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Ⅰ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

真正想发展总部经济的地方特别是打算把外部企版业总权部吸引进来的地方，要有一个好的、开放的心态，在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上下功夫。

这样对当地的龙头企业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总部集群所形成的种种环境、关系、特点和优点都会对当地企业有好处。

(1)公共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扩展阅读

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表现出非常高的热情，采取不少措施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

但从广东、浙江等地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看，基本上是在市场推动下成长起来的，政府主导也有，但是还是比较少的。

比如像北京，总部经济事实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原因在于北京政府的公共关系、信息的交流、国际、国内人员的交流、教育、研发等方面具有其它地方不具有的或少有的优势，大大小小的国内外企业的办事机构在北京云集的状态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Ⅱ 简述公共政策执行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策方案一旦经合法化过程并公布之后，便进入政策执行阶段。政策执行是在政策制定完成之后，将政策所规定的内容变为现实的过程，是为实现政策目标而重新调整行为模式的动态过程。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目标（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事关政策的成败。因此，政策执行是整个政策过程的又一个重要阶段。政策执行在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Ⅲ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什么变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已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变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项进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动，从而也就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不仅构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革命力量，而且还在深层次上改变着中国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强烈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管理调控行为和体制模式。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我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也要求政治体制从内容到形式发生新的变化。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文明文化素质、生存质量、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的活动空间和思维视野大大拓展，进一步提高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及能力，因而也必然对政治体制的存在产生新的认识和评价，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已成为发自人民群众内心的呼唤和自觉的要求与实践。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问题重大而又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错，因此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必须慎之又慎。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重视解决如下一些重大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关于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的评判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回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的问题。无可否认，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趋于完善，也由于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的盲区和实践中的失误，在人民群众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存在着一些不满情绪，他们比较多地看到了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弊端，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大，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是滞后了。对于这种认识，我们既不能不加思考情绪化地加以赞同，也不能蛮横地断然否定，而必须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看，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在时序上总是相对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一种历史法则，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社会有机体结构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虽然相对保守，但却直接承受着生产力变化的影响，而上层建筑则最为保守，其发展变化的艰难，则是人所共知的。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权力格局，和生产关系中的利益格局是直接对应的，它一旦形成便作为既得的利益、既得的权力构成一种客观的现实，支配和规范着人的行为和观念，并慢慢沿袭为一种习惯和传统。
同时，政治体制又是人的主体性创造，积淀着以往和当时人的智慧、经验，打上了民族的、历史的深重烙印，渗透着当时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因此，政治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都意味着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解放，必然面临着重重阻力，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在理念上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从政治体制本身的构成来看，政治体制的构成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体制、运行机制。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就国体而言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而言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人民长期选择的结果。如果从时序上讲，它的建立在事实上早于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建立与以往私有制社会的建立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的母胎里成熟，只有首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然后再凭借这种新的上层建筑自觉地建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过程中这种与一般社会形态更替不同的顺序上的变化，并没有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新建立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人为的构思，在本质上是反映了和体现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社会经济基础也是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由政治上层建筑自觉构成的。因此，这种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应不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更能发挥其维护、促进经济基础的功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政治体制当然也要与此相适应，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应有所变化、更新。但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仍然是基本相适应的这一根本性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改革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依据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生的新变化实行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
至于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围绕和服从基本政治体制的总原则、总目标，在政治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具有可操作性。它的建立、完善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应该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建国以来，为了落实和完成基本政治制度的功能，我们相应地建立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巩固和捍卫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面确实起过重大的作用。即使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它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序上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原有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全盘否定和简单处置。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在实践中，对于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我们在认识上是不充分、不到位的，缺乏建设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明确目标和具体规划，因而时至今日我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功能上还是不完备的，在结构上也不够严谨。同时，由于受到封建主义、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套思维定势、价值观念的严重影响，再加之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盲目地囿于苏联模式的经验，并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偏差，因而产生了权力过度集中，个人崇拜、家长作风、长官意志、推崇人治、以权谋私等严重弊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我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基本政治制度相脱节，而且在一些方面相矛盾，从而严重影响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威信和形象，并且日益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中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确实是滞后的。因此，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跟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节奏，消除原有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弊端，使之更为有效地服务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乃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
中国政治体制一开始就贯穿着鲜明的科学理性原则，明确宣布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领导，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采取的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革方式。这也许正是有些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显得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采取这种渐进性的改革方法，是稳当的，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大凡所有的制度变化，都体现了渐进性特征。任何一种新的制度的建设，都存在一个孕育、萌芽、成熟、变化和再度创新的过程，不会如同打碎一个旧制度那样，可以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短时期内便可奏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展开的。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在改革之初，缺乏充足的知识筹备，对改革发展中各种可能出现的变数及其曲折过程，缺乏充分的信息和明晰的判断，因而无法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步到位，快速推进。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国家的统筹安排、精心组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由点到面逐步展开，逐步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新路，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绩效。
(二)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色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一般意义上，自然是应该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铁的法则，始终处理好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和民主与纪律的关系，始终保持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尽可能地避免主观任意和人为的干扰，有效地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左"的或右的倾向。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在当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场宏伟的、深刻的政治革命，无论是其内容和形式，还是其发展的进程与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特色和特征。当代中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既是我们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我们实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扎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来不得半点的虚浮和急躁。同时，当代中国又是过去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作为过去，不仅影响着现在，而且还作为现在的一部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应该尊重这种历史与文化，不得有丝毫的僭越和亵渎。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崭新的背景中来进行的，既要服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规定，又要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和框架，在其建构中必须体现市场经济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完善统一。
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全新的、最具朝气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它给整个中国社会注入了青春与活力，极大地调动和激活了中国人实践地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主体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激活了中国的经济，促进了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的合理配置与使用，有效地发掘、拓展了中国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从物质层面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动力和保障，而且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作为一种新的革命力量，促进了整个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创造了新的观念、新的知识与文化、新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从而拓展了社会生活日益多向度的空间，培育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主体，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条件、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力量。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服务和满足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服从和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确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是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通过改革和改善党的领导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是中国特殊国情赋予体制改革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基础，只有坚持和完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对于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才能得以健康展开。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忘记或偏离四项基本原则，都要反映和概括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在规定，也即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
这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考虑和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要求，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最佳结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和辉煌也应该是在这里。诚然，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要求的整合，是一项极富有开拓性的政治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反复探索。但是，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
第一，中国政治体制必须为主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建立相应的机制，规范、引导、整合主体的自由发展，真正确立主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的平等关系。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自由是人之本质所在，也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表现。但是，自由又不是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和社会历史的进程紧密关联、相互生成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为人的自由提供物质条件，构成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限定，而人的自由的发展又不断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构成社会历史进化的标尺。但是，人的自由发展又必须通过社会整合才能避免盲目和混乱，从自发、零散、相互冲撞而走向自觉、有序、相互补充成为社会的现实力量。社会对自由的整合，一是借助于社会本身的法则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是一种客观的、自发的、带有外在强制性的调节；二是借助于制度建构的作用，以对社会及人的发展阶段、程序、实际状况的合理认识与把握为依据而实现的自觉调控，在本质上这是对人的自由的保护、调动和激发。因此，这种调控本身也是人的自由的表现和确证。市场经济在深层次上的不可磨灭的但至今还未能为人们所高度认同和理解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是在全社会普遍地促进了人自身的发展和文明建设，使中国超越了自然经济和群体社会基础上形成的长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观念，培育和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导致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革新。中华民族从来也未能像现在这样雄姿焕发，充满活力地去面向和创造新的生活。但是，市场经济同时也调动了一些人隐埋于内心中的恶的欲念，对自由的错误庸俗化理解和打着"自由"旗号制造犯罪、恐怖、邪恶的现象屡见不鲜，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对权力、金钱、美色和技术的盲目崇拜，滋生着种种腐败，制造着人的新一轮的异化，对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深层次的威胁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人的文明进化的当代视野，去反思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人的自由发展的两极化进程，从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的高度去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构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
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要保护吸纳社会内在的积极社会因素，激发社会活力，又要极力避免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骚动、混乱，减少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妥善地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发展中保障社会活力的持续发展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活力是在一定自然、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由自身内部矛盾运动所造成的发展、演化能力。社会活力本质上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社会实现，是特定社会是否具有存在合理性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尺度。市场经济打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束缚，培育和发挥了竞争性激励机制的作用，释放和增强了经济社会的活力，并且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公共生活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创新与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主题。但是，社会发展从来不可能是单向的，社会每往前迈出一步，都可能引发出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出现人们无法预测的新的制约因素，产生新的危机，这就有可能使社会丧失活力而趋于停滞。这就要求社会下功夫探寻、选择和建构新的激励与整合机制，不断保护、培育、增强社会活力。市场经济使当代中国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活力，但也导致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变革过程中难免出现的无序和动荡，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缺失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贫乏，而政治层面分立原则的淡化、消解，社会权力体系的异化和既得利益者对特权的维护与谋求，则进一步推波助澜，使种种反社会、反政府的负面消极因素获得了发展空间。由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通过自身权力体系和机构职能的改革，凸显社会主义的价值规范和公正原则，加大反腐败力度，增强自身整合与调控能力，在坚持改革、发展，为社会不断注入活力的同时，又为活力的增强提供支持和保证，即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保证改革发展的有序性、渐进性、协调性和度的选择的合理性。
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又要妥善处理政府的对内、对外关系，合理界定政府的权力，促使政府由集权的万能的人治型体制向民主的有限权力的法治型体制转换。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局限，在本质上根源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局限。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直接联系，以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人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的狭隘性和封闭性，而且导致了个人缺乏自主性。在这种基础上，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缺乏独立性，只能绝对地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权力，个人也只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统治者乞求他们阳光雨露的哺育。这正是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公民主权意识的缺乏的内在依据。而市场经济则以普遍的商品交往为依据，经济上的自主发展不仅要求摆脱政治权力支配，而且要求政府权力退出社会公共生活的领域和扩大个人自主活动的空间，使人民上升为社会和政治的主人。因此，适应市场经济和新的具有自身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的建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任务。其一是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使经济活动不再屈从于权力和政治体制的硬性约束，使个人培育起参政议政的现代公民意识，这既是经济生活的解放，也是政治生活和人自身的解放。其二，是以经济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为前提，改变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实现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同步发展，使政治体制和民主生活日趋民主化、法治化。其三，是促使社会公共制度建设和政治权力体制的分离，实现社会公共生活从政府支配走向自我管理的转变，确保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不断增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三)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政治体制作为社会政治权力与机构的运行机制，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系统内的其它要素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和社会其它各要素的协调发展，成为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的外部目标。政治体制作为一个有自己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相对独立的体系，要实现对社会历程的积极推进作用，必须始终保持和社会系统及其规律的密切关联，排除各种外在于社会发展的认识误区和人为偏见，不断实现内部的自我调整，以保持自身的活力，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目标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要满足社会三个方面的要求。即第一，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就是指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党和国家与人民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社会各界关系协调和谐，民族关系亲密无间。国家经济建设稳步发展，社会各阶层利益得到合法保障，人民共同富俗、安居乐业。党政机关清廉、公正，社会腐败遭到有力惩处，犯罪活动及时受到严惩，社会治安环境日趋改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社会稳定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直接关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第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综合国力体现着一个国家、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是一个国家民族是否兴旺发达，是否有能力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善于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善于驾驭各种复杂的、突发的社会事件的强有力的政府，始终着眼于政府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扫清路障，开辟道路。第三，提高人民的社会生活质量，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的社会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经济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说到底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升人的生活质量。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贯彻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方位地确立为社会服务的信念和运作体系，始终自觉地充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目标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改革后的政治是否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政府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勤政廉政，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政府，是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推选出来的。政府作为人民委托的公共权力机构，是代理人民具体行使权力的主体，向人民负责又同时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必须加强国家公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使他们廉洁奉公、乐于奉献、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政府既不神秘，也不神圣，它没有任何可以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的特殊权利。政府及其各级官吏，在本质上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服务员，政府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服务性行为。政府行为的绩效主要集中体现在它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水平、效率和效果上。因此，只有正确认识政府行为的服务性质以及服务的主要内容和范围，才能找准重塑政府形象的价值尺度。
第二，政府是否具有能力，也即能否提供高效化的政治服务，确立自身的政治权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取代，对规范的经济行为、政策行为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要求，都需求助于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政府本身的权威。政府工作必须讲求效率，力求以比较少的时间和政治投入，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机构设置合理。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办事讲究实效，严格按照程序，做到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周密细致，务实求真。二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与形象。政府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反腐倡廉，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增强自身行政行为的效率和组织、管理社会的效率，才能确立起自身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威，使得政令通行、令行禁止，反过来又能促使政府工作的高效化。
第三，政府能否做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始终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这里，公平主要是指政府确认公民在法律和政治事务面前一律平等的主体地位，不承认有任何特权的存在，平等地对待任何一个公民和团体。公正则是指政府在处理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坚持一碗水端平，不讲亲疏关系，不带利益与情感偏见，一视同仁，实事求是。而公开则是要求政府打破自我封闭，增加政务活动的透明度。政府工作只要不涉及到重大机密，就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晓谕民众。重大问题要让人民及时了解，参与讨论。公共政策的制订要产生于人民大众广泛、充分而自由的讨论与酝酿之中。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权力规范、权力运作公开等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与人民的沟通与对话，多渠道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制约，有效、有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公正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防止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大调整所可能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从而确保社会公平的真正实现。
第四，政府能否坚持科学理性原则，坚持以法治国，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社会比之以前的社会更需要理性。政府在不断地克服自身认识、实践能力局限，排除狭隘经验和自我利益的遮蔽从自发行政走向自觉行政，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科学理性。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纳入法治轨道，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也是政府行为理性化的重要表现。政府行为不仅要依靠拥有的合法权力和道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体制的力量、法制的保证。政府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高效率地开展各项政务工作。政府行为理性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不再是一种道德要求和正义冲动，而是政府行为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和可操作的运作机制，从而确保政府的重大决策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

Ⅳ 公共政策的功能有哪些

公共政策来的功能：规范和指导自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其表达形式包括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政府规划等。

公共政策是指国家通过对资源的战略性运用，以协调经济社会活动及相互关系的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具体包括：

(1) 管理政策。以实施罚款、奖励、禁闭等规章为重点，保证公众对公共必需品的平等使用。

(2) 分配政策。通过安排、部署各种公共计划，达到全体公民都能享受使用国家天然资源及智力资源，并通过直接津贴和保险来分配财政资金。

(3) 再分配政策。以满足公民最低限度的物质需要为目标，把各种赋税收入引向各种援助计划。

(4)立法政策。注意力在于运用它的权力和拥有的资源来改变整个环境。

拓展资料：

公共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于美国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学科而出现，既是当代世界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战后美国的特殊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虽然导致公共政策学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更直接的原因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问题的压力；政府管理的需要；政治科学的发展。

Ⅳ 如何有效发挥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提供公共服务来吸引、支持、留住企业，这些公共服务不仅仅包括“硬件”公共服务，如道路、运输设备、电信、水资源和排水系统等等，而且还包括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软件”公共服务，例如公园、娱乐设施以及艺术文化设施等等；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发展计划和政策法律法规等来引导、支持、管理地方经济发展。
由于不同层次的政府都承担经济发展活动，因此有必要调节这些活动来避免重复建设和未来建设问题,同时应确保单个政府活动的有效性。同时政府要与其他层次的政府以及企业、社会团体、学术机构和其它经济发展活动所涉及的单位等建立良好的地方合作关系，共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一、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市场因素、自然地理条件、基础设施条件、产业结构布局和政策等。要克服这些因素，就需要政府发挥其作用。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必要性上。
1.1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发展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指导资源配置，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各种情况，实现公共产品完全、公平的供给。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干预，需要政府的引导、支持、管理经济发展，但是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介入和干预，只能是辅助性的、补助性的，而不能过度的进行强权干预，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1.2政府控制政府利益地方化的必要性
在地方发展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了一系列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异化行为，各地区进一步扩张面临的共同障碍，使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严重阻碍了地方经济发展，因此政府需严格控制政府利益地方化，保证地方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1.3政府投入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指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生产的、供全社会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存在以下两点问题：一是对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人不平衡，偏重生产性、盈利性、政绩性的经济类基础设施(如交通、水电、通讯等)，而对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的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政府在公共服务项目的规划、建设、管理上需体现前瞻性、可行性、服务性，更好的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基础，促进经济发展，体现政府职能作用的重要性。
二、发挥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包括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转变、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手段，区域经济发展也应该遵循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领域，市场是无效的或是缺乏效率的。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自己的作用，引导、支持、管理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1科学规划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政府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引导本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根据中央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确定发展规划的分步实施落实。其次要根据本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确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再次要确定发展本地经济，引进人才、技术、资金方面的重点方向和目标。最后制定良好的地方教育政策，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优化人才环境，实现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相互补充。
2.2保护生态环境，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环境，防止环境恶化，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政府应当划定明确的“禁区”，禁止企业和个人从事某些可能对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的经济活动；其次，加强环境保护措施，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环境破坏，同时治理已经破坏或不适合经济发展及人类宜居的生态环境，为地方经济发展提高良好的发展基础。
2.3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主要包括政府承担的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实施公共政策，扩大社会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职能。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2.4转变政府职能，以服务型政府管理职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将公共服务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强化政府妥善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政府管理的着力点，尊重市场规律，发挥政府特有作用，淡化行政区划，强化经济区划，破除行政壁垒，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建立服务型市场经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5落实科学发展观，可持续调整地方产业结构，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主导产业
地方产业结构是区域内产业空间组合的状态，合理地利用区域资源，大力发展主导产业，求得更大的区域效益，是政府的最终目标。从产业布局来看，由于长期受条块分割的影响，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同化现象较为突出。根据区域产业集聚理论，由于区域的主导产业，在生产上或者在产品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者在布局上有相同的指向性，这些产业按一定比例布局在区域的某个优越的地区内，就可以形成一个高效率的生产系统，改善企业生产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区域整个生产系统的总体功能大于各个企业功能之和。而且提高了地方经济发展抵御市场经济风波的能力，增强了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充分利用了地方资源优势，统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2.6制定适合地方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为所有的企业和个人提供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潜能的公平的制度环境
我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套所有经济主体公认、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把这些规则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对这些规则的执行进行监督是政府的责任。制定规则的最高原则一是保证每一个经济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二是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公平。对政府来说，当前最主要的是清理和废除所有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各种限制企业和个人在市场规则允许的条件下自由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规章制度，把经济主体从阻碍其潜能发挥的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着手研究和制定对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的相关规则，如垄断法等。
2.7加强教育，培养公民的市场意识，为地方经济发展输送高素质劳动力
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证明，在所有的经济资源中，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高素质的劳动力来自于高水平的而且是高度普及的大众化的教育。就我国的基本国情而言，政府要做的是真正认识到教育在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作用，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向教育倾斜；同时加快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把有限的资源真正用到教师和学生素质的提升及待遇改善上，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有效发挥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首先需要根据地方特色制定适合地方特色的法律法规政策支持、鼓励、引导地方经济发展；其次在坚持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找到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着力点。通过激发市场活力，用好市场要素，扩大市场需求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找准适合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科学规划，加强政府引导，鼓励产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带动老百姓发展致富。

Ⅵ 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

历史影响：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运动，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性质：富国强兵意义：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因由二：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秦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Ⅶ 简述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

（1）导向功能。公共政策的导向功能指的是，公共政策通过正向提倡、激励的方式为有关法人、自然人指明行动方向，从而使政策对象朝决策者所希望的方向努力、以决策者期望的方式采取行

（2）控制功能。公共政策的控制功能指的是，公共政策通过规范、制约的方式对有关法人、自然人的行动进行控制，使之不采取决策者所不希望的行动。

（3）分配功能。除了调控政策对象行动的公共政策之外，有一些公共政策的宗旨是对全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群体之间的配置进行调节，有些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会导致利益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发生变化，这就是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如收人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都涉及利益的分配。

拓展资料

公共政策（Public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于政治学和行政学，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研究，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

公共政策的内涵：

1）公共政策是决定、决策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具有决定、决策的一般特征；

2）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的基本的活动方式或活动过程，是公共权力机关的权力意志的表现；

3）公共政策是经由政治过程而进行方案的初拟、优化和择定的结果，主导这一过程的基轴是公共权力机关与公民的关系。

4）公共问题、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三大要素。

5）公共政策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

6）公共政策在形式上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

（1）政治性（2）阶级性（3）权威性（4）普遍性（5）目标取向（6）稳定性与变动性（7）预见性

Ⅷ 学习公共政策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

这要从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如下：回
(1)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答论的产生；
（2）决策科学的形成；
（3）行为科学的形成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进展；
（4）凯恩斯主义的出台和政府政策领域的扩大，公共政策对经济、社会生活正面作用，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僚系统不断扩充，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涉及的专业知识仍然超过他们的知识领域。
特别是在混合经济环境下的公共部门经济职能包括三个方面：资源配置功能，收入分配功能和稳定经济功能。供参考。

Ⅸ 公共政策对媒介经济发展的作用

（政府主体）是公共政策主体中最核心，并发挥独特作用的部分。公共政策主体能力的内容编辑(1)规制社会成员行为的能力。作为特殊的行为准则，公共政策在规范人们行为时，指出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能够做的，什么是不能够做的。通常，这些准则、规范来自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与价值偏好。公共政策主体规制社会成员行为的能力还常常在应对突发事件等危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政策主体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制直接关系到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社会成员甚至是全人类的公共利益，体现出政策主体的权威性和号召力。(2)引导公众观念、行为的能力。公共政策主体将哪些问题列入公共政策议程，直接决定了对公众观念和行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引导。所以，公共政策主体首先要具有充分搜集公共问题信息、最大程度地一般了解把握公众意愿的能力，从而针对某些公共问题制定政策，以便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引导公众的观念和行为。公共政策主体引导公众观念行为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主体自身观念的影响程度以及行为的规范、模范程度。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和程度的提高以及多元化价值观思潮的影响，公共政策主体引导人们观念、行为的能力就显得更困难、更具挑战性，同时也更有必要、更不可缺少。(3)调控各种利益关系的能力。公共决策是公共政策主体为了实现有效管理选择一种主观最满意的方案的动态过程。这个为实现有效管理的过程也是对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过程。公共政策主体选择哪些问题制定政策，就决定了对哪些利益关系进行调控，这要求政策主体以大局为重，尊重市场规律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平衡各种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原则，来调控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其调控能力的强弱，表现在确定要调整哪些利益关系以及所优选的政策方案，是否能最大程度地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众需求、平衡各种利益矛盾。(4)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公共政策的本质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立足于解决对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必将取之于一些人而使另外一些人受益，所以社会中的个体都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需求出发来对待公共政策。思想观念的差别、知识水平的差别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导致不同人有不同的、永无止境的利益需求。“究竟把利益分配给谁、怎么分配、最佳分配是什么”就成为公平分配社会资源中的核心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说明公共政策主体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强。(5)公共政策体系内部的互动及整合能力。除了政府这个核心公共政策主体外，执政党、利益团体、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等准公共政策主体以及公众、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一个公共政策系统。在整个公共政策体系中，各子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及整合能力也是公共政策主体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的互动及整合能力将决定整个公共政策体系的能力。一般来说，互动的范围越大、频率越高，越有利于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作为一个系统，在各主体相对独立、具备较高能力的情况下，公共政策体系有一种天然的整合能力和机制。从上面第五条中可以看到政府主体是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