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样认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有雄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潜力,但它并不一定必然会转化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这就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有一种文化新思维,有一番国家、社会、人民大众的共同创业之举。
一、树立文化新思维
文化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传承。它不仅仅是现实物质世界的简单反映,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相互交融渗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的灵魂与尊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要全面领会十七大精神,树立文化新思维,从战略高度理解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意义,大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树立文化新思维,就要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在认知方式上,需要借助空间向度,解决好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在价值选择上,需要“双重批判”,以西方现代化批判中国过去的专制政治及其文化,也要以传统为镜鉴,批判西方的“工具理性”及其破坏性后果,踏上融合中西的康庄大道。在行动目标上,需要落实为中国文化的重建,包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文化创造力的培育,文化软实力的辐射等。
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生产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今天,在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力是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而且,它不仅生产文化产品,不断满足和丰富社会需求,而且可以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将文化优势转化精神能源,转化为区域优势、经济优势、产业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相比,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但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化也已起步。第三届《中国·西部法治论坛》上,不少作者认为西部的经济相对落后,但西部的文化并不落后。换言之,西部丰富的文化资源,甚至比西部的自然资源更具有开发潜能。因为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且文化优势的转化、开发,不会以环境破坏、资源消耗为代价,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与自然资源相比,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近年来,西部一些地区成功的文化开发的实例,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当的信心。如甘肃的《读者》文化产业,它以人性的穿透力、情感的教育力、真善美的诱导力、精神的鼓动力,以期刊、图书、音像、电子网络等多种形式,运用先进科技手段和管理运营方式,打造《读者》品牌,开辟新型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取得了巨大成功。西安的千年曲江盛唐文化产业,短短几年就形成了一个品牌。这个集历史文化、文物保护、城市游憩为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生态园林工程,已经成为西安重要的经济平台。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极大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高我国文化生产力,打造文化软实力增添强大动力。
三、用好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创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打造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用好国际国内两种文化资源。文化是多元的,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都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开拓的视野,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学习、借鉴、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先进文化。同时,要在借鉴吸收中有所创新,不断丰富发展我国民族文化,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用好国内文化资源,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目前,我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热,表现为国学热、读经热等,孔子学院办到了国外。传统文化热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当然,国学热也要理性对待,不能刮风,不可搞狭隘民族主义,要古为今用,使其成为打造文化软实力的动力和根基。
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我国现实的文化资源,深入推进和谐文化发展,努力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道德建设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要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文化软实力根植在每一位公民的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之中。只有着眼于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意识,才能筑起人心的长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才能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文化软实力
创意经济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在现代城市出现的一种新经济形态。近年来,我国创意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新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书以国际城市的创意经济发展为研究的现实起点,以国内外创意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为研究的理论起点,在对现代城市创意经济的基本范畴进行界定、相关理论进行述评的基础上,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发展基础一发展重点一发展结果”的分析框架,对创意经济在现代城市发展的内在机理、发展途径和重要影响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首先,本书对创意经济和现代城市进行了范畴界定。在分析创意、创意人群、创意活动和创意产业内涵的基础上,界定了创意经济的基本范畴。提出创意经济的核心是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在现代城市兴起,是一种典型的区域经济现象。本书对学术界关于创意、创意产业及创意经济,现代城市以及现代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研究进行了文献述评,并对支撑本书研究的重要理论进行了梳理,认为目前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对现代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书分析了创意经济的城市特性,认为,创意经济与现代城市在发展阶段上具有耦合性,创意经济的发展基础具有城市选择性,创意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城市带动性。
其次,本书从全球创意经济发展的城市实践出发,选择纽约、伦敦、东京三个全球创意经济发达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创意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各个城市发展创意经济的主要措施,分析了创意产业在这些城市产生的背景和基础条件。笔者认为,借鉴国际经验寻求现代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我国现代城市转型期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外现代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以及政府推动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的经验。
第三,本书阐述了现代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基础,对我国创意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创意产品的供需特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书总结了我国现代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概况,认为,经济全球化、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的历史机遇,是我国创意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本书以我国部分城市创意经济实践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书指出,并不是同一时期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发展创意经济,只有当城市具有创意经济发展的市场基础时,创意经济才能在城市中健康发展。本书研究了创意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特性,提出只有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形成对创意产品持续稳定的需求;也只有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才能持续稳定地供给生产创意产品所需要的各种要素。正是由于创意产品供需特性对城市的依赖,创意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只能在城市中存在。
第四,本书运用产业关联理论,探讨了创意经济与现代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互动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快实现由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是当前我国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紧密关联,加快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产业体系,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本书认为,创意经济发展与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是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创意经济促进现代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现代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又促进创意经济的发展。在分析新时期我国现代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任务和途径的基础上,本书从现代城市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入手,探讨了创意影响城市产业结构演进的内在机理和作用方式;在分析城市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新趋势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创一意产业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基于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探讨了现代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具体途径。
第五,本书运用区位理论,重点研究了创意产业的区位指向性。笔者认为,创意产业的区位选择具有叠加性:一是创意产业对现代城市的选择;二是创意产业对城市内部空间的选择,创意产业的空间布局是两次区位选择叠加的结果。创意产业的城市选择是对城市发展要素的选择,不同的创意行业其城市选择的指向性不同,城市综合性要素满足创意产业发展的共性条件,在城市选择上表现为区位势能指向;城市特殊性要素满足不同创意行业发展的个性条件,在城市选择上分为四种指向:人力资本指向、先进技术指向、城市文化指向和创新环境指向。本书以我国动漫产业、工业设计产业和艺术产业为例对创意产业的城市选择指向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创意产业的城市内部空间选择应以创意产业集聚区为主,其集聚布局模式可以归纳为:特殊载体集聚布局、大学集聚布局、产业集群集聚布局、消费市场集聚布局和生态景观区集聚布局。
第六,本书探讨了创意经济提升现代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机理和途径。在分析城市文化软实力构成的基础上,认为创意经济通过提升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创造力对城市文化软实力施加影响,并指出创意经济增强文化凝聚力的主要途径是:转型期城市文化重塑、城市文化继承与创新、城市文化吸纳与互融;创意经济提高文化生产力的主要途径是:创意产业的波及效应和结构增长效应;创意经济提升城市文化创造力的主要途径是:集聚文化创新要素、构筑文化创新空间、创新文化生产方式。
第七,本书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探讨了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创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联动关系,分析了创意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联动关系,现代城市是创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创意经济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针对我国创意经济发展的问题和趋势,指出现代城市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途径是:创新教育模式,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科学规划城市空间,营造创意环境,研究创意指数,发展优势行业;创意经济促进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优化产业结构、集约利用空间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城市功能、集聚创新人才
3.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经济实力决定软实力。
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结合我们对软实力的理解,也即构成所谓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均是软实力的资源和载体,那么无论人们将社会的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推论都是一样的:生产力决定软实力。如果说经济实力即生产力,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经济实力决定软实力。
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的美国,同时也是软实力全球第一的国家;经济实力世界第二的日本,在软实力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经济实力迅猛提高的中国,软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引起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兴趣,中国的发展模式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对象,国际机构扩大中国的表决权获得广泛的支持……
为什么经济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呢?
首先,经济实力的强大常常与软实力要素的先进性相联系。20世纪著名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创立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首先需要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方面的需求,然后才会追求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高级需求的满足。其中,生存需要必须用物质来满足。因此,物质需要成为人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不仅如此,由于高级需求的满足也需要物质上的投入,所以物质需求还被各种高级需求所强化。所以,通常情况下,物质生产都具有优先性。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上,经济实力的高低与高级需求及满足高级需求的能力之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实力越强,高级需求越强,从而面向高级需求的生产能力就越强。因为经济实力越强,经济体中转而重视高级需求的个体就越多,经济体的整体高级需求就越强;而经济实力越强,能够投入到满足高级需求的生产中去的物资和人力资源就越多,从而生产和供应能力就越强。
在现实中,纵向上,随着社会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再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路演进,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更多的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能够更多地自我实现。横向上,文化和制度等软实力要素的先进与落后固然并不具有完全的、严格的可比性,但必须承认的是,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和制度既包含着某些独特的、不具普适性的元素,也包含着某些超越民族与国家,从而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元素。经济实力相对较低的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既需要学习先进者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也需要学习某些带有普适性的、与技术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和制度。因此,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的文化和制度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
其次,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发展。美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离不开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后起之秀的韩国和日本同样如此。文化产业之外的其他机构和组织也构成一国文化的载体,可以为一国软实力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向国外民众推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众多本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将“美国”搬到了国外民众的家门口,以自己的言行体现、推介美国。原则上讲,每一个企业既是一国的经济实力的基础,同时也是其软实力的物质载体,是一个准文化宣传机构。
再者,文化、价值观、制度和政策等的宣传与推介需要以一定的基础设施为前提。以遍布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为基础,美国控制着全球主要信息渠道,借以向全世界传达本国的观念和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推广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价值观。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在美国的软实力构建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种技术和基础设施,既构成经济实力的基础,又以经济实力为基础。
另外,军事实力的软实力效应为经济实力影响软实力提供了另一种渠道。军事实力的运用也会影响到软实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在针对“软实力与军事实力之间有什么关系?”的回答中已经给出了分析,在此不予另述。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一国的军事实力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就供给层面来讲,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军事供应能力,从而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奠定了基础;而在需求层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经济实力意味着遍布全球的庞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需要国家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这就是说,经济实力的提高同时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推动着军事实力的发展,进而影响到该经济体的软实力水平。
2、软实力影响经济发展。
现代西方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的诸因素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制度既是健康、快速的经济发展的第一功臣,也是造成某些国家陷入“贫困陷阱”的罪魁祸首。
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的、成文的制度,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即所谓的“非正式制度”。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境。为了救亡图存,有识之士纷纷奋起,以寻找振兴之道。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分析中国衰弱根源的着眼点,经历了一条从军事到工业经济,由工业经济到政治制度,再由政治制度到文化的演变道路。实际上,关于这条道路,用实力话语来讲,就是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转变之路。毫无疑问,循着这条道路,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而这个深化过程也正好展示了一条由极端的硬实力到极端的软实力转变的完整的连续谱。如果说认识深化的过程就是由果索因的过程,就是由直接原因到根本原因的探寻过程,那么这段思想史和革命史充分说明,软实力对于经济实力的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以上所述,只是论及一国内部文化与制度建设的经济意义。由于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实力,所以经济发展还由于外部认可度而受到影响。美国一直对社会主义中国心存防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收购行动时常受到阻挠或者严格审查。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并终告失败;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则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中国向苏丹出售武器,受到西方国家的片面指责。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被描述为新殖民主义,一再受到西方国家“出于道义”的谴责。即便是出于维护本国正当的经济利益,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行动也引起某些国家的担心甚至蓄意阻挠。虽然说军事发展落后于充分维护正当经济利益的需要主要是由中国的先经济后军事的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但是若干国家的反对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更何况,先经济后军事的发展战略也是考虑到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应之后的决策,也就是说,战略本身已经内化了、体现了这种反应。
除此之外,一国的实际行业标准和劳工权利保障情况也影响到其经济利益。不重视环保的产品将被某些国家拒之门外,由“血汗工厂”或劳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可能受到某些国家民众的抵制。行业标准和劳工权利实际上是一国的价值观问题,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佳体现的是经济增长重于一切,不惜牺牲环境和人权的价值取向。
以上所提到的两类障碍,均显示出国际认可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那么,国家之间的认可度取决于什么因素呢?分析一下现实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就会变得很清楚。对于国际秩序有着相同的构想的国家,即便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也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即便历史上曾发生过严重的冲突,民主国家之间也不担心对方会构成威胁,反倒经常联合起来防范、对付专制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各国之间也更容易相互理解和支持;一国的文化产品,对于具有同样价值观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些经验现象体现出世界理念、政治制度、社会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影响力,展示出一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图景。由此可见,国际认可度取决于各国无形要素的吸引力,也便是软实力。
3、软实力与经济实力具有相互替代性。
如果A和B是两个组织或者群体,为了改变B的行为,让他转而以A希望的方式行动,A既可以暴力攻击相威胁,又可以物质财富相收买,还可以文化和思想渗透引导B重塑其组织方式或内部结构,进而以符合A期望的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前两种就是所谓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分别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第三种途径则以软实力为基础。由此可见,与软实力和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一样,软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
由于软实力发挥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利诱与军事威胁一样,可以作为应急措施,所以人们常常只看到胡萝卜与大棒之间的替代关系,而看不到它们与软实力之间的替代关系。更重要的是,软实力虽然在某些时候可以用以解决问题,但它的作用更多的是防止问题的产生。正因为这种特点,人们容易忽视它的作用。实际上,如果人们坚持用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待国际关系,那么,人们就能在无法解释的现象中体会到软实力的巨大威力。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二战后重新崛起的日本和德国将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美国的最大威胁。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这两个国家成为了美国的可靠盟友和长期的追随者。鉴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极端的反差,对于解释这一反差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人们无论将之置于多高的位置都不为过了。
4、经济实力的运用影响软实力水平。
历史一再证明,当政治制度造成长期、严重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与普罗大众生活水平的急遽下降同时发生时,冲击政府的社会运动是迟早的事情。面对这种局面,政府有三种选择。其一,暴力镇压参与运动的群众;其二,贿赂组织运动的某些骨干分子,使群众分化瓦解,或者贿赂全部参与运动的群众,暂时性的安抚民心;其三,顺从民意,改革政治制度。第一种选择依赖于政府所掌握的暴力力量,第二种选择依赖于政府的经济实力,第三种选择要么是政府无所倚仗,迫于形势而为之,要么是政府中的改革派占据优势。显而易见,唯有第三种选择可以使政府重新赢得民心,使政权重新获得合法性。但是,历史一再证明,大多数时候,政府都会选择第一种应对办法,或者兼而运用前两种办法。无论如何,运用经济利益收买人心,只是延缓了政治制度的革新,从而延缓了软实力的跃升。
当A国为了改变B国的行为而以经济相威慑或诱惑时,A国很可能会因此而损害自身的道德形象。因为人们倾向于相信,正义的行动自然会得到他人的响应,而无需附加上物质上的好处;而只有违背正义的行动,才需要以物质利益来弥补道德上的缺陷。正如某位学者所言,软实力占据着道义制高点。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物质利益的介入本身就是非道德的标志。而当A国为了改善B国的境况而向B国提供经济援助时,A国的道德形象会进一步放大。因此,经济实力的运用方式会影响到主体的软实力水平,而且不同的方式可能意味着截然相反的影响。这些现象说明,经济实力的运用对于软实力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
实际上,虽然经济实力决定软实力,但是在经济实力一定的情况下,软实力仍然有其变动的空间。这就使机械决定论不适于刻画经济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同时,这也意味着人们不能单纯依靠发展经济来促进软实力的提升,而必须在发展经济之外,采取其它措施巩固和发展软实力。唯有如此,一国才能最有效率的实现综合实力的提升。
4. 如何理解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目前也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考体系。“软”实力表面上的确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提高国家软实力”,这不仅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和信息化逐步深入,作为劝说力、吸引力和同化力的软实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中逐渐显现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传播力而形成的体系,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制度体系;二是指建立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上,以人的精神、品格为核心的国民素质,发展文化软实力就是要继承、培育和发展一种独特的民众精神和品格;三是指包括音乐、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出版、会展、动漫游戏、新媒体等可以产业化运营的文化产业。这几个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互为支撑,构成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完整内容。
增强文化软实力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自身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和国际治理结构的重构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和谐世界的实现。
---南华的吧。放弃吧 就算看了还是得自己打字
5. 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1.文化软实力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一个民族 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对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 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古往今来.每一个 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把文化 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条 特殊纽带。深深熔铸在民族的血脉之中.始终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 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文化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罗盘. 是张扬真善美的旗帜。文化对思想解放起着引领作用。对经济发展 起着先导作用,对社会和谐起着滋润作用,对人的进步起着催化作 用。哪里有文化,哪里就有文明的足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标 志和推动力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波澜壮阔.改革开放 实践多姿多彩。只有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文化创造热情和活力最 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凝聚起来,不断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才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相辅相成。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文化的巨大作用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和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家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现在。美国、欧盟、El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新一轮文化软实力博弈的积极推动者。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文化安全,必须继续弘扬文化创造精神。发挥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努力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3.文化软实力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需求的重要基础。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日趋旺盛。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殷实富足的小康生活。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支撑。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比,目前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高,文化产品服务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只有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让百姓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才能充分体现发展文化软实力这个硬道理.
是否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6. 为什么要发展文化软实力(政治必修三)
第一,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提升文化软实力,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文化,能增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第二,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和谐的环境。而且文化本身也在源源不断地创造经济价值。
第三,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升国际地位。只有通过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提升整个国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坚定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只有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才能增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我们的了解和认同,赢得他国的尊重。“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第四,文化软实力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处于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进步的同时,也遭遇到失控、失衡、失序、失范所带来的精神之痛。事实上,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正在重塑民族的精神家园,丰富民族的精神库存。
7. 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问题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文化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地位很高,但应该说,这是次于硬实力或者说是要以硬实力为基础的。比如说美国,国家历史很短文化底蕴不够深厚。
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最显著的作用是扩大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以及知名度,包括以此吸引外国的精英人才汇聚,以提高国际地位。
文化软实力也是评价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传播过程中又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利益,比如说中国的茶道的传播其实帮助了中国茶叶的销售,以及中国的陶瓷的海外交易。
文化软实力也有利于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提高国民的民族认同感,荣誉感,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和传承。
第一,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提升文化软实力,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文化,能增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第二,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和谐的环境。
第三,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升国际地位。只有通过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提升整个国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坚定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只有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才能增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我们的了解和认同,赢得他国的尊重。“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第四,提升文化软实力既是现在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
问题二:影视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回答: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广播电视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做好做强广播电视工作指明了方向。
因此,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广播电视事业既要遵循要求,又要顺应民意;既要发挥作用,又要实现突破。
广播电视事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群众为实现中国梦不断前进。
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致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真正使广播电视事业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强阵地。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
影视文化传播倡导将健康的影视文化有效传播给观众,从而构建观众与电影制作者的良性沟通与互动,是沟通电影制作者与电影受众的重要桥梁。
影视文化泛指以电影,电视方式所进行的全部文化创造,即体现为电影,电视全部的存在形态。它有五个方面的文化特征即群众性、时代性、民族性、国际性、商业性。
8. 文化软实力,怎样促进政治经济发展
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突出反映为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我国从生存型社会进入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社会新阶段。我想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我们来思考和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和作用,并将大家脑力激荡之后收获的智慧和经验付诸于实践,这是一件于国于民极其有利的大好事情。论坛主办方经济日报社和江阴市委、市政府在这个特殊时期,能够登高望远,积极作为,善于在危机中捕捉商机,在逆境中寻找市场,重视文化软实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培育新的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点,表现出了超前的智慧和勇气。
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主要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往往达到GDP的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文化创意产业相反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萧条,好莱坞崛起。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韩国文化产业崛起,两国政府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走上“以文化产业刺激内需、拉动出口”重振经济的道路。日本动漫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节节高升,对美出口额是其钢铁出口额的4倍。韩国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方针,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带动作用。一种新的注重设计的创新文化渗透到各行各业,逐渐把“韩国制造”推向了“韩国创造”。
在逆境中如何调整结构、找到市场,上述经验值得借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觉是软实力的核心。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我国5000年文明积淀的丰厚文化资源不相适应。应该看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机遇和这一“软实力”对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巨大作用,抓住机遇,形成有核心竞争力、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自主品牌的文化创意产业。
9. 谈谈国家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原因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因此,需要解决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场,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消费和需求中国的东西,否则就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喜好消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很多人受经济条件约束却消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发展。第三,中介环节问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否则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1.新世纪亚洲格局重组与话语权争夺
亚洲正在崛起,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大长今》的热播,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韩国只有4900万人口,却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为了塑造东亚大国形象,韩国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
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强国,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为了塑造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据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经拥有了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论实力,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东亚崛起的文化格局预示着当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转折: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我们更应该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2.四大发明遭遇挑战
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
20世纪后期,亚洲各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毕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
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伪造历史。
其实,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是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惟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这种说法。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如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皆谓圣人所已言”,“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导“西学中源说”。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上国”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
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
3.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7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7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7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
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在20世纪末,美国《华尔街导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花架子”的中国,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像模像样,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裤,这叫做“花架子的中国”。正是因为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国论”——日本最早提出然后得到美国的附议,而在21世纪初被李登辉加以系统化。以七国论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国等西方现代国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国分裂论,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王国维在后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国维有什么关系?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学,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以救国人精神疲弱;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发掘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雄强精神,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使得中华文化命脉有中断之险,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国母体上割裂出去。王国维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如果“七国论”成功,难道匹夫无责吗?如果“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都出现的话,中国还是中国吗?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内乱不断,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原名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很多人认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我却觉得实在应该居安思危!
2008年美国CNN主持人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也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
4.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和“走出东方”的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的观点,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大半个世纪以后,对这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等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所谓“中国欲向海外扩张”,反映出西方学人群体中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文化种族偏见。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应受到批判,同时,需要在学术思想上杜绝“文化战争”的错误观念。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电影以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奔跑在黄土高坡、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人。同样,他们也很容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张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地、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这说明了文化长于军事,文化胜于战争。于是,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之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2009年12月3日,奥地利邮政总公司公开发行一枚孔子学院特种邮票。邮票图案为维也纳大学校园内的奥地利孔子学院教学楼,邮票下方分别用德文和中文写着“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
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几乎颠覆了中国的印刷术发明权。
《梦溪笔谈》记载复原的泥活字版,正是由于我们的考古学家和文化学家在宁夏山洞里发现了一本12世纪的泥活字印刷品,才奠定了中国无以颠覆的活字印刷发明权,奥运会才可以在世人面前展示我们的泥活字。
10. 简述一下增强文化软实力对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主要载体,既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产业,体现为强大的生产力。文化软实力首先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召力,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凝聚在一种文化的氛围当中,形成伟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相辅相成。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
文化软实力能促进社会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大大提升国家政治实力,从而使国家、社会、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高度趋同和目标一致。促进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使人文理念和人文关怀融入党的执政理念,融入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融入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城乡统筹,融入中国人民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融入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形成提炼发展过程,使后代子孙能够在我们保护完好的文化血脉中,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