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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政策对经济影响

发布时间:2021-02-19 02:51:24

❶ 跪求:美国当前的宏观政策对经济有什么影响(从衰退的经济现象、失业现象以及通货膨胀这三方面来考虑)

不知道你说的是对CHINA经济还是美国经济,姑且认为你是对美国经济。
你说的宏观政策不知道政纸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且认为是经济方面。
货币政策方面,FED(美联储)CHAIRMAN伯南克是萧条经济研究的专家,因此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伯南克一方面使FED承担最后借款人角色,稳定金融系统,另一方面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及QE(量化宽松)购买国债政策降低长期利率,其目的都是为了刺激信贷,拉动经济。目前,美国shi ye lv依然高达7.9%(最新7.5%),再加上欧债危机以及美国财政悬崖的影响,预计FED的政策还将宽松,因为目前通货膨胀还有一定的空间,而就业是国内mz特别是影响到奥巴马的重要因素。同时在不影响美元的全球控制力的情况下,宽松货币,其实也可以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
财政政策方面,虽然目前在房地产等方面有一定的刺激政策。但是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美国财政悬崖,即,如果美国MZDGHD不能再国FEI上达成减税协议,根据到期的减税政策,2012年1月将自动缩减支出6000亿美元。因此,目前两D最大的不合是在,MZD反对对前5%的rich减税,而GHD则大幅要求削减医疗福利的费用。虽然市场目前预测二D在大限来临之前达成协议,不过市场目前依然保持观望。
目前来看,美国房地产以及就业都已经出现复苏,如果财政悬崖妥善解决,相信会出现经济复苏。而欧债危机虽然在欧盟内部解决上一波三折,相信也不会出现太大问题,因为会影响欧元的全球地位。德国仅仅是想利用目前欧元贬值,扩大出口,以及挣得更多的发言权。CHINA经济虽然制造业面临人工成本等上升,CHINA经济急需转型,顺利通过提高内需,最终实现转型,以及RMB的区域内国际化。
展望未来,美国还将通过打压其他货币保持美元优势,同时也会通过贬值美元实现债务的减少。
美国是一个非常讲究战略的国家,虽然GHD和MZD在一些问题上争执不下,但在宏观问题上还是站在一起。随着CHINA经济的崛起,CHINA也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战略压制。所以,努力吧。

❷ 影响预测的销售收入的因素有哪些

1、外界因素
1)需求动向
需求是外界因素之中最重要的一项.如流行趋势、爱好变化、生活形态变化、人口流动等,均可成为产品(或服务)需求的质与量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必须加以分析与预测。企业应尽量收集有关对象的市场资料、市场调查机构资料、购买动机调查等统计资料.以掌握市场的需求动向。
2)经济变动
销售收入深受经济变动的影响,经济因素是影响商品销售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销售预测的准确性,应特别关注商品市场中的供应和需求情况。尤其近几年来科技、信息快速发展,更带来无法预测的影响因素,导致企业销售收入波动。因此,为了正确预测,需特别注意资源问题的未来发展、政府及财经界对经济政策的见解以及基础工业、加工业生产、经济增长率等指标变动情况。尤其要关注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影响。
3)同业竞争动向
销售额的高低深受同业竞争者的影响,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生存,必须掌握对手在市场的所有活动。例如,竞争对手的目标市场在哪里,产品价格高低,促销与服务措施等等。
4)政府、消费者团体的动向
考虑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方案措施以及消费者团体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等。
2、内部因素
1)营销策略
市场定位、产品政策、价格政策、渠道政策、广告及促销政策等变更对销售额所产生的影响。
2)销售政策
考虑变更管理内容、交易条件或付款条件,销售方法等对销售额所产生的影响。
3)销售人员
销售活动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活动,所以人为因素对于销售额的实现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力,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4)生产状况
货源是否充足,能否保证销售需要等。

❸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有哪些影响

2015年,中国经济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2015年,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政府稳健的宏观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与推进结构调整的平衡,保持了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央政府稳步推进经济体系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打破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管制和垄断,促进了要素市场化,支持了私有经济发展,推动了教育与研究改革、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了要素生产率水平。稳健的货币政策。2015年,央行审视“新常态”的阶段性含义与特征,长远且动态的看待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在加快结构转型和缓解增长过快下行之间取得了平衡。总体来看,受货币政策宽松推动,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速度慢于之前预期,但是其他一些因素的负面影响超出预期,最重要因素是在房地产下行和传统的采矿、制造业去产能周期中,国内银行体系出现了自主性信用收缩。因而,依然维持之前的经济预测,GDP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7.2%回落至2015年的6.9%。

❹ 如何分析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❺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态,预测中国财政策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
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
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
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
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
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
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为了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永
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永远优先于
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
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
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消费拉动经济”
是个伪命题。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
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
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

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
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
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❻ 预测2008年中国经济方针政策对现实的影响

加息

❼ 谁来预测一下明年后的政策走向与经济发展形式

应该会继续扩大内需吧 不过通胀方面应该会更大力度加大对其的行政命令,但这两方面却自内相矛盾。容感觉像恶性循环,所以投资要谨慎,因为通货膨胀感觉政府越来越控制不住的感觉,所以出台的行政命令,以后就很难符合市场惯例出台了

❽ 预测美国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

美国推出的第三来次量化宽松政源策,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是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美国要解决其缺钱的困境,一是发行国债,但这条路已经慢慢地走不通了,为什么,因为其国债规模已经创了天量,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开始给美国的国家信用往下调了。二是进行量化宽松。利用自己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掠夺全球各国的财富。当然会导致美元贬值,如果中国的货币政策因对错误,则损失惨重。

❾ 自国庆以来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对国家经济及股市的作用及影响,并对未来的经济趋势进行分析预测期待

自国庆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十二五规划强调发展新型战略性产业,即新材料、专新能源、节属能环保等产业。在股市上应关注这些板块;央行加息0.25个百分点。对股市整体是个利空。但要分行业对待,对需要钱的行业比如房地产、钢铁等式利空,而对握有大量现金的企业如证券、保险、银行等则是利好;人民币升值不断,利好航空、造纸行业。

❿ 经济预测的预测的准确性

因为有人的意志和活动参与在经济过程中,所以经济预测不可能总是准确的回。它的准确性有一个逐步提答高的过程。不能因为预测的结果不准确或者很不准确,就轻率地否定预测的作用;它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表现在分析过程中。也不能以预测只提供参考为借口,错误地认为预测的准确性差是心安理得的事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分析预测误差入手,找出预测失误或质量不高的原因,改进资料、理论、模型与方法、计算技术等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协调,努力提高预测的准确程度。对预测的作用要作实事求是的宣传和说明,在提高预测准确性的基础上,逐步增强人们对经济预测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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