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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影响

发布时间:2021-03-02 08:49:36

㈠ 载人航天.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都有什么重要意义

(1)它加强了来国防力量源,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摆脱了落后挨打的被动地位。(2)2003年,载人航天飞船的发射使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成为高新技术及相关领域发展的强大动力,将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㈡ 1949年之前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等等)

抗战时期,因为都是同盟国,美国对华主要是提供军事和物资方面的援助
内战时期内,美国对华政策是容扶蒋反共,给蒋介石政府提供大量军事支援
由于当时中国长期处与战乱时期,所以经济和文化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但同时美国也对中国的主权大肆掠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例》就是国民政府与美方签定的不平等条约,造成中国的主权被大量破坏,美国货充斥市场,排挤国货,使中国民族资本陷入绝境,工厂纷纷倒闭,银行关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工人失业等
但美国同时也帮助中国勘测了三峡,并向中国提供建设技术

㈢ 指南针用于航海始于何时 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寻找铁矿的实践中,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最初的指南针就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古人把它称之为“司南”。

东汉王充《论衡》中描述了司南的形体及其机制:“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意思是说,司南勺在地盘上自由旋转,当它静止时,勺柄就会指向南方。那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磁化技术,使司南得到了很大发展。指南针就是在这个时期发明出来的。

北宋时期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记载了指南针的制作方法,并详细介绍了磁化过程。随后,人们又掌握了另一种更好的简便有效的人工磁化方法,即用天然磁石磨擦钢针使之磁化,在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这种磁化法是磁性指向仪器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指南针在用于航海中才真正发挥出了它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正是伟大的航海事业推动了指南针的发展。

北宋《萍洲可谈》是最早记载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文献,书中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南宋《诸藩志》里写道:“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可见当时指南针在航海中的重要地位。

南宋时期,人们根据指南针的原理又研制出了罗盘,使罗盘上的指针永远指向某一特定的方向,后来广泛用于航海中。吴自牧《梦梁录》里这样记录:“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及火长掌之,毫厘不取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这是中国航海中使用罗盘的最早的记载。

南宋以后,中国航海中运用一种磁针浮于水面的水罗盘。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运用了水罗盘。

指南针在后来的航海事业中建立了伟大功勋,开辟了人类交往以及征服自然的新境界。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发明和运用,大大推动了航海业的发展,促成新大陆的发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扩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㈣ 从我国明朝的社会资料中寻找新航路对明朝的影响

中国明代大航海家郑和,是世界上大航海时代的伟大先行者,他所领导的七下西洋的宏伟的航海事业,不仅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创举,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事件。郑和航海又不同于西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在航海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所取得的成就,与西方航海家也大不相同。郑和下西洋主要为贯彻执行明初对外的方针政策,致力于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友好关系,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与西方早期殖民者在亚、非、美洲疯狂进行掠夺和厮杀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郑和航海事业未能像西方航海那样,一代接一代继续下去,而是在郑和逝世之后便突然终止,表现出难以为继之局限性。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却又是及其深远的,其为人类进步事业所提供的有益的东西,是值得我们继承并应予以发扬光大的。

(一) 郑和下西洋的成就

郑和使团并不是为航海而远走异域,航海只是解决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往来交通的问题;在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时间里,主要是在亚非国家中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项活动。概括地讲,郑和下西洋在历史上的成就,政治上主要建立了亚非国家国际间的和平局势,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经济上发展了亚非诸国间的国际贸易,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文化方面主要在向亚非各国敷宣了中国的教化,以及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亚非国家的认识和了解。另外,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在亚、非洲之间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郑和下西洋的另一出色成就,是为中国地理学树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

1、圆满地完成了明王朝所赋予的使命

郑和肩负的使命,是承担了明朝与西洋诸国通好的外交使命。外交与内政密不可分,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明初的政治,是建立在经过17年全国规模的内乱之后,由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这就是,在国内推行予民“休养生息”、全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在国外实行和平外交、确保国际环境的安定,以利于国内治国方针的实现。

经四年“靖难之役”的剧烈战争而夺得帝位的朱棣,面对社会生产遭到的破坏,内外臣民离心的局面,仍持其父的内外政策,力争迅速安定社会,巩固自己。郑和的奉命出使,就是在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下,为与西洋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活动的。

2、亚非国际间和平局面的建立

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在郑和下西洋以前,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洋群岛一带众多小国,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以及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相互间常起冲突,不时发生纠纷。郑和来到南洋以后,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不服,则耀武以慑之”,于是“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那些“风俗劲悍,专尚豪强”,素好“侵掠邻境”的国家,不得不偃兵息武了。与此同时,郑和又从崇扬佛教或传播伊斯兰教着手,力图使有关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这样,对于平衡各国之间的关系,缓解因为宗教信仰等问题而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郑和还通过敷宣教化,扶助弱小民族,抑止强暴,促成了各国间和平局势的建立。

在永乐、宣德两朝,经过郑和使团全体成员不懈的努力,亚非海外远国纷纷来中国访问,以种种方式,表达了仰慕中华的诚意,印象所及,对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对巩固明王朝的皇权统治,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

郑和下西洋对当时国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出使西洋而大规模建造海船的过程,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使明朝的造船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创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奇迹。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品,在客观上为扩大这些手工业品的生产开辟了道路。郑和下西洋扩大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开拓了中国手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刺激了国内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中外物品的交流。

4、亚非国际贸易的发展

亚非各国,尤其是南洋国家,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自汉唐以迄宋元,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航海贸易已很发达,南洋诸岛诸国更是中外商旅的荟萃之地。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并且是有计划地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更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郑和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中,我们知道,郑和使团对亚非各国的生产经济、物质资源和人民生活状况等,都有详细的调查,这就为他们制定和实施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发展与亚非国家间的航海贸易,郑和使团既能做到知己知彼,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贸易与经济计划,这是郑和下西洋能在发展亚非国际贸易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和使团与亚非各国进行贸易,既符合各国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愿望,又能与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宝船一到,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在郑和下西洋时,不仅明朝政府从发展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普通百姓,也多因此致富。

5、文教的传播与中国人民海外知识的增长

在十五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郑和在亚非各国进行访问时,本着“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的精神,努力宣传文教,向亚非国家敷宣中国的教化,以提高文化的程度,改变其落后的习俗。

出自对中华风物的仰慕之情,除了各国使臣之外,满剌加、渤泥、苏禄、古麻剌朗等国国王还携带妻子,亲自率领众多的亲戚僚臣来华访问,其中渤泥和满剌加国前后几代国王皆来中国访问。他们在中国,所到之处,都受到明朝政府和中国官员的礼遇。明朝政府对这些僻居荒徼,尚处于部落或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海外国家酋长或使臣,不仅不歧视怠慢,而且还为他们的来访,专门定有番王朝贡礼、番国遣使朝贡礼、番国进贺表笺礼等等,按照一定的规格,对他们进行仪式颇为隆重的接待。在经过对中国的访问后,为中华文教的魅力所吸引,“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下西洋传播了中国先进的文化教育,为改变海外国家落后的“夷习”,促进其社会的安定,作出了贡献,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郑和使团在海洋上活动了近三十年,既使亚非各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又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亚非国家方面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对于海外的地理知识。郑和下西洋在增进中国人民对亚非诸国的认识与了解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郑和使团重要成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以及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三部书中,以简洁的文字,对郑和下西洋所访问的主要国家的位置、沿革、港湾都会、形胜名迹、山川地理形势、气候历法、生产经济与物质资源、商业贸易、政教刑法、人民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字,都作了翔实而生动的记述。这三本书不仅为后世研究十五世纪初亚非诸国基本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我们研究郑和使团在各国的经历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是郑和下西洋为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郑和船队中的航海人员,在途径亚非诸国时,不断地观察天象,测量星辰高度,既能利用星辰定向,度量远近,又大大开阔了眼界,突破了仅限于本国范围内观察的界限,增长了科学知识。郑和下西洋使人们观察天象的范围空前的扩大了,增长了人们的天文知识,纠正了在天文方面一些传统的错误见解,有助于人们解放思想,不为传统观念所囿,努力去探索新知。在《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以及《郑和航海图》中,共出现了亚非各地地名约五百个,其中中国地名约二百个,外国地名约三百个,外国地名中有许多是首次在中国出现的。 总之,郑和下西洋活动为中国地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提供了相对精确的亚非地图,而且首次把当时中国人还知之甚少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详细、准确、生动、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人,这种贡献不能低估。

6、建立亚非交通网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稳定东南亚局势,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打通南洋通道。经过几次下西洋后,这一目的圆满完成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在亚、非洲之间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

首先,郑和船队打通了由中国横渡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以及东南非洲的航路。公元1413年冬,郑和船队开始了第四次远航,在到达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之后,首次由古里直航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南)。这样就接通了中国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同时,一部分船只由锡兰分航驶往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然后由溜山西行,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马里境内)、麻林(今肯尼亚境马林迪)。这次航行使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首次延伸到了非洲东岸。第五次远航中,船队自古里横渡阿拉伯直接驶向位于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和剌撒(今北也门萨那)。这样,郑和船队就建立了溜山至非洲东岸、古里至阿拉伯半岛、红海两条航线。

郑和船队还在中国至印度古里、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等地之间建立了经常的交通联系。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就到达了锡兰山,然后由古里返航。以后几次航行基本上都到了这里。溜山则是在第四次下西洋时到达的。随后下西洋的船队一直把溜山作为横渡印度洋去东非的出发地。

在广大的包括南洋群岛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时更在这一带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例如在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暹罗、满剌加、阿鲁、彭亨、急兰丹、真腊、新村、杜板等地之间,在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都建立了航线。而且,绘制了与这些航线有关的《郑和航海图》,把各航线的航程方向、道途远近、罗盘针路、天文地理航海知识、以及各航道港口的山川地势、浅滩暗礁记载无遗,从而成为沿途航行的重要航海手册。

㈤ 试论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的概述

政治是保证中央人民政府的唯一合法性,是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经济上是要建立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即在中央宏观调控下溶入世界市场经济,军事上以防务为主,后发制人的战略,国家安全是内政,国防外交的综合体现,是个宏观策略

㈥ 举例说明少数民族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做出了哪些贡献

一、思想方面
少数民族思想家不盲目迷信, 敢于反对旧的封建礼教, 提倡新的思想文化。
二、史学方面
在二十四史中, 宋、辽、金三部史书是在元朝蒙古族人脱脱等人的主持下编纂的, 是蒙占族史学家和许多维吾尔族、汉族史学家共同完成的, 这三部史书史料丰富, 为研究这三个朝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三部史书各具特色,《宋史》篇幅之大, 居二十四史之冠, 该书列传部分曾为二干多人立传,从而为我们研究宋朝历史提供了大量人物传记资料...《辽史》史料价值珍贵, 是唯一一部较系统、较完整地记载辽政权历史的史书, 。
三、文学方面
由于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生活, 为其文学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 在小说创作方面。如众所周知的《红楼梦》是清朝伟大的文学家、满族人曹雪芹所著
四,音乐
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是祖国文化的一枝奇葩。少数民族能歌善舞, 傈僳族人民酷爱唱歌, 常说; “ 盐不能不吃, 歌不能不唱。”少数民族还创造了大量千姿百态、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舞蹈。蒙古族的安代舞, 维吾尔族的刀朗舞, 藏族的热巴, 壮族的绣舞, 土家族的摆手舞, 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阿西跳月等等, 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艺术生活。
五少数民族的贡献主要在于石窟艺术上。
闻名于世的甘肃敦煌莫高窟, 原来在断崖上开凿了1000 多个洞窟, 现存492窟, 所以又叫千佛洞。除了石窟艺术, 在绘画方面值得提出的还有西域画家对中原画的影响。
六、科技方面
古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时期处于世界前列, 在这些举不胜举的科技成就中, 也不乏少数民族的点点星光。特别是少数民族在建筑实践中取得了光辉成就, 为我国建筑发展增添了不少色彩, 尤其是历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命人修建的佛塔、佛殿和石桥更是我国古代建筑群中一颗璀璨明珠。
最后,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 少数民族在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历史上, 中国同南亚、中亚和欧洲的三条主要通道即“ 丝绸之路” 、“ 蜀身毒(今印度)道” 、“ 吐蕃泥波罗道” , 其在国内通过的重要地段, 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还有我国明朝的航海家、回族人郑和。他率领船队七次远航,历时十八年, 途经三十多个国家, 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创造出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比欧洲人哥伦布和达· 迎马的远航早半个世纪, 规模与船舰之大, 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第一流的。郑和每到一处, 都以中国的瓷器、铜铁器和金银等物换取当地特产, 把中国文明传到了东南亚、西亚和非洲, 加强了与亚非各国的友好来往, 扩大了中国的影响。至今, 南洋各地还保留了不少有关郑和的遗址。

㈦ 分税制对我国政治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至1980年,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中央财政统收统支体制,少数年份是税收收入地方全额上交,多数年份是地方少有留成或分成,用钱由上级统一拨付。这种做法,在建国之初,体现为集中财力,解决国家的困难,但越来越严重地压抑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开始实行分灶吃饭,即一部分税收归中央,一部分税收归地方,并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范围。收大于支的地方,按一定比例上交中央,支大于收的地方,在一些税种中给一定比例给地方或由中央财政补贴。所谓分灶吃饭的意思就是:地方不再主要统一从中央财政分钱,有了相当大一部分自收自支的权利。

这样的结果是,地方有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经济发展很快,同时,为了有利于地方财政收入,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兴起,而且中央财政迅速吃紧,中央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只占到了两三成。出现了中央向地方借钱用的状况,甚至发展到财政部向地方借钱很困难的地步。当时,财政收入高的是广东和江苏等省,当时有说法,财政部借不了,由国家领导人直接开口借,有的地方领导人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酝酿分税制,到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将税收划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种。由此还在省以下地区,出现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划分职责,各征其税。

在全部税收中,共享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最大,主要由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构成。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大体是增值税75%:25%,企业所得税的分成比例大体是60%:40%。印象中,这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多时所占比例高时曾达全部收入的60%。到2011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大体各占一半,地方比中央约高1个百分点。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由税收产生的财政收入要占到90%以上,其余为非税收入。但在全部财政支出中,地方达9.2万亿,占89%,中央财政收入大部分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了地方。

分税制以后采用的数据,为国家公布的财政数据,颇有争议的各种隐性税负,不在其中。

以上是我国分税制的来历和大体现状,意在说明一下,我国为什么要搞分税制。下面说一点简单看法:

一、我国的分税制不是彻底的,比分灶吃饭进了一大步,但也有人说只是分灶吃饭的完善和升级。原因是税收的立法权归中央,地方没有立法权。按照事权与财权匹配的关系,地方在没有钱时,感到财权不足以支撑事权时,要么向中央开口,要么会产生各种费的征收,乃至抬高地价等等,来增加收入,其中不少未纳入预算。比如土地出让金,除一部分要上解中央外,大部归地方,据说要纳入预算,不知现在如何了。这也是房价下不去的来由之一。

二、在中央的转移支付中,有两部分钱,一部分叫一般性转移支付,一部分叫专项转移支付。这两块钱比较活,尤其是后一项。所谓跑部进钱,后一项尤甚。大量的钱的分配权,被部委控制,长期以来也被诟病为导致腐败的原因之一。不要小看这个钱,这个钱往往是带项目的,还有银行贷款匹配。大的项目,要经过发改委,能否获得,和相关的国家部委关系极大。每年财力分配时,部委对这个钱争得也厉害。今年的情况是,按新的预算法修正草案,实行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的办法。预算总量3.9万亿,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2.2万亿,专项转移1.7万亿,一般性转移支付,超过了专项转移支出。

三、实行分税制后,凡对地方不利的部分,也都引起了不满,但只能执行。一些农村地区财政入不敷出,农业税是地方税种,农村还实施三提五统(村提留乡统筹,由农民出),在不少财政拮据的地方,除这两项税费外,还发生了许多摊派现象。在一些烟区(烤烟税烟区地方税大税),还出现了“少交烟一百斤,罚款100元”的大标语。一方面,国家政权在地方的存在,出现支付危机,另一方面,农民负担加重,甚至逼死人命,出现了许多抗缴的群体性事件。直至2004年,国家财力增强,全国免除农民税费,才得以解决。同时由于地方仍要抓收入,所上项目大量增加,主要矛盾,又变成了征用农民土地拆迁房屋的矛盾了。

四、公共财政的建立,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我国西高东低,所有的河流来自西部,流往东部。西部是东部的生态屏障,西部人士长期呼吁,东部应给予西部生态补偿,虽然国家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方面也有投入,但西部地区认为仍然远远不够。

五、在这种情况下,GDP不仅是政绩,而且是税收的重要来源。最能直接迅速产生GDP和税收的是投资,项目越多,意味着财政拨款多,银行贷款多,然后便是建安等各种税收多。至于这些项目,最终能产生什么效益,或者是远期可能有效益,地方往往就顾不了这么多,先上了再说。这样产生的税收,往往是银行贷款搬家。这也就是我国不少产业趋同化以至过剩,还在拚命上马的深刻原因之一。

又说多了,得打住了。总之,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易说清。一个国家如果偿失了财力控制,这个国家会分崩离析,一个国家的各行区域,如果没有积极性,国家将无以聚集财力。长期以来,我国就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其中财税体制,是重中之重。如果有知友耐心看完我的答题,应该能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比如,仅一般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就涉及到相当一部分国家部委权力的缩减,由此也可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家某些管理形式可能将要发生的改变。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种办法。下一步,具体还会怎么搞,怎么完善,现在真不好说。在现行体制下,如果一下子放开,让地方有税收立法权,难以想见,各地企业和公众,会遭遇什么样的税负结果。

㈧ 航海事业对我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

航海事业主要包括运输航海、渔业航海、军事航海、科考航海等几个版方面。
如果是从经济方权面来讲,航海运输业是组成全球物流通讯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也是相对运输成本最低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效率相对较低的部分,提高航海业中物流运输的效率,无疑对我国对外贸易往来、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渔业航海是构成航海事业的一大部分,同时也是构成餐饮行业的一大部分。餐饮行业本身有属于旅游产业的一大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带动力量之一就是位于第三产业服务业之中的旅游业,发展渔业航海对最终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㈨ 试论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是国家力量的体现,只有国家力量强大,才能保护国家的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假如我国卷入战争,政治上:国家对内安抚民心,调兵遣将,对外利用外交寻求国际帮助;经济:后勤供给,包括粮食、军费、衣物、武器等;军事上:军队,武器等。所以,三者很重要,都要发展

㈩ 北宋时期指南针用于航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指南针用于航海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春秋时代,《韩非子·有度篇》中,有“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记载,说明当时对于磁性能指南以定方向已有所了解。以后在战国时的《山海经》中,有“泑泽(今新疆罗布泊)中多磁石”的记录,而在《吕氏春秋·精通篇》更明确认识到“磁石召铁,或引之也”。

按照东汉王充在《论衡·是应篇》的描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说明当时已出现利用磁性来指示方向的器具。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则自宋始,成书于宋嘉祐八年(1063年)沈括的《梦溪笔谈》,谓“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东,不全南也”。在此记载的三十六年以前,指南车业已造成。宋史舆服志:“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工部郎中燕肃,始进指南车”,这是天然磁石已进步为人工磁化的证据。至制为罗盘应用于航海的记载,则见于朱彧的《萍洲可谈》。书中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晦阴观指南针”。彧书成于宣和元年(1119年),但所记述则本于其父朱服知广州时之所见所闻。根据考证,朱服服官广州时期,应在建中靖国元年至崇宁二年(1101—1103年),故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在我国最迟应在1103年之前。再根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述,在宣和五年(1123年)罗盘用于航海更无可疑。西方称罗盘(即今之罗经)为“水手之友”的记载,出现于1180年(淳熙七年),约后于中国六十年,更明确的记载则始自十三世纪初。因之一般公认罗盘用于航海,是由阿拉伯人得自中国,然后再传播到欧洲。根据多种史书的可靠记载,世界上最早利用指南针进行海上导航的是11-12世纪之交的北宋海船。朱彧在宣和元年(1119年)所撰之《萍洲可谈》首记此事。书中言及:"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朱彧之父朱服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至崇宁二年(1103年)任广州知州,朱彧所记为随父在广州时的见闻,故中国人使用航海指南针的时间不会迟于1103年。开始使用的是漂浮式指南针,不久就使用缕悬式指南针不久在徐竞所撰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明确记载了船队驶入大洋后使用指南针导向的情形:"(五月二十八日庚辰)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进,若晦冥,则用指南针,以揆南北",这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罗盘针的首次航行记录。按该书作者自叙,"谨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说明原书图文并茂,可惜其后图佚文存,不得窥其航海图之全貌,但该书仍被誉为12世纪中国的航海宝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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