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经济的影响

『壹』 简述佛教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一种复杂体，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B泰勒在年的《原始文化》指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从社会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分析文化定义时认为，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 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对西方自 年至 年期间关于文化的 多种定义做了清理与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着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文化的综定义基本为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所认可，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人论述“文化”，比西方人要早得多，《周易》有所谓：“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之始，但其中“文化”一词尚未连结在一起。在中国人此时的观念中文化的含义是，通过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治理天下。到汉朝，“文化”一词正式出现，其含义也与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样。刘向《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也讲“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些都是指的与国家军事手段相对的一个概念，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到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则别有见地的解释《周易》中的“文化”一词，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这实际上是说“文化”主要是指文学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古人对文化的这种规定性从汉唐时起一直影响到清代，因此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综***上述，我把“文化”分做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所谓观念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意识形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它们或历代相沿，或不断变化，或兴或废，或长或短，既没有具体的存在物，又不是抽象的看不见，是一种中层次的文化。所谓器物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如住宅、服饰等，它们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看得见，摸的着，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
所以，当我们讨论佛教传入我国，并对我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时，就不能拘于一面，而要从观念、制度和器物这几方面去探讨。
一、对观念文化的影响
、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曾被概括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惹刂钭友А⒘胶壕

『贰』 佛教对明代经济影响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对宗教采取抑制和利用兼并的政策。

他主要希望阻断摩尼教、版白莲教与弥勒宗等权宗教组织再度变成反朝廷的起事军，并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秩序。

明朝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

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皇室特殊化行为、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明朝中期以后，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

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朝中叶之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叁』 宗教信仰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吗

从古至今，世界各地，人类文化的不同，精神文明的不同，也就导致人们的宗教信仰的不同，比如信伊斯兰教的印度人，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信基督教的美国人，信佛教的中国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中国的法律也明文规定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不同的宗教也千差万别，对于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不同的宗教信仰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会在正反两个方面来影响经济的发展，可能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但是，不论怎样，宗教信仰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追求不同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不论你是什么宗教的教徒，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力去为国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贡献。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地进步。

『肆』 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全面认识宗教的社会作用 两年前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肯定“信教群众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同时，提出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肯定宗教中蕴含着积极因素。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执政党认识上的发展与深化，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宗教的社会作用，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两周年之际，我们重提“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话题，目的在于启发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同时，也是为了推动宗教界更好地思考自身的责任与使命。重视宗教道德的积极作用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安保枝我认为，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进程中，要重视和发挥宗教道德的积极作用。宗教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弃恶扬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世俗道德是一致的，与我们党和政府提倡的公民道德也有许多契和之处，对引导和规范信教群众遵纪守法、洁身自好、热爱和平、服务人群、推崇公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有着积极的作用。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中都有许多弃恶扬善的具体内容。基督教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十诫”和“信”、“望”、“爱”。这十诫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不守安息日；不可不孝敬神的代表；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不可贪念他人财物。这十诫教人行善，止人做恶。信、望、爱的核心是爱，爱是信、望的具体体现，爱神爱人，而爱人又是爱神的具体体现，只有爱人的人，才会爱神；荣神益人，就是要造福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荣神。在当今社会，爱人、益人具体表现为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所处的社会，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积极投身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应尽的责任。我听过许多基督徒这样讲：一个好的基督徒必定是一个好公民。劝善戒恶是伊斯兰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不仅自己要仁慈、行善，而且还要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一个人信真主且行善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能停留于此，不能独善其身，人人都要担负起监督社会道德的义务。《古兰经》中的戒律主要有：不说假话、不混淆是非、不说违心话、不随心所欲、不听信谗言、不沽名钓誉、不夸夸其谈、不好大喜功、不狂妄自大、不强词夺理、不口蜜腹剑、不两面三刀、不近邪恶、不妄谈闲话、不懒惰、不贪财、不赌博、不饮酒、不怨恨、不吝啬、不悔恨、不挥霍浪费、不急躁、不作恶事、不霸道、不淫视异性、不显露色相。佛教宣扬大慈大悲、众生平等、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其主要体现在“三学” 、“四摄” 、“五戒” 、“六度” 、“十善”上。“三学”的内容是戒学、定学和慧学。“四摄”的内容是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指与大众同甘共苦，没有任何特殊行为）。“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称般若)。“十善”实际上是五戒的分化和细化，分为身、语、意三业的禁忌，内容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恚、不邪见。在现实生活中，宗教道德所产生的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不胜枚举的，不少教徒聚居的地方犯罪率极低，被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村；许多教徒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还有不少寺观教堂被评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界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投身于抗灾济赈、扶贫救困、希望工程等活动，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宗教心理的社会作用宗教文化出版社副总编戴晨京大家知道，宗教心理是宗教信仰者在其信仰活动中所获得的与宗教相关的各种心理体验。宗教心理的形成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的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使宗教意识成为根植于人们内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人从小在宗教环境中耳濡目染，有意或无意地受到宗教的影响或熏陶，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或自发地释放出来。二是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始终面对着无限变化的事物，始终碰到无法解释的现象，碰到各种不如意的社会问题，于是当这一切无法得到一个圆满地解释时，有的人自然或不自然地将自己的思想转移到宗教的层面，一步步地深化着宗教心理的过程。应该说，宗教心理是最复杂、最令人迷惑，也是最不好说明的一种心理现象。如果说宗教情感还带有某种自发的形式，那么宗教心理则是一种自觉的宗教行为而产生的体验，它类似某种心理条件反射。宗教心理与宗教情感，在形式上有其相似性，比如至上感、万能感、神圣感、神秘感、皈依感、忏悔感、新生感等等，都是人的心理感觉，都是一种交感性的互渗性的感觉，但两者之间有着区别，宗教情感是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交往中形成的，是自发的，而宗教心理则是通过宗教方式诱导的，是有目的的一种行为，或者说 ，宗教心理是为了体验这种心理而进行的。正是为了体验宗教心理，人们创造了各种的宗教物象、宗教礼仪、宗教艺术、宗教音乐等等，以营造宗教氛围。我们常常看到的金碧辉煌的神殿、庙宇和教堂，那种圣洁的氛围，目的在于在人与神之间筑起沟通的桥梁，引入超凡脱俗的境界。正如苏珊朗格指出：“大多数早期建筑――史前建筑，冈陵，太阳神庙――都划定一个所谓的宗教空间，这是一个虚幻的领域。” 宗教心理在宗教礼仪中有着较为集中的表现：物象礼仪包括各种物祭，是以物的形式与神沟通；示象礼仪包括膜拜、祈求、忏悔、许愿、祝福等，是以规范化的动作过程来体验人与神之间的交感；高层次的意象礼仪包括各种修行，如修持、修道、灵修、修心、修身、修功等，则在一种人造的境界中进入人神交融天人合一状态。宗教心理形成了宗教信仰者的宗教经验，使信仰者形成特定的宗教理念，它在一定时候会产生巨大的意志力和爱心，因此在宗教发展史上不断有伟大而感人的宗教者出现，他们的事迹感动着整个社会，成为千古流传的民族文化的财富。世界各国的宗教理论各有其不同，但基本内容都是指向它所信仰的超验世界或超验存在，指向人与超验存在的关系，指向在信仰环境下世界和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人为什么需要拯救，人如何按宗教规则生存等等。宗教理论 http://hi..com/%CA%AF%D7%EC%C9%BD%C4%C2%CB%B9%C1%D6/blog/item/a284313463077b3b5ab5f52f.html

『伍』 接下来我们聊聊佛教对古代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再谈谈韩愈为什么要反对佛教

佛教本质上是规劝人们抄进行规范的生活的，佛陀认为规范自己的生活让人快乐。佛教对古代中国，印度，西域诸国的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主要用于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随着佛教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向世界各地，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它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因为信仰往往会导致一个地方的经济复苏而得到发展。
至于韩愈为什么灭佛呢，客观来说因为那时的佛教很不像话，因为不从事生产可以免交各种税，越来越多的内心不正的人走上出家的道路，国家经济大大得到脱累，而且佛教势力很大，佛教本来是不积财富的，而那时国家有很多人逃税漏税，在加上佛门有很大的力度提倡地狱观，钱财有很多都往佛门里投去了。经常发生刑事案件都是请出家人出面主持的，还大肆宣扬割肉喂鱼，喂虎的故事让人们自残。这些也是为什么三武要灭佛的直接原因。韩愈本身是儒家思想的人并没有了解过佛教理念，因为兴师动众迎佛骨更是把韩愈这种不满的情绪压抑到顶峰所以上表皇帝批评这件事。

『陆』 藏传佛教对西藏经济的具体影响

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信徒的日常佛事、祭祀对经济生活及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影响回，藏传佛教信徒答在特定的时间内拿出一部分时间、精力及财产进行佛事和去拜见佛门大师或者到寺院朝拜，由于在一个全民信教区域内，上述也就不单单是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群体行为，这对这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会有负面甚至有阻碍的作用。
二是有关佛教文化的旅游业对经济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藏传佛教在国内外的成功宣扬，藏迷、佛教徒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以至于有了今天西藏旅游业的空前发展，这是藏传佛教的成就，更是境外藏民长期努力地结果，所以，藏传佛教是藏民的精神支柱，也是藏民的铁饭碗。

『柒』 谈谈宗教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

宗教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的作用：
1.宗教起着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历史上剥版削阶级都利权用宗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2.宗教起着阻碍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自然的作用
3.宗教起着阻碍科学发展的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 宗教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产生，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下层群众的某些政治经济要求，对社会发展产生过进步的影响。在历史上， 宗教被作为一些农民起义的旗帜， 起过组织群众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对社会的发展起过进步作用。
在社会文化艺术方面， 宗教也有过积极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对文学，教规和宗教对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还有宗教的一些的教义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条整人际关系的作用。宗教关于不盗窃、不淫乱、不诬陷、不忘语、平等爱人等戒律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因此，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全面地观点来看待宗教的作用。

『捌』 藏传佛教对经济 文化 教育的影响 急 多点字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藏语意为“上师”。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始建于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时为公主建的宫室，但建成现在的规模，是到17世纪才完成。

巴利语系佛教(上座部佛教)流传于我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区，那里人民的佛教传统信仰与南亚佛教国(泰国、缅甸等)大致相同。大约是在7世纪中叶，佛教从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那里若干世纪以来，都能保持依照原始佛教的佛法、戒律和进修学的优良传统。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之一，自称“佛教”或“内道”，清代以来汉文文献中又称之为“喇嘛教”。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分两个历史阶段，藏文史籍一般称“前弘期”和“后弘期”。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约2百年为前弘期。这一时期，佛教在吐蕃还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在与当地原有的苯教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其间曾一度占优势。赤松德赞（755一797在位）时从印度迎来寂护和莲花生两大师，建立桑耶寺和僧团组织。期间，在印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之间曾引发一场争论（792—794），最终印传佛教在赞普的支持下得以取胜。赤祖德赞（815一838在位）时，又委僧人为大相，并规定七户养僧一人之制等，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的继任者赞普达玛期间，佛教遭受严重打击，但其后约百年，卫藏地区的佛教仍不绝如缕。

10世纪，佛教逐渐由西康、青海、阿里等地将戒律传回卫藏地区。同时有一些人去印度求法，其中最有成绩的是仁钦桑波（rin-chen-bzang-bo，958—1055），译出以密宗为主的不少显密经典。又从印度迎请阿底峡进藏，主要传授显宗教理，兼及密宗。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

藏传佛教教义特征为：大小乘兼学，显密双修，见行并重，并吸收了苯教的某些特点。传承各异、仪轨复杂、像设繁多，是藏传佛教有别于汉地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显宗说一切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四宗中以中观为最发达。龙树一系的论典以“正理聚六论”为中心，经过宗喀巴的倡导，中观应成派月称所著的《入中论》最受推崇，成为中观论著的代表作。《现观庄严论》与《入中论》两书汉文未译，而龙树的《大智度论》藏文未译，因而成为藏传与汉传佛学之一重要区别。藏传显宗教理的传授与探讨特别注重口头的立宗辩论，辩论时严格按照因明学的“应成论式”的规矩进行，辨析精细入微，为其他各系佛学少有。藏传密宗一般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等四部，而各宗派多以无上瑜伽部的各种教授为主要修行法门。

藏传佛教的传承方式既有师徒传承方式，如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也有家族传承方式，如萨迦派，基本上采用以昆氏家族为基础的家族传承方式。但最具特色的还是活佛转世制度。“政教合一”是藏传佛教的另一大特点。历史上，藏传佛教的多数派别都和一定的政治势力（包括地方实力集团或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教合一制度，教依政而行，政持教而立，彼此依存。这一制度在吐蕃赤祖德赞赞普时初见雏形，至萨迦派时正式确立，其后不断完善，待格鲁派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后而达鼎盛。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废除。

藏传佛教传习和修证的处所分为讲道院和修道院两种，也有综合者。较大的寺院都有规定学制。各派各寺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如格鲁派哲蚌寺郭莽扎仓规定：因明五年，般若四年，中观两年，俱舍四年，戒律一年，必须循序而进。戒律学完之后统称噶仁巴（经学士），其出路有三：1、少数申请应试格西学位，2、自由讲学或闭关修持，3、入密宗学院继续深造。藏传佛教的学位有多种名目，如噶希（四论士）、饶绛巴（博学士）等，原仅为尊称，后学制逐渐严密，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诸如拉仁巴、多仁巴、林赛、曼仁巴（医药士）等各种称号，统称为格西。

藏传佛教的寺院规模大小不一，小者只有数人，大者多至七八千人。大寺院一般由经堂、神殿、做为辩经场所的林苑、印经院，若干活佛拉章、僧舍、执事者的办事处、仓库、招待施主的客房、牲圈等等组成。寺院在旧西藏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宗教、文化乃至经济、政治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要的寺院依其重要的程度分别规定为国家级、省级、县级的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许多寺院受到严重的破坏， 1979年以后由政府资助和信徒群众自愿集资逐渐恢复。

藏传佛教的文献极为丰富。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其中《甘珠尔》包括显密经律，主要为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为论藏，系释迦牟尼弟子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的译文集成。

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本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迅速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不可忽视的宗教信仰之一。

现今的藏传佛教以宁玛、萨迦、噶举、格鲁四派为主。

宁玛派（rnying-ma-ba)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一个派别。 “宁玛”（rnying-ma）藏语意为“古”、“旧’，该派以传承弘扬吐蕃时期译传的旧密咒为主，故称为“旧”；其法统与吐蕃时期的佛教有直接传承关系，历史渊源早于后弘期出现的其他教派，故称为“古”。通称“旧译密咒派”。宁玛派僧徒可以分两大类：第一类称阿巴，专靠念经念咒在社会上活动，不注重学习佛经，也无佛教理论。第二类有经典，也有师徒或父子间传授。我们主要介绍是第二类。 严格意义上的宁玛派是11世纪时“大素尔”索尔波且•释迦迥乃（1002--1O62）、“小素尔”索尔穷•喜饶扎巴（1014-1074）、卓浦巴（本名释迦僧格，1074一1134）三素尔建立寺庙并有较大规模的活动时才形成的。到16、17世纪才有较具规模的寺院，后来在第五世达赖喇嘛支持下得到较大发展。著名的寺庙有西藏的多吉扎寺、敏珠林寺，四川的噶托、竹庆等寺。宁玛派14世纪就已传播到不丹、尼泊尔；近代来，印度、比利时、希腊、法国、美国等都建有宁玛派寺庙，并不断出版有关教义著作。

宁玛派的传承主要分经典传承和伏藏传承两部分。14世纪后，经典传承即不见史载，由伏藏传承取而代之。伏藏为前弘期时莲花生等密教高僧埋藏的密教经典法门，后弘期时发掘出来弘传于世。藏传佛教各宗派都有伏藏，但以宁玛派最为重视，有南藏、北藏之分，《大圆满法》即为该派独有的特殊伏藏法。

宁玛派的教法主要为九乘三部。九乘即声闻、独觉、菩萨等显教三乘，事续、行续、瑜伽续等外密三乘，摩诃瑜伽（大瑜伽）、阿鲁瑜伽（随类瑜伽）、阿底瑜伽（最极瑜伽）等内无上三乘。其中的阿底瑜伽即“大圆满法”。宁玛派最为注重修习心部的大圆满法，主张人心本自清净，三身圆满，不假造作，本自现成，修习的关键仅是消业净习，即可契证本性，圆满佛事。

萨迦派中的“萨迦” （sa-skya）藏语意为灰白色的土地。因北宋熙宁六年（1073）昆•衮却杰波（1034一1102年）在后藏萨迦县萨迦寺弘法，故名。萨迦派有血统、法统两支传承。元代以后，萨迦派内又出现俄尔、贡噶、察尔3个支派。此外，萨迦派的重要寺院还有四川德格的贡钦寺，青海玉树的结古寺、称多县的示藏寺，西藏林周的那烂陀寺，今锡金境内的结蔡寺等。

萨迦派采用款氏家族世代相传的传承方法。代表人物有萨迦五祖。初祖贡噶宁波（1102？一1158）、二祖索南孜摩（1142一1182）、三祖扎巴坚赞（1147一1216）、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一1251）、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1235一1280，萨迦班智达侄子）。1244年，萨迦班智达应蒙古皇子阔端邀请赴凉州会谈，为元朝统一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帝师，领总制院事，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1267年西藏建立萨迦派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在元中央王朝的支持下，萨迦派势力大增，其寺院及势力波及到康区和安多各地，对元朝皇室亦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萨迦派内部的矛盾亦逐渐发展，1324萨迦寺分成细脱、仁钦岗、拉康、都却4个拉章，各领属民、土地。1351年，萨迦派在西藏的掌权地位被帕竹噶举派的大司徒绛曲坚赞取代，萨迦势力日渐衰落。明成祖时，封萨迦首领为大乘法王，萨迦派仅保有萨迦附近一小片领地，其首领称萨迦法王。明朝中期，其他3个拉章传承断绝，都却拉章则再分为彭措颇章和卓玛颇章两房，延续至今，萨迦法王由两房的长子轮流担任。现今的萨迦法王在美国居住。

萨迦派在显教方面注重经论的翻译及辩经。显宗方面有两个传承，一个倡导唯识见，传授法相学；一个主张诸法性空，传教中观应成学说。密教方面有萨迦十三金法（《十三种不越外围之金法》）， “道果法”是最独特的教法。 “道果”法认为，修习佛法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舍去“非福”（“恶业”、做坏事）。专心于行善，来生即可投生三善趣之中。第二层次是断灭“我执”（“我执”指执于一切有形或无形的事物）。“我执”一断灭，烦恼苦痛便无从生起，人也可从流转轮回的痛苦中得以解脱。第三层次便是除去“一切见”。一切见指“断见” （指片面解释“宇宙万物皆非实有” ）和“常见”（指一般人的见解）。萨迦派认为，要防止“断见”、“常见”，走中道，这样才能达到智者的境界。

萨迦派对藏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元代帝师达玛巴拉在北京召集藏、汉、印度、北庭名僧用梵文原本对勘藏汉文佛教大藏经典，历时3年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为《藏文大藏经》的编定和刻印打下了基础。萨迦寺至今仍是藏传佛教中藏书最为丰富的一座寺院。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支派最多的教派。“噶举”（bkav－rgyud），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谓其传承金刚持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创立者先后有两人。一是琼布朗觉巴（khyung-po-rnal-vbyong-pa,990—1140），一是玛尔巴译师。这一派支系众多，有达波噶举和香巴噶举两大传承。达波噶举系统的创始人是达波拉结，但渊源却可以追溯到玛尔巴、米拉日巴师徒。达波拉结是米拉日巴的上首弟子之一，1121年在达布建冈布寺，收徒传法。他融汇噶当派的《道次第》和米拉的《大手印》教授，写成《道次第解脱庄严论》，逐渐形成独特的风规，而成“达布噶举派”。后来，达波拉结的众多门徒发展出更多的支系，通常有“四系八支”之称，遍布于藏区等地，至今未衰。达波噶举中的帕竹噶举、噶玛噶举的上层曾受元、明两朝册封，相继执掌西藏地方政权。格鲁派兴起后，噶举派中仅有止贡、噶玛、达隆、主巴四支系保有一定势力。香巴噶举系统的创始人是琼波南交巴，故也称琼布噶举。因琼波南交巴在后藏的香地区（shangs）广建寺庙，传法讲道，故称 “香巴噶举派”。

噶举派主要寺院有西藏墨竹工卡的止贡寺、四川德格的八邦寺等。

噶举派主要学说是月称派中观见，重密宗，采取口耳相传的传授方法，曾融合噶当派教义。修习上，噶举派注重修身，主修大手印法。大手印有显密之分。显教大手印为修心法门，修的是空性大手印，它要求修行者心住一境，不分别善恶美丑，以得禅定。密教大手印为修身法门，密宗大手印则以空乐双运为道，分实住太平印、空乐大平印和光明大手印等。大平印修身的方法有四种，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对人体呼吸、脉、明点（心）的修炼，而达到一种最高境界。

格鲁派（dge-lugs-pa）中的“格鲁”一词汉语意译为善规，指该派倡导僧人应严守戒律。又因该派认为其教理源于噶当派，故称新噶当派。格鲁派既具有鲜明的特点，又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因而很快后来居上，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派别之一。

该派奉宗喀巴大师（1357一1419）为祖师。宗喀巴于1402年和1406分别年写成《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为创立格鲁派奠定了理论基础。1409年正月，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首次举行祈愿大法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兴建甘丹寺，并自任住持，这是格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后来，该派势力逐步扩大，修建了以哲蚌寺、色拉寺、札什伦布等寺为代表的寺院。活佛转世制度的采用是格鲁派走向兴盛的转折点。清代格鲁派形成达赖、班禅、章嘉活佛（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外蒙古）四大活佛转世系统。清代以来，格鲁派寺院有了很大发展，除拉萨三大寺外，扎什伦布寺、昌都寺，青海塔尔寺、隆务寺、佑宁寺，甘肃拉卜楞寺、卓尼寺，四川格尔底寺、甘孜寺，云南中甸的格丹松赞林寺，北京雍和宫等也都是格鲁派的著名大寺院。

格鲁派的佛教理论继承阿底夏所传的龙树的中观应成派思想，主张缘起性空。所谓缘起，即待缘而起，也就是说一切法的产生均有原因；性空则是自性空的略写，一切法均无自性，从缘而起，这便是缘起性空。修行上采取“止观双运”的修行方法，止观兼重，即主张止往修、观察修两种轮次修习。格鲁派认为，修止就是把心安住于一境，如果得到轻安之感，即是止的本体；修观就是通过思维而得到轻安之感，此为观的本体。修习应止观相互配合，由止到观，由观到止，而达涅。格鲁派认为戒律为佛教之本，因此重视一切微细教法，要僧人以身作则，依律而行。在显密两宗的关系上，格鲁派则强调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和显密兼修的方法。

格鲁派寺院组织严密。较大的寺院一般分寺院、扎仓、康村三级，而且各有管理组织，执事人员实行任期制，各司其责，重要事务则会商决定。学经制度健全。有系统的佛教教育体系和学位制度，规定显密并重，先显后密，注重戒、定、慧三学并习的学经程序。同时格鲁派寺院还重视文法、修辞、工巧、医药、历算等学科，对藏族思想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总之，格鲁派兼具西藏各派教义之长，具有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特点。格鲁派的佛学特点反映了15世纪以后藏传佛教的发展趋势。

『玖』 关于佛教对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影响的论文(4000字)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五十六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盘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盘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盘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 不灭论和佛教的涅盘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盘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 “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

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

『拾』 佛教产生前中国的经济情况如何

阿弥陀佛。佛教产生之前，我国那个时候是周朝。周朝人在物质上非常贫穷，精神上非常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