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gdp与国际

❶ 人均gdp差距中国和美国那个最不平衡

GDP和人均收入不是一个概念
美国的人均收入是4万7千多美金。GDP2007年才3万出头（这个可能记忆有误回差）
美国中产阶答级的收入，是6-7万美金开始，一直到30-40万美金，都算mid-class.这部分占了很大人口数量。美国年薪超过40万美金的人，比例很少的。
微软的总裁巴莫尔，2007年的年薪是不到200万美金。除了税收，其实也就是130多万。

❷ 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课本里通常说国际旧秩序的存在是导致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本人不相信这一套）。
一、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造成这样的原因包括：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差别、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市场供需能力差异、人口数量的差异、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自然资源的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等都是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衡，主要原因是，除了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平衡的因素外，还包括发展中国家消费市场被发达国家侵占，自然资源被发达国家掠夺、经济上受到发达国家侵占、政治上受到发达国家的干预等，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并没有真正的独立，发展中国家内政不稳定、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也是造成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三、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模式，市场的供需能力，自然资源的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等都是造成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是世界经济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1）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它反映在西方各国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际经济地位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欧、日本快于美国，美、日、欧经济实力的差距大大缩小，美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有所提高，与欧洲、日本相比，显得充满活力。美国经济第一个走出90年代初的低谷。这主要得益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科技力量经过调整，大量充实到民用工业。因此在高科技领域里的竞争，美国走在世界前列。前一段追赶势头迅猛的日本、德国则稍逊一筹。美国的经济实力仍居世界首位。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主要反映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快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压力很大，人均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起点较高，由于垄断高科技，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另外，在经济结构及其发展阶段上，发达国家的经济进入“后工业社会”，而发展中国家很多目前还徘徊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单一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以出口几种产品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技术水平落后，资金短缺，外债严重，人口增长迅速，国内收入分配极不均衡。还有，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上的差距更大，文化教育事业落后。若不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愈来愈大，成为破坏国际政治稳定、阻碍世界经济繁荣的重大问题。

（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历史和国情不同，奉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差别很大，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同时，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少数国家与地区在一些基本指标上已接近发达国家。

这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将激化各国之间的矛盾，相互竞争更为激烈，并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

❸ 什么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是世界经济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1）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它反映在西方各国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际经济地位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欧、日本快于美国,美、日、欧经济实力的差距大大缩小,美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有所提高,与欧洲、日本相比,显得充满活力.美国经济第一个走出90年代初的低谷.这主要得益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科技力量经过调整,大量充实到民用工业.因此在高科技领域里的竞争,美国走在世界前列.前一段追赶势头迅猛的日本、德国则稍逊一筹.美国的经济实力仍居世界首位.（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主要反映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快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压力很大,人均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起点较高,由于垄断高科技,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另外,在经济结构及其发展阶段上,发达国家的经济进入“后工业社会”,而发展中国家很多目前还徘徊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单一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以出口几种产品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技术水平落后,资金短缺,外债严重,人口增长迅速,国内收入分配极不均衡.还有,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上的差距更大,文化教育事业落后.若不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愈来愈大,成为破坏国际政治稳定、阻碍世界经济繁荣的重大问题.（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历史和国情不同,奉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差别很大,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同时,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少数国家与地区在一些基本指标上已接近发达国家.这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将激化各国之间的矛盾,相互竞争更为激烈,并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

❹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1、要素配置失衡和政策惯性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原因主要指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要素配置失衡。首先，在自然因素方面，城镇和农村都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但农村受到的影响要多于城镇，自然条件对农村的诸多生产、生活要素(地、气候、粮食、森林等)都有直接或决定性的影响。

而城镇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程度要少一点，具有夭然整合自然优势、规避劣势、为我所用的优越条件。农村的产业基础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发展的基础仍然是自然条件，而城镇的产业基础是第二、第三产业，其受技术、资金、管理和服务能力的影响更大，某些行业已经突破了自然因素的限制。

其次，在历史方面，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发展薄弱的地区，与城镇有着显著的发展差距，即使富庶的江南地区城镇发展水平和质量均优于其农村地区。城镇作为囯家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中心，具有天然的发展要素吸纳力和聚合力。

最后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囯农村地区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农村、农业、农民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形态基本面仍然未能根本改变，农村吸引要素资源差、农业的经济效益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低的状态未能根本扭转。而城镇的产业发展快速、产业体系健全、要素聚合和吸纳能力不断増强、其发展水平和速度不断提高。

政策惯性是城乡不平衡发展的主观原因。它是政府政策无法及时收敛和转向的表现，是已有政策的继续延伸。我国长期实行农村支持城镇、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使得城乡不平衡发展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即使实施了城镇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政策，但受政策惯性及其他因素影响，地方政府把发展的重心还是放在城镇，城镇的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要素投入还是远高于农村地区，优势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仍以城镇为中心进行布局，农村地区投入虽高于政策转向之前，但仍然呈现要素供给短缺状态。

2、地域优劣势差异和政策引导效应差异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

无论是我囯东部、中部、西部的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是以省域、市域、县域间的区际、区内发展不平衡都是地域城优劣势差异和政策力度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我国各区域存在较大的地域优劣势差异，东部地区具有天然的市场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科技优势等众多优势，而劣势通过优势的带动和弥补呈现减弱的趋势。中部次之，而西部的发展优势更少，劣势更多。除具备自然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外，其市场、产业、区位、人才、科技、堿市发展总体上处于劣势地位均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省域、市城、县域问区际、区内发展不平衡也是地域优劣势差异的结果。东部省、市、县与中、西部省、市、县相比，东部地域综合优势明显，以县域为例，2017年全国百强县前10强东部地区占据9席，中部地区1席，西部地区无一县市入围。

同一省域、市域、县域区内地域优劣势差异也十分明显，以山东省为例，2015年青岛市、烟台市、济南市GDP总量均在6000亿以上，位居前3甲，而莱芜还未突破1000亿，仅有755亿元。究其原因，青岛市、烟台市、济南市具有天然的区位、市场、人才、科技等优势。

仅以企业为例，海尔集团公司、海信集团有限公司、青建集团股份公司、中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华锦集团、青岛世纪瑞丰集团有限公司等全囯知名企业就位于青岛，这不仅为青岛市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而且让青岛具备了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这是莱芜市暂时无法具备和超越的。

其次，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政府引导效应差异。西部大开放战略实施之前，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力度重心在东部地区，中西部支持东部发展是其区域发展政策核心。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囯家政策逐步往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倾斜，政策力度重心也发生了转移。

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岀台各种优惠政策和创造各种条件，引导东部地区各类发展要素进入中、西部寻找发展机遇。然而中、西部社会生产、生活的要素资源仍然流向东部地区，使得中、西部省区、市、县的发展缺乏要素支撑，陷入了发展要素缺失与失衡的困境。

3、结构不合理和要素配置不合理导致产业发展不平衡

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核心问题是结构及其要素配置问题，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及农业内部、工业内部、服务业内部结构及要素配置不合理，是产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首先，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农业内部、工业内部、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一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偏大、工业能力不强、服务业比重依然较低，还未形成“321”的产业结构，尤其作为现代化标志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问题，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仍需构建。

二是农业内部、工业内部、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业内部不平衡体现在传统农业重，新型农业轻。全国农业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仍然弱小。农业科技贡献率在56.7%左右，低于发达国家水平70%的水平。

工业内部不平衡表现在传统工业重，新兴工业轻。传统工业增加值在工业增加值中仍占主体地位，新兴工业占比近年来虽有一定上升，但绝对值仍然偏低，全国大部分工业产能都集中在传统门类。而传统工业门类的产能又集中在煤炭、电力、钢铁等过剩领域。

服务业内部不平衡体现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占比过高、技术服务业占比过低。我囯正处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向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过渡时期，然而劳动密集型服务比重减少的同时，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并没有实现较快增长。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向高端进阶的保障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其次，要素配置不合理也是产业结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一是要素配置在产业间不合理。我国把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资源主要配置在第二产业及社会高盈利行业，而对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投入不足，尤其是对农业的要素配置一直处于低洼状态，农业发展资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发展人才配置、农业现代信息化建设等要素配置不足，致使农业发展的压力都集中在农民以及县乡两级的政府身上。

二是要素配置在产业内部也不合理。农业内部要素资源集中于林牧渔业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新兴业态和新兴群体，而传统种植业要素投入下降，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难度加大。工业内部要素资源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及建筑业，新兴工业产业要素资源投入虽增长较快，但行业及地方差异较大。

服务业要素资源向垄断行业、新兴行业、盈利高的行业集中，传统行业由于其市场竟争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替代性高的影响,获得要素资源投入能力在下降。

4、市场体系不完善和利润差异导致行业发展不平衡

垄断行业与一般竟争性行业、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发展的不平衡，究其本质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完善和行业利润差异造成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完善，主要是指以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

以囯有企业为主体的垄断行业，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且使垄断收益部门化，这使得囯有企业的产权主体——人民不能和垄断部门人员样共享垄断成果。而且大量的要素资源集中配置在垄断行业，挤占了一般竞争性行业要素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空间，使得一般性竟争行业的投资、收益下降。

传统行业和新兴产业由于行业利润的差异，要素资源也逐渐流向新兴行业，致使传统行业竞争压力増加，业务量萎缩，面临招工难、产品价值实现难、融资难等多重难。新兴行业、电子商务业给实体店带来的冲击有目共睹。

如今电子商务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正全方位冲击实际门店。2017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823亿元，同比增长10.0%，增速比上年全年回落0.4%；全囯网上零售额14045亿元，同比增长32.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6%，较2016年的12.6%同比提高3.4%。

从2012年到2015年，全国有138家百货店关闭262家超市关闭6209家体育品牌店市场关闭。虽说电子商务不是传统实体店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但新兴行业对传统行业的挤压已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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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

1、城乡发展不平衡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最突岀的表现。不仅我囯城镇发展的质量、速度、规模以及支撑城镇发展的诸多要素都与农村不平衡，而且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其他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均远高于农村居民。造成了我国城镇及城镇居民的获得感高于农村和农村居民。

首先，城乡发展不平衡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以2016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72。这充分说明我囯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差距仍然较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总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大的住房补贴、福利、红利、兼职收入，以及难以用货币计量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城市交通等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等隐性收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较大。

其次，城乡发展不平衡也表现在产业发展上。当前我国的优势产业大多都集中在城镇，而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农村发展质量低、速度慢，农业发展缓慢、科技水平不高，工业占比小而且以地域性的资源性、能源性的初级产品开发为主，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环境污染严重，第三产业一直发展滞后供给短缺或质量较低的状态未能得到根本扭转。

最后，城乡发展不平衡表现在公共服务不平衡。公务服务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不平衡。城镇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交通网络设施、各类市场、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服务设施齐全，而农村地区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短缺。

城镇政府有较强的公共服务财政能力、技术能力、人才服务能力、社会保障能力。而乡镇政府、农村村委会公共服务能力不强，保障能力差。

2、区域发展不平衡

空间地域区际、区内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又一表现。首先，空间地域区际不平衡表现东、中、西部和省区间发展不平衡。东部经济发展总量大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市场、产业、人才、科技、制度等方面均优于中西部地区。虽近几年，以西藏、重庆、江西和贵州等中西部省区市持续发力，GDP增速分别为11.5%、10.7%和10.5%，继续以两位数领跑，然而GDP总量仍在全国15位之后。

省区间发展不平衡是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化。2016年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仍保持中国经济总量前三的强势地位，而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经济总量排名全国垫底。

其次，空间区内发展不平衡表现同一区域内各部分发展不协调或失衡的现象。这不仅包括东部内、中部内、西部内各组成省份之间不平衡，而且还表现在省域内、市区内、县域内各个组成部分之同的不平衡。

以省域内不平衡为例，2016年东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GDP总量占据前三，均在8000亿上。而河源市、汕尾市、云浮市GDP总量还未突破千亿大关。

中部湖南省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经济总量在3000亿以上，而湘西州、张家界市CDP总量还未突破600亿。西部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市、毕节市GDP总量排名前三，均在1600亿以上，而黔西南州、铜仁市、安顺市还未突破千亿大关。

3、产业发展不平衡

产业发展不平衡是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发屐不协调或者失衡的现象。表现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同以及农业内部、工业内部、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不平衡。首先，全囯产业结枃仍呈现出农业偏大、工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不平衡矛盾，还未形成“321”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力和困难较大。

农业发展不充分，机械化发展和应用缓慢；农业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农产品品牌建设滞后；工业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不高、工业产品仍以初加工为主，电子信息产业、新型建材业、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发育不全。以现代物流、研发设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文化创意、服务外包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规模不大。

其次，农业内部、工业内部、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在农业内部,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产值与地位不平衡。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但仍占主导地位。农、林、牧、渔业产值比重逐渐上升，但仍然偏低，其中林业产值甚至呈下降趋势。经济作物的产值还只占30%左右。

而工业内部，轻工业与重工业之同、基础工业与高科技工业之间均不平衡，我国工业仍以轻工业为主，出口工业产品仍以服装、玩具、手表、鞋帽等日用品为主，不仅附加值低，国际市场上竟争力也不强。而以精密电子仪器、机床、石油化工、汽车等重工业产品质量和科技水平不高，不能成为“拳头”产品，难以形成出口优势。

以冶金、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材料、机械工业的基本生产资料部门水平薄弱，不仅产能过剩、产品质量低，而且面临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双重”困难。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由于基础工业薄弱、人才不足、系统性的创新和关键技术难以突破，一时还难以占领工业部门的制高点。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发展也不平衡，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互联网、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新兴部门在产值比重、就业比重、投资比重呈现不平衡加深的趋势，传统服务业部门产值比重和就业吸纳能力、投资比重降低，产品价值实现难度加大，而新兴产业产值比重和投资比重增大，但就业吸纳能力波动较大、稳定性较差。

4、行业发展不平衡

垄断行业与一般竟争性行业、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之间以及垄断行业内部、传统行业内部、新兴行业内部发展不协调是行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首先，垄断行业与一般竟争性行业发展不平衡是我国行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国有商业银行、石油、移动通讯、电力、烟草、航空运输为代表的垄断行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自1996年以来，中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明显，平均年均扩张速度达到43%。银行业、航空运输、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的行业工资极值是农林牧渔业、餐饮业、纺织业的6倍左右。

其次，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传统行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以制造加工为主的行业，以棉纺织、制鞋、制衣、光学、机械制造业等为代表。当前，传统行业处于产业转型升级与战略性调整的过渡时期，面临人才流失、设施设备老化、企业负担重、市场竟争加剧等多重风险，不仅发展缓慢,而且举步维艰。

而新兴产业是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部门和行业。以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兴部门为主。具有科技含量髙、信息化程度高、发展精细化的特征，是技术革命的典型代表。

新兴行业发展迅速、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具有巨大可观的市场效益。对传统行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挤占了传统行业及其劳动者的市场、就业空间，加剧了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矛盾，形成了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的不平衡状态。

最后，垄断行业内部、传统行业内部、新兴行业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的发展，是行业内各企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或失衡现象。以垄断行业——银行业为例，2016年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总额241372.65亿元，实现净利润2791.06亿元。

同年，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额181.7万亿元，实现净利润16490亿元，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银行100强第1名。其利润占银行业总利润的16.9%。中国建设银行、中囯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紧随其后，利润占银行业总利润的比重分别为13.8%、11.2%、11.2%，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利润总额已占据银行业利润的半壁江山。

❺ 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什么

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占有了资金,技术,进而控制了整个世界的绝大部分资源.

❻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话，简单的说,就是经济结构单一,人才资金匮乏,处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弱势地位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
为巩固政治独立，二战后相继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都把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放在首位。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顽固地维持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利用其掌握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从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仍居于从属地位。这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生产领域，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原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等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而且，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推行经济霸权主义主要工具的跨国公司，在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同时，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加工厂”和“装配厂”。过去单一型的传统分工，转变为一种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最高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底层。
在技术领域，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研究和销售的垄断，造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国家在技术转让中，不仅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当地公司转让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或者设置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商业惯例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而且还常常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据统计，在世界已注册的约500万项专利权中，发展中国家只占1％。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技术转让的80％，其中美国约占50—65％。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中的垄断地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索取300—500亿美元的购买专利权费用。
在贸易领域，西方垄断资本极力操纵国际市场，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规定种种歧视性的贸易壁垒。目前，各种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已达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严重的不等价剥削。1980年至1989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下跌33％，仅1989年就损失1065亿美元。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对象又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就使它们在贸易上处于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
在国际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货币制度上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中完全处于无权地位，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贷款，国际多边机构贷款和国际商业银行等形式，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银行还在发展中国家广设分支机构，力图操纵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
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量，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贸易逆差、损失惨重。据联合国有关资料，在双方的贸易中，以1980年发展中国家单位出口价值（以美元计价）为基数，1988年下降为83，而1988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额为6791亿美元。仅此一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就达1150多亿美元。从进口看，以1980年为基数，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指数却上升为106.2，而当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为6391亿美元。也就是说，由于进口价格的上涨，发展中国家为此要多付出370多亿美元。两项合计，发展中国家损失了1520亿美元。
外债加重，资金倒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材料，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急剧增长。积欠的中长期外债由1972年的992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亿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债1972亿美元，总计12397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11.5倍。由于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居高不下，使发展中国家为此支付的利息负担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还不足25亿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亿美元，增加了32倍多。并且从1983年起，发展中国家出现向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资本外逃”。从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国家倒流资金930亿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达500亿美元。仅拉美国家1973至1985年间就累计达1510亿美元，占同期外债增加额的40％以上。出现了“从贫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现象。
外资利润增加。如美国公司1980至1985年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利润率在20％左右。这些利润，一部分用于当地的再投资，一部分汇回本国。80年代以来，汇回本国的那部分利润早已超过这些国家新输出的资本额。
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从而使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将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区域、集团化的影响；资金流入减少，资金短缺问题难以解决；外债问题严重；科技差距继续拉大；人才短缺与外流；产业结构落后；贸易条件继续恶化；人口增长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继续遭到严重破坏；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等。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激进派提出了中心——外围理沦。这种理论认为：（1）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发达国家）——外围（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体系，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具有依附性，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2）联接中心——外围的经济机制是不平等交换及其价值转移。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了外国国家的大量“剩余”来促进本身的发展，而外国国家却由于“剩余”的流失而造成贫困，所以，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两者互为因果；（3）外围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因为它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满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它们在经济结构上不可能象独立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工业化。它们越发展，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积极地反抗把它们（指外围国家）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连结在一起的链索，它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换产生价值转移来论证不发达的根源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论，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有助于揭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绪，同时，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但是，这种理论看不到发展中国家战后历史地位的变化和发展的内部动力，过分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极作用，忽视了生产领域，只是集中在交换领域，把不发达归咎于不平等交换。这种理论未能对全世界的资本积累进行动态的、辨证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看作是“外围”完全依附于“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这种理论在应用方面也比较薄弱，比较简单化。很少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一整套设想，而往往陷于一种简单的逻辑之中：要么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闭关自守；要么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实际上，中心——外围理论是主张切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的。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这种理论缺陷的实质，就是抹杀了殖民地经济和获得独立后的民族经济之间的区别，抹杀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对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及其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要彻底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必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世界经济中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格局，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改善贸易条件，实现价格指数化；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术转让，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自然资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能对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的体制和规章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过程。为此，必须继续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一度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诸如巴西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本息为先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相继出现了偿债困难的问题，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为首的拉美国家最为严重。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本身、债权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危机一直未得到根除。进入90年代后，债务问题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项沉重负担。
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现实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内部原因的促成。
从历史上看，它是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直接恶果。长期的掠夺和剥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型，经济发展落后，使南北方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运行，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世界贸易和货币金融领域中都居于垄断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取得了民族独立，但仍未摆脱受剥削受掠夺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7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由于油价上涨，需要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费用猛增，债务负担急剧加重。1973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经济帐户赤字只有110亿美元，1974年这一赤字升到376亿美元，1975年达460亿美元。仅油价上涨引起的超额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间就增加了2600亿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进口的借款利息也计入的话，则达3350亿美元；（二）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西方发达国家为转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机，在加强对外倾销的同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拉美出口收入减少10％，那么该地区为此付出的代价将相当于它全部债务的年实际利息。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减慢，偿债能力下降，1985年，初级产品价格已降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来，拉美出口商品贸易比价累计下降20％，1986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减少数十亿美元。1986年，16个重债国的外贸顺差总额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从290亿美元降至130亿美元；（三）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主要是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1979年以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致使金融市场利率提高。如美国的利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导致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加重。仅1982年巴西因实际利率提高就多付债务利息79亿美元。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主体是美元债务，高利率形成的美元汇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据统计，从国际范围看，利率每上开一个百分点，债务国一年就要多付40—50亿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圈，这些集团化经济日益表现出的排他性，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战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对付。同时，集团内部资金对流也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
从内部因素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胀及经济政策、措施失当也是引起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一）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处于滞胀状态。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82至1987年，整个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5％。而通货膨胀却日益严重。1982年拉美通胀率47.5％，到1988年已高达223％；（二）对外债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控制。当70年代西方银行界大量倾销“石油美元”等过剩资本时，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为“良机”已到，错误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偿还能力的大量贷款，尤其是大量的国际私人商业贷款。如拉美各国70年代的外债一般只有几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亿。与此同时，债务国又没有根据偿债额、投资额、利息支付率以及它们各自的长短限期、外汇储备情况等有关因素，对外债进行综合考虑，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科学的外债偿还战略，从而常常顾此失彼，形成借新债还旧债，借新债还旧息的局面；（三）外债资金使用不当，引进项目经济效益差，创汇率低。用外债支持的项目往往是规模庞大而又不切实际的长期建设项目，有的借款项目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生产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马的三座核电站耗资35亿美元，至今未能发电。从而使债务国中长期外债总额的平均偿还期小于这些资金用于项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债被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间，电视机的进口增加了7942％，化妆品和香水的进口增加了6500％。还有的国家外债管理人员贪污腐化，将外债资金挪作私人不动产或外国证券投资。这样，外债没有给国家整体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形势突变之时，难以应付而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四）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对本国经济和货币失去信心。对债务国来说，债务积累越多，债务危机就愈严重，本国资本外流就越多。本国外流资本越多，国内资金就越匮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债。如此形成恶性借环。据世界银行报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三国外流资金的累计总额分别相当于外债总额的61％、44％和77%。据估计，在过去的几年中，拉美国家的外流资金仍相当于对外债务的一半。
基于以上分析，从本质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已历时10年。其外债形势有如下特点：（1）债务总额急剧膨胀，偿债能力持续下降。1982年，债务总额是8390亿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7％。1990年又突破134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2将增加到13880亿美元，将比上年增长约4％。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相继出现清偿危机。自1986年以来，秘鲁、巴西、科特迪瓦、赞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后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利息；（2）债务危机涉及的范围广泛，资源出口型国家负担更为沉重。1970年债务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14个，到1985年增加到63个，年债务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在1970年时根本没有，1985年有16个，1987年达27个。到1989年底，负债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达31个。债务问题几乎涉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3）债务结构显著变化，贷款条件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债务和债权的重点分别由官方债务和债权转向私人债务和债权；二是短期债务增加。由于债务国经济形势恶化和政局不稳，债权国银行对发放长期贷款越来越谨慎，条件日益苛刻，造成长期贷款减少，短期贷款增加。（4）国际债务格局呈现债务国与债权国分布集中的特征。作为债务国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灾区”。拉美国家所欠外债占1989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34％，达4340亿美元，非洲国家同年外债总额也高达2500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20％。自198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外债的半数以上集中在17个债务负担最为沉重的国家，它们的债务总额仍在增长，当年应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为41.6％。它们的债务总额一直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数以上。这两项指标都超过目前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在17个重债国中，其中拉美就占了12个。名列17个重债国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负债额达1213亿美元。债权国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据世界银行统计，1985年在17个主要债务国的外债总额中，美国商业银行的债权比重为24.5％。在对中南美10个债务国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中，美国的商业银行占40％，日本占16％，英国占15％。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卷入债务问题的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这种债务与债权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只要一两个债务国拒付或无法支付，则美国的银行体系首先受到打击，然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经受动荡，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持续数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情况十分严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1）债务负担严重地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70年代，发展中国家借外债是为了发展生产，而80年代，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生产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于还本付息。从1982年起，竟出现奇特的资金倒流现象，发展中国家不但不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资金，自己的资金反而倒流向发达国家。1982至1987年间拉美地区资金流失额高达1456亿美元。1988年拉美地区还本付息额为260亿美元，而所得新贷款仅60亿美元，倒流了3倍多。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债务国国内资金贫乏、生产瘫痪、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政治动荡等一系列灾难频繁发生，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2）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本国落后的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清偿外债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债务国不得不把原准备进口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外汇用来偿付债务本息，加上生产投资的压缩，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下降。同时，主要出口创汇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又太低，所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陷入困境；（3）债务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都确立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发展一些新产业新项目等。但因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偿债，使得有些计划被迫取消或无限期延缓。所以，债务危机不仅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经济腾飞；（4）债务危机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债务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无力走出危机，没有发达国家的贷款，既不能偿还旧债的本息，也无法发展生产，甚至不能维持生存。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抗衡发达国家转嫁危机能力削弱，而且，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重新落入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控制的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乘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急需资金之时，以“意向书”的形式向受援国提出种种先决条件，左右受援国的经济政策。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所指出：“外债对主权和我们人民的自决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及发展战略，如降低发展速度，减少借债；扩大出口和压缩进口，以外贸出口提高偿债能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及外债外汇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债务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财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偿债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严重的负作用，导致了生产性投资衰退、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和国内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它不仅威胁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西方国家丧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场。因此，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维护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先后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所谓“救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政策。相继抛出了“宫泽计划”、“密特朗计划”、“贝克计划”，但皆以失败而告终。19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计划”，其中心内容是：鼓励商业银行取消债务国部分债务；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以促进债务国经济发展；提高还债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计划”把解决外债的重点放在债务本息的减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上。这一计划改变了美国过去坚持逼债的僵硬立场，意味着美国的债务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严峻的现实迫使美国政府开始承认减免债务是解决债务问题必由之路。尽管这一计划有可能导致民间银行削减贷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尚属疑问，但比过去向前走了一步，给缓解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但也应该看到，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目前，减兔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措施，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债务资本化。外国债权银行将自己帐面债务形式折价出售，债券购买者买下债权后，通过当地银行贴现转换成债务国的货币再进行投资。对于债权者的有利之处是：找到了按票面价值运用其贷款的办法。对债务者的有利之处是：顺利清偿了部分债务，减少了债务负担。据统计，1988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资本化了的债务就达88亿美元。但是，债务资本化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负效应：一是加剧了债务国的通货膨胀；二是加强了外国投资者对债务国经济的控制。（2）现金回购，一国按一定折扣以现金购回它的债务。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维亚的债务回购计划。玻利维亚于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购回它的商业银行债务的40％（合3．35亿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类似安排。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这种方式不可能广泛适用。（3）减少债务偿还额。无条件地取消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基金，并降低利率。这种做法目前已越来越多地被债权国所采用。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本身，要摆脱外债的沉重负担，必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具体措施来扭转被动局面，应力图做到：（1）继续调整改革国内经济结构，大力推行出口促进战略，通过扩大出口来克服债务危机，进而把出口的盈余用于经济发展；谋求外资来源多样化，保持经济发展与偿债能力呈正比关系；从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创造条件提高外资使用效率，促进国内储蓄的提高；（2）发展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力量，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借债与还债的条件；（3）开展南北对话，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组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组建自己的区域性金融机构，通过南南合作促进债务问题的解决。
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有所缓解如1991年拉国家的外债比上年减少2.1％。但也应该看到，长期形成的全球性债务问题要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债务问题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然而只要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同时努力，摆脱债务困境仍是充满希望的。

❼ 论述：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是世界经济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1）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它反映在西方各国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际经济地位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欧、日本快于美国，美、日、欧经济实力的差距大大缩小，美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有所提高，与欧洲、日本相比，显得充满活力。美国经济第一个走出90年代初的低谷。这主要得益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科技力量经过调整，大量充实到民用工业。因此在高科技领域里的竞争，美国走在世界前列。前一段追赶势头迅猛的日本、德国则稍逊一筹。美国的经济实力仍居世界首位。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主要反映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快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压力很大，人均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起点较高，由于垄断高科技，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另外，在经济结构及其发展阶段上，发达国家的经济进入“后工业社会”，而发展中国家很多目前还徘徊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单一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以出口几种产品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技术水平落后，资金短缺，外债严重，人口增长迅速，国内收入分配极不均衡。还有，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上的差距更大，文化教育事业落后。若不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愈来愈大，成为破坏国际政治稳定、阻碍世界经济繁荣的重大问题。

（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历史和国情不同，奉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差别很大，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同时，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少数国家与地区在一些基本指标上已接近发达国家。

这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将激化各国之间的矛盾，相互竞争更为激烈，并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

❽ 为什么说人均GDP是一个国家衡量经济发展的最佳指标

第一，GDP指标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长率是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关心经济增长，国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产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国政府的统计部门都把GDP增长率作为描述经济增长情况最重要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 第二，GDP指标是描述经济规模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国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同，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也很难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GDP指标是描述经济结构的重要标志。经济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许多重要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地区经济结构等等，都是通过GDP来描述的。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重偏低，地区经济结构中中西部地区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GDP反映出来的，它们是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四，GDP指标是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国际上通行的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外，还包括用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和进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CPI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缩减指数也很重要，因为它反映的价格变化更全面。 第五，GDP指标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轻重，享受优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往往和这个国家的GDP有密切的联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客观地说，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的经济总量指标GDP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著密切的关系，也是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因而它至今都是国际上用来衡量所有国家与地区经济表现的通用标准。 但是，当人类迈入了21世纪后，以GDP作为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标准却日益显现出其片面性和滞后性。GDP指标只考虑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没有将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使用状况考虑在内，并且没有剔除对环境和生态破坏这一因素。目前很受关注的由美、德两国作者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对GDP曾这样描写道：“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在GDP日益显现其不足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新的经济运行指标，力求将环境保护及资源利用率等因素考虑在经济运行状况中。然而在中国，GDP增长率目前依旧是考核官员的最重要标准。各地官员为了提高GDP以实现政绩，很多时候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马各类所谓的“开发区”、“工业区”等项目，不仅造成了滥占耕地等环境问题，而且经济效益也微乎其微。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GDP的“虚假繁荣”，但就其质量来说，很可能出现《四倍跃进》中所描述的情况。 在世界各国纷纷采用更加合理的经济运行指标的情况下，依旧坚持“唯GDP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唯GDP论”的第一个危害在于，它没有意识到，GDP的增长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减少。比如说，当年的大水灾引发了巨大灾后重建需求，推动了GDP增长，但实际上社会财富却是绝对的减少。再比如，在许多地方是一任领导，一任工程。班子一换届，工程可能就没人收尾，投入了资源，增加了GDP，却没有任何收益。而农村征地和城镇拆迁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地政府官员在这方面的观点错误有关。“唯GDP论”的第二个规律在于它为短期目标往往牺牲长期利益，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根据一份对苏州引资情况的调研通报，这些年苏州由于外资大量进入，经济发展很快，而代价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消耗4000亩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长率发展速度来看，到2020年苏州工业用地就没有余地了。这实际上就是将当前的GDP建立在透支未来的基础上。“唯GDP论”的第三个危害在于：在追求总量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就容易忽视结构的平衡。 国内湖州市就率先取消GDP指标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摒弃了几十年来“唯GDP论”的片面做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考虑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❾ 论述：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呵呵，您要写论文了吧？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
为巩固政治独立，二战后相继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都把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放在首位。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顽固地维持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利用其掌握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从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仍居于从属地位。这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生产领域，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原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等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而且，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推行经济霸权主义主要工具的跨国公司，在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同时，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加工厂”和“装配厂”。过去单一型的传统分工，转变为一种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最高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底层。
在技术领域，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研究和销售的垄断，造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国家在技术转让中，不仅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当地公司转让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或者设置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商业惯例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而且还常常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据统计，在世界已注册的约500万项专利权中，发展中国家只占1％。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技术转让的80％，其中美国约占50—65％。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中的垄断地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索取300—500亿美元的购买专利权费用。
在贸易领域，西方垄断资本极力操纵国际市场，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规定种种歧视性的贸易壁垒。目前，各种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已达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严重的不等价剥削。1980年至1989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下跌33％，仅1989年就损失1065亿美元。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对象又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就使它们在贸易上处于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
在国际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货币制度上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中完全处于无权地位，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贷款，国际多边机构贷款和国际商业银行等形式，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银行还在发展中国家广设分支机构，力图操纵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
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量，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贸易逆差、损失惨重。据联合国有关资料，在双方的贸易中，以1980年发展中国家单位出口价值（以美元计价）为基数，1988年下降为83，而1988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额为6791亿美元。仅此一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就达1150多亿美元。从进口看，以1980年为基数，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指数却上升为106.2，而当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为6391亿美元。也就是说，由于进口价格的上涨，发展中国家为此要多付出370多亿美元。两项合计，发展中国家损失了1520亿美元。
外债加重，资金倒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材料，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急剧增长。积欠的中长期外债由1972年的992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亿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债1972亿美元，总计12397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11.5倍。由于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居高不下，使发展中国家为此支付的利息负担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还不足25亿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亿美元，增加了32倍多。并且从1983年起，发展中国家出现向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资本外逃”。从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国家倒流资金930亿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达500亿美元。仅拉美国家1973至1985年间就累计达1510亿美元，占同期外债增加额的40％以上。出现了“从贫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现象。
外资利润增加。如美国公司1980至1985年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利润率在20％左右。这些利润，一部分用于当地的再投资，一部分汇回本国。80年代以来，汇回本国的那部分利润早已超过这些国家新输出的资本额。
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从而使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将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区域、集团化的影响；资金流入减少，资金短缺问题难以解决；外债问题严重；科技差距继续拉大；人才短缺与外流；产业结构落后；贸易条件继续恶化；人口增长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继续遭到严重破坏；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等。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激进派提出了中心——外围理沦。这种理论认为：（1）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发达国家）——外围（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体系，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具有依附性，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2）联接中心——外围的经济机制是不平等交换及其价值转移。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了外国国家的大量“剩余”来促进本身的发展，而外国国家却由于“剩余”的流失而造成贫困，所以，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两者互为因果；（3）外围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因为它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满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它们在经济结构上不可能象独立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工业化。它们越发展，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积极地反抗把它们（指外围国家）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连结在一起的链索，它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换产生价值转移来论证不发达的根源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论，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有助于揭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绪，同时，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但是，这种理论看不到发展中国家战后历史地位的变化和发展的内部动力，过分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极作用，忽视了生产领域，只是集中在交换领域，把不发达归咎于不平等交换。这种理论未能对全世界的资本积累进行动态的、辨证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看作是“外围”完全依附于“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这种理论在应用方面也比较薄弱，比较简单化。很少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一整套设想，而往往陷于一种简单的逻辑之中：要么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闭关自守；要么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实际上，中心——外围理论是主张切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的。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这种理论缺陷的实质，就是抹杀了殖民地经济和获得独立后的民族经济之间的区别，抹杀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对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及其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要彻底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必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世界经济中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格局，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改善贸易条件，实现价格指数化；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术转让，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自然资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能对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的体制和规章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过程。为此，必须继续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一度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诸如巴西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本息为先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相继出现了偿债困难的问题，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为首的拉美国家最为严重。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本身、债权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危机一直未得到根除。进入90年代后，债务问题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项沉重负担。
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现实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内部原因的促成。
从历史上看，它是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直接恶果。长期的掠夺和剥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型，经济发展落后，使南北方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运行，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世界贸易和货币金融领域中都居于垄断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取得了民族独立，但仍未摆脱受剥削受掠夺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7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由于油价上涨，需要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费用猛增，债务负担急剧加重。1973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经济帐户赤字只有110亿美元，1974年这一赤字升到376亿美元，1975年达460亿美元。仅油价上涨引起的超额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间就增加了2600亿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进口的借款利息也计入的话，则达3350亿美元；（二）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西方发达国家为转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机，在加强对外倾销的同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拉美出口收入减少10％，那么该地区为此付出的代价将相当于它全部债务的年实际利息。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减慢，偿债能力下降，1985年，初级产品价格已降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来，拉美出口商品贸易比价累计下降20％，1986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减少数十亿美元。1986年，16个重债国的外贸顺差总额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从290亿美元降至130亿美元；（三）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主要是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1979年以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致使金融市场利率提高。如美国的利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导致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加重。仅1982年巴西因实际利率提高就多付债务利息79亿美元。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主体是美元债务，高利率形成的美元汇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据统计，从国际范围看，利率每上开一个百分点，债务国一年就要多付40—50亿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圈，这些集团化经济日益表现出的排他性，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战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对付。同时，集团内部资金对流也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
从内部因素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胀及经济政策、措施失当也是引起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一）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处于滞胀状态。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82至1987年，整个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5％。而通货膨胀却日益严重。1982年拉美通胀率47.5％，到1988年已高达223％；（二）对外债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控制。当70年代西方银行界大量倾销“石油美元”等过剩资本时，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为“良机”已到，错误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偿还能力的大量贷款，尤其是大量的国际私人商业贷款。如拉美各国70年代的外债一般只有几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亿。与此同时，债务国又没有根据偿债额、投资额、利息支付率以及它们各自的长短限期、外汇储备情况等有关因素，对外债进行综合考虑，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科学的外债偿还战略，从而常常顾此失彼，形成借新债还旧债，借新债还旧息的局面；（三）外债资金使用不当，引进项目经济效益差，创汇率低。用外债支持的项目往往是规模庞大而又不切实际的长期建设项目，有的借款项目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生产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马的三座核电站耗资35亿美元，至今未能发电。从而使债务国中长期外债总额的平均偿还期小于这些资金用于项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债被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间，电视机的进口增加了7942％，化妆品和香水的进口增加了6500％。还有的国家外债管理人员贪污腐化，将外债资金挪作私人不动产或外国证券投资。这样，外债没有给国家整体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形势突变之时，难以应付而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四）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对本国经济和货币失去信心。对债务国来说，债务积累越多，债务危机就愈严重，本国资本外流就越多。本国外流资本越多，国内资金就越匮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债。如此形成恶性借环。据世界银行报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三国外流资金的累计总额分别相当于外债总额的61％、44％和77%。据估计，在过去的几年中，拉美国家的外流资金仍相当于对外债务的一半。
基于以上分析，从本质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已历时10年。其外债形势有如下特点：（1）债务总额急剧膨胀，偿债能力持续下降。1982年，债务总额是8390亿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7％。1990年又突破134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2将增加到13880亿美元，将比上年增长约4％。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相继出现清偿危机。自1986年以来，秘鲁、巴西、科特迪瓦、赞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后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利息；（2）债务危机涉及的范围广泛，资源出口型国家负担更为沉重。1970年债务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14个，到1985年增加到63个，年债务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在1970年时根本没有，1985年有16个，1987年达27个。到1989年底，负债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达31个。债务问题几乎涉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3）债务结构显著变化，贷款条件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债务和债权的重点分别由官方债务和债权转向私人债务和债权；二是短期债务增加。由于债务国经济形势恶化和政局不稳，债权国银行对发放长期贷款越来越谨慎，条件日益苛刻，造成长期贷款减少，短期贷款增加。（4）国际债务格局呈现债务国与债权国分布集中的特征。作为债务国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灾区”。拉美国家所欠外债占1989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34％，达4340亿美元，非洲国家同年外债总额也高达2500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20％。自198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外债的半数以上集中在17个债务负担最为沉重的国家，它们的债务总额仍在增长，当年应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为41.6％。它们的债务总额一直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数以上。这两项指标都超过目前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在17个重债国中，其中拉美就占了12个。名列17个重债国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负债额达1213亿美元。债权国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据世界银行统计，1985年在17个主要债务国的外债总额中，美国商业银行的债权比重为24.5％。在对中南美10个债务国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中，美国的商业银行占40％，日本占16％，英国占15％。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卷入债务问题的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这种债务与债权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只要一两个债务国拒付或无法支付，则美国的银行体系首先受到打击，然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经受动荡，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持续数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情况十分严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1）债务负担严重地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70年代，发展中国家借外债是为了发展生产，而80年代，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生产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于还本付息。从1982年起，竟出现奇特的资金倒流现象，发展中国家不但不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资金，自己的资金反而倒流向发达国家。1982至1987年间拉美地区资金流失额高达1456亿美元。1988年拉美地区还本付息额为260亿美元，而所得新贷款仅60亿美元，倒流了3倍多。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债务国国内资金贫乏、生产瘫痪、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政治动荡等一系列灾难频繁发生，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2）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本国落后的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清偿外债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债务国不得不把原准备进口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外汇用来偿付债务本息，加上生产投资的压缩，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下降。同时，主要出口创汇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又太低，所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陷入困境；（3）债务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都确立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发展一些新产业新项目等。但因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偿债，使得有些计划被迫取消或无限期延缓。所以，债务危机不仅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经济腾飞；（4）债务危机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债务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无力走出危机，没有发达国家的贷款，既不能偿还旧债的本息，也无法发展生产，甚至不能维持生存。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抗衡发达国家转嫁危机能力削弱，而且，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重新落入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控制的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乘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急需资金之时，以“意向书”的形式向受援国提出种种先决条件，左右受援国的经济政策。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所指出：“外债对主权和我们人民的自决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及发展战略，如降低发展速度，减少借债；扩大出口和压缩进口，以外贸出口提高偿债能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及外债外汇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债务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财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偿债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严重的负作用，导致了生产性投资衰退、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和国内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它不仅威胁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西方国家丧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场。因此，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维护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先后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所谓“救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政策。相继抛出了“宫泽计划”、“密特朗计划”、“贝克计划”，但皆以失败而告终。19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计划”，其中心内容是：鼓励商业银行取消债务国部分债务；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以促进债务国经济发展；提高还债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计划”把解决外债的重点放在债务本息的减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上。这一计划改变了美国过去坚持逼债的僵硬立场，意味着美国的债务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严峻的现实迫使美国政府开始承认减免债务是解决债务问题必由之路。尽管这一计划有可能导致民间银行削减贷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尚属疑问，但比过去向前走了一步，给缓解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但也应该看到，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目前，减兔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措施，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债务资本化。外国债权银行将自己帐面债务形式折价出售，债券购买者买下债权后，通过当地银行贴现转换成债务国的货币再进行投资。对于债权者的有利之处是：找到了按票面价值运用其贷款的办法。对债务者的有利之处是：顺利清偿了部分债务，减少了债务负担。据统计，1988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资本化了的债务就达88亿美元。但是，债务资本化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负效应：一是加剧了债务国的通货膨胀；二是加强了外国投资者对债务国经济的控制。（2）现金回购，一国按一定折扣以现金购回它的债务。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维亚的债务回购计划。玻利维亚于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购回它的商业银行债务的40％（合3．35亿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类似安排。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这种方式不可能广泛适用。（3）减少债务偿还额。无条件地取消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基金，并降低利率。这种做法目前已越来越多地被债权国所采用。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本身，要摆脱外债的沉重负担，必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具体措施来扭转被动局面，应力图做到：（1）继续调整改革国内经济结构，大力推行出口促进战略，通过扩大出口来克服债务危机，进而把出口的盈余用于经济发展；谋求外资来源多样化，保持经济发展与偿债能力呈正比关系；从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创造条件提高外资使用效率，促进国内储蓄的提高；（2）发展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力量，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借债与还债的条件；（3）开展南北对话，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组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组建自己的区域性金融机构，通过南南合作促进债务问题的解决。
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有所缓解如1991年拉国家的外债比上年减少2.1％。但也应该看到，长期形成的全球性债务问题要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债务问题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然而只要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同时努力，摆脱债务困境仍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