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发展的特点

1. 宋代民营经济发展的特点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2. 简述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
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
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
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3. 宋代经济发展有什么特点

北宋的商业高度发展，相对唐朝，北宋时期出现了用以交易的纸币“交子”，在政治上北宋实行文官掌权，地方实行三权分立即行政，财政，军事分开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防止了地方集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生活上北宋时期最大的特点的有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文化是北宋的词很出名，代表人物有苏东坡等。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1）唐朝中晚期我国经济中心以经南移
（2）北方多战乱南方相对稳定（3）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南方城市社会能够发展；
其次，从政策上看，宋王朝统治者执行了开明政策。宋王朝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鼓励经商的封建王朝。在宋朝，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不低的，他们可以和贵族平起平坐的。这就鼓励商业的大幅度发展；
再次，宋代思想文化高度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的不统一给各国贸易（国际贸易）创造了空间。
总的来说，是生产力继续发展，政策导向的共同影响。

4. 宋朝经济发展出现了什么新特点

北宋的商业高度发展，相对唐朝，北宋时期出现了用以交易的纸币“交子内”，在政治上北宋实行文官掌权，容地方实行三权分立即行政，财政，军事分开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防止了地方集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生活上北宋时期最大的特点的有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文化是北宋的词很出名，代表人物有苏东坡等。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1）唐朝中晚期我国经济中心以经南移
（2）北方多战乱南方相对稳定（3）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南方城市社会能够发展；
其次，从政策上看，宋王朝统治者执行了开明政策。宋王朝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鼓励经商的封建王朝。在宋朝，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不低的，他们可以和贵族平起平坐的。这就鼓励商业的大幅度发展；
再次，宋代思想文化高度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的不统一给各国贸易（国际贸易）创造了空间。
总的来说，是生产力继续发展，政策导向的共同影响。

5. 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有哪些出现这些特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北宋的商业高度发展，相对唐朝，北宋时期出现了用以交易的纸币“交内子”，在政治容上北宋实行文官掌权，地方实行三权分立即行政，财政，军事分开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防止了地方集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生活上北宋时期最大的特点的有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文化是北宋的词很出名，代表人物有苏东坡等。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1）唐朝中晚期我国经济中心以经南移 （2）北方多战乱南方相对稳定（3）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南方城市社会能够发展；
其次，从政策上看，宋王朝统治者执行了开明政策。宋王朝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鼓励经商的封建王朝。在宋朝，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不低的，他们可以和贵族平起平坐的。这就鼓励商业的大幅度发展；
再次，宋代思想文化高度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的不统一给各国贸易（国际贸易）创造了空间。
总的来说，是生产力继续发展，政策导向的共同影响。

6. 宋代城市发展特点

宋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繁荣昌盛，使宋代时期的城市出现了许多新特点：第一，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职能出现多样化，有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第二，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草市”逐步演化为商业性集镇。宋代“草市”向集镇的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草市大量涌现、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和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镇转化三个阶段。第三，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港口城市大量出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贸易口岸城市的发展。
宋代是在经历了大约200余年的天灾、战乱之后的虚弱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政治上是一个新兴的政权，经济上尚需百废待兴，文化上也有待恢复和重建。在有宋一代，尽管国力远不及唐代，但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还是有了显著的进步。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人口的增加上。在手工业方面，也较隋唐发达，主要表现在矿冶、陶器、造船、兵器、纺织、造纸、制盐、制糖等手工业门类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工更加细密。正是由于宋朝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宋朝时期的城市才在前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致使宋朝时期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本文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宋朝时期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作一探讨，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职能出现了多样化

在宋代，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在城市建设上，那种传统的坊里制度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临街设店的景象；而在商品流通上，产生并逐渐推广了“交子”（纸币），“交子”的出现与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赋税制度上，也开始征收商税，据《宋史》卷85～90《地理志》记载，宋朝时期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总数不下四、五十处，仅征收商税在10万贯以上的就有42个城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许多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城市类型开始多样化。从经济角度看，宋朝时期的经济性城市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
1、工商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它们既可以利用周围农村提供的原料发展手工业生产，又可以吸收周围乡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产和商品来发展商业贸易。例如，成都在北宋时期，既是成都府治，又是历代全国的纺织生产基地，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当时，蜀锦乃为全国著名的丝织品，有“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之称。[1] 蜀锦的产量也相当可观，仅北宋中央政府每年就从四川地区采购“上供绫锦鹿胎万二千匹”。[2]在南宋时，国都临安（今杭州）、婺州（今江西金华市）、平州（今苏州市）、镇江、常州、湖州等地已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中心。尤其是平州，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国纺织生产基地和商品交换中心，成为江南地区工商业都十分繁荣的都会。[3]
2、商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交通枢纽地区，主要是由于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而形成。随着大运河的疏浚，在大运河沿岸，一些较大的政治中心城市如临安、汴京（今开封）等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商业城市，其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商业之繁华，在当时是其它城市望其项背的。据《汴都赋》记载：当时的汴京是“竭五都之镶富，备九州之货贿”。据周宝珠研究，在北宋元丰年间，东京（即汴京，今开封）的工商业者及其他服务行业共约有15000多户。[4] 唐朝时期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工商业者临街开店，大小商号鳞次栉比。主要商业区，终日车马杂沓，交易繁忙。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开封城中汴河沿岸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这些商业区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晓市。另外，开封城中还有相国寺、鼓扇百索市、巷陌杂市、乞巧市等定期交易市场，其交易规模也很大。[5]长江沿岸交通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城市，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芜州、江州蕲口、鄂州、荆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业影响范围东及于海，西至于川，南抵珠江，北达淮水，“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6]，“市邑雄富，列市繁错”。[7] 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在北宋时也已替代了隋唐时期的扬州的地位，成为两淮、江浙诸路货物的集散地。[8]
3、手工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与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起源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交通枢纽，它主要是依赖于手工业或矿业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宋朝时期在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冶金、制盐等的生产规模、品种、数量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使手工业型城市排除了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独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造纸技术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时期，因而都城开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江西婺州、四川成都和眉山等都发展成为印刷业的中心，而吴江府的粉笺、温州的蠲纸、台州黄岩玉版纸、杭州的藤纸、绍兴府的竹纸、宣州的宣纸等，在当时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纸制品。从纺织业来看，有蜀锦、定州的刻丝、婺州的花罗、东阳的花罗、润州的花罗、青州与邵州的隔织、抚州连花纱、越州的寿陵和绵州的巴西纱子、亳州的轻纱、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昆山药班布等。从制瓷业来看，窑址遍及全国，非常发达。其中定州的白瓷、汝州的青瓷、耀州的青白瓷、景德镇的影青瓷等都相当著名。[9] 由此可见，手工业型城市在宋代是相当发达的。

二、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草市”逐步演化为商业性集镇

商业性集镇繁荣，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色。这种特色的标志就是“草市”的大量涌现，并逐渐演化成商业性集镇。“草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正如《中国古代史》所评价的那样：“在城市的周围及广大乡村中形成了许多定期的贸易集市，北方称集，南方称墟，江淮地区称草市，统称之为坊场。这些坊场是连接城市和乡村，乡村和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得以使农民自用自食之外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与市场发生日益密切的关系。”[10]纵观枕宋朝“草市”向集镇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把其分为草市大量涌现、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和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镇转化三个阶段。
1、草市的大量涌现
草市始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期已有了初步发展。[11]至唐末，在某些商业繁荣的城市开始出现夜市及附城草市，农村中定期的小市也越来越多。此类草市，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各有不同的集期，如二日一集、三日一集、五日一集、六日一集、乃至十日一集等。[12] 到了北宋，由于城市建设彻底冲破了坊、市之间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从而导致了城市内部集市的产生。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由于规模的扩大，限于城垣以内的范围已不够使用，商业区域不断向外扩展，与农村中的草市相呼应，从而加快了草市的大量兴起。[13]
2、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
随着草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大量兴起，使一些大的农村集市成为附近地区的集散中心和城乡交流的联结点，从而演变为市镇。在早期，我国的市和镇之间是有着比较严格的界线的。据《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记载：“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可见，“市”仅具有经济职能，“镇”则是镇守地方，具有军事、行政的职能。但是，到了北宋时期，这些市镇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纯粹以贸易为特征的镇市大量涌现，“诸镇监官，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14]于是，在县和草市之间也就有了镇的建置。镇的出现又加快了商业性集镇的发展。这样，市和镇之间的区分标准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15] 。据樊树志研究，北宋时代，黄河流域的市镇发展占有明显的优势，四京尤为突出，东京开封府有31镇，西京河南府有22镇，北京大名府有20镇，南京应天府有13镇。而同时代的江南地区相对较少，苏州有4镇，秀州有4镇，杭州有12镇，湖州有6镇。南宋时代，随着江南经济的飞速发展，江南地区的市镇异军突起。临安府增至28市镇，嘉兴府达15市镇，苏州达19市镇。可见，经有宋一代，草市不仅发展成集镇，而且数量增加也相当迅速。
3、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城镇转化
在宋代，各地市镇尽管商业贸易职能较强，但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即手工业生产活动也非常活跃，也是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宋会要

7. 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特点

宋代城市来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
1.
农耕经自济的发展；
2.
政府商业政策的放松。
城市规模大，人口多；
经济功能增强，商业贸易繁荣；
城市布局打破了坊市界限，放松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
出现了比较完善的饮食、娱乐服务设施；货币经济发展，出现纸币。
古代城市的发展趋势：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城市发展；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人口逐渐增多，城市规模逐渐扩大；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8. 宋代的经济发展体现在哪方面

宋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市场上的商品种类较之前代更加回丰富答。与此同时，商品的结构状况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宋代粮食市场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区间转运贸易的发达，“千里不贩籴”的旧格局已被完全打破，远距离的粮食贸易空前兴盛.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大的商品粮输出基地.

9. 历史问题，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例如新式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县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第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10. 宋代的经济特点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 宋代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促成经济中心南移。

赋役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关于岁入1.6亿贯实为铜钱、米麦、白银、布棉、丝绢、草料等不同物产单位的合加总数，宋代财政最高收入为六千余万贯，商税占财政总收入约70%。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

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10)宋代经济发展的特点扩展阅读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

历史教授杨渭生先生也认为：“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