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农经济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
1.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
小农经济是秦朝以后在出现的(秦朝以前是奴隶社会,秦朝以后是封建社会),当时井田制瓦解,商鞅提出土地私有制,小农经济出现.
长期存在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低下,生产活动有剩余价值或说剩余价值积累不够,而且小农经济是当时适应了生产力的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
2.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如明朝,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小农经济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根基,所以当时实行"重农抑商"(其实一直都有的)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要重农抑商,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知道商人一有钱之后就会有形成一种势力，(如资产阶级),不利于统治,所以要加以打击.
2.封建文化影响,封建统治的思想根基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早在西汉就儒家学说出现了"君权神授"人们思想得不到解放,就缺少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
其实总的来说是维护封建统治.
影响是封建社会前期中国农耕经济高度发达(楼下不要乱说,这个时候是优势,什么落后?),农耕经济高度发达,农作物商品化,促进了在明朝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同时小农（也就是自耕农）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导致了近代封建势力强大,以至于资本主义发展难以起步,准确点说是阻碍了近代中国迈向资本主义的脚步。
2. 中国农耕经济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产生的影响
（一）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制奠定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古代中国取得了农耕文明（包括发达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辉煌。
（二）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国家工业文明兴起，而中国在明清以后，虽然农耕经济高度发展，但因封建制度的保守与封闭严重阻碍了新经济因素，造成中国经济迟滞，中国农耕文明逐渐落后世界发展潮流。到近代中国农耕文明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造成了落后挨打局面。
3. 11．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对社会经济有何影响
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
4. 农耕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们身上的体现
（一）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及思想，实际上主要是重视种植业（包括桑、麻、棉等）的发展，进而形成了“耕织结合”的农耕文化。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是从东周时期开始的。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其本质实际上是“农本”思想，因为历代统治者所采取的“抑商”措施主要是为了“重农”，即“重农”是“重农抑商”思想的核心和最终目的。重农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对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来说，更是一个涉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因此，许多古代思想家都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谈论重农思想的：“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不可得也。”[8]“凡为国之急，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多粟，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9]所以，古代所谓的“农本”思想或“重农抑商”思想实际上主要是重视单一的种植业。
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关系发展，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消极影响：第一，使得农耕经济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受到了遏制，农耕经济实际上变成了几乎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少量的畜牧业也仅仅是一种家庭副业，即“鸡豚狗彘之畜”。[10]同时中国古代的官办畜牧业主要是养马业，目的是为了对付善于骑术的游牧民族的侵扰；第二，形成了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耕织结合”的农耕经济模式，从而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也在根本上解决了众多农业人口的“穿衣”问题。这样农耕民族以桑、麻、棉等为纺织原料，并不大量地需要游牧民族畜产品中的皮毛；第三，抑商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正常的经济交流，因而也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各种非正常的商品贸易交流形式：贡赐、官方互市以及战争和掠夺。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剧了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垒和隔阂。第四，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反对农耕民族发展畜牧业，而且在历史上，农耕地区的畜牧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除了主要发展养猪和家禽等之外，也发展了一定规模的养羊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农耕地区的畜牧业对整个经济的地位问题。在古代中国，农耕地区的畜牧业（主要指对于草食性动物的饲养或放养），基本上是一种相对于种植业的“副业”，而非所谓的“主业”即种植业，这样也就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思想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由于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中原地区是整个农耕民族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相对于周边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发达、先进的优势地位，因此，也就产生了以中原和周边相对立的思想观念：中原为本，周边为末，中原代表先进、文明，而周边则成为落后、愚昧和野蛮的同义词。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以中原为内，而以周边为外，逐步将中原农耕民族、农耕文化与周边的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相互区别开来的思想意识。中原是文明、“礼仪之邦”，是属于华夏；周边则是“蛮荒”之地，属于“四夷”。后来所形成的内地与汉族、边疆与少数民族的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中原与周边“对立论”或中原“中心论”的某种思想遗留。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使得这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利益等方面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界限始终存在，而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这就是长城的修筑并赋予长城以特殊的文化内涵。当然，尽管在两种经济类型间缺乏有效的融合，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融合的现象却很多。
在我们身上就是小农意识浓厚，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心理素质上表现为求稳、怕变、盲目和狂热，从而形成很大的保守性，本能的排斥变革，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在价值观念上，自然经济使得人们形成以自足、患得患失、平均主义为特点的观念体系；在思维方式上自然经济的规模狭小导致人们的活动范围狭窄和认识水平低下，从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方式的经验性、直观性和不系统性。
5. 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经济背景,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何影响
你能跟姐姐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经济背景任务，我觉得传统文化有哪些影响？因为这版个重做这个农耕经济为主体所权以导致了古代帝王有这个封建思想呃重农抑商的政策因为这个重做这个农耕经济为主体，所以导致了古代帝王有这个封建思想，呃，重农抑商的政策就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商业开始被抑制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到了青铜清代后期啊，中后期开始萌芽。就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商业开始被抑制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到了青铜清代后期啊中后期开始
6. 农耕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农耕经济具有持续性。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历经战乱与稳定的周期性运动，王朝的兴衰更替，短期的国家分裂，游牧民族的侵扰与入主中原，然而，中国的农耕经济依然向前发展，中国文明亦未中断。短期的战乱与分裂，更增进了中国文化的坚韧性与向心力。中国文化伴随着农耕经济的长期延续而源远流长，并且历经动乱与分裂的洗礼而不断得到充实升华，这种文化传统是任何外来势力所无法割断的。
(2)农耕经济具有多元结构。农耕经济的多元成分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格。春秋战国是中国农耕经济的重要转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界百家争鸣的兴盛时期，诸子百家取长补短，锻炼自己的学说。到秦汉，儒道合流，总会百家，吃屎战国文化走向高潮。战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这会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发展水平也有差异，英雌，战国文化又形成了不同区域文化结构。中国文化不仅善于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精华而日臻博大，而且还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域的文化的优秀文明，使之交相辉映，增添异彩。及即使对外域的文化，中华民族最终亦能敞开其博大的胸怀，扬弃吸收。这种文化开放心态，正是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性格的表现。
（3）农耕经济的早熟。农耕经济的早熟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农耕经济的多元成分结构，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得到充分的发育，造句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但是，中国的农耕经济既早熟而又不成熟，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凝重的性格。早在先秦，我国已有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战国却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也是如此。中国农耕经济和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相互配合，加强了传统的社会的坚韧性。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过渡到后期，中国文化日益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
7. 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是都有哪几种特性
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形成的影响
一
文化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初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皆承其义，“文”“武”对举，文化即取“文治与教化”义。文化原义，在中国先秦时代混同于“文明”、“文学”。《说文解字》：“文，错画也。”有三层意义：一是由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是由伦理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义；三是美善德行之义。而“化”则是配合“文”而取“化成”之义。
对文化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专指文、史、哲，广义者则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论其结构，又主要表现在器物、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类型特征、价值取向等受到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农耕经济对其特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
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汉晋以后，中国农耕区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耕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一直稳定发展没有中断过。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带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三
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务实精神
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2．爱好和平,追求和谐
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3．持续性与延续力
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人及以后的汉人，栖息于由大河灌溉的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自结束流动性的渔猎生活，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定居农业的优越性诱使他们对于土地产生一种特别执著的感情。他们这样赞美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汉民族养成一种“故土重迁”的习惯，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着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一般是不愿脱离故土的。由于人员少有迁徙，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生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力。《易传》所谓“可久可大”，《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与延续力是十分明显的，从先秦诸子到汉代经学到唐代义疏到宋明理学，有着一条传统的横线延续。
4．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另一方面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化格局，如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
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5．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
中国农业文化成熟较早，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环的现象，启示了中国文化中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易传》中有：“寒往暑来，暑往则寒来。”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便是循环论的表现。在循环论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而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文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崇尚中庸。“看中和谐，坚持中道，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3］（p.351）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
7．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由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特色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比较分散，为抵御外敌，维持社会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权政体，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多数学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就是民本主义。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农业宗法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必然产生尚农、重农的社会共识，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体民恤民。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的“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及“仁政”、“王道”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民本思想的反映。集权政治和民本思想两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存在的。
参考文献：
［1］冯天俞.中国文化史断想［M］.武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参考资料： http://www.jstvu.e.cn/jiaoyan/xuebao/2003-5/pages/nonggeng.htm
8. 农业生产对农耕民族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形成的影响
一
文化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初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皆承其义，“文”“武”对举，文化即取“文治与教化”义。文化原义，在中国先秦时代混同于“文明”、“文学”。《说文解字》：“文，错画也。”有三层意义：一是由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是由伦理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义；三是美善德行之义。而“化”则是配合“文”而取“化成”之义。
对文化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专指文、史、哲，广义者则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论其结构，又主要表现在器物、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类型特征、价值取向等受到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农耕经济对其特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
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汉晋以后，中国农耕区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耕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一直稳定发展没有中断过。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带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三
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务实精神
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2．爱好和平,追求和谐
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3．持续性与延续力
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人及以后的汉人，栖息于由大河灌溉的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自结束流动性的渔猎生活，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定居农业的优越性诱使他们对于土地产生一种特别执著的感情。他们这样赞美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汉民族养成一种“故土重迁”的习惯，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着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一般是不愿脱离故土的。由于人员少有迁徙，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生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力。《易传》所谓“可久可大”，《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与延续力是十分明显的，从先秦诸子到汉代经学到唐代义疏到宋明理学，有着一条传统的横线延续。
4．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另一方面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化格局，如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
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5．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
中国农业文化成熟较早，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环的现象，启示了中国文化中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易传》中有：“寒往暑来，暑往则寒来。”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便是循环论的表现。在循环论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而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文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崇尚中庸。“看中和谐，坚持中道，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3］（p.351）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
7．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由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特色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比较分散，为抵御外敌，维持社会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权政体，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多数学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就是民本主义。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农业宗法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必然产生尚农、重农的社会共识，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体民恤民。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的“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及“仁政”、“王道”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民本思想的反映。集权政治和民本思想两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存在的。
9. 分析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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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对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形成有何影响
1、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回了中国文化的答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二是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而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三是农耕经济的早熟促进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简记：延续力 包容力 凝重性） 2、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这种持续性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和中华文明的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3、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是造成中国文化的守旧性的重要原因。4、农耕经济的多元成份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格。5、中国农耕经济的既早熟又不成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凝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