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❶ 中金：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多大

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其他资源，并且一直在提高。不仅如此，人力资源使用得当，还能够节约自然资源，甚至还可以成为增强自然资源再生能力、开发新自然资源的条件。我国作为一个人力资源数量多（即人口多）但质量低（即劳动力素质低）的发展中国家，增加和优化人力资源供给，是实现赶超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根本性途径。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立法中，应当特别重视以人力资源的开发、配置、保护和管理为主题的人力资源立法。其中包括计划生育法、教育法、卫生法、科学技术法、文化法、体育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内容。人力资源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崭新的分支，是鉴别和计量人力资源数据的一种会计程序和方法，其目标是将人力资源诬陷变化的信息提供给企业和有关人士使用。自从1964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的郝曼森首次提出人力资源会计这个概念之后，通过一大批会计学者坚持不懈的研究，到今天，人力资源会计逐渐建立起一套较完善理论体系，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的到来，更为人力资源会计的推广创造了历史性的契机。一、我国建立人力资源会计的必要性世界高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已经把世界经济的竞争从物质资源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的竞争，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信息，必然离不开人力资源会计。在人口众多，而人口素质相对较差的我国，推行人力资源会计更具有必要性。1、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在我国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否具有发展前景，决定因素已不仅仅局限在其经营规模的大小，财产物质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其是否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是否持续地对人力资源投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大，人才成为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企业财富的真正象征和源泉。因此，将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资产，运用会计的方法对其加以确认、计量和报告，以满足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外部有关人士对企业信息的需求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2、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人力资源有的经济特征，要求确认人力资源的成本和价值。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人力资源会计报告，国家可以掌握各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维护现状，从而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人力资源的供求平衡，确定人力资源开发方向，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在宏观上优化人力资源的配制。3、是企业提高效益的需要。市场经济下，谁争取到合理的高素质人才，谁就会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获得更好的人才，加大了人力资源投资，包括提高物质待遇、改善人际关系、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提供在职培训等。而投资的效益如何，这是企业管理当局所关心的问题，相应地就要求会计上对人力资源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核算，考察其经济效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用人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对人力资源进行核算的动力将会逐渐加大。4、财务会计核算原则的要求。事实上，单从会计核算原则考虑，现行会计对人力资源的处理也有诸多不妥。一方面，将人力资源投资计入当期费用，违背了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企业在人力资源投资上的投资支出，其收益期往往超过一个会计期间以上，属于资本性支出，应先予以资本化，然后在分期摊销，而现行会计却是将其全部作为当期费用入帐。另一方面，将人力资源支出费用化，必然使各期盈亏报告不实，导致决策失误。同时，当企业大量裁员时，尚未摊销的人力资源投资支出应作为人力资源流动的损失，计入当期费用，但现行会计并不能反映出这种损失，不利于经营者进行正确决策。所以，从遵循会计原则的角度而言，实行人力资源会计也很有必要。二、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与计量问题（一）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谈到人力资源会计，我们必须先明确一个前提条件，即人力资源能否作为会计资产。这一点历来是会计学者争论的焦点。因为这一问题是关第到人力资源会计能否存在的关键，所以，笔者认为有加以论述的必要。所谓资产，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下的定论，必须具有以下三个要素：（1）必须是一项经济资源，未来可提供收益；（2）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3）可以用货币计量其价值。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人力资源是否可以作为资产。首先，人力资源以人为载体，通过生产活动可以体现其价值，人力资源可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提供未来收益。有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源对企业所提供的未来利益难以像固定资产那样加以合理的预计与确定，所以人力资源不是资产。我认为，提供的未来利益的确定性并非是一项经济资源被确定为资产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就无法事先准确的确定，但我们仍将其视作资产，那对人力资源为何就不能同等对待呢？其次，人力资源能够用货币进行计量。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就需要企业进行取得、开发与使用，而取得与开发需发生相应的成本支出，使用要形成资源耗费，这种成本支出与资源耗费都是能以货币计量的。最后，人力资源也是企业可以实际控制的。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源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其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而企业无法拥有对劳动者的所有权，从而也就无法拥有和控制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个人，劳动者具有流动性，但是，一旦劳动者被聘用为企业员工，企业即取得了对职工受聘期间的劳动能力资源的使用权，企业也并不需要拥有对劳动者人身的所有权。所以，人力资源是可以为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综上所述，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载体--人身上的投资是企业付出的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投资，是可以取得预期收益的权力，是企业能够控制和利用的，因而可以定义为资产。（二）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将人力资源资本化，就涉及到人力资产的计价问题，而对人力资产的计价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人力资产应按照其获得、维持、开发过程中的全部实际耗费人力资源投资支出作为人力资产的价值入帐，因为这些支出是实实在在的，籍此入帐，既客观又方便，这种方法称为成本法；另一种方法认为，对人力资产应按其实际价值入帐，而不应按其耗费支出入帐，因为企业获得、维持、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中的支出往往与人力资产的实际价值不符，对人力资产应按其实际价值入帐，该方法称为价值法。上述两种观点经过多年发展，成了人力资源会计的两大分支--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下面对这两大分支分别加以介绍。1、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特点是通过单独计量人力资源招聘、选拔、安置、培训等成本，将有关人力资源取得和开发的成本进行资本化形成人力资产，然后按受益期转作费用。对于人力资源成本的计量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下面分别作出介绍。（1）历史成本法此法是以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安置、遣散等实际成本支出为依据，并将其资本化的计价方法，历史成本法操作简便，数据确凿，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但人力资源的实际经济价值与历史成本有较大的差异，人力资源的增值或摊销并不直接与人力资源的实际生产能力相关联，拥有相同生产能力的职工所分摊的招聘、培训等历史成本可能并不相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力资源计价的可比性和真实性，此法运用于一般企业。（2）重置成本法此法是在当前的物价条件下，对重置目前正在使用的人员所需成本进行计量的计价方法。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由于现有雇员离去导致的离职成本；另一个是取得、开发其替代者的成本。该方法提供的信息更具有决策上的相关性，但由于对什么是相同的人力资源，重置成本到底有多大等问题的确定标准主观性过强，从而限制了其应用范围。（3）机会成本法此法是以企业员工离职使企业蒙受的经济损失为依据进行计量的计价方法。这种计价方法接近于人力资源的实际经济价值，但与传统会计模式相距较远，导致核算工作量繁重。适用于雇员素质较高，流动性较大且机会成本易于获得的企业，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2、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主要不是以投入价值而是以产出价值作为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基础。这使得对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不可能绝对准确，而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目前常见的计量方法有经济价值法、商誉评价法、工资报酬折现法、拍卖价格法等。但不论哪种方法，不是主观判断及估计性较大，就是晦涩难懂，费时费力。例如，以未来工资贴现法确定人力资源价值，工资只是人力资源的补偿价值，与人力资源价值在数量上并非相等，且预期工资支出与效率比率完全凭主观判断而已。另外，人力资源价值还受到许多因素，如工作条件的好坏、职工工作态度的影响，所以除了货币计量外，还需大量应用非货币计量的方法，方能较为确切地计量。上面分别介绍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的基本内容，那么他们在会计实务中的相应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个人认为，通常情况下，对人力资源的资本化应采用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方法。这是因为，一方面，成本法数据的获得较为方便，获取的数据较为客观，能防止经营人员利用处理方法的主观性篡改数据，粉饰报表；另一方面，会计遵循稳健主义原则，人力资源价值会计所含主观因素较多，结果也因人而异。而且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竞争所形成的人力资源价格能较大程度的贴近人力资源的价值，再者，人力资源会计需融入现行会计体系，根据目前会计制度，无形资产的计量是按实际取得成本计量的，人力资源属于无形资产，也应按实际成本来反映。但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也并非一无用处，它能够避免成本会计低估人力资源价值的弊端，同时也能促使企业管理当局更注重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投资。因此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在财务评价、企业经营决策中的用途，较之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更为广泛。三、建立我国人力资源会计制度的设想（一）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原则1、重要性原则。人力资源是企业的重要经济资源，应重点加以体现，尤其是那些不可替代人力资源的信息、数额巨大的培训项目等。2、配比性原则。当人力资源数额较大，涉及多个会计期间时，应遵循配比原则对其价值进行合理摊销。3、历史成本原则。将招聘、培训和开发人才等一切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出均作为人力资产和成本，其数据是根据原始发生时的金额归集的。4、相关性原则。作为企业主要职能部门之一的人事管理部门，它对于职工的管理不仅是看其工资发生额的大小，而且重要的是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所以要求人力资源会计提供的信息应体现相关性原则。5、效益成本原则。人力资源会计在很多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在核算时还应考虑对那些核算成本较高，对决策意义不大的核算项目可不予揭示。6、划分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原则。将递延资产中的职工培训费、费用中的职工教育经费、数额较大的培训费、招聘广告费、稀有人才离职损失费予以资本化，将工资福利费等各期发生额均衡的支出计入费用，作为收益性支出。（二）人力资源会计核算需设置的帐户1、"人力资产"帐户，总括反映人力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其借方反映人力资产的增加，贷方反映人力资产的减少，余额一般在借方，反映现有人力资产的历史成本和重置成本，本帐户按职工类别设置明细帐户。2、"人力资产累计摊销"帐户，其贷方反映按一定的摊销率计算的人力资产摊销额，借方反映因退休、离职等原因退出企业的职工之累计摊销额，余额表示现有人力资产的累计摊销额，本帐户应按照对应的人力资产明细帐设立相应的明细帐户。3、"人力资产取得成本"帐户和"人力资产开发成本"帐户，这两个帐户是成本计算性质的过渡帐户，用以分类汇集企业在人力资产上的投资，借方反映投资支出的实际数额，贷方反映转入"人力资产"帐户的金额，期末余额在借方，表明对尚处于取得和培训阶段的职工投资。4、"人力资本"帐户，该帐户用来反映当从有关方面无偿调入职工时，作为"人力资产"的对应帐户反映投资来源，当职工离开企业时要同时转出。该帐户属于所有者权益类帐户，当人力资源评估增值时记入其贷方，评估减值时记入其借方。该帐户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企业现有人力资源中由其它方面的拥有的份额。如果认为"人力资本"帐户不好理解，也可以用"资本公积"帐户来代替，在"资本公积"下设明细帐户"人力资源"，用来核算无偿受赠高科技人才而增加的人力资产价值，人力资产评估增值等内容。（三）人力资源会计的报告对人力资源会计报告，我认为应当分两部分：对内报告与对外报告。下面分述之。1、对外报告。人力资产在财务报表中如何列示，目前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应将人力资产列于递延资产之后；其二认为应将人力资产列于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之间。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人力资产的列示，应使管理者注意到人力资源的价值问题，为提高人力资源而设计并执行最佳的管理决策。人力资产由于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而形成，持续期往往大于一年，而且一般会短于某些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考虑到其流动性，应列示于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之间。将人力资产摊销列在人力资产项目之后，体现出人力资产净值，将人力资本项目列在实收资本之后，以完整反映企业所有者权益。另一方面，应在附注中，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详细揭示人力资源的状况。从动态方面，应揭示报告期内追加的人力资源投资总额、投资方向、占本期总投资的比重等数据，从静态方面，应报告人力资源占企业总资产的比率，企业员工的学历构成、职称等情况，以展现企业人力资源的全貌。2、对内报告。内部报告的内容应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非货币信息，主要是企业现在的人力资源组成，分配及利用情况，特别对于一些高成本引入的重要人才，应重点揭示。另一部分是货币信息，主要是企业各责任中心人力资源的现值，人力资源投入产出比，对于一些高成本引入的重要人才，应单独分析成本与其创造的效益，以确定其投资收益率。（四）人力资源财务比率1、人力资产比率。其公式为人力资产与企业全部资产的比值。该指标用来反映企业管理者对人力投资的重视程度以及企业的发展潜力。2、人力资产利润率。其公式为企业利润总额与人力资产的比率。该指标用来反映企业占用一元的人力资产所创造的利润额。不能简单地认为该项财务指标值越大越好，因为这可能预示着企业没有后劲。3、人力资产增长率。其公式为期末人力资产额与期初人力资产额之差与期初人力资产额的比值。该指标大小可以用来评价企业在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方面所作的贡献。四．关于人力资源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在理论界的许多人士苦心研究人力资源会计的同时，在实务界，人力资源会计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使其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不尽人意。人力资源会计在目前究竟能为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人事主管提供什么帮助呢？笔者试就此类问题谈谈浅见。（一）关于员式流动从管理角度讲，适度的人员流动可以促进职工之间的竞争，增强企业活力。但流动率过高对企业也有消极的影响。在目前的人事管理方式和会计核算模式下，高流动率仅反映员工对企业的低满意度和职工的低士气，而不能使人事主管们看到频繁的人员流动的经济性质和结果，加上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大于需求，企业较易得到替代者，所以很从企业员工的高流动率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人力资源会计可以从两个方面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帮助：（1）人员流动的经济损失披露；（2）说明该索取多大数额的赔偿才能避免或减少人员变动所带来的损失。例：某公司为获得一名合适的财务主管，以生了以下成本：取得成本20万元，培训成本万元，其初始价值100万元，预计任期5年，年薪10万元。假定所有支出均按直线法在任期内摊销，则其在任期内各年的资本价值如下：基年125万元、第一年130万元、第二年140万元、第三年150万元、第四年160万元、第五年170万元。基年价值指培训完成后开始为企业服务时的价值，各年资本价值＝基年价值＋年薪累计－取得和培训成本摊销。由此可见，如果这名经理在任期一年后辞职，他将给公司人力资产带来130万元的损失。如果他主动辞职，不但需赔偿尚未摊完的20万元，还需承担由此造成的空职成本，即由于离职任务没有完成而造成的间接成本，其数值视具体情况而定。（二）关于工资企业应开多高的价招募人才，才能吸引到优秀人才，又不至于使人力资源成本过高呢？在一个正常的、成熟的人才市场上，各类人才的薪金即人力资源的使用价格由市场决定。人力资源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护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所决定的。在当前阶段，对人力资源的价值计量主要采用货币性计量方式，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以工资为基础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模型"，即人力资源价值为其最初为企业提供服务起至退休或死亡止工资总和的折现价值。但这种模型至少有三个局限：（1）它是事后的计算结果；（2）它忽视了职工除因死亡或退休外退出企业和改变角色的可能性；（3）未考虑企业收益的差别是由于人力资源的差异造成的。其最大的局限是它颠倒了人力资源价值与工资的关系，认为工资的折现价值决定人力资源的价值，这正如由商品的价格决定其价值一样令人费解。况且工资受诸多非经济、非市场因素的干扰，高低悬殊，波动很大，这样就使价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笔者认为，应将人力资源价值历史计量模型由产出法改为投入法，并理顺价值和工资的关系，建立起由价值决定工资的新机制。即一个人的经济价值由形成其目前的身体状态的知识技能水平所投入的各种生活资料价格、健康保健投资、教育培训投资及所放弃的收入等决定。其工资的收入，特别是基本的工资收入应由构成人力资产价值的不同项目分别采用不同的时限折算之后的总和来决定。以上述财务经理为例，假定其初始价值为100万元，其中生活资料、健康保健的投资60万元，专业培训的投资40万元。由于前者在今后较长的时间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可以采取较长的回收期（如30年），则每年应收回2万元，对于后者，由于专业知识须不断更新，所以有一个周期问题。假定财务知识的更新周期为10年，则每年应收回4万元，这样其基本年薪为6万元。（三）、关于人力资源部门的性质和地位在传统观念中，人力资源部门只花钱却不创造利润，因此其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可有可无。其实这是极其错误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绩效尽管多是无形的，如使员工士气提高、认同公司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它通过比同行业其他员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体现出来，间接地为企业创造出巨大的利润。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例子，两个经营品种相同、规模相同、员工构成类似的企业，其经营业绩可能有天壤之别；同一个职工在某一企业碌碌无为，或者在创造负效用，而在另一个企业可能成为效率最高的明星。其中奥秘就在于人不是机器设备，而是活的资源，其工作效益受组织管理方式的影响极大，一个良好的机制可能使他创造出百倍以上的工作绩效，一个良好机制的核心是有效的激励机制。这取决于管理者对员工的了解，薪酬的设计和考核体系的建立，这正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从经营技术、经营资本发展到目前的经营各种资源，如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资源部门不仅应成为一个利润中心，而且必将成为一个肩负更大责任的投资中心。其考核指标可以是：人力资产比率、人力资产利润率、人力资产增长率等。另外还可以采用对职工心理、身体素质、技术水平、对企业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进行定性分析，以综合评价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绩效。

❷ 中国政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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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什么变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已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变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项进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动，从而也就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不仅构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革命力量，而且还在深层次上改变着中国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强烈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管理调控行为和体制模式。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我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也要求政治体制从内容到形式发生新的变化。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文明文化素质、生存质量、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的活动空间和思维视野大大拓展，进一步提高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及能力，因而也必然对政治体制的存在产生新的认识和评价，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已成为发自人民群众内心的呼唤和自觉的要求与实践。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问题重大而又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错，因此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必须慎之又慎。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重视解决如下一些重大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关于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的评判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回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的问题。无可否认，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趋于完善，也由于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的盲区和实践中的失误，在人民群众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存在着一些不满情绪，他们比较多地看到了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弊端，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大，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是滞后了。对于这种认识，我们既不能不加思考情绪化地加以赞同，也不能蛮横地断然否定，而必须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看，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在时序上总是相对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一种历史法则，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社会有机体结构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虽然相对保守，但却直接承受着生产力变化的影响，而上层建筑则最为保守，其发展变化的艰难，则是人所共知的。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权力格局，和生产关系中的利益格局是直接对应的，它一旦形成便作为既得的利益、既得的权力构成一种客观的现实，支配和规范着人的行为和观念，并慢慢沿袭为一种习惯和传统。
同时，政治体制又是人的主体性创造，积淀着以往和当时人的智慧、经验，打上了民族的、历史的深重烙印，渗透着当时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因此，政治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都意味着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解放，必然面临着重重阻力，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在理念上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从政治体制本身的构成来看，政治体制的构成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体制、运行机制。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就国体而言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而言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人民长期选择的结果。如果从时序上讲，它的建立在事实上早于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建立与以往私有制社会的建立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的母胎里成熟，只有首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然后再凭借这种新的上层建筑自觉地建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过程中这种与一般社会形态更替不同的顺序上的变化，并没有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新建立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人为的构思，在本质上是反映了和体现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社会经济基础也是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由政治上层建筑自觉构成的。因此，这种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应不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更能发挥其维护、促进经济基础的功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政治体制当然也要与此相适应，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应有所变化、更新。但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仍然是基本相适应的这一根本性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改革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依据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生的新变化实行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
至于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围绕和服从基本政治体制的总原则、总目标，在政治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具有可操作性。它的建立、完善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应该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建国以来，为了落实和完成基本政治制度的功能，我们相应地建立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巩固和捍卫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面确实起过重大的作用。即使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它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序上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原有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全盘否定和简单处置。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在实践中，对于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我们在认识上是不充分、不到位的，缺乏建设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明确目标和具体规划，因而时至今日我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功能上还是不完备的，在结构上也不够严谨。同时，由于受到封建主义、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套思维定势、价值观念的严重影响，再加之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盲目地囿于苏联模式的经验，并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偏差，因而产生了权力过度集中，个人崇拜、家长作风、长官意志、推崇人治、以权谋私等严重弊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我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基本政治制度相脱节，而且在一些方面相矛盾，从而严重影响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威信和形象，并且日益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中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确实是滞后的。因此，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跟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节奏，消除原有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弊端，使之更为有效地服务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乃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
中国政治体制一开始就贯穿着鲜明的科学理性原则，明确宣布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领导，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采取的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革方式。这也许正是有些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显得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采取这种渐进性的改革方法，是稳当的，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大凡所有的制度变化，都体现了渐进性特征。任何一种新的制度的建设，都存在一个孕育、萌芽、成熟、变化和再度创新的过程，不会如同打碎一个旧制度那样，可以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短时期内便可奏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展开的。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在改革之初，缺乏充足的知识筹备，对改革发展中各种可能出现的变数及其曲折过程，缺乏充分的信息和明晰的判断，因而无法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步到位，快速推进。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国家的统筹安排、精心组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由点到面逐步展开，逐步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新路，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绩效。
(二)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色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一般意义上，自然是应该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铁的法则，始终处理好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和民主与纪律的关系，始终保持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尽可能地避免主观任意和人为的干扰，有效地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左"的或右的倾向。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在当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场宏伟的、深刻的政治革命，无论是其内容和形式，还是其发展的进程与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特色和特征。当代中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既是我们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我们实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扎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来不得半点的虚浮和急躁。同时，当代中国又是过去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作为过去，不仅影响着现在，而且还作为现在的一部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应该尊重这种历史与文化，不得有丝毫的僭越和亵渎。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崭新的背景中来进行的，既要服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规定，又要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和框架，在其建构中必须体现市场经济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完善统一。
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全新的、最具朝气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它给整个中国社会注入了青春与活力，极大地调动和激活了中国人实践地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主体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激活了中国的经济，促进了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的合理配置与使用，有效地发掘、拓展了中国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从物质层面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动力和保障，而且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作为一种新的革命力量，促进了整个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创造了新的观念、新的知识与文化、新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从而拓展了社会生活日益多向度的空间，培育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主体，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条件、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力量。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服务和满足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服从和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确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是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通过改革和改善党的领导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是中国特殊国情赋予体制改革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基础，只有坚持和完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对于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才能得以健康展开。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忘记或偏离四项基本原则，都要反映和概括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在规定，也即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
这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考虑和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要求，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最佳结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和辉煌也应该是在这里。诚然，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要求的整合，是一项极富有开拓性的政治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反复探索。但是，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
第一，中国政治体制必须为主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建立相应的机制，规范、引导、整合主体的自由发展，真正确立主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的平等关系。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自由是人之本质所在，也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表现。但是，自由又不是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和社会历史的进程紧密关联、相互生成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为人的自由提供物质条件，构成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限定，而人的自由的发展又不断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构成社会历史进化的标尺。但是，人的自由发展又必须通过社会整合才能避免盲目和混乱，从自发、零散、相互冲撞而走向自觉、有序、相互补充成为社会的现实力量。社会对自由的整合，一是借助于社会本身的法则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是一种客观的、自发的、带有外在强制性的调节；二是借助于制度建构的作用，以对社会及人的发展阶段、程序、实际状况的合理认识与把握为依据而实现的自觉调控，在本质上这是对人的自由的保护、调动和激发。因此，这种调控本身也是人的自由的表现和确证。市场经济在深层次上的不可磨灭的但至今还未能为人们所高度认同和理解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是在全社会普遍地促进了人自身的发展和文明建设，使中国超越了自然经济和群体社会基础上形成的长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观念，培育和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导致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革新。中华民族从来也未能像现在这样雄姿焕发，充满活力地去面向和创造新的生活。但是，市场经济同时也调动了一些人隐埋于内心中的恶的欲念，对自由的错误庸俗化理解和打着"自由"旗号制造犯罪、恐怖、邪恶的现象屡见不鲜，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对权力、金钱、美色和技术的盲目崇拜，滋生着种种腐败，制造着人的新一轮的异化，对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深层次的威胁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人的文明进化的当代视野，去反思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人的自由发展的两极化进程，从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的高度去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构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
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要保护吸纳社会内在的积极社会因素，激发社会活力，又要极力避免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骚动、混乱，减少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妥善地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发展中保障社会活力的持续发展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活力是在一定自然、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由自身内部矛盾运动所造成的发展、演化能力。社会活力本质上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社会实现，是特定社会是否具有存在合理性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尺度。市场经济打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束缚，培育和发挥了竞争性激励机制的作用，释放和增强了经济社会的活力，并且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公共生活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创新与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主题。但是，社会发展从来不可能是单向的，社会每往前迈出一步，都可能引发出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出现人们无法预测的新的制约因素，产生新的危机，这就有可能使社会丧失活力而趋于停滞。这就要求社会下功夫探寻、选择和建构新的激励与整合机制，不断保护、培育、增强社会活力。市场经济使当代中国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活力，但也导致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变革过程中难免出现的无序和动荡，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缺失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贫乏，而政治层面分立原则的淡化、消解，社会权力体系的异化和既得利益者对特权的维护与谋求，则进一步推波助澜，使种种反社会、反政府的负面消极因素获得了发展空间。由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通过自身权力体系和机构职能的改革，凸显社会主义的价值规范和公正原则，加大反腐败力度，增强自身整合与调控能力，在坚持改革、发展，为社会不断注入活力的同时，又为活力的增强提供支持和保证，即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保证改革发展的有序性、渐进性、协调性和度的选择的合理性。
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又要妥善处理政府的对内、对外关系，合理界定政府的权力，促使政府由集权的万能的人治型体制向民主的有限权力的法治型体制转换。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局限，在本质上根源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局限。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直接联系，以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人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的狭隘性和封闭性，而且导致了个人缺乏自主性。在这种基础上，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缺乏独立性，只能绝对地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权力，个人也只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统治者乞求他们阳光雨露的哺育。这正是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公民主权意识的缺乏的内在依据。而市场经济则以普遍的商品交往为依据，经济上的自主发展不仅要求摆脱政治权力支配，而且要求政府权力退出社会公共生活的领域和扩大个人自主活动的空间，使人民上升为社会和政治的主人。因此，适应市场经济和新的具有自身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的建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任务。其一是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使经济活动不再屈从于权力和政治体制的硬性约束，使个人培育起参政议政的现代公民意识，这既是经济生活的解放，也是政治生活和人自身的解放。其二，是以经济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为前提，改变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实现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同步发展，使政治体制和民主生活日趋民主化、法治化。其三，是促使社会公共制度建设和政治权力体制的分离，实现社会公共生活从政府支配走向自我管理的转变，确保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不断增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三)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政治体制作为社会政治权力与机构的运行机制，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系统内的其它要素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和社会其它各要素的协调发展，成为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的外部目标。政治体制作为一个有自己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相对独立的体系，要实现对社会历程的积极推进作用，必须始终保持和社会系统及其规律的密切关联，排除各种外在于社会发展的认识误区和人为偏见，不断实现内部的自我调整，以保持自身的活力，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目标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要满足社会三个方面的要求。即第一，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就是指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党和国家与人民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社会各界关系协调和谐，民族关系亲密无间。国家经济建设稳步发展，社会各阶层利益得到合法保障，人民共同富俗、安居乐业。党政机关清廉、公正，社会腐败遭到有力惩处，犯罪活动及时受到严惩，社会治安环境日趋改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社会稳定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直接关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第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综合国力体现着一个国家、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是一个国家民族是否兴旺发达，是否有能力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善于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善于驾驭各种复杂的、突发的社会事件的强有力的政府，始终着眼于政府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扫清路障，开辟道路。第三，提高人民的社会生活质量，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的社会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经济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说到底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升人的生活质量。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贯彻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方位地确立为社会服务的信念和运作体系，始终自觉地充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目标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改革后的政治是否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政府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勤政廉政，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政府，是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推选出来的。政府作为人民委托的公共权力机构，是代理人民具体行使权力的主体，向人民负责又同时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必须加强国家公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使他们廉洁奉公、乐于奉献、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政府既不神秘，也不神圣，它没有任何可以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的特殊权利。政府及其各级官吏，在本质上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服务员，政府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服务性行为。政府行为的绩效主要集中体现在它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水平、效率和效果上。因此，只有正确认识政府行为的服务性质以及服务的主要内容和范围，才能找准重塑政府形象的价值尺度。
第二，政府是否具有能力，也即能否提供高效化的政治服务，确立自身的政治权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取代，对规范的经济行为、政策行为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要求，都需求助于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政府本身的权威。政府工作必须讲求效率，力求以比较少的时间和政治投入，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机构设置合理。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办事讲究实效，严格按照程序，做到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周密细致，务实求真。二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与形象。政府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反腐倡廉，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增强自身行政行为的效率和组织、管理社会的效率，才能确立起自身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威，使得政令通行、令行禁止，反过来又能促使政府工作的高效化。
第三，政府能否做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始终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这里，公平主要是指政府确认公民在法律和政治事务面前一律平等的主体地位，不承认有任何特权的存在，平等地对待任何一个公民和团体。公正则是指政府在处理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坚持一碗水端平，不讲亲疏关系，不带利益与情感偏见，一视同仁，实事求是。而公开则是要求政府打破自我封闭，增加政务活动的透明度。政府工作只要不涉及到重大机密，就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晓谕民众。重大问题要让人民及时了解，参与讨论。公共政策的制订要产生于人民大众广泛、充分而自由的讨论与酝酿之中。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权力规范、权力运作公开等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与人民的沟通与对话，多渠道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制约，有效、有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公正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防止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大调整所可能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从而确保社会公平的真正实现。
第四，政府能否坚持科学理性原则，坚持以法治国，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社会比之以前的社会更需要理性。政府在不断地克服自身认识、实践能力局限，排除狭隘经验和自我利益的遮蔽从自发行政走向自觉行政，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科学理性。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纳入法治轨道，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也是政府行为理性化的重要表现。政府行为不仅要依靠拥有的合法权力和道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体制的力量、法制的保证。政府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高效率地开展各项政务工作。政府行为理性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不再是一种道德要求和正义冲动，而是政府行为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和可操作的运作机制，从而确保政府的重大决策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

❹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什么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分工的低端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生产。

国际分工格局事关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定位，其演进趋势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对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变动做出了分析。事实上，当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工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1.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正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崭新格局产业间分工。国际分工在不同产业间进行，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从事制成品的生产；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玩具、鞋帽等，属于制造业的低端产品；发达国家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机械、电子等，属于制造业的高端产品。在这种分工格局中，产业边界是清晰的，形成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
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三是营销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及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历了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逐渐着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把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承接着这种产业环节转移，着力于加工制造环节。如耐克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微观案例。耐克公司掌握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授权越南、中国等国外生产厂商按其产品规格、技术标准生产产品，自己则在全球建立营销网络，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与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

❺ 政府在发展对外经贸中的历史作用

建国50年来，对对外经济贸易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对外经济贸易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其作用主要体现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作用不断增强，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对外经济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衡量一国的综合国力，需要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水平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判定。从经济角度分析，主要看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主要产品的产量、同世界经济的交换量和国际收支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而这些指标的变化，与该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状况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一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规模大小和质量高低，不仅直接关系着该国同世界经济的交换量和国际收支能力，而且直接影响着GNP的规模和主要产品的产量。

因此，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与提高综合国力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规模成倍扩大，与世界经济的交换量也成倍增加，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贸易在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上发挥着尤其明显的作用。

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是9.8%，而同期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到199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239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6%。吸引外资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内容，20多年来，有效地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对综合国力的提高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使得我国国民经济摆脱了封闭、半封闭状态，逐步转向开放型经济。

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地域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扩大到沿边、沿江地区和省会城市等内陆地区；开放领域从一般加工工业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扩展，向金融、保险、外贸、旅游、通信、商业零售、法律咨询和会计等服务行业延伸。

同时，我国多次对进口关税税率进行大幅度下调，进口关税平均水平已从1992年的43.2%降至目前的17%。到2000年，我国的进口关税平均水平将进一步下降到15%左右。到2005年，我国将把工业品平均关税水平再降至10%。开放型经济的初步形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对外经济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助推器”的作用。有的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对外经济贸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的观点。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理论。

据国家统计局分析，1997年我国仅外贸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就约为2个百分点。对外经济贸易的扩大，不仅带动了国内生产，使国内众多产品通过出口在国际市场实现了价值，获得了比较利益，而且引进了国内经济建设需要的资金、技术、原材料和管理经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国家税收和外汇收入，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在外沿河内涵两个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四、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增强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由规模扩张为主向质量效益为主转变的时期。调整和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迫切的任务。面对科技、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立足于本国经济实际，而且要依托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使调整和优化的方向符合国际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保持经济结构在国际上的相对先进性。

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作为连接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桥梁与纽带，对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能动的导向作用。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及时获取国际商品市场发展变化的最新信息，为我国商品结构的调整起导向作用，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同时，还通过进口和引进国外先进适用的技术和设备，为国内产品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保证，增强我国产品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五、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交换中价值最大化的实现，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效益。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从侧重商品的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逐步向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转变，从侧重商品使用价值的交换向实现商品价值最大化的方向转变，我国已经开始把确保经济效益作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一项基本前提，从而使得我国在国际经济交换中不仅能实现或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国内市场的平均价值，而且还可以实现或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值，达到了提高国民经济效益的目的。
六、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从建国起，中国人民即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发展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主展开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成为国家关系的重要特征。

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增进了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密切了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逐渐在经济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局面，从而有利于创造国际和平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赢得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

❻ 试述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

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有以下方面：

1、政府收入分配内职能：指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容，参与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收入在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以及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割，缩小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

2、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指通过干预、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达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3、政府资源配置职能。指通过政府经济活动，引导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流动，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6)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扩展阅读：

市场价格，价格决定了资源分配，供需影响价格，市场参与者决定了供需，参与者是大多数人，因此自由市场由多数人做决策；市场有形之手，即政府或垄断企业，是少数人做决策。市场经济就是左右手互博，此消彼长，缺一不可。

谁拥有话语权和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市场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制造了公平的不平等，垄断企业制造了不公平的不平等，政府要制造公平的平等。

❼ 请简述政府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可能产生怎样的作用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已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回错综复杂、密答不可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变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项进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❽ 中国政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宏观调控和微观自主相结合，其中微观自主就是发挥市场在回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答而宏观调控则是政府在在宏观上对经济的调控。所以我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集中体现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盲目性与自发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误导经济的发展。这在西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窥视一二，1929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市场的误导而引发的，在当时就表现为生产过剩。由于没有合理的市场导向从而导致市场竞争无序和混乱，这时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弱化了，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成为市场的新向导。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罗斯福政府在宏观经济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样，在克林顿时期美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而这一时期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调宏观调控和微观自主”，强调了政府在市场中的引导作用。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同样都强调了政府的导向作用，在我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08年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扩大国内市场需求"。

❾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

真正想发展总部经济的地方特别是打算把外部企版业总权部吸引进来的地方，要有一个好的、开放的心态，在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上下功夫。

这样对当地的龙头企业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总部集群所形成的种种环境、关系、特点和优点都会对当地企业有好处。

(9)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扩展阅读

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表现出非常高的热情，采取不少措施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

但从广东、浙江等地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看，基本上是在市场推动下成长起来的，政府主导也有，但是还是比较少的。

比如像北京，总部经济事实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原因在于北京政府的公共关系、信息的交流、国际、国内人员的交流、教育、研发等方面具有其它地方不具有的或少有的优势，大大小小的国内外企业的办事机构在北京云集的状态就可以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