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经济发展安全

㈠ 如何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论文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有守有攻”
面对当前世界市场失灵、全球治理机制“力不从心”的现实，中国如何才能为全球治理提供支持的“压舱石”？多名中国政经专家开出了自己的“中国方案”。
桑百川认为，中国应做好三件事：坚定维护多边体制的治理地位、推进G20机制化以及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他解释说：“‘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对外发出的倡议，更应该被建设成惠及各方共同发展的平台，愿意参与进来的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共商发展大计。”桑百川认为，中国在参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同时，更应积极主动地向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比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他说：“未来，我们应当向世界推出更多类似的平台，这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
徐洪才则认为，中国应充分利用好G20等多边机制和主场外交的优势。他指出，2017年G20峰会将在德国举行。作为前任主席国，中国可在相关议题的延续性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今年中国将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两大国际性会议，可进一步将中国的理念、元素、方案融入国际规则中，推动各方形成更多共识，扛起推动全球化的大旗。
赵萍建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策略应“有守有攻”，既关注全球，也注重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和本国利益的保护机制。她指出，对外，随着对外投资高速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多，如何保护企业和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应引起重视；对内，中国应利用好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市场换话语权。赵萍说：“如果能用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电子商务国的这一优势，中国今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角色时将增加一个筹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应着力于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两方面。他指出，在经济治理方面，考虑到特朗普上台、美国贸易保护色彩日趋浓厚，中国应坚持开放路线，坚持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在安全治理方面，中国应当沿“一带一路”拓展。他还指出，中国在向全球治理角色转变过程中应注意两大问题：一是军事和海外事务的卷入必须谨慎；二是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发展和完善不能过度，应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经济生活的活力。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则建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应激励自身完善好内功。他指出，在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规划实施过程中，都离不开人力资本的升级。中国应持续加大科研、教育投资，放松过度管制，并吸收全球人才为中国所用。

㈡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㈢ 全球治理分为哪几类

全球治理理论来是顺应世界多自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㈣ 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

1、扩大与深化的矛盾。

全球治理的治理边疆不断扩大，治理的效率却明显滞后。按领域分，它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安全治理；按区域分包括全球层面、区域层面、次区域层面、多边与双边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各种问题的治理；按建构顺序可分成既有治理领域、新建治理领域以及未来新公域的治理。

2、共治与分治的矛盾。

“共同治理”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合作化。随着美国、欧盟逐渐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较量激烈，大国矛盾上升，使“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分治”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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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健行方略

1、坚持长期目标指导下渐进实现短期目标

全球治理的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构成了全球治理目标体系。全球治理长期目标看似与短期目标割裂，实则二者统一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伦理。

从层级上看，全球治理长期目标高于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具有宏观指引性与不可操作性。短期目标具有灵活性、多样性且依据长期目标而定，是实现长期目标的阶段性成果。无论它以何种方式呈现都不能偏离长期目标的方向。

2、多维度破解全球治理主体间合作困境

利用正负激励和教化方式破除集体行动困境。可以通过提高未来行动对治理者的重要性来增加不合作成本，同时，制定奖惩机制对能够一直保持合作的治理者给予额外奖励，最大限度改变治理收益格局。

㈤ 全球治理的介绍

全球治理理论抄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㈥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提出的中国方案有哪些

中国方案坚持互利共赢，强调权利与责任的互动、对等和一致，强调共存共处、共同发展，强调求同存异、包容互鉴。中国方案植根中国土壤，是在中国实践的成功基础之上提出的，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参考。

中国方案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深受中华文化整体观、辩证观、义利观的启发，其所倡导的循序渐进、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等理念都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管控危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国方案从理论上系统全面地回应了国际社会的质疑，以整体和配套的理论和战略，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方向。

中国方案主张变恶性竞争为良性竞争，变强权理念为公平正义，这些治理理念对于推动国际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对于全球安全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远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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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框架内。

中国在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合作、热点问题解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新方案，在机制创新、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规划实施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中国智慧的深邃与博大，体现了中国方案对于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㈦ 什么是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一个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的术语，是指为了解决超出一国或一地区的某一问题，而由各国进行政治协商以共同解决的方式。

全球治理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因此这一概念有别于世界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在保留现有各国政府管理机制和力量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和协调，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包括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国政府所能及，因此，全球治理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㈧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使各国逐步趋近的一种状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不平衡的、螺旋式上升的。暂时的倒退与停滞都有可能。当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无法满足各国谋求更广阔市场的时候，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成为补充。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这种客观的趋势是每个民族国家难以把握的，它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效应:正效应或负效应。当一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获得的正效应小于负效应时，该国就会对经济全球化采取抵制或消极的态度，转而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

而大多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行对内开放、对外排斥的集体保护政策，这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一种不利的影响。然而，正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艰难，所以，如果没有区域经济一体化，许多国家走进世界市场、提高对外开放就会成为不可企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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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形成与发展成因

根本上是源于社会化大生产超出国界的限制，经济当事人在巨大的生产力面前越来越需要从国际上寻求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市场，从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从跨国公司到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各国在推动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方面逐渐取得共识；多边贸易体系从关贸总协定发展到世贸组织，各国越来越将政策朝着贸易和投资壁垒减少的方向改进。这些都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形成和发展。

㈨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那些重要变化

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在参与全球治理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建设者，再到引领者的三重身份转换。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中国真正地参与到了国际制度建设之中；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建设者；2000年以后，中国努力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引领者。G20峰会在杭州的圆满召开，体现了中国声音、中国责任、中国担当和中国主张，证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明显增加。
中国的角色转变建立在国际制度不断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陈岳将国际制度分为传统型、改良型和创新型三种。传统型是指二战以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国际制度，例如联合国体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良型国际制度指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对传统型制度进行过适当改革与调整的制度，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而目前的创新型国际制度则是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创新型的国际制度与原有国际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推动新国际制度的诞生，而中国在其中应当发挥引领、主导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合法性明显不足。当前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着眼于当前和长远的治理挑战，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创造性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