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看待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新常态”。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特征，对于新阶段的经济政策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改革开放之初快速发展的条件随着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已经不复存在“新常态”的显著特点是已经跨过了粗放经营、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了一个不创新、不深化改革就难以持续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之所以30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发展，是因为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第一，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即“穷”，“穷”的另一方面就是产业空间很大，从事什么产业都是新的，都可以发展经济。加之基数小，很容易快速发展。第二，长期的封闭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外边的世界，特别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其他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就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知道了我们是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承接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跟在人家后边亦步亦趋地做就是最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三，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诞生了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这样的态势使世界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兴奋点，并因此使产业结构上升到了更高层次。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可以使我们大批量地承接外来产业转移，实行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第四，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资源、环境压力不大，劳动力“红利”相当充分。第五，改革开放从制度层面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创业的热情。基于上述发展之初的条件，我们形成了明显粗放的速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方式的特点是：一是粗放经营，铺摊子，上项目，靠投资；二是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便宜，走低价格路线；三是招商引资，模仿，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四是过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动，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赛；六是GDP崇拜，速度第一，而不是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在这六个特征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动。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使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显代价和潜在代价都是难以估量的。此外，必须指出，低价格路线是低层次的竞争路线，是与更穷的国家竞争而不是与更富的国家竞争。二、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做大，我们面临着做强的新的历史任务，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人们所讲的“新常态”。“新常态”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自然放缓。这是基于以下的分析：第一，真正的经济增长是由创新推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这是第一个长波；第二个长波是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时代。西蒙·库兹涅茨在其《长期运动》中也做了类似分析。他们的分析揭示了经济何以发展，即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成为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就当前情况来看，世界经济还没有出现可以担当引擎的新的经济增长兴奋点。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是有一定规律的，即“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和既定的条件是协调的，是既定条件下的一种均衡。“自然增长率”是阶段性的，是历史的。据此，随着快速发展的条件成为过去时，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速率，一个中速的增长速度。第三，“新常态”面临的任务是为已经起飞的经济持续加油，使整个经济在做强的过程中展翅高飞。“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是货真价实的创新，是扎实有效的结构调整。三、面对“新常态”的应有形态和政策设计既然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就应当以科学而冷静的态度直面现实：第一，要从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结中挣脱出来，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确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要重塑经济增长的心理底线，认清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清楚地把握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新，是调结构，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即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提升带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水平结构，即平面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更不能迎合错误的速度情结而盲目刺激。必须明确，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就业，但这种就业应当是货真价实的就业，而不应当是伪就业。第二，在“新常态”下应当抓紧完成旨在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微观层面的事，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使然。要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相当多的宏观调控是顾此失彼、按了葫芦上来瓢，我们切不可过高估计了宏观调控的作用，更不能让宏观调控耽误了我们的改革。第三，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激发大众的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是普遍大众创新的结果。他说，“繁荣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广泛实现自主创新的结果。”他强调，“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公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一个产业空间很大，跟到人家后边模仿着做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创新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例如平等进入、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淡化官本位；鼓励适当的冒险；包容各种创新伊始的“异端”；杜绝各种寻租的机会，把企业家精神引导到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官商勾结的寻租。转载仅供参考，版权属于原作者。祝你愉快，满意请采纳哦
B.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有哪些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
1、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2014年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2014年以后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2014以后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2014以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C. 怎样正确认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总结：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D.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六大问题、挑战：
第一个是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
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
第五个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方案。
第六个挑战是金融问题。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后到实体经济手中便贵了。
E. 企业应怎样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下企业要抓住四大机会
面对“新常态”这样的大背景，企业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逐渐强身健体，同时要抓住机会，有所作为，少讲“逆势而上”，多说“顺势而为”，关键是要抓住四大机会。
一是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技术机会，尽快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增速换挡步伐，始终使企业走在“新常态”的潮头。
二是抓住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带来的改革机会。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企业结构，“新常态”为企业加快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设，改变企业僵化、缺乏活力的经营体制，将使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是抓住城镇化作为国家发展长期战略蕴藏的政策机会。新型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引发中国社会一系列变革，巨量的投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产阶级群体的蕴育，为企业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
四是抓住市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尽管已经30多年了，但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阶段，现代企业制度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总体上尚很陌生，很多企业尚不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和现代企业制度来配置资源，发展自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走在市场高端同时有能力创造市场的企业提供了机会。
“新常态”下企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进入经济“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大多数企业面临一道坎。顺利跨越，前程似锦；超越不了自己，生死难料。
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布局，强调内外平衡，把握发展主动权。在价值观上，企业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有所为有所不为，既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社会责任账，既注重当前，更注重长远；在经营观上，以多元共赢替代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竞争对手的合理关切，在谋求企业发展中促进共同发展；在对外开放战略上，由出口为主转向进出口并重，从货物贸易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服务贸易，由“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在社会责任承担上，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治理机制完善和规则制定，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者变为积极参与者。
具体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式时，还可参考以下策略。
智谋为先，审时度势。“新常态”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企业谋发展、做决策，不能凭感觉，而是要关注大势，特别是面对未来的差异化调控，企业应更讲究经营战略与战术。哪些地方该支持，哪些地方不支持，政府会有所侧重，企业必须审时度势，借势发展。
精专为上，强化主业。扩张的时代过去了，企业也要收缩战线，不要再继续简单扩张，要向着精、专方向发展；要立足主业，立足产品，做好品牌。要尽快缩短技术差距。要懂得整合资源，嫁接改造，缩短新技术的研发时间。企业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整合资源，通过收购兼并国内或国际企业，在其技术基础上实现独立创新，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捷径。
资本为王，纵横联合。“新常态”下的企业应考虑如何使有效资产尽快进入资本市场，全力以赴推动以上市公司为平台的、纵向的、横向的、跨国产业的整合，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资本充裕的基础上，储备战略资源，要深刻理解商业模式的变革，做强实体经济。
创新为本，科技引领。“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信息、技术融入实体经济之中，抓住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会，以信息经济、智慧经济引领企业转型发展，引导企业与互联网接轨，在全球铺设营销网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企业决策者要懂得，过去造就富翁的行业是房地产业，现在造就富翁的是互联网行业，未来造就富翁的将是金融业。
F. 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G.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有哪些特点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如下九个特点：
1、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
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2、消费需求
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3、投资需求
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4、出口和国际收支
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5、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
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新特征。
6、生产要素
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7、市场竞争
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
8、资源环境约束
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9、经济风险
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H. 新常态下对企业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威胁和挑战
经济“新常态”的基础是企业“新常态”
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的“新常态”是中国经济 “新常态”的基础。那么企业的“新常态”又新在何处？或者说企业“新常态”的特征有哪些？
首先，企业“暴利”时代已经结束，“微利”时代已经到来。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这一增速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传统的依靠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投入获得“暴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企业主要依靠信息、知识和技术这些新要素，依靠创新获得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来获取利润。在全球化竞争的压力下，企业需要对人力资源进行长期积累和投入，利润的获取将更加艰难，那种期待一夜暴富的企业将逐渐被淘汰，而积小利为竞争力的企业将成为常青树、不倒翁。
其次，以现代信息技术、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物联网企业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新趋势。以现代科技、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物联网，已经初步形成覆盖物联网感知制造业、通信业和服务业的完整产业链，改变着企业的生产、储存、营销全过程，产生新的业态，发展出新的盈利模式，引领着企业的发展趋势，并且带来新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再次，中小企业成为“新常态”的主力军。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亿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员提供工资性收入。随着国家反垄断的规范化，国家将加大对国有企业、跨国企业垄断的监管力度，依靠行政和技术进行垄断的机会逐渐弱化，相反，国家在财税政策、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创业兴业、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将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将成为我国企业中数量最大、最具内在活力和动力的企业群体，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增加税收、吸纳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将发挥主导作用。很显然，中小企业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成为“新常态”的重要特征。
最后，企业的国际化成为一种常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企业的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与配置加速，中国企业通过引资、引技、引智的方式，将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带向国际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原材料基地、加工制造基地、研发设计基地和营销渠道，尤其是资源、能源、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跨国经营不可阻挡。
“新常态”下企业要抓住四大机会
面对“新常态”这样的大背景，企业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逐渐强身健体，同时要抓住机会，有所作为，少讲“逆势而上”，多说“顺势而为”，关键是要抓住四大机会。
一是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技术机会，尽快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增速换挡步伐，始终使企业走在“新常态”的潮头。
二是抓住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带来的改革机会。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企业结构，“新常态”为企业加快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设，改变企业僵化、缺乏活力的经营体制，将使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是抓住城镇化作为国家发展长期战略蕴藏的政策机会。新型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引发中国社会一系列变革，巨量的投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产阶级群体的蕴育，为企业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
四是抓住市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尽管已经30多年了，但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阶段，现代企业制度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总体上尚很陌生，很多企业尚不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和现代企业制度来配置资源，发展自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走在市场高端同时有能力创造市场的企业提供了机会。
“新常态”下企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进入经济“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大多数企业面临一道坎。顺利跨越，前程似锦；超越不了自己，生死难料。
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布局，强调内外平衡，把握发展主动权。在价值观上，企业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有所为有所不为，既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社会责任账，既注重当前，更注重长远；在经营观上，以多元共赢替代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竞争对手的合理关切，在谋求企业发展中促进共同发展；在对外开放战略上，由出口为主转向进出口并重，从货物贸易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服务贸易，由“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在社会责任承担上，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治理机制完善和规则制定，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者变为积极参与者。
具体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式时，还可参考以下策略。
智谋为先，审时度势。“新常态”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企业谋发展、做决策，不能凭感觉，而是要关注大势，特别是面对未来的差异化调控，企业应更讲究经营战略与战术。哪些地方该支持，哪些地方不支持，政府会有所侧重，企业必须审时度势，借势发展。
精专为上，强化主业。扩张的时代过去了，企业也要收缩战线，不要再继续简单扩张，要向着精、专方向发展；要立足主业，立足产品，做好品牌。要尽快缩短技术差距。要懂得整合资源，嫁接改造，缩短新技术的研发时间。企业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整合资源，通过收购兼并国内或国际企业，在其技术基础上实现独立创新，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捷径。
资本为王，纵横联合。“新常态”下的企业应考虑如何使有效资产尽快进入资本市场，全力以赴推动以上市公司为平台的、纵向的、横向的、跨国产业的整合，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资本充裕的基础上，储备战略资源，要深刻理解商业模式的变革，做强实体经济。
创新为本，科技引领。“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信息、技术融入实体经济之中，抓住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会，以信息经济、智慧经济引领企业转型发展，引导企业与互联网接轨，在全球铺设营销网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企业决策者要懂得，过去造就富翁的行业是房地产业，现在造就富翁的是互联网行业，未来造就富翁的将是金融业。
企业、政府、社会三向联动
“新常态”下的企业要大有作为，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在企业眼睛向内、做强自身的基础上，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为企业创造有利于发展的良好环境，是企业实现超越的保障。
政府、企业、银行要三方共同努力，良性互动，加强沟通，提升信心，鼓舞士气，才能帮助企业通过考验。
政府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现阶段，融资成本侵蚀着企业的平均利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基准利率过高。银行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属于非常规企业，国家以常规企业的考核机制对银行进行管理，这种考核机制的不合理，使得银行运用霸王条款，将实体经济微薄的利润转变为银行的利润。这种状况不改变，会使得实体经济企业在“新常态”下难有作为。
要松绑贷款担保条件，释放企业积极性。在当前互保危机频发的情况下，银行对于贷款担保条件的设置越来越严苛，不仅要求企业间互保，有些地方甚至新增了“夫妻双方或重要股东签字”的贷款条款，把企业的有限责任扩大为无限责任，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因此，政府有责任强化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银行间的信任关系。
要尽快出台适合“新常态”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高税收已经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使得作为转型升级主体的企业失去了转型升级的动力。中小微企业日子更加难过，而各地税收又不能少，于是只好转嫁到当地的大企业身上，甚至出现预交税现象。
政府必须意识到，“新常态”下，传统的调控手段不好用了。过去，一旦经济增速慢下来，宏观调控的一种常用手段是宽松货币政策，用以扩大贷款、刺激投资。现在，我国的存量货币规模相当可观，201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10.65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56.88万亿元，M2与GDP之比为1.95，而美国的这个数字是0.65，仅为中国的1/3.M2与GDP的比值越高，说明经济运转的效率越低——投入了大量的货币，却产出很少的GDP.
总之，“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要顺利度过增速换挡期，进入平稳发展期，必须发挥企业、政府、社会三个车轮的作用，三向联动，相互推动，才能实现中国企业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