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区域经济发展

Ⅰ 浙江省哪些地区经济搞得好

绍兴， 义乌（金华）、萧山（杭州）、乐清（温州）、余姚（宁波）、路桥（台州）、鹿城（温州）、滨江（杭州）

Ⅱ 请问什么是浙江经济模式

浙江经济 一个区域发展的奇迹
“增长奇迹”， 过去三十年浙江区域经济增速，不仅远高于全国水平，而且高于沿海绝大部分省域经济。按照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从1978年到2007年3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速9.8%，江苏经济年均增速12.6%，浙江经济年均增速13.2%，高出全国平均增速3.4个百分点，高出江苏0.4个百分点。
“富民奇迹”，浙江经济增长本身靠了源自民间的创新，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民间“老板”和百姓分享了增长的成果。最近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揭示，截止2005年，二、三产业形成的总资本所有权中，“个人资本”比重，全国平均为28%，江苏为27.16%，广东为27.7%， 福建为32.1%，浙江高达52.3%。
“接近共同富裕的奇迹”，浙江省内小区域间经济差距较小。无论与全国大区域间经济差距相比，还是与沿海最发达的几个省内部小区域间差距相比，浙江内部小区域之间人均国民收入差距明显要小许多。最富的杭州人均GDP仅为最穷地区（衢州）的3.3倍。
“外贸扩张奇迹”，浙江外贸2111亿美元，其中出口1500多亿，居全国第三位。
浙江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浙江经济“奇迹”的形成，主要靠了市场化制度转型，说具体点，是超前的市场化制度转型创造了某种体制优势，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促成了区域产业集聚。这其中以四个小区域模式为最典型：
（1）“温州模式”，属于“体制外创新”模式。 留着计划经济严格监管下的国有、集体等“公有”经济不去动它，在这个体制之外再造一个系统，这便是非公有制经济系统，实则为私有经济；待到这个系统发展到足够大的时候，再回头考虑体制内的公有经济。
（2）“萧山模式”，属于“体制内突围模式”。 所谓“突围”，就是从低效率的传统企业制度中突围，变“小公有经济”为民营经济。
（3）“宁波模式”，属于“内外夹击生变模式”。 简单说，就是在海外与省内两股力量的夹击下，促成了体制内公有制企业的改革。
（4）“义乌模式”，属于“体制外市场再造模式”。本质上与温州模式没有大的差别，都选择了体制外创新的方式，但与温州模式不同的是，义乌的制度创新发端于商品分销业而非制造业。
除了体制市场化外，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了。这两个进程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的内涵，也是工业化的外延--延展性扩展。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工业化的模式决定着城市化的模式。我们早先的研究认为，浙江工业化路径模式带有“新古典”特征，现在看来，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一脉相承，也采取了“新古典”的路径。说具体点，就是“老板进城”模式。
此外，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区域经济开放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远在外贸外资快速扩张之前，即自改革开放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浙江人率先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低档工业品经销网络，这个网络既是个庞大的商品销售系统，也是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信息交换与资源吸纳系统。由此率先形成了区际开放的格局。正是在建立初步的区际开放系统之后，“浙商”才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的。这一点与沿海许多地区不同，尤其与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珠三角地区明显不同。

Ⅲ 浙江经济如何

浙江的经济虽然在总量上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状态，但是我到是认为其实浙江在过去的十年里基本上是属于倒退阶段，经济层面没有任何的进步，我们回头仔细看看，十年前我们谈论浙江企业的时候，谈谁？万向。现在我们谈谁?还是万向。十年前娃哈哈就已经全国闻名，十年后还是娃哈哈，这十年来涌现出多少家大型，超大型的企业了么?可以说这十年，浙江经济领域几无作为。反倒在一些负面新闻里大家听到了很多浙江大型企业，从08年的华联三鑫，到12年的中江控股。从08年的浙玻，到12年的高盛科技到虎牌控股。尤其到现在的所谓600家企业联名上书。需要反思的并不只是政府本身。

如果按区域来看，浙江在08年到12年，除了经济不发达的衢州地区和丽水地区外，基本上每个地级市都已经洗牌过一次了。我们鲜听说有企业能在这四年来安稳的走过来。为什么？这个命题很值得思考。

我前几天接到香港一家媒体的电话，问我怎么看浙江的这次危机，政府能解决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自己总结下来，主要是这么几个问题吧。

过于发达的金融体系害了浙江。很多人都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我是对的，可能问题出在怎么理解发达两个字吧。浙江的金融其实很发达，我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家银行，其实很少有地方像浙江这个区域体现出两个特征：(1)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北京；(2)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风险容忍程度远超过金融更为发达的上海、北京。

这两个特征很有意思，浙江的经济总量其实在全国列在广东、山东、江苏之后，位列第四，大概2011年的数字是31000万亿左右，但是我们仔细来看，浙江的金融机构家数可能是位列全国之首。基本上所有能开设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都在浙江开设了分支机构，如果不能开设分支机构的也以办事处等名义开设，同时更奇怪的是基本上在2002年到2009年前，基本没有听说过亏钱的金融机构，谁来都赚钱，而且盆满钵满。

还有几个数字，大概在2010年之前，工农中建，除了中行在系统内排名不靠前外，其他三家都是系统内排名前三，农行长期在系统内排名第一，工行基本差不多，建行有连续两年在系统内排名第一。在同一时间段内，三家金融机构同时在系统内排名前三，就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另外，更何况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等一些股份制银行也在各自系统内都占比极大份额，高者甚至占到四分之一，那是个什么惊人的数字？

浙江就因为超强的盈利能力使得各家金融机构都挤尽脑汁想来浙江开设分支机构，许多本不被允许开设异地机构的城商行，也开始陆续进驻浙江，到现在为止，杭州街头的银行，堪比公共厕所，只多不少，所以我总是跟人调侃，在杭州，你可能找不到公共厕所，但是你肯定找得到银行。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放贷的容易程度，浙江绝对全国第一。我记得06年在银行当信贷科长的时候，我曾经去北京汇报工作，要求总行增加对浙江贸易流通类企业的扶持力度，当时总行要求对贸易流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以内，但是浙江事实上的贸易流通型企业没有低于85%的，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总行不进行改变的话，浙江基本上就处于无业务可做的范畴。后来总行给予了权限，允许到85%左右。当时总行说了一句话，全国就浙江一家，别无分号。这段话让我回到浙江以后想了很久，我所提的要求，到底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08 年工作关系到上海去，当时也在上海看了几家企业的情况，然后看到一家企业资产抵押全额抵押打7折，申请1500万贷款，居然被驳回了好几次，我当时很纳闷问银行，你们难道这样的企业也不批，那你们还做什么业务?银行同事回问我一句，难道你们有抵押就放贷款么?我想想，好像的确是啊，有抵押就放贷款了啊。别说抵押，在浙江，基本上的企业有个担保基本上就做了。如果一家担保不行，那么在拖一家，差不多总就可以了。到是让上海的同事很诧异。

浙江的现实状况就是这样。可能是因为金融机构太多，竞争极为惨烈，企业总是在各家银行之间游走，不断的挤压银行的底线，所以很多企业的贷款条件会不断的下降。尤其这里有个很大的前提是99年到08年的这将近十年里，浙江经济极为快速的发展的同时，贷款质量一直非常高，几无坏账，我记得当时去总行汇报，总是带着优越感的抨击总行的政策说，你看我们一直就这么做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你们总行屁也也不懂，就少干预点吧。在这种盲目乐观的前提下，各家银行的确也给了浙江的各家金融机构的分行极大的权限审批业务。

在众多的金融机构不断下降放贷标准的两重原因叠加下，使得浙江经济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最主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实业空心化现象的蔓延。很多人奇怪，为什么浙江金融发达反倒会导致实业空心化，照理说金融发达应该是促进实业发展才是。但是很可惜，浙江并不是这么一条道路而来。

从2002年开始，经济不断上行，大量的实体经济的确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出现了。很多实体经济发展到后来，实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远远赶不上固定资产所带来的利润增长。举例来说，很简单就是很多人辛辛苦苦开厂做实业一年才赚一千来万，但是他当时买的土地盖厂房的土地可能反倒能赚几个亿。

但是很多人会问，这个跟金融过于发达有什么关系么？有关系，关系而且很大，因为一旦目标发生了改变之后，经营模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因为大量固定资产的升值要高于实体经济利润的创造，使得很多企业就会不断的去得到资金，然后扩大对固定资产的投入。而且得到的资金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自身所需要的资金，这里面金融的过于发达就会助推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多金融机构变相的给予企业远超过企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就是帮助企业去扩大和增加对资产的投入。帮助企业圈地，买房，甚至去做房地产。

过去的十年来，这种情况不断得到恶化，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量真正他是干实业的人没有好结果，而大量没有专心干实业，不断通过实业套钱用来做投机的企业却一个个暴富。使得很多企业自然而然都依样画葫芦走上了投机生涯。

我有个朋友，主业是做建筑工程的，06年才东拼西凑买了套房子，花了三百多万，一年后这套房子涨到了800多万，一年不到的时间，让他春心萌动，于是就是利用他的建筑工程公司的平台，房子抵押贷了600多万，这个钱到手后，他又去买了套房子，花了700多万，评估1200万，抵押贷了800多万，又去买房子，大概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他买了四套房子，都是利用他的建筑公司的平台贷的款，到了09年下半年的时候，他的资产就过亿了，然后有一次吃饭跟我说，早知道赚钱这么容易，他做什么建筑啊，做了二十多年建筑，一身病根不算，而且也没有赚到什么钱。他就利用建筑企业的平台，不到三年，就赚了五六千万。

在浙江，这样的故事不断上演，02年以来依靠固定资产升值成为暴富的人比实业暴富的要多的多，所以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到一种怪圈中去，创业，然后请人管理，不求赚钱，只要维系一定的生产量就可以了，然后就开始贷款，贷款来的钱去买地，或者去做别的投资。反倒没有花钱在实业上，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实践都证明了，在当前的趋势下，土地的升值或者投资的利润要远高于实业的经营。实业日益沦落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的一个依据而已。而银行也都知道，但是受限制于经营压力也变相的给予了这种支撑。

浙江从而演变成了全民投资或者全民投机的盛宴狂欢之中去，在经济不发生太大变化或者下行的情况下，这种盛宴有可能维系，但是经济形势一旦发生变化，噩梦就不期而至。

浙江的金融到底发达不发达，我再举几个例子。在浙江的银行中为了将贷款放出去，无所不用其极。不知道别的省份有没有。在浙江基本上只要有抵押物，不管什么公司，都有渠道能拿到贷款。在浙江会有很多的贷款品种出来，一般的抵押物基本上都打六折左右，所以通用的操作方法是高评估，然后在打折的方式，但是在浙江抵押物不但可以不打折还可以上浮120%，也就是1000万的房子，可以贷到1200万。你没有企业平台，银行会给你找企业平台，你缺乏贷款条件，银行会给你造贷款条件，你没有流量，银行会给你造流量。如果这个银行不干，那行，我换个银行。

在浙江在抵押不行的情况下，也还产生了所谓联保联贷，就是几家企业共同互相担保的方式贷款，政府还大力推荐企业这种贷款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是帮助企业还是害了企业呢？

我以前做银行的时候，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如果一个企业确实需要钱，那么钱要给到位，给少了也是风险。第二个观点就是给一个企业超过它自身所需要的钱，那不是帮企业，那是害企业。

浙江一直在喊中小企业融资难，我觉得这个提法有问题，我没有做过统计，我只是自己瞎琢磨的，我可以说浙江的企业所用到的贷款90%是被挪用到生产经营以外的，换句话说，浙江的企业其实不缺钱。那不缺钱为什么要贷款？因为浙江的老板有天然的敏感性和赌性。

所谓敏感性就是能赚钱的事情，浙江老板能先天下人知道，所谓赌性就是只要有1%赚大钱的机会，就会愿意去博，结果先不管，干了再说。这两种性格是浙江人能闯天下的根本，也是浙江老板总出事情的根本。

浙江中小企业到底多缺钱，有时候是个伪命题，对于贷不到款的人去扩大资产投入的人，铁定说自己是缺钱的，因为眼红人家，也希望能贷到款去做投机，所以会不断提融资难的情况，从而形成了看上去都缺钱的样子，但是静下心来看看，他们应该是缺钱去投资，而不是缺钱做生意。我在干信贷调查的时候，总是发现要帮助客户去想钱借来干什么用这个事情，对于有些客户还要劝他们去贷款，有些心平点的老板，会说，给我钱干什么，又没有什么用，还要付利息。小日子过的挺好，懒得折腾。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大多数浙江老板，却会很直接的跟你说，他缺钱，因为他要买房子，他要拿地，他要干一票等等。

有段时间我在义乌小商品城里想开发一个贷款叫商户贷，其实很多银行现在都在做了，但是真的很好玩，走访下来，其实商户们，如果只是做生意的话，压根不缺钱，因为他们本身的现金流都很好。除了可能临时性的进货的时候，会用到一些钱的话，基本上平时都是账上一堆存款，他们缺的反倒是理财通道，而不是贷款渠道。所以我对市面上很多银行打的商户贷款，很不看好，弄到最后又是一个变相害人的方式。

那么在去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浙江企业明明不缺钱，为什么还会这么多银行拼命给他们贷款呢？还帮助他们去造假以获得贷款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年轻时候也问过很多次我的领导，我领导说，归功于浙江人民神奇的赚钱能力吧。浙江人民过去几十年里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率先创富成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同时浙江人民也还是很讲究信誉，一般来说刻意违约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08年以前浙江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坏账指标一直是全国第一。前面也论述过这个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银行明明知道浙江的企业可能并不是实质需要用钱，但是也是乐意给浙江企业家钱，一方面是相信浙江企业家有赚钱的能力，所以能还得起钱，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的确全国范围内来看，可以给贷款的地区并不多。

我接触过很多地区，因为当地根本贷款贷不出去只能变相跑到浙江来收银行承兑汇票来解决放贷问题的地方。相对任何一个地区而言，浙江的风险度还是低的。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个别股份制银行会将全国的信贷规模的一半投放到浙江市场上来的原因了。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浙江真的吃得下这么多贷款规模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大规模的风险事件就爆发了。

当一个区域内都只是个别性的投机的事件的话，影响其实总归是有限的，但是一旦区域内的群体性的投机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再加上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制度缺陷的时候，两者叠加的情况一旦出现，那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很自然了。

我这里谈谈自己的几点对风险的理解，我是09年离开银行的，当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抨击银行贷款跟企业需求不匹配的现象，导致企业一直在做短贷长用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当贷款的期限与企业的实际用途期限不匹配的情况下，其实企业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不确定的。

浙江的企业，赌性很重，胆子很大，敢用短期的资金去做中长期的事情，于是不可测的事件就会非常多，再加上浙江的金融普遍接受担保贷款，那么就自然衍生很多外围事件。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在有个工厂，年产值4个亿，利润大概3000万左右。厂因为建的比较早，所以土地价值前几年升的很快大概值2个亿左右。维持厂的扩大在生产，大概也就需要五六千万贷款就足够了，甚至都不用。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来跟我说，他在东北某个省会城市拿了块地，准备造大型商用物业，他自己测算利润可以有10来个亿。

于是他自己土地抵押贷款1.5亿，担保贷款1亿。都是用公司的平台贷款的，给银行的用途是扩大在生产，其实银行都知道他是准备投资去搞房地产，但是都睁只眼闭只眼给批了。贷款期限都是一年期的。因为用途是流动资金，流动资金的测算怎么来的，就是销售收入要增加，所以导致采购增加，库存增加等等，理论上是销售完毕之后，就可以用现金流归还的，所以自然期限都不会长，而且在我国的银行体系内，大家都知道批中长期贷款很难。许多银行为了省事，都是以短期贷款来替代中长期贷款的，在贷款之前都信誓旦旦的会说，没事，第二年会继续给你贷款的。

我这朋友就拿了这2.5亿到了东北，买了地，造了房子，到最后造造停停，造了七年。他说他这七年生不如死，每年为了继续贷款，不断的找担保单位也就算了，靠着圈子里的人脉，每年还都能找到人给他担保，担保找到后，他每年都要先还后贷，让他疲于奔命，耗费很多心血而且成本极高，在浙江转贷一天的成本是千分之三。一般转贷过程都在五天左右。那么就是百分之一点五的成本。一个亿的转贷就是要150万。还不算利息成本。等他把房子造好弄好，等销售的时候，其实他所设想的利润没有赚到还是亏的。钱都给银行和高利贷给赚走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他还算是幸运的，悲惨的人在那里呢？悲惨的人是那些被抽贷的企业，企业都在控诉银行如何不负责任，随意的抽走资金。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企业自己准备好足够的流动性来应付银行随时发生的抽贷了么？

抽贷的问题很难准确描述，但是我想说的是合理使用资金做实业的企业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企业不会借入超过自己现金流的资金的，当然排除一些大型固定资产投入或者重大并购等资金使用，但是这些资金的使用，负责任的企业也都是必须保证长期资金的借入，也不会去做短期的拆解，因为一旦项目启动上马，而资金如果无法持续，那么随时面临流动性问题。我自己也走过很多企业，企业总是说，不这么干，企业得不到发展。其实我想说的，很多时候往往想赶在人家前面，但是事情的最后往往是你走到了最后。

而事实也恰恰证明，对资金有所要有所不要的企业，往往发展的最好，对资金来者不拒的企业，到最后都是死路一条。这个论断，我不需要去调研都知道。我看过太多的企业家，暴富是因为资金来的容易，死掉也是因为资金来的太容易。

实业空心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前面说的资产增值过快让企业无心实业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的责任了。

在浙江金融机构众多，理论上照理说应该使得浙江的中小企业都应该获得比较低廉的贷款资金的，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浙江，金融机构可以在信贷审批条件上不断的放宽条件，但是两点是出奇的攻守同盟。第一是要求足够的存款，第二是贷款利率。

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求企业配套存款，第二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利率都要上浮较高的利率。

据说温总理去温州调研的时候很纳闷一个事情，就是银行的配套存款，他说，企业贷款一千万，为什么还要存款一千万，有能力存款了，那还贷什么款？

是啊，总理说的很对，我能在银行存款一千万了，我干什么还要贷款？吃饱了撑着么。但是事实上浙江的银行这个惯例已经很多年了。所谓1：1配套已经还好了，很多银行都要求1：2配套，贷一千万要存二千万。当然现在普遍的是贷一千万，存五百万。

这样的操作手法，变相的推高了企业的贷款成本，在浙江，如果说高利贷横行的话，某个意义讲，银行是最大的高利贷，因为按照我前面说的哪怕1：1配套，基本上贷款利率这算下来都要到12%以上了。还不算别的各项费用。

这个情况直接带来的后果有两个，实体更加空心化，因为实体经济一年的利润毛利也就在10%左右，去那里来的利润支付利息?所以企业贷款之后更多的都投入到比实体经济更赚钱的行业中去——房地产或者别的投机性领域。如果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的怎么办?借出去。借给谁?借给愿意出更高利率的人。也就是说12%银行借来，然后20%或者30%借给别人。这个过程无形中又极大的加大了风险的叠加。

所以，在浙江，我可以说90%的贷款其实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留到了两个领域中去，一个是房地产，另外一个就是投机性行业，这个投机性行业，在某个意义上也更把实业推到了一个很难维系生存的地步中去。

浙江的游资很出名，炒房团我们就不去说了，在许多生产资料方面，浙江游资其实也干了很多事情，主要在流通领域，浙江的游资喜欢囤积各种东西，然后推高价格，白菜、大米、猪肉、大蒜、钢材、铜、铁、盐等等，反正你想的出来的东西，浙江的游资都曾经囤过，推高了价格之后，使得这些东西的下游产业，根本没有空间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些领域里做实业的企业家很可怜，弄到最后也被逼的不得不去做投机性事情。

前些日子有人说，武汉钢铁养猪的事情，我反过来说，其实那真不算什么，在浙江大型国企因为背靠政府信用，长期都在从事影子银行的事情，他们从银行以极低的价格拿到贷款，然后到市场上较高的价格出去，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资金最后的趋向在那里呢?还是我刚说的要么房地产，要么投机性的机会中去。因为能支撑如此高利息的行业实在不多。

随着经济形式的恶化，大量投机性行业的萎缩，房地产行情的持续萎靡，那些利用短期银行资金从事投机的企业，面临当下的现状，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里面刚才说的几个问题都集中性爆发，山雨欲来片刻之间的事情。

总的来说，贷款条件的过于宽松，使得银行一旦开始严格条件之后，企业的资金势必被抽走。而事实上按照当前浙江的企业的状况是没有一家企业经得起银行抽走一分钱的贷款的，因为浙江的企业的杠杆用的很高，同时，都不在实体经济中流转，大量资金都挪用到了别的项目投资中去，流动性很差，所以一抽贷款，必然出事情。这个是当前最直接的导火线。

这次所谓六百家联名上书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庞大的担保链使得企业被抽贷了，但是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企业的资金都被挪用到别的地方去了，流动性不够。

其实，我一直想表达的是担保是个恶制度，担保制度是连坐制度的衍生，担保无助于风险的控制的同时，反倒极大的加剧了风险的产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企业是否出风险，其实跟有否追加担保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担保是一种事后风险追偿的机制，但是并不是风险的防范措施。为什么说加剧了风险是，因为担保链条，你不知道会牵扯到多少人，而且极大的加剧了整体性的风险，你给我担保，我给他担保，他在给他担保，不断衍生下去，其中链条上任何一家担保出问题，整个链条跟着完蛋。我见过很多不少好的企业，都因为给人担保，留下无尽遗憾。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是导致浙江今年大事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不想说是根本原因，因为别的省市其实都没有浙江厉害，其实我们回头看，每次经济形势的恶化，浙江都会出大事，为什么呢？还是我前面说的，浙江的企业太喜欢用杠杆了，喜欢把自己绷的特别紧，尤其在资金挪用到投机性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等这些资金密集型行业上的时候，出事情成了定律。今年浙江的很多企业，普遍碰到了被套牢的情况，加上，经济形势的不好，使得银行发放贷款更为谨慎，浙江企业今年的出事也就是必然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了。我在银行的时候，挺极端，我一直想说的一个问题是，银行是周期性行业，大势判断很重要，其实大势看好的时候，你放开手脚做，怎么做都是对的，有没有担保，有没有抵押，都不关键，因为周期向上，出事概率不高，这个时候要多赚钱。在周期下行的情况下，就要严格贷款条件，尽量少做，甚至不做，只有赚钱的时候拼命赚钱，才能在亏钱的时候少亏钱。

前面说了金融加剧了实体的空心化，但是其实，实体空心化反过来也导致了金融无法进一步发展，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但是替代不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空心化，某个意义上讲又将浙江金融推到了风口浪尖，在浙江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空心化的实体经济，让浙江金融其实真有心去做实体贷款，也没得做。浙江省内，遍看全省居然找不出一个大型和超大型的企业，而反观江苏、山东、广州，浙江是应该低头反思的。

其实，我不是很认同当前金融改革的策略，因为前面我说了，金融是过于发达，而当前的金融改革却是在推动金融的进一步民营化以及新设金融机构制度上下文章，我到觉得路走反了。对于过于发达的金融，我们要压制要收缩才是，怎么可以还不断放开呢?我们的金融体制要在鼓励金融差异化发展上下道路，同时也鼓励创新金融产品发展上下文章。

现在小额贷款公司很火热，但是新设小额贷款公司或新设村镇银行，能解决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么?中国的银行以及类银行，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美国虽然几千家银行，但是大量都是规模很小的社区银行，是不能跨区域经营的，但是我们的银行呢？

在反过来看，小额贷款公司和新设村镇银行走到最后，我可以说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势必走到比银行还黑的高利贷之路上去，逐利性是所有企业的本能。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放贷利率在18%左右，他们的贷款客户会是谁?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会是谁了。能解决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么?只会加剧。

中国的金融机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到最后都会形成同质化竞争，典当、小贷、村镇银行、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甚至租赁公司，走到最后居然都是放贷款，或者都放高利贷。你新设再多的金融机构，也是到这条路上来，有意义么？我觉得毫无意义。

浙江的这次事情出的不是坏事情，让浙江的企业回归到合理的发展道路上去，不然下一次危机会更大，总的来说，我觉得利用巨大杠杆进行扩大投资固定资产，在未来十多年里这条路已经很难在走下去了。未来的十年，中国的GDP会逐步的从8%降到4-5%之间，这个曲线下滑基本成趋势，换句话说，利用资产的大幅度升值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逐步在降低。

这次事件最后的解决，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企业家自己表现最大的诚意，当然也许要银行的配合，结果怎样，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种情况迟早要来。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出我去年给投资人写的一封信，看到我去年说的这段话：

“有时候，夜深人静看金融史，很多时候也在想，中国的经济2012年最坏的趋势是什么?大萧条的时代会到来么?悲观一点的看，的确也有类似的可能，政府一直在试图引导和调控经济，在适当的保障民生的前提下，加大了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这个程度上也意味着明年的考验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如果一旦政府无法有效控制通货紧缩的边际，外需不振，内需未起的情况下，引起一定程度上的萧条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现金可能比任何理财产品都要更值得投资。明年合适的配置个人反倒认为在上半年持有较高比例的现金，应该是首选策略。 ”

如果今年二季度我还跟人提这个观点，或许很多人会笑我，但是到了三季度来看，我担心的趋势在逐步显现，大面积的通货紧缩，经济衰退迹象已经很明显了。而政府手里可打的牌在日渐减少，今年三月份，我写过一个微博说，今年是凯恩斯主义破产的一年，我不是坚定的原市场教旨主义者，我还是很迷信政府的干预措施的，但是我对今年政府的干预手段表示很没有信心，不是不相信政府，而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政府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他能做的也相当有限。未来的几个月很考验执政能力。

我悲观的想，经济大面积下滑的情况下，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会成为常态，大家要习惯接受一个不安分的2012或者2013，当然，如果还有明年的话。

Ⅳ 浙江经济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区域优势在哪里

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可喜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今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预计可达2000美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今，浙江经济表现出的旺盛活力，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有人称之"浙江现象"。以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必然是其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的结果。本文即试图从比较优势分析的角度来探讨"浙江现象"产生的原因。
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后，笔者认为，浙江与邻近沿海发达省份及全国相比，在劳动力、环境、市场扩大、特色产业和企业经营机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浙江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资源也称人力资源，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素，是构成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成为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一项重要指标。诚然，浙江的劳动力资源充沛，但在我国劳动力资源普遍充足的大环境中显不出比较优势。浙江在人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综合素质较高。1989年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9‰，仅稍高于沪、京2个直辖市，是省区中最低的。1999年则为4.29‰，高于沪（已出现负增长）、京、津、辽、苏，列全国倒数第6位，在省区中列倒数第3位。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减轻了人口负担和就业压力，对经济发展有利。虽然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浙江开发历史早，文化积淀深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在全国居较高水平。相对于外省人而言，浙江人更具有崇学、敢闯、聪慧、勤奋、互助、务实等优秀素质。其优势突出表现在浙江人对现实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勇于创新。江浙沪历来为我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国内40%以上的科学家均出于此。根据《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按籍贯统计，每百万人所涌现的著名科学家，上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22倍，浙江为4.15倍，江苏为3.49倍。特别是宁波，不仅以出商界巨子闻名于世，还是名冠全国的"院士故乡"。目前，宁波籍院士占全国1/16，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仅一所效实中学就出了13位院士，在全国未闻其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肯动脑筋肯吃苦又富冒险精神的浙江人，边干边学，素质提高更多地倚仗于"来自课堂外的学习"。在改革的实践中，涌现出滕增寿、冯根生、颜阿龙、鲁冠球、宗庆后、南存辉、陈金义等一大批勇于创新，精明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知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存在是浙江经济腾飞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浙江环境的比较优势
环境资源直接影响人们选择定居点，企业选择区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一般认为，区位、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硬环境，社会、政|治、政策和法律环境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以下仅对浙江的硬环境作简要分析。（一）区位环境,浙江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首先，滨海居中的地理位置，既利于对外交往，又利于向内扩展。而且，紧邻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五流"及产业扩散方面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上北南两边邻省江苏和福建均为全国经济增长领先省份，可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互相支持，共同发展。（二）资源环境<BR> 尽管就矿产资源和耕地资源而言，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1999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 %。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BR>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 位（表1）。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 表1：我国重点省份海水产品和海洋捕捞产量 单位：万吨 地区 浙江福建 山东 广东 辽宁 其他地区 <BR>海水产品产量 389.4 448.5 602.3 355.4 296.9 275.0 <BR>海洋捕捞产量 331.2 206.7 332.5 194.5 157.7 275.0 捕捞量占全国% 22.1 13.8 22.2 13.0 10.5 1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BR> 浙江虽然耕地面积少，农业却一直领先于全国。除了浙江农民吃苦耐劳，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外，与这里农业气候条件优越也是分不开的。浙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三）经济环境<BR> 浙江开发历史悠久。隋唐时期即已成为全国居优势的经济区域，至今依然。特别高的经济活动效率，使浙江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全国处于高水平。由于浙江是全国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省份，多年前经济实力即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在市场竞争中已取得一定的先发优势。<BR> 1999年，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28元，仅次于沪、京、津3个直辖市，居全国第4位；浙江农村人均收入3948元，仅次于沪、京2个直辖市，高居全国第3位。浙江1997年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的省份，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居全国第一。<BR> 虽然由于资源和战备方面的原因，解放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极少，然而，浙江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自1982年以来，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8.6%。1999年，全省民间投资额达1214亿元，超过建国前40年浙江全社会投资的总和，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62.0%，高居全国第一（表2）。</P><P><BR>表2：部分沿海省份及全国民间投资情况表 地区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全国 <BR>民间投资额（亿元） 1214.06 1389.10 1167.96 1710.45 13906.95 <BR>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62.0 56.9 52.6 58.2 46.6 <BR>资料来源：2000.11.29.《中国信息报》<BR> （四）生态环境<BR> 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浙江山青水秀，历史上即享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美名，杭州则被誉为"人间天堂"。解放后，由于几次政策失误，山林破坏严重，80年代以后工业污染又给浙江的生态环境蒙上阴影。但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下大力气，增加投入，控制污染，加上具备环境再生能力较强的先天优势，形势明显好转。最新的国家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浙江现有森林面积8309万亩，比10年前增长26.6%，森林覆盖率高达59.4%，比10年前增加了16.8个百分点，名列全国前茅。如今，浙江已是全国著名的竹业大省、花木大省、旅游大省。1999年，浙江的绿化观赏苗木输出量占全国出省量的32%。在昆明世博会上，有一半的花木出自萧山。至今，全省共建有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40个省级森林公园。旅游收入领先于全国。浙江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也不乏大手笔，如杭州市决定投资60亿，建设"蓝天碧水"工程。<BR> 由于浙江的生态环境好，气候条件优越，因而宜居宜游，发展旅游业在全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BR> <BR> 三、浙江市场扩大的比较优势<BR> 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贸易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在地区之间的扩散。有经济学家认为，地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出口基础。<BR> 西方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就意味着企业提供最终产品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只要市场规模扩大，就有机会提高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程度，扩大企业规模。因此，随着市场的扩大与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就有可能获得递增的报酬。<BR> 浙江是"资源小省"，产业结构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即资源和市场主要依靠省外）。浙江生产的产品有20%销往国外，50%销往省外，仅30%在省内销售。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对商业的尊重是建立良好的商业环境最重要的因素。浙江人历来有重视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自发地办起了工业品市场，通过市场调节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资源趋向合理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商品市场的领先发育，继而引发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甚至可以说浙江走出了一条"市场大省"通向"经济大省"的独特发展道路。在闯市场的实践中，浙江人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引进来"（在本地大办市场）和"走出去"（出外经商，或创办外地市场），如今浙江省内市场和外地市场的成交额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BR> 1978年以来，各类市场的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浙江早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市场大省。1999年，浙江有商品交易市场4347个，总成交额3606亿元，连续9年列全国第一。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产品、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等商品成交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同类市场第一。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已拥有摊位24350个，成交额已连续8年居全国榜首，成为"中国第一市"；绍兴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纺织面料交易中心；嵊州领带、诸暨珍珠均占全国交易量的80%。<BR> 到1999年底为止，浙江专业市场已在外地开办分市场30个，在国外开办市场3个。漂洋过海办市场，成为浙江农民"赚洋钱"的又一条捷径。至今，浙江在巴西、南非、阿联酋、俄罗斯、匈牙利、喀麦隆、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已创办或即将创办自己的市场。<BR> <BR> 四、浙江特色产业的比较优势 <BR> 兴旺的各类商品市场为浙江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是以贸带工、以销促产，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才使浙江经济如此充满活力。浙江发展特色产业有的是在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有的是原来没有丝毫基础，但产品小而专，投资少、上马快、资金回收快、凭借市场信息灵即可赚钱的轻小型产业。<BR> 服装、丝绸、茶叶是最具浙江特色的传统产业。在全国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中，浙江的服装、纺织业可说是一支独秀。如今浙江服装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近40%，浙江服装企业在中国服装双百强企业中"四分天下有其一"。浙江服装业三巨头"茉织华"、"杉杉"、"雅戈尔"同样也是全国服装业三巨头。一省有2个城市（宁波和温州）都一年一度举办"国际服装节"，争创服装名城，全国也唯有浙江。<BR> 温州和台州地区是全省特色产业发展最有特色，也最成功的地区。温州目前已建有30多个特色工业园区，如龙港的包装印刷、平阳的皮鞋、温州的服装、乐清的低压电器、瓯海的眼镜、永嘉的桥头纽扣等，其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均在30%以上。</P><P><BR> 五、浙江企业经营机制的比较优势<BR> 历史上，浙江企业具有"轻、小、集、加"的特点。即轻工业为主、小企业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加工型企业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所有制成分经济的增加，特色产业的发展，浙江企业的特点越来越表现出"轻、小、民、特"的特点。<BR> 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在全国居第二位，属工业领先省份。浙江工业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轻型工业为主，企业规模小，与市场联系紧密。浙江是工业结构轻型化最典型的省份之一。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2.8%，重工业只占37.2%，而且相当部分重工业属于轻小型的机电、金属加工业和精细化工业。轻型工业对企业规模的要求较低，因此浙江小企业地位重要。目前全省工业小企业占企业数的99.8%，改革开放以来小企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BR> 小企业机制灵活，适应现代社会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更适合搞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如今，浙江的小企业已经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方向发展，加强了专业分工协作，许多产品的生产企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BR> 浙江工业的特点还突出表现在非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比重大，个私经济发展基础好。在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占89%，其中个私工业占45.6%（表3）。浙江个私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在全国最大私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有数量也列第一。温台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中，民营经济的比重甚至超过90%。民营经济大多决策迅速、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我省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从而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增长点。</P><P><BR>表3：浙江与全国工业不同经济类型所占比例比较（%） 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 城乡集体工业 个体私营工业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BR>浙江 10.2 31.9 45.6 12.3 <BR>全国 28.2 35.4 18.2 26.1 <BR>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浙江年鉴2000》 <BR> 1999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5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更高达7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8个百分点。<BR> 1979-199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新增量的78%来自乡镇工业。1999年浙江农村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重为76%。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销售产值、利润总额、实缴税金的绝对额和增幅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BR> 近20年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市场带动、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崛起、轻型工业的基础较好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经济制约瓶劲
资源短缺阻碍浙江经济发展
“正在建设的项目没有钱、正在投资的项目没有地、正在生产的项目没有电。”这句话在浙江企业中广为流传。
据调查，浙江现在可用于工业用地的耕地不足400万亩，按一年使用50万亩的速度计算，8年后浙江的工业用地将告罄；同时，浙江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短缺、劳动力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瓶颈。
濒临东海之滨的宁波市，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三江贯穿市区，为名副其实的水乡，但事实上，宁波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15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750立方米的用水紧张线。据有关部门预测，如今宁波、舟山地区年缺水总量约为6亿立方米，即使到2020年周边地区引水工程和10座水库建成，但因经济一直飞速发展，这一缺口仍将维持在6亿立方米左右，情况相当严峻。
宁波市的缺水形势可以说是整个浙江省的一个缩影。由于缺水，浙江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浙江省工商联的一份议案中指出，2010年，浙江省水资源需求缺口将达55亿立方米；2020年将上升到67亿立方米。
不仅是水，电力也是如此。国家动能经济研发中心总经济师胡兆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浙江省的电力短缺最为严重。据统计，从2003年上半年以来，浙江省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2004年夏季，全省实际最大电力供应缺口在700万千瓦以上。2004年1月至8月，全省拉限电损失电量达56.6亿千瓦时，占全国的59%。
“不到一个月诸暨城区就涌出了12家自备发电机的经销商，由于供不应求，公司仓库里放了好几年的存货也一销而空。” 诸暨市机电设备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电力短缺，去年浙江几乎每家企业，连理发店都自备发电机。在全国百强、浙江十强县(市)的诸暨，全市共有自备发电机约11655台，发电容量26.05万千瓦。
电力短缺等问题已经造成了大量浙江企业迁往外省。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企调队对浙江596家企业的迁移问题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这次调查的浙江省596家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企业196家、有意向迁往省外的企业74家、省内迁移的企业128家、省内意向性迁移的企业48家、外省迁入浙江的企业150家。总体趋势是向省外迁移。
浙江外迁企业最为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企业离开长三角的理由都很简单：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
“百姓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强
浙江，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95%以上，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属于民营经济，浙江经济是典型的“百姓经济”。民营经济在浙江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的作用。
“从历次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表现看，浙江工业往往显现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点”。浙江经贸委的一份经济运行报告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浙江以中小企业为绝对多数有关。
浙江的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而大企业和特大企业与其他省市相比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规模也不大。这导致浙江在国家宏观调控中，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不强，一遇到宏观调控等形势，经济发展速度就明显下滑。
中小企业是浙江工业的命脉。2004年浙江实现工业总产值24461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实现总产值21601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8%。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面临土地紧缺、电力短缺、水资源短缺、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难时，中小企业处境尤为艰难。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只可能优先保证大企业。”浙江温州一位建材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尽管浙江省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但仍然是并不被优先考虑的群体。”
浙江经济模式急需转型
“浙江民企以后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粗放型，而是靠新的技术，改进产品，提高技术含量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要找出新的推进工业化方式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认为，不仅仅是企业要转型，浙江的经济模式也急需转型。

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以2003年为例，当年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GDP损失是0.6个百分点。浙江经济模式的转型已经是当务之急。

目前，浙江经济发展受土地、能源、水资源瓶颈制约相当突出。受此影响，浙江企业成本上升很快，一些企业出口订单无法完成，一些新增投资受阻，企业纷纷外迁，影响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宏观形势、体制条件尤其是资源环境情况的变化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资源约束将会是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因素。所以，要考虑如何保障资源供给、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要选择适合浙江资源供给状况的发展战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向高级化发展。

Ⅳ 浙江经济发展如何

浙江省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17，属于高等水平，同时他也是多年来中国大陆各行省之中人均最好的（2009年以前），可见他的可发展水平甚高。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为27227亿元，比上年增长11.8%(见图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6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412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1745亿元，分别增长3.3%、12.4%和12.3%。人均GDP为52059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7690美元，仍居国内各省第二位)，增长10.1%。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2005年的6.7∶53.4∶39.9调整为2010年的5.0∶51.9∶43.1。从各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来看，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为0.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为6.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5.0%；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为5.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3.7%。随着整体经济恢复平稳较快发展，各行业也逐渐回到均衡发展态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工业增速比去年提高了6.7个百分点，为本省经济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第三产业保持稳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高，除房地产业有所回落外，各行业都保持较快发展。 浙江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对外开放省份。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是综合性的农业高产区域，以多种经营和精耕细作见长，大米、茶叶、蚕丝、柑桔、竹品、水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绿茶产量占全国第一，蚕茧产量占全国第二，绸缎的出口量占全国的30%，柑桔产量名列全国第三， 毛竹产量居全国第一。
浙江工业基础较好，以轻工业、加工制造业、集体工业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5年底，乡镇工业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丝绸工业历史悠久，产品精美，传统工业闻名遐迩，电力工业发达，秦山核电站为国家第一座核能电站。新安江电站为国内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和施工安装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浙江境内交通条件日趋改善。 2010年，进出口总额为253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其中进口730亿美元，增长33.4%；出口1805亿美元，增长35.7%，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上年的11.1%提高到11.4%。 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944个，比上年增加206个，合同外资200.5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110亿美元。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合同外资81.1亿美元，实际外资41.4亿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29.1亿美元；经审批和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630家，投资总额40.2亿美元。全年实际对外直接投资为26.2亿美元，继续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 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3312.6亿元。全年城镇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5.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58.53平方米。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4.3%和35.5%。全年专利申请12.07万件，专利授权11.46万件。
浙江外向型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有国家批准的一类口岸10个，省级批准的二类口岸10个。有67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37个市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国家先后批准建立了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包括对外国人开放市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浙西南和浙西北广大腹地的梯度推进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截止2008年底，浙江与世界上近2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经济贸易关系，在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多哥等国家设立了贸易公司或办事处。先后建立了30家省级专业进出口公司。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作领域广泛。来浙江投资的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合作项目涉及多种领域，截至2008年底，已有84家全球500强企业在浙江落户，投资了224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入90年代以来，对外友好交往发展也很快，已同9个国家结成了23对友好城市（县、州）关系和4对友好交流关系，与10多个国家的40多个民间组织建立了固定友好交流渠道。全省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也与国外建立了近百对友好关系，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相互进行科技交流，联合国等有关组织在浙江建立了中国水稻研究所等26个项目。

Ⅵ 浙江的经济情况

2008年的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揭晓，浙江省27个县（市）进入中国经济百强县（市）。
其中，慈溪市居第7位，绍兴县居第8位；
余姚市居第11位，义乌市居第12位，诸暨市居第14位，温岭市居第15位，乐清市居第18位；
瑞安市居第20位，海宁市居第21位，桐乡市居第24位，富阳市居第28位，上虞市居第42位，平湖市居第47位，东阳市居第59位，临海市居第60位，嘉善县居第64位，长兴县居第65位，海盐县居第67位，宁海县居第72位，永康市居第74位，玉环县居第75位，象山县居第79位，临安市居第80位，德清县居第83位，嵊州市居第90位，奉化市居第91位，苍南县居第97位。
另外，浙江萧山成了杭州市萧山区，浙江鄞县成了宁波市鄞州区，像这样的县域都退出排名了。
浙江经济发展确是一个奇迹。以1978年与2008年相比，省内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长到21486.9亿元，从全国第14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省内生产总值由331元增至42214元，首次突破6000美元。财政收入从27亿元增至3730.1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1年居全国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72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258元.据统计,到2001年末,浙江省拥有民营科技企业10366家,技工贸总收入3908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5％。浙江1000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中，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有近800家，市县级高新技术企业约700多家，合计占民营科技企业的15％左右。这些企业是浙江经济的中坚力量，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Ⅶ 浙江省经济现状分析及发展前景

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品牌大省”的战略决策，这既是应因宏观调控新形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也是应因浙江经济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再造浙江经济发展优势的重大决策。推进名牌战略，是建设“品牌大省”的核心内容。它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及我省经济内涵式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提高产业层次，增强经济竞争力，保证浙江经济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
实施名牌战略
为打造品牌大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浙江是全国首批实施名牌战略的省份。1992年省政府2号文件提出了宣传和发展名牌产品的战略部署，我省名牌战略围绕重塑浙江产品质量新形象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基本目标，坚持突出重点，扶优扶强，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目前，浙江省拥有中国名牌产品139个，位居全国第二；浙江名牌产品总数发展到1039种，其中，工业产品819种，农业产品215种，传统特色文化产品5种。名牌产品生产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努力拓展市场份额，企业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逐步提升。据统计，工业名牌产品的销售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1%，利税总额占40%，出口创汇占全省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18%。
实施名牌战略，对地方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浙江省不少地方坚持“抓质量、扩规模、增实力、上水平、树形象”的工作思路，内练素质，外树形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温州市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业”，产品质量总体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涌现出25个中国名牌产品和2个全国质量管理奖生产企业，集聚了“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服装名城”、“中国锁都”、“中国制笔之都”等19个国家级生产基地，树立起温州行业品牌的良好形象，也为“品牌温州”创建打下坚实基础。
在实施名牌战略中，广大企业以名牌创建为契机，推动企业质量管理上水平，使全省涌现出一批质量管理的先进典型。他们采用国际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持续开展质量管理评审，积极开展全员质量管理，通过上下道工序调查、质量演讲比赛、技能竞赛、质量知识竞赛、产品比对试验、QC小组成果发表等形式，激发了员工参与企业质量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了浓厚的质量文化氛围，为提升产品质量，创建名牌打下坚实基础。
实施名牌战略，促进传统产业的提升。一些传统产业实施名牌战略后，以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品种不断创新、品质日益提高，出口、销售收入、利润指标普遍提高，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代表纺织业国际先进水平的无梭织机，我省拥有率已从几年前的3%，提高到目前的50%以上，我省的传统纺织产业整体得到提升。中国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累计技改投入超过6亿元，将电子计算机控制应用到黄酒发酵生产过程中，并对一些黄酒生产中的技术难点进行了攻关，解决了许多困扰黄酒业多年的技术难题。
按照品牌大省要求
深入推进名牌战略
当前，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势品牌是制约我省“品牌大省”建设的重要因素。我省有些企业虽然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但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名牌尚未出现；有些企业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企业规模不大，品牌集聚和辐射不强，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还很低；不少企业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还是较少，核心技术还是从国外引进；有些企业比较善于在商品市场上进行运营，但能够运用国际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来进行运营的还是不多。按照培育品牌、提升品牌、经营品牌、延伸品牌，做到无牌贴牌变有牌，有牌变名牌，培育更多的中国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努力创造若干世界名牌，努力打造“品牌大省”的要求，下一步深入推进名牌战略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提高认识，调整思路，围绕“品牌大省”建设，深化名牌战略。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品牌大省”的内涵，积极发挥名牌战略在打造“品牌大省”中的主力军作用。要从品牌教育入手，加大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领导的品牌意识教育，通过理论学习、方法学习和实务学习，了解和掌握创名牌的一般规律并能运用于名牌战略的实践中。要调整实施名牌战略的重点方向，积极打造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名牌群体。从国内外名牌战略的实践来看，从我省经济结构特点看，以科技创新和现代品牌经营方式，推动特色产业和块状经济产业集群发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保护建设和节约整治并重，缓解资源要素环境压力的有效举措。实施名牌战略，必须从最基础的市场调研做起，了解相同产品、相近企业、同一行业的产品市场情况，包括市场空间、市场定位、市场价格、市场服务、市场营销及企业运作模式和企业文化建设，从中寻找市场盲区或盲点，创造名牌的市场空间，形成名牌的发展优势。
（二）加强研究，科学规划，着力培育，提升品牌集中度。要在保持我省现有名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解决品牌建设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和制约因素，研究名牌战略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下一步深入实施名牌战略，打造“品牌大省”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思想。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打造“品牌大省”的战略部署，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提高综合实力为目标，以深入实施名牌战略为抓手，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集中资源、力量，着力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名牌产品，带动全省企业质量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推动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实现我省由“制造大省”向“品牌大省”的跨越。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从浙江经济的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浙江经济特点和企业现状的名牌战略实施和发展规划，重点培育、扶持一批国家级名牌和若干世界级品牌，扩展我省名牌的产业领域，提高名牌经济的市场占有率和覆盖面；在打造区域名牌、服务（三产）名牌和农产品名牌上花功夫，带动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层次，全面提高国际竞争力，塑造浙江品牌的整体形象；发挥名牌的带动及其对资源的整合作用，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促进有限的资源向名牌龙头企业集聚，完善产业链，促进产业提升。
（三）推进区域块状经济向优势名牌集聚，积极创建区域名牌。浙江以企业集群和产业集聚为特征的块状经济，是我省产业经济的一大特色。进一步整合这种块状经济，并将其融入全球化的产业链中，有助于增强浙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要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园区加速进行整合、扩容和提升，在充分利用现有园区的基础上，突出特色，强化创新，合理布局。要着力弥补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着力延伸产业链，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使块状经济区不仅仅是大量企业的简单集聚，而且成为从产品研发到品牌整合扩展的一个完整体系，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浙江制造”的大本营。要采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法，着力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名牌”。
（四）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强化政府服务和引导，推进名牌的培育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对名牌培育和名牌发展所具有的推动作用，把竞争重心调整到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售后服务，增加市场占有率，增强名牌竞争力上来。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推动企业走品牌之路，引导企业加强对消费需求、营销环节、竞争对手、未来市场变化的分析，结合自身优势调整市场战略，确立品牌形象。要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的争名创牌工作。对地方优势产业、省级名牌、有希望争创国家名牌、冲刺世界级名牌的产品和企业进行排队，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力争尽快取得突破。同时，要注重在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点行业、高技术产业中培育和发展强势品牌。要营造“千家争名牌、万家创品牌”的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名牌战略实施。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经济工作的软环境。持续加大打击假冒伪劣的力度，为名牌的培育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名牌评价和推荐工作，建立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符合竞争规则的评价和推荐机制，确保名牌战略的顺利实施。在长三角地区省级名牌互认协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二省一市名牌战略的交流和联动保护机制。
（五）充分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完善品牌建设配套措施。实施名牌战略、打造品牌大省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市场环境、产业结构、金融投资、贸易条件和法制建设等方方面面。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的力量和政府的行为在推进企业实施名牌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是个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鼓励企业创造名牌、走品牌发展之路方面有不少积极的政府行为；日本、韩国和欧洲等也在激励企业提高质量、创造名牌方面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广东、山东、江苏、福建等地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纷纷出台政策，激励和扶植名牌企业。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我省应该出台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创造名牌、走品牌发展之路。
（六）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推进中小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我省中小企业量大面广，但相当部分企业创牌意识不强，质量管理水平不高，产品质量稳定性差。因此，提高中小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和产品的质量，树立浙江中小企业良好的质量形象，是我省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环节。一是品牌带动。通过争名牌创品牌，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二是对中小企业的质量帮扶。以创自主品牌为抓手，加强质量基础工作，推动产品质量的提高。对中小企业而言，创自主品牌，必须有质量作支撑；而产品质量的提高，又为争创自主品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Ⅷ 浙江经济怎么了

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可喜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今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预计可达2000美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今，浙江经济表现出的旺盛活力，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有人称之"浙江现象"。以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必然是其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的结果。本文即试图从比较优势分析的角度来探讨"浙江现象"产生的原因。
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后，笔者认为，浙江与邻近沿海发达省份及全国相比，在劳动力、环境、市场扩大、特色产业和企业经营机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浙江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资源也称人力资源，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素，是构成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成为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一项重要指标。诚然，浙江的劳动力资源充沛，但在我国劳动力资源普遍充足的大环境中显不出比较优势。浙江在人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综合素质较高。1989年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9‰，仅稍高于沪、京2个直辖市，是省区中最低的。1999年则为4.29‰，高于沪（已出现负增长）、京、津、辽、苏，列全国倒数第6位，在省区中列倒数第3位。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减轻了人口负担和就业压力，对经济发展有利。虽然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浙江开发历史早，文化积淀深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在全国居较高水平。相对于外省人而言，浙江人更具有崇学、敢闯、聪慧、勤奋、互助、务实等优秀素质。其优势突出表现在浙江人对现实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勇于创新。江浙沪历来为我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国内40%以上的科学家均出于此。根据《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按籍贯统计，每百万人所涌现的著名科学家，上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22倍，浙江为4.15倍，江苏为3.49倍。特别是宁波，不仅以出商界巨子闻名于世，还是名冠全国的"院士故乡"。目前，宁波籍院士占全国1/16，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仅一所效实中学就出了13位院士，在全国未闻其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肯动脑筋肯吃苦又富冒险精神的浙江人，边干边学，素质提高更多地倚仗于"来自课堂外的学习"。在改革的实践中，涌现出滕增寿、冯根生、颜阿龙、鲁冠球、宗庆后、南存辉、陈金义等一大批勇于创新，精明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知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存在是浙江经济腾飞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浙江环境的比较优势
环境资源直接影响人们选择定居点，企业选择区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一般认为，区位、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硬环境，社会、政|治、政策和法律环境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以下仅对浙江的硬环境作简要分析。（一）区位环境,浙江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首先，滨海居中的地理位置，既利于对外交往，又利于向内扩展。而且，紧邻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五流"及产业扩散方面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上北南两边邻省江苏和福建均为全国经济增长领先省份，可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互相支持，共同发展。（二）资源环境<BR> 尽管就矿产资源和耕地资源而言，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1999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 %。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BR>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 位（表1）。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 表1：我国重点省份海水产品和海洋捕捞产量 单位：万吨 地区 浙江福建 山东 广东 辽宁 其他地区 <BR>海水产品产量 389.4 448.5 602.3 355.4 296.9 275.0 <BR>海洋捕捞产量 331.2 206.7 332.5 194.5 157.7 275.0 捕捞量占全国% 22.1 13.8 22.2 13.0 10.5 1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BR> 浙江虽然耕地面积少，农业却一直领先于全国。除了浙江农民吃苦耐劳，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外，与这里农业气候条件优越也是分不开的。浙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三）经济环境<BR> 浙江开发历史悠久。隋唐时期即已成为全国居优势的经济区域，至今依然。特别高的经济活动效率，使浙江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全国处于高水平。由于浙江是全国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省份，多年前经济实力即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在市场竞争中已取得一定的先发优势。<BR> 1999年，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28元，仅次于沪、京、津3个直辖市，居全国第4位；浙江农村人均收入3948元，仅次于沪、京2个直辖市，高居全国第3位。浙江1997年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的省份，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居全国第一。<BR> 虽然由于资源和战备方面的原因，解放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极少，然而，浙江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自1982年以来，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8.6%。1999年，全省民间投资额达1214亿元，超过建国前40年浙江全社会投资的总和，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62.0%，高居全国第一（表2）。</P><P><BR>表2：部分沿海省份及全国民间投资情况表 地区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全国 <BR>民间投资额（亿元） 1214.06 1389.10 1167.96 1710.45 13906.95 <BR>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62.0 56.9 52.6 58.2 46.6 <BR>资料来源：2000.11.29.《中国信息报》<BR> （四）生态环境<BR> 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浙江山青水秀，历史上即享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美名，杭州则被誉为"人间天堂"。解放后，由于几次政策失误，山林破坏严重，80年代以后工业污染又给浙江的生态环境蒙上阴影。但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下大力气，增加投入，控制污染，加上具备环境再生能力较强的先天优势，形势明显好转。最新的国家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浙江现有森林面积8309万亩，比10年前增长26.6%，森林覆盖率高达59.4%，比10年前增加了16.8个百分点，名列全国前茅。如今，浙江已是全国著名的竹业大省、花木大省、旅游大省。1999年，浙江的绿化观赏苗木输出量占全国出省量的32%。在昆明世博会上，有一半的花木出自萧山。至今，全省共建有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40个省级森林公园。旅游收入领先于全国。浙江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也不乏大手笔，如杭州市决定投资60亿，建设"蓝天碧水"工程。<BR> 由于浙江的生态环境好，气候条件优越，因而宜居宜游，发展旅游业在全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BR> <BR> 三、浙江市场扩大的比较优势<BR> 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贸易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在地区之间的扩散。有经济学家认为，地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出口基础。<BR> 西方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就意味着企业提供最终产品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只要市场规模扩大，就有机会提高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程度，扩大企业规模。因此，随着市场的扩大与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就有可能获得递增的报酬。<BR> 浙江是"资源小省"，产业结构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即资源和市场主要依靠省外）。浙江生产的产品有20%销往国外，50%销往省外，仅30%在省内销售。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对商业的尊重是建立良好的商业环境最重要的因素。浙江人历来有重视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自发地办起了工业品市场，通过市场调节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资源趋向合理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商品市场的领先发育，继而引发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甚至可以说浙江走出了一条"市场大省"通向"经济大省"的独特发展道路。在闯市场的实践中，浙江人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引进来"（在本地大办市场）和"走出去"（出外经商，或创办外地市场），如今浙江省内市场和外地市场的成交额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BR> 1978年以来，各类市场的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浙江早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市场大省。1999年，浙江有商品交易市场4347个，总成交额3606亿元，连续9年列全国第一。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产品、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等商品成交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同类市场第一。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已拥有摊位24350个，成交额已连续8年居全国榜首，成为"中国第一市"；绍兴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纺织面料交易中心；嵊州领带、诸暨珍珠均占全国交易量的80%。<BR> 到1999年底为止，浙江专业市场已在外地开办分市场30个，在国外开办市场3个。漂洋过海办市场，成为浙江农民"赚洋钱"的又一条捷径。至今，浙江在巴西、南非、阿联酋、俄罗斯、匈牙利、喀麦隆、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已创办或即将创办自己的市场。<BR> <BR> 四、浙江特色产业的比较优势 <BR> 兴旺的各类商品市场为浙江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是以贸带工、以销促产，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才使浙江经济如此充满活力。浙江发展特色产业有的是在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有的是原来没有丝毫基础，但产品小而专，投资少、上马快、资金回收快、凭借市场信息灵即可赚钱的轻小型产业。<BR> 服装、丝绸、茶叶是最具浙江特色的传统产业。在全国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中，浙江的服装、纺织业可说是一支独秀。如今浙江服装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近40%，浙江服装企业在中国服装双百强企业中"四分天下有其一"。浙江服装业三巨头"茉织华"、"杉杉"、"雅戈尔"同样也是全国服装业三巨头。一省有2个城市（宁波和温州）都一年一度举办"国际服装节"，争创服装名城，全国也唯有浙江。<BR> 温州和台州地区是全省特色产业发展最有特色，也最成功的地区。温州目前已建有30多个特色工业园区，如龙港的包装印刷、平阳的皮鞋、温州的服装、乐清的低压电器、瓯海的眼镜、永嘉的桥头纽扣等，其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均在30%以上。</P><P><BR> 五、浙江企业经营机制的比较优势<BR> 历史上，浙江企业具有"轻、小、集、加"的特点。即轻工业为主、小企业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加工型企业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所有制成分经济的增加，特色产业的发展，浙江企业的特点越来越表现出"轻、小、民、特"的特点。<BR> 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在全国居第二位，属工业领先省份。浙江工业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轻型工业为主，企业规模小，与市场联系紧密。浙江是工业结构轻型化最典型的省份之一。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2.8%，重工业只占37.2%，而且相当部分重工业属于轻小型的机电、金属加工业和精细化工业。轻型工业对企业规模的要求较低，因此浙江小企业地位重要。目前全省工业小企业占企业数的99.8%，改革开放以来小企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BR> 小企业机制灵活，适应现代社会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更适合搞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如今，浙江的小企业已经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方向发展，加强了专业分工协作，许多产品的生产企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BR> 浙江工业的特点还突出表现在非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比重大，个私经济发展基础好。在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占89%，其中个私工业占45.6%（表3）。浙江个私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在全国最大私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有数量也列第一。温台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中，民营经济的比重甚至超过90%。民营经济大多决策迅速、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我省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从而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增长点。</P><P><BR>表3：浙江与全国工业不同经济类型所占比例比较（%） 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 城乡集体工业 个体私营工业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BR>浙江 10.2 31.9 45.6 12.3 <BR>全国 28.2 35.4 18.2 26.1 <BR>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浙江年鉴2000》 <BR> 1999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5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更高达7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8个百分点。<BR> 1979-199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新增量的78%来自乡镇工业。1999年浙江农村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重为76%。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销售产值、利润总额、实缴税金的绝对额和增幅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BR> 近20年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市场带动、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崛起、轻型工业的基础较好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经济制约瓶劲
资源短缺阻碍浙江经济发展
“正在建设的项目没有钱、正在投资的项目没有地、正在生产的项目没有电。”这句话在浙江企业中广为流传。
据调查，浙江现在可用于工业用地的耕地不足400万亩，按一年使用50万亩的速度计算，8年后浙江的工业用地将告罄；同时，浙江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短缺、劳动力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瓶颈。
濒临东海之滨的宁波市，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三江贯穿市区，为名副其实的水乡，但事实上，宁波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15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750立方米的用水紧张线。据有关部门预测，如今宁波、舟山地区年缺水总量约为6亿立方米，即使到2020年周边地区引水工程和10座水库建成，但因经济一直飞速发展，这一缺口仍将维持在6亿立方米左右，情况相当严峻。
宁波市的缺水形势可以说是整个浙江省的一个缩影。由于缺水，浙江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浙江省工商联的一份议案中指出，2010年，浙江省水资源需求缺口将达55亿立方米；2020年将上升到67亿立方米。
不仅是水，电力也是如此。国家动能经济研发中心总经济师胡兆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浙江省的电力短缺最为严重。据统计，从2003年上半年以来，浙江省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2004年夏季，全省实际最大电力供应缺口在700万千瓦以上。2004年1月至8月，全省拉限电损失电量达56.6亿千瓦时，占全国的59%。
“不到一个月诸暨城区就涌出了12家自备发电机的经销商，由于供不应求，公司仓库里放了好几年的存货也一销而空。” 诸暨市机电设备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电力短缺，去年浙江几乎每家企业，连理发店都自备发电机。在全国百强、浙江十强县(市)的诸暨，全市共有自备发电机约11655台，发电容量26.05万千瓦。
电力短缺等问题已经造成了大量浙江企业迁往外省。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企调队对浙江596家企业的迁移问题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这次调查的浙江省596家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企业196家、有意向迁往省外的企业74家、省内迁移的企业128家、省内意向性迁移的企业48家、外省迁入浙江的企业150家。总体趋势是向省外迁移。
浙江外迁企业最为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企业离开长三角的理由都很简单：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
“百姓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强
浙江，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95%以上，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属于民营经济，浙江经济是典型的“百姓经济”。民营经济在浙江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的作用。
“从历次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表现看，浙江工业往往显现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点”。浙江经贸委的一份经济运行报告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浙江以中小企业为绝对多数有关。
浙江的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而大企业和特大企业与其他省市相比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规模也不大。这导致浙江在国家宏观调控中，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不强，一遇到宏观调控等形势，经济发展速度就明显下滑。
中小企业是浙江工业的命脉。2004年浙江实现工业总产值24461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实现总产值21601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8%。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面临土地紧缺、电力短缺、水资源短缺、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难时，中小企业处境尤为艰难。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只可能优先保证大企业。”浙江温州一位建材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尽管浙江省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但仍然是并不被优先考虑的群体。”
浙江经济模式急需转型
“浙江民企以后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粗放型，而是靠新的技术，改进产品，提高技术含量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要找出新的推进工业化方式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认为，不仅仅是企业要转型，浙江的经济模式也急需转型。

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以2003年为例，当年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GDP损失是0.6个百分点。浙江经济模式的转型已经是当务之急。

目前，浙江经济发展受土地、能源、水资源瓶颈制约相当突出。受此影响，浙江企业成本上升很快，一些企业出口订单无法完成，一些新增投资受阻，企业纷纷外迁，影响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宏观形势、体制条件尤其是资源环境情况的变化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资源约束将会是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因素。所以，要考虑如何保障资源供给、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要选择适合浙江资源供给状况的发展战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向高级化发展。

Ⅸ 制约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土地、大型国有企业不多、资源不足、电力、能源供给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外企投资不多、缺水、美元贬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