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幸福，价值等）关系的分析！急急急！！
自己去写啊！！
㈡ 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情况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利用通货紧缩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2)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其次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其三实行“透明革命”、“信息公开”；(3)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高质量高增长模式；(4)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总的评价是，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见表1)，煤炭生产量减少了3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7.7个百分点；C02和SO2首次出现下降，1995 -2000年期间累计分别约减少了14％和15.8％，粉尘减少了33.2％，工业粉尘减少了36.9％，工业废水减少了1／3，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24.6％，累计退耕还林3502万亩，“生态赤字”开始减小。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6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6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使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为2001年的-0.35％，资本存货减少了3847.1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GDP(生产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 2001年的4.3％(见表2和图1)，商品库存减少了3070.4亿元，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我们估计，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分别使GDP增长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增长率分别为9.16％和8.98％(见表3)。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7-8％之间。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值均7.0％；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7.4-7.4％。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低于长期增长潜力(1979-1997年期间为9.5％)，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就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地区国家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1998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重大决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的打分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表现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二、我国持续5年通货紧缩，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GDP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1％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1997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见表4)。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5.6个百分点；到200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 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1.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见表4)。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7年和1998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计，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3000亿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见表5)。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WTO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
三、关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者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观察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晴雨表”的三个最重要经济指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
通常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奥肯模型来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由奥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推导而得。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情况，则无法比较准确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估计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三个变量的模型计算 (见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指1993-2001年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菲利普斯曲线特征，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变化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则反。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上升0.2个百分点；(见表10方程3)。但是，当样本扩大之后则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关系。
第二、产出缺口(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2)。
第三、我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变化量(指t年与t- 1年之间的变化量)呈负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1)。
上述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三者相互关系的短期经济政策含义是：要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产出缺口；由零通货膨胀或负通货膨胀率转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如3％左右；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适宜的区域在1-1.5％)，即利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通过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产业、地区、部门转移以及就业或岗位转换。
五、我国“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直接影响2／3总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从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37元(见表9)，仅此一项，我们估计，在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累计现金损失达4000亿元左右。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 340元(见表10)。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01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见表11)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06年农业占C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比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00年的21.8％(见表13)。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为2001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见表1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此外，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六、我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经济繁荣、经济稳定的最好时期，但也是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复杂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我们不仅要促进GDP持续高增长，更要寻求较为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民意调查是反映社会人群心愿的“晴雨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七、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TFP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八、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估计，在1978—1995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转移型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从劳动生产率看，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可称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农民”，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的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调查有90％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九、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
第二，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对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之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
㈢ 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30年之久，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缓，本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并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判断。
【关键词】经济发展;内需;经济结构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30年之久，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很多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谈论着“中国发展模式”。但与此同时，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经常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用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来衡量，中国却是最没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值得探讨。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并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其不断完善。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变化，中国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一跃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实体。但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开始面临增速下行和通胀压力共存的困境，滞胀风险悄然袭来，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分配、环境资源等多方面挑战。(一)物价高位运行2012年4月1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这也是中国GDP自2011年达到9.7%以来连续第5个季度增幅下降。而在该数据发布5天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CPI数据显示，受食品价格上涨因素推动，3月全国CPI同比上涨3.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5%，非食品价格上涨1.8%。而更有意思的是，在CPI数据公布的当天，福临门等食用油涨价8%，有地方市场上的香菜达到了10元一斤。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二)收入分配不合理近年来，在中国学界所进行的对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灰色收入，高达5万亿，主要来源于五个渠道:行政审批、金融腐败、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富人，靠个人奋斗起家的私人企业家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这也恰恰是人们对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中国几乎所有的所谓改革，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等，其实质就是向社会甩包袱，把改革的负担，改革的代价全都由加在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三、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球的发展，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国际国内双重因素影响。(一)国际影响因素1.外部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而言，外向型特征依然非常明显，出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在目前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对象中，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欧盟、美国和日本，三者相加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因此，中国经济走势，不得不考量这些重要经济体的状况。当前国际需求市场疲软，消费量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国对外出口贸易额，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能源供应能源是经济生产持续发展重要的物质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能源的消费需求将持续增加，但是国内能源生产结构与能源需求结构严重不匹配，能源供需缺口大量依靠进口来弥补。而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低迷时期，又需要能源作为支撑，以达到本国经济复苏的目的，致使发达经济体与中国形成资源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威胁。3.气候变化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向大气排放的有害物质及化石能源消耗与日俱增，使全球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全球气候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是一个能耗大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来换取经济的发展给中国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二)国内影响因素1.经济增长动力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资，是一种粗放型外延扩张式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早期存在优势，但它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民从中享受到的福利与资源、人力消耗不相称，因此是难以持续的。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但随着全球需求市场的疲软，中国出口受限，货物与服务贸易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有所降低。中国经济发生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巩固内需增长基础，是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保障。2.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和要素供给条件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在新形势下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改造不良的产业结构的步伐。如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制造大国，如何加快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而目前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缓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较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应加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四、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一)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其主要目标是追求GDP的增长，主要任务是扩大投资规模，主要通过重化工业化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途径以及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当前的经济体制不够完善，要向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混合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经济体制方面要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推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改革;社会体制方面要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均等化，提高人们的消费动力;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要以政府转型为主线，大力推进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保护环境五大职能的发挥;培育具有竞争优势、带动作用强、创新能力强的大型企业，引致大型企业的高速增长;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中小企业，提升他们的经营能力。(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投资、出口拉动的，出现了很多弊端:进口和出口的严重失调，出口大于进口，顺差太大，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储备越来越多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导致通货膨胀;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以获取成本优势，直接影响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政府对资源价格进行补贴，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本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由于国外市场的需求，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大量出现，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国经济增长应向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以消费为主的方式转变，关键在于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应对相关领域进行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方面可建立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公司的工会组织可与股东进行谈判，形成年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方面要有较大的改革，如医疗、卫生、教育等改革，但要有度，过度的社会保障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政府应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态度推进社保体制的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将会加快，公共财政应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而用于个人的生产、消费资料则可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投资体制改革将会加速推进，应以生产型为主想消费型为主转变。
㈣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的看法800字
科技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任何时候谈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围绕几个核心的问题来展开：
在具体谈论科技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前,先说一下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关系,把人的问题解决好了也就可以真正把科技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讲清楚了.
经济的良好发展即是意味着社会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更为充足的物质财富.当然了,在这里有两个很关键的含义,一是整个社会有非常充足的物质财富,二是这个充足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的良好,在这个基础上再来保证这些财富的合理分配,尽量让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可以稳定地持续发展下去.那么什么才叫做经济的良好发展呢?
我是这么简单地理解经济的良好发展：生产者有能力生产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所有产品,所有的消费者都有钱买他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生产者有能力适应这种变化来保证产品的正常提供.
劳动生产率①,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从这个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定义可以看出,提供劳动生产率就是在劳动消耗量不变（即生产投入不变）的情况下, 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成果.比如原来一个食品工人,原来工作一个小时可以包装出100袋面包,现在工厂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工人经过训练并熟悉机器后,每个小时可以包装出500袋面包,这显然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成果了,能够满足更多的人的需要了,社会肯定就更和谐了.当然了,包装面包并不是产品生产的第一个环节,为了保证社会整个生产链的高效率,那么就必须从最初级的环节开始,所有的部门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小麦的种植、收割、运输、初级加工……知道面包出厂,所有的环节都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社会的物质产品就可以极大地丰富.在这个时候,不但可以保证本国人民的生活,剩余产品还可以出口创汇,人民和国家的财富都得到极大的增长,即是说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人在物质生活到保证的情况下,肯定会积极地向社会的其他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对生产部门进行管理,继续用前边提到的提供劳动生产率问题,要提供面包生产的劳动生产率,除了要提高包装机器的生产速率外,还要提高包装工人的个人素质,包装工人的素质如果进一步展开的话就涉及到他的原始技能和后期培训问题了,那么就可以慢慢提出关于国民教育问题了.因为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肯定是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下面进一步讲教育：
上面提到的关于国民教育就可以牵扯有很多内容,当然了,面包包装工人肯定就是受教育的其中一个个体,对他进行培训和教育可以提高面包的生产率.整个国民教育肯定就会涉及其他更多的方面,比如：大学里关于机械方面的教育,学校不断培养出机械方面的人才,也许某天某个学生在学校实验室里,或者学生毕业后的某天在机械研究所里,对面包包装机器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在包装机器改造过后,同样再由刚刚提到的那位面包工人才操作,现在他每个小时可以包装出2000袋面包了.在这个问题说完时,其实我也只是对面包包装过程稍微讲得详细点,还有很多的环节和很多的方面需要同步改进.比如说：管理环节,如果面包生产过程中只有包装环节的效率很高,而其他环节效率很低,那么必然导致整体的低效率,所以在每个环节都搞效率的同时,还要把这些环节理顺,把所有部门都串起来,真正发挥出整体的优势,整体大于简单的部分之和就是这个道理了.这就是简单的社会进步了!
当然了,整个社会的情况肯定比单个工厂的情况要复杂多了.整个社会涉及到各个行业及整个产业链,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可以简单理解为服务产业）,以及现在的信息科技革命,各个环节的联系都是层层相扣的呢,基础产业（农业、建筑业、工业）的发展为现代科技提供强大的支撑.比如说：现在的计算机软件技术,现在的操作系统越来越复杂,当然了,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但操作系统始终是一个软件,如果没有硬件系统的支撑是不可能达到现在的发展程度的,比如硬盘的容量问题,磁道问题,这些都是非常精密的硬件技术问题,都是要靠基础制造业、仪器制造业的发展来提供支撑的.
现在的社会可以说是也个资源共享的地球村落,基础产业的发展为技术革命提供了保障,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反过来极大促进其它产业的发展.比如：计算机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做各种复杂的模拟研究工作,极大地提高其它行业的研发速度,比如植物育种,动物繁殖,气候模拟,等等……
所有的行业到最后都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呢,这样地良性发展必然带动社会经济地高速发展,当然了,社会的发展并不只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涉及到其他方面.比如：府在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好像中国现在提得很多的转变政府问题,由一个管理型的政府向一个服务型、引导型的政府转变,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法律和体制上都能够有配套的转变.这些方面的转变就会带动经济政策的转变,自然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自然就会影响到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科技革命进程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了.
讲到这个地方,文章大体内容就接近尾声了呢,这篇文章的性质显然是一篇表达一个问题是什么?即科技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而非一篇怎么做的文章?文章不但明确地说科技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而且还从上面提到的关于面包工人包装面包和机械系的学生改造包装机器反映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了,对于社会发展和其他部门、行业在这个过程中的互动也就类似了呢,就不做累述了.再做一个总结如下即可：
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品,生活水品得到提高的人们可以发展社会的各项事业,各项事业的发展即包括科技方面的创新与革命,科技得到创新后可以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肯定会带动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如此循环……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科技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互动关系.
㈤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无形资源形式,以社会关系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为载体,既包括社会关系中的制度、规范和网络化等组织结构特征,又包括公民所拥有的信任、威望、社会声誉等人格网络特征.
社会资本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
（1）对于新的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开拓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三大学科交叉互动、联袂整合的新思路,可以更好地解释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2）深化了对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层面上重新整合了社会研究与人性研究的视角,对于以往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各执一端的争论是一种理论化解.社会资本是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进行研究的,这一思维路向重现了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也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历史的强大生命力.
（3）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社会资本的考虑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将社会关系和文化因素纳入了分析框架,体现了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全面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着手构建其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
（4）强调了社会和集体的重要性.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和集体对于个人的优先地位,这同中国文化的传统范式不谋而合,在我国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当今中国特色价值理念的重要内容.
㈥ 马克思某地区社会公德现状,分析上层建筑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的目的，内容和意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教育文化发展水平高，人群总体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较高，社会公德比较注重。
㈦ 如何看待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战争之后，就有一段和平期，和平期，没有内乱，无天灾人祸，应该说这样的社会就是社回会稳定，在社答会稳定期，应该抓住这一时期，进行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区内，生命不保），人心惶惶，经济如何发展。
要利用社会稳定这一机会，做好法律建设，倡导人们学法、遵法、守法倡导人们学习文化，学习知识，学习历史，学习科学技术，掌握尖端技术，高瞻远瞩。 充分利用社会稳定的机遇，研究中国国情、中国版图、中国地理位置、中国环境，思索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出相应举措。
㈧ 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现状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是我们面临的新形势，也是研究和部署未来地质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3.54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依靠自己力量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7175元，实际增长50倍；农民人均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153元，实际增长38.5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3597万人，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改变。
我国社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城市化快速推进。我国城市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详见图13。
图13 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城市数量的变化情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城市化的起步和健康发展时期。到1957年末，中国城市增加到176个，城市化水平上升到15.4%。
第二阶段（1958～1978年）：城市化不稳定发展时期。在这13年间，城市只增加25个，城市化水平在17.3%上下徘徊。
第三阶段（1979～1999年）：城市化稳定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个数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1999年的666个，新增城市473个。1979年城市化率是18.96%,1999年为34.78%，提高了15.8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9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2000～2009年）：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全国城市数量稳定在655个左右，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城市化速度从36.2%提高到45.7%，年均提高1.28个百分点。
二、我国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前景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既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也是预测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预测我国中长期发展趋势，国内外不少研究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大多数的预测采取情景分析方法，也就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得出相应的预测结果。严格地说，准确预测，特别是短期预测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预测成功的案例迄今为止并不多。本项研究我们并不进行专门预测，因为缺乏数据基础和必要的预测模型，仅引用国内的一些预测成果，并进行必要的分析。
我国未来的人口。关于我国人口的峰值及其出现时间，国内外预测很多，不少预测认为我国的人口峰值为15亿，也有认为会达到15亿以上；人口峰值出现在2030年，也有认为在2030年以后。由于机械增长，到2050年中国人口才会稳定并逐步下降。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成果，2010年我国人口为13.6亿，2020年为14.7人。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出现在2033年，届时的人口数量约为14.6亿。也就是说，那时中国人口不会超过15亿。这一结果与我国不少预测的结果相近。还有预测认为，我国人口在2050年后才开始下降。
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2010年GDP将超过2.6万亿美元，人均1900美元左右（2000年价）；2020年将超过5万亿美元，人均3500美元左右。未来15年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重化工业仍占主导地位；2010年和2020年三次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4:54:32和12:48:40。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中期阶段的特征可持续到2020年。
关于城镇化水平。衡量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显著提高城镇化水平。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30%后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达到60%后进入平缓发展阶段。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城镇化率每年以1.43～1.44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是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5.7倍，2008年达到45.7%（表3）。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的前期，在2020年前都将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10年和2020年，城市化水平分别为46%和55%；也有认为2010年将达到49%左右，到2020年城镇人口的比例达到60%。
表3 2010年和2020年城镇化水平预测
2008年3月25日，麦肯锡公司发布《迎接中国10亿城市大军》报告。该报告称，按现有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城市人口将于2025年达到9.26亿，66%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将突破10亿。中国城市在未来经济中将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该报告称，中国城市化规模和步伐有望继续保持前所未有的速度。到2025年，中国将出现221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3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和成都8个城市，将成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移民将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在2005年至2025年70%的城市人口增长将由流动人口构成。到2025年，在中国新增3.5亿以上城市人口中，流动人口将超过2.4亿。
三、我国区域发展特征与演变趋势
（一）区域经济发展特征
1.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但经济活动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没有改变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呈现逐年加快的态势。自1999年以来，西部地区GDP增长率连续7年逐年加快，从7.3%提高到2006年的13.2%；同期，中部地区由7.9%提高到13.1%，东北地区则由7.9%提高到13.5%。从横向比较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要低于东部地区，继续呈现东部地区高速增长，而其他地区增长相对较慢的不平衡格局，但增速差距缩小。1980～199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2%，中西部地区为8.8%，东北地区为8.1%。1991年后，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加快，东部与其他地区增长率的差距开始加剧扩大。1991～1998年，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4.7%，中部地区为12.0%，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只有10.4%和9.5%。1999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东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增速差距缩小。1999～2006年，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12.2%，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保持在10.5%～10.7%，三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十分接近。
表4 我国各地区GDP增长率的变化
续表
近年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国家政策的支持。为鼓励沿海企业西进，2007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东西互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意见》；商务部实施了“万商西进工程”，鼓励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转移，鼓励沿海企业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进。二是沿海要素成本的上涨。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大规模集聚，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各种成本要素成本大幅度提升，土地和能源供应紧张，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纷纷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大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的力度，由此导致一些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纷纷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三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效益提高。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这些地区投资环境尤其是硬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投资效益明显提高。2006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投资贡献率平均为13.7%，比东部地区高1.1个百分点，工业成本费利用率平均为11.3%，远高于东部地区的6.2%。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今后沿海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向这些地区推进的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并没有改变经济活动向东部沿海转移和高度集中的态势。1980～2006年，东部地区实现GDP占全国的比重由43.6%提高到55.7%，提高了12.1个百分点；而东北地区所占比重由13.7%下降到8.5%，减少了5.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所占比重由22.3%下降到18.7%，减少了3.3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的经济活动仍在向经济繁荣的东部地区转移和高度集中。这种集中化趋势是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和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向东部地区的集中趋势。
2.四大区域产业布局各有侧重，但呈现两大变化趋势
四大区域产业布局各有侧重。东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东部地区的销售收入占全国总销售收入的9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比重较大的则是资源加工型产业，如烟草加工、金属冶炼、炼焦业、麻纺织业、盐加工业等。此外，中部地区在运输设备制造业，西部地区在航空航天设备制造等方面占有较大比重；东北地区主要是装备制造业优势较为明显。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产业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近年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布局发生了较大尺度的空间转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基础原材料工业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作为基础产业的钢铁、石油及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工业等对矿产资源依赖程度很高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前的40年间形成了原有的布局，其影响因素是资源产地、交通条件、水源条件等。现在影响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发生了改变。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人才和管理以及反映进入国际经济循环难易程度的区位等，成为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我国许多产业的布局发生较大尺度的转移。在基础产业中，钢铁、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工业，以及装备工业中的机械制造业（特别是电气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工具制造业等，由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引进外资及体制上的创新等，在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地建设了若干大中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原有的布局。西部发展这些产业虽具有资源的基础，但由于资源以外的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致使这些产业的重点向东部地区转移。
能源工业特别是电力工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电力消费需求增长很快，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区、山东半岛等主要依靠本地或附近区域建设了一批火电站，在珠江三角洲还建设了为数众多的燃油小电站。随着上述城市集聚区环境问题愈来愈严重，改变其能源消费结构成为国家和地区重要的能源政策。因此，国家决定大规模开发西部地区的能源资源特别是水电资源、煤炭资源和天然气资源，实现电能和天然气在全国跨大区输送。近年来，二滩水电站等已投入运行。同时加快了广西红水河流域、贵州南盘江流域、云南澜沧江流域及金沙江支流的水电开发。201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2亿千瓦，其中西部地区将占到70%左右（不包括红水河和三峡）。为了扩大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资源的开发，国家加大了西北地区，包括新疆塔里木、青海柴达木和陕甘宁地区的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形成了一系列的能源生产地带。与此同时，贵州至广东直流输电、交流输变电等大型超高压输变电线路建成或在建。
（二）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倾斜式赶超战略（与传统的既要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又要全面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相对而言）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开始实施所谓“弓箭”形或“T”形空间布局战略，即以沿海地区和长江干流地区为重点的地区倾斜发展战略；随后发展为所谓的“丌”形空间布局战略，即在“T”形布局框架的基础上，将陇海线沿线地区作为另一条重点开发轴线，形成“丌”形空间开发结构。
根据三大地带的“梯度”开发理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要求，考虑到我国人口和城镇布局的基本特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区域经济总体布局的主干框架将朝着“一带、七轴、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演变。全国区域空间布局以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组织区域经济活动，以点带轴、以轴促面，形成以城镇轴带和多中心为骨架，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一带”指沿海城镇带；“七轴”指京呼包银、陇海兰新、长江沿线、沪瑞四条东西向轴带和京广（部分京九）、哈大、北部湾三条南北向轴带；“多中心”指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连绵区和武汉、成渝、辽中、关中、山东半岛、郑州、长株潭、海峡西岸城镇群，以及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南宁等多个边境重要城市。
（三）区域人口分布与城镇化发展
1.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比重下降
2000～2005年，我国各地区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最快。如表5,2000年东部沿海人口总量为44231万人，而到2005年已增长到46388万人，人口年均增长率达9.6‰，分别比同期的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高6.1,2.8和4.5个千分点。与此同时，5年来，各地区的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只有东部沿海有所增加，从2000年的35.60%上升到2005年的36.15%；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全部下降，分别下降了0.41,0.09和0.06个百分点。
表5 2000年和2005年我国四大区域人口分布比较
2.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新兴地区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加快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西部的新兴地区城镇化和人口集聚速度在加快。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不再局限于东部地区，而是扩大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新兴地区。而且，东部沿海地区在经过20年的发展后，产业结构开始调整，东部沿海的企业也为了进一步开拓新的市场，寻找更多的商机，有些劳动力转移逐渐转向中西部的新兴地区。如云南、新疆外来人口数都超过了100万人，基本集聚在新兴城市。除四川、贵州、重庆转移到云南的劳动力比较多外，还有来自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新疆同样有大量的劳动力输入。随着中西部经济崛起，还有加入WTO后发展边境贸易，位于边境贸易城市的流动人口也将越来越多。
3.四大区域城镇化进程加快，但东北地区城镇化速度相对缓慢
2000年以来，我国四大区域的城镇化均以较高的速度推进。2005年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分别达52%和56.5%。2000～2005年，中部地区是我国四大区域中城镇化进程推进最快的地区，东北地区相对较慢。从增长速度来看，2000～2005年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速度达1.45个百分点，分别比东、西部高0.1个、0.22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高出0.47个百分点。但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还相对较低，2005年分别为37.6%和34.9%，并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推进的空间还很大。
表6 2000年和2005年我国四大区域城镇化水平比较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