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美国当代经济发展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发展趋势如何
战后恢复期 70年代经济危机 8090年代膨胀期 00年代衰落期
政府人民高负债，高度依赖金内融资本，本国制造业缺容乏资本支撑
发展趋势堪忧，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有效降低负债，不能恢复本国制造业的引擎的话，美国经济将会长期依赖进口，并堆积更多的负债，致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如果美国债务无法抵缴，很可能出现国际贸易法律纠纷，甚至导致战争，美国的军队是世界上罪先进的军队，因此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这个无赖美国胜利，进而免去债务，而这种行为，会导致美国失去所有的贸易伙伴，其本土的人才会相继流失，进而致使美国专利技术国际化。
这很难断定，美国哪里出了问题，司法制度，还是强劲的军队，个人认为，美国的制造业衰落及超前的消费方式是美国负债的深层原因
『贰』 美国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美国的自然环境
美国位于北美洲南部，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北接加拿大，南靠墨西哥及墨西哥湾。东南部沿岸平原分大西洋沿岸平原和墨西哥沿岸平原两部分，这一地带海拔在200米以下，多数由河川冲积而成，特别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面积大，土质油黑，土壤肥沃。河口附近有一些沼泽地。位于这一地区的佛罗里达半岛是美国最大的半岛。
阿巴拉契亚山脉位于大西洋沿岸平原西侧，基本与海岸平行，长约2 300多千米，一般海拔1 000～1 500米，由几条平行山脉组成。内地平原呈倒三角形，北起漫长的美国与加拿大边界，南达大西洋沿岸平原的格兰德河一带。西部山系由西部两条山脉所组成，东部为落基山脉，西部为内华达山脉和喀斯喀特山脉。内华达山脉的惠特尼峰海拔4 418米，为美国大陆最高点。喀斯喀特山脉的雷尼尔山海拔4 392米，仅次于惠特尼峰。西部山间高原由科罗拉多高原、怀俄明高原、哥伦比亚高原与大峡谷组成，为美国西部地质构造最复杂的地区。大峡谷位于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由一系列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山峡和深谷组成，气势雄伟，岩壁陡峭，为世界上罕见的自然景观。
美国河流湖泊众多，水系复杂，从总体上可分为三大水系。凡位于落基山以东的注入大西洋的河流都称为大西洋水系，主要有密西西比河、康涅狄格河和赫得森河，其中密西西比河全长6 020千米，居世界第四位。凡注入太平洋的河流称太平洋水系，主要有科罗拉多河、哥伦比亚河、育空河等。北美洲中东部的大湖群，包括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总面积24.5万平方千米，为世界最大的淡水水域，素有“北美地中海”之称，其中密歇根湖属美国，其余4湖为美国和加拿大共有。苏必利尔湖为世界最大的淡水湖，面积在世界湖泊中仅次于里海而居世界第二位。
美国的气候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和亚热带气候，仅佛罗里达半岛南端属热带。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纬60°～70°之间，属北极圈内的寒冷气候区；夏威夷州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气候区。美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各地气候差异较大。大体可分为5个气候区。（1）东北部沿海的温带气候区。这一区域因受拉布拉多寒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冬季寒冷，1月份平均温度为-6°C左右，夏季温和多雨，7月份平均温度为16°C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为1 000毫米左右。（2）东南部亚热带气候区。因受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气候温暖湿润，1月份平均温度为11°C，7月份平均温度为24～27°C，年平均降水量为1 500毫米。（3）中央平原的大陆性气候区。这一区域呈大陆性气候特征，冬季寒冷，1月份平均温度为-14°C左右，夏季炎热，7月份平均气温高达27～32°C。年平均降水量为1 000～1 500毫米。（4）西部高原干燥气候区。这一区域内陆性气候，高原上年温差较大，科罗拉多高原的年温差高达25°C。年平均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下，高原荒漠地带降水量不到250毫米。（5）太平洋沿岸的海洋性气候区。这一区域冬暖夏凉，雨量充沛。1月份平均气温在4°C以上，7月份平均气温在20～22°C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为1 500毫米左右。
美国矿产资源丰富，铁矿石、煤炭、天然气、铅、锌、银、铀、钼、锆等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战略资源如钛、锰、锡、钴、铬、镍等则主要依赖进口。煤炭的总储量为35 996亿吨，石油总储量为240多亿吨，天然气储量为56 034亿立方米。
『叁』 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问题
1.美国经济学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尽管对当前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是否真正复苏看法不一，但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四位来京出席明天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经济学家则一致看好，所用的判断词有“前景乐观”、也有“ 谨慎乐观”。
在今天下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四位美国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斯坦福大学迈克
尔·伯斯金教授说，过去十年，在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遭遇不少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从经济角度看是深谋远虑的举动，并有着极大的勇气。他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将进一步涌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会加大，只要中国认真处理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银行呆坏账等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中国经济研究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院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加入世贸组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将使中国在今后更加开放，改革的步子更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教授在发言中说，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公司管理体系，这一点对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同样重要的。好的公司管理的标志是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对弱势股东的保护。他指出，一个好的公司管理对任何社会都是困难的，美国不也出了安然事件吗？要使中国公司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就，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监管机构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斯蒂芬·罗奇说，在刚刚过去的2001年，中国经济又出色地度过了另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是4年来中国第二次面对较大的外部冲击。第一次是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次是罕见的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罗奇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积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中国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世界上最大的国内需求，那么中国的经济一定会保持强劲的增长，也能够抵御外来的巨大压力。
2.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还需要什么？（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尽管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在中国越来越成问题，为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在中国往往还要受到限制。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新闻自由值几个钱？当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多么重要”的话。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等等。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真实购买力算）从338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放慢增长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也带动了许多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不胜枚举。
中国的非凡经历也令众多学者和评论家迷惑不解：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法律对发展至关重要”和“制度对发展至关重要”这两项命题，而且制度经济学的这些结论也是“华盛顿共识”所依赖的核心理念基础。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虽然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制度架构，既没有可靠的法治又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可是其经济却仍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与印度或新近转型后的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现象更显得像个悖论。与中国不同，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976美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
原因是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住房与高速公路建设）。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繁荣，但后者并没能充分发挥工业增长所提供的发展潜力。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则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作一下比较。以玩具制造业为例，它用来交易的产品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者可以检查玩具车的样式、风格和颜色，从而确定其质量和价值。买者还可以在购买之前进行多次试车检验。制造商（或销售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存在，但却是很有限，买方较不容易受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产品责任的法律保护与司法独立是合乎人们需要的。然而，即使没有这种可靠的司法制度，可能也还行，购买方顶多是在买之前多花些时间检查、多试该产品几次，由此来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买者在买货之后发现产品有瑕疵，或许只要该产品“还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将就将就了”。因此，制造品的“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特点足以帮助购买方规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从而降低他的交易风险。这样一来，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场制度下，制造业也能发展，只要有很多很便宜的劳动力即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证券交易中交易的则是金融契约，或说对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第一，契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构建的“东西”或说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证券法以及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这种金融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于金融契约“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隐蔽性特点，使其购买者在信息方面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利：被交易的金融契约无色无味、也无形状，购买方无从检验它。他们不得不依靠证券发行方披露的数据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估证券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畅通无阻的媒体信息流动、自由的新闻调查报道以及有关证券发行人和其相关实体的评价意见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些独立的信息和评价可大大增加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培养市场交易中的诚信基础。
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跟金融服务业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它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去做。
我们也可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我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当我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份额，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那么得出的结论基本不变。看来，新闻自由确实可减少市场交易两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更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在理解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依赖度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并不能否定制度经济学的命题，而是跟后者非常一致。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对这种“重型”发展模式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以高能耗、高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价格，促使许多人预言地球能源供应危机即将到来，而且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有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遭受重大损耗，河流与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为纺织品、服装、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挑战，这会使中国难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众多制造品市场中的份额。贸易问题已是近几个月来报纸头版报道最多的问题。
第三，制造业已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只能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但在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300万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其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是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兴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交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多么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上海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少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多年，政府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开。政治性的刊物受到严格审查，而财经类报刊则“在一定的模糊范围之内”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对他们的工作言行的追踪报道常常就与政治性新闻沾边，因而属于政治新闻审查的范围。虽然关于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多年来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界也一再呼唤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机密。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1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数为国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层又大部分由相关行政部门任命。因此，如果记者敢于调查报道这些公司的负面消息，他们将面临着工作被炒甚或吃到官司的危险。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它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骗，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佣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佣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hlm
『肆』 美国的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状况
地理位置优越，抄三面袭邻海，西邻太平洋，东邻大西洋，南面是墨西哥湾，海上交通便利
中部以平原为主，西部是高大的科迪勒拉山系，东部由阿巴拉契亚山脉和拉布拉多高原组成
气候大部分是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
经济发达：
密西西比河支流众多，河网密，河流自北向南流，南北交通便利，铁路横贯东西，交通发达
美国的农业以商品谷物农业为主，产量大，机械化水平高，是世界第一农业出口大国，工业发达，著名的工业区有五大湖工业区，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的航天工业区
是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代表地是硅谷
『伍』 美国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
地理位置优越，三面邻海，西邻太平洋，东邻大西洋，南面是墨西哥湾，海上交通便利
中部以平原为主，西部是高大的科迪勒拉山系，东部由阿巴拉契亚山脉和拉布拉多高原组成
气候大部分是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
经济发达：
密西西比河支流众多，河网密，河流自北向南流，南北交通便利，铁路横贯东西，交通发达
美国的农业以商品谷物农业为主，产量大，机械化水平高，是世界第一农业出口大国，工业发达，著名的工业区有五大湖工业区，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的航天工业区
是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代表地是硅谷
『陆』 美国的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状况
美国位于太平洋东部，大西洋西部，南是墨西哥，北是加拿大。在北美洲属于发达国家，虽然现在经济在衰退，但依然是一个超级资本主义大国。
『柒』 美国经济整体发展趋势说明了什么
过去几年，一直意图致力于尝试让美国两党就如何处理财政赤字问题达成一致，这个长期以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的债务总量约为14万亿美元。问题是，同中国一样，美国人口也在老龄化，而且美国对老年人承诺了很多，不仅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养老金，更重要的还有医疗服务。而美国的医疗服务十分昂贵。随着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在今后几十年中，美国针对老年人的主要公共计划的受益者数量几乎将翻倍。
这是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的寿命更长是其一；其二是每代人的人口数量增加，因为从1946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出生率极高，而战后婴儿潮一代现在已经65岁。
另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是医疗保健的成本。这主要不是指社会保障这仅仅是金钱的问题。社会保障的福利现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约4%到6%左右，未来将略有上升，然后随着那一代人退休，该福利成本将趋于平稳。美国真正担心的是医疗福利，因为美国有两个计划：一个是医疗保险，该计划成本高昂，因为其针对65岁以上的老人；另一个是医疗补助，针对的是低收入人群，其真正的开支也花在老年人身上。这两个不同的计划面临同样的困局，也就是未来更高的开销，这是我们所担忧的。
与此同时，因经济衰退，我们当前的收入格外低。即便经济复苏后，收入的增长也赶不上支出的快速增长。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金融危机导致增长放缓，有两个原因：收入下降，以及与危机相关的开支增加。美国现在的债务水平比以往高了很多。在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债务约占GDP的40%。而现在，该比例超过70%这仅仅是公众持有的债务，如果不算政府的债务。
在联邦一级如此，市政府和州政府也有类似的问题，但他们举债不像前者那样容易。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世界市场认为美国国库券非常安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愿意以非常低的利率向美国提供长期贷款。这使得美国没有很大的动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每年的利息支出不是很高。
共和党人同意削减开支，包括削减针对老年人的计划的开支，但他们不想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民主党不太热衷于削减开支，而是想提高税收，尤其是针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这是一个僵局。国会一再采取权宜之计，但现在，我们正面临“财政悬崖”带来的风暴。“财政悬崖”是政治制度本身造成的，而非必然结果。
十年前，布什政府全面削减了税收，减税有效期十年，将于今年到期。另外还有其它一些免税政策失效。到2012年底，布什政府时进行的减税政策将到期，假如政府无所作为，税收将自动全面提高。我们还通过立法规定，除非找到解决这一长期问题的方法，否则将自动削减国防和国内开支所谓“自动减赤”预算法案。假如不采取任何措施，这将在今年底成真。
这让人担心：一是长期以来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二是存在这种短期的人为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短期问题，它将进一步削弱经济，因为增加税收同时削减开支对经济不利。
事实上，我们需要增加开支，假若当初的政策更加进取，经济会比现在景气。我相信，任由自动开支削减与自动税收增加生效将是件坏事，两种情况同时发生将进一步削弱经济。但两党对处理这一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对长期问题的处理也存在分歧。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挑战。
美国经济疲软主要应归咎于两个方面：欧洲的不确定性及美国选举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目前运作不畅，政策得不到贯彻，这对经济和商业信心不利。大的企业不再投资，零售领域消费者支出下滑。
过去几年中，消费者支出相当不错，但它难以为继。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房市。所有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应该以此为戒。对于无数房主而言，房地产泡沫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真正的问题是，在家庭层面上，房产价值在缩水。这抑制了大量的消费支出。但麻烦的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不快，仍然有大量失业，有工作的人则更多地存钱，而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必须动用自己的积蓄，这两方面同时产生影响。
解决问题的希望在半年前要大得多。当时新增就业数字更高，失业率下降。现在今非昔比。这些因素都相互关联：只有企业和消费者支出回暖，才能增加就业，减少失业。但目前看来一切似乎止步不前。情况不一定会变得更糟，但也没有好转的迹象。这非常令人沮丧。这种局面只要欧洲危机与美国政府僵局的威胁仍在，情况就不容乐观。
国会在大选前采取大动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我们面临欧洲崩溃的大危机，若果真如此，问题则在于两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只有GDP的年增长率达到3%，才能对美国经济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假如能达到4%或5%则更好。在摆脱过去的经济衰退时，美国曾经历过经济急剧增长，这次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就在之前谈论的那些因素，尤其是房市。通常带领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一大因素就是住房，因为住房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拥有住房，而且通常当经济增长时，人们对住房的投资会增加。但在泡沫时期，我们对住房过度投资，在美国很多地区，建造了过多的房屋。即便未来人口有所增长，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对这些房屋有需求。
已经有相当多旨在帮助人们解决抵押贷款问题的计划。但相对于高达数千万的抵押贷款违约人来说，这些计划所覆盖的人数还不够多。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没有违约，但他们房子的售价尚不够支付其欠银行的抵押贷款。这些人就这样被困住了。因为不能卖房，所以他们很难去做新工作。
银行拥有这些抵押贷款，但不太热心施以援手，即便有联邦资助。他们的行动十分缓慢。我不知道确切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即便你能改善这些人的处境，也不会带来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解决抵押贷款问题会减轻相关人员的痛苦，而且可能提高他们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但并没有解决我们如何获得更多增长的问题。美国这次不能指望房地产带领经济摆脱衰退。制造房地产泡沫是愚蠢之举，我们本不应该允许泡沫出现。但事与愿违。
但我们不应对美国经济悲观。如果2%的经济增长率维持相当长时间，那才真是前景黯淡。其次，这取决于发生的事情。如果欧洲没有彻底垮台，而且大选一结束美国国会就打破了僵局，取得重大突破，长期以来的债务问题获得解决的办法，而无需在近期大肆实行紧缩，那么可以认为美国经济很可能逐步复苏（即消费者与投资者重拾信心，而且经济增长率攀升至3%，甚至可能更高）。这并非不可能。
美国经济中的创新行业表现出色。计算机技术、社交媒体以及其他重要领域正风生水起。无论是这场危机还是这次经济衰退，都没有真正放缓美国经济中的创新行业。
没有谁可以说出哪些具体的事情将引领美国的经济复苏。带领美国经济摆脱衰退的，将是一般的、多重的因素主要是服务业和一般消费。美国经济弹性十足。它曾多次浴火重生，但这次冲击非同凡响。美国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挣脱出来，从而以使美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复苏。
『捌』 美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楼纯属网上随便抄搜集的资袭料，而且都是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形式了，实在是瞎掰。
美国现在的GDP几乎还在衰退，不知道是负的多少了；利率基本上就是零利率，因为经济还在衰退还没见底，失业一直在增加；汇率最近美元都是在小幅震荡，美元兑人民币依然是6.83，欧元兑美元也维持在1.40上下波动；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人均储蓄率从零提高到10%左右；失业人数现在已经达到五百万左右，预计到明年后年失业人数还会增加，因为美国还有优级债危机。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玖』 分析美国发展经济的优势社会条件
美国发展经济的优势社会条件：
1、从科技与教育看：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人才济内济。集中了全球顶容尖高校，高等教育领先。科技积累多、产业链处于高端，基础雄厚，综合国力强；
2、经济方面：美国虚拟经济发达，是全球资本金融中心，美元还是世界货币；
3、地理环境方面：农业发达，资源丰富，地域广阔平坦，交通便利（水，陆，空），人口（劳动力）素质高，科技力量雄厚（科技发达），贸易物流业发达（有广阔的市场条件）。气候条件适宜。
『拾』 美国等发达国家环境保护发展历程
回顾美国的环保史，可以用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美国的环保：家底厚、醒悟快、能人多、民主好。首先是——家底厚
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相对中国而言，更加得天独厚：美国与中国一样，主要领土位于北纬25。—45。之间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北温带，在自然地理条件、领土幅员和自然资源分布上都不逊于中国。而且由于濒临两大洋，气候湿润（全国平均降雨量比中国高30%以上），平原多（国土中适宜耕作的面积比例高达90%，平原面积比例在70%以上），荒漠少，人口密度及人口分布合理，又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述的工业化后期生态恢复阶段，现在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这么好的环境本底，美国工农业的发展因此有了充裕的环境容量。换言之，美国的环境是相当经得起工农业污染的“折腾”的。美国从20世纪初就已领导了世界工业化潮流，并且至今仍是全球主要资源的净生产国，但仍然拥有美丽家园，环境家底厚是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可或缺——醒悟快
作为曾经的新大陆和移民国家，美国这张白纸在二百多年间就绘上了最新最美的画面，但应该看到的这幅画面是一张层层涂抹的油画，最初的几层也是惨不忍睹的：
美国最早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是以一种天人和谐的游猎文明生存的，因此2000万平方公里的北美大陆连农耕文明的干扰都未受过，保持了良好的原生态，是当时地球上面积数一数二的野生动植物天堂：直到17世纪，美国落基山脉以东的中部大平原上仍至少有6000万头美洲野牛，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大西洋沿岸由于降水丰沛是美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中心区，北部的五大湖也几乎分布有北陆界新北区的全部淡水水生动物。17世纪后，来自爱尔兰的新移民首先将大西洋沿岸带入农耕文明，在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后，这片领土（最早的13个州）又迅速开始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进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于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矿藏被挖掘一空，城市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东部的主基调。为发财而疯狂的移民继续向西部进军，与西部开拓者优秀品质共存的是他们浓厚的血腥味——不仅在工农业生产中大规模破坏了印第安人的原居地，还对野牛大开杀戒，甚至将其发展为一种纯游戏。曾经铺天盖地的美洲野牛，不到200年，到1889年时居然仅余541只。
总之，19世纪的美国，可不是处处鲜花、富得流油，而是到处充斥热情似火又不顾一切的拜金移民、乌烟瘴气和污水四溢的工厂以及“把一切推平重来”的农场（类似的一幕也曾经在1960年代的日本和198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这种疯狂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当社会领域的大萧条（经济危机）和自然领域的黑风暴（生态危机）实施报复后才逐渐回归理性。这个回归的过程也是天长日久，直到1940～1950年代，美国还发生了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的两起——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1950～1960年代，因为滥施农药、化肥还导致“寂静的春天”，就连美国国鸟白头海雕也因为农业导致的栖息地破坏和农药积累导致的繁殖障碍几乎灭绝！今天美国的“美”，其实才刚刚到来。只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1980年以后才有机会一睹美国真面目，所以看到的才是一幅光彩夺目、浑然天成的美景图，只有残留在国家公园内刚刚恢复到2万只的美洲野牛留下了劫后余生的些微证据。
回顾这个“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过程，可以发现美国环保最宝贵的经验——从教训中幡然悔悟。20世纪下半叶美国在环保上的成功，无一不受益于这个经验。在独特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和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美国的环保尽管跌跌撞撞，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因此历经半个世纪，终于使美国的环境让全世界人民都为之“不见不散”。 美国环保之所以能醒悟快，有一个关键因素——能人多
在关键时候，美国出现了一些或“高瞻远瞩”或“有权有势”的绿色人士，使不惜环境资源代价的经济活动有所节制，大大推动了环境保护的进程。可以请出六位代表作为美国环保发展的里程碑。他们是斯特林·莫顿、约翰·缪尔、西奥多·罗斯福、蕾切尔·卡逊、丹尼斯·海斯以及杜邦公司的先后几代领导人。
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高度认同的植树节，竟然出自19世纪时一位美国出版商的倡议。1872年，斯特林·莫顿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园林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有感于当时当地的环境恶化，悲天悯人地提出了一项设立“植树节”的建议，要动员全体人民一起植树造林。内布拉斯加州农业局首先积极支持采纳莫顿先生的建议，不久州长亲自宣布，从此该州每年四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三，定为植树节。后来，这一节日只用了几十年就发展成为全球通行的一种绿色文化。
这个名人倡导的行动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环境效益，而且开创了美国官民合一搞环保的优良传统。民间的高瞻远瞩通过官员的有权有势被落实，环保才可能从一种忧思变成一项政策乃至一种文化。后两位名人的经典合作更典型地说明了这种“美国环保方式”的行之有效。
19世纪末期，在美国西部开发改天换地的浪潮中，自然被天翻地覆，精华所剩无几。这时，约翰·缪尔出现了。早在1876年，他就强烈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森林保护政策。1897年美国国会从商业利益出发阻挠森林保护政策，缪尔就通过媒体获得公众支持，使议员们改变了主张。缪尔最大的功绩在于开创了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在以约翰·缪尔为首的一些人的积极活动下，美国于1872年通过黄石法案（Yellowstone Act），成立了全球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黄石国家公园，又于1916年成立了全球最早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目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着57座国家公园，327处自然和历史胜地，12000个历史遗址和其它建筑，8500座纪念碑和纪念馆，美国的自然精华悉数被罗致入“园”。今天，缪尔倡导的自然保护宗旨仍然镌刻于的大门上――“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快乐”。当然，单凭他的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张罗这么大的事业的，这个事业是他与另一位代表——西奥多·罗斯福（并非二战期间名闻遐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共同完成的。
1903年，缪尔开始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交往。罗斯福认为：“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长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但要想到目前享受极大的繁荣，同时要考虑到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合理运用的基础上的，以保证未来的更大成功”。基于这种理念，罗斯福在政务之余与缪尔考察了大峡谷、约塞米蒂等国家公园，并据考察结果开始限制一些开发——例如在大峡谷中建设大坝。为了使这种环保思想在官员中蔚然成风，罗斯福曾在议会演讲时特别以中国为例（根据一个考察报告）来说明森林破坏造成的恶果：“中国内地（主要指的是黄河下游地区）森林缺乏，乡村只有坟墓和庙祠附近有林木，江河的堤岸没有林木保护，以致洪水经常决堤。山坡都被开垦，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罗斯福还积极倡导土地的分类规划利用，使不同自然条件的土地能用于不同的产业，以发挥环境容量的作用。这位最高决策者的绿色意识，是美国由疯狂开发转向理智发展的关键。
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决定全球政治经济命运的超级大国，其工业化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地球面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例如，农药DDT和氟利昂空调都是在美国工业的推动下才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这种规模的工业对全球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位名叫蕾切尔·卡逊的女士开始关注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蠕变。1962年，根据她的研究成果，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动摇了整个美国化工业。卡逊女士发现由于滥施农药，通过食物链积累整个生态系统都在朝着崩溃的方向发展，因此美国的鸟语花香的美好环境存在着极大的危机。这种发现尽管起初遭到一些大工业集团的歪曲，但还是渐渐改变了美国化工业巨头（例如杜邦公司）的发展理念，美国的工业开始有了两个转变：一是注重衡量化工产品全方位的效益，注重实施清洁生产；二是逐渐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自此，美国的环境才算真正摆脱了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人发挥了巨大作用——丹尼斯·海斯。
1969年，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提议在全国各大学举办有关环境问题的讲习会。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海斯将尼尔森的提议变成了一个在全美各地展开大规模群众活动的具体构想，并提议以次年的4月22日作为“地球日”在全美开展环保活动。1970年的首次“地球日”活动声势浩大，美国各地约2000万人参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也是二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社会活动。这次活动标志着美国绿色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并促使美国政府加强了环境污染治理：成立了国家环保局，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和《濒危动物保护法》。一定程度上，这次活动也是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诱因。丹尼斯·海斯在地球日活动后，迅速成为全球民众环境运动的领军人物，至今仍然在为一系列国际间环境公约的推行而奔走呼号。
这些能人前赴后继的行动促进了美国国民环境意识的觉醒，这种形势下以前作为环保对立面的大企业，有的也渐渐转化成了环保的主力军，其中的代表就是杜邦公司。
杜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有“化学工业帝国”之称，位居全球500强的123位。从1970年代起，杜邦公司前后四任总裁确立了“安全、健康、职业道德、尊重待人和保护环境”的核心价值观，以制造炸药起家的杜邦公司，通过合作、收购等手段调整产品结构，逐步退出低附加值、污染严重的传统化工领域，核心产业在1990年代已转移到精细化工和高新材料方向，同时还是美国循环经济搞得最好的大企业之一。杜邦公司的现任总裁贺利得曾有专文说明杜邦公司21世纪的两个大目标，其一是"减少我们在环境中的痕迹"，其二是"增加我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贺利得还认为“公众的意识和参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因此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宣传工作，例如，1996年出资设立了中国杜邦环境好新闻奖。
这6个代表，只是美国由下而上进而上下结合搞环保的一个缩影。须知，能人辈出，决定性的基础是——民主好
美国是全天候、全方位的超级大国，环境家底厚，在资源占有上又达到了予取予求的境界，重视环保并不像日本那样是因为国土有效面积事关存亡，更多地是民主的体现。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其民意决定官意的格局，因此，必须先有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绿色化，
才可能有国家决策的绿色化。这种民主机制还决定了美国环保的新政策在导入阶段往往必须利用经济动因，必须在市场自发的基础上政府再来因势利导。
目前，美国环保政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环保措施上的多样性、创新性和灵活性，力求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二是它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政策，即强调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而不是以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没有改变生产高效和消费低效以及大量耗用能源资源的情况。
1980年代后，美国总体的环境状况在改善，美国的政策应该说是成功的。但也应该看到，民主体制下灵活的环保政策虽然给解决环保问题提供了相当多的渠道、方法和途径，也给美国的环保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美国的环境政策不严格，标准不统一，法规不健全，致使没能全方位的推动美国环保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也影响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使得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环保技术，环保产业出口额仅排名世界第11位。另外，由于美国政治体制有时过度强调民主和政务公开，使得一些对国家有益的建议，当遇到公众反对时，便很难以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环保产业的发展。
还应该看到，美国的美并不能包罗万象，更不能一美遮九丑。从中美环保比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环保是一种片面的环保，是一种损人利己的环保，是一种我国不能照搬的环保。这是因为美国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太浪费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通过全新的科技手段开发了更多的矿产资源，集约化地利用了更多的土地和森林，形成了一个以扩大物质消费为根本导向的社会。
根据生产空间和二氧化碳处理空间（与能源消费成正比）算出的人均生态足迹，美国人10,世界平均2,中国人1。美国每人年平均钢材耗用量为一般发展中国家的37倍，铝耗用量为85倍，总的能源耗用量为30倍。据计算，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按美国的水平消耗矿物资源，则人类所需的16种主要矿物中，有7种将于十年内耗尽（如金、银、汞、锡、钨、锌、铅）。其余矿物除铁和铝以外，都将在200年内用完。
美国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生产高效、消费低效的国民文化，得到了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的支配性地位的支持，因此多年来一直得到延续。曾经有人考察过一个美国中产阶段家庭的消费状况，发现其中40%的支出属于无效支出。尤其是在追求过度包装等心理附加值而非产品使用价值的增值上的花费和产品快速更新换代上的花费，在已经富裕的美国人中普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此美国的垃圾堆中不难发现一大堆包装物中混杂着“过时”或者“微坏”的冰箱彩电。也许有些人会羡慕这种财大气粗的浪费，只是如果地球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美”，再多十个地球又如何？就此而言，美国称得上是埋葬地球资源的地狱。
一方面是消费上的不加节制和资源占有上的贪婪无度，另一方面却是对环保责任的推诿，这就是美国的第二个特点——太无德
近年来，美国在环保领域的惊世骇俗之举当是布什政府突然以全球已有110个国家签署的《京都协议书》（关于共同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协议）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为由，公然宣布拒绝签署该协议。虽然美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理应承担主要责任和积极履行减排义务。但美国出尔反尔、推卸责任，充分反映了其国家决策中太无德的一面。
在高度评价美国在环保上的巨大成果和先进举措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国在环保上太无德的这一面：美国是靠先污染自己发展起来的，然后就是靠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更直接的污染物转移减轻自己的环保负担的，因此被一些国家称为“环境帝国主义”。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经就此行为承认：“美国和其他富国是世界环境灾难的主要根源”。
如果说产业结构高级化——例如前述美国杜邦公司将“傻大黑粗”的传统化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起到了帮助其发展经济的作用的话，污染物转移就是赤裸裸的无赖行径。仅仅举一个小例就可以说明这点。目前，美国危险物年生产量达5000至6000万吨，其中将近1000万吨由各公司私运出美国处置。绿色和平组织称美国各公司向44个国家出口危险废物，且不择手段——有偷倒（如“夜间倾倒”），有耍赖皮的蛮倒，有所谓的协议倾倒，还有采取贿赂手法的贿倒。2002年，一位巴拿马海关官员披露说，如同意进口美国的焚烧灰（含有剧毒的二恶英），就能得到一幢海滩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