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

A. 经济增长理论到底是什么鬼

供你参考！
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新增长理论随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而兴起。它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收益递增的假定，内生化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确立了一幅崭新的长期增长的图景，在经济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边际收益递增规律
传统经济学有一条重要的规律，即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其基本内容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其它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变时，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最初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它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时，边际产量会递减，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这一规律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广为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但是，当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新增长理论顺应时代，以边际收益递增规律取代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它本身的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作为生产投入则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知识如同其它一般商品一样，在给定一定时点上的知识存量，研究投入的倍增不会取得倍增的知识；但知识具有不同与普通商品的特性，它既不是传统的私人经济产品，也不是公共品，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非竞争性的、部分排他性的产品。由于知识不能享有完全的专利和保密，一个厂商创造的新知识对其他厂商的生产具有正的外在性，使作为知识存量和其它投入函数的消费品生产具有递增收益。更精确的说，知识可以具有递增的边际产出。知识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且会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收益递增，并改变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产生出更多新的产品和服务，产生一个“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式”。而且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使知识能在不追加的基础上反复利用，减轻了资本稀缺性的约束压力。
（二）人力资本内生化
罗默（Rome，P）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同知识一样，它不仅能自身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收益保证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于1985年发表《经济发展的机制》，建立宏观模型分析在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化的方法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和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具体化为“每个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卢卡斯模式强调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它可以通过专门学习获得，也可以边干边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正是这种不断增长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能促进产出的长期增长。卢卡斯还引入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即“全社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他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前者指人力资本收益对个人或家庭带来的增值；后者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身上，从旧产品传递到新产品，从家庭的旧成员传递到新成员，进而使产出生产具有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也已充分证明，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

B. 卢卡斯模型的作用机制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 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 新古典增长模型和经济因素

摘 要：来 本文对三个阶段自的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做出阐述。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拉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度因素、消费因素、投资因素、贸易因素、知识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等加以分析，最后得出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结论。

D.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E. 如何理解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路径和经济增长效率存在巨大差异，不仅并未出现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预期的收敛趋势，而且属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更是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势依然严重。转轨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持续高增长表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有着不同路径，一国成功改革模式直接应用于另一国家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随着20世纪后期实证方法的发展，经济增长根源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也一直是经济增长前沿文献关注的焦点。

自Ronald H. Coase(1937，1960，1988)的代表性成果发表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就没有停止过经济增长根源问题的争论，大量文献演绎经济增长内生化模型，并进行计量分析，指出经济体内众多要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正向的作用关系，罗列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在Montesquieu(1748)和Smith(1776)之后，North(1981，1990，1994)和Delong & Shleifer(1993)通过理论演绎分析了制度对经济产出的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对经济产出和个体最优化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制度理论还特别关注有效制度分析，Knack & Keefer(1995)和Mauro(1995)构建出有效制度的演进机制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制度有效论演绎表明，经济增长取决于有效制度 (产权保护和民主政体约束)，正是通过制度约束以及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效率。当前，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较大进展，已经摆脱单纯理论阐述为主的研究模式，转向研究框架体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和研究结论可检验化的规范模式方向发展，但经济增长根源问题并未形成共识 (江曙霞等，2006)。

制度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和所有个体的经济行为，都可以放置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分析，微观经济个体行为、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受制于制度发展。在不同制度约束下，一国经济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效率。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4)。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更是体现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经济正是在制度更替和作用效率改进过程中发展。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只不过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本身就是经济增长(Noah & Thomas，1973；North，1990)。

在长期经济增长内生决定机制的研究文献中，以Acemgolu等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决定论尤为突出。为回答1500—1800年间欧洲的兴起根源，Acemoglu et al.(2005)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比东欧、西欧和亚洲，大西洋贸易、地中海贸易和其他港口贸易后指出，欧洲兴起直接诱因是大西洋贸易，大西洋贸易为西欧兴起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也导致了欧洲和亚洲国家间经济增长的两极分化。但欧洲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根本原因并非来自于此，因为同样是受益于大西洋贸易且同属于西欧的国家间(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贸易国和以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增长却存在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受益国之间初始制度禀赋差异。非集权的初始制度安排，促进了欧洲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市场化竞争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深化，进而更深入地促进贸易发展、民间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实现了非集权国家经济持续再增长。 Easterly & Levine(2003)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得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效率显著。在控制了制度影响后，贸易、经济一体化和货币等其他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均不存在正向作用。

如果认为政治或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那么政治或民主制度是否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K.F. Robert et al.(2006)认为，由于当事人间的事前承诺和事后剩余分配无法同时进行，时间不一致性导致制度当事人无法形成可信承诺，当事人间真实剩余分配结构往往就需要正式制度加以保护。制度博弈均衡性质和制度再分配功能表明，制度更替并非是当事人自愿选择，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博弈均衡甚至是社会冲突的结果。因此，并非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而言，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开放和民主自由，经济更易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和实现公平竞争，民主制度也就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保护剩余分配结构。但Robert D. Kaplan(2000)、Fareed Zakaria(2003)和Amy Chua(2002)指出，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少数民族集中的国家，民主转轨却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崩溃。也就是说，民主改革虽然能够引导一国经济更加开放和经济自由，但若经济处于较低层次和较低发展阶段，民主转轨有可能导致经济混乱甚至出现更大范围的腐败。为检验Robert D. Kaplan(2000)等人提出的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效率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民主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根源问题，Rodrik & Wacziarg(2005)以民主转轨国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民主转轨前后经济改善和恶化的国家都普遍存在，并且在所选择的样本内二者所占的比例基本相当。不过，民主转轨后经济增长出现恶化的国家，经济衰退并非一定就是民主转轨造成的。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不进行民主转轨，该国可能将出现更大规模或更大范围的经济衰退，这类结论是建立在二者经济短期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当然，民主转轨国家的短期历史并不能完全证明，民主制度一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优的制度安排。Rodrik & Wacziarg(2005)认为，Robert D. Kaplan(2000)的民主转轨效率存在阶段性特征结论，来自于实证检验样本选择的差异，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和作用效率，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民主制度对市场竞争和产权有效保护的激励作用。在民主社会中，市场经济或生产力之所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本质在于民主社会更易实现私有产权保护，减少市场进入障碍和阻止垄断，更易于防范微观经济个体私有产权被剥夺的风险。同时还需要建立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制度是资源配置方式、配置效率、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没有完善和正式的产权制度将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也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潘慧峰等(2006)将制度变迁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从制度角度诠释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缺少了持续的制度变迁，经济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对提供制度创新的人力资本补贴以提高其制度创新的积极性。郭熙保等(2005)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地域因素和资源禀赋只是通过制度的影响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影响收入水平。刘红、唐元虎(2001)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利用数理模型揭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尽管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趋势，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度上存在差距。针对我国转轨经济发展历程和改革实践，学者们分别强调了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 (Lin，1999，2001)、市场竞争和产权制度(刘小玄，2003)、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黄少安、宫明波，2003；樊纲、王小鲁，2003)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傅晓霞、吴利学(2002)从实证角度评估和验证改革开放导致的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选择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变量测度，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制度的综合指标，然后对比制度、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显示，1982—1999年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5.28%，非国有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哪种制度改革模式对我国转轨经济增长更有效率的问题也存在争论，主要观点又分为两类(Sachs，1997，2001)：(1)我国经济增长取决于试验性、渐进性的增量改革模式。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无疑是渐进式增量改革的结果，东欧国家转轨改革实践表明，激进式的改革将导致一国正式制度和已有的非正式制度发生冲突，经济政策实施无效，经济不稳定甚至出现倒退。我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具体表现为：在农业上，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渐进式改革；在工业上，乡镇企业中间产权模式、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励有效地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2)我国经济增长取决于区域性的激进改革模式。激进学派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主要体现为我国农业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改革和快速增长。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80年代初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对于这些地区和部门经济制度改革并非以渐进方式进行，而是体现为激进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是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Lin et al.，1998)，因此对拥有优势资源和成熟改革条件的地区实施激进改革是有效率的。同时，制度改革并非建立在权力精英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改革的统一共识上，也不是依赖经济环境和地域禀赋，而是基于我国政治环境约束下的改革结果，特别是政府分级结构和分权治理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竞争和市场秩序重构，决定了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F. 如何应用卢卡斯批判对中国经济分析

卢卡斯及“理性预期“学派的工作，于1995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承认.记得海耶克在接受1974年诺贝尔奖时警告人们，任何知识都只是局部有效的，诺贝尔奖带来的危险是使社会盲目崇拜某一种局部有效的知识从而助长其滥用权利.我欣赏伍迪．艾仑从不参加评选奥斯卡金像奖的态度.不过，既然有了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不妨借题发挥，借了介绍卢卡斯的工作之机，发挥一下我对经济学存在的基本问题的看法.

这篇文章分成三节.第一节综述卢卡斯本人的主要工作，这些工作又分做“早期“，“中期“，和“后期“，因为从新闻中知道诺贝尔委员会奖励的是他“发展和应用理性预期假设，由此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和深化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了解“，据我的理解这是卢卡斯“中期“的工作，又被称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卢卡斯批判“.第二节评价卢卡斯及“合理预期“学派在整个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三节讨论经济学存在着的基本问题以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未来的走向.这构成我所谓“批判的批判“.

一.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的“卢卡斯批判“

卢卡斯，1937年生于美国华盛顿州，1959年于芝加哥大学得到历史学学士，1964年仍于芝加哥大学得到经济学博士.1970年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得到教授职位，197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任教至今.

在我看来，卡内基-梅隆学派的西蒙，以其非正统的分析方法至少影响了曾经在他身边工作或学习过的两位目前闻名的经济学家---卢卡斯，和威廉姆森.卡内基-梅隆的风格是“治理学院“的风格，一切理论都应当切合经济，社会，和人类心理的现实，因此卡内基-梅隆学派注重行为学和组织理论的研究.西蒙最早把“有限理性“假设引入经济学，同时觉得有必要深究“不确定性“给经济分析带来的变化.西蒙的两篇论文对卢卡斯早期的研究有很大影响，一篇讨论不确定性情况下动态规划，另一篇综述经济学中的决策理论：74-81页;及“theoriesofdecision-makingineconomics.“AmericanEconomicReview49：253-283页.）

卢卡斯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单个企业和单个工业的最优投资问题，这在当时的经济学系和治理学院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受到大经济学家诸如西蒙，阿罗，乔金森，莫迪格利雅尼，法玛，格里利希等人工作的推动.那个领域是应用最优控制理论的活跃场所.我相信卢卡斯当时所用的那种动态规划分析方法始终伴随着他的理论表述，以致“合理预期“学派及其“新宏观经济学“必须在八十年代末推出一本专门讲授动态经济学“递推方法“的大部头著作，以消除那些在萨谬尔逊经济分析传统下长大的经济学家的生疏感.而我本人，至今仍不认为那是表述动态经济学思想的必要方式.

单个企业的最优投资问题成为当时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因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产生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资正是需求方面最重要最主动的因素.但是凯恩斯并没有深究投资者的动机，他凭着直觉把投资动机分成两部分.首先是“自发性投资“，受到资本的“野兽冲动“的驱使.其次是投资者基于对市场信号的观察作出的理性投资决策我们不妨称之为“理性投资“.随着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成功，对投资动机做深入研究，从而理解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战后经济学顺乎自然的选择.但是当经济学家们深入研究投资与增长的各种因素时，在英国和美国的学术思想传统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史称“两个剑桥“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资本理论，但由于资本理论的深刻性，争论几乎涉及了社会和经济学全部领域，从五十年代延续到六十年代.读者可以参考洪与马修斯的综述文章“经济增长理论“.以上的讨论造成了卢卡斯所受教育的第一个大背景.投资与市场信号的关系，尤其是从古典经济学承传下来的所谓“加速度原理“，在战前的经济研究中已经传统地被认为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型经济周期的主因.道理很简单：当总收入增长时，不论是价格信号，边际利润，利率信号，还是按照收入减去习惯消费所剩余的可供投资的基金，都相应增长，于是投资者为追求利润而增加投资.但是增加了的投资，按照凯恩斯的解释，进入总需求，产生了“乘数效应“，也就是进一步增加了总收入.这个加速的运动会一直进行，直到整个经济膨胀碰到某种资源限制为止.一旦扩张停止，利润率下降，投资就会缩减，并且形成反向的加速运动，一直到整个经济下降被某种“底线“阻挡住.然后开始新的循环.在这个传统观念的主导下，投资问题就成了经济波动研究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波动与经济信号的不确定性给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事实上，以艾兹涅尔为首的企业投资与推广了的加速度原理研究给了卢卡斯早期研究很大的影响.投资问题的时间特征要求使用远比由萨谬尔逊在四十年代后期完善了的阿尔佛莱德.马歇尔的静态分析方法复杂的动态方法.试想一个简单的故事：你用第一个月节约下来的午餐钱在第一个月的第一天买了将在下个月到期的银行存款证.你的最优决策应当是比较以下两件事，首先，你放弃了一些午餐，也就是一些“幸福“，这叫做“成本“，假如你不投资，你原本可以享受那些幸福的.其次，你所放弃的午餐幸福，在第二个月给你带来了一定的利息收入，也就是增加了你将来可以享受的幸福，这叫做“收益“.你的决策是使收益减去成本在某种投资策略下达到最大值，你的任务是找到那种最优的投资策略.在静态分析中，这个最优策略是保证你从未来利息所得到的“边际效用“等于你所放弃的午餐所带走的“边际效用“的那个策略.实践起来，你可以先通过你自己的价值判定实验地画出一组“无差异曲线“，然后在你目前正享有的现在与未来幸福的那一点上，问你自己，为了换取利息带来的一个单位幸福，你愿意放弃多少单位的现在幸福？把这个答案与和它相等的那个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重合起来，你就找到了一个静态最优策略.现在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变化一下：假设你每一天存入银行的午餐费都按照复利计算到下个月换取利息.现在你的问题复杂的多，因为较早存入银行的午餐费产生较多的利息，另一方面，较早存入银行也较早地放弃了享受午餐的幸福.所以为了比较，你应当把所有距离今天不同时间的幸福按照某种折现率贴现到今天，然后寻找投资策略使总的现值计算的收益减去成本达到最大值.从原理上说，上面讲的静态方法仍然可以用于这种情况，但非常麻烦.所以我们通常使用动态方法，它只需要用一个贴现值计算公式把每一项成本和收益结合进去，形成一个所谓“净现金流“.投资决策就是最大化这个现金流的现值.这是香港人都非常熟悉的方法了.这种方法的时间特征与资本理论使用的最优控制理论是一回事.这就是卢卡斯早期工作的第三个大背景.

为了说卢卡斯及合理预期分析的方法，我们不得不先说明一下最优控制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象上面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所谓决策，就是在每一个时刻，决策人必须采取一个“行动“，当时间从所考虑的时期的开始时刻流向重点时刻，就要求决策人一连串的行动.我们称这一连串的行动为一个“方案“或一个“策略“.决策人通常在每个时刻可以有许多选择，于是从这许多各个时刻上的选择可以组合成许多方案.最优控制理论就是研究如何在如此众多的可能方案中找到最优的那些方案.读者可能会不以为然：现代计算机的能力足够从任何数目的方案中一个一个地试算出那些最优的来.其实不然.在中国政府第八个“五年计划“中有一个重点研究项目是以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为首的几十所“重点院校“合作开发一个“系统设计软件包“，其中数学家们努力的目标之一就是寻找优化算法.当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八十年代试图计算未来五十年最优的人口生育率时，他们发现最先进的计算机仍远远不够用来计算以“年“为时刻点的按年龄分布的人口控制过程产生出来的如天文数字之多的可能方案.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早期的海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理由之一就是这种社会计划的“空想性“.我们在第三节还要看到，理性主义运动始终要与之对抗的困难之一就是如西蒙早就说过的，没有人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理性计算.

现在可以介绍闻名的“卢卡斯批判“了，这是他“中期“的工作.这个名字来自卢卡斯自己的文章，“计量经济政策评价：一种批判“.在这篇论文中，他批判了凯恩斯主义企图把市场经济当做一架机器来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现代博奕论角度看，卢卡斯的观点以及他在其他文章里的思想，可以分做两个部分来解释.首先，任何政策都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奕.双方力图猜中对方的最优策略.因此假如政府把私人部门当成被动的“机器“来控制，其政策的基本假设已经错误了.当把政策制定过程视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奕时，政府的每一个策略，假如已经被私人部门准确地预见到，则政策的“货币效应“将消失，顶多，政策所包含的实质性变化，即“物质性“的行动，将会产生如同一个私人部门的“物质性“行动一样的经济效应.因此，政府的货币政策将是“中性“的，不会产生任何物质力量.而政府的财政开支将以其物质力量与私人部门竞争资源，产生所谓“挤出效应“，即以每一元政府开支从市场里挤出去一元钱的私人开支.结果政府开支仅仅是替私人花钱而已.纳税人知道，让别人替自己花自己的钱，不如自己花自己的钱来的节约.所以政府的任何政策，不论是货币的还是实物的，都不会产生有益于社会的效果.这个论证，假如经验数据证实，当然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重大打击，所以称为“卢卡斯批判“.其次，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在战后确实出现了持续繁荣，是否与凯恩斯政策有关系;假如有关系，理论上如何解释.于是卢卡斯批判需要引进很强的“不确定性“以便产生所谓政府政策？quot;惊奇“效应.不必使用什么随机过程分析，我只需要读者想象一个接电话的故事：假如你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用English/“>英语指示你在香港的股票经纪人买卖股票，并且你知道你的电话听不大清楚.假设你打算买卖两种股票，它们在股票市场上的计算机号码分别是15和50.这时候你听到经纪人说，代号15的股票忽然跌了，你会做如下两种设想.第一，实际上经纪人说的是代号50的股票跌了.第二，他说的确实是15号跌了.你应当做的计算是，首先，估计一下到底你听错的可能性是多大.其次，假如错的可能性不大，你计算买进15号股票的数量，尽量使可能赚到的钱超过可能因为听错而亏损的钱.最后，假如你认为这电话听错的可能性相当大，你可以选择“不行动“，等候你的经纪人第二次来电话.经过多次通话，你总可以认定正确信息.卢卡斯觉得，凯恩斯政策假如短期内有效，那就是因为市场中存在大量“接电话“的噪音使私人听不清信号.当大多数私人因为听不清信号而放弃行动时，政府相当于在与一个完全被动的机器博奕，所以很轻易实行“最优控制“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当人们反复听取信号，终于搞清楚了政府意图时，博奕就又回到主动的理性人之间的博奕了，也就是上述第一部分解释的情况.战后繁荣的代价就是，政府为了不断造成“惊奇“效应，必须不断使自己的政策强度升级.于是我们观察到各国财政赤字以加速度上升，终于难以为继.这是凯恩斯式经济政策的代价.

卢卡斯的这些工作使他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人物.但是使这个学派的工作能够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则是经济学大师佛里德曼，虽然“理性预期“派的学者总是声称计量经济学家慕斯，1961年）是他们的先驱.佛里德曼在1968年的文章“货币政策的作用“，1968）中已经说明了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只可以产生“惊奇“效应.“理性预期“在佛里德曼文章里被叫做费雪效应.费雪是投资理论的美国祖师，他的预期学说又是承袭了北欧学派本世纪初的大家，挪．威克赛尔的利息理论.后者提出的所谓“实质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预期的通胀率所得.在对凯恩斯革命反击的运动中，只有佛里德曼的思想，分析方法，及语言才显出对正宗经济学传统的承当.

卢卡斯在发表“理性预期“派的文章同时，几乎马上就开始了他“后期“的工作.这是因为其间理论上的密切联系.如上述，投资问题直接就是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课题.于是卢卡斯在反击凯恩斯货币政策的同时，就在经济增长与波动理论方面展开了他“理性预期“的思想.随后，他的动态理论中又融入了贝克尔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的思想.这就是他闻名的文章，“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些工作使卢卡斯成为新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人物.我个人以为，他后期的工作是最出色的.这些工作我已经在1995年1，2，3，4月信财经月刊连载文章中转述过了.

二.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

随着卢卡斯工作在上一节的展开，我们看到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的，我称为“理性主义“的运动.我想，卢卡斯的贡献只有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才看得更为深远和清楚，同时带给我们某种对未来发展的预见性.这一节将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

阿尔佛莱德.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分析奠基时考虑到解释现实世界可以有两个基本的思路.其一是进化论的，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我们不需要假设“理性人“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其二是“工具理性“的，靠了“理性人“假设，我们可以逻辑地说明现存社会现象的理由.马歇尔选择了后者.从此，经济分析开始了它的理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经济学而言大致可分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问世起，至本世纪五十年代止.第二阶段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历经三十多年.第四阶段从九十年代开始，至今还方兴未艾.

马歇尔的方法是所谓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即我们常见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他的理论集注于一个市场上的均衡及影响均衡的各种因素.为什么马歇尔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就必定导出均衡分析的框架呢？这是因为“理性“必定是选择下的理性.试问当你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时，你如何表现出你的理性呢？当你没有选择时，你就是“物“，而不是“人“.我赞同理性假设，因为它的前提是人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当理性人在选择中表现其理性时，任何一门实证科学都要求观察到这种理性行为.于是你不妨问自己第二个问题，假如一个人的行为永远混乱不堪，前后矛盾，或者完全随机，你怎么能观察到他的“理性选择“呢？一个永远观察不到的事物，从实证角度看，是不能说它“存在“的.而一个人当他的行为开始一致，有序，有目的时，在哲学意义上他就开始表现出“理性“.记住，凯恩斯写的出色的阿尔佛莱德.马歇尔传记告诉我们，马歇尔不仅有数学天分，而且曾经热衷于“高级哲学“.当时为经济学奠基的几位剑桥教授，都有良好的哲学修养，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完成把经济学从古典的“道德哲学“领域中分离出来的艰巨使命的.

可观测性，或实证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而且只能研究“均衡“，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才表现出“理性“.不要忘记，当克莱因战后为如何估计需求曲线而发愁时，他所碰到的问题正是由于供给曲线随时间的移动而引起的.“稳定“，这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最低要求，我们的头脑实在是太愚钝太缓慢了，对转瞬即逝的现象我们只能感到困惑和神秘.

但是经马歇尔建立的均衡分析方法始终受到来自另一方面，进化论方面的挑战.对直接观察现实经济的人来说，变化才是事物最显著的特征.收入的增长，产品的多样化，社会福利的改善，人口繁衍，市场扩张，以及战争带来的反向变动.例如来自熊比特，海耶克，奈特，西蒙，钱德勒，和卡尔多等大经济学家的批评.马歇尔的理论一直到了四十年代末，才由萨谬尔逊加以全面整理并系统地改造成了使用方便的数学方法.“使用方便“，在这里至关重要，分析方法就相当于“工具“，一个方便的工具要比其他工具更可能成为主要工具.在今天的教科书里，萨谬尔逊的方法已经被写成“菜单“或计算机程序，人们可以不动脑子就得到一切分析结果.这种方法的要点是：首先把一个正在做出理性选择的人所面临的可选择的东西叫做“变量“，把他面临的不可选择或一时不可改变的那些东西叫做“参量“.然后用上面讲过的方法实验地找到他的效用函数，或其他的什么目标函数，在给定的参量下，寻找变量的最优值.这些最优值叫做“解“.下一步是验证这些解是否确实使目标函数达到最大，那些检验条件叫做“二阶条件“.最后一步叫做“比较静态分析“，就是稍微变动一下参量的数值，看看解是怎样变化的.这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只有在这一结果中我们才能得到可以通过实证观察来验证的命题.萨谬尔逊为此，为了他全面推进了经济分析的方法得到诺贝尔奖，同时，在我们的论述中，是他结束了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

在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阿罗领导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并使其成为公认的经济分析的语境.例如当我们谈到“效率“，“伯累托最优“，或“国民生产总值“等问题时，往往已经假设了一般均衡的概念.“理性假设“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就与博奕论相接了.德布洼证实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用的是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而博奕论中纳什均衡的存在性也用到同一个不动点定理.这两者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假如每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依靠于其他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时的状态，那么如何保证所有的市场同时达到它们各自的均衡呢？在博奕论里这个问题变成了：假如每个人的最优决策都依靠于他对其他人行为的猜测，那么如何保证所有人的猜测同时达到某种“集体“均衡呢？这类问题由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解决.一般均衡理论是理性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主流，尽管我们知道同时期还有“理性预期“学派的推动.

理性主义运动同时还在如下领域兴起：动态经济学，如上述，主要受到资本理论研究最优储蓄理论，侯太灵资源最优消耗理论）的推动;家庭经济学，时间分配与生育率下降的选择理论，这方面，以贝克尔为首的研究已经为人熟知;劳动经济学，以信息搜索模型表述的最优寻找理论，以斯蒂格勒为首;公共选择理论，把威克赛尔的“一致通过“理论结合于“选票市场“的设想，以布坎南为领袖;公共财政理论，先是梯伯特定理，建立了国内自由移民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后是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展开的讨论，与上述卢卡斯的工作有关，认为政府税收等价地减少了私人开支，以巴罗为重要人物;新经济史学派，重新熟悉“奴隶制度“的合理性方面，以福格尔和巴塞尔等人为首的研究;技术进步理论，例如，认为技术与制度进步都可以由市场上要素的稀缺性和市场价格诱导产生，以哈牙密和罗丹为首.

这一时期，理性主义仍然必须与来自进化论的思想抗争.例如贝克尔写了“非理性行为与经济理论“.许多人对主流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批评集中于微观分析的两个主要对象---家庭和企业，他们和文特）认为企业决策实际上不是如此理性的，由于判定能力，信息收集能力等等的限制，决策规则往往基于习惯或长期有效的简单规则.贝克尔的回击是，经济学理性假设只是工具性的，它只是假设“假如已经观察到了一组均衡的行为，那么与那些中途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持续下来，从而无法被观察到的行为相比，这些被观察到的行为必定是看上去理性的行为“.以家庭选择为例，假如最初有两类家庭，一类是胡乱花钱，随机消费;另一类则遵从微观经济分析，仔细计算每一分钱的最大效用.那么千百年以后，当我们来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还可能看到那些随机消费的家庭吗？他们毫无疑问地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生存环境，这里确实是演进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他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这种对“理性“的理解，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休漠的人性论，人类理解论等著作就已经确立了.读者可以从休漠的著作中发现，他走的更远，认为据此看来，动物如狗，也具有理性.大约与贝克尔同时，艾智仁也发表了他的名篇，“不确定性，演进，与经济学“，以从洛衫矶出发到芝加哥，随机选择行车路线的一群汽车为例，论证了与贝克尔的一样的道理---生存下来的行为必定看上去是理性的.

我所谓“正宗经济学传统“就是指从休漠和亚当.斯密发端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经济学传统.这一传统，由于其内在的熟悉论特征，必定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朋友.所以它才能经过了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发展，成为今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

第三阶段是从八十年代末博奕论重写经济学开始的.记得海耶克在临终前最后一本书中写过，他对博奕论研究方法寄予一定的期望.关于博奕论，香港读者已经不会感到生疏了，因为从1994年博奕理论家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本港新闻章曾经着了魔般地宣传过大约半年吧？香港是个以短期投机为中心的大市场，在这里，“名牌“意识始终主导着我们的追求.不论如何，博奕论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了.

当理性主义运动把经济学家们带到信息社会的九十年代时，他们发现所处理的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应当被理解为理性的人们之间交互作用进行决策的问题.早在1978年，哈佛大学闻名思想领袖，丹尼尔．贝尔就写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他告诉我们，在后工业社会里，我们玩儿的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奕“.经济学家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克莱珀斯，这个年轻的博奕论“四人帮“首领，他应当与宾默尔并列，成为首先熟悉到博奕论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及文章太多，这里不一一列出了，读者可以参看他们最近的著作：克莱珀斯，博奕论与经济建模，宾默尔，博奕论与社会契约.在博奕论研究中，诺贝尔委员会实在是忽略了太多的杰出贡献者.事实上只有纳什那种真正天才的开拓性的工作使他当之无愧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但是我想强调，夏仙义对政治和道德哲学的关心，使他成为把博奕理论应用于社会基本问题研究的先驱者.

我们看到，诺贝尔委员会把1995年的奖项给了卢卡斯在“中期“的工作，从上述理性主义运动的广阔意义上看，这只是1994年博奕论得到诺贝尔奖的余音.

三.对批判的再批判---理性的极限

做为这篇相当冗长的评论文章的结语，我想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做一简短评价.如上述，主流的正宗的经济学家们，继续了休漠开创的经验哲学传统，把“理性“假设做为一种方便的“工具“推展到了一种极端的境界.以贝克尔后期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为例，在贝克尔模型里，第一代家长在决策时使用的是所谓“王朝效用函数“.我们可以理解，贝克尔是依据了同样的，上面引述的他反击进化论时的理由---那些能够生存下来被我们观察到的家族或“王朝“一定是看上去理性的，祖祖辈辈最大化他们王朝效用函数的家族.但是当我们在博奕论中试图接受贝克尔的观点时，我们会碰到麻烦.

克莱珀斯和宾默尔具体讨论了纳什均衡的意义，他们的结论，象老前辈阿曼的看法一样，仍然是：所谓“均衡“只不过是大家都认为显然的，游戏的一种玩儿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认为这同一种玩儿法是“显然“的呢？克莱珀斯在微观经济学教程410-417页列举了五种解释.总括来看，这些解释最终依靠于人们共享着的知识传统的特性.这在我自己的研究里称为“知识结构“.

G. 什么是卢卡斯均衡经济周期理论

1. 如果以GDP增长定义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长是由于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带来的。引用美国经济学家Denison的理论，经济增长归结为六个因素：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情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其他。

2. 2.很多很多，没有定论。现流行的有：弗里德曼货币理论，萨缪尔森 乘数加速模型，诺德豪斯 政治周期理论，卢卡斯 均衡经济周期理论，网上查吧。

3. 3.去除自然失业率，周期性失业只要有与需求下降造成，当然也可能由于劳动力供应过多。

4. 4.也没有定论。现有理论：货币供给过多，需求过多拉动，成本上涨推动，工资刚性等等。

5. 5.找微观经济学，垄断理论。

6. 6.当然很大影响，问题太泛，争议也很大。

7. 7.相当程度与现实相符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普遍规律，这是一个默认的假定前提。你的钱多了，肯定会加大储蓄和的比例吗。

8. 8.应该是哦，我觉得，但是这样鼓励出口不一定会增加收入，要看其他国家的寻求弹性，国际经济学书上可以找到的。

9. 9.又是一个宽泛高深的问题啊。总的来说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对各国都好，但是利益怎么分配是个问题，而且有时还涉及国家经济安全。。。

10. 好多啊，建议你找本好点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看看吧，萨缪尔森的，国产的吗高教司 高鸿业的很不错，就这样了。
    

H. 如何理解卢卡斯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约束线

上世纪来70年代末，罗伯特·卢源卡斯（Robert Lucas）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范式IS—LM/AD—AS模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即所谓的“卢卡斯批评”。在罗伯特·卢卡斯看来，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AD—AS模型是根据给定效用函数、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参数来制定包括财政、货币政策等在内的宏观政策，它忽视了政策本身对于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条件的影响，从而使政策的实施可能达不到既定的目标，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形势的恶化。因此，卢卡斯提出应当用描述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来建立经济系统的基本模型，以便了解经济主体对于政策变化所做出的实际反映。“卢卡斯批评”可以说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建立模型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

I. 卢卡斯批判对宏观经济的政策之争产生了什么影响

二十世纪70年代卢卡斯提出的"卢卡斯批评",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版性事件,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权深远影响,也促使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衰落。"卢卡斯批评"缘起于数量经济学，打破了凯恩斯学派在宏观经济学上的一统天下,创造性地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使得经济学理论更贴近经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歇尔的新古典传统,对后起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起到了直接催生作用,并在经济学方法论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宏观经济学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J. 卢卡斯均衡经济周期理论的介绍

卢卡斯周期理论由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在1977年《对版经济周期的理解》与权1978年《失业政策》等中提出。她认为经济波动取决于生产者对价格变动反应的周期理论。卢卡斯提出的理论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