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经济形势改革,加大内容,加强城镇化有何看法就最近两年内。
论按“三化同步”要求加快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实践
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三化同步”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又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科学把握“三化同步”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集中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优势力量，择优选择统筹城乡发展最适宜的空间地域和最佳的区位作为切入点，推动城镇化，这既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探索中国实现“三化同步”成功之路的迫切需要，对于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对于推动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繁荣，对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三化同步”建设的理论基础“三化同步”理论基础萌芽于16世纪初叶，成熟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经历了约4个多世纪。16世纪初，英国著名思想家莫尔提出了“乌托邦”设想，认为每个城市附有经营农业的土地，社会进行合理分工，没有固定职业人员，每人都轮流从事两年农业劳动，大家都具有闲暇时间从事科学或艺术创作，并按照民主原则进行管理。这表明了“三化同步”的思想起源。20世纪，英国城市学家－－最早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思想：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城乡一体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布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方格网络上。在汽车和廉价电力遍布各处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将一切活动集中于城市的必要，而最为必要的是如何从城市中解脱出来，发展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生活、居家居住、就业相结合的新的发展模式。这是“三化同步”思想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60年代，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刘易斯，非常认同赖特“区域统一体”观点，认为这样可以避免特大城市困扰，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他从城市发展的立场出发，深刻地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刘易斯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三化同步”思想达到成熟。刘易斯描述了一个“三化同步”发展的经典框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向一个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框架。他认为实现“三化同步”的基础是工业发展，没有工业发展就没有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就没有现代城市的产生，更不会有农业现代化的出现。工业发展则至少会带来两件事：一是工业消费品供应的增加，二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来自哪里呢？恐怕只能来自于农业或者说来自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伴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同样有两件事：一是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也就是通过非农就业得到了比从事农业高得多的收入；二是城镇化，也就是在实现非农就业、提高收入的同时，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人口的永久居住地随着就业地点的变化而迁入城市。这两种变化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城市新增人口旺盛的消费需求使工业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扩大，成为支撑与带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动力。于是工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并进一步产生劳动力需求，继续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实现城镇化，再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形成完整的“刘易斯循环”。随着“刘易斯循环”的不断推进，农业与农村的人口持续减少，农村入均耕地增加，土地经营规模随之增加，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只要农村还存在富余劳动力，理论上说“刘易斯循环”就会继续推进，直到农村不再有富余劳动力，这样工业因为找不到富余劳动力而无法持续发展，消费品生产因为没有新增市场需求而无法持续扩大，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消失，整个社会完成从落后的二元经济向稳定发达的一元经济的转变：不但工业化完成了，由于农村不再有富余劳动力与多余的人口，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工业相同，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也完成了，在这样的一条路径下“三化”是同步的。从上述“三化同步”思想理论基础梳理中，可以这样认为，从近代历史看，没有一个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建立在小农生产结构基础上的。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讲，如果哪个国家的农业基础还停留在小农生产结构状态，那就几乎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小农生产结构需要大量农业人口，并不需要大量的工业产品，农业和农村市场狭窄且软弱，从根本上限制了工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是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实现的实际阻力。如果要先实现工业化，再去实现农业现代化，那就可能会使一个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很难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因而大多数国家为了解决农民进城务工并逐步移民定居的问题，都依靠“贫民窟”的办法。即使在今天，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仍然大量存在“贫民窟”。但应当看到，上述西方国家思想家的相关研究侧重于空间环境的城乡融合设计，其理论亟待完善。中国在具体应用相关理论时，需结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演进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体制、政策等方面，以制定符合国情的相关对策。二、“三化同步”建设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实践看，工业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此后一系列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直到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时，现代工业仍然局限在沿海地区少数几个城市的范围内，基本上没有触动整个国家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社会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期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化运动，仍然是以城市为空间依托的，现代工业不仅没有走出城市、走向农村，反而由于实行城乡隔离政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结构”格局。广大农村和农民没有被纳入工业化发展轨道，延迟了整个国家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进程。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真正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现代化进程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自20世纪80代中期以来，农村的工业化从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等东部沿海地区向内地逐渐推进，现在的西部边陲最偏僻的农村角落都感受到了工业化对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资源分布不均、区位差异较大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地工业化起步的先后时间、发展条件和发展程度不相同，面临的挑战也很不相同。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看，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则相对缓慢，三者之间已经显示出明显不协调。尽管如此，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中尚未出现其中某一化的单级发展态势，如果在工业园和城市边缘区，基于现有的实践基础，建立“三化同步”，在全国率先作出示范，既可以解决中国当前工业园区劳动力紧缺和因聚集人口规模小而城镇服务业滞后的问题，又可以尽快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带动作用，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辐射作用。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中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一是说明目前“三化”还没同步，二是“三化同步”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当中国综合国力已经到了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成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必然选择。从中国近年来的实践看，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传统农区走“三化同步”道路并不单纯等同于在传统农区办工业、建城市，而是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理念建立与发展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适时推进城镇化，逐步改造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农村社会。特别是为了避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走某些西方国家“贫民窟”的老路，许多地方在工业园和城市边缘区，将现在的行政村整合建设成为产业聚集发展、人口集中居住、公共服务集约提供的新型农村社区，专供包括自愿实行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的农民、失地农民、农民工甚至是城市低收入人群或“城市新移民”居住，并且从劳动力流动和居民迁徙自由等观念上、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城市管理和服务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和创新。如中国河南、山东、湖北等省从2010年起实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每年依托工业园和中心城镇抓好一批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有的人口规模已达到5万人以上，农民绝大多数从事二三产业，原有耕地基本上建设为农业现代化基地，发展成为一个既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又促进农业现代化，体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三化同步”。这些“三化同步”显示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一是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二是成为城市居民旅游休闲观光基地；三是成为工业园区劳动力的“蓄水池”和城市“蓝领工人”的主要来源；四是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使中国的工业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保持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减缓目前已经出现的城市劳动成本上升过快势头；五是推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迁徙，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了中国城镇化步伐。三、“三化同步”建设的辩证思考“三化同步”不仅集中了区域范围内工业、城镇、农业的优势资源，而且涵盖了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三者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那么，如何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协调推进，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从中央总的要求来看，应当是充分发挥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对“三化同步”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各自领域的快速发展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最终实现“三化同步”发展。一要以新型工业化为突破口带动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二要以特色城镇化为枢纽加快农业现代化，支撑新型工业化；三要以农业现代化为保障提升新型工业化，推动特色城镇化。从中国中西部地区农业大省面临的首要问题来看，用加快推进城镇化启动“三化同步”建设，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带动作用，统筹安排城镇建设、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农田保护、农业基地、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一）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解开制约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门禁从理论上说，城镇化一头连着工业化，一头连着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导致要素的空间聚集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工业化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彻底改造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但是，从中国国情特别是某些内陆省份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空间制约。就国家层面来看，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人均耕地资源较少的国家，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确保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不能因工业化和城镇化用地的增加而大幅度地减少，确保1.2亿公顷耕地红线，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就中国中部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几个内陆省份来看，它们都是农业比重较大的省份，承担着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责任。但它们同时又是人均收入较低的省份，加快发展、提高居民收入的任务很重。要履行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就必须保证农业生产不能因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而受到损害，要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保农业就要保耕地红线不能突破，而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就要不断占用农业用地空间。这显然是一对矛盾。实际上，不仅仅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空间，农业现代化发展也需要空间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可见，工业发展要空间，农业发展也要空间，城镇发展本身就是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空间问题成了目前发展的突出矛盾。如何解决空间短缺和空间需求强度大这一矛盾，从而解开空间这一制约“三化”发展的瓶颈？显然，只能从提升空间使用效率上寻求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农民进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也就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因为农民大规模向城镇迁徙和集中，人均居住和生活用地空间肯定会减少，从而腾出工业项目落地的空间。同样道理，农民进城也腾出了农业用地空间，可以使留在农村的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可见，城镇化是制约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也是解开这一瓶颈的钥匙。因此，用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三化同步”建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思路。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超出预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9.68%，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同时存在。比如，曾经多次将小城镇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都是立足于将小城镇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部分，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作为主要功能。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大部分乡镇企业都改制转型进市、县工业园区了，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也到沿海地区务工了。另一方面，不少市、县工业园区面积已达到几十平方公里，但都是立足于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立足于办工业，作为本级财政的增长来源，很少考虑和城镇建设的配套、融合以及对农业领域的带动与渗透作用。建设“三化同步”，完全可以统筹解决工业园区缺劳力、城镇建设缺人气、现代农业缺土地等问题，开辟一个占领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新阵地。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使经济增长从过分依赖出口向投资、出口与消费协调拉动转变，不断扩大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未来5年内，中国城镇化率将首次超过50%。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带动10万元的建设投资。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将成为“十二五”期间城镇化进程的重头戏，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二）通过建立“三化同步”，解决城镇化系列病症“三化同步”围绕在大中城市郊区，为大中城市配套，就像世界上发达国家那样，城市郊区的小城镇交通十分方便，设施设备齐全，生态环境优美，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果每个“三化同步”都接纳3万～5万农民进城，如果全国的大中城市（工业园区）郊区拥有1万个这样的“三化同步”，就能新增3亿～5亿城镇人口。一是推动解决“大城市病”。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城市规模扩大及城市人口骤增相伴随的是空气及环境污染、交通严重堵塞、居住拥挤、越来越高的房价，生活节奏也日益紧张。城市规模的过度膨胀，致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建设和不断扩大“三化同步”，再分流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上述“大城市病”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只有人口、土地、道路、水、住房和环境等各种资源达到合理配置，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创造农民就业机会并增加中低群体收入。如建设1万个“三化同步”，既可以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为农民创造数千万个就业机会，为这些就业人口增加上万亿元的收入。特别是在“三化同步”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将得到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的消费能力将会显著增强，进而促进中国消费，并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增加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能够从根本上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大量“三化同步”建设将使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得到转变，有利于加快推进国民经济结构从以二产为主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发展从以出口和投资拉动为主向以出口、投资和消费协同推动转变。三是推动控制城市房价。一方面，“三化同步”内居民通过扩大就业增加了收入，进而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实现“让穷人买得起”。另一方面，“三化同步”内城镇建设为城市居民提供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可以实现“让富人有的买”。有效抑制城市高房价，出路还在于开辟“三化同步”这个新的空间，使大量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富裕阶层对住房购买的注意力转向环境优美、更适人居的“三化同步”。四是推动缓解城市压力。“三化同步”处于大中城市与广大农村之间，起到承上启下带动广大农村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直接消除大中城市郊区的城乡差别，还能带动广大农村不断缩小城乡差别。政府把用于大城市的“公共福利”分散到“三化同步”内，不仅能最大限度地缓解城市压力，也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筹城乡发展”。“三化同步”享受到与大城市同样的“公共福利”，大城市的吸引力就可以分解到“三化同步”内，使“三化同步”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有助于缩小并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四、“三化同步”建设的政策探讨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农民进城、产业聚集和耕地集中问题人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使农民绝大多数从事二三产业，原有耕地基本上建设为现代农业基地，实际上是既促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同步”。建设“三化同步”既可考虑在县级工业园区经济实力较强、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城镇化平稳发展的地区先行先试，也可考虑在各省设区市选定一个“三化同步”，以此作为示范点，总结经验，进而全面推广。“三化同步”建设，首先要解决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中对“三化同步”重视不够，或者说认识不够、认识不深刻的问题。因而迫切需要各级党委高度重视、真抓实干，指定一个综合部门，挂上“三化同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牌子，负责做好指导督导工作。国家层面上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定相关制度、政策，对地方适当放权，各地要结合实际，构建“三化同步”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利益协同机制、互惠互补机制、系统均衡机制，重点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解决好农民进城的问题。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目前情况是，连最偏远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都大量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他们的家庭却没有随之迁徙进城。劳动力就业空间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永久居住空间的变化，以致形成了一个候鸟式流动的人群，他们平常的劳动和生活时间在城市，节假日或农忙季节又回到农村。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来回流动，成为中国的一道特殊景观。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户籍、住房、社保、医保及子女入学等方面存在着制度障碍，已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愿意定居城市而不被城市接纳；二是由于他们对农村财产利益可能丧失的担忧而不愿意定居城市。要促使农民在城市定居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就要从城市“融入”和农村“迁出”两方面排除相应的制度障碍。从城市“融入”人手，就要梳理过去出台的各种促进农民进城的政策并加以评估，弄清楚哪些方面是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规定，但由于落实不到位而未能达到促进农民进城的目的。哪些方面是政策模糊、不完善或未顾及到的，在促进农民进城的政策方面还欠力度。如果属于前者，就出台督促落实措施，建立健全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或故意拖延不落实的要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如果属于后者，就出台更加完善和力度更大的政策。总而言之，在“融入”方面，要做到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可靠的生活来源，使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都能够随时在城市落户，并相应享受市民在住房、社保、养老、医保、教育等方面的同等待遇。从农村“迁出”人手，就要深入分析潜在离乡者对其在农村财产利益可能丧失的担忧产生的制度原因，找出并排除制度障碍，解决其担忧的办法。一般来说，农民在农村的财产利益包括宅基地和承包地，其丧失利益的担忧源于宅基地和承包地的集体所有性质所导致的长期利益的不确定性。按照目前的现状，宅基地和承包地，只要占用或使用，利益归属不会有问题，农民一旦离开农村在城市落户，宅基地和承包地的长期利益在目前的制度中是没有保障的，也就是说随时有被收回的可能。为了排除离乡农民对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随时可能被收回的担忧，地方政府应在其权限许可的限度内对离乡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进行确权，并发给相应的证书，同时争取能够得到中央政府对此种制度改革尝试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则，允许宅基地和承包地以市场化的方式流转。值得重视的是，在排除体制障碍的同时，还要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是住房。一个农民可能倾其若干年的积蓄也难以在城市买得起房。所以，解决住房问题或许是促进农民顺利落户城市的有效办法。为此，可以考虑设计一个农民用农村宅基地交换“三化同步”住房的方案。具体思路是农民放弃宅基地可以相应得到“三化同步”内免费提供的住房一套。成立省级农村宅基地储备管理中心，农民放弃的宅基地交由中心管理，进城农民住房由其所在“三化同步”提供。作为对提供免费住房“三化同步”的补偿，农民交由中心管理的宅基地可由城市设专户管理，并根据某一“三化同步”宅基地账户中累积的面积大小定期划拨为该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至于由于进城农民交由土地储备中心管理的宅基地空间散布及与城市建设用地空间上的分离造成的问题，可由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指标优化配置和空间置换来解决。（二）解决好产业聚集的问题“三化同步”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平台。工业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支撑，基础设施只有在众多企业共享的情况下，单位经济活动的成本才最低。所以，工业产业的发展天然需要特定空间点聚集。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制度障碍和规划滞后，农村工业企业往往是分散布局的，造成了基础设施使用的不经济和土地使用的浪费。如果能够加强“三化同步”的规划，根据城市功能和可能的产业布局留出产业发展的空间，并采取措施促进现存分散布局的产业向规划产业区集中、新增产业在规划产业区落地，同时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扶持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就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更有效的平台，从而起到通过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要确保农业发展用地的持续利用，工业发展用地就必须由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宅基地）来解决。当前，进城就业农民之所以在乡村仍保留有宅基地，且大量闲置，形成空心村，除了前述的城市入籍方面和农村利益保障方面的制度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拟进城的农民缺乏多层次、最适宜的选择空间。具体说，就是大城市因生存成本高而使很多农民望而却步，县级以下小城市和城镇又缺乏规划其落脚的空间。如果加大县级以下的小城镇尤其是县城规划的力度，留足农民在此落户的空间，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无疑会加快农民进城的步伐，同时腾出大量的空闲宅基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于城镇特定空间，作为产业发展的聚集地。这样就起到了通过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发展的作用。（三）解决好耕地集中的问题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全国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有的中部省份更少，据计算，一个三口之家拥有不到0.2公顷的耕地。按目前农业仍以农户作为最基本生产单元的格局，每一单元的规模是非常小的，即使单位面积产量很高，一个农民家庭仅仅依靠种植业也难以获得足够的收入。这也是目前农村家庭普遍存在兼业现象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农业要走上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化道路，耕地向少数专业农户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或者说是绕不开的一道坎。但是，要促使耕地向少数农户集中，前提必须是有更多的农民家庭完全地离开土地，彻底地迁移到城市。不说更大规模，就以2公顷耕地为一现代化农业经营单元的基本规模，就必须有9/10的农户迁移到城市，并将其承包地转让给专业化农户。这就是说，只有城市化和农民大规模向城市迁徙，才能为农业现代化留下空间。这也是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因此，除了排除农村人口进城落户融入城市和解除其宅基地利益担忧之外，还必须有鼓励耕地转让的政策，推动耕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经营活动的专业化和农产品商品化。
② 案例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一些居民由于手中积累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回现社会主答义的根本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并使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机制，它的基本特点或内在要求，就在于通过运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和有效性来配置资源。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它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发展市场经济，而不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区分。市场经济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关系决定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有自身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为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独特的基本特征。
③ 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新型城镇化是当下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一判断是就其现实意义而言的。从长远看，新型城镇化的意义非常广泛，概括来说，它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途径。
自16世纪起，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主要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部分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转型，而且带动了其他国家的转型。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的转型，是19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中国人口最多，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社会
形态几乎始终未变的大国，而且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的，不仅内生动力不足，还时时出现抗拒的力量，所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最艰难和最
复杂的。
更特殊的是，中国没有为西方国家所裹挟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在起源于西方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帮助
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转型之路。经过最近60多年的探索，中国不仅没有照搬西方那一套，也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但许多重大问题还有待在社会转型的实践中逐步解决。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新型城镇化就将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就此而言，新型城镇化应当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
比如说，国家结构完成转型之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是什么样，目前还很难作出描述。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打破中国原有的金字塔结构，从资源向权力中
心集中的结构向资源均衡分布的结构转型。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国家结构就是中央集权体制，尤其是资源，始终是附着于权力的。但新型城镇化将使权力和资源之间
的关系形成新的规范，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核心和关键内容。
比如说，社会结构完成转型之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是什么样，也将取决于未来中国人的智慧。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打破资源随着权力集中的结构，而且
伴随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和消费主体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必将取代人们对权力和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关系，社会组织也将随之得到极
大发展，从而形成国家和社会之间新的平衡。
比如说，观念结构完成转型后，社会思想关系将是什么样，也需要探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表现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传统文化将以崭新的内
容和形式呈现在未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新型城镇化将携带工业文明和现代信息技术，去“化”掉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即传统农业文明，在工业化和农业现
代化的基础上，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无疑，十几亿人口的城镇化，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史诗，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必将涌现出如群星般璀璨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科
学家，他们将均匀分布在广大城乡，从而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和完成后的中国人提供精神动力和精神食粮，并塑造未来中国文化的崭新特质和巨大魅力。
由此而来，新型城镇化的规划需要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战略高度去制定和实施。
首先，必须更加注重发展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营经济。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以个人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效手段，也
是塑造独立人格的最有效手段，是建立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础。新型城镇化也需要国有经济的参与和推动，尤其是在起步阶段，政府推动的经济社会建设重大
项目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没有发达的民营经济，城镇化就不可能最终完成。
其次，更加注重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基层民主制度更必须表现为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没有十分具体细致的法制体系，新
型城镇化也是不可能的。无疑，完善的法律制度绝不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一定是社会公众对自身治理社会的方式的规范。因此，新型城镇化必须是居民自
己的城镇化，而不是长官意志的城镇化。
第三，更加注重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规划绝不能仅仅是经济建设规划，也绝不能以种种清规戒律去阻碍未来新文化的成长。如何在新型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布局，必须成为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重要内容。
④ 请谈谈市场经济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增长”到“发展”两个字的调整，体现了我们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要素结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迫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加丰富，既涵盖要素结构的变化，又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变化，也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求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又要求从通常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央历来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对增长与发展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调整需求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实践。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反映了客观规律，顺应了时代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实现以下“三个转变”：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调整和健全消费政策，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居民消费预期；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促进居民扩大即期消费。要拓宽服务性消费领域，不断开拓城乡消费市场，继续拓展住房、汽车、通信、旅游、文化和健身等热点消费。同时，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合理降低投资率。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发挥拉动增长的作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民仍然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村是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是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二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近些年来，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其次，要不失时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再次，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依托重大项目，集中组织攻关，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区域结构是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必须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方向，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纽带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格局。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高度重视并逐步缓解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促进各地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不足，转化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现实看，都到了必须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抓紧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要继续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大力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把节能减排作为重要抓手。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抓紧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节能、节水、节材机制。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必须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大的生机活力，建立健全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基础。一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税改革不断推进，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尚未调整到位，还不能满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实践表明，现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很难避免一些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加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进一步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采取有区别的经济政策，不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国民经济就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按照履行职责与提供资源相对称的原则，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围绕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财税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提高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深化税制改革，引导经济活动主体走科学发展的道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促进了现代化建设。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金融体制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日益显现，保障金融安全的任务相当繁重。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着力建设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要扩大资本市场规模，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深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改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及时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国家计划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要抓紧改革和完善规划体制，健全编制程序，完善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管理和实施机制，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统领，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衔接的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有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资本市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积极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不能反映资源利用和要素使用的真实成本，既不利于资源节约和保护，也不利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必须深化价格改革，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当前的重点是理顺水、电、油、气、土地等价格，深化资金、外汇等要素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要结合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行、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为重点，通过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法律约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健全并严格执行失信惩戒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规范水平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要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市场认可的行业协会和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在行业内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平等保护物权，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了公平竞争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始终保持并不断增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和活力。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着眼点，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对已经引入竞争机制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进一步分离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对其他有关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竞争性业务要放宽准入，对垄断性业务要实行国有法人为主的多元化持股。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是切实落实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重点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行业准入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引导和管理，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第三，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近些年来，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目前，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不断增加，对外开放进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双向流动的新阶段。国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经济利益互相交织，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国际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出口结构，重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合理进口国内短缺的技术、设备、资源等产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进一步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和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完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对外投资企业要遵守当地法律，参与公益事业，维护企业声誉和国家形象。要加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公平贸易政策，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努力形成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互利互补的关系。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⑤ 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农村转移有哪些意义
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原因，我国城镇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看，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势在必行。本文分析提出了未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思路和建议。城镇化进程发展缓慢对现代化的影响（一）城乡失衡。突出地表现在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村和农业。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农业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等各方面差距都还比较大，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还很严重。（二）产业失衡。长期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一直比较落后，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左右，低于国际上同收入组别国家近20个百分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缓慢。发展经济学指出，随着资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已越来越少，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转移到城镇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发展实践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性高于与第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最大推动力，城市化发展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三）地区失衡。我国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渐次落后，也与城镇化东中西呈阶梯分布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说，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凡是城镇化落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较落后；城镇化落后地区，由于区域经济缺乏带动经济增长的增长极，致使整个地区经济活力不足。（四）市场失衡。由于我国城镇化整体发展缓慢，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比较大，国内市场发展严重扭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大地带市场发展严重不均衡。2000年，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的42.6％，消费品市场比重高达60％；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却以全国57.4％的人口，只占有40％的国内消费市场。二是城乡市场发展严重不均衡。目前，8亿多农村居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38.9％，而不到全国人口40％的城镇人口却占据全国60％以上的消费品市场。（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城镇化水平低，承载着全国64％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8亿多农民还不能普遍享受良好的教育、文化、影视、医疗等方面的服务，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不甚协调。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应当既借鉴他国的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多途径地推进。（一）国际城镇化发展过程及特点。城镇化的国际经验证明：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形态的综合体现，它决不仅仅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整个社会基本形态由农业型社会向更高一级城市型社会的转型，是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城镇化水平必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综合考察美国、日本、韩国、墨西哥、巴西等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可以找出以下几个共同点：从发展过程看，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总体上都经历一个起步————快速发展————高位趋缓历程；在空间结构上，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从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到都市区、大都市区的发展过程；在区域结构上，呈现出某一个或几个地区优先发展、逐步推进的态势；在发展动力上，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两者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在发展进程上，发展中国家具有在较短时间内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后发优势。（二）我国城镇化发展目标。根据国际资料，1998年世界平均城市（镇）化水平为47％，1995年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5％。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农村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短缺以及人均经济实力、人均资源总量都远不及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长期目标应从我国国情出发，应略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大致界定在70％左右。在城镇化发展速度上，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发展是一个缓慢、加速、再减慢的过程。在城镇化水平达到30％左右后，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阶段。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为36.2％，正处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1978—2000年年均提高0.83个百分点，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仍将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如果前10年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再下一个10年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最后30年，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在2010年前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将接近45％，2020年前后将超过50％，2050年前后将达到70％左右，初步完成我国城镇化过程。（三）推进步骤及各步骤重点。争取用5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在战略步骤上大体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2020年前后，城镇化取得明显进展，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50％左右。这一时期的关键：一是加速农村小城镇建设，开放县城或县域首位城镇的“城门”，允许农村劳动力在县域范围内流动起来；二是完善大中小城市的城市功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第二步在2050年前后，基本完成城镇化，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这一时期的关键是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完善县城或县域首位城镇的城市功能，进一步强化小城镇建设。（四）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相关措施。一是更新思想观念。克服以往重工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经济的指导思想。摒弃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和等、靠、要的错误思想，为加快小城镇发展步伐创造条件。二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我国资源禀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应当调整工业发展战略，适时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机会。国家应当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为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创新制度。包括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关于户籍制度，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关于用工制度，应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和外地人口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坚持城乡统筹就业的改革方向，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关于土地使用制度，要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通过完善供给制约和需求引导相结合的供地机制，优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逐步健全土地市场机制，提高耕地占用成本，保护耕地。四是实行科学化的决策和分类指导。加强对城镇化发展的组织领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确定发展重点，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努力减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城镇化发展要根据建设资金的可能、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城市化发展内在规律进行，切不可贪大求快，造成资金和土地的浪费。五是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城镇化不但需要新建和改建大量城镇基础设施，而且还需要考虑城镇新居民基本生活和生产就业成本，这需要大量建设资金。城镇化建设资金的筹集，应当按照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承担原则，努力拓宽筹资渠道。国家应承担最基本的市政设施建设，对于一般性市政建设项目和基本生活、生产设施建设，如房屋、工厂、商场等，国家应当鼓励集体、个人投资，或利用资本市场筹措，凡是可能盈利的项目，都可以让企业按市场化原则经营。
⑥ 如何理解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逻辑，会不会造成更多
1,城镇化能够使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减少可以使农业生产方式集约化，机械化节省劳力的同时提高粮食产量。
2，城镇化可以使更多的人口融入工业和市场，未来30年内只要中国的城市化能提高25%，那么就有大约3亿的人口转为市民，那么将会提高经济容量200万亿左右（发改委的说的）。
3，只有城镇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才能够提高并赶上城市居民，可以减少贫富差距。
⑦ 推进城镇化带来的积极的经济影响
国内外发展的历史表明，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改善城乡经济结构，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有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推进城镇化有利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线。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经取得成效，但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仍比较突出。加快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城镇化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也符合这一规律。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和辐射作用，可以带动经济资源重组整合，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城镇经济规模的扩大，人口的适度增加，能够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促进二三产业发展。这样，就可以带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城镇是联结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城镇商贸、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重要支撑作用。城镇各类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以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可以有力带动农村种植业、养殖业、服务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改善农业种植结构、农村产业结构和农民就业结构；反过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为城镇经济的壮大和结构的调整奠定基础，促进城乡经济良性互动、一体化发展。
推进城镇化有利于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市场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推动力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势头，必须大力开拓市场、扩大需求、促进消费。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商品供给充裕。但由于绝大部分商品的供给已满足或超过市场需求，市场约束加大。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须继续坚持培育和扩大内需。在目前情况下，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之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扩大城市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有力拉动经济增长。当前农村消费水平低是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农村消费水平低，主要是农村增收渠道少，农民增收困难。如果城镇化发展了，农民收入来源增多了，农民就可以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消费水平，把农村潜在的市场变成现实的消费需求。因此，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必将进一步开拓城乡市场，扩大消费需求，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推进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农村人口多，人均农业资源水平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这是加快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把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就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城镇特别是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作为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就可以通过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领域和劳动力需求，提高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又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展农村就业空间。这就从农业外部和内部为优化农村就业结构，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新的途径。把有条件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这是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对农村人口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不断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才能全面加强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城镇教育资源相对丰富，文化教育设施比较完善，有开展文化教育的优势。城镇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农业科技的普及和应用，为广大农民学习科技文化知识提供有利条件。
⑧ 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特点是什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四）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21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
（五）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
（六）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
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
（七）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如表4所示，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只有2005~2006年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反常）。
（八）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⑨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
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情况介绍
在全省开展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活动，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已经列入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这项工作是我省现阶段实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抓手，由省建设厅牵头，各市具体实施。
一、开展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活动的背景
近年来，我省城镇化取得了较快发展，每年以1.5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去年达到了40.25%，与全国的水平（44.9%）不断缩小。但是，城镇的承载能力、辐射带动能力却明确不足，多数缺乏活力、实力、竞争力。特别是反映城镇面貌上，虽然纵向看取得了明显改善，但横向与先进省市相比，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改善生活条件的期盼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已经成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省委、政府审时度势，针对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以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为抓手推进城镇化进程，增强城镇的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一）对城镇化的一般理解
重要认识：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完成落后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跨越的必由之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改革开放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国外学者对中国城镇化一直比较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提高2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城乡人口转移和社会变迁的规模在世界上将是空前的。
联合国统计，2007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人类真正进入城市时代。
曲折历程：从全国范围看，十五大以前，城镇化进程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较大波动，客观上表现了一定的自发性，城镇化的概念大多限于理论界的讨论，缺乏政府主导的推动力量；从十五大到十六大，城镇化的概念逐渐在政府决策中得到认同并逐步深化，突出了其战略地位。
十五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
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国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第一次专门制订了《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
党的十六大（2002）则更为鲜明地提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至此，终结了“小城镇大战略”）
党十七大（2007）进一步提出，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至此，“大城市”和“城市群”成为主流认识）
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是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性现象。城镇化是在研究城市发展问题时提出的概念。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研究城市时，多次使用城镇化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解释，虽各有侧重但总体上是互相补充的。综合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一般将城镇化定义为：以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和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表征，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构成向城镇社会构成、人类聚居场所从农村空间形态向城镇空间形态的转化为本质的多元演进过程。（周一星、唐子来）
城镇化的这种演进过程，通常概括为三个“转”：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二是第一产业
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重要的因素就是农民工进城，将近有1.5亿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工已转化为城镇的暂住人口。这是我国城镇化成长发展的主流形式。农村劳力推动我国特色的城镇化、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大幅度的下降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依据我国的国情状况，近30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较为迅速，农业劳动力转化的规模也较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有利于扩大城市工业及服务业发展必需的市场需要，而且建立在农村发展基础上的小城镇发展，也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征，促进了大中城市与乡村小城镇相互协调发展的新道路的形式。
农业劳动力大批转移，缓解了城镇化滞后的状况。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随着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农民工大批进城务工，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5%左右，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已经得到有效的扭转，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基本适应。
我国城镇化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源的占有量低的局面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已上升提高了农业规模经营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得以调整，城镇化发展由此获得新的动力。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农业及农村的发展。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效应的激发下，我国农业生产获得空前发展，大批农业劳力转移到城镇，发展工业生产；农民进城打工，推动现代化城市的建设，提高了我国城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