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明清徽商经济的发展对安徽旅游业有何影响
不清楚~~
❷ 徽商发达的原因是什么
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午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呐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比，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对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无业不就。徽商经营方式也灵活多样，大体有这样五种：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开展竞争)，四是质剂(经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也有前店后坊或设厂兼营直接生产的．如郑天镇、朱云治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织厂、汪长兮在房村制造曲蘖，都是一面生产，一面贩卖，合工商业于一身。
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官僚家属不禁止，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如墨商罗小华，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余万。如不勾结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
❸ 徽商在明清时期具有怎样的经济地位
明清时期，徽商能够驾驭整个商界，是因为他们具有贾儒结合、官商相联、乡党互助的特点；有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以利润为目的的经济观念；注意学习和总结从商经验，注重职业培训；有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
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为了能使自己的经营活动适应这个社会，徽商贾而好儒，商而兼仕，与封建官僚或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中枢。除以“急公议叙”“捐纳”“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
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商帮，互帮互助。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几乎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之类，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处。徽商会馆的主要宗旨就是“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碑记》）。
徽商经营，以赢利为目的，什么利润大，就经营什么。如徽商习称的盐、典、木、茶四大行业，都是利润极高的。注意商品市场的选择，也是徽商追求利润的手段之一。歙商程澧因苏州等地盛产棉花便经营布业，扬州是盐业集散地便经营盐业，徽州当地贫瘠便经营典当业。在不同的地方经营不同的行业，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赚钱。
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意从书本中去学习商业技能，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商业经验，注重职业培训。《士商规略》《典业须知》《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等商书，便是徽商经商经验的总结。徽商子弟正式经商之前，一般都要跟随长辈见习一段时间，当学徒，以熟悉商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注重岗前职业培训。
❹ 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唐代祁门茶市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徽商故里
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年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 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不禁止官僚家属。“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如墨商罗小华，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余万。如不勾结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徽商大宅院
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❺ 徽商的演变历史
盐业、典当与布米茶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从马曰
❻ 徽商盛衰过程与徽商精神对当代商业发展有何重要启示价值不要网上的，来详细一点的
安徽”以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而得名。徽州因商人辈出而广为人知。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商业资本的积累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徽商的发展也已达到鼎盛。此间，徽人经商者竟占十之七八，商号店铺遍布海内。由明至清，徽商在全国商界称雄三四百年。遗憾的是，未及清末，昔日徽州万贾云集、百舸争喧的盛景便化作了历史的陈迹。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今天，反思徽商衰落的历程，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对我们坚定科学发展的观念确有裨益。
启示一：人口失控必将拖累发展
徽州文明远比中原地区来得要迟。唐以后，中原汉人反客为主，统治了徽州地区。北人南迁，导致徽州人口的剧增。隋朝时，徽州有6164户，人口数不足3万（《隋书》第31卷），到了唐天宝年间，已增至38,330户，人口约达27万（《旧唐书》第40卷）。《新安志》卷一又载，宋绍兴前，徽州六县已有161,147户，比唐天宝年间又增4倍多。由隋至宋，古徽州人口由不足3万迅速膨胀到超过百万。人口的急剧增长，使人均占地面积大幅度减少。明清两朝的统计显示，徽州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不足，加上旱涝灾害，地狭收薄，导致古徽州粮食供应的困难。早在唐代，徽人吃粮已不能自给。《资治通鉴》237卷记录了唐宣歙观察使卢坦的一段话：“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种田者还要依赖外地的粮食而活命，徽人的生存状态可见一斑。据《宋会要》载，为了从人口过剩的缠绕中寻求解脱，褥杀（即杀害幼儿）之风曾在徽州地区一度盛行。
徽州人为摆脱人口压力转而在商界崛起，却又在商界沉没，许多重大抉择的原始动力，竟都是出于摆脱人口压力的努力。但不断膨胀的人口始终是徽州商人、也始终是徽州商业文明的拖累。
启示二：发展要有自觉意识
史料记载，后辈徽州人走上从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为家境贫困所驱使；二是为了尽孝遵命；三是由于被周围的尤其是宗族的习惯要求所左右。《婺源县志》（道光志）卷23“程广富”条载：“少以家贫，佣于苏。旋挈二弟、三弟至苏贸易，将廛业交弟经理，自归家，就近业茶。”道光《婆源县志》卷20“王国瓒”条载：“弱冠以父命服贾，给养家十余人。”以上是被贫困驱赶或是为尽孝尊父母之命而从商的例证。此类事例，在徽州各县的县志中载录颇多。至于从商的第三类，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许多村落和宗族已经形成经商的传统，村民族众争相奔往一途。典型的例证见《全唐文》第802卷《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一文：祁门县“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也就是说，祁门境内的居民，百分之七八十都从事茶叶的加工与贩卖。更有甚者，许多宗族已把经商当作维护本族社会声望的手段，并用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壮丁众赶向商旅之途，以致在土地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有一些良田因无劳力耕作而抛荒闲置。
三类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缺乏自觉的商业意识。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文化形态的差别。徽州早期从商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就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外部条件下，这种文化观念对商业的繁荣可能具有强化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商品经济因素的增多，上述文化观念所具有的守旧性与落后性，必将对徽州商人的竞争力形成抑制。在后来与广东、上海、江苏等地商人的交往与竞争中，徽州商人迭遭失利，最终走向败落，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启示三：资源优势要成为发展优势
徽州有极为丰富的资源优势，尤以木材、茶叶为最。徽州杉木饮誉全国，不仅可用作建筑材料，还可用来制墨、漆、纸张等，始终是外运量最大的商品。茶叶，是徽商发迹的另一张王牌。高山、云雾等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徽州的茶叶独具品质，领尽风流。徽商经营的项目主要是木、茶、盐、典当四业。据万历年间的资料，徽商控制下的盐区，其产盐占全国总量的45％，由于盐质好，价钱高，行销区人口稠密，使两淮盐利居全国之首。正是在这些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造就了古代徽州的灿烂文化，徽菜、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建筑等都是其代表，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多属于资源耗费型文化。
以徽菜为例：徽菜是中国八大名菜之一，随徽商的兴起而逐步形成大系，又随着徽商的足迹传往四面八方。正宗的徽菜通常选徽地的山珍野味为原料。如山鸡、斑鸠、野兔、果子狸、甲鱼、香菇等，以重油、重色烹制而成。但是山珍野味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今天的黄山市（由徽州改名而来），早已很难吃到正宗的徽菜了。徽菜为什么不能走向全国，徽菜文化为什么不能发扬光大，答案不言自明。
启示四：发展观念要及时更新
徽州商人曾经尝到过观念更新的甜头，但是后来由于不能继续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又转而吃尽了苦头。徽商曾经改变了商人的形象，并且也让社会改变了对传统商人的评价。《诗经·氓》中那位无情负义之徒就是位商人。汉代有选子任官制度，但规定商人之子除外。又曾规定凭资产可以买官，同样也把商人排除在外。“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见利忘义”，社会按士、农、工、商归类分等，商人居末。但是，经济决定文化。徽州商业的强势发展无情地冲击了当地旧的意识，多少引起人们关于商业观念的变化。
光绪《婺源县志》第35卷载，徽商朱文炽“膏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表现了徽州商人取义舍利的道德古风。徽州人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当然可取，但茶商程树梅“与人交易，一诺千金，从无契约”。茶商程士严“慷慨好施。素在粤东业茶。有俞某贷银一千四百两，子母亏折，留滞羊城。严不责贷，并赠货伸之归。”（民国《婺源县志》第33、41卷）徽州历代的史籍中，此类记载甚多。徽商的义利观实际上是对商业效能的淡化与漠视。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屯滞二十余载，亏损数万金，卒无怨悔”（光绪《婺源县志》第35卷）。对这样的事，史书特地记载，徽人引以为荣，不能不说与商业精神和原则背道而驰。尤其是时已清末，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孕育的历史，至少已经在300年以上，此时的徽州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绅士之风，难免节节败退之势。程朱礼学的三位祖师爷都是徽州人，徽州有孕育理学的土壤。理学一再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这对徽州商人的义利观无疑会有一定影响。在这样的土壤上，不能与时俱进，必将延误发展。这是徽商的衰亡留给后世的教训。
❼ 徽商的兴盛对中国社会的经济产生了哪些主要影响
加快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❽ 近代徽商对我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近代徽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话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徽商的参加的话进一步开拓了中国的市场屎中国对外开放更加进一步了所以说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❾ 徽商的兴盛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那些主要影响
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加活跃，交流进步加强，联系更加密切。
❿ 徽商在明清时期繁荣几百年,谈谈徽商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徽商经营的产生业有哪些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PS：复制的，其实微商很不要脸，明末清初的时候靠着江淮的盐运发家的，死死跟着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