说，由于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其需求的价格弹性一般小于1
设收版益为R，则dR/dP=Q(1-Ed)(Ed>0),因此权对于农产品来说，dR/dP>0
所以，对于农产品，在丰收的年份，农民产量提高，因此农产品的市场供给增加，使得产品价格下降，由于dR/dP>0，因此农民的收益下降，因此反映了在丰收的年份中，对于农民来说，反而收入降低了。
政府为了扶植农业的发展，通常制定一个高于均衡价格的支持价格，这样，通过将价格提高，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支持价格会导致市场上供大于求，农产品过剩，因此，政府通常也会收购过剩的农产品。
图像的话，第一个就是一条缺乏弹性的需求曲线，两个价格与对应的两个产量组成的两个矩形面积就是两种的收入，通过比较，可知，价格低的，收入低
第二个图像是支持价格的图，就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的一个图像就行

7. 如何用模型分析迪士尼对经济的影响

迪士尼效应，是指迪士尼乐园从意向到建成以后，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影响，以及上市公司的股价影响。截止2009年8月，美国迪士尼乐园在全球一共有五处，而每建一处从意向之日起就对当地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拉动了周边很多行业的发展，影响了受益上市公司的股价。据市场传言，上海迪士尼乐园的选址位于迎宾大道（A1高速公路），沪芦高速公路（A2高速）、南六公路、周祝公路合围的区域，该区域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以农田为主，有少量的农民房屋和工业厂房。该区域往南、往东建筑密度开始增大，但仍是十分宽旷，适宜后续开发。拆迁快捷、交通便利成为此处被认为是迪士尼乐园选址的重要条件。香港2005年落成的迪士尼乐园占地126公顷，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上海迪士尼乐园将数倍于香港乐园，媒体、券商研究机构对此的猜测是4—8平方公里。最早于2014年建成开园。由于上海的迪士尼项目最快2014年才能够开业，其短期内对上海旅游业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长期影响明显，预计上海迪士尼开业后游客规模应能达到1000万人次，开业初期将为上海带来300——500万人次的新增游客，约占上海全年接待游客规模的2%—4%。迪士尼真正带给上海的是旅游业腾飞、原南汇区商业开发的机遇，此一脉络之下，受益的不仅仅是土地，更主要的在于提供基建的上市公司、后续提供酒店、餐饮、交通服务的优质企业。但即便是真正受益，投资者所需要警惕的是，利好兑现所带来的股价暴跌风险。

8. 关于台湾台风对我国经济有多大影响

2009年8月10日，浙江舟山双桥镇里岙村农田里的农作物被水淹。受台风“莫拉克”影响，9日夜里的强降雨导致双桥镇1800亩农田受影响，其中水稻、蔬菜有1500余亩，果木近300亩遭到水灾莫拉克”台风重创台湾，重灾区之一的台东太麻里乡有数个住户被洪水冲走，平日的道路变成了河床。图为8月10日，几名当地居民来到现场，讲述一夕间的巨变。中新社发董会峰 摄中新网8月11日电 综合消息，今年第8号台风“莫拉克”已共造成中国大陆6人死亡、3人失踪，闽浙赣皖四省883.6万人受灾。此外，“莫拉克”带来的暴雨造成台湾南部50年最重水灾，已致15人死亡。目前，减弱为热带风暴的“莫拉克”已进入江苏省境内，将继续影响华东地区。据民政部统计，截至8月10日19时，“莫拉克”共造成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883.6万人受灾，因灾死亡6人(浙江省4人、福建省1人、江西省1人)，失踪3人(浙江省2人、福建省1人)，紧急转移安置142.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87.3千公顷；倒塌房屋0.6万余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90.6亿元。“莫拉克”中心进入江苏境内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莫拉克”的中心已于11日凌晨2时前后由浙江省湖州市移入江苏省宜兴市境内，11日早晨5时风暴中心位于江苏省靖江市境内(北纬32.0度、东经120.1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18米/秒)。预计，“莫拉克”的中心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以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并将于11日下午移入黄海西部海面。受“莫拉克”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11日白天到夜间，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福建中北部沿海、台湾沿海、浙江沿海、杭州湾、上海沿海、长江口区、江苏沿海、山东半岛沿海及黄海大部将有6~8级大风，部分海域或沿海地区的阵风可达9~10级；山东东部、江苏东部和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北部和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台湾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等地有大雨，其中，山东东部、江苏东北部、福建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解析“莫拉克”特点据气象专家介绍，在今年登陆中国的台风中，“莫拉克”无疑是最“胖”的一个，其最大7级风圈半径达500公里。南起巴士海峡，北到长江口区的广大海域和沿海，都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部分地区阵风达到14级。正由于“莫拉克”体积庞大，再加上引导气流偏弱，使得台风的行踪十分诡秘。“莫拉克”从生成到抵达台湾近海，移速保持在15公里/小时左右，但是在台湾东部近海逗留了近12小时后才登陆了花莲。9小时后，“莫拉克”横穿台湾中部，又在台湾海峡徘徊达31小时之久，最后才在犹豫不决中于福建霞浦上岸。“莫拉克”在台湾东部近海和台湾海峡滞留时间之久为历史少有。此外，受“莫拉克”影响，台湾、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都出现了暴雨到特大暴雨。台湾阿里山累计降雨量达到2855毫米，浙江泰顺九峰也有1241毫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台风长时间“漫步”海上，使其携带的水汽特别充足，因此带来的降水也就特别强，“杀伤力”也较大。专家提醒，虽然“莫拉克”已逐渐减弱，但其将继续北上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天气。浙江、江苏、安徽等地须加强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及城乡内涝等灾害，太湖流域仍有较强降雨，须继续加强水情、雨情监测，做好防汛工作。各地灾情浙江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0日发布信息说，浙江省因“莫拉克”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3.9亿元人民币。目前，该省已有上万的厂企停工或者半停工。当天上午，已转为热带风暴的“莫拉克”从泰顺进入浙江。“莫拉克”的到来造成浙江发生洪水、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类灾害。“莫拉克”带来的狂风和暴雨致使浙江大棚农业、水产养殖等产业受到很大损失，电力通讯广播线路、堤防、水电站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福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0日披露，截至10日9时初步统计，福建共有6个设区市、46个县、141.1万人受灾，死亡1人、失踪1人，倒塌房屋1150间，转移人口52.75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6.6万多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总损失15.02亿元，其中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2.77亿元。“莫拉克”虽已出闽，但降雨仍在持续。台风给福建造成的具体灾情，也还在进一步统计核实中。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中北部沿海地区连日遭遇狂风、暴雨、大潮的袭击，海堤江堤受损、公路塌方、山体溜方、危房倒塌、农作物被淹等险情不断，福鼎、霞浦、柘荣、福安等多个县市城区现内涝。江西“莫拉克”过境江西，局部暴雨成灾。来自江西省防总的数字显示，“莫拉克”致该省44万人受灾，经济损失逾1.5亿元。受“莫拉克”外围影响，江西省铅山、上饶两县普降大暴雨。据监测，9日8时至10日17时，全省共有6个县25个站超100毫米。铅山县篁碧乡大岩站247毫米，武夷山镇黄龙桥站230毫米。10日8时至17时，庐山、星子、铅山、乐安、玉山、宜黄、黎川等地降雨仍较明显，以庐山牯岭站87毫米最大。到10日下午，台风对该省的影响基本结束。安徽据来自安徽省民政厅的消息，受“莫拉克”影响，该省池州市全境、绩溪县、金寨县发生大风暴雨，部分地区成灾。初步统计，全省受灾人口达37.3万人，25万亩农作物受灾，300多间房屋倒塌，因灾直接经济损失4900万元。8月9日14时起，池州市发生大风暴雨，最大风力8级，截至8月10日10时，部分地区降雨量达100毫米，沿江青阳县、贵池区、东至县等圩区大面积水稻被水浸泡，部分路基被冲毁。绩溪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由于风大降雨集中，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部分乡村公路中断，山核桃和其他农作物遭受损失，绩溪县因暴雨出现大小滑坡、塌方103处。

9. 如何分析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