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① 东亚主要经济制度

日本和韩国都是资本主义市场化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鲜是社会内主义计划经济，蒙古1991年变容为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国家后，是半市场经济（这个不确定）。

如果将东亚作为整体的话，它以出口加工的龙头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为主的，中国、日本两国分别为世界上第二和第四大的对外贸易国，韩国的对外贸易亦为其支柱产业。由于日本和韩国经济已经基本定型，在中国经济转型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会发生改变。

② 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

蝴蝶形经济区域论（下简称“蝶形论”）的提出：
根据中日韩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地缘地理位置，笔者提出，以台湾嘉义县（该县正好处于北回归线穿过处）为中心点，以半径约4000公里向北、向南呈弧状展开，正好囊括中日韩朝及东盟十国，并涵盖香港、台湾、俄罗斯远东三个经济区域。以日本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为内海，将其沿海地带圈定，正好凸现形如蝴蝶状呈南北两翼对称的东亚、东南亚区域经济带，其跨度在赤道0度至北纬50度，东经110度至东经140度之间。展翅飞翔的蝴蝶正面迎太平洋的习习海风，喻为面向太平洋世纪，为亚洲太平洋经济繁荣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1、蝶形论包含两大部分：以日本海、黄海、东海为内海的北翼部分是东亚经济区。以中日韩朝俄经济为主，以经济发达国家日本为龙头，以中韩经济发展为推动力，构筑东亚经济贸易区。南翼为南海周边国家或地区，建立东南亚自由贸易区，以新马泰、香港、台湾为龙头，带动其它国家迈入工业化阶段，实现共同发展、长久繁荣。
2、蝶形论区域规模：面积达到一千六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亿，国内生产总值达7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2万美元。
3、该区域的地理优势：拥有三大海峡，为黄金通道：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朝鲜海峡；三大海上交通重要区域：新加坡、菲律宾、台湾；重要港口：新加坡、香港、上海、横滨、神户；正在建设开发的三大海湾：渤海湾、北部湾、泰国湾。
4、本区域市场巨大，消费者达20亿人，资源丰富，农林渔矿齐全：
①市场巨大，消费者达20亿人，国内总产值占世界的 %，贸易额占全球 %。
②区域经济各具特色：日本具备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东南亚具资源优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模式。
③本区域矿产资源丰富，东亚矿产以煤、铁、石油、铜、锑、钨、钼、金、菱镁矿、石墨等最为丰富。东南亚以锡、石油、天然气、煤、镍、铝土矿、钨、铬、金等为重要。东南亚还是柠檬、黄麻、丁香、豆寇、胡椒、香蕉、槟榔、木菠萝、马尼拉麻等热带栽培植物的原产地，盛产稻米、橡胶、香料、柚木、木棉、金鸡纳霜及热带水果。而东亚是稻、薯蓣、糜子、荞麦、大豆、苎麻、茶、油桐、漆树、柑桔、桂圆、荔枝、人参等栽培植物的原产地，所产稻谷占世界稻谷产量百分之四十以上，茶叶占世界总产量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大豆占百分之二十。棉花、花生、玉米、甘蔗、芝麻、油菜籽、蚕丝等的产量在世界上占重要位置。
5、本区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呈现不平衡状态，互补性强。
本区域有日本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有新马泰、韩、港、台等新兴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有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经济发展梯度大，呈不平衡状态。因此，该区域要充分发挥领头雁的经济优势，以南北合作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要发挥日本经济优势和海外华人经济优势，搞好南北两翼的经济合作与贸易自由区，促进人、财、物、流等方面的整合，进一步提升本区域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努力提高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

③ 什么是“东亚模式”

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些观点和分析还相当深刻而精辟。笔者认为，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东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种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强政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理性的集权政府。

④ 为什么二战以来东亚模式取得成功

东亚和拉美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二战后两个地区都开始了自己的专现代化进程。从整体属上看，东亚模式更为成功。从国际竞争力角度分析，东亚模式在政府作用、国际化程度、国民素质三犬要素上取得了国际竞争优势。
东亚模式是：1．较早地实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和政策。2．政府较强的干预。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3．东亚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级发展，联系紧密，即“雁行模式”。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4．金融自由化。5．拉尼斯通过对日本经验的研究，认为有效利用要素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有利于选择适用技术和对有相对优势产业进行激励的体制。

⑤ 求文档: 东亚模式与中国的借鉴

【东亚模式】来源：网络
链接：http://ke..com/view/1369292.htm?fr=ala0_1

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对“东亚模式”提出了质疑，引起广泛的争论。虽然危机已经过去，但如何看待“东亚模式”仍是当前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编辑本段]一、“东亚模式”的含义

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些观点和分析还相当深刻而精辟。笔者认为，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东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种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强政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理性的集权政府。
[编辑本段]二、“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分析

尽管笔者不同意制度模式分析的某些结论，但不否认其中对东亚市场和体制的剖析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在这种观点看来，任何市场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西方国家发达的市场调节机制也有死角，在这些领域会产生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市场等等方面。这时政府就有责任弥补市场的缺陷，使经济体系趋向于均衡和充分就业，这种行为是顺应市场的干预模式。而在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不健全或市场缺损问题，两者不能等同。“市场失灵”是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下产生的，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存在，而市场发育不完全或市场缺损，意味着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正常运作的状态。
因此，以“政府替代”来替代古典经济学中所谓的“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是恰如其分的。类似的政府替代，是为了解决制度稀缺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一种战略目标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大于现存的制度供给，所以政府才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稀缺问题。进一步说，所以做这样的制度安排，政府并非要弥补缺损的市场而是要创造出一个能迅速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制度安排绝不是发育完好的市场体系。因为，即使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在支持政府规定的高速增长目标方面也无能为力。所以，归根到底，“强政府”是实施政府替代的基础，有强政府才有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东亚国家的“强政府”既发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又实现了其目标。但是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特点与发达国家不同，它是一种即时的、迫不及待的增长，本质上摆脱不了高投入——高产出的增长特征，整个过程伴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投入。
[编辑本段]三、“强政府”与政府自律的削弱

这种制度安排暗含着这样一个假定条件：政府目标与社会目标是一致的，即政府是理性的。但集权政府的理性从长期来看是脆弱的，即使政府有理性，这种理性可能与市场理性并不一致，所以这种制度安排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产业扭曲、结构失衡的危险等等，如果没有完备的制度和法律约束以及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寻租”行为。而这类国家的通病在于它们的政府都是集权型的统治者，缺乏强大而有效的外在约束机制。“寻租活动”不仅会侵蚀政府的机制，而且还会导致大量经济资源的耗费，严重扭曲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的均衡结构。当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腐败被普遍接纳为一种行为方式时，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就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甚至完全失去其自律性。由于政府手中过度集中的权力损害了经济增长的自然秩序，会给一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严重破坏，在亚洲和拉美国家中不乏这样的先例。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东亚模式”最终不得不归因于权威主义政府，权威主义政府既是东亚曾经辉煌的原因，也是这种辉煌遭受挫败的原因。
[编辑本段]四、对“东亚模式”的再思考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东亚国家的脚步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后面，被称为一种后发的现代化，后发自然也有后发的优势，因为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吸取教训。尤为可贵的是东亚国家的文化中汲取了西方文明的因子，这个过程从“明治维新”就开始了。应当说，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冲淡了东亚国家传统的文化观念，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行为模式。但是，文明引入的同时，也使人感受到了东西方物质财富的巨大差异，在对比中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对财富和物质生活的渴望，平等、民主、自由则放在了次要地位。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外，传统的统治方式并未得到彻底改变。所以，即使受过正统西方教育的人执掌这些国家的政权，依然是在民主的店铺里经营着古老的专制主义，并且试图凭借专制的力量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于是将政治权力延伸到了经济领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东亚国家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特色，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东亚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而且也没有实现经济民主化。
经济民主化并不排斥政府的干预，排斥的是以政府的意志替代市场主体的意志。经济民主化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市场便必然遭到践踏。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更大范围的危机迹象，已使人们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正确关系有了一个较清晰的认识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早就应该从哈耶克甚至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吸取一些深邃的思想，然而经济学家和政府都过于重视了各自国家的特殊性，忽视了经济成长自身的内在逻辑。所以非民主的经济导致了“欲速不达”，而非民主的经济背后又是集权政治。但是，想让政府在政治上变得更明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较短的时间内，民众的呼吁和政府的自律所能产生的效果，可能只是经济民主化一定程度的推进，这是东亚国家短期内较为现实的目标。而彻底的经济民主化，最终要依赖于政治民主化。所以东亚各国民主化的进程还很漫长，其公民和政府都有责任对此进行反思。‖《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⑥ 简述东亚发展经验和中国模式，并举例简要说明

通过将“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需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先进技术和外国投资，从这一方面看，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存在相似点。但是，中国的实践仍体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从而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财富分配、外部竞争力的构建、产业发展政策。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不足。
当前中国正快速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这是很多领域的专家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大家都试图揭示和总结这一经济奇迹背后的“中国模式”。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模式”这个词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中国在改革时期取得经济飞速发展是其特有经验。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的成就主要是因为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以及实行了市场自由化和去集中化等，走的是一条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回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除了可观的GDP数字外，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经济的独特成就经受住了一系列国际经济危机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考察一下其他观点的合理性。中国改革的实践显然已经体现出某种自己特有的、不重复西方经验的特征。
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一系列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道路经常被视为独特的和成功的“东亚发展模式”的典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东亚的经验有什么关系呢?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在地理上，中国属于东亚的一部分，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也像其邻国一样发展迅速。统计表明，这些国家在下列时期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非常相近:中国是1980—2005年，日本是1950—1975年，韩国是1965—1990年。
东亚国家都需要提高对外竞争力，由于缺乏资源，就需要在工业领域实现增长，进而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外国投资，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优先支持的特定部门。这项政策是宏观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本通产省、韩国经济企划院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建会”的发展计划中都可以很容易看到，政府在通过推动政策来干预经济发展。
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推行一系列措施以鼓励国内投资和提高自身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其政府出台相应法规对此予以支持，从而使私人资本得以迅速形成。此外，在政府采购、利润用于再投资情况下的减税、折旧程序和企业利息补贴等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提供了很多优惠。但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对外国直接投资有着严格的限制(中国台湾的限制程度稍低)，其目的在于保护本土企业不被外国企业吞并。
金融体系也在帮助企业迅速积累投资，这主要体现为银行融资和债务在自有资本中占很大比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储蓄盈余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本的储蓄保持在很高水平，政府依靠长期的预算盈余等政策性手段推动了储蓄进一步增加。针对外国企业实施的保护政策也提高了本国的竞争力。此外，它们还实行公开的进口替代政策，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出口补贴，在购买外汇方面实施优惠，使本国货币贬值。后来，随着各项经济指标的提高，这些政策都逐渐被废弃了。但是，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长达1/4世纪的经济飞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工业政策是所谓的“东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人都承认，该政策的第一个范例是二战后日本的工业化。这一战略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国家利用关税来限制更强大的外国竞争者。这个战略也意味着国家管理经济和实行卡特尔化，同时国家要对金融资源进行战略分配，这样一来，国家在社会体系中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发展”成了社会中的立法和组织原则，排挤了民主代议制以及其他的政治和文化原则。在邓小平时代，中国为了取得发展，也开始试验性地实施这一战略。
总体上，虽然关于东亚发展模式存在各种语言的研究文献，但对于该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韦伯认为这个模式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1.长期依靠投资的迅速增加、工业潜力的提高和国家的对外竞争力，这体现在国家对工业、贸易和金融政策的干涉上。
2.坚信竞争和竞争性经济的益处，本国企业尽管获得了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但也必须能够与本国竞争者对抗，以赢得国内市场。
3.制定即时和理智的平衡预算政策，即使存在预算赤字，也要对抗通胀等。
4.具备如下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前提条件:同根同源的人民、高水平的教育、相对平均的收入(其部分原因是实行了农业改革)、称职的官僚群体和权威政府。
中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相似之处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观察家们可以一眼看到，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长速度是非常接近的，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增长也是一致的。以中国和日本为例。日本在1952—1978年的增长速度与中国在1978—2003年的增长速度同样都是7.9%。两国的生产要素生产率也非常接近(分别是3.3%和3%)。中国之所以能够像上述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因为它具备了高水平的储蓄、投资和对外竞争力等要素。中国像日本一样，发展初期储蓄水平就很高，后来更是达到了世界罕见的水平。在固定资本规模方面，情况也类似。
中国近些年的储蓄主要都是企业贡献的，而在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储蓄主要是由个人贡献的。政府积极对贷款进行补贴并提供其他便利，但是不负责具体的投资决策。中国大部分的投资都流向了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的私人企业反而很难获得融资，尽管私人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很高。
中国在出口方面也与东亚模式很相似。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积累头寸的速度惊人，后来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了这一历程。同时中国还使用了其他措施，如货币贬值，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这样做过，但其程度没有中国那么高。
中国与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相似点还包括相信市场和竞争的作用。当然，中国虽然对国有企业实行“软预算约束”，但过去一些年，国家还是关闭和合并了许多亏损企业。在一些行业(例如石油、通讯)，中国政府汲取了日本的经验，在几个大公司中间建立了“垄断性的竞争”。从更大的范围来讲，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也是很残酷的，因为在改革之初中国就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加深。
但是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并不完全一致。两者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对比就很有意思。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初期都进行了农业改革，财富分配相对平衡，尤其是中国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原则。有意思的是，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保持了这一相对平等的分配水平，而中国没有。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却像俄罗斯一样不公平。现在中国社会的财富分化程度比美国严重。这种情况近期也不大可能得到改善，尽管政府一直声称要改变这种状况。
两者更重要的区别是在对外竞争力和工业政策方面。竞争力对中国政府像对东亚其他政府一样是其优先考虑的方面，中国使用的许多政策工具都非常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比如高关税和关税限制以及国有企业必须完成一定的出口指标等。
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出口指导方针却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和韩国认为，制定和推行一些工业部门的单独发展计划(“垂直”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工业规划却没有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尽管一直在制定五年计划，但是实际上是在同时发展所有的经济部门。可能这就反映出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区别。那些国家和地区明白经济的发展要有选择性，而中国大运动式的发展战略可能出于这样一种希望，即有了国家的规模效应，可以使所有的领域都得到发展。但是比较优势的规则适用于所有国家，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没有像其他那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有意识地制定出规划来形成比较优势。尽管中国的工业获得了大量的资助，但大部分资助都是投给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很容易获得国家银行的贷款、享受税收优惠以及参与政府采购。
中国不是通过有针对性地鼓励特定部门或公司的发展来形成外部竞争力，其构建竞争力的举措缺少计划性，依靠的是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它们在日本和韩国并不是被看重的因素。在中国，外资企业的作用尤其重要。通过效仿香港和台湾的华人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惯例以及利用沿海省份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外资企业开始大规模地投资中国。这一政策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完全不同。如果说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并不是那么友好，那么中国则恰恰相反，它在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比较一下外国投资在各国和地区的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外国投资在日本(1950—1975)全部固定资本投资中所占份额为0.2%，在中国台湾(1960—1985)和韩国，这个数字分别是2.4%和1.6%，而在中国(1980—2005)，这一比例达到了7.0%。考虑到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支持极其有限，因此可以说，在发展私人企业方面，中国政府主要支持了外资企业而不是本国的企业。
因此，中国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市场力量发展的自然结果，这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也选择了具有针对性的工业政策，当时是要优先发展汽车、石油化工、通信等领域。中国政府对电子工业领域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尽其所能要从外国公司那里获得技术。中国为了获得技术转让，最初是与外资共同组建企业，目的是为了培植本国的企业。在汽车配件生产行业，中国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但是中国没有日本的通产省或韩国的经济企划院这样的机构，经济权力没有更广泛地下放到地方政府手里，这大大削弱了这些措施的效果。任何外资企业在中国都面临着转移技术方面的压力，这与日本和韩国分别“从零开始”创建聚乙烯工业和造船业完全不同。中国的电子产业的发展也是大规模外国投资的结果。
中国的政策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更加开放。这不仅涉及外国直接投资，也包括整个商业领域。中国更愿意对外开放，还说明了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出口扩张型发展取得成功主要归功于中小型外资企业，当然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部门、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部门，因此，这些企业利用的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等资源。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实现飞跃之初却没有发展轻工业，而是把发展重工业作为优先事项，中国的发展方向与之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而更类似于东南亚国家。
近些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尽力摆脱专门从事廉价原材料产品的生产。尽管近些年来中国在机器、高科技产品和电子产品方面的出口大大增加，但是中国在零配件方面的进口也在大大增加，由此可以推测，中国国内进行的主要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这还是依赖于国内的廉价劳动力。此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这一出口领域的特点与当时日本和韩国出口机床、汽车和轮船不同。比如，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的单价低于韩国、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相同的产品。当然它们通常都是大规模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经济学家们指出，近些年中国的出口结构越来越类似发达经济体的出口结构，但是每件产品的销售价格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产品相比都大打折扣。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奇迹般发展之后，仍然更像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
对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一个有点意外的结果:中国模式本身作为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像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超越后者，反而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在分析其原因时，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模式开始得较晚，它是在全球化在全世界展开时开始的。
还有一个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可，即使中国人也这样认为，即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存在很多相似，但它也有很多结构上的缺陷。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当代中国罕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GDP增长体现出来的华丽数字，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工业化在技术上是有依赖性的。全球化决定了中国要“融入世界”，决定了中国在实现“不完全现代化的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发展道路必然具有依赖性，这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这个模式以“市场列宁主义”为基础，也以与全球资本主义深度一体化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它会在外部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技术方面受到限制，这在国内则表现为扭曲的发展以及各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
对中国改革进行上述比较分析后，可以更明显地展示出中国模式的现实特点。国内外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模式的成败不仅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也决定了本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很多问题。

⑦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指的那几个国家

应该是指从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开始的经济发展模式吧
这些地区都是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获得经济上的腾飞。现在中国沿海乃至内陆大都是以这一模式进行经济建设

⑧ 东亚模式的含义

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些观点和分析还相当深刻而精辟。笔者认为，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东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种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强政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理性的集权政府。

⑨ 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制是什么

你好

日本和韩国都是资本主义市场化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鲜是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蒙古权1991年变为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国家后，是半市场经济（这个不确定）。

如果将东亚作为整体的话，它以出口加工的龙头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为主的，中国、日本两国分别为世界上第二和第四大的对外贸易国，韩国的对外贸易亦为其支柱产业。由于日本和韩国经济已经基本定型，在中国经济转型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