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

① 教育产业化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最新负面案例报道：成都猪食解释了什么叫教育产业化，

https://weibo.com/1006550592/HkPNRhF18

@陈大祥201607：请不要泼市场的脏专水。市属场是资本主义市场，是以民主和私有为基础的，是以契约和诚信为基础的，是以法治和平等为基础的。除此，皆为假市场，是既得利益者掠夺的遮羞布！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是计划经济！

@街道小厂奔前方

② 教育产业化的危害

教育产业化”对我国的教育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危害不可低估。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后果主要有：
一是明显减缓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严重制约了教育的健康发展。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这个4%并不是一个高的标准，只不过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1986年我国的这一比重就已达到了3.43%。然而遗憾的是，多年来这一比重却一直徘徊在世界最低水平线上。就在提出4%的目标之后，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的2.41%，此后虽然缓慢回升，1999年达到2.79%，2002年达到3.32%，2003年却微降为3.28%；对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调整后，该年的这一比重又回到了1999年2.79%的水平。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
二是出现了种种教育乱象，部分抵消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一些人高举“教育产业化”的旗帜堂而皇之地将教育变成商品来谋取高额利润；一些地方官员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不仅将其权力范围内的高中、技校这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国有教育资源出让给民营资本，甚至把优质的初中、小学以“改制”的名义卖掉
三是导致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损害。在受到教育产业化思潮影响严重的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措，学校功能变异，学术精神沦丧。这是对教育的根本性伤害。

③ 什么是教育产业化

教育的产业性是教育的物质属性的客观特征。
是指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提版高劳动生产率，权对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推动作用；通过教育投入，可拉动教育经济增长，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功能和特性。
在经济学上，产业特征的基本要素包括市场需求、产业资本、产业产品、产品质量、成本核算、社会经济效益、价值规律等。

④ 如何理解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的理念大致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理论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长达十多年，反对者主要从教育的公益性出发，在价值层面质疑产业化、市场化的主张；支持者强调教育所具有的产业性质，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无可争辩的基本现实。最近，教育部负责人严词否定“教育产业化”的提法；由于现实教育中的种种乱相，饱受其苦的家长和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强烈声讨“教育产业化”。显然，教育产业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是混乱而面目不清的，有必要作一番疏理。

一、“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之争

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并不“邪恶”。在计划体制下，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进而认为教育只能由政府投资举办，形成国家垄断、包办教育的困窘局面。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认识教育既具有公共性，也具有私人性，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提供的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公共性部分由政府购买，私人性部分作为个人的自我投资，由受益者个人购买。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具有提供教育服务的交易性质。对国家而言，教育不仅是一种公益事业，还是具有很高经济回报率的战略产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打破封闭，引入市场竞争的机制，建立经费多样化的渠道。

1980年代发达国家以及最近日本被称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即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变政府干预过多的治理模式，增强高校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提高教育的效率和效益。其主要内容包括：减少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比例，增加非国家的(包括市场、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私营经济部门和工商界的联系；加强私立－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等。

在许多国际组织的统计分类中，教育均被列为“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在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教育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决定》提出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对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它被主张教育产业化的意见引为最重要的论据。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但从维护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提“教育产业化”，认为所谓“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教育具有某种产业性质，教育需要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以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个人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等概念应当说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教育产业化”，在这些方面是具有共识的，争论主要在教育产业“化”与不“化”的认识上。我认为这种词语之争其实并没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反而削弱了我们对这一进程的实际关注。

虽然我们的官方政策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事实上“产业化”的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

二、“教育产业化”的现实表现在事实的层面上，究竟哪些行为、内容属“教育产业化”，同样众说纷纭。大家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所指其实是各不相同的。

狭义的理解，它主要指在学校举办企业、科技类和服务类的校办产业。中小学的校企在1980年代红过一阵后，大多衰落不振。在1990年代全民经商的气氛中，高校掀起大办校企的热潮，一时公司林立，教师下海，蔚为大观。至2000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至2001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大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并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宣告了这一政策的终结。

发展教育产业也指发展民办教育、发育教育培训、留学教育等教育市场。的确，民办教育本来应当是教育产业化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尽管近十年来民办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非常弱小。2002年，民办小学在校生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占0.9％，职业中学在校生占1.25％。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在校生32万人，仅占高校本专科生在校生总数的2.2％；即便将各类民办高教机构的学生都算上(包括大量高考落榜补习者)，也只占9.6％。无论与1950年时的规模、水平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都不具有可比性。民办教育缺乏与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产权不明晰和难以保障等等，成为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

广义的理解，教育产业化泛指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和缴费上大学。中国农村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主要通过集资办学，所谓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民自己为自己埋单而支撑的。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学校实行“一费制”，许多地方义务教育陷入难以为继、前所未有的困境。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公费生”和“自费生”并轨收费，高校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目前多为4000－5000元以上，加上其他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大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不难认识，近年来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有其正面价值的，如教育培养能力扩大、效率得以提高，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教育市场和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学校与政府、社会和学生之间的新关系开始建立等等。

但这一进程的弊病和代价同样巨大。教育资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导致学校的功能、面貌变异，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社会舆论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批判和否定，正是基于这种最宽泛的认识，即把学校围绕经营、创收等产生的种种怪事乱相都归于“教育产业化”名下。由于教育产业、高等教育市场化在理论上毕竟具有特定内涵，因此我更倾向于将上述弊端归因于“单一财政视角”的改革所导致的后果，这是我们当前特别需要认识和辨析的。

三、对“单一财政视角”教育改革的反思

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多年来教育界推行的是一种被称为“财政视角”的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改革，其主要动机为弥补教育经费短缺，兴奋点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上市、产权、市场化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而缺乏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关注，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话语。因此，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教育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与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昂贵，越来越“豪华”，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一方面，各级教育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与此同时，出现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以及教育品质的恶化，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

“单一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的局限性和后果已经彰显。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反思，重新认识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规律、基本价值，认识在市场环境中政府的教育职能和行为定位。

1.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维护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

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警惕和防止市场价值对教育功能、教育价值的异化，保持教育的人文性、公正性、纯洁性已经成为对现行教育的一个基本挑战。不能不看到，一些学校被迫的创收压力正在变成主动牟利的动力，并形成某种利益集团(最近北航招生丑闻即是一例———编者注)。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活动中，有的地方将重点学校作为地方财政的财源；许多地方通过政府干预，用借贷等方式创办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昂贵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建一所高中动辄花费几千万元、一亿元、两亿元甚至更多)，用高收费的方法将债务转嫁给学生家长。类似地，如果私立教育以营利为目的是不合理的，那么用政府经费举办、拥有优质资源的公立学校，大规模公开牟利的行为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

我们需要重温渐被淡忘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认识现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道德基础，认识义务教育和公立学校的本质功能，需要重申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教育价值，尤其是社会公正、教育公平的价值，从而避免教育改革蹈入目中无人、惟利是图的价值真空。

2.明确政府的教育功能定位。

政府最主要的教育责任，是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义务；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环境中的教育秩序，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证教育公平。多年来教育经费不足的现实是迫使学校自谋生路、教育走“产业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解决教育经费危机的根本之举是政府承担自己的教育义务。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是至今仍未真正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之一。切实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甚至不惜降低一些经济增长速度，把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搞好，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现代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教育不能“劫贫济富”，没有一个政府是以扶持强者、制造和拉大差距作为教育政策的。用倾斜政策人为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制造“重点学校”，以及移植泡沫式房地产开发思路，将制造豪华、昂贵的“优质教育”作为政绩工程和既得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反教育行为。需要真正贯彻基础教育均衡化的方针，而不是只当作一句时髦的口号。

3.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之举是改革宏观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

旨在提高教育效率、扩大教育资源的“教育产业化”，由于在高端和宏观上教育资源没有放开、政府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将危机下放到终端，让学校、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因而必然是畸形的和不健康的。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途径是打破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吸引社会资金向教育的流动，把教育办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建立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促使民办教育的良性发展。

此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包办高等教育。正如不少学者建议的，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政府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优秀高校，让一部分高校转制，将节余的政府教育经费用于支持义务教育。

4.提高教育效率、改善教育品质需要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包揽过多，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弊病严重，它与扭曲的教育市场的结合，极易成为教育腐败的温床。因而，有必要使教育改革走出单纯的财政视角，进入更为实质性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在现行制度环境下，促进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冗员冗政，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的民主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教育成本和提高效益；也是在市场环境下改善教育品质、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⑤ 教育产业化问题

中国的国耻

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腐朽衰落的国耻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的惨败。因为当时世界格局是西方已充分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并逐步进入蒸汽机时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西方现代兵舰日新月异，已充分具备了跨海远征的能力。同时，又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西方要进行全球贸易，扩展海外市场，西方的这种全球贸易的经济扩张政策和东方封建国家的闭锁国的保守政策是格格不入，根本对立的，这样，东西方必然以经济贸易为焦点，导火索进行全面持久的广泛冲突，于是，西方人便可乘坐现代化大型蒸汽兵舰，运载西方现代化、装备齐全的现代资本主义军队，从海上武力入侵东方封建国家，这是世界近代史的格局，东西方武装冲突是必然的，是一个早晚的，必然要发生的事，并必然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东方封建国家，使东方封建国家逐步丧失国家主权，逐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这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东方封建国家，使东方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世界近代史的格局就决定了东方民族的最佳发展模式：东方民族.东方各国为了避免亡国，避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就一定要在中国尊王攘夷儒家信仰指导下，进行资本主义变革，走上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从而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取得对等之势！这种资本主义变革方式就是“师夷之所长以治夷”。“师夷之所长以治夷”就是要在东方各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上通过尊王攘夷完成东方民族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划时代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革命，并以尊王攘夷的方法，将尊王攘夷作为资本主义的战略分析、科学和战术组织管理科学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管理方法，从而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上通过尊王攘夷嫁接现代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花，走上尊王攘夷的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实现东方各民族的民族繁荣！在东方各民族的争取资本主义民族革命成功、争取走上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的民族繁荣中，尊王攘夷就是这一庞大资本主义运动的起点、源动力，并且它和中央集权的体制共同构成了民族繁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第一社会生产力！日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实现民族繁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成功的范例。

这就充分论述了中华民族近现代腐朽衰落的国耻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在1894年~1895年中的甲午战争的惨败，因为当时的世界近代史格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东方各封建国家是必然的，是总体大趋势，因此，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不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耻辱，反而是中华民族为了避免亡国，避免沦为列强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源动力，民族革命的历史契机，因为，中华民族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但是赔款并不多，中国完全可以承受，不伤毫毛，中国尚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丰富的资源，众多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中国人在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正是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了才使中国人具备了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为民族革命的历史契机进行划时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真正的“师夷之所长以治夷”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条件了。

日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以“师夷之所长以治夷”的方法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的。日本受西方列强入侵始于1853年的佩里叩关，佩里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叩关日本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至1858年，日本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等五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列强在日本取得自由贸易权、关税税率协议权、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殖民特权，而日本则在通商、关税、司法等方面丧失了独立自主权，处于欧美列强压迫之下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濒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边缘和面临亡国的危险，日本从此进入危机四伏、前途未卜的动荡时代，日本只有两条路，要么不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被西方列强灭亡同，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甚至亡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要么奋勇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走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和列强取得平起平坐的位置，实现“师夷之所长以治夷”，毫无疑问，在从中国传入的尊王攘夷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日本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进行资本主义的民族革命，经过艰难的探索，他们首先打倒了封建反动幕府，结束了长达260年的日本幕潘领主割据涣散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稳定国体，然后才在中央集权的统一稳定国体上以尊王攘夷为源动力和为资本主义战略分析方法，战术组织管理 方法全面学习西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深入的资本主义改革，终于通过学习西方生产方式的表象学到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经营运作，日本人用尊王攘夷的方法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民族革命，各行各业均顺利进入资本主义，通过尊王攘夷在日本中央集权的国体上嫁接了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花，走上了尊王攘夷的资本主义史！实现了“师夷之所长以治夷”，日本国在近现代都是强国。

因此，从1853年开始的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入侵不是日本的国耻，而是日本民族以尊王攘夷为民族主义源动力进行划时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历史契机， 同理，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全败也不是中国近现代的国耻，因为当时中国和英国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当时英国已是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强国，且首屈一指，而当时中国是在满清压迫下的落后封建农业国，国力很弱，当时英军是拥有近代枪炮的装备齐全的资本主义军队，当时的中国军队是封建腐朽、镇压汉人反抗、思想颓废、一触即溃，手持大刀长矛的反革命绿营军队，这样，尽管英军远渡重洋入侵中国，但是，两个国家的整体形势、综合国力、军队装备训练、作战方式决定了英军必然胜利，中国必然战败，1840年的鸦片战争必然是这样的结果，由于中英双方不平等的特点，因此，它不仅不是中国近现代的国耻，反而是中国人不甘沦为亡国奴，以尊王攘夷为源动力，在中央集权的政体上进行划时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嫁接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花，走上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的历史契机，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佩里叩开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入侵日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中国和日本近现代的问题焦点不是受到西方列强入侵，而在于受到入侵后惊醒，以尊王攘夷为源动力在中央集权国体上进行划时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摆脱封建思想，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这是中、日两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因此，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是中国的国耻，1853年的佩里叩关不是日本的国耻，而是两国人民以尊王攘夷为源动力奋勇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历史契机！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最根本的国耻，因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同时受到西方列强近代兵舰运输、近代资本主义陆军的海上入侵后，同时在中央集权君主体制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后的一次绝对平等、对等的，举全国之力，争当亚洲王的大规模较量，是两国资本主义改革成败与否的资本主义年终大考，是两国人民以新生的资本主义生命为赌注的国运大赌博，战争的成败将直接有关系到两个民族两国人民的近现代命运，将直接决定两国近、现代史，决定亚洲近现代史，影响世界近现代史，影响世界格局，因此不同凡响，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在这场两国同时经历资本主义改革的争当亚洲王的平等较量中，在满清压迫下的中华民族五战五败，无一胜绩，日本五战五胜，取得全胜之势，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当上了亚洲王，在东方堀起，让世人刮目相看，它标志着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各项资本主义改革是成功的，日本民族从此以后才真正有了资本主义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日本在近现代都是强、富国！

甲午战争对中国而言，具备了比日本更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承上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在满清控制下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进行的资本主义“洋务运动”，各行各业的资本主义改革都是失败的，中国丧失了一次绝好的资本主义图强发展的历史机会，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启下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必然注定中国进一步腐朽、动荡、混乱、国贫民弱，中国人必然没有民族主义精神心理能力，没有资本主义改革的稳定政治条件，没有资本主义建设的资本金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就注定了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注定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必然没有资本主义史！且处于腐朽、动荡、社会组织瓦解之中，中国在近现代都是穷国弱国，因此，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民族衰落，灾难深重，苦难深重，一连串的社会动荡、腐朽罪恶都始于甲午战争，中国人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才真正一举奠定了中国人“东亚病夫”浑号和“亡国的劣种人”的政治地位，开始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腐朽史、衰落史、颓废史！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在同时受到西方列强入侵后，同时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后，一次绝对平等、公平的争当亚洲王和争取资本主义民族革命成功，在中央集权政体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成败与否的资本主义年终大考核的战争性质，特点；由于它具备的承上启下的划时代的意义：承上在于它的战败标志着中国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失败了，中国未能在适合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上完成资本主义变革，未能走上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丧失了一次绝佳的资本主义变革的历史契机，从而在战争中惨败。启下是，中国人经此深重打击后，已失去了资本主义变革的条件，必然陷入动荡、战乱、割据之中，必然没有资本主义史，一举奠定了中国在近现代都是穷国、弱国和中国人在近现代“东亚病夫”的耻辱地位，中华民族从此后才一蹶不振，真正开始了民族衰落的苦难颓废史，而日本却在和中国同样、完全相同的条件上，却取得了和中国截然相反的结果，日本资本主义改革是成功的，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上通过尊王攘夷嫁接了资本主义富强之花，走上了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日本民族有了自己图强发展、繁荣昌盛、自强不息、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史，日本在近现代都是富国强国。

因此，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腐朽衰落始于甲午战争 ，而不是鸦片战争，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就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最根本最大的国耻！是近现代中国贫穷、腐朽、落后、动荡、萧条和近现代中国人痛苦、消沉、颓废、人心涣散、一般散沙的根本原因！

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是对中华民族民族自信心的根本打击，中国人经此沉重打击后，一蹶不振，更加封建、昏庸、腐朽、消沉、涣散、落后了，更没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火热的民族主义人生激情正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了，于是中国人更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居心叵测、唯利是图、醉生梦死、花天酒地、不学无术、溜须拍马、阿谀铲媚、抽大烟了，中国人也就必然失去了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能力，不能正视当时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没有民族主义精神心理能力去统一组织起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近现代没有资本主义史！这是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对中国近现代最大的精神心理失败，注定了中国近现代必然的资本主义改革失败，必然的没有资本主义史！必然导致了辛亥革命失败——在中国人摧毁满清政权后，必然失去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体，中国必然陷入军阀割据的战乱中，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也必然都被反动军阀、政客贪污或用于彼此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的反革命军阀混战中，在战火中付之一矩。于是，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仍没有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的资本金，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也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战略认识和组织管理方法的精神心理能力，必然注定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史！中国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必然陷入军阀割据的战乱之中！中国人在近现代逃荒要饭、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流离的所，造成中国近现代一连串的磨难、耻辱，从根本上注定中华民族是灾难深重、苦难深重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灾难深重、苦难深重的人民，这是甲午战争失败对中近现代的巨大影响力。

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中的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畏敌怯战、贪生怕死的战场失败，中华民族甲午战争之前的资本主义改革失败，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近现代军阀割据、战乱、社会动乱，贫穷落后、腐朽衰落都是中国失败的表象，表象背后的失败只有一个，这是中国人民族主义精神心理失败，是中国人民族主义信仰，对中国历史认识，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气节失败，这是满清统治者长期错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长期错误施行“文字狱”，将中国民族主义斩伐一干二净，中国人思想丑陋颓废 丧失进取心的思想危机，这是中国社会第一社会生产力的危机，是资本主义革命的第一生产力的危机，在这种第一社会生产力危机的条件下，中国人必然失去民族主义凝聚力、向心力，没有明辩是非的能力，昏庸腐朽、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嫉贤妒能，相互拆台、诬陷，落井下石，于是，中国人在近代必然不适应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变革时代，无法正确认识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运作方法，也无法有效地学习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尽管中国人在主观愿望上是好的，也想学习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试图和日本一样在适合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上嫁接近代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花，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也就是在此良好资本主义改革的良好愿望下，中国人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但是，由于中国“文字狱”所造成尊王攘夷的信仰危机，产生的中国社会风气的腐朽、人心涣散、道德沦丧、世态炎凉、世风日下、相互诬隐、中国人的组织水平、管理能力仍停留在封建的家庭小作坊式的水平，严重落后于时代，从而造成了中国人在近代虽然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试图进行全方位的资本主义改革，也引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工艺技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人由思想信仰失败产生的组织管理失败，从而使近代中国人无法在“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真正消化吸收，近代资本主义的先进工艺技术、运作方法，从而使近代中国人无法在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洋务运动”中通过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真正学习到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管理、企业动作的精髓，也必然注定了近代中国人无法在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洋务运动”中无法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而且由于管理的失败，使中国人连最起码的低级仿制也达不到标准，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严重落后于时代，只能生产出质次价高、没有竞争力的劣质品，再加上满清并不是以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深沉民族主义精神心理虔诚地学习西方，而是为了维护满清政权不被西方列强灭亡而被迫地应战、被迫的学习，从而造成了中国人不能象日本人那样以深沉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深刻的民族主义忧患危机意识，用尊王攘夷的战略眼光学习西方，进行资本主义变革，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洋务运动”在一开始就是涣散化、分散化的，是由各省分别引进，而不是用尊王攘夷的战略眼光，战略分析方法，用中央集权的方法统规划组织，全盘思考，这样，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小而全，多而滥，重复建设，一片混乱，陷入经济动乱之中，以致于无法发展，严重落后于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时代，纷纷倒闭、萎缩，中国近现代没有一家真正能和世界大财团相抗衡的世界级工业企业，中国近现代没有资本主义史，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而且中国资本主义“洋务运动”中的大规模经济动乱也昭示着中国人在摧毁满清政权后必然陷入大规模军阀割据动乱，战乱之中！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动乱、战乱、割据、腐朽、贫穷、愚昧、颓废、世态炎凉、世风日下，没有资本主义史，失去中央集权的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全部内容，中国的近现代史不是民族革命的奋发史、图强史、团结史，而是近现代中国的腐朽史、颓废史、消沉史、分裂史，没有资本主义的近现代中国人的痛苦史！

⑥ 近代教育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与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相适应，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一思想不仅对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很大，而且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的输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1）筹办京师大学堂。（2）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3）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4）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5）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伯苓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4月5日清明节，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冥诞。我以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寄托“心祭”。那一个个方块字，似乎都化成了与这位教育先哲进行心灵沟通的轻声细语。
张伯苓先生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他从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讲台，创办新式教育，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历经北洋军阀和民国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开放的文化心态、“东西称盛”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独特办学理念，为把南开做成“私立民有”的学校不懈求索。南开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从南开走出了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叶笃正、刘东生、张忠谋（台湾台积电董事长）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梁启超曾说：“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孙中山也称赞：“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美国教育界评价张伯苓：“50年来，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南开大学隆重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张伯苓是在旧时代办教育，在复杂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国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临的生机与命运，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张伯苓要办私立教育，没有政府投入和纳税人供给，独立支撑一座学府，经费就是头等难题。1934年，张伯苓写给南京教育部的报告中曾经慨叹以私立学校有限之财力，“十五年来，屡感竭蹶”。张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说过，我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而张伯苓没有这些条件。我深深知道，张伯苓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的困难。张伯苓也说，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即南开大学所在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棵小树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实，要克服办学困难，不是没有“取巧”的办法。比如扩大招生名额，增收学费，或者卖文凭，开“后门”，南开立马会有转机。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坚决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张伯苓就是这么一个人，乐观、进取、知难而进。每遇挫折总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请他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他当天津市长，他都婉辞不干，依然矢志不渝地带领南开前进。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南开被炸毁，校园被日军盘踞，师生四散。面对如此惨局，张伯苓在悲痛中奋然表示，只要举国抗战，南开被毁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当时《中央日报》发表社论：“62岁的老人，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这一张大报，破天荒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坚定的教育信念，是张伯苓实现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而坚定的教育信念，又来自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执著期盼和岿然不动的定力。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就说过，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国之觉悟之崛起”。张伯苓的全部教育奋斗史即立足于此。
把教育的情爱播撒校园
学校是张伯苓的第二生命，学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从外地归来，或从国外归来，不先回家看妻儿，而是先到学校看师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头扎在办公室里，而是常到学生寝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学生谈话。每周的“修身”集会，照例都给学生讲话，从国家大事到人格养成，从南开校史到校训校风，娓娓道来，入心入脑。周末也常常与学生在一起，或观摩学生排演话剧，或站在学生堆儿里观看球赛。新生入学，他能很快记住学生的姓名。南开中学满千人之前，张伯苓几乎都能叫出学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况。对于具有特长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会格外给予关注。他把关爱、体贴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规劝、一份理解，不只传递着温情和鼓励，也蕴含了学生在课堂未必学得到的人生秘诀。当然，他对学生的爱，更多还是体现在为学生营造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上。南开以学生社团多、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而闻名。正如周恩来所说，南开的教育是自由活泼的。当时的南开教育不是现在的“应试文化”，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学生适应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中曾说，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终把教师放在重要地位
张伯苓是教师出身的职业校长，深知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对一所学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南开大学初期就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他是教师的朋友，尊重教师，善待教师，让教师当家作主，参与学校管理。后来张伯苓进一步提出，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为此，要求南开各院系都要有相当的学术带头人，“才必上选，数必充实”，由他们组成教授团队的核心。同时强调选聘和引进人才要坚持“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的标准，而不能“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张伯苓的教师观影响了几代南开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南开重视选拔培养优秀青年学者的良好风尚。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晚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张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南开“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的经验，认为南开在这方面确有极高的成就。所谓“予以教研环境”，无非是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于青年学者健康成长，当今创新人才呼之难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导向和教育价值观上。
强调“三不”办学主张
独立的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是办学特色。张伯苓注重从自有的资源出发，突出特色和精品，坚持把适应和引导社会需要放在首位，构建有特色的学科和创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坚守办学的底线，控制发展规模，量力招生，绝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他公开申明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校，不以办学为致富之门，不以办学为狩官之阶；三曰不假——不虚假招摇，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南开凭此“安身立命”，也赖此赓续不衰。
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和办学成就，在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都有翔实的记述。为了尽可能将一个全面、立体的张伯苓展现给读者，笔者多年埋首于故纸堆中，无论朝夕，孜孜矻矻，广事搜求。不仅获得了大量书刊资料，而且发掘了大量档案秘籍，仅未刊的张伯苓函札即多达3000余件；不仅追寻张伯苓的国内足迹，又远赴哥伦比亚大学访查张伯苓留美轶事，还从校友中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丰厚基础上，爬梳剔罗，辨析考证，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可靠。“年谱长编”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尝试，加入历史真象的细节探究与剖析，还原谱主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融史料与史识为一体，以期凸显年谱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的功能。
“年谱长编”或可成为真正认识张伯苓的资源，成为学习借鉴张伯苓办学精神的宝库。面对时下“娱乐化解读”历史人物的流风，耐心读一点年谱之类的书，也许是一味不错的清醒剂。

⑦ 教育产业化是什么意思

1.教育的产业性是教育的物质属性的客观特征。是指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推动作用；通过教育投入，可拉动教育经济增长，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功能和特性。在经济学上，产业特征的基本要素包括市场需求、产业资本、产业产品、产品质量、成本核算、社会经济效益、价值规律等。
2.在我国正确地选择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一种泛市场化的思潮也随之而起，有时甚至相当流行，许多人包括不少官员也为之蛊惑而为之大开其道。所谓泛市场化，就是把市场关系引入到不应当引入的领域。在泛市场化论者眼中，“公共”二字黯然失色了，他们借“改革”的名义，恨不得将人们所能想象的所有领域都变成商品货币关系，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教育产业化亦即教育市场化就是其中一种流布甚广的理论误导。
3.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鼓吹要像兴办工商业一样兴办国民教育，要像办企业一样办学校。企业讲投资讲回报讲利润讲分红，学校也应讲投资讲回报讲利润讲分红；企业搞股份制，学校也可以搞股份制；国有企业搞改制，公办学校也可以搞改制。总之凡是企业可以搞的事情，学校也大体这样去做。在他们眼里，教育与经济、学校和企业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他们无意或有意地回避教育的固有属性，制造教育产业化的种种舆论，在教育领域掀起一场“沙尘暴”，迷乱人们的眼睛，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
然而，教育毕竟不是经济，它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并不是想回避就回避得了的。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是消除教育产业化理论影响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就此正本清源，以利于我国教育事业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成就。

⑧ 教育产业化是什么意思

1
教育产业化是哪位领导人提出的？
何宗海提出的
2
产生背景？
它是指国家根据教育的生产属性而推行的一种政策及其结果。这种政策就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这种政策正在逐步推行，其结果将逐步显示出来。可见，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教育产业是由教育本身的属性所决定，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教育产业化则是在教育生产性的根基上实行的一种政策及其结果，政策完全是由人制定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物。事实表明、发挥好这个能动性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长期对教育是一种产业缺乏正确认识、而对它实行非产业化政策，使教育长期非产业运行，而成为“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
3
危害？
中国的领导人肩负发展经济的重要责任，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即使不是片面的也不敢出来修改的，把经济的增长误为就是gdp的增长，98年的时候，国内经济一片萧条，有经济学家提出建议，发展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不仅如此，还极力打击中国的外贸出口，又有银行的证据说中国居民有那么多的存款未动，要想办法把这些钱给弄出来，就抛出了个教育产业化来逃避国家对教育的义务，为追求jdp来手淫的人提供了一些条件，中国的教育收费突增，如果单靠种地的收入一年根本就不到一万块钱，而那些普通的工人一年也就1万多的工资，怎么来交这么多的学费，一个是靠往年的积蓄，一个是借钱，举全家之力来供应一个没有多少用处的大学生是普遍的现象。
教育产业化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下搞的，武力整治乱世，墨水颠覆太平。经济学本身就是为资本主义来牟利的，为了巩固弱肉强吃的自然法则服务的，绝对不是为大多数人来服务的，因为自然的法则才是弱肉强食，国家社会是为了对抗这个法则而建立的。
它的后果不言自明，这是小儿科的问题，为什么越是高处的人思维能力越是低下，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可以联想到皇帝的新装，说实话要冒生命的危险。小孩子以为是国家的指导政策的错误，滥用经济学家来治理国家，靠内需来发展经济就好象一个人让它消耗自己的脂肪来提高工作效率，这样下去，只能是内耗而亡，教育的高收费让穷人的孩子读不了书，连那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是还有些社会意义的文凭都拿不到，进不了上层社会，没有权力，金钱或是知识，永远沦为社会的最底层，用一辈子辛辛苦苦的劳动来支撑少数人享乐的生活，这个政策利于少数有钱人，有权人，不利于平民。
这个政策的影响是让中国人继续的没有教育，这是外国人和统治者都愿意看到的，继续的缺少素质，继续得为动乱做准备，继续的在积累着民怨，继续在背离我们民族复兴的美梦。
我觉得这样挺好，不知道你怎么认为的

⑨ 教育产业化是哪位领导人提出的

教育产业化是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提出的，时间是1999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

教育产业化是指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推动作用；通过教育投入，可拉动教育经济增长，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功能和特性。在经济学上，产业特征的基本要素包括市场需求、产业资本、产业产品、产品质量、成本核算、社会经济效益、价值规律等。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要求，首先就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旗帜鲜明地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履行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



(9)教育产业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扩展阅读：


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质疑与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到底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或者是准公共产品？其与市场化是否兼容?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程度以多少为宜？教育“是不是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能不能产业化”、“如何产业化”等。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在于，径直把“产业”与商业等同。把国家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举措变形为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

目前人们常常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扩大内需的催化剂。教育产业化固然可以带动国内需求的扩大，但由于居民出于 对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未来教育“升值”的心理压力以及“望子成龙”的心态，必然将现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存入银行，以应付 未来的支出。无疑这会阻碍居民的即期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