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经济与发展

⑴ 边疆经济与文化的介绍

《边疆经济与抄文化》是2010年由黑龙江边疆经济学会主办的期刊。主要以边疆经济与文化的传播为主要内容，应合我国中西部大开发，繁荣边疆经济，以达到激活边疆文化，荟萃百家睿智的目的，使中国边境经济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人了解中国边疆经济与文化。

⑵ 如何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从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实际情况看，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直接关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直接关系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状况，直接关系能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是刻不容缓，但要在较短时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难度非常大。要制定更加切实有力的支持政策，进一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紧紧依靠少数民族地区力量，扎扎实实推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一是高度重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好支持政策措施。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政治制度，重视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中央的重大方针。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坚持从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帮助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坚持把加快发展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配套，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近些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支持政策措施，有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全面、认真贯彻落实好，有的是缺少相关配套政策措施难以执行。今后，中央还将根据实际需要和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出台一些更有力的支持政策措施。有了支持政策措施，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关键是要真正把支持政策措施及时、配套、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这样才能在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是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力度，大力培育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和后劲。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离不开其他地区和社会各方面的帮助。但从根本上讲，最主要的还是应当把立足点放在提高内在动力和活力上，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才能加快发展速度，发展才有后劲。内外力量紧密结合，形成强大的合力，发展才能快速、持续和稳固。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在体制机制改革上要大胆创新，有的方面甚至走在全国前面，只要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改革，就应当大胆探索、大胆改革、大胆创新。着力培养当地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级各类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采取多种特殊政策措施，支持扶持具有带动辐射作用的龙头企业、重点骨干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加快发展。
三是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要坚持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优势产业，培育支柱产业。采取特殊政策措施，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努力形成传统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形成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地区特点的产业品牌。加快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成一批高技术、高水平、高效益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电等产业基地，切实执行资源税收共享和生态补偿政策，支持、带动当地经济加快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项目审批核准、投资、税收、信贷、土地使用等方面，应实行差别化政策给予特殊鼓励和支持。
四是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优先解决特困少数民族人口和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解决贫困问题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贫困问题不解决好，众多人口没有脱离贫困境况，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目标就无从谈起。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应当把扶贫开发作为首要任务，特别是要优先解决特困人口的贫困问题。采取更加特殊、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集中国家和各方面扶贫资金，实施针对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特困人口的扶贫攻坚，力争用较短时间基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五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把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加大建设投资力度。重点加快建设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起支撑保障作用的铁路、公路、机场、能源、水利、供电、供水等大型项目，力争早见成效。优先建设一批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型基本建设项目，切实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巩固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成果，扎实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多渠道筹集生态建设资金。
六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山区和贫困地区，民生事业落后状况最为突出，严重影响这些人口的生产生活，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民生事业没有大的发展改善，生产条件、生活方式没有大的转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必要条件和基础保障，也就难以取得实际成效。要把改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和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作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优先加快发展的着力点和基础建设。坚持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以及交通、供水、供电、居住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增加投入。用于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方面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和各种补助资金，重点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让各族人民共享国家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的成果。

⑶ 边疆经济与文化的创刊时间

历史沿革：现用刊名：边疆经济与文化创刊时间：2004

⑷ 回顾历史请问当前如何促进边疆地区发展建议献策

委员们认为，随着我国沿边开放的发展，边境经济合作区对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巩固边疆安全、维护民族团结、增进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边境经济合作区经济总量小、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开放程度较低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要抓住我国制定“十三五”规划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
一些委员对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提出意见建议。一是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寻求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的新动力，促进边疆发展，提升沿边开放水平；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以市场为主导开展边境经济合作，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形成差别化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模式；三是加强口岸建设，促进通关便利化，创新边民互市贸易监管模式，加快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四是建立以政府间协议为基础的制度保障，形成鼓励投资和创新的发展环境；五是以产业、贸易、旅游和人文合作为发展重点，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六是完善以物流、人流便利化为重点的政策措施，对利国利民利边的做法加强引导和支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俞正声认真听取委员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陈元在座谈会上发言。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了有关情况。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祖才、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等与委员互动交流。
全国政协对“促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非常关注，许多委员通过提案、大会发言等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致公党中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就“促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课题深入多个边境经济合作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⑸ 边疆经济与文化是否核心期刊

不是核心
刊名： 边疆经济与文化
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
主办： 黑龙江边疆经济学会;黑龙江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
周期： 月刊
出版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672-5409
CN： 23-1524/F
邮发代号：14-56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边疆经济与文化
创刊时间：2004

⑹ 历代王朝是如何对边疆各民族进行经济扶持的

历代王朝为了缩小边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上的差距，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回如提供种子、农具，派出答大量能工巧匠到边疆地区帮助发展，赈济遭遇自然灾害的边疆民族地区，等等。如清王朝统一新疆和西藏后，曾不遗余力地扶持边疆经济的发展。在蒙古，清政府采取了划分旗界、固定牧场、救济灾荒、建立仓贮、派人传授生产技术、发放农具和种籽等许多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康熙帝还特别嘱咐前往内蒙古巡视的官员：“蒙古地方多旱少雨，宜教之引河水灌田”，并要求在蒙古开垦农田时不可破坏牧场。在西藏，清政府不仅免除了西藏地方的全部赋税，而且还以中央财政补贴的办法对当地经济进行“输血”，据史载，清政府每年给西藏的额定财政补贴经费都在7万两白银以上。

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这些经济政策并非完全出于增进民族间经济交流的目的，有时甚至还是被迫的，同时，政策的背后也包含着控制边疆民族的意图，所谓“国家初与‘虏’为市，本为羁縻之术”。而且，经济交流的不足和中断还往往引发民族间和战争，因而有其局限性。

⑺ 边境贸易在边疆经济发展中有哪些作用

全面建设小康来与边境贸易的发展要缩源小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边境贸易一定会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边境地区拥有广阔的市场,可以大量进口燃料原材料,在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边境贸易,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中不仅仅起到中介地位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带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⑻ 怎样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扶持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

一是对边疆地区实行特殊的税收制度，甚至不收赋税，以减轻边疆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历史上，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的甚至是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为此，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从“民劳乃易乱之源”的认识出发，除了要求边疆地区纳入大一统政治体系，拥护国家统一之外，在经济上往往不计得失，对边疆民族地区一般不征收赋税，即使收税，也往往执行远远低于中原内地的税率，以此来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求得边疆的安定。如西汉平定南越和西南夷在当地设立了郡县后，就规定对这些新设立的郡县不征收赋税。此外，汉朝对归附于中央的北方和西部的边疆民族，也不征赋税，甚至对“久居塞内，与编户同”的南匈奴，也实行了这一优惠政策。唐朝统治者在是否应该向边疆民族征税的问题上，认识上更加理性。如突骑施君长以驼马代税向唐朝纳税时，唐太宗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税彼部落，则有劳费”，于是“敕有司不令辄受。”整个唐朝，对汉化程度高，且已经实施中原体制的边疆地区开始征收赋税，但一般只征“半赋”，即相当于内地一半的税额。而对于边疆地区众多的羁縻州县，则一般不征赋税，其户口也不上户部。对南方经济条件较好的某些羁縻府州，也仅仅要求它们随意交纳一些土特产作为“贡赋”。再如，西南边疆的西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等原因，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所以，从元朝时将西藏正式纳入多民族统一国家政治体系起，继之而后的明、清两个朝代，都曾将西藏应交纳中央政府的各种赋税予以免除。

二是对边疆各民族进行经济扶持。历代王朝为了缩小边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上的差距，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提供种子、农具，派出大量能工巧匠到边疆地区帮助发展，赈济遭遇自然灾害的边疆民族地区，等等。如清王朝统一新疆和西藏后，曾不遗余力地扶持边疆经济的发展。在蒙古，清政府采取了划分旗界、固定牧场、救济灾荒、建立仓贮、派人传授生产技术、发放农具和种籽等许多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康熙帝还特别嘱咐前往内蒙古巡视的官员：“蒙古地方多旱少雨，宜教之引河水灌田”，并要求在蒙古开垦农田时不可破坏牧场。在西藏，清政府不仅免除了西藏地方的全部赋税，而且还以中央财政补贴的办法对当地经济进行“输血”，据史载，清政府每年给西藏的额定财政补贴经费都在7万两白银以上。

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这些经济政策并非完全出于增进民族间经济交流的目的，有时甚至还是被迫的，同时，政策的背后也包含着控制边疆民族的意图，所谓“国家初与‘虏’为市，本为羁縻之术”。而且，经济交流的不足和中断还往往引发民族间和战争，因而有其局限性。

但互市贸易以及朝贡贸易的开展，毕竟满足了双方的需要，对构筑中央与边疆民族的和谐关系功不可没。因为，中原王朝与边疆“四夷”的关系固然常常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但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我国自古就形成了内地与边疆不同的两大经济区域，即游牧民族经济区域与农耕民族经济区域，二者在经济上需要互相补充，谁也离不开谁。同时，对边疆游牧部落来说，通过互市贸易和政治交往接受奢侈品(自然也需要回赠马匹或其他礼物以达到交易的对等)，显然比通过随意掠夺来的各色物品更多，也更合意，以至于一些与中央关系松散的边疆民族，往往打着朝贡的旗号，以获取经济实惠。而对中原王朝来说，虽然为引导和感化对方，为使其在礼仪上对中央俯首称臣而付出了大量经济代价，但“厚往薄来”式的经济文化输出以及对边疆民族的经济援助，无疑是维系中原和边疆的强有力纽带，把内地和边疆联成了一体。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加文·汉里布就指出：“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与游牧民族的关系，一直在主动的外交政策和稳健的防御政策之间波动。主动外交政策通过征伐性远征，一次次地得到了加强，而防御政策则是建立在一种城墙和燎望塔楼系统(例如斯坦因在甘肃走廊发现的、精心建造的长城。)的基础上。……大体来说，在不同时期中国中原王朝为了边疆政策需要而形成的传统认识，不管它是侵略的抑或是防卫的，都使中原王朝得以保持了一种较伊朗与其游牧邻人更为积极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原王朝与边界部落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稳定的。这种关系对双方也是互有裨益的。我们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北部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游牧民族的经济制度是相互补充的。中国农业村社对于来自游牧人的家畜、皮革和羊毛的需求，几乎与游牧者对中国谷物和铁器的需求同样迫切。”

正是随着频繁且不可或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展，边疆游牧或狩猎经济不断向农业济转化，消解了动荡因素；边疆民族也切实感受到中原发达的物质文明，并不断接受中华之礼义道德、文物制度，逐渐被纳入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于润物细无声中促进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⑼ 中国是怎么看待边疆经济的

一是重视边疆的南北差异。历史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对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构成主要的威胁，经营北部边疆成为中国历史上解决国家安全威胁的重点和难点，并在经营方式上不得不采取防御态势，甚至要诉诸军事征讨来调整双方关系。相对来说，南方及西南边疆地区对农耕文化的移入没有大的排斥，也难以对大一统格局构成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在经营这一边疆地区时，也较少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因而一般而言可以通过招抚怀柔的办法以实现有效统治。比如，在唐朝的边疆战略中，北部边疆以及西北的陇右、西域地区就被作为边疆经营中的重中之重，并以强大的军事行动，辅之以经济文化的推进来主动进取和开拓。而开拓之后，又适应游牧经济的特点，对这些边疆地区采取“羁縻”体制进行间接管理，同时，维持在边疆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以政府行为进行移民以改变当地的居民结构，从而保持北部边疆的稳定。

相反，对南方以及西南边疆地区，中原王朝则主要采取招抚怀柔的和平方式将其纳入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其中，对农业经济发达，便于控制的地区，设立直隶州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否则按民族或部落建立州府，由都护府、都督府或者道进行间接管辖，只要它们能象征性地给朝廷交纳土特产以示忠于朝廷，不互相攻伐，则中央对其内部事务也就基本不予过问。当然，一旦这些“羁縻”府、州的经济文化有了发展，与内地的差距缩小之后，则又将其改为直隶州县。边疆经营上南北两种不同的模式，既是对边疆实际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大一统原则的坚持。

二是根据边疆地区发展的实际，尽量保持边疆地区各族居民的居住格局，充分尊重其原有的习俗、语言和生产、生活方式，做到“因俗而治”。同时，根据时代和边疆情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因时因地因人而治。比如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立的管理西域的最高机构——西域都护府，以及管理北方民族事务的重要机构——护乌桓校尉，就灵活地解决了国内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和管辖问题。到了唐朝，各边疆民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地区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已脱离了原始形态，所以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决策集团在认真总结前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大一统原则并结合边疆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在整个边疆地区推行羁縻府、州体制，以有效地保证唐朝的国家安全和边疆的长期稳定。与汉朝相比，这种治边方式无疑体现了治边政策的进步。但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尤其是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到了清朝，“羁縻而治”已越来越不能够适应对边疆统治与管理的需要，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因为，仅仅满足于对边疆民族加以笼络的间接式管理，毕竟与中央政府真正实现对边疆有效治理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所以清政府逐渐摒弃传统的羁縻政策，废除了明代以来的羁縻卫所制度，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以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实施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统治。

⑽ 什么推动西南边疆经济与文化发展

什么推动西南边疆经济与文化发展，应该是那个高铁的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