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加快社会阶层流动

① 科举制度真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吗

科举制度真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科举制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造成封建社会的人才流动”。有一些平民通过科举考试可以上升为统治者；另一些官宦子弟却因科举失利而沦为平民。科举制度推动了不同等级成员之间的流动，为历代统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臣僚百官，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1)经济发展加快社会阶层流动扩展阅读：

科举制度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

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② 结合现实，谈谈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

中国社会流动的可能趋势有三种： 第一，在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为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第二，受到制度、政策改革不及时、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形”。第三，由于制度、政策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性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最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的畸形社会形态，一种瘦弱无力的社会骨架，根本无法支撑现代化发展。那么，如何促进社会流动合理化，使社会阶层结构逐步成长为一颗美丽饱满的“橄榄”，而不是退化为畸形的“蜡烛台”？陆学艺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第一，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缩小农民阶层。第二，通过政策和制度建设，鼓励社会成员奋发努力，发挥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的作用。加快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向橄榄形转化。第三，实行社会流动和社会评价中的绩效原则，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并实施有力的监督机制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

③ 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流动得特点

1．农民阶级的分化拉开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序幕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同时政府更加注意保障农民权益，农民可以更加自主的分配生产和扩大流动范围，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首选渠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数据表明，2010 年中国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4 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有60%。庞大的农民阶级迅速分化成了农村基层管理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阶层等若干个阶层；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明显减少，但原有的城乡和贫富差距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同阶层和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显现。
2．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加速了工人从公有制企业向非公有制企业流动的进程，工人阶级散射状分化明显，工人由此分化成各种所有制企业员工包括：私营企业职工、公有制企业职工、外资企业工人和农民工等阶层。但是，不同地区和行业工人的收入差距很不均衡；工人阶层队伍数量发展壮大，质量明显提高。由于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支持，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工人的技能素质不断提高，专业技术人员不断增加，我国的工人阶级也开始由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出现了各种科学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等社会阶层。
3．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
知识分子数量迅速增加，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知识分子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自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国家一直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当作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每年培养了大批具有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然而多数知识人才收入水平偏低，社会急需的专业型人才匮乏。由于高校扩招等原因，导致大学生群体每年以成倍数量递增，已经严重超过市场就业岗位的需求，然而多数大学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致使大学生群体就业困难成为了国家的棘手难题。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专业技术人才却严重短缺。因此，国家需要不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以不断适应市场人才资源配置要求，建立健全人才的培养和开发科学机制。

④ 如何打破利益固化，实现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

1、改革基抄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袭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关系以及国企内部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2、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3、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新国九条)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

4、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5、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在着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既要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要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⑤ 如何打破利益固化，实现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

201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如今这篇文章再次被媒体引用，11月3日的《广州日报》继续对阶层固化现象表示忧虑。

当前，高房价、就业难、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正在加剧。一些底层民众经济上贫困，“先天不足”使他们拼不过资本、拼不过权力、拼不过“关系”、拼不过声望，他们勤劳却不富有，他们有理想却没机会，他们渴望认同却屡屡碰壁。从户籍制度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潜规则，到升学就业买房，到处都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横亘在他们面前，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上升的通道几乎被堵塞，他们被固化在社会底层。

然而，位于上层的利益既得者在权力和财产权上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后代承袭着权力和财富。“官者”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多的就业机会，“富者”可以通过财富的传递，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当前，社会的分层已经是客观的现实。

分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的固化。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希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活力、充满希望。而现在，底层民众的希望几乎破灭，路是越走越窄，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相当危险的。

如果社会阶层继续固化就会带来两大恶果，一是整个社会流动陷入僵化，长久下去这个社会将失去生机和活力甚至出现断裂。二是对立情绪日益激化，如果矛盾不能及时有效的化解，社会关系随时可能擦出火花。

其实，无论那个阶层的人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他在接受市场资源配置时，就应该要体现现代市场的平等、公平、竞争和开放性的特点。显然，社会阶层固化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这样下去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个民主开放的健康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应该命中注定要在祖辈的身份和影子中继承其角色，定位终生。

“阶层固化”的社会是一潭死水，当底层民众失去改变命运的希望，当富裕被垄断，贫困被世袭， 社会情绪的对立与仇视就难以调和，社会的稳定便难以维持。因此，打破阶层固化，捍卫公平正义势在必行，也是当务之急。

⑥ 如何通过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

有关寒门子弟可能远离一线大学、教育不公或许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的讨论，近期再次引发了学界对“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层固化’”的关注。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筛选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同社会的公正公平相关？ “阶层固化”折射改革尚不彻底 马西恒 近年来，“阶层固化”趋向成为引发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受阻，个人的后天努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构成趋于稳定，社会不平等结构被原样复制。从学理上说，阶层固化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其普遍性如何，还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来证明。社会的阶层结构一旦固化，公平正义势必遭受损害，社会的发展活力与秩序和谐将面临挑战。因此，我们不能不追问，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公众对阶层固化的感受？笔者认为，在表层，这与全球金融危机、房价畸高等因素增加了中低阶层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一些“官二代”、“富二代”的不当行为导致社会阶层冲突增加有关，而在深层，这更与当前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与不彻底的体制改革发生激烈碰撞紧密相关。阶层固化至少是一些体制性因素导致的客观存在。 首先，市场引致的财富分化进入代际传承期，相应的调节措施却尚未建立。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一个竞争时代，市场竞争优化了资源配置，激发了发展活力，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这个过程既促进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带来庞大的阶层流动机会增量，从而打破了原来的阶层边界，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共同受益。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快速分化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人们基于经济收入形成了新的阶层位次，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位居全球前列，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远远超出0.45。也恰恰是这30年，中国社会已基本完成创业阶段的财富积累，由收入分化带来的经济分层开始进入代际传承的新阶段。新一代的阶层流动需要起点公平，但我们用以调节收入分配的所得税制度尚不完善，可为底层群体发展提供助力的资源基础极为薄弱。由此，上一代形成的收入差距逐渐转化为新一代社会起步的不同起点，相对于贫困家庭的子弟，先富人群的子女先天拥有财富上的优势，并逐渐转化为教育、职业等社会优势，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受到挤压。 其次，社会体制中的身份弹性趋近极限，农民工继续发展面临“天花板”。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体制依据家庭背景界定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进而决定个人阶层地位，由此形成了农民、工人、干部等相对固化的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之后，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和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打破了原有的阶层边界，促进了不同阶层成员的自主流动。在城市，工人和干部之间的身份差别明显淡化。在农村，大批农民得以进厂、进城。相对于原来静态、刚性的身份制，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工人、农民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大大增加，2亿多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农民工”，其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应该看到，体制内的工人与干部身份并未完全打破，户籍制度和依据户籍人口分配社会福利的传统体制仍然维持，农民的地位改变其实只是农民内部分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2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也难以在流入地获得公共服务。这表明，原来的身份制只是因市场经济发育而增加了弹性，而真正的藩篱仍然存在。随着二代农民工的生成，农民在城市难以扎根的事实被明确感知，社会体制弹性空间的极限也就浮现出来。 第三，多元社会的资源配置缺乏公平博弈，中低阶层难免遭遇“社会排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生存需求，社会成员的发展性需求开始得到释放。市场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弹性带来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一个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已经形成，而多元主体的继续发展都需要教育、医疗、就业与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支持，需要公共资源真正实现对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公平覆盖，这又无疑呼唤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平博弈。但是这样的机制和平台却迟迟未能建立，导致一部分人群在事关自身利益的资源配置中面临“权利缺位”。农民对乡村教育资源配置有何具体需求、对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如何期待，流动人口对住房问题的解决有何意见，似乎缺乏关注。如此，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难以真正得到落实。于是，公共资源配置就向优势阶层、优势地区倾斜，中低阶层遭遇的“社会排斥”就不断出现，对其实现向上流动至关重要的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就一再成为问题。 第四，公共权力运行的约束机制依然匮乏，某些优势阶层通过寻租市场形成结盟。我们说改革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其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权利分配的大调整，相对应的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改革和重新建构。

⑦ 与美国教育相比，中国的教育在促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方面，是更公平还是不公平

各有各的问题：美国教育公平主要受到资金欠缺影响，中国则受到教育资源配置失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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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
【摘 要】以美国和中国为考察对象，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进行现象学分析，探讨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的解释取向，并分析影响二者关系的具体因素，以促进社会阶层的公平流动。

【关键词】教育 社会阶层流动 关系

社会分层研究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研究源于社会学家对社会差异现象的关注。如果将社会分层看成是一种静态结构的社会现象，那么与之对应的动态结构则必然要归属于社会阶层流动。正因为社会阶层流动，才不断地形成不同的社会层级。然而，自工业社会建立时起，教育系统便参与到劳动领域中人员的筛选、培训中，与成人的职业、经济、地位、社会流动密切相关，从中可以看到教育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的现象学分析——以美国和中国为考察对象
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率是衡量现代社会开放性的主要指标，社会流动率越高，社会开放性程度也就越高。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大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同分享着社会开放带来的良果。但是作为分属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都有着特殊性的国度，其社会开放、社会阶层流动以及教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有着各自的特殊性。因此，在本文中以美国和中国作为考察对象来对教育影响社会阶层流动做现象学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美国
社会流动是个体在社会中两个不同阶层间转移的现象。美国素来被称为“机会之地”。人们在不依赖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也可以在遵守社会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努力在经济及社会地位上提升自己，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在美国，不同的职业经济收入迥异，以经济收入为单一标准，可分为五大社会阶层：上等阶层，以在政治上活跃为主要特点；中上阶层，以普遍高学历为主要特点；中下阶层，以作为社会主体、流动率最高为主要特点；工人阶层，以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安全性低为主要特点；低等阶层，以无家可归、靠福利生活为主要特点。
美国自“二战”以来，就一直在教育上力图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保护弱势群体，为其克服先赋不足、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创造条件，重点体现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儿童教育发展“先行计划”的颁布和实施上。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提到为退伍军人进入大学深造提供学费补贴，保证并促进教育公平，这一法案实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的机会向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敞开，大量少数族裔及贫穷白人的退伍军人受益于这一法案，在高等教育或专业技术培训的机会下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级专业人才，如工程师、教授等。他们不仅为美国的战后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而受益于“先行计划”的儿童，在学前班的智力测验中表现突出，在初等学校的算术、阅读的测验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后，表现出更强的自尊心和职业抱负，这些无疑促进了美国低层阶级向上层社会的流动。
但是，近年来，为美国社会流动机制保驾护航的教育体系出了问题，使得社会流动受到破坏。由于国内条件的变化，主要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先行计划”受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资金缺口，无力再有针对性地为低层次家庭孩子服务。同时，曾作为社会正义推动力的大学，其公平性却在市场经济面前遭到了侵蚀。高昂的学费使得低层次家庭对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更多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孩子尽早地结束了学业，担负起赚钱养家的责任。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个人职业与其所受教育密不可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职业以及社会阶层将起到直接的决定作用。
（二）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因而，在谈及中国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时，必定免不了和古老中国的文化发生联系。自古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一系列古人对教育与社会阶层定位的定论。又有“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等教育与职业倾向以及职业与社会层级地位的定论。不难看出，它们都与“学”即教育发生着联系。所以在中国，受教育程度对社会阶层流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社会分层体系以及社会成员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教育促进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层面，首先，作为个体获得技术资源及文化资源的主要手段，与其他手段相比，教育有更强的公平性。其次，获得教育资源的途径是接受中高等层次的教育，与获取经济、组织资源相比更加容易。再次，文化、经济资源之间越来越大的相关性使得教育能够成为个体获得更多经济资源较为有效的手段。然而，反观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不良影响的层面，教育不公平则成为阶层流动受阻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教育起点机会不均等。根据恩格尔定律，家庭收入与支出除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成本正相关，即与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呈正相关，那么很容易发现，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受教育者将进入何等质量体系的教育是一致的。第二，受教育过程机会不均等。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各方面社会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在配置层面上，必然会发生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的偏移，而那些偏远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在享受教育资源配置时会发生一定的失衡。这就使欠发达地区的受教育个体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由于资源分配的问题，与发达地区相比会有某种天然的差距。第三，发展的机会不均等。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毕业后大都选择就业，而学校的课程设置往往是适应升学的，这在无形中为中上阶层创造了机会而阻碍了下层阶层的发展。同时，低收入家庭很难满足子女特殊天赋的发展，阻碍了其通过特殊天赋提升自己的途径。
二、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的解释取向
在谈及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并将其与市场化进程相联系时，我们会看到，自致性因素对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建构作用逐步加强，而教育则被称为是自致性因素的最好度量。但是，教育能促进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也能为其带来不良的后果。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自社会学经典时期起，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便有了理论上的争论，主要代表人物是涂尔干和韦伯，涂尔干认为教育重整社会阶层，起到了社会化的作用，是功能理论的主要观点；韦伯则认为教育复制社会阶层，起到了社会选择的作用，代表了冲突理论。
功能理论认为，工业化社会中，社会分层对教育的需求取决于不同职业地位对不同技术的要求，教育满足了不同职业地位对技术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人的社会化，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等级的公平竞争理念被内化。此外，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部分，对社会整体发生着一定的作用。人们通过获得不同的教育层次，从而进入不同的社会层级。所以功能理论强调教育促进社会阶层的重整和流动。
冲突理论认为，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体现，在于不同的身份团体以其内部文化作为甄选标准获得职位垄断，该文化选择过程以教育为手段。以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冲突论者认为，教育促进阶级价值的传递，使得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合法化、持续化。因而，该理论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关系的解释主要倾向于：教育作为产生阶级不平等的机构而存在，不但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反而还是社会阶层的强化和复制者。
三、影响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关系的具体因素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共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的国家；无论是从功能理论出发还是从冲突理论出发，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都是毋庸置疑的。究竟是什么具体性因素在不断地影响着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对此，可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家庭社会阶层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的影响
教育具有特殊性，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对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一直存在着影响。表现在：
1.家庭经济情况会影响受教育机会。多项研究表明，经济资本对学业的影响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强。尤其是高等教育开始实行收费制以来，家庭的经济水平更明显地影响了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因此，教育机会的增加也同样是不平等的，家庭经济的不平等也会导致其子女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从而受教育者对所需教育层次得不到满足，进而影响受教育者社会阶层的流动。
2.受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对教育的价值持有不同的态度。研究发现，文化水平高的父母，因其教育价值观念而对子女有较高的价值期望。一般说来，高社会阶层的家庭，其父母一般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对其子女接受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即回收率有较为客观的认识。而低社会阶层家庭的父母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其子女接受教育时，往往要考虑其消费成本及机会成本，且往往容易对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估计不甚乐观。
3.教育不仅能给国家带来巨大收益，更能为个人及其家庭带来利益。作为子女的抚养人与监护人，父母总会想对子女包括教育在内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作最好的安排，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个体能力的竞争，往往也是不同家庭的竞争。
（二）社会文化屏障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的影响
社会文化屏障是指社会中身份、地位不同的群体，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文化追求上有所不同，文化同质的群体成员在互动过程中会渐渐形成自我文化保护意识，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排斥其他阶层的人进入，起到保护该阶级现有成员利益的作用。社会文化屏障可以通过外显或隐藏两种方式保护该阶层而排斥其他阶层。在分析社会文化屏障时，一般会涉及精英阶层和非精英大众阶层。精英阶层可以向大众阶层发号施令，一般他们会共享群体意识、凝聚力和共谋这三大核心要素。这三大核心要素即为文化屏障的表征，正是该原因阻断了其他阶层向这个阶层的流动。在谈到教育层面，即使是受教育个体接受到能够进入精英阶层的教育层次，即已经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本，也还必须达到很多其他方面的要求，才有可能真正进入该阶层。
如果说把经济资本是区分贫富的象征，那么文化资本则可以看做区别不同阶级的指标。而且，文化资本不仅给一代人带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再生产性和继承性，因而不同阶级往往通过不同的文化资本来体现其差距。由于整个精英阶层共享着同样的一套文化，他们也就迫切地需要保持该文化的稳定性。但是对于个体来说，教育仍旧能够起到逾越文化屏障的功能。总体上看，国家对于教育的规划与调控还是能够促进大众阶层的社会流动的，而这样必然会对“总体性精英阶层”造成威胁，在这一阶层无法对教育进行改变时，便会通过他们的资源对劳动力市场加以控制，把高薪职位变成一种稀缺资源，由此加强对精英团体文化稳定的保护和巩固。这会消减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上的影响，而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
四、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的机制构建
以上通过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在中美两国实际表现的分析，加之对二者关系的解释取向和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我们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具体互动关系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但就教育该如何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的面向上来看，还得回归教育的本质。我们一般认为教育是人的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的活动。由此，以人的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为出发点进行有关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的机制建构则大有裨益。
（一）建构合理的社会化机制，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
教育活动的实施对象是人，故而教育的社会化机制，即为教育对人的社会化过程，在此点上则又重点表现于教育内化机制的建构。所谓教育的内化机制，主要是指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对其所处环境下正确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理念有一定的认识，并通过一系列的理解过程对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产生相应影响。从社会实际出发，就教育内化的具体范围而言，这又主要表现于区域性社会价值观念、学校办学理念、师生关系取向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际状态等。因而，检视教育的社会化机制是否合理，便可以此为蓝本。从具体的操作性层面上来说，建构以伦理道德基本规范为基础的地域性社会价值理念以及正确的办学观、师生关系观、学生交际观则显得尤为重要。 一种以崇尚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必然会在本源上对“金钱至上主义”、“功利主义”等恶性观念进行排斥。将此观念放置于教育的始末，则对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间以及学校与学校间都会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教育管理部门会以公平教育理念作为教育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以提升公民素质、发展公民潜能为教育目的，保障社会中每一个体都能平等共享教育成果；在市场化的当下，学校与学校间将会自觉摒弃恶性竞争，不仅会主动放弃对优质生源的争夺而且还会杜绝刻意对不同智力条件学生进行分层这一现实的发生，而是将所有学生都囊括于内，积极主动地为他们营造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优良学习环境。此外，通过积极建构以人为本的办学观、健康的师生观和学生交际观，师生之间的关系将能摆脱庸俗杂念的桎梏，教师当会平等地对待每一名学生，而不会因天资禀赋差异或政经社会差异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差异性对待。这对于学生的人格塑造、学识储备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学生与学生间交往亦不会因出身家庭背景和政经社会差异而产生隔阂，在交往中积极主动打破社会文化屏障，不同群体间产生正负极磁性吸引，从而呈现良好交际状态，这对他们社会人脉关系网络的塑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合理社会化机制的构建，不止会在宏观层面上对教育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还会对中观意义上的校园学习环境的营造发挥着重要作用，亦会在微观人际交往中折射出内隐性功能。而此种公平性教育政策、以为人本的办学理念、积极健康的群体交往对于社会阶层朝着公平价值取向上的流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建构合理的个性化机制，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
如果说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主要通过其内化机制引导社会阶层朝向公平取向上流动，那么教育的社会个性化功能则主要表现在教育的选择机制上。这是因为个体通过教育过程的层层筛选，将会被分配至不同办学定位的学校进行深造，而这其中个性化的办学理念和专业发展在人的个性化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面对教育的选择机制，于社会阶层的流动而言，可谓挑战和机遇并存。所谓挑战，则是由于教育选择机制的不合理，而形成针对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特殊的利益阶层而设的态势，进而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所谓机遇，则说明教育的选择机制能面向所有社会群体进行公平抉择，可成为某一社会个体由低社会阶层向高社会阶层迈进的合法性渠道。面对此情况，积极寻求合理化的教育选择机制，防止阶层固化，对于社会阶层公平流动有着重要意义。
从具体选择机制的构建来看，积极建构合理的升学、就业机制对于发展教育选择机制的内涵尤为重要。在升学机制的面向上，教育管理部门应彻底摒弃“一考定终身”的异态升学理念，努力寻求以测试学生综合能力为导向的升学机制，进而保证对人才的合理分流以及个性化培养。同时，还应加快落实异地考试制度的建设，以避免因学生政经禀赋的差异而对教育的公平选择造成不良影响；在就业机制的面向上，劳动管理部门应积极建立应对“学历歧视”现象的惩罚机制，以敦促各用人单位在选用人才时破除有关“985”、“211”和一般大学学生的分类界限，保证学生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与他人竞争。此外，教育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各学校办学定位的干预，同时各学校自身对其办学定位的走向应有自觉性认识，从而尽早走出“普通学校不普通，职业学校不职业”的困境，以保证教育上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为学生能日后迈向更高社会层级充盈更丰富的学识储备和打下更坚实的能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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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易 鹏（1989- ），男，湖南澧县人，广西大学教育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⑧ 商鞅变法有利于社会阶层的双向流动吗

商鞅变法来有利于社会阶自层的双向流动。
商鞅变法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爵制，使得：有军功的农民可以得到官爵成为中小地主；按军功定尊卑，废除世卿世禄制度。
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既是顺应历史潮流，也是当时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下社会发展的产物，顺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全新的封建制度保证了秦国最终战胜了其它对手。
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是封建制度下，俸禄制取代世禄制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官员等级评定建立在其客观贡献的基础上，在当时具有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和民族性，极大鼓舞了人民的进取精神。
不过在秦代统一天下之后，以军功选拔官员的方法，其积极意义已远不如统一前了。强化武夫当政的制度，对于要完成统一天下的任务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在统一之后，社会基本安定，就需要有善于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人才了。这时还是照过去的办法，只重视武力，从军人中选官，按军功定级，使大量能怔惯战的军人担任各级官吏，只会激化社会矛盾。
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凝聚了祖先的智慧。不论在秦和汉时期，它都激励着人们去建功立业。祖先的尚武精神是我们值得继承的一大笔精神财富。

⑨ 影响中国社会阶级流动的因素（社会学问题）

可以看一篇论文，专门讲这个问题。作者姜力，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社会科学版）。题权目就叫《转型期影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因素分析》。下面是摘要。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频繁剧烈的社会阶层流动对社会发展和未来的政策取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导致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体制转轨进程中的制度政策变革、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演进,其中,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及身份制度改革是重要因素.而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对社会阶层流动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阶层流动机制呈现出市场机制与再分配机制并行、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