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宋代理学与商品经济兴起的关系。高中历史。
商品经济的大开展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顺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请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理想、研讨理想而非名物训诂，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儒学只要强调“经世致用”才干更好地应对佛、道的应战，才干让人们借助儒家经典发挥本人的思想，才干完成思想解放，才干更好地促进经济等方面的开展。
宋代理学也称新儒学、平民儒学，其强调更多的是主体如何经过道德理论到达“天人合一”的境地，旨在启迪人们在商品经济中个人如何服从整个社会的开展，个人的价值经过何种方式才干最有效地表现。理学强调经过对事物的“格物致知”取得对事物实质和规律的认识，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反映，也是当时社会进步思想的显著标志。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普通人既能够在读书的根底上经过内心的洗濯与修炼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又必需以诚信、对等看待他人，认真效劳、服从整个团体，这在客观上利于商品经济的开展。因而，商品经济的大开展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的理想沃土。
理学的出色代表是朱熹，朱熹在继承前人思想的根底上经过对儒家“四书”的集注阐发本人的理学世界观与心性学说，构建了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认识事物方面既宣传“格物致知”，又突出强调内省的作用，强调只要经过内心的洗濯才干控制全部谬误。在心性论方面强调经过人的道德理论完成儒家的理想人格。朱熹理学在理论构建方面完成了“致广阔，尽精微，综罗百代”。朱熹理学思想的呈现，不只有效回应了佛、道的应战，而且标志着儒、道、佛三种文化的交融。从内容上看，理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开展，完成了儒学的二次转型，标志着儒学向更高层次更综合方向开展；在探求世界的实质上，明显运用了道家本体论思想；在道德涵养及理论方面明显遭到佛家思想的影响。朱熹理学体系一呈现就遭到统治阶级的上层及士大夫的注重，影响疾速扩展。理学思想到达了统治者所倡导的儒学修身、佛学治心的请求，即在道家本体论的框架下论证封建统治的必要性。朱熹著作及其理学体系深得宋理宗的推崇，在地主阶级的推进下理学成为官学，也被普通的民众承受。
在理学思想的推进下，中国疾速完成“大一统”。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议，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给予政治、经济以严重影响。因而，由思想上的“大一统”完成国度的“大一统”是宋代理学产生的迫切需求。
㈡ 宋代经济政策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
宋代经济格局发生来了什么变化
经济自重心南移
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了北方，国家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长江流域，从而得出我国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原因：①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水资源充足、交通便利等].②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稳定,为江南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③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④南方统治者为发展实力,重视发展经济[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⑤新的农作物在江南引种,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⑥江南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劳动.
㈢ 用史实说明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
1．南北农来作物交流，自农产品商品化加强，如茶树栽培面积的扩大，棉花的种植和推广。南宋时经济重心移到南方；
2． 手工业生产规模有进一步发展。宋代生产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出现手工业生产中心，各少数民族手工业各有民族特色；
3． 商品经济活跃，宋代出现纸币，各政权间商贸联系增强，元交通空前发达，商业繁荣；
4． 外贸频繁。宋设市舶司，元的外贸港口世界闻名。
㈣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当时文学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其出现了所谓的通俗文学，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杂剧，极大的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㈤ 宋代社会生活变化影响
一．人们的衣食住行
衣：宋代服饰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行业特点。衣料也有较大的变化，由麻布向棉布发展，麻布还是最主要的衣料。
食：宋代食品种类很丰富。南北饮食交流普遍，但总的来说，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主要吃米饭。茶和酒是常用的饮料。
住：城市居民住瓦房，农民住茅屋，官僚、地主和富商住园林式住宅。各种家具种类繁多，而且高脚家具广泛使用。
行：宋人代步的工具分为水陆两大类，主要有轿、车、马、骡、驴、牛、驮。大海船还有指南针。
二．城市文化生活
1．瓦舍：城内设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宋代全国各地的茶肆应该数不胜数，与之相关也产生了多种社会角色和行业。茶肆是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普遍化而出现的一种专门行业，坊肆数量众多，人流杂处，往往体现出市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征，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宋初灭熟时，后蜀宫中金银玉器书画全部都被宋军收藏，“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他认为把图画挂在茶社能与民众一起观赏，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平民的广泛性。而蔡绦述及宋代“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遇执政、侍从等杂学士以上之家，而那些所谓“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举“茶肆民舍”以指称社会中的市民阶层，亦可见茶肆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代表性。
茶肆除了经营茶饮，或为其他行业提供场地和多收费的由头外，还会随着时节经营一些其他物品。如《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潘楼东街巷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叶梦得《石林记》：“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录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正病中，闻茶肆多有求售。”南宋杭州“自旧夕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说明茶肆在元宵节前亦同时经营灯市。
2．瓦舍产生的原因：城市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
3．宋代东京在城市布局、经营方式、都市生活的面貌等方面与唐朝长安的异同点：①北宋东京的人口，大大超过了唐朝长安。②北宋东京打破了“坊”“市”界限，改变了前代都城的城市布局以及唐以前的坊都制度，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新阶段。③北宋东京出现了夜市和早市，打破了前代都城对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④北宋东京出现了娱乐场所“瓦肆”。⑤北宋东京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其中尤以汴河水路最为重要。它不但可以通往江淮、两浙、荆湖，就是岭南、川蜀入京的货物，也大都经由此河。
4．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都市商业繁荣，大街小巷都分布着店铺和作坊，城市的商业化气息极浓。〈2）经商时间长，基本上是日夜相继。（3）娱乐活动商业化。（4）方便贸易的纸币出现。（5）对外贸易活跃。
㈥ 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历史影响
唐朝商品经济：
1、交通发达（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出发的对外交通也很发达）；
2、货币统一（由五铢钱到开远通宝）；
3、市场发达（场所固定——市；官员管理——物价和税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店铺限定——营业面积；时间限定——市的买卖时间；夜市草市——繁华大城市里有夜市，偏远的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
4、商人众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贩、胡商、外商）。
宋朝商品经济：
1、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2、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
3、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
4、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
5、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㈦ 举例说明唐宋元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如何理解明清之际农耕经济高度发达。同时显露出
唐宋以来，商品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经济上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一、商品经济对思想的影响
1、明清之际思想批判主要背景
商品经济的冲击和程朱理学丧失活力，是明清之际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根源。明清之际思想批判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经济思想主张
（1）李贽的义利观念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逐利拜金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尊奉礼教的士大夫们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从思想上扼杀这些叛逆理学的“异端”意识。
李贽极为痛恨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维护传统礼教的卫道士，指斥他们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
他认为人皆有私，“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追求物质享受乃是“秉赋之自然”。每个人都可以顺其“自然之性”，“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而不应该被强迫顺从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
（2）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倡导“工商皆本”
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受到了尖锐的挑战。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
“工商皆本”主张的提出，反映了市民阶层发展经济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带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色彩，具有进步作用。这是一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正确思想，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3）中国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波澜壮阔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为脆弱，使得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二、商品经济对书法的影响
1、宋代——崇尚意趣、忽略法度
市民阶层兴起，社会生活丰富多样，文风很盛，又因当时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在文艺审美上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强调表现心境和意趣。
2、明代——呈现平民化、世俗化、个性化趋势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苏杭等地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还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文人书法在此时受到重视，他们大都有较深的文化素养，在继承优秀书法传统的基础上，更追求个性化的改造，力求书法能够抒发个人情怀。
三、商品经济对绘画的影响
1、民间风情画
宋代以来，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繁荣，传统政治城市的经济职能和娱乐服务色彩空前加强，并形成了大量纯粹的经济市镇；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日益发展完善，以及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书籍的普及和民间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加之戏曲的形成和兴盛，民间世俗文化得以日益繁荣。
2、明清时期
文人画全面占领画坛，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动荡”实际上指的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和发展、传统社会秩序的松动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明清变革带来的冲击，以及异族统治下的思想文化专制。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风格独特、不拘成法的画家和画派。
四、商品经济对宋词（诗歌）的影响
宋代城市生活的日趋繁荣吸引了大批士子。他们于山水田园之外，更加迷恋都市歌舞宴饮的生活。
五、商品经济对小说的影响
1、宋代话本——把中国小说推向新阶段
产生背景主要包括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和说书在宋代的流行。
2、明清小说——空前繁荣，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
（1）繁盛的原因
①大批工商业市镇兴起，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
②印刷业的发展
③明清时期社会识字率的普遍提高。
（2）特色
①通俗文学蓬勃发展，达到成熟阶段
②浸染着拜金逐利的社会风气
③带有批判现实的色彩
六、商品经济对戏曲的影响
1、中国古代戏曲的形成——宋代南戏
宋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发展促进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发生变化。原先城市中封闭的坊市制格局在宋代遭到废弛。出现许多集市，还出现了大型综合娱乐场所——瓦舍（北宋都城汴梁最大的瓦舍可容纳数千人，而南宋都城临安城内有瓦舍20多处）。各种通俗文化，尤其是戏曲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很大发展。南戏就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了。
2、中国古代戏曲的成熟——元代杂剧
戏曲是综合艺术，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物质基础。元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局部繁荣是导致元杂剧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征服中原，连年的战争使中原经济遭受严重摧残，但蒙古族贵族追求生活的奢靡，将大批工匠集中到城市。而流离失所的人口也不断涌进城市谋求生计，这也导致某些城市出现畸形繁荣。如元代的都城大都，城市商业活动频繁，人口极度膨胀。城市的繁华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大批演员、观众与活动场所，促成元杂剧兴盛。
3、中国古代戏曲的鼎盛——京剧
京剧这一剧种孕育、形成于北京，与北京其时在全国所处的特殊位置有关。明清两朝，北京作为帝国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不仅聚集着人数众多的皇族贵胄、文武百官，而且吸引着各地的商人蜂拥而至。
各地商人来京后纷纷设立商业会馆、商号，各大会馆除了设有祭神的设施外，一般都有戏台。逢年节喜庆之日，会馆即集资邀请戏班来会馆演出。
在这种情形下，四方艺人纷纷云集北京，以满足京城皇室贵族、官员、商人以及广大居民的文化娱乐需要，北京自然成为休闲文化的一大中心。
如何理解明清之际农耕经济高度发达，同时显露出近代前夜的迟滞与危机？
明清之际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显露出一些新旧冲突的征兆。这种从农耕经济中分离出的新经济因素，带有向工业文明演进的趋向。但在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的抑制、阻碍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未能形成扫荡旧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飞跃相比，在处于农耕经济顶峰的康乾之际，中西国力兴衰的易位便已大体定局。
正当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明清之间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一二百年，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完成向近代工业国家的转变。工业革命使西方资产阶级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些西方国家疯狂地越洋抢滩，掠夺金钱，贩卖奴隶，开辟市场，建立殖民统治。
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变革毫无认识。他们对外紧闭国门，对内压制打击工商业，厉行文化专制，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萌芽。愚昧自大、固步自封的清帝国与西方列强力量的对比迅速发生逆转。到19世纪初英国推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后，中国社会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
㈧ 北宋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影响
1促进集市的起。
㈨ 历史问题，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例如新式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县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第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㈩ 从唐代到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变化的原因
对外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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