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发展历史

① 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自发展到现在就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却深深的震撼着世界,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之疯狂。

在最初，人们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获得最大的财富，而在早期，人们认为财富就是贵重的金银，而他们又直接来源于流通领域，所以经济学家们就得到了结论要保护流通领域，也就是要保护商业的发展。

这就似乎最初的重商主义，也是最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他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1)西方经济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研究内容：

商务印书馆《英汉证券投资词典》的解释为：看不见的手英语为“invisiblehand”。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应由政府干预，而应由整个社会需求进行选择。这种社会需求被认为是调节市场的“看不见的手”。

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经济学是15世纪经济学产生，18世纪经济学建立以来，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到目前为止认为是能够说明经济运行和国家调节的重要理论、概念、政策主张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综合和系统化形成的。其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

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和管理类专业必开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主要介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

②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经济思想史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1,经济思想史的概念
经济思想史是以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本身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
性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研究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济思想是经济思想家对客观经济世界认知的理论观点.
2,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基本任务
以经济思想本身为研究对象
基本任务:通过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思想渊源揭示经济思
想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3,经济思想史在经济科学领域中的地位
(1)经济思想史随着经济理论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
独立的科学之后逐步形成了.
(2)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影响乃至统治着现在的经济思想.
(3)学习经济思想史有利于创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
(4)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介绍的主要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基本赞成的东西,
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结构,但对于经济学家之间对于相同问题的不同看法涉
及不多.仅仅知道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体系和结构,仅仅了解有关的共识是不够的.必须进一
步了解:
对于一些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还存在着哪些不同的看法
这些不同看法有没有道理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看法
应当怎样把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共识和不同看法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知识时,要注意哪些条件和环境
二,如何认识经济思想和理论
1,经济思想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1)相对主义——用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的力量来解释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但是却忽视了经济思想(理论)本身的发展逻辑线索.
(2)绝对主义——强调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经济学专业研究工作自身进展的结果,但却
把经济范畴变成超历史,超社会的东西.
1
(3)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是相一致的,历史从哪里开
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4)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济问题,并产生相应
的经济思想.
2,范式的不同经济学家的认识会出现不一致
(1)范式被用来描述作为一种科学的核心构成,即为某些"科学家共同体"所普遍接
受的思维定式,亦即共同接受的信仰,目标,基本假设和方式.即"一系列公认的科学成就,
它们能在一个时期为实践者们提供典型的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法".
范式是我们对世界的基本观察,用马克思的语言说就是一种世界观.观察家将以这样一
种世界观来说明和揭示世界,形成共同的语言和组成不同的派别.由于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不同,导致了经济思想的不同范式.
(2)实证判断与价值判断
实证判断是关于客观事物是什么的判断,只能诉诸于事实来判定真伪;
价值判断是关于做出这些判断的人的意向状态的陈述,他希望事物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这种判断不能被证伪.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往往遇到研究对象与切身利益搅合在一起.

③ 美国经济发展史

一）反托拉斯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后，美国出现的第一次政府干预是共和党西奥多-罗斯福的反托拉斯，西奥多有“托拉斯轰炸机”的称号。
谨小慎微的塔夫托几乎无所作为，最后和西奥多-罗斯福分道扬镳；
民主党的威尔逊继续高举共和党人西奥多的旗帜，反对托拉斯，制定了著名的著名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
以上是第一阶段的国家干预。

（二）自由放任

1921年，共和党人哈定入主白宫，揭开了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时代。哈定对威尔逊的政策非常不满，主张“回复常态”，是自由放任再次兴起。柯立芝信奉“只要政府什么事都不做，80%的问题就会自然解决”。胡佛极力主张放任自由，他自己也是个人奋斗的成功典范。三任总统自由放任的结果是，给美国带来了30年代的大萧条！！！“胡佛”这个词从英雄的代名词变成了骂人的前缀。胡佛任期结束时的1933年的GDP（414亿）大约下降到了1929年（868亿）的50%。

（三）罗斯福新政

1934年民主党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实行了“新政”，对经济实行强力的国家干预，首先挽救银行，然后开展农业复兴和工业复兴，制定了旨在保护穷人和劳动者的瓦格纳法、社会保障法，开展大规模救助，联邦政府兴办公共事业等。罗斯福的新政，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了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可行途径，也就是大力发展非法西斯主义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开展“公平施政”，在经济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政策。前后2人5届20年，这是第二阶段的政府强力干预。

（五）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

1953年，共和党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们担心新政以来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无异于“滑向了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极力试图回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状态），但美国的现实情况最终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了新政以来民主党政府的社会经济改革，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胡佛时代的新共和党路线——一条中间路线。5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丰裕社会”的“另一个美国”现象，社会两极分化仍然严重，贫穷仍没有消除。5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黄金外流，受到苏联的严重挑战，黑人运动高涨。

（六）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1961年，民主党肯尼迪入主白宫。在经济政策上，继续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以减税为主的长期财政赤字政策，同时实行双重利率的廉价货币政策，以及在和平时期对工资和物价的非强制性管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干预，以适应社会会发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国家”设计的范围迅速扩大。鉴于黑人运动来势迅猛，国会通过了3大民权立法，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肯尼迪发起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使美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是第三次政府干预，也是政府干预的最高潮。

（七）反对新政传统的初步尝试

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它最初尝试走一条完全不同于新政的保守主义路线，试图对经济、社会福利和政府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在经济政策上，他几度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社会福利上，他削减“伟大社会”项目，并提出取代联邦社会救济的家庭援助计划；在政府关系上主张改变权力集中于华盛顿的流向，实行所谓的新联邦主义；在民权问题上阻挠以校车接送学童方式消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
这些政策的实施，到了1970年，工业生产回升乏力，失业率高达5.9%。这一切使尼克松不得不采取“姑且一试”的国家干预措施。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开宣布，他要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
尼克松任内几次想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每次都不得不走回到国家干预的道路上来。

④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 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萌芽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 “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2.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3.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雏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4. 新古典经济学 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该学派没有明确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一般认为其宏观经济学观点是：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除马歇尔外，早期还有英国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则有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属于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属于奥国学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维塞尔（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属于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属于美国学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⑤ 西方经济学的历史

西方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可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阶段：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西尼尔、穆勒、马尔萨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以斯密为代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上的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他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代表性的教科书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流行了20年。
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从 19 世纪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包括英国经济学家杰文史、马歇尔，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被说成是经济学上的第二次革命，他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是其代表性的教科书。20世纪初期，张伯伦、罗宾逊和维克赛尔推翻了正统经济学的三个假定前提，即排除了垄断的完全竞争、排除了经济危机的充分就业以及把货币因素置于从属地位的实物经济，从而促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从混沌大一统状态中裂变而出。
现代经济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其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当代经济学的产生，该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们称着改变世界历史的四大著作；而萨缪尔森的1948年开始发行的《经济学》至今已出第十六版，是第三本好教科书。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在应对新自由主义学派尤其是其中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批评的过程中，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阿克洛夫和曼昆等人吸收了论战对方的研究方法，维护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观点，由此促成新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因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两大学派并驾齐驱的局面。这两大学派同属主流经济学，采用的分析方法是相同的，并且都主张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以理性与自利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也都坚持理性预期理论。两者的区别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从市场出清出发，得出市场机制稳定和政策无效的结论，而新凯恩斯主义从工资与物价的刚性出发，认为市场不能出清，因此经济政策是有效的。

⑥ 欧洲经济发展历史

欧盟经济正处在大变革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中，欧盟已经取得重要成绩，但也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今后一、二十年，将是欧盟社会经济发生巨变的时期。变革中的欧洲经济需要正确的评估。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欧盟经济发展态势
从短期看，进入21世纪后，由于受美国经济衰退等影响，2002年欧盟经济估计只增1%不到。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欧洲维持上世纪90年代平均2%左右的增长速度，问题并不大。今后十年，欧洲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不大，但美欧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将缩小。
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稳。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今后，在个别年份，上述个别指标可能会突破。欧盟东扩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可能性更会增大。但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大致会维持平稳的增长。21世纪，欧洲是世界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关于统一市场建设
迄今为止，欧盟在统一市场建设方面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欧盟基本上建成了统一的内部市场。1999年1月1日欧元问世和2002年2月欧元进入流通领域，使一体化进程得到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欧盟统一市场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欧盟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全面形成。
1958年欧共体成立后，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它的主要精力放在关税同盟的建设和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上。到20世纪80年代中，欧共体在这两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它仍然是12个独立存在的、分割的市场。
1985年6月，欧共体通过了《完成内部市场》的白皮书，制定了1992年底完成统一内部市场的计划。同年12月，欧洲理事会又拟定《统一欧洲文件》，把1992年完成建设统一市场目标，以修改和补充罗马条约的形式写进了罗马条约，使统一市场的建设获得了法律上和组织上的保证。欧共体还制定286项立法，通过立法形式来消除阻碍货物、人员、劳务、资本在12国间自由流通的各种非关税壁垒。截止1992年底，这些立法已有95%获得通过，其中85%已转为成员国的立法。（注：伍贻康、周建平主编：《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比较》，1994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06页。）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宣布1993年1月1日建成统一的内部市场，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随着欧共体发展成欧盟，特别是统一货币欧元的问世和正式进入流通领域，标志着欧盟在建设统一的内部市场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
但是，欧盟全面的统一市场并未建立。
其一，欧委会2001年4月17日发表专门报告，对15个成员国按统一市场目标改革市场机制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在可量化的36个项目中，仅有20项，即占55%的项目能在2001年6月前按预计的时间完成。（注：转引自裘元伦：《欧元的前景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2001-2002年世界经济年鉴》。）另据欧盟有关机构统计，在欧盟1339条“统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未成为成员国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
其二，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做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
其三，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注：郑秉文主编：《2001-2002年欧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页。）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
其四，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劳工要能充分自由流动必须无论到哪国工作，都能与该国劳工享受同等的权利及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目前，在欧盟内部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
其五，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远未统一。2002年6月笔者在布鲁塞尔访问时，欧盟的学者曾出示一本厚厚的有关欧盟怎样实施利润税的新书，书中提出了各种有关未来统一利润税的实施方案，并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真正统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最终形成。
现在看来，欧洲建立统一市场的过程远比原先设想的复杂。统一市场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建成的，它也不是哪一天宣布建成就建成了。这是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欧洲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的。
三、欧元的作用
1999年1月1日欧元问世之初，人们预料，欧元很快将挑战美元，从而结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但之后，欧元对美元汇率一直走低。这时人们又对欧元问世的作用及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提出各种各样的怀疑。这些意见都有失偏颇。
欧元问世和进入流通领域对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特别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它使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2001年，用欧元结算的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15%左右，欧元占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比重超过12%。2001年第一季度，欧元对美元的比价虽然处于低位，但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额中，欧元债券约占47%，超过美元债券所占比重。这是在欧元问世前，任何欧洲国家货币都无法做到的。
但推出欧元首先并不是为了同美元争夺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而是为了欧洲一体化的内在需要。因此，评判欧元成败得失，不应首先看它对美元的汇价是上升还是下降，而要看它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了欧洲统一市场的建设。欧元问世和进入流通领域巩固了统一市场的建设，增强和提高了欧洲市场的统一性质和程度。它也有助于建立统一的欧洲金融市场；
增强了居民对欧洲统一的认同感。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就是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欧洲公众普遍认为：“欧元让我们深感自己是个欧洲人。”这种认同感对于进一步促进欧洲的一体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消除了欧元区各国之间的汇率风险，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
进一步促进了欧元区国家物价的趋同，加强了欧盟内部的公平竞争。欧元区国家的商品使用欧元统一标价后，消费者可对区内12国的商品价格直接进行比较，这既会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又有助于各国商品价格的逐步趋同，有利于在欧盟各国间进行公开和公平的竞争；
促进了欧元区国家旅游业的发展，节省了大量的货币兑换费用。
欧元问世和投入流通对欧盟经济的上述作用，从本质上看，并不受欧元对美元汇率变动的影响。无论欧元对美元是升值还是贬值，欧元问世对欧盟经济的上述作用都继续存在。欧元问世后，它对美元的比价一度曾步步下跌，但欧盟内部却相当平静。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因为欧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而有明显变化。1999-2001年，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最低时曾跌到1欧元兑换0.82美元的水平，但它并没有改变欧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之一的地位。何况欧元对美元的比价并不是一直走低，2002年即呈升势，1欧元兑换1个多美元。用欧元结算的对外贸易额，总的说来，还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迄今为止，欧元问世并不久。它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欧元挑战美元只是时间的问题。过多地强调欧元对美元汇率的升降，或完全以此为标准来评价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四、欧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欧盟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一点，就是增速不高，活力不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1.社会经济体制在强调公正和公平的同时，对效率注意不够
欧盟各成员国中，德国一直被认为是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制度视为核心和支柱。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人艾哈德强调，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内在的要求”。（注：参阅顾俊礼：《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维·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路·艾哈德基金会出版，第二章。）与此同时，社会市场经济又强调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和“社会”予以同等的重视，强调用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平衡自由竞争和按资分配带来的社会不公平。1997年6月16日，欧盟15国首脑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特别将实现“就业与公民权利作为欧洲联盟的核心任务”，认为这是欧盟的“基本宗旨”之一。（注：参阅杨伟国：《欧元生成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8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社会福利措施过多、福利负担过重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欧盟的社会福利费用占GDP的比重平均高达28%，其中1999年德国为33.7%，1998年瑞典为33.3%，法国为30.5%，丹麦为30%。（注：转引自裘元伦：《欧洲的改革：理论解析与实际进展》，2002年2月。）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过去20年，法国5个人工作养活一个人，现在是一个人工作要养活2-3个人。人们一旦失业，初期得到的补贴和工作时得到的相差无几。一年之后也还能得到工资的60%。全法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可以享受廉租住宅补贴。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劳动反而比劳动能得到更多的收入。”结果如同英国首相布莱尔所说，他们“只知道从福利国家领钱，而对他所处的社会却毫无责任心”。
2.宏观调控不力
货币政策是欧盟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欧盟强调，货币政策“不应为短期经济目标服务”，而要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这也是欧洲央行坚持的政策方向。根据“马约”的规定，欧央行是一个独立于欧盟其他机构和各成员国政府的独立机构，其人事任免、运营操作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目标是维持成员国“物价的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
应当说，迄今为止，欧盟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机制是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这种状况必然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欧盟对经济的调控，目标首先是为成员国经济达到一个入盟的共同标准服务，否则便难以把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宏观经济政策各不相同的各成员国纳入到欧洲联盟中来。这时如果去强调增长速度，必然会使成员国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为欧盟的建立平添更多困难。因此，各成员国必然要压缩财政支出，限制财政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起的杠杆作用。从长期看，从根本上看，稳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但从短时期看，对稳定的严格要求会制约对经济的投入，限制增长速度的提高。二是调控的效率不高。欧盟层面的宏观调控同各成员国不同的利益要求之间的矛盾，使成员国常常不去执行欧盟的有关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调控的效率，最终影响经济的增长。2002年7月2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说：“目前欧盟的经济制度存在漏洞”，“即使欧委会通过财长会议做出的决议，也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他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注：新华社柏林2002年7月20日电。）
3.科技投入不足，内部的科研合作亟待加强
欧盟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二者在科技投入和科研合作方面的差距造成的。欧盟委员会负责科研的委员菲·比斯坎指出，欧盟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美国和日本。欧盟各成员国对科研的平均投入只占GDP的1.8%，而美国和日本的科研投入已分别占GDP的2.8%和2.9%。欧洲科技界流行一种说法，法国科学家从巴黎到德国慕尼黑的实验室去工作，比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工作更为困难。如何联合和集中整个欧盟的科研力量，进一步加强对科研的重视程度是摆在欧盟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注：新华社巴黎2000年2月26日电。）
4.劳动市场僵化既影响雇主，又影响雇员的积极性
欧盟各国普遍存在比较强大的工会组织。雇主一旦聘用了一个工人，很难轻易解雇他。员工的工资一般是由工会和雇主协会通过“自主谈判”决定的，政府不予干预。因此，雇主在雇用人时非常慎重，这就影响了就业机会的增加。雇员一旦受雇，不太担心被解雇，影响了积极性的发挥。
5.德国为“统一”付出很大代价，削弱了欧盟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
德国每年为东部地区的重建付出的开支占GDP的5%。德国经济部的克劳斯教授认为，今后10-15年时间内，德国仍要为消化西部地区付出沉重代价。目前德国东部地区的年轻人在大批地向西部地区流动，结果东部地区“人空为患”，西部地区就业形势却变得格外严峻。在欧盟其他成员国中也存在形式不同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这是欧盟失业问题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6.统一内部市场的建设既有利于出口，又有影响竞争力提高的另一面
欧洲统一市场的建设为各成员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内部市场，从而有利于欧盟经济的增长，但长期地过分依赖地区内部市场，又限制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7.政府对企业约束过多，影响企业积极性的发挥
欧洲国家是以高福利和高税收著称的。高税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居民个人征收的税收税种多，税率高。如2000年底，法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高达54%。二是企业的税负重。如上世纪末，法国的企业税达37%，意大利为41.3%。（注：转引自裘元伦：《欧洲的改革：理论解析与实际进展》，2002年2月。）税负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
五、欧盟未来改革问题
20世纪后半期，欧洲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进行了一体化建设。21世纪上半期，欧洲面临三件大事：东扩、深化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建设以及内部改革。三者之中，内部改革是基础。
从目前情况看，欧盟的改革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这场改革是由上而下推动和进行的，核心是要解决欧盟体制缺乏活力的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在一体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它始终没有解决欧洲社会惰性大，体制缺乏活力的问题。它使欧洲在新的世纪里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正是这些困难和问题迫使欧盟把内部改革问题进一步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2000年，欧盟在里斯本召开首脑会议，制定了欧盟的社会经济发展远景规划。2001年3月，欧盟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特别首脑会议，讨论如何落实里斯本会议制定的远景规划。会议认为，为了落实里斯本会议定下的战略目标，欧盟在现阶段必须在就业、经济改革、科研和技术创新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等4个方面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这些问题涉及欧盟必须进一步建立或改善一系列有关的制度、标准、机构、法律和政策，并传递和落实到各成员国。为了进一步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欧盟在1999年召开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已经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2000年里斯本首脑会议又制定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要求各国逐项加以实施。
第二，改革的覆盖面很广。这是一场全面性质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改革。
欧委会主席普罗迪在解释欧委会提交给2001年3月斯德哥尔摩首脑会议的建议文件时说，尽管欧洲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在欧盟范围内仍有1400万人没有工作；尽管共同市场已存在许多年，但电信、能源、运输、邮政和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的统一市场仍远未形成；尽管欧盟的高新技术投入已较前有较大增长，但与美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成员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贫困和发展失衡现象仍在欧盟范围内继续存在。斯德哥尔摩特别首脑会议确认，要解决这些问题，欧盟必须在全方位开放劳动力市场等十个方面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既涉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涉及社会问题的改革；既涉及生产领域的改革，又涉及服务和金融等部门的改革，既涉及宏观层面的问题，又涉及企业层面的许多问题。这是一场带有全面性质的改革。21世纪，欧盟企业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把尚剩的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在于放松政府对私有大中型企业的限制和约束，鼓励企业去建立各种激励机制，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第三，改革的幅度较大，涉及了一些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
比如在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方面，欧盟有些国家，除法定养老金外，开始重视建立私人补充养老金。在农业问题上，2002年7月10日通过的改革方案，被称为是一项“彻底”的改革计划。多少年来，欧共体的农民一直是按农业产量领取补贴的。改革后将停止这一做法，改而采取固定的补贴额，农民享受的直接补贴将和农业产量脱钩。
六、关于欧盟的发展前景
欧洲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一种既非美国式的，又非传统欧洲模式的资本主义。
欧洲的资本主义历来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以别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欧洲在改革，但不会根本放弃欧洲的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模式。这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历史上，欧洲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故乡和发源地。二战前的一段时间内，欧洲面临纳粹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夹击。二战后初期，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曾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构成现实的威胁，“人民资本主义”等思潮在欧洲一度被广泛传播。社会民主党在欧洲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些都是欧洲不同于美国的地方。欧洲要改革，目的是革除欧洲社会和经济体制中缺乏朝气和竞争力的一面，而不是照搬美国的社会经济模式，全盘接受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就拿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来说，欧洲也不是要摒弃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部分，而是要杜绝滥用，消除过度的社会福利负担，让“那些不尽其力、不尽其责的人……丧失他原来享有的社会团结，即国家资助的权利”。欧洲的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需要一个长的过程。同一体化一样，改革会取得成功，但进程是曲折的。困难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改革越深入，越要求各成员国向欧盟转移更多的国家主权和更多地触及各成员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引起更多的矛盾和利益的碰撞。二是这样的改革是一种巨大的创新，在历史上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任何重要失误都会带来严重后果。三是欧盟正处在扩大的过程中。2002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决定接纳10个新成员国，这10个候选国业已完成入盟申请程序，并将于2004年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新成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加参差不齐。他们目前的总体水平还不如入盟前意大利等“南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东扩将给欧盟带来新的困难。但东扩势在必行。预计今后10年内，欧盟将拥有27至28个成员国，届时欧盟的土地面积将达400万平方公里，人口5亿多，GDP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改写欧洲的政治版图，并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⑦ 美国经济发展史大概是怎样的

1607到1753年是属于殖民期，经济很不发达；1754到1783年是美国的独立运动时期，当时经过了波士顿茶事件、列克星敦枪声后，美国成为独立国家，经济开始独立。

1850到1869年美国南北战争，此时美国北部属于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迅速，南部还是奴隶制庄园管理，经济相对落后许多，统一全国后，经济步入一体化。

1870到1929改革时期，其中一战后经历了柯立芝繁荣，1929到1932经济危机，1933开始罗斯福新政，此后至二战一直处于复苏阶段。

二战后美国经济一跃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龙头老大，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现在美国经济地位不变，却因西欧一体化和日本崛起，世界经济开始有了多级分化。

(7)西方经济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石油危机

美国和苏联的冷战至这段时期仍未停止。其间美国和苏联展开了一连串的太空竞赛，苏联派出了世界首个太空人加加林上太空，而美国则派太空人首次登陆月球。

七十年代越南爆发战争，北越与南越开战，美国为阻止苏联和共产势力扩张，毅

美国参与的越战中的画面。

然介入越战。其间美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最终北越统一了越南，美国的企图未能实现。

70年代初期，由于能源危机而导致的经济萧条是历来最严重的一次。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一度复苏。但到70年代未期，又出现通货膨胀。

1973年10月以色列与中东一系列国家关系恶化，触发中东战争。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打击对手的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原油价格曾从1973年的每桶不到3美元涨到超过13美元，1974年美国还要派发汽油定量配给票。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

原油价格暴涨，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据估计，美国GDP增长在这段期间就下降了4.7%。

过了数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而后伊朗和伊拉克开战，原油日产量锐减，国际油市价格飙升，每桶原油的价格从14美元涨到了35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引起了西方工业国的经济衰退，据估计，美国GDP大概下降了3%。

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全国举行各项庆祝活动。美国在冷战中最终拖垮苏联。1981年4月12日，美国成功发射了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将人类又带入另一个太空新纪元。

⑧ 西方商品经济发展史

1. 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萌芽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 “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2.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3.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雏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4. 新古典经济学 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该学派没有明确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一般认为其宏观经济学观点是：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除马歇尔外，早期还有英国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则有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属于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属于奥国学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维塞尔（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属于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属于美国学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参考资料：http://ke..com/view/107998.htm?fr=ala0_1#4

⑨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